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做好任何事情，第一要務是選人和用人。中國國內的官場流傳着不少毛主席語錄，有些甚至是被改造了的，說，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領導幹部就是兩件事：一是用人，二是出主意。認真想一想，我們還真的應該好好學習老毛的思想，雖然我並不完全贊同這兩句話，但是其中的寓意還是能夠讓人借鑑的。說到底，做好領導，和做好科研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做好領導，就是做好兩點，一是有想法，一是選好人。這個原則，如果加以具體化，事實上可以應用到很多地方。例如說，我們稍微改變一下，這個原則就可以變成，做好任何一件事，一是要有辦法，另一個就是要有條件和材料。應用到管理好一個研究所，一是要明白要幹什麼，這點可以用規劃和計劃來實現（其中當然要包括領導的重要想法），二是要有人才。

人才哪裡來？不外乎兩個方法，一個是自己培養，一個是引進。根據國內外的歷史和經驗，自己培養的，要想超越現有水平，那是很困難的事情，這或許是國外很多名校都很少從自己的畢業生中直接聘請老師的緣故吧。例如斯坦福和哈佛等學校，都明確表示自己的學生畢業以後要到別的地方學習工作幾年，然後才能有資格申請母校的工作。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外來的和尚好念經，說的是，外來的和尚，總有和在家的和尚的不同，他們說的東西還是有新鮮的內容的。說到科研，也是類似，如果沒有外來的人，沒有從其他地方吸取新鮮內容，總是重複自己的東西，那還不和近親結婚一樣，不要多少年，就會走向衰落。

從回國的第一天起，我就思考如何從其他地方吸引人才。吸引人才，除了工作環境和報酬之外，生活環境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中國區域歧視比較明顯、各地區之間相差非常之大的情況之下，生活環境，也就是地理位置，起着非常關鍵的作用。這個觀點不需要證明，大家只要看一個數據就可以了。北京的孩子上大學和河南、河北等地的孩子上大學，兩者是非常不一樣的。從總的錄取率看，北京大有接近90%的趨勢，而河南、河北雖然也快要有60%了，可是，當我們看一本錄取率的時候，兩者的差別才大呢。北京2010年超過了25%，而河南之後不到4%，兩者差別接近7倍。試想一想，如果是你，你會選擇哪裡，北京，還是河南、河北？

明白了這個道理，就不難得出結論，我們單位如果希望大發展，必須搬出哈爾濱。不過，要想把一個千人的研究所（在職、離退休和學生總數），並且是國家事業編制的單位搬出哈爾濱，搬到一個我們覺得很不錯的地方，其中需要理順的種種複雜的關係，是何等的困難？雖然困難，既然是對單位長遠發展有好處，那就沒有道理不去努力。事實上，在回國的最初的幾年，我為這件事情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最後因為領導的不支持，在曙光到來的時候，被重新塞回到了黑暗之中，這件事情對我的打擊可想而知。這是導致我後來離開中國的第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具體的內容，還是留給另外的一篇博文來交代吧。

搬不搬出哈爾濱是一個比較長遠的目標，可是我回國的時候，因為單位承擔一個國家科學工程的網絡分中心的建設，就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任務，需要找一個地方建一個中心，也就是要弄好一棟樓、一些儀器和一批軟件。這是一個不錯的機會，可以在外地開闢戰場的機會。在我回國之前，我的前任已經在北京東邊的河北燕郊找到了一塊100畝地的土地，如果在那裡建出一片設施，並且成立一個辦公的地方，至少比在哈爾濱要離北京近一點吧。

不過，我接手的時候，雖然這個地方已經訂好，就差沒有支付土地的費用了，我還是希望是否能夠借着這個機會在北京找到一個支點。後來，多次和主管部門協商，看看是否能夠在北京給我們單位立一個戶頭，可是就是沒有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不過這個我也可以理解，北京有那麼多的研究機構，還需要再加一個不能直接創造出經濟效益的研究單位？政府的渠道沒有走通，我還去試了試北京的科技園區，結果也是不能如意。對方開出的土地單價是65萬每畝，只能解決企業單位的註冊問題。職工的戶口統一由市里受理，按個人情況不同，結果可能不同。稅收方面，可以有三減兩免的政策支持，其他的就要自己想辦法。如果我們不是事業單位，那我一定會想盡辦法去努力，畢竟能夠進入北京還是很好的一個結果，即使是按照個人去申請，我們單位的多數人都有高學歷，最後申請到北京戶口應該不成問題。可是，我們是事業單位呀，沒有單位戶頭，結果只能是半途而廢。

通過這次測試，我明白了兩個結果：第一，我們單位整體進入北京沒有希望；第二，既然進入北京沒有希望，那就好好地建設燕郊吧，至少燕郊這個地方離天安門也就30多公里，交通也還算可以。

就這樣，一段時間內，我們集中精力建設燕郊這個地方，從最初的投資規模3000多萬的批覆方案，到最後增加到幾個億的投入，建成和即將建成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實驗設施和涵蓋全國的觀測網絡，為我們領域的科研持續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平台。

在單位園區建設的同時，我當年也看到了這個地區的潛力（雖然當時鎮上沒有多少人，綠樹成蔭，北京到燕郊的道路還有一段時泥濘的小道），於是私下號召了不少的同事前來投資。可不是，五六年的時間，燕郊的房價從不到2000元每平米漲到了現在8000多元左右，我們以每畝8萬元買下的土地怎麼也翻了好幾番了吧。我自己也適時地買到了一套房子，今天看來，至少算是填補了我們因為回國而造成的一部分經濟損失吧。

今天回頭來看，我們在燕郊開闢的戰場是一個不得已的決定，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當年，在那樣的政治資源條件下，在那樣的經濟條件下，能夠建成今天的規模也是值得好好地慶祝了。最次的情況是，我們多得了幾個億的資產，得到了離開北京不遠地方的一個辦公地點，得到了在後來向國家申請更大項目的一個條件和藉口。

不過，因為沒有真正地解決單位的地理位置制約的難題，這個地方，也只能算是一個第二戰場了，按照數學的詞語，只能算是一個局部最優解吧。

海歸記事（17）：參加NSF的項目會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