一路走好

     妈妈和婆婆在我这里住了几个月，先后回成都去了。文化大革命后，弟弟进了红光金属材料厂，他结了婚，生了儿子。婆婆的病却日趋严重，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有一次婆婆说要下床，妈妈刚走过去，她就昏倒在妈的怀里，脉搏已摸不到，口中只一剩下一丝游气；妈抱着婆婆一点都不敢动，只怕稍稍一动，婆婆就走了。弟弟回家立即去医院叫救护车，医生刚同意出诊，他已把氧气瓶推到救护车上，自己骑着自行车以与汽车相同的速度回到家，幸亏救护车来得及时，把婆婆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婆婆住医院期间，弟弟通宵达旦守在婆婆病床边，早上妈妈把他换回家，他先要把婆婆的脏衣裤洗干净，才肯去休息。妹妹要管全家的一日三餐，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只有我远在重庆，没有尽一点力，没有报答婆婆的恩情。在全家精心的照顾下，婆婆恢复了健康，医生们都说：“老人家生命力真强，她入院时，我们谁也不相信她能活着出去。”

     时间如流水般过去，1981年晖考大学，暝暝中居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晖被录取到化学系，天意把她送进和她爷爷相同的专业。晖为了记念李家的先辈，也为了她婆婆最喜爱的百合花，她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字是Lilly（李李）。

     1982年底，婆婆已走到生命的尽头。妈问她要不要叫我回成都。婆婆那个年代的人，谁不想所有的亲人为自己送终，何况我和晖是她晚年最疼爱、最思念的人。婆婆却说：“涵儿身体不好，她受不住这种打击，不要告诉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婆婆仍在为我着想！

     我在重庆，只知道婆婆病了，却不知道她已垂危。12月28日，婆婆弥留之际，已说不出话，她一直把手放在肚子上。妈问她：“你疼吗？”她点了点头。就在同时，我突然觉得肚子疼，朋友们以为我得了阑尾炎，准备送我去医院；可痛了一会后，我竟昏昏沉沉睡了近二十四个小时，后来我才明白，这正是婆婆永远离开我的时候。我肯定，婆婆走的时候一定来看望过我，一定来和我告过别。

     弟弟来信说要送妈妈来重庆，我就知道婆婆走了。见面后，我和妈谁也不提婆婆。婆婆的情况，是弟弟告诉我的。感谢天，婆婆以九十三岁高龄，终老于户牖之下，是她的福气，也是我们的福气。婆婆，你走好，你对我无私的爱，我将永生珍藏。

     这次妈妈来重庆，是她第一次坐卧铺，我们找了一辆小轿车去火车站接她。她刚下汽车，就因腿软而走不了路，晖赶快扶她进家，我们都以为妈妈旅途劳累，有些不适应。休息几天后，我们陪她去学校看一看，可是还没有走到两百米，她又感到两腿无力，不能再走。

     我这时才发现，妈妈已经很老了。以前，总是想着婆婆年老，又有病，很多关心和精力都放在婆婆身上，潜意识里，妈妈永远是我们不倒的靠山。现在，看着她衰弱而苍老的样子和灰白的头发，我心痛极了。我不能原谅自己，竟然从来没有好好照顾过妈妈，反而一直是妈妈在照顾我，甚至有时候我还在她面前耍脾气。我才第一次为妈妈倒洗脚水，关心她的起居，注意她的营养。

     我不顾价钱昂贵，特意买来嘉陵江里最好的江团鱼。妈妈吃得津津有味，感慨地说：“自从解放，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鱼。”

     我希望好好保养一段时间，妈妈会好起来。然而，刚到时她还能在周围走走，后来，她感到头昏，还开始呕吐。我们赶快送她去重庆最好的医院——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住进了神经科病房。医生给她做了最全面的检查，结论却是：没有发现任何病变，她各个器官的老化程度都比同龄人轻。最后，医生决定检查脑积液，这个检查令病人十分痛苦，看得我眼泪汪汪的，结果仍然正常。但妈妈的病却在一天天加重，她开始有些糊涂了，她一会儿说弟弟要回来了，快去烧水；一会儿又说，父亲在门外，快去接回家。我请求医院内科会诊，还是找不出病因。弟弟、妹妹都赶来照顾她，大家守着病床上的妈妈，一筹莫展。妈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医生用了些解决症状的药，可她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已经不太认得我们了。

     医生说，他们已无能为力，要妈妈回家休养。回家后，妈仍然时而清楚时而糊涂。经一个好朋友介绍，我们又送她去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科主任那里诊治。看过了她的各种检查报告，主任也做不出诊断，只是开了些药，不收她住院。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回到学校，在校医院购买了昂贵的人体白蛋白给她注射，希望这救命的补品能支撑她虚弱的身体，让我们赢得时间去想办法，但注射后却连一点点好的反应都没有。

     有一天，妈妈好像有些清醒了，对我说：“昨天晚上你爹来了，我说，‘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你把三个孩子丢给我，我要能力没能力，要体力没体力，我怎么能把他们带大呵！’”啊！原来妈妈在昏迷中，一直和父亲在一起。几十年来，妈从不提父亲，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父亲。以前她有照顾老母和孩子的责任，她必须调动起全身每一个细胞的力量，努力支撑起这个家，并随时准备着应付各种可能突发的状况。如今，婆婆走了，孩子们个个成家立业，妈妈苦撑苦熬几十年，完成了在人世的任务，已经心力交瘁，现在她要闯进死亡的领域里找父亲去了。

     我知道，妈妈这时一定想回成都，就叫弟弟来把她接了回去。妹妹、弟弟每天从早到晚日夜轮换着照顾昏迷中的妈，妈妈的情况却每况愈下。七月中旬，我全家也回了成都。我知道妈妈的时日已不多，不想让晖经历生离死别的场面，不同意她回去；但晖软缠硬磨，非去看她婆婆不可，我只好让步。但她答应我，只在成都呆一周。这时的妈妈已经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晖含着眼泪为她婆婆数了六十九根棉线，按风俗线是用来在妈走后扎在裤带上的，代表妈妈仅仅六十九年的人生。全家都想留住妈妈，希望她能醒过来，晖流着泪站在妈床前不停地叫：“婆婆，婆婆，你快醒醒，我是晖啊，我看你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大家盼望的奇迹却没有出现。

     七月三十号下午，妈妈突然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叫我和晖，全家兴奋起来，都冲到床边，妈又叫了声弟弟，然后轻轻念了一句诗：“悠悠生死别经年”就又闭上了眼睛，任凭我们怎么呼唤，再也没有反应。仅管如此，我心里又燃起希望，我以为妈挺过难关了，她将会一天天好起来。可哪知道那是回光返照啊。三十一号上午，妈妈就不行了，她呼吸微弱，鼻饲也送不进去。我们守在妈床前，痛不欲生。妹妹早已哭成个泪人儿，我也象傻了似的，目不转睛地紧紧盯着妈妈，只有弟弟强忍悲痛忙着各种后事的准备工作。这天我们寸步不离地守着妈妈，在无望中苦守着，在伤心中苦守着，在痛苦中苦守着。大家相约，妈妈走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哭，妈一生不喜欢流泪，要让她无牵无挂地走。

     八月一号早上五点三十一分，妈妈轻轻地呼出最后一口气，离开我们找父亲去了。我们忙着给妈妈换衣服，我好像并不怎么激动，却不知为什么竟昏了过去。等我醒过来，妈妈已经穿戴整齐躺在屋里，我跪在妈妈身边，摸摸她的手，摸摸她的脸，梳理她的头发，把脸放在她的胸膛上，最后再一次靠一靠这几十年来的靠山。

     妈妈的表情平静而轻松，她的容颜又恢复了昔日的美丽，再也没有病中那憔悴和痛苦的神态，啊！原来死亡竟会如此安详而高雅。我靠在妈妈耳边说：“妈，你放心走吧，是该你和爹团聚的时候了，现在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分开你们。” 妈从发病到去世，仅仅半年时间。妈妈走了，我们心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模糊的她最生动、最美丽的形象。

     妈妈去世不到四个小时，邹趣涛兴冲冲地来我们家，远远看到门前的花圈，他吃了一惊。当他看到妈妈时，沉痛地说：“昨天大邑县已寄出你们父亲的平反文件，我想让你们妈早点知道这个消息，希望她高兴，特地赶来告诉她，却想不到……。”沉默片刻，邹趣涛又说：“让我向她鞠躬，表达我的谢意和敬意。”他深深地给妈妈三鞠躬。

     我躺在楼板上，不想下来见周趣涛，失去妈妈之后锥心刺骨的痛楚，令我顾不得讲究礼貌和风度，心里浮现的只是妈妈掩护邹趣涛时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大概周趣涛在自己被划为右派之后，尝到了被冤枉的滋味，反思了对我父亲忘恩负义的行为，才又找回了良心。我知道父亲能“平反”他出了很多力，但仍然挑剔他使用的词语，为什么只有“谢意”和“敬意”，难道就没有一点愧意和悔意？如果他在新政府掌握政权之后，把我们放在他的脚指头上想一想，我的父母或许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命运。

     妈妈等了又等、盼了又盼、熬了又熬，三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得到“平反”，却因四个小时的差错，她始终没有等到。但我深信，妈现在已找到了父亲，他们正幸福地依偎在一起，已经丝毫不在乎这所谓的“平反”了。

     晚上五哥李国孝骑自行车从安仁镇赶来，跳下车就跪在妈妈面前，哭着说：“孩儿不孝，孩儿来晚了……。”

     一首儿歌这么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象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仅管我已四十多岁，今天，妈离开了我们，才真正懂得对于孩子来说，妈妈意味着什么。有妈妈在，哪怕她生病，哪怕她不能动，哪怕她没有知觉，这里就是你的家。妈妈在，家就在。一旦没有了妈，这个家就再也找不回来，我从现在开始，就成为这里的新客。我们三姊妹从此分成三个家，三个人共有一个家的好日子，只能成为历史。

     妈妈呵，你一路走好吧，我们都会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往前走，我和我的后代一定会走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我们在成都竹望山公墓买了一块地，给妈妈和婆婆修建了一个新家，用妈妈过去为西马棚街二十九号的家取的名字来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