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為什麼會出現黑五類現象    焦國標

黑五類賤民現象，在中國不以為非、不以為罪地合法存在了三十五年（1949-1984）。這一罪惡和苦難涉及的人口超過1億人。編了兩個多月的《憶舊》，我不幸地發現，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和文章實在太少了，網上能搜索到的也就三四人篇而已。李若建教授和他的《從贖罪到替罪——四類分子階層研究初步》，楊奎松教授和他的《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屬於這三四人篇中的扛鼎之人和之作；而李教授文章中探討四類分子現象的社會成因部分，則更是我所瀏覽到的絕無僅有的幾段探討前後持續了

李教授的這幾段論述，恐怕至今仍然局限在有限的學術圈子裡。今天我做一回學術掮客，把它從學術圈扛到更普羅的讀者面前。當然，這裡的一些尖銳措辭是我的，不是李教授的。這一點是需要告知讀者諸

黑五類現象固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絕非它的唯一根源。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與中國一樣，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可是那裡卻不曾存在大規模的類似中國黑五類的政治賤民群體。這就說明，黑五類現象是中國固有傳統文化根性和國民性上長出的一個特有的巨型社會政治腫瘤。

首先，中國本來就是一個慣於製造賤民的社會。中國歷史上雖然不像印度那樣有一個龐大的賤民階層，可卻從來不缺賤民群體。 中共建國後，二流子、破鞋、吸毒者、賭徒、地痞流氓、小偷小摸等等被新政府認定為新的賤民階層，不問現狀，不加審查，全都列入特殊戶口管理，可以任意剝奪他們的權利和自由。這部分人被歧視、受欺凌，其他大多數人都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這是黑五類現象之所以能在中國存在30多年的社會傳統基礎。

其次，毛澤東工具主義的政治邏輯製造了黑五類賤民。毛幾十年的革命運動，總體說來是屬於工具主義的。說白了就是過河拆橋、卸磨殺驢主義。幾十年來，無論中國社會的哪個階層，毛澤東要用它時就抓來或哄來一用，用過隨手就扔，甚至隨手就殺。中共立國前，許許多多的共產黨員出身於地主、資本家。可是“一闊臉就變”，拿到政權馬上翻臉。建國以後，中共對四類、五類分子的政策和態度也是屢隨其政治需要而改變。想整就整一陣，想松就松一陣，無法無天，目中無人，完全由着自己的政治感覺走。極具代表性的一個個案是六十年代初山西平陸“61個階級兄弟”中毒和搶救事件。61人有不少是地主富農子弟，還有個別是反革命家屬，他們當然不是階級兄弟。可是為了“做文章”的需要，為了突出社會主義中國的階級兄弟之愛，這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家庭成分都被填成下中農或中農，暫時享受了階級兄弟的待遇。可事件過後，他們又全部被恢復了原來的家庭成分。曾經享受一時的階級兄弟待遇，在後來的階級鬥爭和文革中都被“倒找回來”——有的被毒打致殘，有的被迫自殺，更多的是娶不到老婆。

再次，追求非法的社會穩定製造了黑五類政治賤民。從土改起，製造敵人就成為毛控制中國社會的重要手段。在每一個村子、每一個單位都製造出一小批敵人，然後讓每個村子、每個單位內的大多數人與小少數人彼此為敵，於是中國成為無數個內部自成敵對關係的小國，於是中南海就在這無數小國的內戰中享受着愜意的穩定統治。每個村子、每個單位的大多數人都高度戒備，避免自己進入敵對的政治賤民群體。黑五類雖然人口數量很大，但相對於全體中國人來說，仍然是少數。在黑五類賤民蒙受苦難和屈辱的同時，百分之八九十的其他中國人仍然認為他們在政治上是相對幸運的，因此對社會也是相對滿意的。既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感到相對滿意，這個社會能不穩定嗎？

第四，尋找替罪羊的傾向製造了黑五類政治賤民。尋找替罪羊傾向是人類的普遍天性，而在毛澤東的中國，這種天性發揮到極致。1979年四類分子評審摘帽時，有些農村幹部主張：“東莊留個地主，西莊留個反革命，到時候拿出他們來鎮唬鎮唬。”這表明，四類分子已經成為農村幹部以殺雞嚇猴方式統治農村的那隻雞。70年代李若建教授所在的那個村子，某年春耕時節，許多農民在一個集市日去趕集而不到集體田裡勞動，駐村路線教育工作隊員大為憤怒。“去趕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過七旬的老地主，儘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可是路線教育工作隊認定是老地主煽動農民去趕集，破壞春耕生產。第二天晚上，生產大隊召開批鬥大會，老地主站在大隊禮堂舞台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撐不住，由地主的兒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一個多小時的批判。由於老地主身體不好，平常對四類分子的訓話和勞役大多數由他們的兒子代替。”“批判老地主的效果很顯著，農民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實農民不出工去趕集，是對大集體消極怠工的一種表現，與老地主完全無關，工作隊只是拿老地主來殺雞嚇猴。黑五類就是這樣的替罪羊。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萬事一收拾黑五類就大吉大利。

補白：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們幾個同學在學校附近突然發現一個穿風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風衣的非常少。為什麼呢？在當時的電影裡，穿風衣的全是特務，所以有風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為什麼穿着風衣，在我們幾個小學生眼裡，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是個特務。然後我們開始跟蹤他，大街小巷跟蹤了好半天，越跟蹤越覺得他是個特務。差不多從下午四五點鐘放學，一直跟蹤到天都黑了，結果還是給跟丟了。我們非常非常地懊悔，說我們還是沒有經驗，讓他把我們甩了。當時我們就處於這種隨時隨地準備抓特務、抓敵人的情緒當中。             胡發雲

瑪麗有隻小羊羔    焦國標書

目    錄

平反還是謝罪……………………………………………茅于軾（06）

母親的自殺………………………………………………周  舵（08）

我的早年…………………………………………………文貫中（17）

被斗記……………………………………………………張  敏（20）

十四年的隱私……………………………………………海  鷗（23）

鄉下的大船哥哥…………………………………………童  話（26）

五姨媽……………………………………………………蔡  楚（29）

謀害偉人案………………………………………………曉  寒（31）

他為何瘋了………………………………………………海之鷗（33）

懷念陶懋頎………………………………………………胡顯中（38）

好險的棒子根……………………………………………林  玉（41）

同學李大顙………………………………………………佚  名（43）

憶苦思甜全過程…………………………………………大  隱（48）

地主仔陳國慶……………………………………………心  聲（51）

我家是這樣當上地主的…………………………………侯德喜（53）

先行者戴潔天……………………………………………溫州人（55）

恐懼與希望………………………………………………莫  言（57）

劉義元賣妻………………………………………………林啟山（59）

我經歷的幾個右派………………………………………正經人（65）

知青美女喬獻華…………………………………………周  立（67）

周立波為何倒霉…………………………………………朱忠康（71）

四類分子的身份意識……………………………………李若建（74）

神佑張乃仁………………………………………………黎學智（77）

桃園釣客…………………………………………………從維熙（79）

富農兒女的婚姻…………………………………………燕趙客（82）

地主之殤…………………………………………………野  夫（85）

清華老子和牛……………………………………………瀟  雨（89）

六叔三案…………………………………………………玉壺生（93）

少年陳丹青………………………………………………曾慧燕（95）

整人要用二百五…………………………………………朱之泓（97）

鄧朴方的賤民歲月………………………………………張士峰（99）

平反還是謝罪    茅于軾

毛澤東搞了三十年的階級鬥爭，被傷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這使人想起秦始皇的統治，賦役繁重，刑法苛酷，天下罪人不計其數，黥面、斷肢者絡繹於途。中國那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槍斃的，餓死的，自殺的，武鬥死的，估計有五千萬之譜，間接波及的家屬和親朋好友則超過一億，約占當時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於被整的大多是社會精英，因此社會組織遭到極大破壞。這是中華民族的空前劫難。四人幫倒台後最緊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錯案。我就是平反的一個對象。我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時又被抄家，掃地出門，被判定為首都的危險分子，趕去大同。

現在的青年人很難理解平反有什麼意義，不平反又會怎樣。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國的一切都被共產黨控制着。每個人的飯碗拿在共產黨手裡。讓你有飯吃就有飯吃，不讓你吃飯，就只好餓死。不像現在政府不僱傭你，可以去私營企業，或者去外企，甚至擺地攤，找口飯吃並不太難。那時候一個“有罪”的人是很難有飯吃的，就算有，也是處處受歧視，一輩子不能入黨，不能參軍，甚至不讓你上大學，是完全沒有前途的。不但你本人，連你的子子孫孫也都被歧視。只有平反才能消除這些問題，使社會恢復生氣，避免人斗人的內耗，使國家走上發展之路。

當時平反並不是沒有阻力的。許多人認為把大家都平了反，專政機器還專誰的政呢？這種思想至今也還有市場，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仍然被保留在憲法裡即是明證。還有四個堅持之類的變相說法，也都有市場。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這件事還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張的平反，就是一風吹，也就是一個不留地全部解放。本來嘛，國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後來修改刑法的時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過人的思想總是落後於現實，直到最近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大學的學生還告密說老師在課堂上宣揚反革命觀點。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到美國去他未必發動得起來，就因為在中國有許多像上述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大學學生那樣的人。至今我們還沒有把握說中國就不會再發生文化大革命之類的事。

平反之於我，除了還欠我兩級工資之外，沒有什麼遺留問題。平反前我在單位（鐵道科學研究院）已經有了能夠立足的學術地位，沒有什麼要乞求於人的事，所以我對平不平反不太關心，而且我對平反這個說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產黨給大家平了反，明天還可以給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權在人家手裡，平反有什麼用？所以我認為更徹底的辦法是從根本上取消統治者能夠整老百姓的權力，恢復百姓的憲法權利。因而我更關心普通百姓的權利，而不是個別人的平反問題，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權利聯繫起來，那是我很關心的事。

就個人而言，我也不認為我需要平反。常說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我則實在是被正確地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確實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儘管我當時對什麼是資本主義或初級階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論中確實有豬肉買不着就應該漲價的主張，還有如果毛澤東要見一位科學家，應該是毛去見他，而不是他去見毛，諸如此類。如果說我當時並不錯，所以要平反，那就說明那時共產黨錯了。可是至今也沒有誰說那時共產黨做錯了。所以它要給我平反，可是邏輯卻不許我領這個情。

1978年已經過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在我看來就是平反冤假錯案。可是這件事至今還留着尾巴，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那就是究竟誰對誰錯。更為根本的問題是，是誰賦予一個政權虐待自己百姓、無端迫害他們的權力。現在問題已經很清楚了：根本不是平反的問題，而是當時整人的人要向受害者謝罪的問題。

母親的自殺    周  舵

母親算不上出身名門，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兒。外婆楊惠敏曾是同盟會會員。外公楊定華也是同盟會員，辛亥後當過縣官，因同情共產黨，放走過共黨嫌犯，沒能升官。四九年以後，也許是由於與毛澤東的表兄兼老師王季范的交情，外公當了一陣國務院參事，六二年病逝於長沙。

    母親很孝順，但並不怎麼聽話。母親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產黨，娶了姨太太之後，外婆與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媽楊端淑隨在國民黨空軍供職的舅舅楊長庚撤退到台灣，從此杳無音信。貞淑姨媽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寫信說共產黨如何如何公正廉明為民擁戴，催他們回大陸。他們聽了外公的話，回來了。沒多久，姨父羅澤榮就被指為潛伏特務（他原是國民黨空軍管電台的上校），抓起來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滿釋放，不久病逝於東北。姨媽每說起姨父都極為傷心。她說姨父是她一輩子遇見過的最寬厚善良的人。

母親從小要強，讀書時永遠考第一。她和貞淑姨媽兩人被稱為姊妹花——聰明，功課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畢業以後，外公外婆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麼大學？母親鬧着非要上，結果在南京女子師範讀了兩年，家裡無論如何不再給學費。一氣之下，母親報考了華僑師資訓練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馬來亞，日寇入侵後到了印度，在加爾各答、孟買、噶倫堡辦華僑子弟學校，成績斐然，在僑界頗有點名氣。看過她那時照片的很多人都說她像電影明星。那時的母親是男士們爭相追求的目標。

中共建政之初，與蘇聯打得火熱，全國上下都學俄語，母親也自學起俄語來。憑着她的聰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學得不錯。母親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語，頗覺失意，後來費老大勁調到了北大俄語系，當一名資料員。那時母親對毛那一套漸漸走火入魔，腦子裡什麼都不想了，只有一個心思，就是入黨、入黨。對家務和子女越來越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黨聯繫人無止無休地匯報思想。母親這時一切從簡，盡力向勞動人民看齊，向工農兵看齊。“三年困難時期”，物價暴漲，百物匱乏，少許的存款連同母親年輕時積攢下的一點金銀首飾，陸續被通貸膨脹的血盆大口吞吃乾淨。那時一兩黃金的國家收購價僅九十餘元人民幣，簡直是掠奪性的。母親賣時一邊肉疼，一邊自我安慰，說是“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

然而黨不是那麼好入的，那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有些人窮畢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門而入。不知有沒有人研究過入黨學，我建議創立這門學問，為有志者指點迷津。

我還沒見過比母親更信黨、更愛黨勝過一切的人。入黨，這是她後半生全部生命意義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還有別的什麼價值。丈夫不必說了，需要的話，家庭、子女、親友乃至她的生命，無論什麼，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獻給黨。

黨的大門卻對她緊閉着——不是徹底關閉，而是留着一絲絲縫隙，透出一線線光明，讓她永遠不至徹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會關係複雜——一大幫親戚朋友在海外、在台灣；在黨困難的時候，她沒有過絲毫貢獻——儘管她說她年輕時就嚮往進步，結交共產黨朋友，並且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她過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資產階級闊太太的模式，儘管她說她不過是個知識分子，從來不是資產階級的一員，但她不敢否認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還加入過國民黨——雖說她檢討過一百次以上，說那是生計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個該死的僑資訓練班，拿不到飯碗，而且一上了開往海外的輪船，她就把國民黨的黨員證撕碎扔進了大海，可是畢竟，誰又看見了這事？再說，那麼多的人都沒有加入國民黨，而他們也要吃飯。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檢討、懺悔、拼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拼命地匯報思想情況。她若是大有名氣，有些社會影響，出於統戰需要，倒還有可能得到格外關照，可她偏偏並無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黨學的天賦，不那麼粗直坦率，不那麼缺乏分寸感，不那麼顯得過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絕對沒有。但這些終究是“也許”。於是乎，入黨之於她，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也。

母親並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這樣渾身不對勁的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話說錯，都可能招致滅頂之災。因而想必她整天戰戰兢兢，深懷恐懼，這大概就是驅策她拼命向黨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應當歸因於她的理想主義、事業心、爭強好勝。她是個不甘碌碌無為的人，業務上無所成，總得另找發泄通道。其三，她畢竟不是個真正聰明的人，心理構造粗糙得很，從來就簡單化，和那套意識形態愚妄教義有相合之處。其四，母親待人處事的本領並不高明，人情世故從未超出常識水平之上，而毛的極左教育則把這點常識也洗刷得乾乾淨淨，於是入黨成了尋求歸屬感的唯一通道。從天性說，母親其實是個相當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簡單、任性都是她的致命傷。

文革的血雨腥風夾着山呼“萬歲”的巨雷滾滾而至的時候，母親大概還算是坦然的。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斗反動學術權威，無論如何斗不到她頭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個深夜，七八個穿一身藍警服的公安人員，向母親出示了逮捕證。母親憤怒抗議。當然無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張望，大概是在找電台之類。我安了幾個電線插座，他們也要問是幹什麼用的，好像不問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母親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醫。

剛進去時，她絕食抗議。三天之後，被帶出去，從鼻子裡插橡皮管，硬往胃裡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覺悟徹底提高，成了監里的超級模範犯人。不僅生活上處處照顧別人，還現身說法，宣傳毛主席偉大的革命路線，講述舊社會的黑暗。她有慢性腹瀉，卻拒絕吃藥，說是已經給黨和國家添了很多麻煩，不能再多花國家的錢。她說她真心感謝黨和政府給她這樣一個受教育的機會，說到動情處，還流下淚來。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隊落戶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電報，告訴我母親已出獄，讓我速返。聽村里老鄉講，甲魚大補，我急忙讓人幫我買了兩大鐵桶，趕回北京。母親身體全垮了，住在北大校醫院。我馬上趕到那兒。聽同室的病友說，母親去洗漱間，馬上就回來。我坐在床邊等着。一會兒，就見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婦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牆，一步一步往病房裡蹭。病友告訴我母親回來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親才56歲，被捕前還是滿頭黑髮，健步如飛，眼前這畸型的老婦人怎會是我的母親！直到聽母親叫我：“舵兒，是你來了！”我才確信，這就是我那可憐的母親！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邊坐下，只說了一句：“媽媽，你怎麼變成這樣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聲。

自從我長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雙雙被捕，自己扒火車，蹲監獄，在內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隻，在白洋淀獨自一人划船進縣城，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蘆葦盪里轉來轉去出不來……我從來沒掉過一滴眼淚（看電影、聽音樂、讀小說時除外）。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備。母親自己倒很平靜，直到聽我恨恨地說“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賬”，才立刻大聲喝斥我不許胡說！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課，說監獄裡那些公安同志們對她多麼多麼好，她從內心裡感激黨給了她一個最好的受教育機會，使她能夠徹底改造思想；說她這幾年受益如何之大，臨出獄時對看守的公安人員如何依依不捨。聽着聽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無邊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此後我們天天燉甲魚和雞湯給她送到病房，四處尋醫求藥。她在監獄裡五年半，由於長期曬不到太陽，又逢更年期，特別需要鈣質，本就有慢性腹瀉，又整天坐着，因缺鈣導致骨質疏鬆，骨質疏鬆導致脊椎側彎畸形，身高比原來矮了將近二十厘米。外形變化還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難忍。後來又慢慢發展到大腿麻木，最終使她下定了自殺的決心。

母親的體質一天天好起來，頭髮也由全白慢慢變黑。與此同時，她與我們思想和感情的距離卻越來越大。五年多的監獄生活，完全與世隔絕，母親已被徹底洗腦，成了毛極左路線最堅決、最頑固、最偏執的虔誠信徒。我和妹妹自從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後，就徹底醒悟了，對極左那一套豈止是懷疑、不信，簡直就是恨之入骨。這一左一右，觀念、情感的差距該是多麼巨大！這以後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幫倒台），我們兄妹三人與母親的關係完全演變成親子之間的一部鬥爭史。

    母親的結論遲遲沒下來。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語系總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親立刻信心百倍起來，拖着一個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歸，比誰都積極。有一天，她滿懷信心地對我們說：“你們看着吧！過不了多久我就能入黨！”我們唯有苦笑。

當初，妹妹經多方奔走，終於從父親供職的中央民族學院爭取到每月40元生活費，得以長期帶着小弟在北京，沒去鄉下插隊。出獄後的母親對她大為不滿，堅持讓她下鄉去。這時知識青年們都已開始回城，哪還有往鄉下跑的！這還不算，小弟高中快畢業了，母親同樣堅決要他去插隊，我們則堅決反對。對當時的什麼張鐵生之流，我們是罵不絕口，母親則讚不絕口。總之，沒有一件事我們能跟她談得攏，一見面必是吵架。後來鬧到她要把弟弟、妹妹從她那裡全部趕走，我罵她“不配作個母親”，她打我耳光，我則一怒之下把個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門發誓再也不想見她的面。

七五年鄧小平出山，大家臉上露出點喜色，稍稍鬆一口氣。母親則對鄧大為不滿，懷疑他反對毛主席。她堅信只有四人幫才是真正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四人幫倒台後，母親完全蔫了，懵了，簡直再也辨不清東南西北。這時系裡又叫她退休。這是致命的一擊，母親的全部希望徹底破滅了。家裡系裡，大大小小的矛盾衝突、精神折磨，人世間滄桑的巨變，偶像的倒台，加上眾叛親離，一切一切，使母親這樣絕對剛強的人也終於精神崩潰了。她開始疑神疑鬼，說是有人跟蹤她。半夜裡，她時不時爬起來，伏在窗台上往外張望，說有人用電台對着她，罵她。我聽妹妹說起這些情況後，腦子“轟”的一聲，急得冒火，可又毫無辦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幾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瘋子父親，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瘋子母親房間，叫她放心，安慰她沒事，有我在，壞人不敢來。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親從小偏愛我，總是滿懷信心地認定我將來會成為大科學家，會做出大成績。我的生活習慣與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愛整潔的遺傳。我雖然怕她、疏遠她，可又很可憐、很可憐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經常給她煮個荷苞蛋，讓她回來吃。她愛吃綠豆（那個年頭，綠豆可是影子也見不到），我只要下鄉勞動，總要千方百計買些回來。出去大串聯，我千里迢迢從四川給她買回她愛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親是深愛我的——儘管她拙於表達。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試過，不成。我酷愛西洋古典音樂，她卻合着四人幫的調門，說那是資產階級趣味。別的還好說，不讓我聽音樂卻無論如何也不成。讀書、與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極嚴，讓我無法接受。妹妹後來出嫁了，小弟卻跟她怎麼也合不來。小弟是奶媽帶大的，從沒吃過她的奶——我堅信這對於母子感情至關重要。她被捕時，小弟才十歲，等她出獄，小弟已長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記得她出獄後初次見到小弟時那驚詫、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個出奇髒亂差的典型，與她格格不入。總之，生活中已經沒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傷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媽退休後從長沙趕來，陪她住了一陣。姨媽是個極富同情心、快活開朗、心胸開闊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來。她總是樣樣要姨媽依着她，總是指責姨媽這也不對，那也不對，搞得姨媽好不傷心。文革期間，姨媽雖不在我們身邊，待我們卻如親生母親，關懷備至，不斷給我們來信、寄錢。我和姨媽可以無話不談，非常親近。這顯然深深刺痛了母親。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媽在房裡說話，我說了些母親的缺點，說她“缺少母愛”。這話說得太苛刻了，話一出口我就自覺失言，可是天下竟有這等巧事，恰恰被她從外面回來後聽了去，登時勃然大怒，並指責姨媽挑撥我們母子的關係。我後來雖一再解釋，但肯定抹不掉這句話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傷痛。

七六至七八年，鄧小平的作用開始顯露，國家開始顯現出新氣象。但是，極左派還在左，文革的陰影仍然濃重地籠罩在人們頭上。我家的情況不能說更壞，但也未見得好轉。我假造病歷，“病退”回京，就業無門，街道上分配我去醬油廠。據說共四個車間，分別造醬油、造醋、醃醬菜和做豆製品。我當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學，為父母的問題經常被同學欺負，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門去，要揍那小子。他畢業後似乎除了插隊，也別無出路。妹妹更慘，辦病退都還沒辦成。父親定期發瘋，母親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壓斷駱駝的脊背，只差最後的兩根稻草。

    七七年，恢復高考制度，我當然不能錯過機會。考得不理想，但仍比錄取線高出四十多分，可是，連師範學院都沒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處打聽，招生辦只說我是“身體不合格”。我的“身體不合格”，其實是病歷造假，我不能直說那是假造的。後來才知道，其實是因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樣慣了，有一次，進得門來往沙發上一坐，就開始審我。幾句話不合，被我罵了出去。這在文革那個恐怖年代，也算是絕無僅有。那個北大家屬委員會左得厲害，兩下里合謀，給我檔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狀。

為高考錄取的事，前前後後跑了好幾個月，直到七八年三月。這天，我去家屬委員會詢問原委，只告我別再跑了，沒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懶，到母親那裡吃午飯。母親很關切地問情況，我只說沒希望了。母親半晌沒說話，最後，她認定是因為父母的問題影響了我。我擔保說不是。她不信。

母親這時精神狀況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裡，長時間地跟她談心，剖析她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說得她淚流滿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話：“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後情況都會好起來，勸她別太難過。我想托人給她找個代英語課的工作，她很高興。但是，這不是容易辦到的。我自己找代課的職位尚且難上難，更何況她一個身體畸形的半殘老人？她怯生生地問了我幾次，我說還得等等，後來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為自己的身體畸形痛苦萬分。

我誤以為母親的精神狀況大體已經康復，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親（出獄後的父親另住他處），對她很難照顧周到，只能有時抽空去匆匆坐上一會兒，無暇與她長談。我每次去，臨走她都依依不捨，問我下次什麼時候再來。

這天的午飯，後來回想起來，才知道母親已下了決心。這頓飯她完全是在拼命強咽，像在嚼蠟，面色灰白。我問她要不要我騎車帶她去醫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搖頭拒絕。飯後，大家無情無緒。我說要走，母親才如夢方醒，送我出門。她站在樓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顫抖，聲音淒楚地照例問我什麼時候再來，我說就在這兩天吧。她站了一會兒，看我下樓，然後猛地回身，進屋去了。我這個粗心的傻瓜，竟然一絲一毫預感都沒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學院中關村糕點部買了幾樣比較精緻的西式糕點去看她。一進屋門，出來的是鄰居，北大物理系教師唐健正。我問我媽呢？他看我平靜的樣子，很驚訝，問我：“你沒接到小弟的電話？”我說沒有啊，什麼事？“你媽出事了。”我一聽大驚，忙問怎麼回事？她人在哪兒？及至聽說母親已自縊，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小弟回來後，告訴我大概情況。是他把母親的遺體解下來，放在床上的。一會兒妹妹也來了，三個人相對無語，我是全然麻木了。一會兒，公安局來了人，忙前忙後，問話。他們走後，過了總有一個小時，我站起來，說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趕忙阻撓，說太可怕了，叫我別去看。我猛地用力推開他們，衝進母親的臥室，跪倒在她床前，掀開她臉上蓋的毛巾。母親臉上一塊塊青紫，嘴角還有淤血。我緊握住母親已經冰涼的手，放聲大哭。直到系裡來了人，把我拉開，把母親的遺體抬走。她的指甲縫裡留有一些血跡，我從未問過別人，但我相信那是她臨終掙扎時，用手摳繩子造成的。

在母親的書桌上發現了她用顫抖不止的手寫下的幾句遺言，是留給小弟的。很平靜，很簡單，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有，只說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讓小弟“緊跟華主席，永遠幹革命”，囑咐把她的退還工資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國家。

我的早年    文貫中

淮海戰役的時候，父親在前線打仗，母親帶着我們全家到了台灣。次年年初，淮海戰役結束，一個副官輾轉到了台灣，給母親捎來了父親被俘後的唯一的一封來信。日內瓦公約規定，停戰半年之後，雙方都會釋放俘虜。母親決定回大陸救丈夫。她在淮北、魯南一帶到處打聽父親的下落，吃盡了苦頭。她是穿着高跟鞋，抹着口紅，穿着貂皮大衣走的，卻是穿着草鞋回來的。

找了半年，始終沒有得到丈夫的消息。當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時，她意識到，一旦封港，一家可能會長久分處三地，於是托上海的好友打電報去台灣，要阿婆快帶孩子們回上海。他們乘坐的是台灣到上海的最後一趟船。之後，蔣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後的今天兩地仍不通航。

阿婆說，母親從淮北回到上海時，又黑又瘦，蓬頭垢面，衣服破破爛爛，根本認不出來，首飾和好一些的隨身衣服都賣掉了，有一段時間還光着腳，跟要飯的農民搶吃的。這一年我三歲。

母親畢業於復旦大學，婚後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婦女。現在丈夫身陷囹圄，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養會計人員的立信高級會計學校學習，畢業後留校工作。

母親從小就是一個非常高傲的人，人們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叫她文太太。後來在會計學校，師生又叫她文老師，弄堂里的鄰居叫她文師母。那一段時間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覺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今後還有希望。

可是好景不長，因丈夫的緣故，她很快被管制，放下教鞭，變成一個連學生都可直呼其名、對她頤指氣使的工友。當時還不風行體罰，但是對於一個心氣甚高的人來說，精神的羞辱遠甚於肉體的懲罰。每個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們支到公園去，以便戰戰兢兢地接待警察。警察們拿着很厚的一疊照片，要她指認照片上的人，沒完沒了地追問他們的下落。如果說不知道，警察就會大聲訓斥說：你很不老實，你為什麼從台灣回來？是不是潛伏在這兒的特務？

這段時間她不停地寫信，四處打聽丈夫，但是始終沒有下落。如果她確切知道父親還活着，也許不會那麼快自殺。不過，阿婆說她最終可能逃不過文革。

那天清晨四點多鐘，我被阿婆的哭叫聲驚醒。母親安靜地躺在廚房的大桌子上，身上蓋着雪白的床單，空氣中充滿了令人窒息的煤氣味。那是1955年的早春，天氣很陰冷，窗外仍漆黑一團。我在上小學一年級。

警察來了，問母親有沒有留下文字的東西，然後就到處翻，最後在廚房碗柜上面找到了遺言，看了宣布道：你們的母親說，所有的小孩送孤兒院，家裡的細軟隨阿婆拿，回老家養老。

但是阿婆捨不得我們三個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撫養。阿婆是我母親娘家的一個奶媽，後來我父母把她尊為家裡的長輩，就說是我們的外婆。這時的阿婆已經六十多歲，為了生活，不得不走出家門，幫很多家庭做飯、做菜、帶孩子。寒暑假的時候，我也參加勤工儉學，整個夏天也就拿到幾十塊錢。學校每個月又給我五塊錢助學金。那時候五塊錢也夠買橡皮、鉛筆、紙。我不買書，而是向別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几個年級，書用完以後就送給我，幫我省了不少錢。

家庭出身困惑我們兄弟。我常常躲到圖書館去看書，周末一泡一天，從書中找到無窮的樂趣。

我對父親沒記憶，最後一次見到他我還不滿兩歲。一九四九年後，母親怕出事，把他所有的照片都燒了，也從來不提父親。母親死後，孩子們從阿婆口中獲知父親還在，便吵着問：父親到底是怎麼樣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區裡面找到一個跟父親幾乎一模一樣的牙科醫生，並且在一個晚上帶上我們隔着診所的窗戶指給我們看。啊，原來我們的父親高大英俊，不像當時宣傳的那樣，國民黨的人似乎個個青面獠牙。

小學考初中的時候，年邁的阿婆一度要我報考技校，三年後，做工人，掙工資，養活家裡。我不肯，跟阿婆反覆討論，阿婆最後同意了。那時，我哪裡想到阿婆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犧牲啊！

我報考了上海最好的中學，但不被錄取，不是因為成績，而是因為政審時發現我的檔案完全空白。最後，我被一所名聲很差的學校錄取。該校集中了許多成份不好的學生。所幸這個學校有幾個老師雖然政治上潦倒，但業務非常好。教英文的老師曾在美國拿了兩個博士學位。他竟然把愚公移山從很短的一個寓言發展成一個英語話劇，裡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間長而風趣的對話，讓我演愚公。他特別喜歡我，願意在課後額外培養。

初中畢業，我考取了徐匯中學。兩年多後，文革風暴降臨。雖然我的出身是整個學校最“壞”的，但是由於人緣好，家裡又窮，所以起初沒受到衝擊。我甚至帶着紅衛兵造反派開的一紙證明到處串連。因學生組織派別對立，我後來被徐景賢宣布為反動學生，在學校的牛棚里關了差不多一年，好幾次差點被對立派的紅衛兵打死。最慘的一次，我是爬着回家的，衣服都打爛掉了，和血一起凝結在肉上。阿婆想幫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塊皮。後來阿婆用溫水先浸透血塊，才將衣服一片片地揭下來。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送到農村插隊，告別了大上海的混亂與喧囂，在吉林農村度過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離的觀察中，我對幾乎生活在赤貧狀態中的農民產生了無比的同情，但是除了為他們寫信、針灸，我不知道怎麼幫助他們。東北的冬天長達半年，冬夜又特別漫長，百無聊賴的農民很早就睡了，我有很多中、英文書，便乘機在煤油燈下博覽群書，思考問題……  

被斗記    張  敏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悶熱，大約九點多，突然有三四個從未來過我家的紅五類同班同學進了我家門。我正疑惑她們怎麼找來的，就聽同學非常嚴厲地說：“你明天早晨必須到學校，如果不去，格殺勿論！”確認我聽清後，她們轉身離去。她們說“格殺勿論”時的表情和語氣，足以讓我確信，絕不是說着玩兒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貼在學校大操場邊宿舍樓門口已經好幾天，氣氛恐怖，黑五類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懷恐懼地走進教室。課桌靠三面牆擺放，教室當中擺着幾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個同學，被分成涇渭分明的三類。紅五類有革命的特權，坐在椅子上。黑五類面對大家，背向黑板，在講台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幾個出身職員家庭，不算紅也不算黑的灰色同學被指定坐在地上，她們只可看批鬥黑五類，可以發言，不能動手。

我們九個黑五類在前面惶惶站定，批鬥會開始，教室門被砰然推開。同學董XX被幾個紅五類推搡着進來，並伴隨着喝斥“你什麼出身？”“革軍。”“革軍？騙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同學之間原知董的母親是俄語教授，父親是解放軍軍醫，沒有誰知道原來軍醫不是她的生父。我們黑五類雖被命令低着頭，仍能聽見繼續的推搡和董桀驁不馴的分辯，直到她不再作聲，站進我們這一排。

隨後，紅五類頭頭鄭重宣布：“革干出身的標準是父親在1945年抗戰勝利前加入共產黨，軍干中從國民黨軍起義的不算革軍出身。”我恍然明白為什麼有的同學一向以為自己出身不壞，今天卻與我為伍，看來全班同學已經無一遺漏地被查清了三代。

我們仍須繼續低頭，聽到同學齊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接着又唱：“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末尾喊口號：“要是不革命，就罷他媽的官，就滾他媽的蛋！”

 隨後，二十個純牌紅五類圍上來，扯下我們的紅領巾，警告“永遠不許再戴！”毆打開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腳踢，刷大字報用的漿糊、紫色墨汁從頭上澆下來，要我們揭發父母的反動言行，承認自己是狗崽子。接着是紅五類揭發批判每個黑五類的反動言行，並且動員灰色地帶發言參與。我有生以來初次領教世事險惡，從十三歲到十五歲不足兩年的中學生活，我說的很多話被同學記住、憶起、提交，有原話也有斷章取義。

揭批與毆打一再交替。大約兩三小時後，教室門再次被推開。高三學生黃某一腳里一腳外，與我們班紅五類頭頭低聲嘀咕。我站在離門不遠處，能聽清幾句，大意是時間差不多了，可以結束了。我終於鬆了一口氣。也許因為黃給我帶來了暫時的鬆弛，所以記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會前，紅五類頭頭特別要求全班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類必須來。

相信我們全班同學都忘不了8月4日這一天，無論紅、黑還是灰。心靈的重創刻進我們生命的年輪。並沒有人被打成重傷。我的腳姆指筋受傷麻木，十多年後才漸漸復原。我沒有機會知道另外九位同學受傷的情況。此後，我們沒人願意再提這天。

8月4日這一天，北師大女附中很多班級同時召開了像我們班這樣的批鬥會。那天中午，為躲避見人，我垂頭喪氣，慢騰騰挪蹭到飯廳吃飯時，看到同年級另一班同學吳某也滿面淚痕，在悄悄吃飯。她的父親是著名報人，幾個月前突然被毛澤東嚴厲批評。

班級批鬥會上，黃某的出現，表明全校的批鬥活動是有包括高年級學生在內的校級組織統一指揮的。否則，十五歲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學的檔案資料？誰決定的把這些資料告訴給各班哪些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級鬥爭會前一天的通知，措辭已露殺機。十五歲的初二女生們，從哪裡得到“格殺勿論”的許可？更重要的是，班級鬥爭會結束前，誰有權通知全體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說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經排定。如果說8月4日的日程說明一部分學生已被授予處置另一部分學生的絕對權力，那麼8月5日的日程則說明一部分學生已被授予處置某些校領導的絕對權力，於是就有了卞仲耘校長被打死。我們今天要追究的是：這個處置權的幕後授予者究竟是誰？或更具體地說，允准學生可以把卞校長打死的那個隱身的權力人究竟是誰？
    

十四年的隱私    海  鷗

1980年1月11日，車間黨支部安排了隆重的公議表決大會。與會的三十多名黨員，一致通過我和房師傅為預備黨員。我倆各自宣讀的自己登記表中社會關係一欄的內容，引起大家的興趣，因為我岳父和我愛人的姓名在我倆的社會關係中都出現了。這一欄的內容顯示，我是他妹夫，他是我妻兄。這個對外保守了十四年的親屬關係的秘密，此時終於大白於天下了。                               

文革開始那年，春節剛過，房師傅把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堂妹曉玉介紹給我。正當我倆相處得如膠似漆的時候，曉玉告訴我：“不知為啥，我哥想拆散咱倆。他非要再給我介紹一位鐵中的老師。”我十分氣憤，找到房師傅當面質問。他說：“我這都是為你好。最近我聽厂部議論，說你們這批畢業生數你最有發展，群眾口碑好，根紅苗壯，我怕我妹妹的家庭出身影響你的前途。那時你會恨我的。長痛不如短痛，就此拉倒吧。”“要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你還會做下去嗎？”他略作忖度：“你家裡什麼意見？”“還沒到向家裡說的時候。”“你要認準了曉玉，那我只有祝福你們了，但有兩點你要記住：1、對任何人都不能說我是你們的介紹人；2、任何時候不要說咱倆是親戚關係。”我答應了。

房師傅和曉玉的爺爺有四個兒子。土改時，曉玉的父親被劃為富農，其餘三個兒子皆被劃為地主。房師傅三歲時，父母先後亡故，四叔——曉玉的父親把他接到家裡撫養。

文革期間，我被分到房師傅的車間。為了遵守承諾，我盡力避免與他直接接觸。有時走路迎面碰上，他會突然一拐，走向他處。有時實在有事找我，他會拿一張圖紙做掩護，比比劃劃中與我談私事。不久，他與相處一年多的女友（我廠化驗室的小杜）分手了，原因是二人出身都不好，怕影響下一代。一個星期天，在曉玉家，我倆碰到一起。他說：“我要像曉玉那樣，非找個紅五類出身的對象不可——咱老房家的血脈純度要改變。”曉玉媽媽道：“你還想入黨提干呀，那麼看重成分？小杜哪點不配你，你跟人家吹了，看你不打一輩子光棍才怪呢。”他說：“嬸，你不知道現在是出身決定命運的時代，咱自己的是改不了啦，怎麼也得設法改變下一代一半的血統吧。”不久，他真的找到了改變老房家血脈純度的人，又很快舉行了革命化的婚禮。這個嫂子，人長得很清秀，父親在抗美援朝中犧牲，媽媽改嫁，與花甲的奶奶靠政府每月那點撫恤金生活。

1966年9月，房師傅偷偷告訴我：“已接到通知，我四叔家今天要被趕回農村。我去不方便，請你去幫他們搬家，好嗎？”說着掏出十元錢，叫我轉交給他的四叔。曉玉的父親很不滿意，埋怨這個侄子在最需要他的關口不露面，拒收那十元錢。78天之後，曉玉全家又被她父親的單位接了回來。

不久我與曉玉結婚。雖然兩家離得不太遠，為了遵守對妻兄的承諾，平日我們是不串門的。他的三個孩子出生，我和曉玉都是晚間去看望。兩家的孩子也從來不來往。有一次，路上一個童音在背後喊“姑父”。我回頭一看，見一棵大樹背後露出了半張小圓臉。我一注視他，他就又羞怯地縮了回去。

我趕忙走過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問道：“你是誰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對面的院子。通過矮牆，我看到開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嫗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進了院子。進屋後才發現，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嗎！老人趕忙將另外兩個孩子也圈攏過來指着我說：“這是你們的姑父，快叫。”孩子們馬上齊聲喊道：“姑父好。”看着這些長得一個比一個壯實的小小子，我感慨地說：“這可辛苦您老人家了。”“有啥用，一幫小地主。”接着老人抱怨起來：“你們可是實在的親戚，怎麼也不串門走動，是不是有啥隔閡？”我笑着作了解釋，告訴她這是大哥定的規矩。她聽了無奈地說：“小心點也好。”接着又神秘兮兮地說：“毛主席發動的這場運動，時辰選的不好，丙午年的丙午日。老人家翻錯了皇曆，自古以來年逢丙午都被稱為紅羊劫，兩個丙午碰到一起，就是雙羊劫，更遭殃了，所以你們得格外小心。”瞅着那三個衣不遮體的孩子，我趕緊掏出身上僅有的幾元錢給了他們。在回廠的路上，憂傷不斷向我襲擊。這下一代孩子，難道也要淪為低種姓的小賤民嗎？

林彪之後，鄧小平復出，我廠也開始步入正規，妻兄被任命為車間副主任。這是我廠唯一的一個出身地主的非黨幹部。為了表示祝賀，我邀他小聚，遭他婉謝。“毛主席說了，文革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小心為上。”把我搞得很尷尬，好像我在巴結他。

1970年10月的一天，舅哥打破慣例，一大早高興地告訴我：“昨天區裡的領導一大幫人到我家來看望老太太，還帶來禮品。區長與我握手照相，又給了一套精裝毛選四卷。”我還沒來得及問詳情，他已走開了。後來聽他鄰居說，今年是“紀念抗美援朝勝利20周年”，區領導下來慰問軍烈屬。

1978年冬，我到鐵道部開會，聽說中央馬上要發布《關於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回去後我告訴妻兄，他極為興奮：“你能不能再說得具體點。”“可以。等我高興時再說吧。”說完頭也不回地走了，作為上次的報復。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達了《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妻兄十分激動，主動邀請我晚間去他家小酌。席間我打趣他：“毛主席對華主席可是有‘你辦事我放心’的政治遺囑。兩報一刊也說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你不怕他們也遵循‘文革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我不管這些。既然今天把我這頂帽子摘了，我堅信不會再給我戴上。哈哈，我終於看到我們房家血統改變的日子了。”當晚，我倆都喝得酩酊大醉。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在1949-1979三十年間，因出身而淪為低種姓、被唾棄的5000多萬政治賤民。

鄉下的大船哥哥    童  話

大船哥哥是鄉下伯父的兒子。父親逃出家鄉參加革命，伯父在家打漁，兄弟倆好多年斷絕音訊。家鄉海灣物產豐富，伯父因勤勞能幹，置了一點土地，還買下一掛車。土改一來，伯父被劃成富農。

六十年代初大饑荒時期，故鄉人頑強地找到了父親，伯父的兒子們也一個接一個到北京登門。父親對登門的侄子們很是嚴厲。

鄉下的堂兄們都沉默寡言，飯量極大。大船哥哥卻很有靈氣，一來就和我哥哥熟識了，操着鄉音聊天，講水滸談三國。成年的他，喜歡替哥哥做頭疼的算術題和作文。我們瞞着，不讓父親知道。大船哥哥很喜歡看家裡的書，有時看得出神，忘記迴避父親，看見父親，總是抱歉地把書放回原處。他寫的小字也比上初中的哥哥強，爸爸氣憤地訓哥哥“還不如鄉下的大船”。　　

有一次大船哥哥臨摹了一頁小人書，是仙女在瑤池沐浴，畫得像極了，只是瑤池的入口忘了留門。我提了出來，他笑着找橡皮修改。我媽媽看了這張畫感慨地說：“大船沒有念書真是可惜。”可是爸爸卻很生氣，說大船哥哥畫仙女沐浴，不知想的什麼，哥哥也陪在旁邊跟着挨了訓。

鄉下的哥哥們返鄉前要採購些糖果點心。這事通常由哥哥代辦。六十年代物資困難，票上的買完只好買高價的。哥哥由於和大船哥哥要好，完成例行採購任務以後，就提議到中山公園去玩。我們歡天喜地去了，可是一玩就忘記照看東西了，竟把給大船哥哥帶的那一大包東西丟了。我們都慌了，找到天黑也沒找着，最後只得回家受罰。大船哥哥那年是空手返鄉的。

文革期間，父親被審查了七年。“解放”以後，在報上看見家鄉修油港，思鄉心切。七七年秋，我隨父親回到了闊別三十多年的故鄉。鄉親們仍然視他為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伯父那支人還戴着富農帽子。父親問起大船哥，大家支吾一會兒，終於說剛剛摘了反革命帽子，但還在專制隊裡。父親問是什麼緣由，大家說是因為寫詩。父親嘆口氣，氣急敗壞地說：“他能寫出個什麼？” 又問大船哥哥的親事，大家說四十歲的大船哥哥和鄰村一個帶兩個孩子的寡婦剛剛定親。我們沒有去專政隊看望大船哥哥。

時間一晃到了2000年，父親早已去世，大船哥哥的兒子卻金榜題名到北京來上大學了。大船哥哥四十二歲得到兒子，精心培養兒子，讓兒子接續他去圓讀書夢。由於家境不好，孩子沒有去大城市讀書，連縣中也去不了，就在漁村的中學上學，竟考了出來。家鄉已經成為旅遊區，不再經營農業或漁業，六十多歲的大船哥哥是市場清潔工，嫂子趕海找些海物賣給遊人。我算了算，一年起碼需要八千元供兒子在京讀書。對於他們，這是一大筆錢。

闊別四十年後，在北京我又見到了大船哥哥。他已經是個乾瘦的小老頭，臉是海邊人特有的古銅色，布滿縱橫皺紋，正像名畫《父親》中的老人。強烈的陌生感使我們的談話開始進行得很困難，後來還是他提起六零年在我家的往事，提起那瑤池的仙女，我媽媽的寬容和我爸爸的嚴厲，提起在中山公園丟失的東西，我們之間的距離才漸漸拉近。

大船哥哥雖然是“富農”子弟，但生活其實一直相當困苦。少年時背負出身包袱，中斷學業，饑荒年月挨餓，為了吃飯在北京寄人籬下，青壯年時政治上又出了問題，接受專政，娶不上媳婦，晚年又要為自己引以為自豪的兒子負擔昂貴的學費。但是大船哥哥一點不埋怨命運，話語間流露着知足和感恩。不知為什麼，他在談話中總時不時說“我沒有說過共產黨不好”，“我沒有給老叔（我父親）抹過黑”，“老叔在文革中不是也受苦了嗎，我受的沒有什麼”。我只感到無以名狀的難過。提起一九七七年我和父親回鄉的事，大船哥哥也沒有怨恨我們在他受難的時候不去看他，反而眯起眼睛，回想那天他追跑到大路上去看我們乘坐的汽車背影的情景，讓我好不辛酸。

後來大船哥哥從家鄉來過幾個電話，託付我幾件事。“妹子你要勸你侄子讀研究生，別怕讀不起。”“妹子你要勸你侄子申請入黨，入黨還是好。”“妹子你要費心幫你侄子在北京找個家境好點兒的女孩子。”我理解大船哥哥的想法，但是卻做不了什麼。今年大船哥哥的兒子最終放棄了考研，將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受聘工作，沒有入黨。一個貧困的鄉下孩子，白手起家，獨自在北京創業，找個家境好點兒的女孩子又談何容易？

五姨媽    蔡  楚

　　
　　五姨媽出身於書香門第。外祖父邱光第老先生系前清舉人，曾任民國成都市長黃隱的文學顧問，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訓導主任，曾同時應聘於成都石室中學、樹德中學等八所名校，是作家巴金的老師，也是蜚聲四川的學者和書法家。五姨媽畢業於益州女子中學，1932年與王新培結婚。

王家於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成都學道街建一家書坊，名曰志古堂。由於刻印的書籍選題對路，校勘、制板精美，深受文化學術界好評。四川總督張之洞、吳棠都曾先後捐資志古堂，刻印《許氏說文解字》、《望三並齋》、《韓詩外傳》、《杜詩鏡銓》等典籍。

1945年，姨父王新培去世後，五姨媽與婆婆一道艱難維持志古堂。大陸易幟後，一系列殘酷運動開幕。在我的親屬中，最早選擇死亡的是外祖父和二叔父。土改時，外祖父因祖上傳承下二十多畝田地，被劃為職員兼地主。他認為土地被沒收有辱祖宗，遂吊死在位於汪家拐街的家中。二叔父是個遊手好閒的川劇滾龍，雖說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但在戒大煙運動中，吊死在小淖壩家中門板後的掛鈎上。好在我家族中沒有被槍斃鎮壓的。

五姨媽因為是志古堂的業主，加之家中有幾畝薄田，被劃為地主。所幸只戴帽管制兩年，沒有像其他地主分子那樣帽子戴到死，還要由子女繼承。當時大表哥在福建前線保衛祖國，作為現役軍人的“光榮軍屬”，五姨媽若總是戴一頂地主分子的帽子，當局可能也覺得不太光彩吧。

志古堂關門大吉了。抗美援朝時，五姨媽又將志古堂的書版全部捐獻給成都市人民政府。政府派員運走，存於成都文殊院。文革期間，這些書版被作為四舊焚毀，志古堂的匾牌則被五姨媽送到鄉間親戚家。親戚將其反扣在豬圈前，作為糞坑的踏足板，終於得以保存。家中的書籍、字畫全部蕩然無存，剩下破裂的墨硯被墊在破櫃足下作為平衡的支點。

五姨媽被管製得服服貼貼。改革開放初，有親戚從香港來信尋找他們，五姨媽不敢回信，悄悄把來信燒了，怕秋後算帳。1979年，成都市某些人自詡為中華文化傳人，要修成都出版志，千方百計出重金要收購志古堂的匾牌。五姨媽從親戚家的糞坑邊把這塊文化見證物找了回來，但儼然拒絕出賣。

謀害偉人案    曉  寒

這一天，我們兵團里召開一個誓師動員大會，照例要我們宣教科去布置會場。大會在露天開，會場是一個農村小學的操場。正前方靠牆砌一個一米來高的台子，台前左右各樹一根木杆，用來懸掛橫幅會標。作為背景的牆面斑駁陸離，需要撐起一塊蔚藍色的幕布。幕布正中要張貼當時能“請”到的幅面最大的毛偉人像。同事老苟身材高大魁梧，責任心也最強，貼偉人像的工作由他去做。紙質偉人像四周有一道幾指寬的白邊，張貼時往往先用圖釘把四角釘牢，然後再在四周白邊上摁若幹個圖釘。在室內，通常8顆圖釘就夠了。然而在室外，尤其新疆風沙很大，一條邊至少就要用五六顆圖釘才能壓得住。這天開會前，狂風大作，老苟雙手壓着偉人像，趕緊在四邊加釘圖釘。左右兩側，容易被風掀起，老苟撳了十來顆圖釘還怕不保險。

會後有人發現偉人畫像身上有細微的釘眼，便向領導報告，說是發現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老苟馬上被停職隔離反省。後來我也看了老苟的罪證——分布在白邊裡邊偉人畫像上中山裝口袋邊的三個釘眼。那是什麼部位？那是偉人的胸部啊，心臟啊！於是謀害偉大領袖的罪名成立了。“打倒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苟××！”“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誰的狗頭！”“苟××謀害毛主席罪該萬死！”諸如此類的嚇人標語，剎那間貼滿機關大院。可憐老苟一個眉清目秀的七尺男兒，掛着黑牌佝着腰接受了十多場批鬥。有一場就是在那個露天大會場召開的，名曰“再來現場消消毒”。老苟的妻子苟大嫂這個現行反革命家屬，也被所在連隊貼了許多低級下流侮辱人格的大字報，還有幾次她胸前掛着破鞋被拉到大會上陪夫君挨斗。

這個老苟，海軍轉業幹部，從抗美援朝起就在部隊搞文化教育工作，因地主家庭出身，入不了黨，在部隊裡混不下去，只好轉業到新疆兵團。在兵團里，老苟可算個能人，琴棋書畫、吹拉彈唱無所不會，運動場上也是個好手，簡直是文武全才，特別是寫得一手好字。在牆上書寫毛主席語錄，不管多大尺寸，都不用打草稿劃邊框，拿起畫筆，仿宋就是仿宋，楷體就是楷體，隸書就是隸書，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從老苟身上學到許多本事，至今我仍然認為他是我這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良師益友。

他為何瘋了    海  鷗

孟慶生與我同年由鐵道學院畢業，分配到齊齊哈爾鐵路局。他是車輛專業，沒留在市區，分到郊區一個站段。一到星期天，他就到齊市找我玩，見面總是那句話：“那鬼地方不認足球，生活簡單的每天就剩下了過程。”這裡盛行籃球，不像我們大連痴迷足球。他是學院的足球中鋒。

不久文革開始，再來我這裡，他談得最多的是他單位的一些見聞，並問我參加了哪個派別、什麼觀點。我總是告誡他：“我們是毛主席說的被改造的知識分子。目前全局二百多個派性組織，你知道哪個絕對正確？千萬注意，可以觀注政治，不要投注政治。”

隨着運動的深入，他來我這裡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有一次他到鐵路局辦事，來單位看我，興奮地悄悄高訴我，他現在正處對象呢。我當胸給他一拳：“你小子有了媳婦忘了朋友。”他笑嘻嘻地說：“身不由己呀。”接着他從上衣兜里拿出一張一寸的照片給我看。嚄！好漂亮、好青春的一個小妞。女孩子是我們鐵路一中的高三畢業生，學習很好。若沒這場運動，應是大一的學生了，現在只好蝸居在校。這次她們班級到工廠學工，兩人認識了。為了運動過後能再考大學，她一直沒有丟下功課。在輔導功課的往來中，他們相愛了。聽了他們的故事，我只剩下向他們祝福的份兒了。

1968年夏的一天，我們鐵路各單位接到緊急通知：全部停產，到火車站去接由哈爾濱轉來的毛主席的芒果。只見火車站人山人海，在烈日下大汗淋漓足等了三個小時，才看見由兩個紅衛兵捧着個玻璃箱子，裡面裝着毛主席送來的芒果。後面有四個解放軍戰士持槍守衛，緩緩出了車站。那陣勢好似超級國寶，就像今天有時電視裡看到迎送佛骨舍利。

散會後我與慶生又見面了，並請他到我剛成立的小家坐坐。席間，他問這芒果是怎麼回事。我說：“你就知道談戀愛，連這都不知道？那是巴基斯坦總統送給毛主席的珍貴水果。老人家不捨得吃，轉送給首都工人宣傳隊。這樣全國就掀起了芒果熱。”“這全國都送需要多少芒果呀？”“那個玻璃箱子裡的是臘制的芒果。”“啊！就為接一個假芒果，全市停工停產停課？真是政治壓倒一切呀。”“這算啥，你沒看到，隔三差五，晚間八點中央廣播電台都要發表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為了傳達最新指示不過夜，大家馬上就得上街去遊行慶賀，敲鑼打鼓放鞭炮，一折騰就是半夜。這可苦了咱們那些調度和司機，第二天沒精神工作，事故層出不窮。昨天南貨場一台機車就因司機打瞌睡，將車開進了絕後線翻車了。我的一個朋友在局調度所。據他說，咱局管轄的線路阻塞現象相當嚴重，每天都接到全國各地發來的告急電報。要滿足需要，每天至少要發出五千多個車皮，而目前我們每天只能裝運一千多個。外地運來的物資，每天還有二百多個車皮卸不下來。雖然軍管了，但全局軍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又都是外行，到目前發生的行車事故已有三百多起。”他聽後氣憤地站了起來說：“去年我們車站兩列火車相撞，不就是因為兩個扳道員分屬兩個派別，當列車快進站時還在那兒辯論爭吵造成的！我看這個世道整個瘋了，瘋了，徹底瘋了。”

1968年春節將至，我給慶生去個電話，想約他一同回大連過年。接電話的是他們技術室的一位同志。他告訴我，孟慶生在一個月前就被抓起來了，罪名是破壞毛主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放下電話我就懵了，這不是給專政了嗎？到底為啥？我決定去一趟。

他的室主任詳細告知了事情的原委。1968年12月22日，中央下達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國迅速掀起上山下鄉熱潮。慶生的女朋友在所難免。有一次他在外出差時給她寫了封信，說是不是找當醫生的姑父檢查一下身體，若能開出一張有慢性疾病的證明，有可能免於上山下鄉。結果這封信不知怎麼落到革委會手裡，說他與知青搞對象，出謀劃策偽造假證，明目張胆破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遭到公開掛牌子批鬥。

通過主任，我見到了慶生，蓬頭垢面，滿臉胡茬。那張方臉上，顴骨顯得很高，冷丁一看真像獄中方志敏。我勸慰他幾句，並問需要我做點什麼。他只是兩眼呆呆地看着窗外搖搖頭，什麼也不說。分別時，我突然聽到已被押解到走廊另一頭的慶生大喊道：“這個世道整個瘋了、瘋了，徹底瘋了。”他的主任對我說：“看來他的精神出問題了。只要張口就喊這句話，一個剛走向社會的大學生，受到這樣的刺激，受不了呀。你最好能通知他的家人來處理一下。”

春節回大連，我去了離我家不遠他的哥哥家。他從小父母早逝，是哥嫂帶大的。經商定，我們決定初四一同赴齊齊哈爾。幾經交涉，單位認可了醫院的鑑定（間歇性精神病），並同意回家治療。這期間，她那位女朋友再也沒露面。

以後我幾次公出回大連，均沒見到慶生。據他哥哥講，通過一段時間治療，病情已明顯見好。平時哥嫂上班，他一個人到處逛，就是不願意回單位上班。又聽我母親說：有段時間，每到中午他都會來要吃的。那時每人糧食都有定量，他的糧食關係不在大連，全靠單位每月寄來的全國糧票吃飯。有時單位寄得不及時，他就要餓肚子。哥嫂上班，沒人照顧他，挺可憐的，但神智清醒。

1971年我去上海開會，返程時在大連逗留幾天，見到了慶生。我告訴他：他們單位主管他的案子的齊主任，因生活作風問題已被抓，革委會成員基本全變了。他聽後說：“我決定回去上班。”就這樣他終於又返回工作崗位。

那年剛入秋，慶生手拎一個大油瓶子來到我單位，說：“這是我每月餘下的油票換成的豆油，送給你們。”我說：“你自己留着用吧。”他說：“在大連養病時沒少麻煩你老母親，這就算一點回報吧。”我讓他下班了到家坐坐，他說不行，他要趕晚車去北京，又一再叮囑我：“我的去向一定要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當時我就納悶了。

不久，他的主任到單位告訴我又一件不幸的的消息。9·13林彪叛逃事件未公開之前，已經在知己小圈子裡偷偷傳開了。有一次慶生在廁所關着門大便，進來倆人站在便池台階上小便。他倆以為這裡沒有第三者，就大膽議論起林彪叛逃的事件。蹲在裡面的慶生聽到了，從門板縫中一看，竟是軍代表，嚇了一跳。出來後他越想越不對，並斷定這是在搞反革命串聯，要反林副主席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但他對任何人都失去了信任，便決定親自到北京報告。一到北京，馬上被相關部門扣留，並通知單位取人。回來後可難壞了單位領導，是押還是放？經請示，暫時羈留。

是呀，這寫入黨章鐵板一塊的最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怎麼會突然叛變呢？一個正常人都難以理解的非正常事件，對於一個精神剛剛復甦的病人確實是如雷轟頂，無法接受可怕的事實。他的精神天空坍塌了。

當時中央對林彪叛逃事件嚴密封鎖消息。最初，媒體甚至故意製造林彪等人沒有出問題的假相。記得在林彪死後的第17天，即國慶節那天，《人民日報》在刊登《人民畫報》第10期的目錄時，還在該期畫報的封面登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合影。到後期傳達《中共中央1971第57號文件》時，還採取了內外有別、分步驟逐級傳達方式：先黨內後黨外，先高幹後一般幹部，先幹部後群眾。這樣一個時間差導致孟慶生的政治誤判。所以該案很快也就結案了，但卻大大刺激了當事者那剛理順而又十分脆弱的神經。他再度犯病，被家人接回大連。

1972年回大連，我又去了慶生的哥哥家。門是鎖的，打聽鄰居，得知慶生就在周圍閒逛。我從胡同的東頭進來沒看到他，所以決定從西頭出去尋找。一出胡同口，就發現讀報欄下站着一個穿戴極為扎眼的人。一身退了色的草綠色舊軍裝，軍帽上一顆紅五星倒顯得很耀眼，腰系皮帶，胸前戴着一個大像章。這是當年紅衛兵的典型裝束。仔細一看，正是孟慶生。我疾步走過去喊了聲：“慶生！”他沒反應。難道看錯了？這時我已到了他跟前。沒錯，就是他！我推了他一下：“怎麼不認識我了？”他怔怔地看着我傻傻地笑了：“這個世界真瘋了，他們說林副主席反毛主席你信嗎？”他這次病得不輕，連我都不認識了。我剛要再伸手拉他，他突然雙手緊緊護着胸前那個毛主席與林副主席在天安門上的大像章，大喊道：“不許搶，不許搶！”說着飛快地跑了。

這時走過來一位大嬸，說：“你可別碰他的像章。這瘋子把它看得比命還重，急眼了他會與你拼命的。”我看了一眼這位大嬸，問道：“你認識他？”“我們是鄰居。”

懷念陶懋頎     胡顯中

陶懋頎是我在南昌心遠中學時的同班同學。1947年他父親突然去世，他在第一時間告知的那個人就是我。足見我們友誼之深。1948年我秘密參加中共地下黨，後來又奉命發展黨員，其中就有陶懋頎。解放後，我繼續“革命”，他繼續念書，進大學深造。此後幾十年，我倆雖生死兩茫茫，卻不思量，自難忘。

大約是1979年，我還在煤礦從事強制勞動。某日一大早，剛下晚班，本應是睡覺時間，一個姓孫的幹事把我叫到辦公室，問：“你認識一個叫陶懋頎的嗎？”“認識。”“什麼關係？”“中學同學。”“還有什麼關係？”遲疑片刻，我說：“還有就是，我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入什麼黨？”“當然是共產黨了。”

只見他突然用驚異的目光看我半天，好像出現在他眼前的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良久，“原來你還是個共產黨？”“當然。不過現在談這些，似乎沒什麼意義了。”孫幹事叫我馬上寫份材料。他可不管現在是不是我的睡覺時間。我這才知道陶還活着，正在辦理恢復黨籍的事，需要我這個勞改就業分子給他作證。

年底，陶寄來一份油印刊物《北京之春》。我如獲至寶，一字不拉地讀完。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平反在望，指日可待。但是我的問題比較複雜，為此我曾問計於陶。他早已平反，並且頻繁參加學術會議，非常活躍。他約我定個時間，到北京和他見面。某日中午，我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等到了參加學術會議剛散會的陶。他建議我寫一份材料，由他轉交胡啟立。

由於交談機會太少，我們一直沒有時間互相交流各自的案情。直到陶1997年9月3日患胰腺癌去世，我仍然不清楚他到底犯了什麼罪，為何被打成右派。2007年反右派50周年，我先後讀了北大當年的學生右派陳奉孝的《夢斷未名湖》和王書瑤的《燕園風雨鑄人生》兩書，才弄清楚陶案的原委。原來是他看了從國外進口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拍案而起，立刻和幾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合譯了這份重要文件，並加上一篇重要序言，準備在《廣場》上發表。可惜由於形勢急轉直下，沒能實現，陶由此被劃為右派分子。

今天看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是世界文明史上劃時代的偉大文獻，足可與法國《人權宣言》相媲美。如果說《人權宣言》宣告了封建專制制度的死刑，那麼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意義在於揭開了自我吹噓什麼“開創了人類歷史新紀元”背後的驚人黑幕，讓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們看清了發生在蘇聯的那些慘烈血腥的大屠殺、大陰謀，從而在道德上宣判了現代封建極權專制制度“無產階級專政”的死刑。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從巴黎公社算起有100多年的歷史，從1917年算起也有近一個世紀的實踐歷史，沒有一個成功的先例。相反，慘敗的典型倒是昭昭在目。蘇聯斯大林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將近4000萬，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7000萬。毛澤東最優秀的學生波爾布特等紅色高棉領導人，在一個僅800萬人口的柬埔寨，在1975-1979年短短四年時間裡竟殺害了170萬人，而且受到毛的高度讚揚。所以全世界有識之士一致認為，必需徹底消滅這種吃人、殺人的制度。只是由於主客觀多方面的原因，這個死刑判決推遲了30多年，直到90年代前後才開始執行，到今天仍然沒有執行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還宣告了共產主義理想的虛妄和虛偽，給那些被共黨洗腦洗得神魂顛倒的人們一帖清醒劑。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杆信徒毛澤東害怕了，恐懼了，顫慄了。他斷然採取行動，通過搞陽謀，大批虐殺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以抵消秘密報告的巨大影響，維護自己的極權統治地位。

陶懋頎看了這份文件拍案而起，正是他有良知、有熱血的體現。他還敢譯成中文，傳播開來，更表明他是一個有擔當、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據陶的夫人楊淑敏回憶，陶病危期間，他的學生、中科院學部委員張景中全家特地乘飛機來看望，並給陶老師洗腳。陶過意不去，急忙阻止，說學部委員怎麼能給他洗腳。張卻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多麼令人感動啊！這種感人的故事恐怕也只能發生在像右派這樣的人身上。右派分子幾乎都是最具有人性、最講人道和師道的人，而不是那種一闊臉就變的人。陶懋頎的膽識、魄力、貢獻，感染了無數人，足可彪炳史冊，與日月爭輝，與天地同壽！勇敢的難友，安息吧！你雖死猶生。你敢於翻譯那份傑出的文獻，就是你生命史上最大的亮點、最耀眼的火花、最傑出的貢獻。無論經歷幾多歲月、幾多風雨，你的功績都將永存而不磨。

好險的棒子根    林  玉

文革初期我還是一個小學生。恍惚是九十月間，我家一次次被抄，批鬥父母的大字報貼得鋪天蓋地。這時我們黑幫子女接到學校通知，要安排我們到順義潮白河農村參加勞動，改造世界觀。天剛擦黑，我們這群只有十一二歲的孩子，被老師帶到村裡的場院上排隊，立正、向右看齊一頓喊。奇怪，那個時代一切向左，就這條“向右看齊”被忽略了。

一位年輕的農村婦女，手執紅語錄，走上前來對我們朗聲道：“同學們，我是本村的貧協主席（後來得知，這官可不小，對全村黑五類有生殺大權），可以代表本村全體貧下中農對你們進行階級教育！你們來了就要好好地參加勞動！世界觀改造好了，你們還是可以積極參加革命的！下面，我領大家唱個歌兒。”於是大家跟着她唱：“我是貧農的好後代，黨的教導記心懷。踏着前輩的腳印走，把革命的大旗接過來。階級鬥爭永不忘，昂首闊步向前邁！”

學唱之後，有人用一支大手電筒照向另一邊，高叫着：“同學們，階級鬥爭很複雜，下面你們要認清這些壞蛋的醜惡嘴臉！”孩子們在驚恐中齊刷刷地轉過身來，隨着大號手電筒的強光，猛然發現我們旁邊竟蹲着一群人！他們都是黑五類。電影裡的壞蛋面目猙獰，可是這些壞蛋與我們長相差不太多，讓我們感到意外和震撼。

這次旨在改造小學生世界觀的三秋勞動為期1個半月。有一天，我們小組被分派到玉米田去刨棒子根兒。秋收時，先把玉米稈砍掉，下邊剩的一截就是棒子根兒。滿地的棒子根，一根根斜茬朝上，如同尖刀。貧下中農把這時的田地叫做刀山。

為了表現得好一點，孩子們爭先恐後地下了田。我們負責將刨出來的棒子根兒拉到田頭兒。我使勁抱起幾個刨出的棒子根兒，可哪裡走得動啊，好不容易拖到一大堆橫臥的玉米杆兒旁，累得我一個屁墩兒歪倒在那一堆玉米杆上。

沒有想到底下藏着一個沒有刨出來的棒子根兒，尖朝上，一下子杵進我的內褲里！我哇的一聲叫起來，老師同學都向我跑了過來。外褲內褲全被杵破了，大腿根內側鮮血如注，疼得發抖。老師讓一位女生幫我扭着外褲，扶着我一步一步往回走。

“什麼出身？你？”一位男赤腳醫生一邊舞動着藥棉棍一邊問。我淚眼巴巴地答：“……貧農。”我瞪着眼撒了個謊。“嗯，貧農後代還哭什麼，沒大問題，過幾天就能好。”一位女赤腳醫生看着流血的大口子說：“幸虧還差那麼一點點！我給你上點兒藥，很快就好了！”上藥時，我疼痛難忍，終於忍不住哭出聲來。

我躺在地鋪上好幾天不能動，每天聽着同學們唱着“我是貧農好後代”的歌曲出工，回來，又出工。有一次，女貧協主席進來了，老師把她帶到我鋪邊。她問：“不疼了吧？”我點頭。她轉頭對老師說：“要說可夠危險的。再偏一點，這孩子這一輩子就慘了。”“怎麼就慘啦？”我聽見這話就傻問她。“你就……就……”她看着我，一時竟答不上來。老師接上話茬兒說：“你就不能和同學們一塊鬧革命了！”我一驚。不能革命了，那還真是夠危險！

許多年後，我無意中翻出那條被棒子根兒杵破了的舊褲子，當時的情景頓時重現於眼前。我這才意識到那個尖刀似的棒子根兒是多麼可怕，它差點就破壞了我最基本的女性生理器官！

同學李大顙    佚  名

李大顙是我小學時一個同桌的外號。那時他身軀瘦小，卻頂着個大腦袋。顙是我們陝西的土話，腦袋的意思，俗曰“顙大心不悶”。李大顙家是地主，其實他家並沒有多少土地，主要是因為他爺爺當過國民政府軍的營長。李大顙兄弟姐妹六人，他是老三。他最小的妹妹出生於1967年，因為長期飢餓，母親沒奶水，妹妹整天吊在母親奶上哭鬧。不到三個月，妹妹含着母親的乳頭餓死了。鄰家大叔用一塊破布捲起妹妹，提着一把鐵杴，抱出去埋了。

一般貧下中農糧食也不夠吃，也有孩子眾多的，但是可以申請救濟糧。李大顙家不行，因為這項待遇對地主家庭無效。1967年餓死孩子是例外，對他家卻是必然。他家甚至吃過皂角樹葉子。二月二龍抬頭，農村有吃炒玉米粒的習俗。李大顙放學回家對母親嚷：“今天人家都吃苞谷豆，咱怎麼不炒？”母親什麼也沒說，搬過一個小板凳，放在一口大缸跟前——這口缸是他家盛糧食的唯一器具，讓他站在板凳上踮着腳尖往缸里看。裡面除了少量的苞谷糝，一粒苞谷也沒有。他不再喊炒苞谷豆了。

1970年，我們讀三年級，學校排演現代秦腔劇《杜鵑山》，李大顙扮雷剛。在一個水庫工地演出結束時，天色已晚。工地慰勞小演員，每人兩大碗麵條，外加一個槓子饃（長條狀饅頭）。兩碗麵條足以吃飽，槓子饃誰都沒有當場吃掉。回家的路有15里長，每個人背着自己的演出道具往回走。路過村莊，有狗跟着他們亂咬。許多學生掏出槓子饃，一塊一塊掰着打狗，看狗搶食。李大顙卻想着哥哥、妹妹在家挨餓，捨不得逗狗，而是緊緊揣在懷裡。到家大概九點多了，屋子裡黑着燈。哥哥和兩個妹妹已躺在炕上，母親坐在炕沿兒發愣。李大顙興奮地對母親說：“媽，你知道我拿了個啥？”說着把槓子饃遞給母親：“這是發的。等明天早晨讓哥哥和妹妹也吃一頓白面蒸饃。”誰知哥哥餓得並沒有睡着，一軲轆爬起來說：“媽，我沒有睡着，現在就要吃槓子饃。”

李大顙個子不高，如今也只有1.66米。他的學習成績卻是班裡最好的，也很有繪畫天賦。四年級時，他曾在演草紙上畫了兩隻豬的交配圖，很生動，貼教室牆上。女同學看了，臉紅心不滿，可又無話可說，因為他在畫上寫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力發展養豬事業”幾個字。進入初中，他的畫畫天賦進一步發展，學校的板報畫多出自他手。有老師提醒他說，光畫粉筆畫是成不了器的，應該用畫筆來畫。可是他沒見過畫筆，不知道畫筆什麼樣子。請教清楚後，知道家裡沒錢買，就尋思着自己製造一支。他把父親吸旱煙的煙嘴偷走，想着再找些豬毛羊毛什麼的栽進去就是一支畫筆。可是沒等他設計成功，父親就在他書包里翻出了煙嘴，一口咬定他在偷着吸煙，不容分說胖揍一頓，任他怎麼解釋也白搭。他畫畫的興趣由此斷送了。

大約是1969年，春節過後，家裡面臨斷飲，十一歲的他和母親以及一個七歲的妹妹走上逃荒討飯的路，目的地是渭水以北的涇陽縣和三原縣。一晚上，無處過夜，一家三口只好睡在一個棄廢的窯洞裡。窯洞靠里的一半已經完全塌掉，前半邊還可擋風避雨，但頂部卻有一塊裂着長長口子隨時可能跌落的大土塊。李大顙讓母親和妹妹睡覺，自己則一直盯着窯頂。如果落下面面土（細末土），就馬上叫醒母親抱着妹妹跑。由於擔心，他一晚上沒睡着。

還有一次，天黑之後，他們來到一個村莊借宿。那個村子家家都養着狗，每到一戶人家門前都引起一陣狂吠。出於對外鄉人的警惕，儘管他們低聲哀求，卻沒有人收留他們。無望中，娘兒仨在村邊一個空場地坐下，茫然無措。狗叫的聲音消歇了，妹妹由於行走勞累和飢餓，泣哭聲顯得清晰起來。過了一會，村頭一戶人家吱嚀一聲門開了。夜色朦朧中，一個老婦人站在門口，向他們望了望，又退了回去。沒多久，門裡走出一個小伙子，來到他們跟前，把他們領進了家門。這一家偏偏沒養狗。那位老婦人給同學一家騰出一個大炕。妹妹不哭了，卻開始對着母親喊餓。老婦人聽到後，立即用大碗滿滿挖了一碗苞谷糝，生火做飯給他們吃。李大顙喝了兩大老碗苞谷糝糊糊，喝飽了，倒頭便睡。好幾天沒睡過一個囫圇覺了，他睡得太香也太沉，到下半夜尿了炕。雖說是鋪的葦蓆子，可總擔心第二天早上怎樣向主人交代，於是不停挪動身子，直到用體溫把尿濕的地方全部暖干。

那一天，一家三口來到一個鄉鎮。母親和妹妹坐在鎮食堂（當時鄉鎮級的飯館都叫食堂）門外的台階上，大顙進食堂見機行事要飯。一位上身穿四個口袋幹部服的中年男子，進門坐在飯桌前要了一碗紅肉泡饃。大顙走到幹部面前，膽怯地說：“叔，我跟我媽還有我妹妹都是逃荒要飯的。我們已經一整天沒吃東西了，肚子餓得狠，餓得狠。”幹部沒說話，兩眼盯着同學足足審視了兩分多鐘，也看了看門外的母親和妹妹，似乎是在做思想鬥爭。估計這碗泡饃對他而言也是偶或一次的奢侈享受，只見他猛然間把筷子往桌子上啪的一拍，不說話，起身走出了食堂。李大顙愣了愣，端起那碗飯，走到了門外。

要飯的人都必備着一根打狗棍。李大顙說這並不是打狗棍，應該叫防狗棍。到別人門前要飯，本來就是乞求於人，打了人家的狗，也就要不到飯了。每當有狗圍着他娘仨亂叫時，他只掄着棍子虛張聲勢，以保護妹妹與母親。碰到實在兇猛的狗撲上來，就把棍子塞到狗的跟前，讓它咬住棍頭。近三個月的要飯過程結束，同學提的那根棍子，本來圓圓的棍頭已經讓狗咬成了扁平狀。

中學時期，童年的好友漸漸與他這個地主子弟劃清界限，像躲避瘟疫一樣保持着距離。村幹部的子女也日益顯現出優越感，趾高氣揚，對他不理不睬。他與女生的關係更因其地主成分而變得越發冷漠。同年級同學中，同班同學之中，唯一與他說話的女同學是一位黃姓的女生。黃同學容貌出眾，小時候男同學扯起來找哪個女子當媳婦，我們的首選都是她。有一天晚上，鄰村一個村幹部子弟找到李大顙，問他跟黃同學能不能說上話，知道不知道她家住啥地方。大顙問啥事情，回答說是想把黃同學約出來談一下，和她談對象。李大顙大約對黃同學也有好感，這種為他人牽線搭橋的事讓他止不住悲從中來，心想自己這輩子怕是要光棍到老了。

夏天的夜晚，村里老少爺們兒喜歡在麥場上露天過夜。兩塊磚頭墊一張紙就是枕頭，鋪的是隨手帶的葦蓆子。一群人湊在一堆，躺在地上邊搧扇子邊諞閒傳。李大顙也歡喜露天過夜，可從不往人堆里湊，總是一個人在邊角處躺下。他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是一個不受待見的另類，仿佛不讓別人眼裡出現自己，這世界會顯得清靜一些。我們村距秦嶺不遠，那個時候夜裡仍然時常有狼出沒。

李大顙就讀的那所高中，離我們村有三十里路。每周回家一次，自己帶糧食，來回都是步行。1976年，大顙高中畢業，回到村里，立即遭遇冰冷的現實——被編入黑五類子弟勞動組，一天1 2個小時強體力勞動，中午只有半小時的吃飯時間。他時常尋思，就算我的爺爺有罪，我們這些後代又有什麼過錯，為什麼要遭受這種不公正的待遇？十六七歲的他，開始過早地關心起政治來，心想毛澤東這個造孽的咋還這麼能活呢？四人幫倒台後，閉塞的農村並沒有刮進多少新的信息。當時村里放映一部電影《歡騰的小涼河》，是反鄧小平的題材。可是兩個多月後，這部電影突然不再放映。從這個細微的變化上，大顙似乎看到了一丁點曙光。

恢復高考後，大顙仍然在黑五類子弟勞動組上工，境遇並沒有得到改善，頭上的帽子似乎也永遠沒有被摘掉的那一天。但他已經知道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上大學，以改變自己地富子弟的境遇。他知道，對他來說，這是生死攸關的拼搏，要麼鯉魚跳龍門，要麼把賤民當到死。白天勞動，沒有時間複習，也怕別人看見；晚上回到家裡，不管多累，他都強迫自己振作精神，在煤油燈下複習功課到深夜。這一切的努力都是在外人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的，他怕別人嘲笑他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李大顙是1979年考上大學的。我相信他的實力，寫信鼓勵他參加高考，還買過一套高考複習叢書郵遞給他。有一天他們院子裡一個女孩訂婚，里里外外站滿了人。大顙沒有地方複習，就爬上一顆高大的桑樹，在樹上看書。密密的桑葉隱藏了他的身影，入神的複習隔斷了樹下的人聲喧囂。

大顙白天勞動，沒工夫到公社郵電所去，他央求父親去一趟，看沒有錄取通知書。郵電所離家只有兩里路，父親卻勸他別做這白日夢，說這樣的好事不會落到咱這種家庭頭上。直到有人轉告大顙的父親，說在郵電所看到了他兒子的錄取書，這位父親才抱着將信將疑的態度去了一趟。在郵電所當場拆開信皮，看到吉林工業大學鮮紅的大印章時，他才相信這真的不是夢，自己的兒子真的是被大學錄取了。這時離入學報到只剩下五天時間。

消息很快傳在村子裡傳開。這是村里幾十年來唯一的考上大學的新鮮事。當晚，大顙家接踵而來很多人。大隊幹部來了，左鄰右舍來了，同學們和他們的家長來了，平素沒什麼交往的也來了。院子裡擠滿了人，道喜祝賀的，希望也能沾上點喜氣的，甚至盤算着嫁閨女的，都有。熱鬧過去後，大顙還是抱着葦席到麥場上乘涼過夜，但他這次卻不是睡在邊邊上。有人盛情安排他睡在麥場中間，周圍再圍睡着其他人，說村里好不容易出了個大學生，可別讓狼給叼走了。黑五類勞動小組也不用去了。走在路上，鄰村一個漂亮的中學女同學，大老遠就熱情地叫李大顙的名字，請他到家裡坐坐，而以前碰到他時，是看也不看他一眼的。說起錄取後周圍人態度的變化，李大顙深感世態炎涼之起伏突兀，與范進窮困潦倒下的中舉沒什麼兩樣。

幾十年的人生歷經，李大顙說感到最幸福的是大學時代，徹底摘掉了黑五類子女的帽子，能夠直起腰板平等地與他人交流。在大學裡，他第一次看到《中國青年報》，還有他認為只有一定級別才能看到的《參考消息》。李大顙曾將他上大學之前的遭遇寫成一篇回憶文章，妻子看了之後以為是其他人寫的小說，兒子說那是荒誕的天書，沒有任何可信度。

憶苦思甜全過程    大  隱

“天上布滿星，月牙亮晶晶。生產隊裡開大會，訴苦把冤伸。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血淚恨。千頭萬緒，千頭萬緒，湧上了我的心。”文革期間，生產隊每年都舉行幾次憶苦思甜大會，唱這首憶苦思甜歌，回憶過去的苦難，念叨今天的甜之來之不易。憶苦思甜活動一般有兩部分內容：一是由苦大仇深的老農做報告，講述在舊社會受苦受難受剝削受壓迫的悲慘遭遇，同時講說解放後過上幸福生活的親身感受；二是吃憶苦飯。有時還召開批鬥大會，場面好不壯觀。

每次憶苦思甜大會都要搭一個很大的會台，會台中央上方懸掛“憶苦思甜大會”橫幅，台兩邊柱子上貼着“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標語。會台中央的桌子上有一個話筒。會台旁邊設有席位，村革委會成員就坐在那裡。台柱旁站立着荷槍實彈的民兵。大會由村革委會主任主持，通常是挺胸收腹走上主席台，兩手在桌子沿兒上撐穩了，便用高亢的聲音對着話筒喊：“憶苦思甜大會現在開始！”

“大會進行第一項，齊唱《東方紅》。”主任起頭，全體社員高聲齊唱。

“大會進行第二項，把地富反壞右分子押上台來。”話音一落，民兵們兩人一組，身後背槍，雙手抓住已經捆綁好的五類分子，快步揪上台來。民兵的腳步震得台子轟轟響。五類分子胸前都掛着牌子，牌子上寫着自己的姓名，姓名上打着紅叉。革委會主任先是喝令五類分子“向毛主席請罪”。分子們剛轉過身，身後的民兵便照他們的腿彎處狠踢一腳，他們便咕咚跪下，說：“我是某某（地主、富農等）分子，我有罪……”等他們口中念念有詞請完罪，村主任便喝令他們面向台下的社員跪下。

我村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共有十幾名。如果哪天一早人們走出家門，發現街道被人打掃過了，那麼這一天就是有大集了。天不亮就把大街掃好了的那些人，就是村裡的黑五類。村裡的“義務勞動”都是黑五類的事兒，只要大喇叭一喊，不管他們當時正吃着飯還是正干着別的什麼活計，必須立即趕到大隊部，一刻都不敢耽擱。

“大會進行第三項，高呼革命口號。”主任喊一句，台下的社員跟着喊一句。有時為了增加氣氛，就在社員中安排一位領喊者。口號震天，群情激憤，鬥志昂揚，發泄半個小時之後，會場才能清淨下來。

“大會進行第四項，由貧農老大爺某某為大家憶苦思甜。”於是苦大仇深的老貧農上台了，哭訴舊社會所受的壓迫。情緒到達高潮時，老貧農會走到台上的地主面前，狠抽兩個耳光，猛踢兩腳。社員們被激發，會場上有人帶頭高呼“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堅決打倒地富反壞右！”老貧農繪聲繪色的表演又一次把會議引向高潮。有的社員熱淚盈眶，激動萬分，千仇萬恨都集中到眼前台上那幾個五類分子身上，仿佛舊社會一切罪惡都是他們幾個犯下的，他們與他們有算不清的賬，解不了的恨。憶苦思甜是一種經常性的活動，很受各級領導重視，於是各村都湧現出一些做憶苦思甜報告的典型、能手。他們述說的遭遇催人淚下，社員深受觸動。也有因事先缺乏準備，鬧出許多笑話的。

“大會進行第五項，吃憶苦思甜飯。”憶苦思甜飯，一般是用糠皮、麩皮和蘿蔔葉子摻在一起做成的菜團，是生產隊為開憶苦思甜會提前做好的。有時為了增加難吃的效果，還有意識地往裡添加一些砂子。革委主任宣布吃憶苦思甜飯，另有人就向每位社員分髮菜團，每人一個。我第一次參加憶苦思甜大會時，吃上了這種憶苦思甜菜團，覺得非常好吃，對父親說：“爸爸，這菜團真好吃，舊社會專吃這個多好呀。”爸爸嚇壞了，輕聲地喝斥道：“再胡說就撕爛你的嘴！”我嚇得再不敢開口亂說，悄悄把爸爸分得的那個也吃了。

“大會進行第六項，遊行示威。”全副武裝的民兵把五類分子押下台子。分子們都戴上一頂尖尖的紙帽子，排成一隊，敲打着臉盆或鐵簸箕，脖子掛着牌子，有的脖子上還掛着破鞋，在民兵的押送下，走在最前邊，廣大社員群眾走在後面。遊行的隊伍高呼革命口號，沿着主要街道走一遍之後，一場憶苦思甜大會到此宣告結束。

地主仔陳國慶    心  聲

　　
　　陳國慶是我小學時的一個同班同學。他是囯慶節那天出生的，父母便給他取了這個名。我班還有一個同學，個子最大，學習最笨，最愛打架。有一次自習課，他乘老師不在，站起來大聲說：“從今天開始，大家不許叫陳國慶，都得叫他地主仔。誰敢不這麼叫他，就罰誰跪着曬太陽。如果叫他不答應，就罰他當牛騎跑教室五圈。”於是陳國慶的“地主仔”稱號就這麼開始了。雖然他很不喜歡這個稱呼，也不得不接受。

地主仔。

地主仔家原來在我們村。有一次，他叔叔與村裡的一個人下象棋，不知為何倆人吵了起來。          聖經雅歌金句    焦國標書                          由吵而打，最後

引發家族械鬥。

據說他家之所以被劃為地主，就是因為這件事。對方勢力大，土改丈量土地時，有意擴大他家的田地面積，最後把他家定為地主。後來，也是因為這件事，他家便搬到附近的村莊去住了。
　　儘管搬到了別村，但他家仍然戴着地主帽子。我經常看到他父親在學校門前參加勞動改造。有一次，他的父親寫信給毛主席，訴他的冤屈。公社扣了他的信。公社革委會領導說他不服改造，在學校操場召開專門批鬥他的大會。那天晩上，陳國慶的父親頭上戴着用豬竹籠製成的頭盔，我和陳國慶就站在台下。陳國慶什麼話也沒說，只是暗暗地流着淚。

也許是受家庭處境的影響，陳國慶很寡言。即使有時說話，聲音也很小，人也不大靈活，學習成績也不太好。我與他一起讀到初中畢業，高中就不在一起了。後來聽說他高中畢業後又到瓊中從初中開始讀，最後終於考上中山醫學院預科班。在預科班讀8年，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家醫院任眼科主任，成為眼科專家。

有一天，他突然打手機與我聯絡，併到家鄉萬寧找我，表示想義務幫助家鄉的老人做白內障復明手術。

我初看到他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反覆問：“你真的是陳國慶嗎？你就是過去那個地主仔嗎？”當從和他同來找我的村人口中得知確是他時，我極為吃驚。想不到他變化那麼大，簡直是換了一個人。不僅模樣變了，而且說話出口成章，話多了，人也比以前活躍了。我問他：“過去家鄉人那樣對你，你不見怪嗎？”他笑着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把，家鄉永遠是我的根，畢竟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一輩子都報答不完。”

他真的是變了，變得讓我佩服，而我最佩服的是他那堅韌的毅力和寬闊的心胸！  

我家是這樣當上地主的    侯德喜

我家世代生活在北京朝陽區窪里鄉窪邊村，衣食無憂，但並不是很富裕。父親侯榮14歲那年離家外出學手藝，解放後成了北京五建公司的一名工人。大伯則憑藉着自己經營，在農村買了幾十畝地，靠地租生活，土地時被劃為地主。1959年，爸爸把媽媽、我、弟弟妹妹接到城裡，住在朝陽門外南下坡爸爸單位的房子裡。

文革開始時，當時我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突然有一天，老家村里來人，給廠里遞了材料，隨後就把我這個三年級的孩子五花大綁，戴着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書“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窪邊村。和我一起被押送回村的還有我的母親李淑蘭，我的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但是爸爸沒有被帶走。父親不明白，自己是工人，媽媽娘家是清河的貧農，媽媽和我們這5個孩子怎麼就突然成了地主呢？後來村裡的人告訴父親，由於大伯是地主，爸爸外出學藝成了工人，脫離了關係，可媽媽和我們5個孩子卻沒有和大伯分家，吃的是家族飯，自然就是地主。

我家沒有一畝地，沒有一個僱工，也沒有剝削過任何人，僅僅是因為與大伯沒有“分家”，就也成了地主。實際上大伯在我四       歲時就去世了，我根本不記得他長什麼樣。村里還健在的許多村民稱，當時評地主、富農並沒有一個嚴格的標準，一些人因為學了手藝，多賺了點錢，也被劃為富農。那段時間，我們一家，天一亮就參加生產隊勞動，一直干到天黑，做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工分卻比貧下中農少。晚上我們還要接受勞動改造。記得天上的“三星”連成八字的一撇狀時，我們就出發去地里接受勞動改造，直到凌晨兩三點，“三星”變成一捺，才回去休息。有時候活多，要改造到天亮，經常是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除了勞動，我們還經常被綁去參加批鬥大會。我母親經常一綁就是一天，然後是街頭遊行。看到母親被批鬥，我和弟弟總是偷偷地哭。有時想給母親送點吃的，但最終還是不敢。到年底，我家分了糧食，往往只能吃三個月。三個月以後，我們吃白薯。白薯吃完了，只好找些野菜、樹皮充飢。

弟弟侯德富當時20來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那時他什麼也不想，唯一想的是什麼時候能夠吃飽飯。有一次村里組織去一個工地挖沙，三兩的饅頭隨便吃，他一口氣吃下了13個。弟弟想找一個能吃飽飯的工作，但是沒有地方肯招他。一聽說他家成分高，就揮手讓他走開。

戴着地主的高帽子，我們一家吃盡了苦頭，一晃就是13年。1979年，聽說中央要給地主和富農摘帽了。然而一個多月過去了，我們卻沒有等來摘帽通知書，我和弟弟於是去鄉里的街道辦詢問。第一、第二次，街道都告訴我們，沒有我們的摘帽通知書。第三次去的時候，我們在鄉街道的檔案室找到了我家的摘帽通知書。我和弟弟把這個通知書拿在手裡，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摘帽之前，我們家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甚至不被允許參加公社組織的大部分活動。我們沒有見過選民證，但是我知道這張選民證關乎我們一家人的待遇。我和母親、弟弟、妹妹拿到選民證的時候，流下了眼淚，心情很激動，一夜沒睡着。第一次參加選舉之後，弟弟德富說他覺得像是完成了一個家族歷史的轉折，渾身飄起來了。  

先行者戴潔天    溫州人

1955年，33歲的戴潔天風華正茂。作為縣委派出的工作隊隊長，他到溫州永嘉縣潘橋集體農莊，幫助農莊進行小社並大社、初級社升高級社的工作。但是，在集體農莊調研了一段時間後，戴潔天困惑地發現：並社之後，人們不僅沒有過上“點燈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困難了。問題出在哪裡呢？ 戴潔天開始思考了。他買來很多蘇聯集體農莊生產管理的參考書閱讀，驚訝地發現，即使在蘇聯，對於集體農莊的優劣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集體農莊的生產組織》這本書上明明白白寫着：“把土地撥歸社員個人負責，不但不削弱隊或小組的力量，反而使它鞏固了。”

戴潔天的探索就這樣開始了。第二年夏天，他來到永嘉縣的燎原社，要在這裡做一個沒有人做過的試驗——包產到戶。1957年4月，實行包產到戶後的第一個收穫季節來到了。燎原社85％的農戶都增加了收入，全社春糧增產了40％。實驗的結果給戴潔天巨大支持。在給浙江省委的報告中，他堅定地寫道：“生產責任制是可以深入到每個社員的身上，能夠發揮廣大社員的創造性，能夠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然而，1956年11月19日，溫州地委的機關報《浙南大眾報》卻刊登一篇充滿敵意的文章《“包產到戶”做法究竟好不好？》，並配發一篇社評《不能採取倒退的做法》。1957年10月13日，批判包產到戶的文章也出現在《人民日報》上。燎原社的嘗試走到了終點，年輕的戴潔天一下子跌入了人生的谷底。1958年，他被劃為右派，並以反革命罪被判處管制勞動三年。這一年的11月10日，戴潔天被押送回老家瑞安農村，執行管制勞動。誰也沒料到，這一走就是22年，一個家庭就這樣被生生地拆散了22年。

1979年，一紙平反書結束了戴潔天的戴罪生活，破碎的家庭終於團聚。戴潔天被調到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像當年在農村搞調查一樣，戴潔天又下鄉去了。從農民、供銷員到個體戶、專業戶，他再次走訪了這片土地。他認識到，包產到戶的意義不僅僅在農業領域，事實上，它播下的是市場經濟的種子。

戴潔天的小兒子陳堅，起初在銀行上班。這是一個很多人夢寐以求的職業，但辦公室里的陳堅卻坐不住了，他想下海。父母，尤其是父親戴潔天，堅決反對陳堅的想法。1985年，《解放日報》記者張也平和戴潔天一起到基層調研，文章發表在5月12日的《解放日報》上。該文第一次提出“溫州模式”。戴潔天一方面深深認同溫州人闖蕩市場的精神，另一方面卻一直反對兒子陳堅下海經商。陳堅最終還是像很多溫州人一樣去闖世界了。1992年，陳堅和妻子來到葡萄牙擺地攤。不到一年，夫妻倆幾乎走遍了葡萄牙所有城鎮的集市。2000年，陳堅占領了整個葡萄牙的小商品市場。

恐懼與希望    莫  言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飢餓和孤獨外，那就是恐懼了。……幾十年來，真正對我造成過傷害的還是人，真正讓我感到恐懼的也是人。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中國是一個充滿了“階級鬥爭”的國家，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鄉村，總是有一部分人，因為各種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壓迫和管制。有一部分孩子，因為祖先曾經過過比較富裕的日子，而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當然更沒有進入城市去過一種相對舒適的生活的權利。而另一部分孩子，卻因為祖先是窮人，而擁有了這些權利。如果僅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懼，造成恐懼的是這些掌了權的窮人和他們的孩子們，對那些被他們打倒的富人和他們的孩子們的監視和欺壓。我的祖先曾經富裕過（而這富裕，也不過是曾經有過十幾畝土地，有過一頭耕牛），所以我只讀到小學五年級就被趕出了學校。

在漫長的歲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謹慎言行，生怕一語不慎，給父母帶來災難。當我許多次聽到從村子的辦公室里傳出村子裡的幹部和他們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謂的壞人發出的悽慘聲音時，都感到極大的恐懼。這恐懼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懼都要嚴重許多。這時，我才理解我母親的話的真正含義。我原來以為我母親是說世界上的野獸和鬼怪都怕人，現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獸，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喪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確實有被虎狼傷害的人，也確實有關於鬼怪傷人的傳說，但造成成千上萬人死於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萬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讓這些殘酷行為合法化的是黑暗的政治，而對這些殘酷行為給予褒獎的是病態的社會。　　
　　雖然像“文化大革命”這樣黑暗的時代已經結束三十年了，所謂的“階級鬥爭”也被廢止，但像我這種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還是心有餘悸。我每次回到家鄉，見到當年那些橫行霸道過的人，儘管他們對我已經是滿臉諂笑，但我還是不由自主地低頭彎腰，心中充滿恐懼。當我路過當年那幾間曾經拷打過人的房屋時，儘管那房屋已經破敗不堪，即將倒塌，但我還是感到不寒而慄。　　
　　回顧往昔，我確實是一個在飢餓、孤獨和恐懼中長大的孩子，我經歷和忍受了許多苦難，但最終我沒有瘋狂也沒有墮落，而且還成為一個作家，到底是什麼支撐着我度過了那麼漫長的黑暗歲月？那就是希望。　　
　　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裡，我希望能得到食物和衣服。在“紅色恐怖”的年代裡，我希望能得到人們的友誼和關愛。恐懼使我歌唱着奔跑，恐懼使我產生了千方百計地逃離封建落後的鄉村的力量。我們希望人類永遠地擺脫恐懼，但恐懼總是難以擺脫。在恐懼中，希望就像黑暗中的火光，照耀着我們前進的道路，並使我們產生戰勝恐懼的勇氣。

劉義元賣妻    林啟山

1971年秋的一天，邵陽縣河伯公社五洞大隊第八生產隊會計劉義元賣妻的消息一下子成了爆炸性新聞，迅速傳遍四面八方。

且說1968年秋的一天中午，幾個手拿梭標、鳥銃的民兵，突然闖進屋高聲大叫：“反革命分子劉義元滾出來！”真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血氣方剛的劉義元聽到叫他反革命分子，氣得火冒三丈，厲聲質問：“你們不要血口噴人！我是貧下中農，是生產隊會計，誰是反革命？拿證據出來！”“陳良柱就是證據。”劉義元立即被五花大綁，押到大隊部。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忽然有人敲劉義元的門。打開一看，是陳良柱跪在他面前，邊哭邊說：“好兄弟，我們是一起長大的。我雖然出身地主，但哪裡也沒去過，一直在隊上搞生產。你當會計最清楚，一年到頭我沒缺一天工，未偷一回懶。有人說我參加黑殺隊，這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承認，他們就把我吊半邊豬，逼我交代。人總要講天理良心，沒那回事，我拿什麼交代？不說又要吊。承認是死，不承認也是死，唯一的生路只有逃走，可是逃到哪裡去？到處在抓黑殺隊，天下老鴉一般黑。你是個好人，請你設法救我一命。我永世不忘！”

劉義元是個有初中文化的人，又是生產隊幹部，想到利用法律來保護他。陳在劉家躲了兩天兩夜之後，劉便對他說：“在我這裡也不是長久之計。我有個辦法，你看行不行？”“什麼辦法？”“投案自首。”“那不是自投羅網嗎？”劉義元分析說：“在當前這種形勢下，除了縣公安局，誰也救不了你。你唯一的活路就是跑到縣公安局，就說自己是黑殺隊，特來投案自首。他們就會把你關押起來，你就安全了。”陳良柱覺得有道理，臉上露出了一絲喜悅。

當晚下半夜，劉義元站崗放哨。在劉的保護下，陳悄悄溜出大隊，迅速向縣城塘渡口而去。第二天清早，找到縣公檢法軍管小組，自報投案。軍管小組經查問，知道他是出來逃命的，無法關押，只好把正在縣裡參加會議的五洞大隊黨支部書記李雲松叫來。李馬上掛電話讓隊裡快來接人。就這樣，陳良柱又被前幾天折磨他的凶神惡煞抓回去了，劉義元窩藏陳良柱的事也暴露了。

劉義元駁斥審問他的人：“誰說他陳良柱是反革命？誰說他是黑殺隊？真憑實據在哪裡？他是我們生產隊的社員，我們一同長大，非常了解。他為人老老實實，勞動勤勤懇懇，沒有曠過一天工，沒有偷過一回懶。他在我家住了兩天，我有什麼權力把他趕走？你們說他是反革命、黑殺隊，請證據拿出來，連人一起送到縣公安局去，請政府定罪，該關則關，該判則判，該殺則殺，何必你們勞神費心？如果你們真的成了最高人民法院，有處死人的權力，那麼請問：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的牌子在哪裡？大印在哪裡？你們這些人代替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嗎？”主審者理屈詞窮，怒不可遏。一杯茶的功夫，劉義元即被打暈，耳膜被打破。

劉義元的妻子陳冬青尚在坐月子，千方百計找熟人拉關係，在傷藥嚴重脫銷的情況下買了四顆跌打損傷丸，抱着嬰兒往公社去給丈夫送藥。丈夫頭腫得象個西瓜，兩口子抱頭痛哭。

幾天后，一夥橫眉怒目、凶神惡煞的人衝到劉義元屋裡，翻箱倒櫃，挖地三尺，尋找劉義元的反革命罪證。劉義元喜歡讀書看報，但又缺錢買不起書，訂不起報，因而在外面看到片紙隻字，就當寶貝一樣撿回來看，碰到一些帶韻味的詞句，還愛引吭高歌。日積月累，家裡集起一堆廢舊字紙。搜查者將這字紙全部抄走，仔細查看，終於在一張格子紙上發現幾行莫名其妙的字：“日出東來月落西，程度不知路高低。得逍遙處且逍遙，騎驢跨鶴過竹橋。”他們左看右看，看不出什麼名堂。就因為這片廢紙，劉義元被關進大牢。劉的岳父陳昌順，原是生產隊長，也因陳良柱案被抓，送到縣監獄，一年後死於獄中。時年22歲的陳冬青，也被當做反革命家屬，掛黑牌戴高帽，遊街批鬥，被折騰得不像人樣，奶水全無，月子裡的小女兒餓死在爺爺懷裡。

劉義元在牢裡一坐就是22個月，進來時是個25歲的精壯勞動力，如今是一天三兩米都吃不完，人瘦得皮包骨頭，一雙膝蓋骨一到陰雨天就痛徹骨髓，腰伸不直，腿張不開，頭抬不起，身挪不動，比八十歲的老人還差。有關方面怕他死在牢裡，又定不了罪，只好放他回生產隊接受監督勞動。當他蓬頭垢面拄着一根棍子慢慢挪到自家門口時，家裡人都認不出來了，夫妻又是一場大哭。　　　　

劉義元在監里患上了嚴重的胃潰瘍，出獄後沒錢治療，拖了一年多，病情越來越重。一天晚上，他深情地對妻子說：“我恐怕活不多久了，現在你又有身孕了。如果我死了，你帶着孩子，還有個老爸，生活怎麼辦？再者，我還頂着個反革命罪名，你就是反革命家屬，孩子也是黑五類，長期受欺，永無出頭之日。”冬青問：“你是不是想讓我去做流產？”劉義元解釋說：“我是想給你母子找條活路，找一個有前途的人家！”冬青堅決不同意：“我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要活一塊活，要死一塊死。況且我還懷着你的骨肉！” 

在參加完一次四類分子會後，劉義元又乘機試圖說服妻子：“冬青，我倆離婚吧，我不能老讓你背這個反革命家屬的臭包袱。你是貧下中農出身，離了婚就可以堂堂正正做人，大搖大擺走路，誰也不敢再對你怎麼樣。”冬青最終同意離婚，但“離婚後我仍住在家裡，不能把我趕出去”。

婚離了，劉義元開始琢磨着勸妻子改嫁。他說：“昨夜我做一個夢，夢見我們的兒子和別人的兒子在一起玩耍，不知為什麼忽然吵起來了。別人的兒子罵我們的兒子是反革命崽子，要砸死他。兒子哭哭啼啼跑回來問我：‘你是反革命嗎？你為什麼要當反革命？’我說：‘爸爸不是反革命，是冤枉的。’有人罵我翻案，用索子把我父子雙雙捆了起來。我從夢中驚醒，嚇出一身冷汗。為你自己的前途和我們未來的孩子着想，你必須忍痛割愛，決心改嫁。”
　　冬青哭起來，越哭越凶，如生離死別：“你病這麼重，爸爸又老了，身邊沒人照顧，日子怎麼過？”劉義元說：“你如果真的關愛我，就向男方提一個條件，要三五百元錢留給我治病。只要病治好了，一切失去的東西都可以掙回來。”這時劉義元已在鄰近的新寧縣為冬青找到一位大齡青年。這位青年身體健康，長相不錯，心地善良，出身也好，只因家窮，一直找不到老婆。冬青無奈，同意了這門親事，但向男方提出兩個條件：一、她已有身孕，孩子生下來帶滿周歲後讓劉義元接回來；二、因欠賬要500元還賬。男方表示：第一條沒問題。第二條，只能拿出200元，多了拿不出。最後雙方達成了交錢結婚的協議。劉義元雙手接過沉甸甸的大錢包時，以為對方搞錯了。區區200元，怎麼能這麼大一包？打開一看，原來都是一元兩元的塊票和角票！拿着這200元錢，住了20天醫院，劉義元的病好多了。

一天，有人給送來個好消息：冬青分娩了，是個男孩。劉義元馬上向父親報喜。兒子周歲後的第三天，劉義元去接兒子。見了冬青，尷尬之餘，雙手合十，千恩萬謝：“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冬青悲歡交集。喜的是他身體比原來好多了，悲的是他還是反革命釋放犯。談到接孩子，冬青說：“接回去還是個反革命崽子。再說，兒子尚未斷奶，你接回去如何帶？”劉義元無以回答。“還是等斷奶以後再說吧。”劉義元只好照辦，悻悻而歸。

劉義元空手回來，老父懷疑冬青變卦了。劉義元心病漸重，舊病復發。這時年關漸近，隊裡搞年終結算，兩父子勞動一年，僅得80元錢，還被扣除60元的杉樹錢，僅餘20元。父親從自留山里砍了幾蔸杉樹回來做棺材，隊上卻說，反革命家屬沒有砍樹的權力。鑑於砍的是自己栽的樹，從寬處理，不批不鬥，罰60元錢算了。劉義元不服氣，砍自家山上的樹為什麼要罰款？找大隊幹部評理，大隊幹部說：“你是勞改釋放犯，你父親是反革命家屬，沒有享受社員待遇的資格。”
　　聽了這個話，劉義元好比五雷轟頂，差點昏了過去。憑空被扣上的反革命帽子，哪一天才得盡頭？以前賣老婆治病想活下去，如今活着又有什麼意思？老婆改嫁了，兒子又抱不回來，治好的病又犯了，真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哪有出頭之日，不如早死早超生！決心下定，立即到供銷社買了一瓶敵敵畏。
　　年三十晚上，他把從隊上分來的兩斤臘肉洗淨、煮好、切碎，分成兩大碗，一碗給父親，一碗留給自己，說：“爸爸，今天過大年，我娘死得早，父親又當爹又當娘苦苦把我養大，誰知兒子沒有出息，被誤栽冤枉當了反革命，坐了幾年牢，身體搞垮了，老婆被賣了，孫女餓死了，孫子也接不回來，害得您老人家吃了一輩子苦，受了一輩子罪，實在是對不住。”劉義元淚流滿面。

父親反覆安慰他。劉義元則就着昏暗的煤油燈，背着父親，將敵敵畏倒在自己那碗肉里。老人問：“哪來的農藥味？”他說着“沒有”，便端起碗狼吞虎咽呷起來。很久未吃肉了，父親勸他慢一點，別呷出毛病來。胃開始翻騰了，劉義元對父親說：“爺老子，你要挺住好好過，不要為我傷心。”說着哇的一聲，吃的東西全部吐出來了，農藥味瀰漫一屋子。父親以為是他胃不好，受不起油暈，扶他上床休息。
　　劉義元躺在床上，因疲勞過度，一覺睡到第二天響午。他很納悶，百思不得其解：是農藥失效了？還是藥量太少了？他走下床來，端起藥瓶子就喝，硬是一口氣把剩餘的敵敵畏全部喝光。誰知藥到肚子裡翻江倒海一陣之後，又全部嘔吐出來了。父親看出兒子是在尋短路，急得全身發戰，不住地說：“菩薩保佑！菩薩保佑！”又說：“傻兒子，新年大節，為什麼尋短路？你甩手走了，我怎麼辦？我知道你心裡苦，好死不如賴活着。你還年輕，沒有過不去的坎，沒有洗不白的冤！”劉義元沒有死成。

一晃又過了五年，1980年10月，邵陽縣公安局發了個30號文件——《關於劉義元被拘留一案的複查結論》，稱對劉“拘捕不當，予以糾正”。日夜盼望的平反書，盼了10年，終於盼來了。劉義元立即拿了這個文件去新寧縣接孩子。這時兒子已經七歲了，在讀小學一年級。儘管媽媽再三說“這是你親生的爸爸，喊爸爸”，可是孩子怎麼也不能接受這個陌生的爸爸，反而說：“我有爸爸，這個老頭不認識。”說罷就跑開了。冬青很同情劉義元，讓他多住幾天，與兒子交流、培養感情。誰知兒子大了，怎麼也無法認同。強迫不行，硬帶走他也會跑回來的。劉義元滿懷希望而來，滿腹失望而去，只好另找老婆，想重續香火。可是家裡太窮，年輕的不肯來，拖兒帶女的又養不起，年齡大沒有生養能力的又不想要，找來找去，找了個39歲的寡婦。生活了三四年，孩子連影兒也未見。劉義元只怪自己八字差，命中注定。

劉義元仍然想念嫁出的老婆和兒子。兒子長得十分健壯，和自己青少年時一模一樣，可就是不認他這個生身父親。他曾反問劉義元：“你為什麼要把我娘賣了？我娘哪點對不住你？你對我又盡了多少做父親的責任？”劉義元被問得啞口無言，只好打落牙齒往肚裡吞。後來老父也死了，自己身體也一天天地差，人也一天天地老，分了兩畝責任田也無力耕種了。帶着後討的老婆南下打工，可是人家嫌他年齡太大，跑了幾個城市也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回家沒有盤費，生活無着，租不起房，住不起家，只好流落街頭，靠撿破爛為生。
　　　　

我經歷的幾個右派    正經人

我父親就是右派，我家對面住着一個右派，我有一個舅舅是右派，我下放農村時村里也有一個右派。首先我要說父親回來以後說的一句話：“我要感謝當年我成為右派，不然早死了。”這句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以為他必定會對自己的遭遇懷恨在心，怎麼反而會說出這樣的話呢？他告訴我，當年他是地主少爺，自幼嬌生慣養，但身體不好。後來被劃成右派，去了西北某地煤礦挖煤，每天勞動，身體反而漸漸好起來了，現在七十多了，看起來還是六十多的樣子。

我問他在煤礦怎麼樣，他說：“不錯啊！落實政策，其實我還不想回來呢！因為在那裡呆慣了。”我還以為他在那裡勞動很苦，他說沒有，其實也就是跟隨大家一樣勞動，好象還讓他做一點文字工作，有點受重用的意思。他也不恨毛澤東，還很佩服毛澤東，說自己當年其實也是少爺脾氣（他上面三個姐姐，所以自小受寵），跟領導說話太張狂了，正好趕上了，成為右派。

我的那個右派舅舅，曾參加過浙南遊擊隊，解放時就是區委書記，按說劃右派是輪不到他的。可惜他在1955年左右去大學讀書，受右派教授的影響，再加上自己本來就是個地主少爺，有點書生氣，就不幸成為了右派。去了勞改農場，後來自己又逃了回來，在家鄉農村呆着，與其他農民一起種田。他對農業技術還做了一些改良，深受當地農民歡迎。那時候文革還沒有結束呢！後來好像農場那邊來人把他帶回去了。帶回之後究竟怎麼樣，我不太清楚，但是什麼被打得半死之類的事是絕對沒有的。他那個牛脾氣從來沒改過，現在離休了在家呆着，身體也很好。我印象中他的身體就從來沒差過，整天一副自以為是的樣子。

小時候我家對面那戶右派也是離了婚的。我們家也是右派，所以我也跟他家的小孩一起玩，大家都沒有什麼顧忌。小夥伴們，有領導幹部的子女，有絕對紅五類的子女。那時沒有人拿成分說事，大人也從不說起，我也是很偶然從母親嘴裡知道對面那家是右派的。當時感覺心裡有點慌，但從來沒有看不起他們。後來在文革中人家貼我母親的大字報，我才知道原來我的生父也是右派。

我下放農村時村里那個右派可是有點來頭的，據說當年是南京政府交通部里的人。當時我們生產隊裡其他農戶都住瓦房，就他一個住在草屋裡，所以我印象特深。他整天穿一件黑呢制服，頭髮花白，昂首向天，一看就與眾不同。

我剛下放到那裡時，一開始很尊敬地叫他老伯伯，後來一幫小夥伴（當時我才16歲）告訴我，他是個右派，我就不這樣叫他了。無論多小的孩子，對他都是直呼其名。在農村是很講輩份的，對長輩，即使沒有親戚關係也要叫叔、伯、爺之類的，唯獨對他不是這樣。平常也沒有人到他家來玩。

除此之外，其他方面他過得都挺瀟灑。生產隊長對他的勞動從來不做要求。我們這些人出工，都是個頂個的，只有他出工是做個勞動的樣子。他體力不行，又無勞動技術，還喜歡聊天，時不時就拄着鋤頭聊開了，自己仰望天空，似是自言自語，又似講給其他人聽，其他人也似聽非聽。什麼以前怎樣吃喝玩樂啦，怎麼賭博啦，南京政府里的事情如何啦，等等。當時我一心只想表現好點，爭取入團（入黨還不敢想），所以從不理會他。要是換成現在，我一定會去聽，然後寫一本書出來。其實他挺喜歡我的，想跟我聊，無奈我不理他，後來他也就算了。
    回到草屋裡他常常光個膀子，點個煤油燈吃飯。我們當時是有電燈的，他不用。有些人家也不用電燈，後來我也不用電燈。沒其他原因，只是想省點錢。他有一個兒子，有時來看他，但很少與我們來往。生產隊開什麼大會時，他會上台陪着。一排地富反壞右站在台旁邊，也挺有意思，但從來不打他們，更不用繩子捆。

知青美女喬獻華    周  立

1957年冬天，涪陵雪下得好大，年僅3歲的喬獻華永遠記住了那場漫天飛舞的大雪。一群人叫喊着“把反革命分子喬俊承揪出來”，衝進家裡，將正在幹活的爸爸往門外拖。家裡沒有其他人，小獻華嚇得躲在牆角，瑟瑟發抖。被拖到門口的爸爸突然掙脫出來，跑回屋將女兒緊摟在懷裡，把臉緊緊貼在女兒滿是淚水的臉上，急切地說:“丫頭，不管發生什麼事，你要記住，爸爸不是反革命，爸爸是打日本鬼子的……”話沒說完，爸爸再次被拖走。

雪地里，小獻華哭喊着一路追趕，一直追到涪陵地區收容所。“我看見他們把爸爸反手吊起，用棍子打，爸爸發出一聲聲悽厲的叫喊。我不敢看下去，只能跑去找媽媽。”當天晚上，爸爸被幾個人拖回來扔在地上，渾身血肉模糊，凌亂的頭髮上還沾着雪花。爸爸一句“我不是”沒說完就斷了氣。懂事後，媽媽周維清告訴她，爸爸是黃埔軍校畢業的，是國民黨的軍官，上戰場打過日本鬼子。

“接下來的日子可以用暗無天日來形容，走到哪裡都有人追着我們喊‘打死小反革命’，沒有娃兒願和我們玩。開批鬥會時，媽媽胸前掛着‘反革命家屬’黑牌，站在台上，低着頭，台下不時有人向她吐口水、扔小石塊，她不敢躲避。我們在台下哭着不敢出聲。每次開會回來，媽媽都要對我說:‘記住，就算有人把口水吐在你們臉上，也不要說什麼，自己抹了就是。要在忍耐中學會堅強！’”

3歲以後，喬獻華開始怕雪，怕下雪的日子。背着反革命狗崽子的惡名，喬獻華在忍耐中度過了屈辱的童年。

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重要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正在體校上學的喬獻華沒等人來動員，就主動申請到艱苦的龍潭區。她是那批知青中年齡最小的。“那年我才15歲，按現在的說法，還是未成年人。我想趁機爭表現，表明我想與資產階級決裂的態度是多麼鮮明，希望別人會因此改變對我們的看法。”

1969年2月8日，喬獻華和其他知青一道在涪陵燈光球場集中出發，草綠色的軍裝扎着皮帶，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軍用掛挎包上印有“紮根農村幹革命”。人人手持紅寶書，高呼口號，向農村進發。喬獻華插隊落戶在龍潭區太平人民公社復興大隊第6生產隊（現涪陵區青羊鎮新元村6隊）。那裡距涪陵城90公里，一眼望去，除了山還是山。

到達太平後，當地小學生敲鑼打鼓迎接他們，村民們對漂亮的喬獻華表現出特別的熱情。2006年12月，當地村民李順珍對37年前喬獻華的印象依然深刻:“我們看她就像是看仙女一樣。當時還有個漂亮女知青，外號叫‘太平一枝花’。但公認喬獻華更漂亮，大家就叫她‘賽太平’。”因為能歌善舞，喬獻華很快成了宣傳隊的文藝骨幹。15歲的她從沒享受過這種禮遇，她欣慰極了，感到這條知青路走對了，決心死心踏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然而好日子沒過一個月，就因為她黑五類身份被揭穿戛然而止。

一天，喬獻華參加完勞動，興致勃勃往回走，路上遇見生產隊長。隊長說:“我本來以為你是龍是鳳，現在才曉得，你竟然是個混進革命隊伍里的反革命狗崽子。我要讓貧下中農好好管教你！”喬獻華這時才知道最初的想法多麼幼稚，家庭成分這東西就像遺傳基因，抹也抹不掉，無論你怎樣追求進步，都是白費勁！

喬獻華從小夢想當歌舞演員，穿上舞鞋翩翩起舞。她仍然堅持每天早上6點起床，偷偷到屋後山坡上吊嗓子——輕輕的，不敢放開喉嚨。

生產隊最遠的田地在山腳的煙敞溝，單程就要走近兩個小時，天黑才能回家。她幹活特賣力，所謂“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她深怕臉曬得不夠黑，手上磨的老繭不夠厚，不能顯示自己是多麼擁護“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

第一次上山砍柴，一刀下去，喬獻華突然感覺左手臂一陣涼意，抬手一看，一條綠蛇纏在手臂上。她不敢叫出聲，怕別人罵她是國民黨的千金小姐。第一次下地插秧，小腿上爬滿螞蝗。“有的正往肉里鑽。我怕得要命，但只能悄悄地扯出來。螞蟥一扯就斷，弄得滿腿是血。我忍住噁心，不敢哭出聲。後來，還是好心村民教我，先用手拍，待螞蟥鬆口了再扯。”

辛苦勞作一天，喬獻華最多可以掙到7分，而其他知青干一天是8分。其他知青一年可以分六七百斤糧食，她只有不到三百斤。別人偶爾還有肉吃，喬獻華沒有，她的肉票常常被其他知青“代領”。這一切，沒人敢公開為她說話，因為她是黑五類的狗崽子。

長得漂亮也成了受指責的原因。一開始喬獻華衣着前衛，當別的女孩穿寬鬆的花棉布上衣時，她卻穿着襯衣，還要扎在褲子裡，顯示動人的身材。這些也被當成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典型。

“別人都把我當勞改犯，誰都可以指着我的鼻子罵。這種生活比兒時受歧視更難受。以前畢竟有媽媽在身邊，可以傾訴，不會孤獨。但我記着媽媽的話，要在忍耐中學會堅強。”

1970年冬天，黑龍江軍區歌舞團到太平慰問演出。作為宣傳隊骨幹的喬獻華，在與他們合作中表現出的歌舞才華折服了歌舞團領導。歌舞團有意召她入團，但因成分問題，未能如願。她也沒有去爭取，她知道，自己這樣的身份是沒有資格去爭取的。

1972年冬天，隊裡幾個男知青偷了附近代銷店一塊紅糖，有追求進步的社員舉報喬獻華是同謀。不管她怎麼解釋，沒人相信這個反革命後代說的話。連續一周，她每天下班後都被叫到隊裡去接受貧下中農教育。等貧下中農們教育累了，她才能深夜獨自返回10里外的住處。

回住處的途中要經過一個池塘。這天晚上，喬獻華呆呆地坐在泥地上，望着黑暗中的池水，任憑雪雨打在臉上。良久，她找了塊廢棄的磨盤石捆在身上，慢慢走向池心……

醒來時，喬獻華躺在一戶村民的床上。簡陋的土屋無法遮擋屋外呼嘯的寒風，但她感到特別溫暖。村民田孟池救了她。田家成分也不好，是地主。“閨女啊，我們都是可憐人，以後不要再干傻事了。”田母胥春懷撫摸着喬獻華的臉，心疼地認她作干女。想到父親臨終不甘心的話和乾媽的關愛，喬獻華再次鼓起生活的勇氣。

今年12月6日，喬獻華重返太平。這是她返城二十多年後第一次重返故地。回到這個呆了8年的山鄉，喬獻華眼淚灑了一路。山還是那些山，可已物是人非。乾媽胥春懷去世17年了，當時未能回來為老人家操辦葬禮，成為她一生的愧疚。她堅持要到乾媽墳上去看看。乾媽埋在塘埡口，喬獻華哭着跪在墳前，直到香燭燃盡。

周立波為何倒霉    朱忠康

作家周立波生於1908年，湖南益陽人，在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成為中共黨員。抗戰期間他到前線做過戰地記者，先後曾任《抗戰日報》、《救亡日報》、《解放日報》編輯，還翻譯過蘇聯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抗日勝利後他在東北參加土改運動，寫了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榮獲斯大林文學三等獎。解放後他擔任過全國文聯、中國作協、湖南文聯要職，當選過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合作化運動中，他來到老家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十年磨一劍，寫出一部反映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在此期間他的作品大量使用當地農民的方言土語，充滿濃郁的鄉土氣息，開創了當代文學新流派——茶子花派。他還寫過反映工業建設的《鐵水奔流》和《萬里征塵》等作品，看名字就知道都是按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寫的。

想不到這個步步緊跟的作家，因寫了一篇只有4000字的歌頌毛澤東的散文《韶山的節日》，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毛的叛徒，遭到了毒打和折磨。

這篇散文寫的是毛澤東1959年6月25日重返闊別32年的故鄉時的情景。這一天傍晚，毛在羅瑞卿陪同下來到老家，並吟成一首七律《到韶山》：“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第二天去看已被茅草遮掩的雙親墳墓，接着又來到韶山學校，看望了這個學校的師生們，晚上就到長沙去了。毛在老家只耽了兩天一夜時間。
　　周立波在益陽時曾先後六次來韶山參觀採訪。1965年《羊城晚報》復刊時，編輯找周立波約稿，周就把這篇《韶山的節日》寄了去。編輯很滿意，副刊作家秦牧更是讚不絕口：“文章寫得相當精彩，形象飽滿，栩栩傳神，在政治意義和藝術感染力方面都很出色。”由於涉及領袖活動，編輯部還把打印稿分別給黨政領導審看，甚至還打電話詢問過中央，在得到了“可以由你們自己處理”答覆後，於1966年1月21日在《羊城晚報》刊登出來。韶山毛澤東故居陳列館的人員讀後，對文章中的細節提出了意見，周立波做了修改，又在原來的版面上重新刊登一次（1966年4月23日）。

此時文革運動序幕已經拉開，一場大浩劫即將，黨內高層鬥爭已處於白熱化。周立波文章開篇寫道：“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毛澤東同志在羅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下，來到了自己的故鄉，湖南湘潭韶山沖。”這個曾是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長後來擔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此時早已被揪出打倒。羅瑞卿曾是毛的貼身保鏢，自己被打倒時，不僅自己一無所知，連國家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也不知道。1965年12月10日，正在昆明視察部隊的羅被緊急召到上海，一下飛機就被隔離軟禁起來。1965年12月8日到15日毛澤東親自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黨委擴大會議，把羅瑞卿置於死地。後來又揪出北京市市長彭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還有一個叫楊尚昆，統稱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1966年初這場黨內高層鬥爭還沒有擴散到社會，但《羊城晚報》的編輯們已經風聞於羅瑞卿不利的傳言，就把文章中羅瑞卿的名字略去了。當《韶山的節日》第一次在《羊城晚報》發表時，江青正在上海。看了報紙後，她大發雷霆，要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打電話給中央宣傳部，指責這篇作品很壞，是醜化毛主席的反動作品，勒令全國報刊一律不得轉載。接電話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林默涵，他找來文章一看沒有任何問題啊，但是毛夫人又不敢得罪，只好打電話通知六大區的宣傳局，不得轉載這篇文章。

陰錯陽差的是，主管《羊城晚報》的中南宣傳局沒有接到電話，那份更正性的文章第二次又在《羊城晚報》刊登了出來。這下惹了大禍。中南局負責人陶鑄接到張春橋氣勢洶洶的質問信：已經通令全國下了禁令，為什麼還要刊登這篇文章？想為羅瑞卿翻案嗎？
　　文革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之後，《韶山的節日》這篇作品被當作反毛澤東思想、醜化毛主席的大毒草進行批判，周立波更是罪責難逃。中南局宣傳局、羊城晚報社和同意發表此文的人也都被扣上了不同程度的罪名。但是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歌頌毛澤東的文章也要遭到鞭撻封殺，這算哪門子的道理啊?

周立波遭到大會斗小會批，掛着牌子戴着高帽遊街示眾，在益陽體育場接受萬人批鬥後，再拉到縣劇場看演員的表演，表演的第一句話就是“打!打!打!打倒周立波!”據說在一次批鬥時，造反派的槍走火，子彈從周立波耳邊擦過，險些喪了命。

經過幾番折騰和批鬥，還是秦牧拆穿了這其中的秘密。原來周立波的文章把中國的一隻大醋缸給踢翻了。文章里曾有一句提到楊開慧的名字，只有短短的幾十個字：“他的夫人楊開慧同志，1930年就義於長沙，那時候，她只有29歲。”而且周立波在引用了毛澤東兩句詩“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後，又寫道：“詩人歌詠的是一切革命的家庭，一切殉節的同志，自然也包括了他的壯烈犧牲的可愛的家人。”這些內容對於當時炙手可熱、不可一世的江青來說都是特別忌諱的。在一次講話中，江青曾六次點了周立波的名字。

1979年9月25日，作家周立波因病在北京逝世。數十年後，他在美國的孫女周仰之為祖父寫了一部傳記，想在國內出版，托朋友找了許多出版社，開始聽到周立波的名字都很感興趣，但一了解，此周立波非彼周立波（上海清口相聲演員），都婉言謝絕了。經過許多周折，總算找到了團結出版社並於年初出版了此書。現在問題是誰肯花“清口”周立波票價的九分之一來買這本書？如今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上輸入演員周立波幾個字，有45萬條結果，而輸入作家周立波幾個字，17萬條結果，而這17萬條可能也是借了現代周立波的光才有如此豐碩的成果。

四類分子的身份意識    李若建

儘管各類四類分子之間沒有太多共性，但是在30年的歧視之下，一些人還是萌發了一定程度的群體意識。從當年一些地下組織的成員結構中可以發現，少量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有組織起來的傾向。山東荏平縣1957年成立的一個地下組織，148名成員中，地、富、反分子63人，占成員總數的43．5%。其中，有正在管制、解除管制和刑釋分子21人。26名首要分子中有地、富、反分子16名，占首要分子總數的60％。1959年雲南蘭坪縣破獲的一起地下組織案，成員達64人，其中四類分子51人。文革初期福建龍巖縣形成一個擁護劉少奇的地下組織，在近200名成員中，其成員三分之二為貧農、中農，三分之一是有過各種問題的人，包括四類分子。 　　
　　一些四類分子產生一種反叛意識是難以避免的。文革中有一位中學生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現在對待地富分子，不管他改造得好不好，抓來就斗，拳打腳踢，戴高帽子遊街。我們認為，有些地富分子的反抗正是由於我們這樣長期嚴酷的專政壓出來的。這樣搞，他們誰不盼望蔣介石來？因而，報復行為不可避免。特別是地主、富農，因為財產損失，不滿的程度更加突出。四類分子被指控的現行罪惡中有幾條是常見的，比如記“變天賬”，向子女進行報復教育。當時中國有一個政治術語叫反攻倒算。實際確實存在反攻倒算的情況，也確有一些所謂的反攻倒算是被人為誇大了。山西省定襄縣委的一份報告列舉了地方反攻倒算的若干行為，其中包括低價收買農民分下的房子，給農民積極分子起渾號，等等。一位富農因老婆病死做喪事，收了別人送的禮，請人看風水、燒紙，為安葬死者又砍掉了集體6顆小松樹和兩捆封山柴，被認定為大搞封建復辟活動，破壞山林等，以抗拒改造罪判處管制三年。 　　
　　農民分到地主富農的財產之後，心中多多少少有一點忐忑不安，擔心將來這些財產的安全。在河北省一些地區，土改之後，農民把分到的好端端的房子拆除，再去他處重建，原因之一是怕“變天”。因此，1947年以後的幾年，許多村里出現—些新房，仍是坯、磚壘砌，但是粗梁大檁，有瓦擋脊獸，有雕龍刻鳳的窗架、台石。文革中出現的屠殺四類分子的案件，最初往往是傳說四類分子要報復。湖南省新田縣1967年秋謠傳四類分子成立205師，“貧下中農殺一半，共產黨員要殺光”，因而從9月8日開始，40天內殺害四類分子668人，因害怕而自殺的180人。1979年給四類分子摘帽時，這種顧慮更加突出。有的地方，土改時的積極分子怕地富摘帽後遭打擊報復，怕地富子女改變成分後起來掌權，自己受到排斥。　
　　農民的擔心並非多餘。四類分子摘帽之後，各地不同程度發生了所謂反攻倒算事件，主要是地富親屬索要甚至搶占土改中被沒收的房屋、土地和山林；有的還圍攻、毆打土改中的黨員、幹部和積極分子及其家屬；為被鎮壓的人搞祭奠活動，樹碑立傳；個別地區發生殘害人命的惡性案件。遼寧省地主子弟柳某某給中央領導人寫信，公開向政府索要土改時被沒收的2650畝上地。凌源市四個鄉鎮，有6戶地主富農強行搶占並扒毀集體房產，占為己有。　　
　　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專門對如何處理反攻倒算案件作了答覆，成為處理這類事件的一個準則。到1995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曾經批示：“像這類反攻倒算的事，必須嚴肅對待。特別是黨員幹部產生這類問題，一定要嚴肅處理，否則連鎖反應下去釀成大禍。”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文件指出，反攻倒算是現階段一定範圍內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必須旗幟鮮明地保衛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成果，捍衛人民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下面是三個反攻倒算房產的個案：個案一：吳某之父解放初因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吳家原有木屋四間，土改時被國家沒收，後由一個工廠作為倉庫使用，並進行了產權登記。1991年吳某強行搬進床鋪，讓其母居住，時間長達20余天。1992年，吳某被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 　　
　　個案二：任某，其父土改時被定為地主分子，戴帽管制。其父解放前有幾間房產，長期無人管理，年久失修。1957年鎮工商聯經組織批准建房時，原房址已變成一塊空地或房底子。1982年，此處平房被扒掉，鎮政府在此建了一座餐飲服務樓。1991年，任在其父去世後，重翻歷史舊帳，對他家那早已不復存在的房產打起主意，從此開始了4年的上訪。鎮政府專門給北京司法部寫信進行政策諮詢，司法部回信明確答覆：這類情況不予平反，不予返還財物，維持土改時的結果。因要求得不到滿足，任於1995年試圖殺死本溪市信訪辦官員，未遂。 　　
　　個案三：馮某原為富農成分，祖上有8間草房。1953年土改時，陳莊供銷社暫借這8間房屋使用。這一暫借就是40多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馮提出索回自己的房子。1983年，馮一家強行搬進來居住。當時政府負責人說馮是富農分子反攻倒算，要批鬥他，於是他又嚇得趕快搬了出來。1999年，法院判馮勝訴。

神佑張乃仁    黎學智

吉林省海龍縣第一中學造反派關押了老師黎學智，為了徹底打倒黎學智，必須除掉他的妻子張乃仁，因為她是他的精神支柱和經濟來源，而且還為他收集情報證據並郵寄上告信。造反上台的革委會主任語文教師馬福生，群專負責人數學教師顏世忱，駐校軍訓隊負責人李德銘，多次密謀，決定借刀殺人！他們認為，對於胎兒橫位、即將臨盆的張乃仁來說，剖腹產本身就存在着生命危險，就算她下得了手術台，沒錢住院，沒人護理，孩子無人餵養，母子肯定性命不保。所以，他們決定派於秀芝押送黎學智反革命冤案家屬張乃仁到沒有任何親屬關係的瀋陽生孩子。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於秀芝押送張乃仁乘火車去瀋陽。一路上革命教師於秀芝與反革命家屬張乃仁基本上沒有語言上的交流。雖然張乃仁意識到她此去凶多吉少，可能已經進入生命倒計時，但她還是反覆琢磨獲取情報的方式與途經。

機會來了。於秀芝上廁所，張乃仁堅決果斷地打開了於秀芝的手提包，迅速抄記並秘密收藏了於秀芝攜帶的海龍縣第一中學革命委員會1968年11月4日(校革介字)第053號介紹信的抄件：“茲派於秀芝同志，負責押送並安排反革命家屬張乃仁住院生孩子(橫位)，請予以監督協助為盼。”正當張乃仁把於秀芝的手提包放回原處時，恰好被回到座位的於秀芝發現。於秀芝怒斥：“隨便翻動別人的手提包太不文明，太不禮貌了！”張乃仁回擊：“你知道什麼叫卑鄙無恥嗎？說，你是陪送還是押送？”“陪送。”“誰給我定的反革命家屬？”“學校革委會定的。”“一所鄉鎮初級中學有權定反革命和反革命家屬嗎？”“我是組織派遣，請張老師理解。”

兩人各想心事，不再交鋒。車到瀋陽東站，張乃仁先下車，於秀芝緊隨其後。突然，張乃仁沒有站穩，幾乎摔倒，一位好心的女列車員手急眼快當即扶住了她。與此同時，張乃仁瞬間覺得腹中的胎兒扭動了一下。       

經瀋陽小河沿婦嬰醫院檢查，張乃仁的待產兒已經由橫位轉成順位，完全可以自然產，不需要剖腹產！此時的於秀芝尚不知手術情況有變，正忙着向醫院革委會、醫生、護士以及部分待產婦交代張乃仁的反革命家屬身份，請大家協助監督。於秀芝完成組織重託之後，認為即將進行剖腹手術的張乃仁已無畏罪潛逃可能，於是甩掉張乃仁，去瀋陽航空學院探親訪友。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張乃仁終於自然產成功，生一個男孩。可憐可敬的張乃仁沒有任何人陪護，每日吃麵包喝白開水度日，無一滴奶水供嬰兒吸吮。張乃仁雖為反屬，但她端莊的容貌，高雅的氣質，鎮定自若的舉止，面對苦難的從容，引起了醫生、護士和同室產婦的極大同情和尊重。於是，醫生送來奶粉，護士送來自製小孩衣服，產婦們輪流為孩子哺乳。人間自有真情在！     

張乃仁隨身攜帶的全部家當只有55元，去掉住院、醫療等費用已經所剩無幾。產子三天后，張乃仁不得不出院，自己抱着兒子，攜帶日常用品，乘坐三輪車，由瀋陽小河沿到瀋陽東站，坐四個小時火車，到達吉林省海龍縣山城鎮，在東北的隆冬季節回到自己獨居的陋室。  

桃園釣客    從維熙

桃園裡有一個丁字形水塘。大約20米寬的水塘對面，是團河農場的醫院。我們經常看見水塘對岸坐着一個持竿垂釣的老者。這個老人十分孤獨。最初，我們都以為他是個農場裡離退休的老幹部，不久我就覺察這個老者身邊從沒有出現過孩子和家屬，這不太正常。這老人好像是一座時鐘，只要是好天，9點鐘左右保證坐在河塘的土坡上。農場的頭頭，家都住在城內，難道他的家在農場？如果他是個住院的病號，應穿病號服，而他總是那一身藍色的中山裝。這個水塘里不能說一條小魚也沒有，可是寸步之外的鳳河，還有鳳河旁邊的團河宮，垂釣方便，風景秀美，他何不去那裡？我站在這岸，從來沒有見他釣上過魚。

我們幾個老右腦袋裡可繃着階級鬥爭這根弦兒，一致認為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神秘人物。何群過去是從事會計工作的，有着超凡的縝密推理：“這個年代，關押人的辦法很多；軟禁是對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這老頭是一名要犯。”“怎麼不見警衛？”“這種人是用不着警衛的。就是有警衛，也不會露面。”最後，幾個老右統一了認識：這是個有來頭的人物。

有一次，董維森與總場的女園藝師（姓張）來桃園巡視工作，我趁張不在，曲線地詢問了董一次：“水塘對面，有個釣魚的老者，他要是場裡的幹部，我們能不能給他送點桃子過去？”董驚奇地看了看我：“你怎麼有這個想法？”“他挺孤獨的，總是一個人。”董維森對我笑笑：“你們別干越界的事，那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他是？”董對我搖搖頭：“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亂管閒事。”

董的回答進一步印證了那老人一非農場幹部，二非世上凡人。破譯這個老者的生命密碼，便成了我們幾個同類勞動之餘的“副業”。有時，我站在水塘這邊，向那邊凝神張望，想從那頂草帽下，看清他的五官。他個子不高，行動帶有一點斯文，只有在久久無魚上鈎的時候，他才抬起頭來，朝對岸的桃林遙望。有一次，我從桃林中回看守房拿工具，正逢他沿着水塘邊漫步。我停步於看守房外，與他的目光第一次碰撞在一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揚起頭上的草帽，朝我揮動了一下。我當時只顧看他的臉，一時之間沒有作出反應。當他把草帽重新戴在頭上時，我才朝那老者舉了舉手中的噴槍（給桃樹噴藥的工具）。這是我對他惟一的一次審視與觀察：他好像情緒並不壞，微笑之間流露出老人的善良。我再想看看他那張臉，可是他朝醫院的方向走去了。

    有一次我回京去老岳父家，無意間談起這件事，他才敏感他說出了一個使我吃驚的名字：是不是潘漢年喲！

    老岳丈名叫張宗麟，是1928年入黨的上海老地下黨黨員，後來去了延安。在上海時，他與潘有過不少交往。他告訴我，上海地下黨30年代籌劃出版《魯迅全集》，潘做了不少組織工作，而他本人出任出版經理。他之所以想到了這個人可能是潘漢年，不僅僅是根據我說的情況。有黨內的老朋友告訴他，潘目前剛剛從監獄中假釋出來，由公安部在北京市郊的某個地方進行監護，這完全符合我目擊到的情況。老岳丈還告訴我，潘是一個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產黨人，大約在1955年春天，毛澤東簽署了對潘的逮捕令，他是在北京飯店被抓走的。

當時我只知道潘曾任上海市的領導工作，對老岳丈講的許多事情一無所知。記得，在當天的飯桌上，老岳丈因多喝了幾杯紹興黃酒，借着酒興對我說了延安“搶救運動”的往事。說到最激動之處，老人竟然涕零淚落。我的老岳母幾次制止他再說下去，怕我在勞改隊內失言惹事生非。在我告辭時，老岳丈對我說道：“你和阿滬受的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們應當想得開一些。想想那些比你們承受更大冤枉的人，你們就會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的勇氣。”老人的這一席話，我一直銘刻於心，並寫信給張滬，曲里拐彎地告訴她家中老人的意思。

但是河對岸的那位老者，到底是不是潘漢年，當時沒有可能得到結論。直到我平反以後，去團河農場訪故時，向場方詢及這一問題時，場方才明確地回答了我。在桃園水塘旁邊垂釣的老者，正是潘漢年。當時他和他的妻子董慧，住在桃園對岸醫院旁邊的小院裡。

據接近他的幹部告訴我，當時他除了垂釣之外，還愛擺弄魯迅先生送給他的全套俄國作家果戈里《死魂靈》的木刻。這是出於對魯迅的懷念，還是那一幅幅《死魂靈》木刻使他對人生產生了什麼聯想，在寸步之外勞動的我，沒有與潘漢年交談的機緣，不能妄自推斷。但是他隔河揚起草帽，對我友好地一笑，也算是我們之間的一種緣分。

富農兒女的婚姻    燕趙客

我的故鄉在冀中大平原的一個極為普通的村子裡，距離北京150公里，天津100余公里。村里當時160戶人家，人口不足1千。村里沒有人家劃成地主，有9戶人家被劃成了富農。富農家的人丁興旺，幾乎占了全村人口的10%吧！

富農的兒女不能入團入黨，不能參軍升學。到談婚論嫁的時候，他們都想跳出富農家這個火坑，即使找不上貧下中農，起碼也要找個中農或者上中農，沒有一個人甘心情願嫁到富農家去。成分好的人家的女兒，更不會走進一個富農家裡去做媳婦。假如有姑娘看上了富農成分的小伙子，父母和家人也不會同意的，因為參軍或者入黨都要搞外調。如果姐姐或者姑姑的婆家是富農，當兵和入黨也要泡湯。我沒有詳細的調查，只是知道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周邊村莊沒有一個富農的兒子能單獨找上媳婦的。他們的媳婦都是換來的。

我們生產隊有一家富農，共有七個女兒，兩個兒子。大概是1976年左右，我高中畢業後回到生產隊裡幹活了。有一天，那家的三女兒沒出工。第二天出工了，我看到她的情緒很是低落，平時她是很愛說愛笑的。過了兩天才知道，家裡想讓她給哥哥換媳婦。她不同意，做父親的就動手打了她。過了一段時間，她的親事說成了，是外村一戶富農人家。她哥哥當年就結婚了，她是一年後才結婚的。就在這一年裡，這個三女兒出了作風問題，曾經懷孕引產。她是不是以此來報復誰，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我大姑家也是富農，一共有兩個表哥和一個表弟，還有兩個表姐。大表姐嫁到了北京郊區。大表哥那時候已經二十五六了，一個說媳婦的也沒有。大姑每次回娘家來，就跟我爺爺和奶奶念叨大表哥的親事，說實在沒招兒就用二閨女給兒子換一個！爺爺認識的人多，就開始張羅着給表哥換媳婦的事。最後成了，是三家轉的。他們陸續結婚，都不付彩禮。大表哥結婚時我去了，婚禮很簡單很寒酸。在婚禮上，我見到二表哥，心想：眼見着他也到了結婚的年齡，大姑家也沒女兒了，將來他的婚事怎麼辦呢？

我大表哥的婚姻是幸福的，可是聽說二表姐對丈夫不是心甜意懇，主要是嫌他個頭稍微矮一些。二表姐曾經對我說過，如果是她自己找婆家，她不會嫁給我表姐夫的。

我是富農後代中最幸運的一個。1973年，我高中畢業後回鄉，別說找個工作，連小隊的會計和民辦教師也當不上。隨着年齡的增長，我眼看也到了找媳婦的年歲。望着茫茫的星空，我不止一次地想過，難道我也要重複大表哥找媳婦的路？難道自己也要用姐姐來換個媳婦？

那一年真有人給我說媳婦來了，說是讓二姐給我換。轉眼已1978年，我幸運地考上了一所中專。真是以前做夢都不敢想的美事！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也許我只能靠二姐來給換個媳婦了。

不管是換親還是轉親，女兒有了婆家，兒子有了媳婦，做父母的總算是了卻了一樁心願。可是，實際上換親和轉親給人們帶來許多家庭悲劇。夫妻不和離婚，是夫妻雙方的事情，可換親就不一樣了。結婚以後，雙方過了一兩年，有的兩口子合不來，就折騰着鬧離婚，賭氣回到娘家，說什麼也不想回婆家了。你不是不回婆家嗎？對方的父母也會讓女兒回到娘家來要挾對方。因為媳婦是用女兒給換來的，不能白白搭上一個女兒！最後，媳婦如果不回到婆家去，哥嫂的婚姻也只能告吹。

有女兒的讓女兒給兒子換媳婦，沒女兒的就沒轍了。我姑奶奶家就屬於這種情況。姑爺曾經當過八路軍，解放後當教師，反右時成為右派，只得回農村幹活。他家也是富農。姑奶奶一共生了五個兒子，我的大表叔和二表叔是60年代前找上的媳婦。到了70年代，三表叔年歲不小了，總也找不上媳婦，後來就找了一個有點傻的女子。三表叔是農村中非常精明而又能吃苦耐勞的人，可惜，生下的兩個兒子智商非常低，看來是遺傳了他母親的基因了。我的四表叔和五表叔，人長得都不錯，到了年歲，連三表叔那樣的傻媳婦都找不上了。後來就去闖了關東，成了盲流人員，落戶在黑龍江省的一個小山溝里。那裡也許是天高皇帝遠的原因，相當一部分人是從關內搬家去的富農們，政治空氣一點也不濃。富農們多了，誰也就不用歧視誰。四表叔和五表叔都在東北找到了媳婦。改革開放以後，帶着妻子兒女又都搬遷回來了。

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我們縣四十萬人口，錯劃的富農成分達到了七百餘戶。我們鄉里有一個村子，有四分之一的人家被劃成了富農。粗略地統計，一個縣的地主富農就有四五萬人。我真不敢想象，如果中國的改革開放再晚上五年，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不知有多少人的婚姻是換親或轉親，不知有多少富農的後代要斷子絕孫，不知有多少人會逃往天高皇帝遠的東北山溝里，不知人世間還要產生多少悲劇。

農村不再講成分了，我大姑家的二表哥和表弟，隨着形勢的變化，沒用換親就找上了媳婦。不但是我大姑家，過去所有富農的後代，也都陸續地找上了媳婦。三十年過去了，我每年都要回幾次故鄉。改革開放幾年後，再也沒有出現過換親或轉親，換親永遠地在中國農村的土地上消失了。

地主之殤    野  夫

恩施易幟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雖然敏感的人察覺到山雨欲來，但普通平民依舊盼望着亂世結束。多數人總不免認為，從前的政府並非善物，也許新政會帶來好運。

在這新舊交替的一年裡，祖父或許有過一絲忐忑，當保長的大伯則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可以向誰辭職，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畝。他們本身並無罪惡感，因為向未為惡，甚至還幻想自家還有子弟正在服務新政，應該不會賈禍吧。
    1951年恩施各縣開始全面土改，許多工作組派往四方，石板村這樣的窮鄉僻野只派去了一個人。這位幹部姓宋，來自北方的老蘇區，熟稔一整套鬥地主的訣竅。那時全村不過幾十戶，貧富強弱幾乎可以一眼觀盡。首先找出最窮的幾個光棍漢，成立農民代表會。曉之以理，許之以利，這樣方可使這些人不怕得罪鄉親。然後組織村民開會，評選各家成分。這地兒實在太窮了，幾乎都是自耕農，連僱農都沒有，只好把我祖父收養的那個族房孤兒劃為僱農——這樣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這會兒就是偽保長了，算國民黨殘渣餘孽。

祖父也算是見過一點世面的人，他已經活過了一個花甲又幾年。雖然身歷數朝，看慣朝花夕逝榮辱壽夭，但他多少還是相信無論怎樣虎去狼來，一般不會傷及他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老農。至於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孫。他哪裡知道最高指令是消滅地主——這就不僅是財產和階級了，當然還包含生命。因為這麼大一批被奪走財產的士紳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隱患。
　　這裡的土家先民原是漁獵為主的民族，因為生活在蠻荒之地，與獸同處，家家戶戶都備有幾件火器。這種習俗被許多人誤解為這兒的人尚武鬥狠，其實不過是在危險世界中的自衛。

工作組對民間的火銃還是心存畏懼的，這種古老的散彈槍雖難致命，但毀容是足夠的。對少數民族的脾氣尚不摸底，因此先繳槍是必須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選對象，僅有的火槍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幹部依舊沒有安全感。他已經聽說過賀龍攻打鄭永階的故事，他堅信永階伯的槍支還私藏了許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養的那個孤兒逼供，一個十幾歲的鄉下孩子，很快屈招說見過家裡有幾十支快槍。於是，祖父被綁到農會弔打。對於這完全虛構的武器，祖父實在無從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斷升級。

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還籠罩在陰冷里。幾十戶人家的石板村，連續幾天傾聽着一個六十多歲老人的慘叫，打破了與世隔絕的古老山村的寧靜。但凡了解一點中國酷刑歷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蘊涵着怎樣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設在一位鄭姓人的家裡。這天夜裡，打累了的幹部民兵歇去了，將祖父捆綁在床上。他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他在深夜無力地哀求那個族裔給他一點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來給他炒了一碗包穀面，端來一瓢冷水，然後鬆綁讓他進食，並說等天快亮時再來幫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經等不到天亮了，他只需要一點糧食來給他自殺的力量，他最後的飽餐在黑暗中退席。他把捆綁他的麻繩拋上屋梁，挽一個結像打條領帶，將自己蒼老的頭顱套了進去。等到他的踢蹬聲驚來房東時，他已經從他的故鄉含冤遠去了。

自殺這一古老的維護尊嚴的死法，在“新中國”向來被視為一種更大的罪過，喚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屍體被拖到他捐建的義學的場壩里示眾，而且還脫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這種羞辱死亡和屍體的作法，是在恐嚇每一個族親和鄉人。祖父的暴屍儀式維持了幾天，宋幹部自己也覺得無聊時，決定命令永階伯的兒媳將我祖父扔到村邊的天坑中去。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種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個深坑，仿佛被隕石砸出的一口莫測高深的井。在祖父被棄置於此時，對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開始。災難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樣，似乎永難填滿。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構成——偽保長。二伯則基本就是個普通平民，他的罪惡僅僅是從他的父親手上，分得二十畝山地。而這些地，還有不少是他們自己開荒開出來的生地。新政權的基本國策是要消滅有產階級，諭旨是允許過火行為，而當時的權力已經下放到執行者之手。也就是說，一個工作組長就可以決定人的生死。那時，還沒有國法，當然也不存在法庭。於是，兩個伯父同時被抓。他們還年輕，他們沒聽說過這種世道，因此還想講理，對理的最有效回答當然只能是暴力。他們被押解到巴東縣城，然後，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進了長江，屍骨無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農場，29年後終於釋放回家時，他已經老得記不清他究竟是什麼罪名了。

故事還沒有結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這一連串打擊後，失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在沒有了男人的農家裡，她們深知接踵而來的將是怎樣的侮辱和加害。那時她們各有四個兒女，最大的也才15歲，絕望已經使得她們無力面對這一群弱雛。妯娌倆就在兩個伯父押走的那個深夜，選擇了最悲愴的死。她們用同一根繩索，在同一個房梁上，投繯自盡——也許她們還想用這樣的慘烈，來讓那些迫害者發現天良，以求放過她們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兒那時15 歲，帶着七個弟妹。一夜之間，家裡失去了所有的長輩，我已無法想象她們是如何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當我今年回去找到她問詢時，她只是哭泣，無邊無際的哭啊，老淚縱橫……

對我家所謂武器的追查仍然沒有結束。他們又把我這稍微年長的堂姐抓去，讓她帶着民兵去建始縣官店我們的小姑媽家繼續查抄。今年80多歲的小姑媽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們的長輩。我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訴我，幸好那時她嫁的是一個農民。當她見到衣衫襤褸的侄女被幾個持槍的男人帶到她家時，她才從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慘禍。她憤怒地斥責那些人，並找來她們村的工作組證明她家沒有藏槍，她說誰揭發我家有槍，那就是他把那些槍私藏了。她沒有能力救這些侄兒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讓孩子背了一袋包穀回去。

在以後的苦難歲月中，我的這八位堂兄堂姐，餓死了兩個，存活了六個。其中四個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養媳一樣賴以活命。兩個堂兄由於家庭成分不好，在歷次的運動中繼續承擔無盡的懲罰和歧視。沒有人敢嫁給他們，小姑媽只好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我大堂兄。由於老表開親，他們沒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後，娶了一個節育後的寡婦，無後。

當時我雖是工人家庭出身，但我反對這種出身論。那次班會上究竟是誰喊的“黑五類滾出去”呢？事隔42年，我確實想不起來了。因為我是班長，開班會的事與我有關，是否因環境影響衝口而出這句話？我迷糊了，但我又想這不可能是我所講，因為我當時反對這種說法……由此一夜無眠。第二天早晨，我惴惴不安地給當事的同學通電話，證實了這話不是我講的，而是一位造反派同學所為。我一顆懸着的心終於放了下來。

清華老子和牛    瀟  雨

剛到大圍山就有人告訴我們，那個每天趕着一頭牛優哉游哉，別的啥農活也不會的人是個四類分子。此人約摸60多歲，刮瘦，勾着背，低着頭，聳着肩，衣服穿在身上好像掛在衣架上，空蕩蕩的。四類分子言語不多，偶與人言，沙啞着喉嚨，細聲細氣，臉上掛着笑容，和顏悅色，從來也不與別人較真，好像生來就沒脾氣。

我們知青組的住處與四類分子對門，經常一開門就打個正照面。每當這時，他就面帶恭謙地退回去，讓我們先走。這倒叫我感覺渾身不自在。我想，可能因為他是四類分子，看到我們這些響應黨的號召從城裡來的知識青年，有點敬而遠之。至於他究竟屬於四類中的哪一類，我一直沒搞清楚。問了袁婆婆和謝大嫂，她們也都含糊其詞講不明白。又問隊長和團支書，始略知一二。他的祖父曾是辦私塾的。他從小跟祖父識字，後來到長沙上學，解放前還當過幾天國民黨的戶籍員。土改時，因土地比別人多，被劃了個富農。劃成富農倒也罷了，他還時常抱着個書本啃。最大問題是他農活幹啥啥不會。因為這些原因，多年前，他的婆娘跟別的男人走了。

四類分子毛筆字寫得極好。逢年過節各家各戶門上的對聯，誰家紅白喜事的帖子，隊裡出個財務公布表格、刷個標語，全是他執筆。只見他熟練地把那些紅紙白紙折好格子，鋪開，瘦長的手指捏着毛筆，一改平時的窩囊相，滿臉自信，叫人刮目相看。那筆在他手裡抑揚頓挫，運籌自如。寫出來的字真是漂亮，圍觀的人連連稱讚。只有這時，他的背才好像伸直了許多。

因為四類分子幹不了別的什麼活，隊長就安排他飼養隊裡的一頭母黃牛。這活他真幹得叫人無話可說，一年四季他的生活中心都在牛身上。每天一大早就牽着黃牛出門去吃露水草，傍晚社員們都收工了，他才跟在牛屁股後面慢慢踱回來。夏天他手裡晃着一個自己用茅草做的撣子，跟在牛屁股後面驅趕牛虻，冬天他會把牛欄鋪得暖暖和和，準備充足過冬的糧草。農忙季節，隊上要使喚牛了，他會心疼得要命，跟着牛到田邊，深怕用牛人的鞭子抽得太重。牛一收工，他就趕緊牽到河邊洗抹乾淨。那牛呀，硬是被他養得膘肥體壯，渾身油光光的緞子一般。隊長常拍着那牛滾瓜溜圓的身子，滿意地點頭。

五月的一天，春插已完，四類分子一早帶着他的寶貝牛出去吃草。他看屋前長得好的草不多，就把牛牽到較遠的坳上山坡。那裡草兒又青又嫩，是個放牛的好地方。這山坳坡多田少，只有幾丘冷侵田，又深又涼收成低，隊上早已不指望它，只是在秧苗多的時候就來栽上幾兜，隨便收幾粒糧食。

四類分子將那母牛牽到草多的地方，讓它放開肚子吃個飽，自己則在周圍弄幾根茅草做一個新的趕牛虻的撣子。牛兒吃飽了，路都快走不動了，四類分子的新撣子也做好了。他準備帶着牛兒回家，自己也好吃早飯，可就在過一道田埂的時候，出事了！那母牛一腳滑到了坎下的冷侵田裡，身體重重的摔倒在田坎上。那牛的身子太笨重了，肚子又吃得特別大，兩隻後腳全部陷在了冷侵田裡。不知是折了牛腿還是別的原因，任憑四類分子怎麼用力也拉不起來，而且越拉陷得越深，後半個牛身都快陷進去了。

四類分子急得搖晃着他那瘦長的身子跑回來叫人，可那時隊長已帶着強勞力到東門挑石灰去了。四類分子又晃動着他那瘦長的身子，跑回坳里看他的母牛。那牛起初自己還死命想往上爬，可是後腳使不上勁，反倒陷得更深了，最後精疲力竭，動彈不了。可憐的傢伙只剩呼哧呼哧喘氣，圓瞪着兩眼看着飼養他的主人，眼裡淚汪汪的。四類分子摸着它的頭，安慰着它，也眼淚汪汪的，早忘了一早起來自己還空着肚子。

傍晚，隊長帶着幾個壯實漢子，拿着飯碗粗的木槓，想把那牛從冷侵田裡抬出來，可是那冷侵田太深，人站在裡面使不上勁。田周圍都是田埂和山坡，往上拖也使不上勁。隊長和社員們挑了一天的石灰，早已累得不行了，忙乎了一陣子，看看沒指望了，只好各自回家歇了。 

那牛在冷侵田裡泡了一天，早已是兩眼無神，渾身哆嗦。四類分子更是像丟了魂一樣，不知所措，對着他的寶貝牛都哭了好多次。那一夜，他就守在那黑咕隆咚的山坳里陪着那母牛……  

到了第四天，那牛已奄奄一息。隊委會作決定：宰牛！那日收工後，隊長囑大家到山坳那邊去等着分牛肉。袁婆婆特意關照我們知青組，要拿個大點的籮筐去裝牛肉。每人起碼有四五斤肉分，我們知青組有十一個人，那就有四五十斤肉喲！這對於好長時間沒有開葷的我們來說，興奮的心情不亞於小孩子。各家各戶都點上松油燈，一個個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舉着松油燈排成一條火龍，往那山坳里去看宰牛，分牛肉。

知青們沒見過這號場合，也跟着去看熱鬧。出門的時候，我看見四類分子家的煤油燈亮着。他是不會去現場的，他怎麼忍心看着人們宰他的寶貝牛啊！寂靜的山坳從來沒有這麼熱鬧過，冷侵田的周圍被松油燈照得通明透亮，燈光把圍觀的人的影子放大好多倍，投到凹凸不平的山壁上。人們都很興奮，大人小孩叫着嚷着。我站在人群後看着，不知為什麼心中頻添了一種壓抑的感覺。母牛躺在那裡一動不動，身體的大部分已陷在田裡，只有頭還擱在田埂邊上，牛角被人繫上了一塊紅布條，瞪着一雙牛眼驚恐地看着周圍的人群。隊長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朝牛走過去，身後跟着一個拿着斧頭的壯漢。聽他們說這是請來殺牛的人，要用黑布蒙住牛的眼睛，再用斧頭去敲碎它的頭！只見那牛看着隊長，掙扎着晃動了幾下腦袋，竟然淌下一行淚珠！

我心裡感到很難受，不忍再看下去，打着手電筒轉身就走。走不多遠，聽到身後傳來那母牛長長的一聲哀嘶，接着是一聲很重而沉悶的敲擊聲“嘭！”眾人驚嘆“啊—耶！”我的心緊揪着，加快了離去的腳步。很晚了，社員們陸續回來，我們知青組也分到了一大筐牛肉，可是卻帶回來一個讓人震驚的消息：那母牛肚子裡竟然有一頭已經夭折的小牛崽！天啦！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那一夜，我失眠了。次日，我在四類分子家門口看到了那隻已長成型的小牛犢。它軟軟的躺在地上，緊緊地閉着那沒來得及看一眼世界的雙眼，嬌嫩的身體上有一層淺黃色的捲曲的絨毛，顯得那麼乖巧可愛。我想，如果不是它的母親摔這麼一跤，不久它是會睜開它的雙眼，在他的母親身邊玩耍嬉戲的。　　

四類分子沒有要牛肉，他只要了那個被斧頭砸碎了的牛頭和已經死了的小牛犢。他把牛頭清洗乾淨，留下頭骨，擺在屋子裡與它為伴，把小牛用背簍背到山上掩埋，然後將自己關在屋子裡，好多天不見出房門。隊上的社員有人議論，他怎麼連那母牛肚子裡有崽仔都搞不清楚，對這事表示懷疑。隊長在開社員大會時嚴厲的批評了他，後來那四類分子一天到晚神里神經，好象丟了魂似的。

不久後，我因母親下放七寶山，也轉調到那裡，從此離開了大圍山。多年以後，我們都回城了，有一次知青組的朋友聚會，我問及此事，他們告訴我說，文革開始後，隊上有人說那牛是四類分子蓄意害死的，是他故意將牛推到田坎下的；還說他明知那母牛即將生產，是故意弄死它，破壞農業生產。此事引起公社革委會的重視，特意派來工作組調查，認為這是階級敵人蓄意搞破壞的一種表現。於是他們對四類分子進行批鬥，白天給他戴上高帽子，自己打着銅鑼游鄉；晚上讓他站在一條板凳上，脖里掛着那母牛的顱骨。他那本來就勾着的背被掛得更加佝僂下去。他們還讓他把自己的罪行用毛筆寫出來，貼在生產隊的牆上。聽說，他貼出來的檢查書，白紙黑字一筆一划工工整整，像字帖。 

多年後再回大圍山時，四類分子已不在人世，隊長也老了。我問起四類分子當時怎麼會不知道牛肚子裡有崽仔，老隊長長嘆一聲說：“哎，其實只能怪那個牛獸醫。牛配種後請獸醫看了，那獸醫硬是說沒配上，我們也都以為沒配上。清華老子那時真是冤枉咧！”

四類分子名叫李清華，我在那裡時從未聽到隊長這麼叫過他。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管四類分子叫“清華老子”。四十多年過去了，清華老子那頎瘦的身影，誠惶誠恐的笑容，還有那膘肥體壯的母牛和它那長着一身捲曲黃毛、靜靜躺在地上的小牛犢，總在我眼前晃動，與我那悠悠的大圍山情愫纏繞在一起，難以釋懷。

六叔三案    玉壺生

鄧六叔斗大的字不識一籮筐，文革中卻糊裡糊塗犯了三次反革命案，坐了三回牢，差點把命都丟了。一天晚上，全生產隊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村祠堂里評工分。每次評分前都要由公社駐隊幹部帶頭學習毛主席語錄。那天駐隊幹部忘了帶報紙，隨手一指牆上的毛主席語錄說：“我們今天就念這個！”

鄧六叔一看牆上的紅字歪歪扭扭，忍不住說了一句：“寫得這樣馬虎，一個都認不到。”眾人哄的一下笑起來了。原來牆上的語錄是村美術老師完全按照毛主席的草體字原樣畫上去的。那時全國都是那樣，文盲鄧六叔哪知道這個啊。有人告訴鄧叔：“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寫的呢！”鄧叔不以為然，還耍起嘴皮子：“毛主席什麼都好，就是這手字寫得太潦草了，讓我們沒文化的貧下中農看不懂。我們要給他老人家提提意見，請他老人家寫工整點，讓我們貧下中農看得清楚！”眾人更是開懷大笑。

這一下惹禍了。只見駐隊幹部臉色鐵青，憤怒地指着鄧叔的鼻子吼道：“你這是什麼態度，膽敢惡毒攻擊我們最最最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眾人肅靜下來了。但是駐隊幹部不依不饒，雙手叉腰，突然站到記工分的桌子上喊：“社員同志們，剛才鄧老頭對毛主席的惡讀攻擊你們都聽見了吧？毛主席常常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就是要我們提高警惕，密切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鄧老頭其實就是混在我們貧下中農隊伍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無論鄉親們怎樣向駐隊幹部求情，說鄧叔其實不是敵人，而是世代貧農，只不過是喜歡開玩笑而矣，不可能是隱藏的反革命，都統統沒用，第二天縣公安局就開來了吉普車，把鄧叔帶走了。還順便把村裡的幾個老地主也一同帶走了，說是同夥。鄧叔在牢裡只坐了兩個月，天天被提審，見他實在說不出個所以然，把他放回來了，而反革命的帽子還戴着。

鄧叔坐牢回來後，老實了好幾年，對凡屬與毛主席老人家相關的東西都畢恭畢敬。那時每家各戶都派發毛主席的彩色紙畫像，讓人貼在牆上一天到晚禱告。鄧叔家就兩間泥土房，一間廚房一間睡房。睡房裡沒窗戶，黑咕隆冬。領到畫像後，鄧叔把它虔誠地貼在廚灶上方，把毛主席像當成灶神一樣的膜拜。後來發覺那裡的位置不好，因為時間久了會把毛主席老人家的臉上熏黑。於是鄧叔立即關了廚房門，小心翼翼地想揭下來，重新貼個地方。當初貼上去時是用稀飯水粘死的，現在想揭下來可不容易。等他又急又怕費老半天終於揭下來時，毛主席像的一隻眼睛還是弄爛了。

儘管他把揭下來的畫像貼在了最黑暗的睡房牆上，但最終還是沒有逃過革命群眾的雪亮眼睛。沒多久，縣公安局的人又來了，他又到牢裡坐了一個多月，罪名是死不悔改的現行反革命。這次坐牢回來後，鄧叔似乎開朗了許多。他說他是政治犯，白天不用干苦活，而且牢裡有吃有睡，比村子裡過的日子好多了，很舒服的，坐得他都不想出來了，但是牢裡的幹部不允許，說我沒什麼大罪，就要求上面讓我回來。村里人都笑他，說他光棍一條，一人吃飽全家不飢，才會說坐牢好。村里人其實是很忌諱坐牢的，總覺得那是壞人的事。

過了幾年，鄧叔又犯錯誤了。一天中午，全隊人在村中一蔸大樟樹下學習，駐隊幹部拿着一張剛到的報紙傳達蔣介石死了的大好消息。鄧叔一聽，竟咋咋呼呼驚叫一聲“蔣介石死了？”他的本意是想說蔣介石終於死了，但話一出口，別人聽起來好像他很可惜蔣介石死了。駐隊幹部放下手中的報紙，和全村人一起看着鄧叔。鄧叔驚惶失措地說“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當天鄧叔又被公安局抓走了。縣革委會討論了半天，有一半人說此人屢教不改，該殺！另一半人說，節省點子彈吧，一個快死的糟老頭了，讓他去坐牢算了！這回坐得最長，足有三年，到1977年才放回來。回村後，鄧叔就不再說什麼話了，直至1984年死亡。

少年陳丹青    曾慧燕

陳丹青的父親陳兆熾是影響他一生的人。陳兆熾畢業於海關大學，任職財政局。1957年中了“陽謀”，成為右派分子。在逆境中，他一直教育兒子“最重要的是做人”，做人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先做人，然後才能搞學問事業。

陳丹青的正直正派，很大程度得益於父親的從小教育。陳兆熾提起兒子讚不絕口，他說丹青讀書很用功，聰明超乎他們的想象，他的很多思想超過他的年齡，很敏銳，感情豐富，對父母很孝順，對朋友很好。

陳丹青從小喜歡游泳、音樂、文學、繪畫。1957年他4歲時，父親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此後苦難如影隨形。1967年文革如火如荼，陳家被紅衛兵抄家，書籍、畫冊全被抄走。14歲的陳丹青已顯露藝術天分，眼看心愛的畫冊被抄走，難過得整天沒說一句話。陳兆熾勸他別難過，沒有畫冊臨摹，可到公園、馬路去畫。一次，陳兆熾打掃衛生時在垃圾箱拾到一張撲克牌，背面圖案是一幅油畫名作《意大利姑娘》，馬上拿回家送給兒子。陳丹青花了幾個星期臨摹，畫得栩栩如生。

陳丹青成名後，很多人問陳父為何給他取一個代表繪畫所用顏料的名字？陳兆熾說，其實一開始根本沒有想到讓兒子學畫，取這個名字源自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一句詩“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的兩個孩子分別叫丹青、丹心。陳丹青的女兒陳夜譚的名字則取自“天方夜譚”。

1968年陳丹青開始學油畫，白天畫毛主席像，夜裡偷偷臨摹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的男裸體紙片。“有趣的是，我不覺得畫毛像和臨摹裸體畫有什麼衝突。”1970年4月4日，是陳丹青一生中最難忘的兩個日子之一，那一天他被送到江西寧都農村插隊。“上海知青都知道這是變相的勞改，沒人以為是去‘革命’。”另一個對他重要的日子是1982年1月6日，他坐飛機到美國。“這兩個日子對我的改變很大，一個是從此離開家，一個是從此離開祖國。”

1975年，陳丹青從江西“流竄”到江蘇繼續插隊。期間，只要一有空隙，陳丹青便掏出隨身帶的本子自學繪畫。油畫《在長征路上》獲選參加美術展，令他信心大增。他說，那時沒人知道畫能賣錢，沒有誘惑，他至今懷念那種沒有功利的單純。

陳丹青生命中遇到許多伯樂和貴人，他的妻子黃素寧是其中一位。他在蘇北及皖南農村艱苦的條件下當了八年知青，從沒有放棄對繪畫的追求。當年他得以認識妻子，油畫家陳逸飛無意中為他們牽了線。那時陳逸飛為陳丹青寫了推薦信，要他去南京藝術學院拜訪陳德曦老師。陳德曦設法讓陳丹青到教室做一次示範繪畫，請當時在座的學生幫忙推薦，黃素寧慨然應允，沒想到成就一段姻緣。

黃素寧出身軍區幹部家庭，根正苗紅，卻非常同情出身黑五類的陳丹青。她本身很也有藝術才華，出於對陳丹青的賞識，1976年，她受西藏自治區委託，物色三名畫師幫助籌備美術學習班。她問陳丹青是否願意去？並說他應該去。他一心嚮往藝術創作，同時為了改變當時農村生活的艱苦環境，欣然前往。

1976年，陳丹青第一次到西藏，這片蒼茫大地的雄奇壯美，帶給他無數藝術靈感。“西藏的遼闊蒼涼，令人太震撼了！我被西藏俘虜了。”久藏在他心中的創作欲望，像洪水般奔瀉而出。當時他只有23歲，“西藏居然把我當個人才，文革中年輕人從來不看什麼學歷”。

進藏不久，毛澤東逝世，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繪畫鮮少悲劇題材，更不能畫工農兵哭泣。可由於是“偉大領袖”逝世，全國人民陷入一片沉痛之中。圍繞這一重大事件，陳丹青創作了大型油畫《淚水灑滿豐收田》。畫面上豐收的麥田金燦燦，聽到噩耗停止收割的藏民，穿著深黑色的袍子，表情凝重哀戚。這幅畫入選當年全國美術展覽，成為他的成名作，也是他後來考入中央美院的敲門磚。

整人要用二百五    朱之泓

我第一次參加批鬥四類分子大會是在下鄉到寧夏固原楊郎四隊的第二年冬天。會議一開始，男人女人們就都儘量躲在燈影照不到的暗處。女人們照樣分秒必爭地做着自家的針線，臉上沒有絲毫的衝動。男人們照樣慢條斯理地卷着旱煙，眼中沒有絲毫的激憤。只有地主保占英的一個侄子態度最嚴厲，高聲叫着自己親叔父的名字：“保占英，你必須老實交代！”其他人對站在中間的被斗對象，不外乎提一些不着邊際的意見，再進行一番不痛不癢的所謂政治教訓，比如：“保占英，你的剝削思想還沒有改造好，你今後要進一步改造你的剝削思想，好好勞動，聽下（清）了嗎？”保占英恭順地答應着：“聽下（清）了。”批鬥會就這樣平平淡淡結束了。

在楊郎其他生產隊，批鬥的火候可就大不相同了。一隊有個地主分子鄧培勤，白天在隊裡勞動，幹得比別人多，比別人苦，回到家還常常吃不上飯，晚上又被社員們施加車輪戰。一會兒觸及靈魂，一會兒觸及肉體，他終於活不下去，上吊自殺了。死後，貧下中農們揪來他的老婆代替，繼續進行毫不留情的鬥爭。

三隊有個叫萬耀宗的地主，每次批鬥時，他夫妻倆雙雙站在會場中間的凳子上。地主婆一雙小腳站立不穩，時常從凳子上掉下來，再遭一頓拳打腳踢，打完後喝令她再站上去，接着鬥爭，再掉下來，就再打。

一隊的地主曹漢武死得早，只有老婆被斗。貧下中農從外邊搬來一大塊冰，逼她脫光鞋襪，光着一雙小腳站在冰塊上接受大家批鬥。等批鬥結束時，地主婆的兩隻腳將冰塊融化了兩個腳窩。下一次批鬥時，貧下中農代表又變換花樣，搬來一大塊冰，讓她坐在上面。到結束時，屁股底下融化了一個大窩窩。第三天批鬥，再換一個花樣，讓她跪在冰塊上。批鬥結束，她的膝下化了兩個窩窩。第四天，又將冰塊放到她的胸部，冰塊被體溫融化，水從衣襟底下滴滴答答流在地上……

一隊曹漢英的老婆，被勒令站在碾場的大石磙上，兩肩還放着小威力的雨炮。腳下稍一動，石磙子就滑動，她不是摔下來被石磙子撞了，就是把肩膀上的雨炮弄炸了，被整得當場昏死過去。還有一個地主叫張道方，此人在舊社會比較吝嗇，人們借糧他大多不肯。批鬥他時，那火藥味兒就更濃了，動不動就拳打腳踢摑耳光。

看着我們楊郎四隊批鬥四類分子的方式，聽着其他生產隊的批鬥狀況，我感到納悶。毛主席不是有指示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可我們隊的貧下中農為何對地主階級那麼溫良恭儉讓？而別的生產隊怎麼那樣立場堅定、愛憎分明？

我曾就這個問題請教過我們隊裡一些年紀較大的人。他們告訴我：“咱們隊的人都不壞，不欺負地主富農；別的隊都窮得很，壞得很，把地主富農往死里欺負呢。”我們的隊幹部關國棟甚至說：“那些貧下中農代表都是八成兒人（即二百五），完全不按政策辦事。” 我不解地問：“那麼又為啥要選二百五當貧下中農代表呢？” 關國棟說：“嗨，你沒有聽過這樣的話嗎？犁地要用爬山虎，搞運動整人要用二百五。”

鄧朴方的賤民歲月    張士峰

鄧朴方上八一小學時，學生中流行一種不好的風氣——比誰的爸爸官大。誰的爸爸是團長，誰的爸爸是司令，誰的爸爸是將軍，諸如此類。鄧朴方回憶道：“別人問你爸爸是什麼，我說不知道我爸爸是什麼，當時覺得好像我們比別人低一等似的。直到五年級，11歲了，才有人悄悄告訴我，你爸爸是財政部長，我說是嗎？我上中學的時候，自行車壞了，口袋裡一分錢都沒有。我就找我們班主任借錢去買公共汽車票。我們班主任說，他很奇怪，怎麼總書記的兒子口袋裡一分錢都沒有。”
　　1966年，鄧朴方上大學四年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很快，鄧朴方和姐姐鄧林、妹妹鄧楠都在各自的學校受到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試圖從他們身上拿到鄧小平的罪證。造反派對鄧朴方進行了殘酷迫害，把他打成反革命。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鄧朴方選擇了跳樓自殺。
　　鄧朴方說：“自己不願意說假話，真話也不能說，又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可當時無法保持這種人格。最主要是，如果成為反革命，將來是沒有希望的，沒有前途的。我就想我到頭了，該結束了。現在想來當時太年輕，不是很有彈性。”

鄧朴方受傷後被送到北醫三院，可因為他反革命的身份，不可能給他做手術。“甦醒過來以後我已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經無所謂了。”因為得不到及時治療，鄧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覺，造成了無可挽回的高位截癱。半年後，造反派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濟院。此時鄧小平夫婦已被下放到江西。對於鄧朴方來說，這是最難熬的一段時光。

鄧朴方說：“後來我想，病還是要治治，就搖車子從清河搖到

中南海。搖到中南海西門，我就同門口的戰士說，我要見一見領導。

一個戰士讓我靠邊站，把我放到西門斜對面的馬路邊上，然後把我和三輪車一塊兒抬上一輛吉普車，送回救濟院了。”

當時照顧鄧朴方的，除了媽媽和奶奶，還有已經69歲的父親。鄧小平雖然是國家領導人，可在文革中卻無法保護自己的孩子。他對此是不是很內疚？鄧朴方說：“爸爸自己從來不說這事。我自己覺得我這一生沒對不起任何人，唯一對不起的就是父親和母親。”                        普希金詩    焦國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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