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为什么会出现黑五类现象    焦国标

黑五类贱民现象，在中国不以为非、不以为罪地合法存在了三十五年（1949-1984）。这一罪恶和苦难涉及的人口超过1亿人。编了两个多月的《忆旧》，我不幸地发现，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和文章实在太少了，网上能搜索到的也就三四人篇而已。李若建教授和他的《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研究初步》，杨奎松教授和他的《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属于这三四人篇中的扛鼎之人和之作；而李教授文章中探讨四类分子现象的社会成因部分，则更是我所浏览到的绝无仅有的几段探讨前后持续了

李教授的这几段论述，恐怕至今仍然局限在有限的学术圈子里。今天我做一回学术掮客，把它从学术圈扛到更普罗的读者面前。当然，这里的一些尖锐措辞是我的，不是李教授的。这一点是需要告知读者诸

黑五类现象固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绝非它的唯一根源。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一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可是那里却不曾存在大规模的类似中国黑五类的政治贱民群体。这就说明，黑五类现象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根性和国民性上长出的一个特有的巨型社会政治肿瘤。

首先，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惯于制造贱民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虽然不像印度那样有一个庞大的贱民阶层，可却从来不缺贱民群体。 中共建国后，二流子、破鞋、吸毒者、赌徒、地痞流氓、小偷小摸等等被新政府认定为新的贱民阶层，不问现状，不加审查，全都列入特殊户口管理，可以任意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这部分人被歧视、受欺凌，其他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这是黑五类现象之所以能在中国存在30多年的社会传统基础。

其次，毛泽东工具主义的政治逻辑制造了黑五类贱民。毛几十年的革命运动，总体说来是属于工具主义的。说白了就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主义。几十年来，无论中国社会的哪个阶层，毛泽东要用它时就抓来或哄来一用，用过随手就扔，甚至随手就杀。中共立国前，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可是“一阔脸就变”，拿到政权马上翻脸。建国以后，中共对四类、五类分子的政策和态度也是屡随其政治需要而改变。想整就整一阵，想松就松一阵，无法无天，目中无人，完全由着自己的政治感觉走。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个案是六十年代初山西平陆“61个阶级兄弟”中毒和抢救事件。61人有不少是地主富农子弟，还有个别是反革命家属，他们当然不是阶级兄弟。可是为了“做文章”的需要，为了突出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兄弟之爱，这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家庭成分都被填成下中农或中农，暂时享受了阶级兄弟的待遇。可事件过后，他们又全部被恢复了原来的家庭成分。曾经享受一时的阶级兄弟待遇，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革中都被“倒找回来”——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迫自杀，更多的是娶不到老婆。

再次，追求非法的社会稳定制造了黑五类政治贱民。从土改起，制造敌人就成为毛控制中国社会的重要手段。在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单位都制造出一小批敌人，然后让每个村子、每个单位内的大多数人与小少数人彼此为敌，于是中国成为无数个内部自成敌对关系的小国，于是中南海就在这无数小国的内战中享受着惬意的稳定统治。每个村子、每个单位的大多数人都高度戒备，避免自己进入敌对的政治贱民群体。黑五类虽然人口数量很大，但相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仍然是少数。在黑五类贱民蒙受苦难和屈辱的同时，百分之八九十的其他中国人仍然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相对幸运的，因此对社会也是相对满意的。既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感到相对满意，这个社会能不稳定吗？

第四，寻找替罪羊的倾向制造了黑五类政治贱民。寻找替罪羊倾向是人类的普遍天性，而在毛泽东的中国，这种天性发挥到极致。1979年四类分子评审摘帽时，有些农村干部主张：“东庄留个地主，西庄留个反革命，到时候拿出他们来镇唬镇唬。”这表明，四类分子已经成为农村干部以杀鸡吓猴方式统治农村的那只鸡。70年代李若建教授所在的那个村子，某年春耕时节，许多农民在一个集市日去赶集而不到集体田里劳动，驻村路线教育工作队员大为愤怒。“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可是路线教育工作队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第二天晚上，生产大队召开批斗大会，老地主站在大队礼堂舞台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一个多小时的批判。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们的儿子代替。”“批判老地主的效果很显著，农民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实农民不出工去赶集，是对大集体消极怠工的一种表现，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工作队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黑五类就是这样的替罪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万事一收拾黑五类就大吉大利。

补白：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在学校附近突然发现一个穿风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风衣的非常少。为什么呢？在当时的电影里，穿风衣的全是特务，所以有风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为什么穿着风衣，在我们几个小学生眼里，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个特务。然后我们开始跟踪他，大街小巷跟踪了好半天，越跟踪越觉得他是个特务。差不多从下午四五点钟放学，一直跟踪到天都黑了，结果还是给跟丢了。我们非常非常地懊悔，说我们还是没有经验，让他把我们甩了。当时我们就处于这种随时随地准备抓特务、抓敌人的情绪当中。             胡发云

玛丽有只小羊羔    焦国标书

目    录

平反还是谢罪……………………………………………茅于轼（06）

母亲的自杀………………………………………………周  舵（08）

我的早年…………………………………………………文贯中（17）

被斗记……………………………………………………张  敏（20）

十四年的隐私……………………………………………海  鸥（23）

乡下的大船哥哥…………………………………………童  话（26）

五姨妈……………………………………………………蔡  楚（29）

谋害伟人案………………………………………………晓  寒（31）

他为何疯了………………………………………………海之鸥（33）

怀念陶懋颀………………………………………………胡显中（38）

好险的棒子根……………………………………………林  玉（41）

同学李大颡………………………………………………佚  名（43）

忆苦思甜全过程…………………………………………大  隐（48）

地主仔陈国庆……………………………………………心  声（51）

我家是这样当上地主的…………………………………侯德喜（53）

先行者戴洁天……………………………………………温州人（55）

恐惧与希望………………………………………………莫  言（57）

刘义元卖妻………………………………………………林启山（59）

我经历的几个右派………………………………………正经人（65）

知青美女乔献华…………………………………………周  立（67）

周立波为何倒霉…………………………………………朱忠康（71）

四类分子的身份意识……………………………………李若建（74）

神佑张乃仁………………………………………………黎学智（77）

桃园钓客…………………………………………………从维熙（79）

富农儿女的婚姻…………………………………………燕赵客（82）

地主之殇…………………………………………………野  夫（85）

清华老子和牛……………………………………………潇  雨（89）

六叔三案…………………………………………………玉壶生（93）

少年陈丹青………………………………………………曾慧燕（95）

整人要用二百五…………………………………………朱之泓（97）

邓朴方的贱民岁月………………………………………张士峰（99）

平反还是谢罪    茅于轼

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被伤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这使人想起秦始皇的统治，赋役繁重，刑法苛酷，天下罪人不计其数，黥面、断肢者络绎于途。中国那三十年的人斗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枪毙的，饿死的，自杀的，武斗死的，估计有五千万之谱，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则超过一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被整的大多是社会精英，因此社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这是中华民族的空前劫难。四人帮倒台后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我就是平反的一个对象。我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被抄家，扫地出门，被判定为首都的危险分子，赶去大同。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平反有什么意义，不平反又会怎样。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不像现在政府不雇佣你，可以去私营企业，或者去外企，甚至摆地摊，找口饭吃并不太难。那时候一个“有罪”的人是很难有饭吃的，就算有，也是处处受歧视，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参军，甚至不让你上大学，是完全没有前途的。不但你本人，连你的子子孙孙也都被歧视。只有平反才能消除这些问题，使社会恢复生气，避免人斗人的内耗，使国家走上发展之路。

当时平反并不是没有阻力的。许多人认为把大家都平了反，专政机器还专谁的政呢？这种思想至今也还有市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仍然被保留在宪法里即是明证。还有四个坚持之类的变相说法，也都有市场。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张的平反，就是一风吹，也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解放。本来嘛，国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后来修改刑法的时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直到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学生还告密说老师在课堂上宣扬反革命观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美国去他未必发动得起来，就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上述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学生那样的人。至今我们还没有把握说中国就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事。

平反之于我，除了还欠我两级工资之外，没有什么遗留问题。平反前我在单位（铁道科学研究院）已经有了能够立足的学术地位，没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对平不平反不太关心，而且我对平反这个说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产党给大家平了反，明天还可以给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权在人家手里，平反有什么用？所以我认为更彻底的办法是从根本上取消统治者能够整老百姓的权力，恢复百姓的宪法权利。因而我更关心普通百姓的权利，而不是个别人的平反问题，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权利联系起来，那是我很关心的事。

就个人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常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我则实在是被正确地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尽管我当时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或初级阶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论中确实有猪肉买不着就应该涨价的主张，还有如果毛泽东要见一位科学家，应该是毛去见他，而不是他去见毛，诸如此类。如果说我当时并不错，所以要平反，那就说明那时共产党错了。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共产党做错了。所以它要给我平反，可是逻辑却不许我领这个情。

1978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在我看来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可是这件事至今还留着尾巴，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那就是究竟谁对谁错。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是谁赋予一个政权虐待自己百姓、无端迫害他们的权力。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根本不是平反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人的人要向受害者谢罪的问题。

母亲的自杀    周  舵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会员。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后当过县官，因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党嫌犯，没能升官。四九年以后，也许是由于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六二年病逝于长沙。

    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母亲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与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妈杨端淑随在国民党空军供职的舅舅杨长庚撤退到台湾，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催他们回大陆。他们听了外公的话，回来了。没多久，姨父罗泽荣就被指为潜伏特务（他原是国民党空军管电台的上校），抓起来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满释放，不久病逝于东北。姨妈每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

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姊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再给学费。一气之下，母亲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侨界颇有点名气。看过她那时照片的很多人都说她像电影明星。那时的母亲是男士们争相追求的目标。

中共建政之初，与苏联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自学起俄语来。凭着她的聪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学得不错。母亲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语，颇觉失意，后来费老大劲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资料员。那时母亲对毛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入党。对家务和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看齐，向工农兵看齐。“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少许的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贷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仅九十余元人民币，简直是掠夺性的。母亲卖时一边肉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不是那么好入的，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不知有没有人研究过入党学，我建议创立这门学问，为有志者指点迷津。

我还没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无论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而是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困难的时候，她没有过丝毫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她过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资产阶级阔太太的模式，尽管她说她不过是个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但她不敢否认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还加入过国民党——虽说她检讨过一百次以上，说那是生计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个该死的侨资训练班，拿不到饭碗，而且一上了开往海外的轮船，她就把国民党的党员证撕碎扔进了大海，可是毕竟，谁又看见了这事？再说，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他们也要吃饭。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检讨、忏悔、拼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拼命地汇报思想情况。她若是大有名气，有些社会影响，出于统战需要，倒还有可能得到格外关照，可她偏偏并无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党学的天赋，不那么粗直坦率，不那么缺乏分寸感，不那么显得过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绝对没有。但这些终究是“也许”。于是乎，入党之于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

母亲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因而想必她整天战战兢兢，深怀恐惧，这大概就是驱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应当归因于她的理想主义、事业心、争强好胜。她是个不甘碌碌无为的人，业务上无所成，总得另找发泄通道。其三，她毕竟不是个真正聪明的人，心理构造粗糙得很，从来就简单化，和那套意识形态愚妄教义有相合之处。其四，母亲待人处事的本领并不高明，人情世故从未超出常识水平之上，而毛的极左教育则把这点常识也洗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入党成了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通道。从天性说，母亲其实是个相当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简单、任性都是她的致命伤。

文革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大概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无论如何斗不到她头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个深夜，七八个穿一身蓝警服的公安人员，向母亲出示了逮捕证。母亲愤怒抗议。当然无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台，探出半身，上下张望，大概是在找电台之类。我安了几个电线插座，他们也要问是干什么用的，好像不问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母亲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医。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觉悟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人帮我买了两大铁桶，赶回北京。母亲身体全垮了，住在北大校医院。我马上赶到那儿。听同室的病友说，母亲去洗漱间，马上就回来。我坐在床边等着。一会儿，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墙，一步一步往病房里蹭。病友告诉我母亲回来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亲才56岁，被捕前还是满头黑发，健步如飞，眼前这畸型的老妇人怎会是我的母亲！直到听母亲叫我：“舵儿，是你来了！”我才确信，这就是我那可怜的母亲！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边坐下，只说了一句：“妈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声。

自从我长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双双被捕，自己扒火车，蹲监狱，在内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只，在白洋淀独自一人划船进县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芦苇荡里转来转去出不来……我从来没掉过一滴眼泪（看电影、听音乐、读小说时除外）。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备。母亲自己倒很平静，直到听我恨恨地说“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账”，才立刻大声喝斥我不许胡说！接着就是一堂政治课，说监狱里那些公安同志们对她多么多么好，她从内心里感激党给了她一个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使她能够彻底改造思想；说她这几年受益如何之大，临出狱时对看守的公安人员如何依依不舍。听着听着，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无边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此后我们天天炖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寻医求药。她在监狱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就有慢性腹泻，又整天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二十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多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毛极左路线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我和妹妹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后，就彻底醒悟了，对极左那一套岂止是怀疑、不信，简直就是恨之入骨。这一左一右，观念、情感的差距该是多么巨大！这以后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帮倒台），我们兄妹三人与母亲的关系完全演变成亲子之间的一部斗争史。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刻信心百倍起来，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唯有苦笑。

当初，妹妹经多方奔走，终于从父亲供职的中央民族学院争取到每月4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出狱后的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对当时的什么张铁生之流，我们是骂不绝口，母亲则赞不绝口。总之，没有一件事我们能跟她谈得拢，一见面必是吵架。后来闹到她要把弟弟、妹妹从她那里全部赶走，我骂她“不配作个母亲”，她打我耳光，我则一怒之下把个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门发誓再也不想见她的面。

七五年邓小平出山，大家脸上露出点喜色，稍稍松一口气。母亲则对邓大为不满，怀疑他反对毛主席。她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系里又叫她退休。这是致命的一击，母亲的全部希望彻底破灭了。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人世间沧桑的巨变，偶像的倒台，加上众叛亲离，一切一切，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了。她开始疑神疑鬼，说是有人跟踪她。半夜里，她时不时爬起来，伏在窗台上往外张望，说有人用电台对着她，骂她。我听妹妹说起这些情况后，脑子“轰”的一声，急得冒火，可又毫无办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几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疯子父亲，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疯子母亲房间，叫她放心，安慰她没事，有我在，坏人不敢来。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苞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亲是深爱我的——尽管她拙于表达。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试过，不成。我酷爱西洋古典音乐，她却合着四人帮的调门，说那是资产阶级趣味。别的还好说，不让我听音乐却无论如何也不成。读书、与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极严，让我无法接受。妹妹后来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么也合不来。小弟是奶妈带大的，从没吃过她的奶——我坚信这对于母子感情至关重要。她被捕时，小弟才十岁，等她出狱，小弟已长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记得她出狱后初次见到小弟时那惊诧、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个出奇脏乱差的典型，与她格格不入。总之，生活中已经没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姨妈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文革期间，姨妈虽不在我们身边，待我们却如亲生母亲，关怀备至，不断给我们来信、寄钱。我和姨妈可以无话不谈，非常亲近。这显然深深刺痛了母亲。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妈在房里说话，我说了些母亲的缺点，说她“缺少母爱”。这话说得太苛刻了，话一出口我就自觉失言，可是天下竟有这等巧事，恰恰被她从外面回来后听了去，登时勃然大怒，并指责姨妈挑拨我们母子的关系。我后来虽一再解释，但肯定抹不掉这句话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伤痛。

七六至七八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我当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学，为父母的问题经常被同学欺负，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门去，要揍那小子。他毕业后似乎除了插队，也别无出路。妹妹更惨，办病退都还没办成。父亲定期发疯，母亲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压断骆驼的脊背，只差最后的两根稻草。

    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仍比录取线高出四十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我的“身体不合格”，其实是病历造假，我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样惯了，有一次，进得门来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审我。几句话不合，被我骂了出去。这在文革那个恐怖年代，也算是绝无仅有。那个北大家属委员会左得厉害，两下里合谋，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七八年三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剖析她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想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但是，这不是容易办到的。我自己找代课的职位尚且难上难，更何况她一个身体畸形的半残老人？她怯生生地问了我几次，我说还得等等，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为自己的身体畸形痛苦万分。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出狱后的父亲另住他处），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母亲已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无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她站在楼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颤抖，声音凄楚地照例问我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就在这两天吧。她站了一会儿，看我下楼，然后猛地回身，进屋去了。我这个粗心的傻瓜，竟然一丝一毫预感都没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学院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比较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北大物理系教师唐健正。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小弟回来后，告诉我大概情况。是他把母亲的遗体解下来，放在床上的。一会儿妹妹也来了，三个人相对无语，我是全然麻木了。一会儿，公安局来了人，忙前忙后，问话。他们走后，过了总有一个小时，我站起来，说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赶忙阻挠，说太可怕了，叫我别去看。我猛地用力推开他们，冲进母亲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开她脸上盖的毛巾。母亲脸上一块块青紫，嘴角还有淤血。我紧握住母亲已经冰凉的手，放声大哭。直到系里来了人，把我拉开，把母亲的遗体抬走。她的指甲缝里留有一些血迹，我从未问过别人，但我相信那是她临终挣扎时，用手抠绳子造成的。

在母亲的书桌上发现了她用颤抖不止的手写下的几句遗言，是留给小弟的。很平静，很简单，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只说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让小弟“紧跟华主席，永远干革命”，嘱咐把她的退还工资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国家。

我的早年    文贯中

淮海战役的时候，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了台湾。次年年初，淮海战役结束，一个副官辗转到了台湾，给母亲捎来了父亲被俘后的唯一的一封来信。日内瓦公约规定，停战半年之后，双方都会释放俘虏。母亲决定回大陆救丈夫。她在淮北、鲁南一带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吃尽了苦头。她是穿着高跟鞋，抹着口红，穿着貂皮大衣走的，却是穿着草鞋回来的。

找了半年，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当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时，她意识到，一旦封港，一家可能会长久分处三地，于是托上海的好友打电报去台湾，要阿婆快带孩子们回上海。他们乘坐的是台湾到上海的最后一趟船。之后，蒋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后的今天两地仍不通航。

阿婆说，母亲从淮北回到上海时，又黑又瘦，蓬头垢面，衣服破破烂烂，根本认不出来，首饰和好一些的随身衣服都卖掉了，有一段时间还光着脚，跟要饭的农民抢吃的。这一年我三岁。

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婚后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妇女。现在丈夫身陷囹圄，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养会计人员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母亲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人们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叫她文太太。后来在会计学校，师生又叫她文老师，弄堂里的邻居叫她文师母。那一段时间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觉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今后还有希望。

可是好景不长，因丈夫的缘故，她很快被管制，放下教鞭，变成一个连学生都可直呼其名、对她颐指气使的工友。当时还不风行体罚，但是对于一个心气甚高的人来说，精神的羞辱远甚于肉体的惩罚。每个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们支到公园去，以便战战兢兢地接待警察。警察们拿着很厚的一叠照片，要她指认照片上的人，没完没了地追问他们的下落。如果说不知道，警察就会大声训斥说：你很不老实，你为什么从台湾回来？是不是潜伏在这儿的特务？

这段时间她不停地写信，四处打听丈夫，但是始终没有下落。如果她确切知道父亲还活着，也许不会那么快自杀。不过，阿婆说她最终可能逃不过文革。

那天清晨四点多钟，我被阿婆的哭叫声惊醒。母亲安静地躺在厨房的大桌子上，身上盖着雪白的床单，空气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煤气味。那是1955年的早春，天气很阴冷，窗外仍漆黑一团。我在上小学一年级。

警察来了，问母亲有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然后就到处翻，最后在厨房碗柜上面找到了遗言，看了宣布道：你们的母亲说，所有的小孩送孤儿院，家里的细软随阿婆拿，回老家养老。

但是阿婆舍不得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抚养。阿婆是我母亲娘家的一个奶妈，后来我父母把她尊为家里的长辈，就说是我们的外婆。这时的阿婆已经六十多岁，为了生活，不得不走出家门，帮很多家庭做饭、做菜、带孩子。寒暑假的时候，我也参加勤工俭学，整个夏天也就拿到几十块钱。学校每个月又给我五块钱助学金。那时候五块钱也够买橡皮、铅笔、纸。我不买书，而是向别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几个年级，书用完以后就送给我，帮我省了不少钱。

家庭出身困惑我们兄弟。我常常躲到图书馆去看书，周末一泡一天，从书中找到无穷的乐趣。

我对父亲没记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我还不满两岁。一九四九年后，母亲怕出事，把他所有的照片都烧了，也从来不提父亲。母亲死后，孩子们从阿婆口中获知父亲还在，便吵着问：父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区里面找到一个跟父亲几乎一模一样的牙科医生，并且在一个晚上带上我们隔着诊所的窗户指给我们看。啊，原来我们的父亲高大英俊，不像当时宣传的那样，国民党的人似乎个个青面獠牙。

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年迈的阿婆一度要我报考技校，三年后，做工人，挣工资，养活家里。我不肯，跟阿婆反复讨论，阿婆最后同意了。那时，我哪里想到阿婆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牺牲啊！

我报考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但不被录取，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政审时发现我的档案完全空白。最后，我被一所名声很差的学校录取。该校集中了许多成份不好的学生。所幸这个学校有几个老师虽然政治上潦倒，但业务非常好。教英文的老师曾在美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他竟然把愚公移山从很短的一个寓言发展成一个英语话剧，里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间长而风趣的对话，让我演愚公。他特别喜欢我，愿意在课后额外培养。

初中毕业，我考取了徐汇中学。两年多后，文革风暴降临。虽然我的出身是整个学校最“坏”的，但是由于人缘好，家里又穷，所以起初没受到冲击。我甚至带着红卫兵造反派开的一纸证明到处串连。因学生组织派别对立，我后来被徐景贤宣布为反动学生，在学校的牛棚里关了差不多一年，好几次差点被对立派的红卫兵打死。最惨的一次，我是爬着回家的，衣服都打烂掉了，和血一起凝结在肉上。阿婆想帮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块皮。后来阿婆用温水先浸透血块，才将衣服一片片地揭下来。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送到农村插队，告别了大上海的混乱与喧嚣，在吉林农村度过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离的观察中，我对几乎生活在赤贫状态中的农民产生了无比的同情，但是除了为他们写信、针灸，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东北的冬天长达半年，冬夜又特别漫长，百无聊赖的农民很早就睡了，我有很多中、英文书，便乘机在煤油灯下博览群书，思考问题……  

被斗记    张  敏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我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我家门。我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就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我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气氛恐怖，黑五类人人自危。

 8月4日上午，我心怀恐惧地走进教室。课桌靠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红五类有革命的特权，坐在椅子上。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在讲台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几个出身职员家庭，不算红也不算黑的灰色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她们只可看批斗黑五类，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我们九个黑五类在前面惶惶站定，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同学董XX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并伴随着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同学之间原知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解放军军医，没有谁知道原来军医不是她的生父。我们黑五类虽被命令低着头，仍能听见继续的推搡和董桀骜不驯的分辩，直到她不再作声，站进我们这一排。

随后，红五类头头郑重宣布：“革干出身的标准是父亲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加入共产党，军干中从国民党军起义的不算革军出身。”我恍然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学一向以为自己出身不坏，今天却与我为伍，看来全班同学已经无一遗漏地被查清了三代。

我们仍须继续低头，听到同学齐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接着又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末尾喊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随后，二十个纯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我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用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接着是红五类揭发批判每个黑五类的反动言行，并且动员灰色地带发言参与。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险恶，从十三岁到十五岁不足两年的中学生活，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

揭批与殴打一再交替。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某一脚里一脚外，与我们班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我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也许因为黄给我带来了暂时的松弛，所以记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相信我们全班同学都忘不了8月4日这一天，无论红、黑还是灰。心灵的重创刻进我们生命的年轮。并没有人被打成重伤。我的脚姆指筋受伤麻木，十多年后才渐渐复原。我没有机会知道另外九位同学受伤的情况。此后，我们没人愿意再提这天。

8月4日这一天，北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像我们班这样的批斗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我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某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是著名报人，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上，黄某的出现，表明全校的批斗活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统一指挥的。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的把这些资料告诉给各班哪些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斗争会前一天的通知，措辞已露杀机。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8月4日的日程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那么8月5日的日程则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于是就有了卞仲耘校长被打死。我们今天要追究的是：这个处置权的幕后授予者究竟是谁？或更具体地说，允准学生可以把卞校长打死的那个隐身的权力人究竟是谁？
    

十四年的隐私    海  鸥

1980年1月11日，车间党支部安排了隆重的公议表决大会。与会的三十多名党员，一致通过我和房师傅为预备党员。我俩各自宣读的自己登记表中社会关系一栏的内容，引起大家的兴趣，因为我岳父和我爱人的姓名在我俩的社会关系中都出现了。这一栏的内容显示，我是他妹夫，他是我妻兄。这个对外保守了十四年的亲属关系的秘密，此时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文革开始那年，春节刚过，房师傅把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堂妹晓玉介绍给我。正当我俩相处得如胶似漆的时候，晓玉告诉我：“不知为啥，我哥想拆散咱俩。他非要再给我介绍一位铁中的老师。”我十分气愤，找到房师傅当面质问。他说：“我这都是为你好。最近我听厂部议论，说你们这批毕业生数你最有发展，群众口碑好，根红苗壮，我怕我妹妹的家庭出身影响你的前途。那时你会恨我的。长痛不如短痛，就此拉倒吧。”“要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还会做下去吗？”他略作忖度：“你家里什么意见？”“还没到向家里说的时候。”“你要认准了晓玉，那我只有祝福你们了，但有两点你要记住：1、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我是你们的介绍人；2、任何时候不要说咱俩是亲戚关系。”我答应了。

房师傅和晓玉的爷爷有四个儿子。土改时，晓玉的父亲被划为富农，其余三个儿子皆被划为地主。房师傅三岁时，父母先后亡故，四叔——晓玉的父亲把他接到家里抚养。

文革期间，我被分到房师傅的车间。为了遵守承诺，我尽力避免与他直接接触。有时走路迎面碰上，他会突然一拐，走向他处。有时实在有事找我，他会拿一张图纸做掩护，比比划划中与我谈私事。不久，他与相处一年多的女友（我厂化验室的小杜）分手了，原因是二人出身都不好，怕影响下一代。一个星期天，在晓玉家，我俩碰到一起。他说：“我要像晓玉那样，非找个红五类出身的对象不可——咱老房家的血脉纯度要改变。”晓玉妈妈道：“你还想入党提干呀，那么看重成分？小杜哪点不配你，你跟人家吹了，看你不打一辈子光棍才怪呢。”他说：“婶，你不知道现在是出身决定命运的时代，咱自己的是改不了啦，怎么也得设法改变下一代一半的血统吧。”不久，他真的找到了改变老房家血脉纯度的人，又很快举行了革命化的婚礼。这个嫂子，人长得很清秀，父亲在抗美援朝中牺牲，妈妈改嫁，与花甲的奶奶靠政府每月那点抚恤金生活。

1966年9月，房师傅偷偷告诉我：“已接到通知，我四叔家今天要被赶回农村。我去不方便，请你去帮他们搬家，好吗？”说着掏出十元钱，叫我转交给他的四叔。晓玉的父亲很不满意，埋怨这个侄子在最需要他的关口不露面，拒收那十元钱。78天之后，晓玉全家又被她父亲的单位接了回来。

不久我与晓玉结婚。虽然两家离得不太远，为了遵守对妻兄的承诺，平日我们是不串门的。他的三个孩子出生，我和晓玉都是晚间去看望。两家的孩子也从来不来往。有一次，路上一个童音在背后喊“姑父”。我回头一看，见一棵大树背后露出了半张小圆脸。我一注视他，他就又羞怯地缩了回去。

我赶忙走过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他抬手指着对面的院子。通过矮墙，我看到开着的窗扇里，有位老妪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进了院子。进屋后才发现，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吗！老人赶忙将另外两个孩子也圈拢过来指着我说：“这是你们的姑父，快叫。”孩子们马上齐声喊道：“姑父好。”看着这些长得一个比一个壮实的小小子，我感慨地说：“这可辛苦您老人家了。”“有啥用，一帮小地主。”接着老人抱怨起来：“你们可是实在的亲戚，怎么也不串门走动，是不是有啥隔阂？”我笑着作了解释，告诉她这是大哥定的规矩。她听了无奈地说：“小心点也好。”接着又神秘兮兮地说：“毛主席发动的这场运动，时辰选的不好，丙午年的丙午日。老人家翻错了皇历，自古以来年逢丙午都被称为红羊劫，两个丙午碰到一起，就是双羊劫，更遭殃了，所以你们得格外小心。”瞅着那三个衣不遮体的孩子，我赶紧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元钱给了他们。在回厂的路上，忧伤不断向我袭击。这下一代孩子，难道也要沦为低种姓的小贱民吗？

林彪之后，邓小平复出，我厂也开始步入正规，妻兄被任命为车间副主任。这是我厂唯一的一个出身地主的非党干部。为了表示祝贺，我邀他小聚，遭他婉谢。“毛主席说了，文革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小心为上。”把我搞得很尴尬，好像我在巴结他。

1970年10月的一天，舅哥打破惯例，一大早高兴地告诉我：“昨天区里的领导一大帮人到我家来看望老太太，还带来礼品。区长与我握手照相，又给了一套精装毛选四卷。”我还没来得及问详情，他已走开了。后来听他邻居说，今年是“纪念抗美援朝胜利20周年”，区领导下来慰问军烈属。

1978年冬，我到铁道部开会，听说中央马上要发布《关于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回去后我告诉妻兄，他极为兴奋：“你能不能再说得具体点。”“可以。等我高兴时再说吧。”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作为上次的报复。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妻兄十分激动，主动邀请我晚间去他家小酌。席间我打趣他：“毛主席对华主席可是有‘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遗嘱。两报一刊也说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你不怕他们也遵循‘文革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我不管这些。既然今天把我这顶帽子摘了，我坚信不会再给我戴上。哈哈，我终于看到我们房家血统改变的日子了。”当晚，我俩都喝得酩酊大醉。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1949-1979三十年间，因出身而沦为低种姓、被唾弃的5000多万政治贱民。

乡下的大船哥哥    童  话

大船哥哥是乡下伯父的儿子。父亲逃出家乡参加革命，伯父在家打渔，兄弟俩好多年断绝音讯。家乡海湾物产丰富，伯父因勤劳能干，置了一点土地，还买下一挂车。土改一来，伯父被划成富农。

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时期，故乡人顽强地找到了父亲，伯父的儿子们也一个接一个到北京登门。父亲对登门的侄子们很是严厉。

乡下的堂兄们都沉默寡言，饭量极大。大船哥哥却很有灵气，一来就和我哥哥熟识了，操着乡音聊天，讲水浒谈三国。成年的他，喜欢替哥哥做头疼的算术题和作文。我们瞒着，不让父亲知道。大船哥哥很喜欢看家里的书，有时看得出神，忘记回避父亲，看见父亲，总是抱歉地把书放回原处。他写的小字也比上初中的哥哥强，爸爸气愤地训哥哥“还不如乡下的大船”。　　

有一次大船哥哥临摹了一页小人书，是仙女在瑶池沐浴，画得像极了，只是瑶池的入口忘了留门。我提了出来，他笑着找橡皮修改。我妈妈看了这张画感慨地说：“大船没有念书真是可惜。”可是爸爸却很生气，说大船哥哥画仙女沐浴，不知想的什么，哥哥也陪在旁边跟着挨了训。

乡下的哥哥们返乡前要采购些糖果点心。这事通常由哥哥代办。六十年代物资困难，票上的买完只好买高价的。哥哥由于和大船哥哥要好，完成例行采购任务以后，就提议到中山公园去玩。我们欢天喜地去了，可是一玩就忘记照看东西了，竟把给大船哥哥带的那一大包东西丢了。我们都慌了，找到天黑也没找着，最后只得回家受罚。大船哥哥那年是空手返乡的。

文革期间，父亲被审查了七年。“解放”以后，在报上看见家乡修油港，思乡心切。七七年秋，我随父亲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乡亲们仍然视他为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伯父那支人还戴着富农帽子。父亲问起大船哥，大家支吾一会儿，终于说刚刚摘了反革命帽子，但还在专制队里。父亲问是什么缘由，大家说是因为写诗。父亲叹口气，气急败坏地说：“他能写出个什么？” 又问大船哥哥的亲事，大家说四十岁的大船哥哥和邻村一个带两个孩子的寡妇刚刚定亲。我们没有去专政队看望大船哥哥。

时间一晃到了2000年，父亲早已去世，大船哥哥的儿子却金榜题名到北京来上大学了。大船哥哥四十二岁得到儿子，精心培养儿子，让儿子接续他去圆读书梦。由于家境不好，孩子没有去大城市读书，连县中也去不了，就在渔村的中学上学，竟考了出来。家乡已经成为旅游区，不再经营农业或渔业，六十多岁的大船哥哥是市场清洁工，嫂子赶海找些海物卖给游人。我算了算，一年起码需要八千元供儿子在京读书。对于他们，这是一大笔钱。

阔别四十年后，在北京我又见到了大船哥哥。他已经是个干瘦的小老头，脸是海边人特有的古铜色，布满纵横皱纹，正像名画《父亲》中的老人。强烈的陌生感使我们的谈话开始进行得很困难，后来还是他提起六零年在我家的往事，提起那瑶池的仙女，我妈妈的宽容和我爸爸的严厉，提起在中山公园丢失的东西，我们之间的距离才渐渐拉近。

大船哥哥虽然是“富农”子弟，但生活其实一直相当困苦。少年时背负出身包袱，中断学业，饥荒年月挨饿，为了吃饭在北京寄人篱下，青壮年时政治上又出了问题，接受专政，娶不上媳妇，晚年又要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儿子负担昂贵的学费。但是大船哥哥一点不埋怨命运，话语间流露着知足和感恩。不知为什么，他在谈话中总时不时说“我没有说过共产党不好”，“我没有给老叔（我父亲）抹过黑”，“老叔在文革中不是也受苦了吗，我受的没有什么”。我只感到无以名状的难过。提起一九七七年我和父亲回乡的事，大船哥哥也没有怨恨我们在他受难的时候不去看他，反而眯起眼睛，回想那天他追跑到大路上去看我们乘坐的汽车背影的情景，让我好不辛酸。

后来大船哥哥从家乡来过几个电话，托付我几件事。“妹子你要劝你侄子读研究生，别怕读不起。”“妹子你要劝你侄子申请入党，入党还是好。”“妹子你要费心帮你侄子在北京找个家境好点儿的女孩子。”我理解大船哥哥的想法，但是却做不了什么。今年大船哥哥的儿子最终放弃了考研，将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受聘工作，没有入党。一个贫困的乡下孩子，白手起家，独自在北京创业，找个家境好点儿的女孩子又谈何容易？

五姨妈    蔡  楚

　　
　　五姨妈出身于书香门第。外祖父邱光第老先生系前清举人，曾任民国成都市长黄隐的文学顾问，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训导主任，曾同时应聘于成都石室中学、树德中学等八所名校，是作家巴金的老师，也是蜚声四川的学者和书法家。五姨妈毕业于益州女子中学，1932年与王新培结婚。

王家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成都学道街建一家书坊，名曰志古堂。由于刻印的书籍选题对路，校勘、制板精美，深受文化学术界好评。四川总督张之洞、吴棠都曾先后捐资志古堂，刻印《许氏说文解字》、《望三并斋》、《韩诗外传》、《杜诗镜铨》等典籍。

1945年，姨父王新培去世后，五姨妈与婆婆一道艰难维持志古堂。大陆易帜后，一系列残酷运动开幕。在我的亲属中，最早选择死亡的是外祖父和二叔父。土改时，外祖父因祖上传承下二十多亩田地，被划为职员兼地主。他认为土地被没收有辱祖宗，遂吊死在位于汪家拐街的家中。二叔父是个游手好闲的川剧滚龙，虽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在戒大烟运动中，吊死在小淖坝家中门板后的挂钩上。好在我家族中没有被枪毙镇压的。

五姨妈因为是志古堂的业主，加之家中有几亩薄田，被划为地主。所幸只戴帽管制两年，没有像其他地主分子那样帽子戴到死，还要由子女继承。当时大表哥在福建前线保卫祖国，作为现役军人的“光荣军属”，五姨妈若总是戴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当局可能也觉得不太光彩吧。

志古堂关门大吉了。抗美援朝时，五姨妈又将志古堂的书版全部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政府派员运走，存于成都文殊院。文革期间，这些书版被作为四旧焚毁，志古堂的匾牌则被五姨妈送到乡间亲戚家。亲戚将其反扣在猪圈前，作为粪坑的踏足板，终于得以保存。家中的书籍、字画全部荡然无存，剩下破裂的墨砚被垫在破柜足下作为平衡的支点。

五姨妈被管制得服服贴贴。改革开放初，有亲戚从香港来信寻找他们，五姨妈不敢回信，悄悄把来信烧了，怕秋后算帐。1979年，成都市某些人自诩为中华文化传人，要修成都出版志，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五姨妈从亲戚家的粪坑边把这块文化见证物找了回来，但俨然拒绝出卖。

谋害伟人案    晓  寒

这一天，我们兵团里召开一个誓师动员大会，照例要我们宣教科去布置会场。大会在露天开，会场是一个农村小学的操场。正前方靠墙砌一个一米来高的台子，台前左右各树一根木杆，用来悬挂横幅会标。作为背景的墙面斑驳陆离，需要撑起一块蔚蓝色的幕布。幕布正中要张贴当时能“请”到的幅面最大的毛伟人像。同事老苟身材高大魁梧，责任心也最强，贴伟人像的工作由他去做。纸质伟人像四周有一道几指宽的白边，张贴时往往先用图钉把四角钉牢，然后再在四周白边上摁若干个图钉。在室内，通常8颗图钉就够了。然而在室外，尤其新疆风沙很大，一条边至少就要用五六颗图钉才能压得住。这天开会前，狂风大作，老苟双手压着伟人像，赶紧在四边加钉图钉。左右两侧，容易被风掀起，老苟揿了十来颗图钉还怕不保险。

会后有人发现伟人画像身上有细微的钉眼，便向领导报告，说是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老苟马上被停职隔离反省。后来我也看了老苟的罪证——分布在白边里边伟人画像上中山装口袋边的三个钉眼。那是什么部位？那是伟人的胸部啊，心脏啊！于是谋害伟大领袖的罪名成立了。“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苟××！”“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苟××谋害毛主席罪该万死！”诸如此类的吓人标语，刹那间贴满机关大院。可怜老苟一个眉清目秀的七尺男儿，挂着黑牌佝着腰接受了十多场批斗。有一场就是在那个露天大会场召开的，名曰“再来现场消消毒”。老苟的妻子苟大嫂这个现行反革命家属，也被所在连队贴了许多低级下流侮辱人格的大字报，还有几次她胸前挂着破鞋被拉到大会上陪夫君挨斗。

这个老苟，海军转业干部，从抗美援朝起就在部队搞文化教育工作，因地主家庭出身，入不了党，在部队里混不下去，只好转业到新疆兵团。在兵团里，老苟可算个能人，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运动场上也是个好手，简直是文武全才，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在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不管多大尺寸，都不用打草稿划边框，拿起画笔，仿宋就是仿宋，楷体就是楷体，隶书就是隶书，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从老苟身上学到许多本事，至今我仍然认为他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良师益友。

他为何疯了    海  鸥

孟庆生与我同年由铁道学院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他是车辆专业，没留在市区，分到郊区一个站段。一到星期天，他就到齐市找我玩，见面总是那句话：“那鬼地方不认足球，生活简单的每天就剩下了过程。”这里盛行篮球，不像我们大连痴迷足球。他是学院的足球中锋。

不久文革开始，再来我这里，他谈得最多的是他单位的一些见闻，并问我参加了哪个派别、什么观点。我总是告诫他：“我们是毛主席说的被改造的知识分子。目前全局二百多个派性组织，你知道哪个绝对正确？千万注意，可以观注政治，不要投注政治。”

随着运动的深入，他来我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有一次他到铁路局办事，来单位看我，兴奋地悄悄高诉我，他现在正处对象呢。我当胸给他一拳：“你小子有了媳妇忘了朋友。”他笑嘻嘻地说：“身不由己呀。”接着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一寸的照片给我看。嚄！好漂亮、好青春的一个小妞。女孩子是我们铁路一中的高三毕业生，学习很好。若没这场运动，应是大一的学生了，现在只好蜗居在校。这次她们班级到工厂学工，两人认识了。为了运动过后能再考大学，她一直没有丢下功课。在辅导功课的往来中，他们相爱了。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只剩下向他们祝福的份儿了。

1968年夏的一天，我们铁路各单位接到紧急通知：全部停产，到火车站去接由哈尔滨转来的毛主席的芒果。只见火车站人山人海，在烈日下大汗淋漓足等了三个小时，才看见由两个红卫兵捧着个玻璃箱子，里面装着毛主席送来的芒果。后面有四个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缓缓出了车站。那阵势好似超级国宝，就像今天有时电视里看到迎送佛骨舍利。

散会后我与庆生又见面了，并请他到我刚成立的小家坐坐。席间，他问这芒果是怎么回事。我说：“你就知道谈恋爱，连这都不知道？那是巴基斯坦总统送给毛主席的珍贵水果。老人家不舍得吃，转送给首都工人宣传队。这样全国就掀起了芒果热。”“这全国都送需要多少芒果呀？”“那个玻璃箱子里的是腊制的芒果。”“啊！就为接一个假芒果，全市停工停产停课？真是政治压倒一切呀。”“这算啥，你没看到，隔三差五，晚间八点中央广播电台都要发表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为了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大家马上就得上街去游行庆贺，敲锣打鼓放鞭炮，一折腾就是半夜。这可苦了咱们那些调度和司机，第二天没精神工作，事故层出不穷。昨天南货场一台机车就因司机打瞌睡，将车开进了绝后线翻车了。我的一个朋友在局调度所。据他说，咱局管辖的线路阻塞现象相当严重，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告急电报。要满足需要，每天至少要发出五千多个车皮，而目前我们每天只能装运一千多个。外地运来的物资，每天还有二百多个车皮卸不下来。虽然军管了，但全局军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又都是外行，到目前发生的行车事故已有三百多起。”他听后气愤地站了起来说：“去年我们车站两列火车相撞，不就是因为两个扳道员分属两个派别，当列车快进站时还在那儿辩论争吵造成的！我看这个世道整个疯了，疯了，彻底疯了。”

1968年春节将至，我给庆生去个电话，想约他一同回大连过年。接电话的是他们技术室的一位同志。他告诉我，孟庆生在一个月前就被抓起来了，罪名是破坏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放下电话我就懵了，这不是给专政了吗？到底为啥？我决定去一趟。

他的室主任详细告知了事情的原委。1968年12月22日，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迅速掀起上山下乡热潮。庆生的女朋友在所难免。有一次他在外出差时给她写了封信，说是不是找当医生的姑父检查一下身体，若能开出一张有慢性疾病的证明，有可能免于上山下乡。结果这封信不知怎么落到革委会手里，说他与知青搞对象，出谋划策伪造假证，明目张胆破坏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遭到公开挂牌子批斗。

通过主任，我见到了庆生，蓬头垢面，满脸胡茬。那张方脸上，颧骨显得很高，冷丁一看真像狱中方志敏。我劝慰他几句，并问需要我做点什么。他只是两眼呆呆地看着窗外摇摇头，什么也不说。分别时，我突然听到已被押解到走廊另一头的庆生大喊道：“这个世道整个疯了、疯了，彻底疯了。”他的主任对我说：“看来他的精神出问题了。只要张口就喊这句话，一个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受到这样的刺激，受不了呀。你最好能通知他的家人来处理一下。”

春节回大连，我去了离我家不远他的哥哥家。他从小父母早逝，是哥嫂带大的。经商定，我们决定初四一同赴齐齐哈尔。几经交涉，单位认可了医院的鉴定（间歇性精神病），并同意回家治疗。这期间，她那位女朋友再也没露面。

以后我几次公出回大连，均没见到庆生。据他哥哥讲，通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已明显见好。平时哥嫂上班，他一个人到处逛，就是不愿意回单位上班。又听我母亲说：有段时间，每到中午他都会来要吃的。那时每人粮食都有定量，他的粮食关系不在大连，全靠单位每月寄来的全国粮票吃饭。有时单位寄得不及时，他就要饿肚子。哥嫂上班，没人照顾他，挺可怜的，但神智清醒。

1971年我去上海开会，返程时在大连逗留几天，见到了庆生。我告诉他：他们单位主管他的案子的齐主任，因生活作风问题已被抓，革委会成员基本全变了。他听后说：“我决定回去上班。”就这样他终于又返回工作岗位。

那年刚入秋，庆生手拎一个大油瓶子来到我单位，说：“这是我每月余下的油票换成的豆油，送给你们。”我说：“你自己留着用吧。”他说：“在大连养病时没少麻烦你老母亲，这就算一点回报吧。”我让他下班了到家坐坐，他说不行，他要赶晚车去北京，又一再叮嘱我：“我的去向一定要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当时我就纳闷了。

不久，他的主任到单位告诉我又一件不幸的的消息。9·13林彪叛逃事件未公开之前，已经在知己小圈子里偷偷传开了。有一次庆生在厕所关着门大便，进来俩人站在便池台阶上小便。他俩以为这里没有第三者，就大胆议论起林彪叛逃的事件。蹲在里面的庆生听到了，从门板缝中一看，竟是军代表，吓了一跳。出来后他越想越不对，并断定这是在搞反革命串联，要反林副主席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但他对任何人都失去了信任，便决定亲自到北京报告。一到北京，马上被相关部门扣留，并通知单位取人。回来后可难坏了单位领导，是押还是放？经请示，暂时羁留。

是呀，这写入党章铁板一块的最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会突然叛变呢？一个正常人都难以理解的非正常事件，对于一个精神刚刚复苏的病人确实是如雷轰顶，无法接受可怕的事实。他的精神天空坍塌了。

当时中央对林彪叛逃事件严密封锁消息。最初，媒体甚至故意制造林彪等人没有出问题的假相。记得在林彪死后的第17天，即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10期的目录时，还在该期画报的封面登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合影。到后期传达《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时，还采取了内外有别、分步骤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这样一个时间差导致孟庆生的政治误判。所以该案很快也就结案了，但却大大刺激了当事者那刚理顺而又十分脆弱的神经。他再度犯病，被家人接回大连。

1972年回大连，我又去了庆生的哥哥家。门是锁的，打听邻居，得知庆生就在周围闲逛。我从胡同的东头进来没看到他，所以决定从西头出去寻找。一出胡同口，就发现读报栏下站着一个穿戴极为扎眼的人。一身退了色的草绿色旧军装，军帽上一颗红五星倒显得很耀眼，腰系皮带，胸前戴着一个大像章。这是当年红卫兵的典型装束。仔细一看，正是孟庆生。我疾步走过去喊了声：“庆生！”他没反应。难道看错了？这时我已到了他跟前。没错，就是他！我推了他一下：“怎么不认识我了？”他怔怔地看着我傻傻地笑了：“这个世界真疯了，他们说林副主席反毛主席你信吗？”他这次病得不轻，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刚要再伸手拉他，他突然双手紧紧护着胸前那个毛主席与林副主席在天安门上的大像章，大喊道：“不许抢，不许抢！”说着飞快地跑了。

这时走过来一位大婶，说：“你可别碰他的像章。这疯子把它看得比命还重，急眼了他会与你拼命的。”我看了一眼这位大婶，问道：“你认识他？”“我们是邻居。”

怀念陶懋颀     胡显中

陶懋颀是我在南昌心远中学时的同班同学。1947年他父亲突然去世，他在第一时间告知的那个人就是我。足见我们友谊之深。1948年我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后来又奉命发展党员，其中就有陶懋颀。解放后，我继续“革命”，他继续念书，进大学深造。此后几十年，我俩虽生死两茫茫，却不思量，自难忘。

大约是1979年，我还在煤矿从事强制劳动。某日一大早，刚下晚班，本应是睡觉时间，一个姓孙的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你认识一个叫陶懋颀的吗？”“认识。”“什么关系？”“中学同学。”“还有什么关系？”迟疑片刻，我说：“还有就是，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入什么党？”“当然是共产党了。”

只见他突然用惊异的目光看我半天，好像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良久，“原来你还是个共产党？”“当然。不过现在谈这些，似乎没什么意义了。”孙干事叫我马上写份材料。他可不管现在是不是我的睡觉时间。我这才知道陶还活着，正在办理恢复党籍的事，需要我这个劳改就业分子给他作证。

年底，陶寄来一份油印刊物《北京之春》。我如获至宝，一字不拉地读完。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平反在望，指日可待。但是我的问题比较复杂，为此我曾问计于陶。他早已平反，并且频繁参加学术会议，非常活跃。他约我定个时间，到北京和他见面。某日中午，我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等到了参加学术会议刚散会的陶。他建议我写一份材料，由他转交胡启立。

由于交谈机会太少，我们一直没有时间互相交流各自的案情。直到陶1997年9月3日患胰腺癌去世，我仍然不清楚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何被打成右派。2007年反右派50周年，我先后读了北大当年的学生右派陈奉孝的《梦断未名湖》和王书瑶的《燕园风雨铸人生》两书，才弄清楚陶案的原委。原来是他看了从国外进口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拍案而起，立刻和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合译了这份重要文件，并加上一篇重要序言，准备在《广场》上发表。可惜由于形势急转直下，没能实现，陶由此被划为右派分子。

今天看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世界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文献，足可与法国《人权宣言》相媲美。如果说《人权宣言》宣告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死刑，那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意义在于揭开了自我吹嘘什么“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背后的惊人黑幕，让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看清了发生在苏联的那些惨烈血腥的大屠杀、大阴谋，从而在道德上宣判了现代封建极权专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刑。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从巴黎公社算起有100多年的历史，从1917年算起也有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历史，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相反，惨败的典型倒是昭昭在目。苏联斯大林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将近4000万，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7000万。毛泽东最优秀的学生波尔布特等红色高棉领导人，在一个仅800万人口的柬埔寨，在1975-1979年短短四年时间里竟杀害了170万人，而且受到毛的高度赞扬。所以全世界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必需彻底消灭这种吃人、杀人的制度。只是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这个死刑判决推迟了30多年，直到90年代前后才开始执行，到今天仍然没有执行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还宣告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虚妄和虚伪，给那些被共党洗脑洗得神魂颠倒的人们一帖清醒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杆信徒毛泽东害怕了，恐惧了，颤栗了。他断然采取行动，通过搞阳谋，大批虐杀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以抵消秘密报告的巨大影响，维护自己的极权统治地位。

陶懋颀看了这份文件拍案而起，正是他有良知、有热血的体现。他还敢译成中文，传播开来，更表明他是一个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据陶的夫人杨淑敏回忆，陶病危期间，他的学生、中科院学部委员张景中全家特地乘飞机来看望，并给陶老师洗脚。陶过意不去，急忙阻止，说学部委员怎么能给他洗脚。张却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多么令人感动啊！这种感人的故事恐怕也只能发生在像右派这样的人身上。右派分子几乎都是最具有人性、最讲人道和师道的人，而不是那种一阔脸就变的人。陶懋颀的胆识、魄力、贡献，感染了无数人，足可彪炳史册，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同寿！勇敢的难友，安息吧！你虽死犹生。你敢于翻译那份杰出的文献，就是你生命史上最大的亮点、最耀眼的火花、最杰出的贡献。无论经历几多岁月、几多风雨，你的功绩都将永存而不磨。

好险的棒子根    林  玉

文革初期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恍惚是九十月间，我家一次次被抄，批斗父母的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这时我们黑帮子女接到学校通知，要安排我们到顺义潮白河农村参加劳动，改造世界观。天刚擦黑，我们这群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被老师带到村里的场院上排队，立正、向右看齐一顿喊。奇怪，那个时代一切向左，就这条“向右看齐”被忽略了。

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手执红语录，走上前来对我们朗声道：“同学们，我是本村的贫协主席（后来得知，这官可不小，对全村黑五类有生杀大权），可以代表本村全体贫下中农对你们进行阶级教育！你们来了就要好好地参加劳动！世界观改造好了，你们还是可以积极参加革命的！下面，我领大家唱个歌儿。”于是大家跟着她唱：“我是贫农的好后代，党的教导记心怀。踏着前辈的脚印走，把革命的大旗接过来。阶级斗争永不忘，昂首阔步向前迈！”

学唱之后，有人用一支大手电筒照向另一边，高叫着：“同学们，阶级斗争很复杂，下面你们要认清这些坏蛋的丑恶嘴脸！”孩子们在惊恐中齐刷刷地转过身来，随着大号手电筒的强光，猛然发现我们旁边竟蹲着一群人！他们都是黑五类。电影里的坏蛋面目狰狞，可是这些坏蛋与我们长相差不太多，让我们感到意外和震撼。

这次旨在改造小学生世界观的三秋劳动为期1个半月。有一天，我们小组被分派到玉米田去刨棒子根儿。秋收时，先把玉米秆砍掉，下边剩的一截就是棒子根儿。满地的棒子根，一根根斜茬朝上，如同尖刀。贫下中农把这时的田地叫做刀山。

为了表现得好一点，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下了田。我们负责将刨出来的棒子根儿拉到田头儿。我使劲抱起几个刨出的棒子根儿，可哪里走得动啊，好不容易拖到一大堆横卧的玉米杆儿旁，累得我一个屁墩儿歪倒在那一堆玉米杆上。

没有想到底下藏着一个没有刨出来的棒子根儿，尖朝上，一下子杵进我的内裤里！我哇的一声叫起来，老师同学都向我跑了过来。外裤内裤全被杵破了，大腿根内侧鲜血如注，疼得发抖。老师让一位女生帮我扭着外裤，扶着我一步一步往回走。

“什么出身？你？”一位男赤脚医生一边舞动着药棉棍一边问。我泪眼巴巴地答：“……贫农。”我瞪着眼撒了个谎。“嗯，贫农后代还哭什么，没大问题，过几天就能好。”一位女赤脚医生看着流血的大口子说：“幸亏还差那么一点点！我给你上点儿药，很快就好了！”上药时，我疼痛难忍，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躺在地铺上好几天不能动，每天听着同学们唱着“我是贫农好后代”的歌曲出工，回来，又出工。有一次，女贫协主席进来了，老师把她带到我铺边。她问：“不疼了吧？”我点头。她转头对老师说：“要说可够危险的。再偏一点，这孩子这一辈子就惨了。”“怎么就惨啦？”我听见这话就傻问她。“你就……就……”她看着我，一时竟答不上来。老师接上话茬儿说：“你就不能和同学们一块闹革命了！”我一惊。不能革命了，那还真是够危险！

许多年后，我无意中翻出那条被棒子根儿杵破了的旧裤子，当时的情景顿时重现于眼前。我这才意识到那个尖刀似的棒子根儿是多么可怕，它差点就破坏了我最基本的女性生理器官！

同学李大颡    佚  名

李大颡是我小学时一个同桌的外号。那时他身躯瘦小，却顶着个大脑袋。颡是我们陕西的土话，脑袋的意思，俗曰“颡大心不闷”。李大颡家是地主，其实他家并没有多少土地，主要是因为他爷爷当过国民政府军的营长。李大颡兄弟姐妹六人，他是老三。他最小的妹妹出生于1967年，因为长期饥饿，母亲没奶水，妹妹整天吊在母亲奶上哭闹。不到三个月，妹妹含着母亲的乳头饿死了。邻家大叔用一块破布卷起妹妹，提着一把铁锨，抱出去埋了。

一般贫下中农粮食也不够吃，也有孩子众多的，但是可以申请救济粮。李大颡家不行，因为这项待遇对地主家庭无效。1967年饿死孩子是例外，对他家却是必然。他家甚至吃过皂角树叶子。二月二龙抬头，农村有吃炒玉米粒的习俗。李大颡放学回家对母亲嚷：“今天人家都吃苞谷豆，咱怎么不炒？”母亲什么也没说，搬过一个小板凳，放在一口大缸跟前——这口缸是他家盛粮食的唯一器具，让他站在板凳上踮着脚尖往缸里看。里面除了少量的苞谷糁，一粒苞谷也没有。他不再喊炒苞谷豆了。

1970年，我们读三年级，学校排演现代秦腔剧《杜鹃山》，李大颡扮雷刚。在一个水库工地演出结束时，天色已晚。工地慰劳小演员，每人两大碗面条，外加一个杠子馍（长条状馒头）。两碗面条足以吃饱，杠子馍谁都没有当场吃掉。回家的路有15里长，每个人背着自己的演出道具往回走。路过村庄，有狗跟着他们乱咬。许多学生掏出杠子馍，一块一块掰着打狗，看狗抢食。李大颡却想着哥哥、妹妹在家挨饿，舍不得逗狗，而是紧紧揣在怀里。到家大概九点多了，屋子里黑着灯。哥哥和两个妹妹已躺在炕上，母亲坐在炕沿儿发愣。李大颡兴奋地对母亲说：“妈，你知道我拿了个啥？”说着把杠子馍递给母亲：“这是发的。等明天早晨让哥哥和妹妹也吃一顿白面蒸馍。”谁知哥哥饿得并没有睡着，一轱辘爬起来说：“妈，我没有睡着，现在就要吃杠子馍。”

李大颡个子不高，如今也只有1.66米。他的学习成绩却是班里最好的，也很有绘画天赋。四年级时，他曾在演草纸上画了两只猪的交配图，很生动，贴教室墙上。女同学看了，脸红心不满，可又无话可说，因为他在画上写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几个字。进入初中，他的画画天赋进一步发展，学校的板报画多出自他手。有老师提醒他说，光画粉笔画是成不了器的，应该用画笔来画。可是他没见过画笔，不知道画笔什么样子。请教清楚后，知道家里没钱买，就寻思着自己制造一支。他把父亲吸旱烟的烟嘴偷走，想着再找些猪毛羊毛什么的栽进去就是一支画笔。可是没等他设计成功，父亲就在他书包里翻出了烟嘴，一口咬定他在偷着吸烟，不容分说胖揍一顿，任他怎么解释也白搭。他画画的兴趣由此断送了。

大约是1969年，春节过后，家里面临断饮，十一岁的他和母亲以及一个七岁的妹妹走上逃荒讨饭的路，目的地是渭水以北的泾阳县和三原县。一晚上，无处过夜，一家三口只好睡在一个弃废的窑洞里。窑洞靠里的一半已经完全塌掉，前半边还可挡风避雨，但顶部却有一块裂着长长口子随时可能跌落的大土块。李大颡让母亲和妹妹睡觉，自己则一直盯着窑顶。如果落下面面土（细末土），就马上叫醒母亲抱着妹妹跑。由于担心，他一晚上没睡着。

还有一次，天黑之后，他们来到一个村庄借宿。那个村子家家都养着狗，每到一户人家门前都引起一阵狂吠。出于对外乡人的警惕，尽管他们低声哀求，却没有人收留他们。无望中，娘儿仨在村边一个空场地坐下，茫然无措。狗叫的声音消歇了，妹妹由于行走劳累和饥饿，泣哭声显得清晰起来。过了一会，村头一户人家吱咛一声门开了。夜色朦胧中，一个老妇人站在门口，向他们望了望，又退了回去。没多久，门里走出一个小伙子，来到他们跟前，把他们领进了家门。这一家偏偏没养狗。那位老妇人给同学一家腾出一个大炕。妹妹不哭了，却开始对着母亲喊饿。老妇人听到后，立即用大碗满满挖了一碗苞谷糁，生火做饭给他们吃。李大颡喝了两大老碗苞谷糁糊糊，喝饱了，倒头便睡。好几天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他睡得太香也太沉，到下半夜尿了炕。虽说是铺的苇席子，可总担心第二天早上怎样向主人交代，于是不停挪动身子，直到用体温把尿湿的地方全部暖干。

那一天，一家三口来到一个乡镇。母亲和妹妹坐在镇食堂（当时乡镇级的饭馆都叫食堂）门外的台阶上，大颡进食堂见机行事要饭。一位上身穿四个口袋干部服的中年男子，进门坐在饭桌前要了一碗红肉泡馍。大颡走到干部面前，胆怯地说：“叔，我跟我妈还有我妹妹都是逃荒要饭的。我们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肚子饿得狠，饿得狠。”干部没说话，两眼盯着同学足足审视了两分多钟，也看了看门外的母亲和妹妹，似乎是在做思想斗争。估计这碗泡馍对他而言也是偶或一次的奢侈享受，只见他猛然间把筷子往桌子上啪的一拍，不说话，起身走出了食堂。李大颡愣了愣，端起那碗饭，走到了门外。

要饭的人都必备着一根打狗棍。李大颡说这并不是打狗棍，应该叫防狗棍。到别人门前要饭，本来就是乞求于人，打了人家的狗，也就要不到饭了。每当有狗围着他娘仨乱叫时，他只抡着棍子虚张声势，以保护妹妹与母亲。碰到实在凶猛的狗扑上来，就把棍子塞到狗的跟前，让它咬住棍头。近三个月的要饭过程结束，同学提的那根棍子，本来圆圆的棍头已经让狗咬成了扁平状。

中学时期，童年的好友渐渐与他这个地主子弟划清界限，像躲避瘟疫一样保持着距离。村干部的子女也日益显现出优越感，趾高气扬，对他不理不睬。他与女生的关系更因其地主成分而变得越发冷漠。同年级同学中，同班同学之中，唯一与他说话的女同学是一位黄姓的女生。黄同学容貌出众，小时候男同学扯起来找哪个女子当媳妇，我们的首选都是她。有一天晚上，邻村一个村干部子弟找到李大颡，问他跟黄同学能不能说上话，知道不知道她家住啥地方。大颡问啥事情，回答说是想把黄同学约出来谈一下，和她谈对象。李大颡大约对黄同学也有好感，这种为他人牵线搭桥的事让他止不住悲从中来，心想自己这辈子怕是要光棍到老了。

夏天的夜晚，村里老少爷们儿喜欢在麦场上露天过夜。两块砖头垫一张纸就是枕头，铺的是随手带的苇席子。一群人凑在一堆，躺在地上边搧扇子边谝闲传。李大颡也欢喜露天过夜，可从不往人堆里凑，总是一个人在边角处躺下。他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是一个不受待见的另类，仿佛不让别人眼里出现自己，这世界会显得清静一些。我们村距秦岭不远，那个时候夜里仍然时常有狼出没。

李大颡就读的那所高中，离我们村有三十里路。每周回家一次，自己带粮食，来回都是步行。1976年，大颡高中毕业，回到村里，立即遭遇冰冷的现实——被编入黑五类子弟劳动组，一天1 2个小时强体力劳动，中午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他时常寻思，就算我的爷爷有罪，我们这些后代又有什么过错，为什么要遭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十六七岁的他，开始过早地关心起政治来，心想毛泽东这个造孽的咋还这么能活呢？四人帮倒台后，闭塞的农村并没有刮进多少新的信息。当时村里放映一部电影《欢腾的小凉河》，是反邓小平的题材。可是两个多月后，这部电影突然不再放映。从这个细微的变化上，大颡似乎看到了一丁点曙光。

恢复高考后，大颡仍然在黑五类子弟劳动组上工，境遇并没有得到改善，头上的帽子似乎也永远没有被摘掉的那一天。但他已经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上大学，以改变自己地富子弟的境遇。他知道，对他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拼搏，要么鲤鱼跳龙门，要么把贱民当到死。白天劳动，没有时间复习，也怕别人看见；晚上回到家里，不管多累，他都强迫自己振作精神，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到深夜。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在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他怕别人嘲笑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李大颡是1979年考上大学的。我相信他的实力，写信鼓励他参加高考，还买过一套高考复习丛书邮递给他。有一天他们院子里一个女孩订婚，里里外外站满了人。大颡没有地方复习，就爬上一颗高大的桑树，在树上看书。密密的桑叶隐藏了他的身影，入神的复习隔断了树下的人声喧嚣。

大颡白天劳动，没工夫到公社邮电所去，他央求父亲去一趟，看没有录取通知书。邮电所离家只有两里路，父亲却劝他别做这白日梦，说这样的好事不会落到咱这种家庭头上。直到有人转告大颡的父亲，说在邮电所看到了他儿子的录取书，这位父亲才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去了一趟。在邮电所当场拆开信皮，看到吉林工业大学鲜红的大印章时，他才相信这真的不是梦，自己的儿子真的是被大学录取了。这时离入学报到只剩下五天时间。

消息很快传在村子里传开。这是村里几十年来唯一的考上大学的新鲜事。当晚，大颡家接踵而来很多人。大队干部来了，左邻右舍来了，同学们和他们的家长来了，平素没什么交往的也来了。院子里挤满了人，道喜祝贺的，希望也能沾上点喜气的，甚至盘算着嫁闺女的，都有。热闹过去后，大颡还是抱着苇席到麦场上乘凉过夜，但他这次却不是睡在边边上。有人盛情安排他睡在麦场中间，周围再围睡着其他人，说村里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可别让狼给叼走了。黑五类劳动小组也不用去了。走在路上，邻村一个漂亮的中学女同学，大老远就热情地叫李大颡的名字，请他到家里坐坐，而以前碰到他时，是看也不看他一眼的。说起录取后周围人态度的变化，李大颡深感世态炎凉之起伏突兀，与范进穷困潦倒下的中举没什么两样。

几十年的人生历经，李大颡说感到最幸福的是大学时代，彻底摘掉了黑五类子女的帽子，能够直起腰板平等地与他人交流。在大学里，他第一次看到《中国青年报》，还有他认为只有一定级别才能看到的《参考消息》。李大颡曾将他上大学之前的遭遇写成一篇回忆文章，妻子看了之后以为是其他人写的小说，儿子说那是荒诞的天书，没有任何可信度。

忆苦思甜全过程    大  隐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文革期间，生产队每年都举行几次忆苦思甜大会，唱这首忆苦思甜歌，回忆过去的苦难，念叨今天的甜之来之不易。忆苦思甜活动一般有两部分内容：一是由苦大仇深的老农做报告，讲述在旧社会受苦受难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遭遇，同时讲说解放后过上幸福生活的亲身感受；二是吃忆苦饭。有时还召开批斗大会，场面好不壮观。

每次忆苦思甜大会都要搭一个很大的会台，会台中央上方悬挂“忆苦思甜大会”横幅，台两边柱子上贴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会台中央的桌子上有一个话筒。会台旁边设有席位，村革委会成员就坐在那里。台柱旁站立着荷枪实弹的民兵。大会由村革委会主任主持，通常是挺胸收腹走上主席台，两手在桌子沿儿上撑稳了，便用高亢的声音对着话筒喊：“忆苦思甜大会现在开始！”

“大会进行第一项，齐唱《东方红》。”主任起头，全体社员高声齐唱。

“大会进行第二项，把地富反坏右分子押上台来。”话音一落，民兵们两人一组，身后背枪，双手抓住已经捆绑好的五类分子，快步揪上台来。民兵的脚步震得台子轰轰响。五类分子胸前都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自己的姓名，姓名上打着红叉。革委会主任先是喝令五类分子“向毛主席请罪”。分子们刚转过身，身后的民兵便照他们的腿弯处狠踢一脚，他们便咕咚跪下，说：“我是某某（地主、富农等）分子，我有罪……”等他们口中念念有词请完罪，村主任便喝令他们面向台下的社员跪下。

我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共有十几名。如果哪天一早人们走出家门，发现街道被人打扫过了，那么这一天就是有大集了。天不亮就把大街扫好了的那些人，就是村里的黑五类。村里的“义务劳动”都是黑五类的事儿，只要大喇叭一喊，不管他们当时正吃着饭还是正干着别的什么活计，必须立即赶到大队部，一刻都不敢耽搁。

“大会进行第三项，高呼革命口号。”主任喊一句，台下的社员跟着喊一句。有时为了增加气氛，就在社员中安排一位领喊者。口号震天，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发泄半个小时之后，会场才能清净下来。

“大会进行第四项，由贫农老大爷某某为大家忆苦思甜。”于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上台了，哭诉旧社会所受的压迫。情绪到达高潮时，老贫农会走到台上的地主面前，狠抽两个耳光，猛踢两脚。社员们被激发，会场上有人带头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打倒地富反坏右！”老贫农绘声绘色的表演又一次把会议引向高潮。有的社员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千仇万恨都集中到眼前台上那几个五类分子身上，仿佛旧社会一切罪恶都是他们几个犯下的，他们与他们有算不清的账，解不了的恨。忆苦思甜是一种经常性的活动，很受各级领导重视，于是各村都涌现出一些做忆苦思甜报告的典型、能手。他们述说的遭遇催人泪下，社员深受触动。也有因事先缺乏准备，闹出许多笑话的。

“大会进行第五项，吃忆苦思甜饭。”忆苦思甜饭，一般是用糠皮、麸皮和萝卜叶子掺在一起做成的菜团，是生产队为开忆苦思甜会提前做好的。有时为了增加难吃的效果，还有意识地往里添加一些砂子。革委主任宣布吃忆苦思甜饭，另有人就向每位社员分发菜团，每人一个。我第一次参加忆苦思甜大会时，吃上了这种忆苦思甜菜团，觉得非常好吃，对父亲说：“爸爸，这菜团真好吃，旧社会专吃这个多好呀。”爸爸吓坏了，轻声地喝斥道：“再胡说就撕烂你的嘴！”我吓得再不敢开口乱说，悄悄把爸爸分得的那个也吃了。

“大会进行第六项，游行示威。”全副武装的民兵把五类分子押下台子。分子们都戴上一顶尖尖的纸帽子，排成一队，敲打着脸盆或铁簸箕，脖子挂着牌子，有的脖子上还挂着破鞋，在民兵的押送下，走在最前边，广大社员群众走在后面。游行的队伍高呼革命口号，沿着主要街道走一遍之后，一场忆苦思甜大会到此宣告结束。

地主仔陈国庆    心  声

　　
　　陈国庆是我小学时的一个同班同学。他是囯庆节那天出生的，父母便给他取了这个名。我班还有一个同学，个子最大，学习最笨，最爱打架。有一次自习课，他乘老师不在，站起来大声说：“从今天开始，大家不许叫陈国庆，都得叫他地主仔。谁敢不这么叫他，就罚谁跪着晒太阳。如果叫他不答应，就罚他当牛骑跑教室五圈。”于是陈国庆的“地主仔”称号就这么开始了。虽然他很不喜欢这个称呼，也不得不接受。

地主仔。

地主仔家原来在我们村。有一次，他叔叔与村里的一个人下象棋，不知为何俩人吵了起来。          圣经雅歌金句    焦国标书                          由吵而打，最后

引发家族械斗。

据说他家之所以被划为地主，就是因为这件事。对方势力大，土改丈量土地时，有意扩大他家的田地面积，最后把他家定为地主。后来，也是因为这件事，他家便搬到附近的村庄去住了。
　　尽管搬到了别村，但他家仍然戴着地主帽子。我经常看到他父亲在学校门前参加劳动改造。有一次，他的父亲写信给毛主席，诉他的冤屈。公社扣了他的信。公社革委会领导说他不服改造，在学校操场召开专门批斗他的大会。那天晩上，陈国庆的父亲头上戴着用猪竹笼制成的头盔，我和陈国庆就站在台下。陈国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暗暗地流着泪。

也许是受家庭处境的影响，陈国庆很寡言。即使有时说话，声音也很小，人也不大灵活，学习成绩也不太好。我与他一起读到初中毕业，高中就不在一起了。后来听说他高中毕业后又到琼中从初中开始读，最后终于考上中山医学院预科班。在预科班读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医院任眼科主任，成为眼科专家。

有一天，他突然打手机与我联络，并到家乡万宁找我，表示想义务帮助家乡的老人做白内障复明手术。

我初看到他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反复问：“你真的是陈国庆吗？你就是过去那个地主仔吗？”当从和他同来找我的村人口中得知确是他时，我极为吃惊。想不到他变化那么大，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不仅模样变了，而且说话出口成章，话多了，人也比以前活跃了。我问他：“过去家乡人那样对你，你不见怪吗？”他笑着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把，家乡永远是我的根，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他真的是变了，变得让我佩服，而我最佩服的是他那坚韧的毅力和宽阔的心胸！  

我家是这样当上地主的    侯德喜

我家世代生活在北京朝阳区洼里乡洼边村，衣食无忧，但并不是很富裕。父亲侯荣14岁那年离家外出学手艺，解放后成了北京五建公司的一名工人。大伯则凭借着自己经营，在农村买了几十亩地，靠地租生活，土地时被划为地主。1959年，爸爸把妈妈、我、弟弟妹妹接到城里，住在朝阳门外南下坡爸爸单位的房子里。

文革开始时，当时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突然有一天，老家村里来人，给厂里递了材料，随后就把我这个三年级的孩子五花大绑，戴着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书“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洼边村。和我一起被押送回村的还有我的母亲李淑兰，我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但是爸爸没有被带走。父亲不明白，自己是工人，妈妈娘家是清河的贫农，妈妈和我们这5个孩子怎么就突然成了地主呢？后来村里的人告诉父亲，由于大伯是地主，爸爸外出学艺成了工人，脱离了关系，可妈妈和我们5个孩子却没有和大伯分家，吃的是家族饭，自然就是地主。

我家没有一亩地，没有一个雇工，也没有剥削过任何人，仅仅是因为与大伯没有“分家”，就也成了地主。实际上大伯在我四       岁时就去世了，我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村里还健在的许多村民称，当时评地主、富农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一些人因为学了手艺，多赚了点钱，也被划为富农。那段时间，我们一家，天一亮就参加生产队劳动，一直干到天黑，做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工分却比贫下中农少。晚上我们还要接受劳动改造。记得天上的“三星”连成八字的一撇状时，我们就出发去地里接受劳动改造，直到凌晨两三点，“三星”变成一捺，才回去休息。有时候活多，要改造到天亮，经常是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除了劳动，我们还经常被绑去参加批斗大会。我母亲经常一绑就是一天，然后是街头游行。看到母亲被批斗，我和弟弟总是偷偷地哭。有时想给母亲送点吃的，但最终还是不敢。到年底，我家分了粮食，往往只能吃三个月。三个月以后，我们吃白薯。白薯吃完了，只好找些野菜、树皮充饥。

弟弟侯德富当时20来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时他什么也不想，唯一想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吃饱饭。有一次村里组织去一个工地挖沙，三两的馒头随便吃，他一口气吃下了13个。弟弟想找一个能吃饱饭的工作，但是没有地方肯招他。一听说他家成分高，就挥手让他走开。

戴着地主的高帽子，我们一家吃尽了苦头，一晃就是13年。1979年，听说中央要给地主和富农摘帽了。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却没有等来摘帽通知书，我和弟弟于是去乡里的街道办询问。第一、第二次，街道都告诉我们，没有我们的摘帽通知书。第三次去的时候，我们在乡街道的档案室找到了我家的摘帽通知书。我和弟弟把这个通知书拿在手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摘帽之前，我们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甚至不被允许参加公社组织的大部分活动。我们没有见过选民证，但是我知道这张选民证关乎我们一家人的待遇。我和母亲、弟弟、妹妹拿到选民证的时候，流下了眼泪，心情很激动，一夜没睡着。第一次参加选举之后，弟弟德富说他觉得像是完成了一个家族历史的转折，浑身飘起来了。  

先行者戴洁天    温州人

1955年，33岁的戴洁天风华正茂。作为县委派出的工作队队长，他到温州永嘉县潘桥集体农庄，帮助农庄进行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的工作。但是，在集体农庄调研了一段时间后，戴洁天困惑地发现：并社之后，人们不仅没有过上“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困难了。问题出在哪里呢？ 戴洁天开始思考了。他买来很多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参考书阅读，惊讶地发现，即使在苏联，对于集体农庄的优劣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这本书上明明白白写着：“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它巩固了。”

戴洁天的探索就这样开始了。第二年夏天，他来到永嘉县的燎原社，要在这里做一个没有人做过的试验——包产到户。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收获季节来到了。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全社春粮增产了40％。实验的结果给戴洁天巨大支持。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他坚定地写道：“生产责任制是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的身上，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然而，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却刊登一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包产到户”做法究竟好不好？》，并配发一篇社评《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1957年10月13日，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也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燎原社的尝试走到了终点，年轻的戴洁天一下子跌入了人生的谷底。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并以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劳动三年。这一年的11月10日，戴洁天被押送回老家瑞安农村，执行管制劳动。谁也没料到，这一走就是22年，一个家庭就这样被生生地拆散了22年。

1979年，一纸平反书结束了戴洁天的戴罪生活，破碎的家庭终于团聚。戴洁天被调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戴洁天又下乡去了。从农民、供销员到个体户、专业户，他再次走访了这片土地。他认识到，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事实上，它播下的是市场经济的种子。

戴洁天的小儿子陈坚，起初在银行上班。这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但办公室里的陈坚却坐不住了，他想下海。父母，尤其是父亲戴洁天，坚决反对陈坚的想法。1985年，《解放日报》记者张也平和戴洁天一起到基层调研，文章发表在5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该文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戴洁天一方面深深认同温州人闯荡市场的精神，另一方面却一直反对儿子陈坚下海经商。陈坚最终还是像很多温州人一样去闯世界了。1992年，陈坚和妻子来到葡萄牙摆地摊。不到一年，夫妻俩几乎走遍了葡萄牙所有城镇的集市。2000年，陈坚占领了整个葡萄牙的小商品市场。

恐惧与希望    莫  言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饥饿和孤独外，那就是恐惧了。……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过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总是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管制。有一部分孩子，因为祖先曾经过过比较富裕的日子，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更没有进入城市去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孩子，却因为祖先是穷人，而拥有了这些权利。如果仅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惧，造成恐惧的是这些掌了权的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对那些被他们打倒的富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监视和欺压。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耕牛），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赶出了学校。

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生怕一语不慎，给父母带来灾难。当我许多次听到从村子的办公室里传出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谓的坏人发出的凄惨声音时，都感到极大的恐惧。这恐惧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都要严重许多。这时，我才理解我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我原来以为我母亲是说世界上的野兽和鬼怪都怕人，现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让这些残酷行为合法化的是黑暗的政治，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　　
　　虽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三十年了，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被废止，但像我这种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心有余悸。我每次回到家乡，见到当年那些横行霸道过的人，尽管他们对我已经是满脸谄笑，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心中充满恐惧。当我路过当年那几间曾经拷打过人的房屋时，尽管那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倒塌，但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　　
　　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作家，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黑暗岁月？那就是希望。　　
　　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得到食物和衣服。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我希望能得到人们的友谊和关爱。恐惧使我歌唱着奔跑，恐惧使我产生了千方百计地逃离封建落后的乡村的力量。我们希望人类永远地摆脱恐惧，但恐惧总是难以摆脱。在恐惧中，希望就像黑暗中的火光，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并使我们产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刘义元卖妻    林启山

1971年秋的一天，邵阳县河伯公社五洞大队第八生产队会计刘义元卖妻的消息一下子成了爆炸性新闻，迅速传遍四面八方。

且说1968年秋的一天中午，几个手拿梭标、鸟铳的民兵，突然闯进屋高声大叫：“反革命分子刘义元滚出来！”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血气方刚的刘义元听到叫他反革命分子，气得火冒三丈，厉声质问：“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我是贫下中农，是生产队会计，谁是反革命？拿证据出来！”“陈良柱就是证据。”刘义元立即被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忽然有人敲刘义元的门。打开一看，是陈良柱跪在他面前，边哭边说：“好兄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虽然出身地主，但哪里也没去过，一直在队上搞生产。你当会计最清楚，一年到头我没缺一天工，未偷一回懒。有人说我参加黑杀队，这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承认，他们就把我吊半边猪，逼我交代。人总要讲天理良心，没那回事，我拿什么交代？不说又要吊。承认是死，不承认也是死，唯一的生路只有逃走，可是逃到哪里去？到处在抓黑杀队，天下老鸦一般黑。你是个好人，请你设法救我一命。我永世不忘！”

刘义元是个有初中文化的人，又是生产队干部，想到利用法律来保护他。陈在刘家躲了两天两夜之后，刘便对他说：“在我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我有个办法，你看行不行？”“什么办法？”“投案自首。”“那不是自投罗网吗？”刘义元分析说：“在当前这种形势下，除了县公安局，谁也救不了你。你唯一的活路就是跑到县公安局，就说自己是黑杀队，特来投案自首。他们就会把你关押起来，你就安全了。”陈良柱觉得有道理，脸上露出了一丝喜悦。

当晚下半夜，刘义元站岗放哨。在刘的保护下，陈悄悄溜出大队，迅速向县城塘渡口而去。第二天清早，找到县公检法军管小组，自报投案。军管小组经查问，知道他是出来逃命的，无法关押，只好把正在县里参加会议的五洞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云松叫来。李马上挂电话让队里快来接人。就这样，陈良柱又被前几天折磨他的凶神恶煞抓回去了，刘义元窝藏陈良柱的事也暴露了。

刘义元驳斥审问他的人：“谁说他陈良柱是反革命？谁说他是黑杀队？真凭实据在哪里？他是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我们一同长大，非常了解。他为人老老实实，劳动勤勤恳恳，没有旷过一天工，没有偷过一回懒。他在我家住了两天，我有什么权力把他赶走？你们说他是反革命、黑杀队，请证据拿出来，连人一起送到县公安局去，请政府定罪，该关则关，该判则判，该杀则杀，何必你们劳神费心？如果你们真的成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处死人的权力，那么请问：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的牌子在哪里？大印在哪里？你们这些人代替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吗？”主审者理屈词穷，怒不可遏。一杯茶的功夫，刘义元即被打晕，耳膜被打破。

刘义元的妻子陈冬青尚在坐月子，千方百计找熟人拉关系，在伤药严重脱销的情况下买了四颗跌打损伤丸，抱着婴儿往公社去给丈夫送药。丈夫头肿得象个西瓜，两口子抱头痛哭。

几天后，一伙横眉怒目、凶神恶煞的人冲到刘义元屋里，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寻找刘义元的反革命罪证。刘义元喜欢读书看报，但又缺钱买不起书，订不起报，因而在外面看到片纸只字，就当宝贝一样捡回来看，碰到一些带韵味的词句，还爱引吭高歌。日积月累，家里集起一堆废旧字纸。搜查者将这字纸全部抄走，仔细查看，终于在一张格子纸上发现几行莫名其妙的字：“日出东来月落西，程度不知路高低。得逍遥处且逍遥，骑驴跨鹤过竹桥。”他们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名堂。就因为这片废纸，刘义元被关进大牢。刘的岳父陈昌顺，原是生产队长，也因陈良柱案被抓，送到县监狱，一年后死于狱中。时年22岁的陈冬青，也被当做反革命家属，挂黑牌戴高帽，游街批斗，被折腾得不像人样，奶水全无，月子里的小女儿饿死在爷爷怀里。

刘义元在牢里一坐就是22个月，进来时是个25岁的精壮劳动力，如今是一天三两米都吃不完，人瘦得皮包骨头，一双膝盖骨一到阴雨天就痛彻骨髓，腰伸不直，腿张不开，头抬不起，身挪不动，比八十岁的老人还差。有关方面怕他死在牢里，又定不了罪，只好放他回生产队接受监督劳动。当他蓬头垢面拄着一根棍子慢慢挪到自家门口时，家里人都认不出来了，夫妻又是一场大哭。　　　　

刘义元在监里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出狱后没钱治疗，拖了一年多，病情越来越重。一天晚上，他深情地对妻子说：“我恐怕活不多久了，现在你又有身孕了。如果我死了，你带着孩子，还有个老爸，生活怎么办？再者，我还顶着个反革命罪名，你就是反革命家属，孩子也是黑五类，长期受欺，永无出头之日。”冬青问：“你是不是想让我去做流产？”刘义元解释说：“我是想给你母子找条活路，找一个有前途的人家！”冬青坚决不同意：“我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况且我还怀着你的骨肉！” 

在参加完一次四类分子会后，刘义元又乘机试图说服妻子：“冬青，我俩离婚吧，我不能老让你背这个反革命家属的臭包袱。你是贫下中农出身，离了婚就可以堂堂正正做人，大摇大摆走路，谁也不敢再对你怎么样。”冬青最终同意离婚，但“离婚后我仍住在家里，不能把我赶出去”。

婚离了，刘义元开始琢磨着劝妻子改嫁。他说：“昨夜我做一个梦，梦见我们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在一起玩耍，不知为什么忽然吵起来了。别人的儿子骂我们的儿子是反革命崽子，要砸死他。儿子哭哭啼啼跑回来问我：‘你是反革命吗？你为什么要当反革命？’我说：‘爸爸不是反革命，是冤枉的。’有人骂我翻案，用索子把我父子双双捆了起来。我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为你自己的前途和我们未来的孩子着想，你必须忍痛割爱，决心改嫁。”
　　冬青哭起来，越哭越凶，如生离死别：“你病这么重，爸爸又老了，身边没人照顾，日子怎么过？”刘义元说：“你如果真的关爱我，就向男方提一个条件，要三五百元钱留给我治病。只要病治好了，一切失去的东西都可以挣回来。”这时刘义元已在邻近的新宁县为冬青找到一位大龄青年。这位青年身体健康，长相不错，心地善良，出身也好，只因家穷，一直找不到老婆。冬青无奈，同意了这门亲事，但向男方提出两个条件：一、她已有身孕，孩子生下来带满周岁后让刘义元接回来；二、因欠账要500元还账。男方表示：第一条没问题。第二条，只能拿出200元，多了拿不出。最后双方达成了交钱结婚的协议。刘义元双手接过沉甸甸的大钱包时，以为对方搞错了。区区200元，怎么能这么大一包？打开一看，原来都是一元两元的块票和角票！拿着这200元钱，住了20天医院，刘义元的病好多了。

一天，有人给送来个好消息：冬青分娩了，是个男孩。刘义元马上向父亲报喜。儿子周岁后的第三天，刘义元去接儿子。见了冬青，尴尬之余，双手合十，千恩万谢：“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冬青悲欢交集。喜的是他身体比原来好多了，悲的是他还是反革命释放犯。谈到接孩子，冬青说：“接回去还是个反革命崽子。再说，儿子尚未断奶，你接回去如何带？”刘义元无以回答。“还是等断奶以后再说吧。”刘义元只好照办，悻悻而归。

刘义元空手回来，老父怀疑冬青变卦了。刘义元心病渐重，旧病复发。这时年关渐近，队里搞年终结算，两父子劳动一年，仅得80元钱，还被扣除60元的杉树钱，仅余20元。父亲从自留山里砍了几蔸杉树回来做棺材，队上却说，反革命家属没有砍树的权力。鉴于砍的是自己栽的树，从宽处理，不批不斗，罚60元钱算了。刘义元不服气，砍自家山上的树为什么要罚款？找大队干部评理，大队干部说：“你是劳改释放犯，你父亲是反革命家属，没有享受社员待遇的资格。”
　　听了这个话，刘义元好比五雷轰顶，差点昏了过去。凭空被扣上的反革命帽子，哪一天才得尽头？以前卖老婆治病想活下去，如今活着又有什么意思？老婆改嫁了，儿子又抱不回来，治好的病又犯了，真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哪有出头之日，不如早死早超生！决心下定，立即到供销社买了一瓶敌敌畏。
　　年三十晚上，他把从队上分来的两斤腊肉洗净、煮好、切碎，分成两大碗，一碗给父亲，一碗留给自己，说：“爸爸，今天过大年，我娘死得早，父亲又当爹又当娘苦苦把我养大，谁知儿子没有出息，被误栽冤枉当了反革命，坐了几年牢，身体搞垮了，老婆被卖了，孙女饿死了，孙子也接不回来，害得您老人家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罪，实在是对不住。”刘义元泪流满面。

父亲反复安慰他。刘义元则就着昏暗的煤油灯，背着父亲，将敌敌畏倒在自己那碗肉里。老人问：“哪来的农药味？”他说着“没有”，便端起碗狼吞虎咽呷起来。很久未吃肉了，父亲劝他慢一点，别呷出毛病来。胃开始翻腾了，刘义元对父亲说：“爷老子，你要挺住好好过，不要为我伤心。”说着哇的一声，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农药味弥漫一屋子。父亲以为是他胃不好，受不起油晕，扶他上床休息。
　　刘义元躺在床上，因疲劳过度，一觉睡到第二天响午。他很纳闷，百思不得其解：是农药失效了？还是药量太少了？他走下床来，端起药瓶子就喝，硬是一口气把剩余的敌敌畏全部喝光。谁知药到肚子里翻江倒海一阵之后，又全部呕吐出来了。父亲看出儿子是在寻短路，急得全身发战，不住地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又说：“傻儿子，新年大节，为什么寻短路？你甩手走了，我怎么办？我知道你心里苦，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还年轻，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洗不白的冤！”刘义元没有死成。

一晃又过了五年，1980年10月，邵阳县公安局发了个30号文件——《关于刘义元被拘留一案的复查结论》，称对刘“拘捕不当，予以纠正”。日夜盼望的平反书，盼了10年，终于盼来了。刘义元立即拿了这个文件去新宁县接孩子。这时儿子已经七岁了，在读小学一年级。尽管妈妈再三说“这是你亲生的爸爸，喊爸爸”，可是孩子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陌生的爸爸，反而说：“我有爸爸，这个老头不认识。”说罢就跑开了。冬青很同情刘义元，让他多住几天，与儿子交流、培养感情。谁知儿子大了，怎么也无法认同。强迫不行，硬带走他也会跑回来的。刘义元满怀希望而来，满腹失望而去，只好另找老婆，想重续香火。可是家里太穷，年轻的不肯来，拖儿带女的又养不起，年龄大没有生养能力的又不想要，找来找去，找了个39岁的寡妇。生活了三四年，孩子连影儿也未见。刘义元只怪自己八字差，命中注定。

刘义元仍然想念嫁出的老婆和儿子。儿子长得十分健壮，和自己青少年时一模一样，可就是不认他这个生身父亲。他曾反问刘义元：“你为什么要把我娘卖了？我娘哪点对不住你？你对我又尽了多少做父亲的责任？”刘义元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后来老父也死了，自己身体也一天天地差，人也一天天地老，分了两亩责任田也无力耕种了。带着后讨的老婆南下打工，可是人家嫌他年龄太大，跑了几个城市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回家没有盘费，生活无着，租不起房，住不起家，只好流落街头，靠捡破烂为生。
　　　　

我经历的几个右派    正经人

我父亲就是右派，我家对面住着一个右派，我有一个舅舅是右派，我下放农村时村里也有一个右派。首先我要说父亲回来以后说的一句话：“我要感谢当年我成为右派，不然早死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以为他必定会对自己的遭遇怀恨在心，怎么反而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他告诉我，当年他是地主少爷，自幼娇生惯养，但身体不好。后来被划成右派，去了西北某地煤矿挖煤，每天劳动，身体反而渐渐好起来了，现在七十多了，看起来还是六十多的样子。

我问他在煤矿怎么样，他说：“不错啊！落实政策，其实我还不想回来呢！因为在那里呆惯了。”我还以为他在那里劳动很苦，他说没有，其实也就是跟随大家一样劳动，好象还让他做一点文字工作，有点受重用的意思。他也不恨毛泽东，还很佩服毛泽东，说自己当年其实也是少爷脾气（他上面三个姐姐，所以自小受宠），跟领导说话太张狂了，正好赶上了，成为右派。

我的那个右派舅舅，曾参加过浙南游击队，解放时就是区委书记，按说划右派是轮不到他的。可惜他在1955年左右去大学读书，受右派教授的影响，再加上自己本来就是个地主少爷，有点书生气，就不幸成为了右派。去了劳改农场，后来自己又逃了回来，在家乡农村呆着，与其他农民一起种田。他对农业技术还做了一些改良，深受当地农民欢迎。那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呢！后来好像农场那边来人把他带回去了。带回之后究竟怎么样，我不太清楚，但是什么被打得半死之类的事是绝对没有的。他那个牛脾气从来没改过，现在离休了在家呆着，身体也很好。我印象中他的身体就从来没差过，整天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

小时候我家对面那户右派也是离了婚的。我们家也是右派，所以我也跟他家的小孩一起玩，大家都没有什么顾忌。小伙伴们，有领导干部的子女，有绝对红五类的子女。那时没有人拿成分说事，大人也从不说起，我也是很偶然从母亲嘴里知道对面那家是右派的。当时感觉心里有点慌，但从来没有看不起他们。后来在文革中人家贴我母亲的大字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生父也是右派。

我下放农村时村里那个右派可是有点来头的，据说当年是南京政府交通部里的人。当时我们生产队里其他农户都住瓦房，就他一个住在草屋里，所以我印象特深。他整天穿一件黑呢制服，头发花白，昂首向天，一看就与众不同。

我刚下放到那里时，一开始很尊敬地叫他老伯伯，后来一帮小伙伴（当时我才16岁）告诉我，他是个右派，我就不这样叫他了。无论多小的孩子，对他都是直呼其名。在农村是很讲辈份的，对长辈，即使没有亲戚关系也要叫叔、伯、爷之类的，唯独对他不是这样。平常也没有人到他家来玩。

除此之外，其他方面他过得都挺潇洒。生产队长对他的劳动从来不做要求。我们这些人出工，都是个顶个的，只有他出工是做个劳动的样子。他体力不行，又无劳动技术，还喜欢聊天，时不时就拄着锄头聊开了，自己仰望天空，似是自言自语，又似讲给其他人听，其他人也似听非听。什么以前怎样吃喝玩乐啦，怎么赌博啦，南京政府里的事情如何啦，等等。当时我一心只想表现好点，争取入团（入党还不敢想），所以从不理会他。要是换成现在，我一定会去听，然后写一本书出来。其实他挺喜欢我的，想跟我聊，无奈我不理他，后来他也就算了。
    回到草屋里他常常光个膀子，点个煤油灯吃饭。我们当时是有电灯的，他不用。有些人家也不用电灯，后来我也不用电灯。没其他原因，只是想省点钱。他有一个儿子，有时来看他，但很少与我们来往。生产队开什么大会时，他会上台陪着。一排地富反坏右站在台旁边，也挺有意思，但从来不打他们，更不用绳子捆。

知青美女乔献华    周  立

1957年冬天，涪陵雪下得好大，年仅3岁的乔献华永远记住了那场漫天飞舞的大雪。一群人叫喊着“把反革命分子乔俊承揪出来”，冲进家里，将正在干活的爸爸往门外拖。家里没有其他人，小献华吓得躲在墙角，瑟瑟发抖。被拖到门口的爸爸突然挣脱出来，跑回屋将女儿紧搂在怀里，把脸紧紧贴在女儿满是泪水的脸上，急切地说:“丫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记住，爸爸不是反革命，爸爸是打日本鬼子的……”话没说完，爸爸再次被拖走。

雪地里，小献华哭喊着一路追赶，一直追到涪陵地区收容所。“我看见他们把爸爸反手吊起，用棍子打，爸爸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喊。我不敢看下去，只能跑去找妈妈。”当天晚上，爸爸被几个人拖回来扔在地上，浑身血肉模糊，凌乱的头发上还沾着雪花。爸爸一句“我不是”没说完就断了气。懂事后，妈妈周维清告诉她，爸爸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是国民党的军官，上战场打过日本鬼子。

“接下来的日子可以用暗无天日来形容，走到哪里都有人追着我们喊‘打死小反革命’，没有娃儿愿和我们玩。开批斗会时，妈妈胸前挂着‘反革命家属’黑牌，站在台上，低着头，台下不时有人向她吐口水、扔小石块，她不敢躲避。我们在台下哭着不敢出声。每次开会回来，妈妈都要对我说:‘记住，就算有人把口水吐在你们脸上，也不要说什么，自己抹了就是。要在忍耐中学会坚强！’”

3岁以后，乔献华开始怕雪，怕下雪的日子。背着反革命狗崽子的恶名，乔献华在忍耐中度过了屈辱的童年。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重要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在体校上学的乔献华没等人来动员，就主动申请到艰苦的龙潭区。她是那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那年我才15岁，按现在的说法，还是未成年人。我想趁机争表现，表明我想与资产阶级决裂的态度是多么鲜明，希望别人会因此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1969年2月8日，乔献华和其他知青一道在涪陵灯光球场集中出发，草绿色的军装扎着皮带，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军用挂挎包上印有“扎根农村干革命”。人人手持红宝书，高呼口号，向农村进发。乔献华插队落户在龙潭区太平人民公社复兴大队第6生产队（现涪陵区青羊镇新元村6队）。那里距涪陵城90公里，一眼望去，除了山还是山。

到达太平后，当地小学生敲锣打鼓迎接他们，村民们对漂亮的乔献华表现出特别的热情。2006年12月，当地村民李顺珍对37年前乔献华的印象依然深刻:“我们看她就像是看仙女一样。当时还有个漂亮女知青，外号叫‘太平一枝花’。但公认乔献华更漂亮，大家就叫她‘赛太平’。”因为能歌善舞，乔献华很快成了宣传队的文艺骨干。15岁的她从没享受过这种礼遇，她欣慰极了，感到这条知青路走对了，决心死心踏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而好日子没过一个月，就因为她黑五类身份被揭穿戛然而止。

一天，乔献华参加完劳动，兴致勃勃往回走，路上遇见生产队长。队长说:“我本来以为你是龙是凤，现在才晓得，你竟然是个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狗崽子。我要让贫下中农好好管教你！”乔献华这时才知道最初的想法多么幼稚，家庭成分这东西就像遗传基因，抹也抹不掉，无论你怎样追求进步，都是白费劲！

乔献华从小梦想当歌舞演员，穿上舞鞋翩翩起舞。她仍然坚持每天早上6点起床，偷偷到屋后山坡上吊嗓子——轻轻的，不敢放开喉咙。

生产队最远的田地在山脚的烟敞沟，单程就要走近两个小时，天黑才能回家。她干活特卖力，所谓“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她深怕脸晒得不够黑，手上磨的老茧不够厚，不能显示自己是多么拥护“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

第一次上山砍柴，一刀下去，乔献华突然感觉左手臂一阵凉意，抬手一看，一条绿蛇缠在手臂上。她不敢叫出声，怕别人骂她是国民党的千金小姐。第一次下地插秧，小腿上爬满蚂蝗。“有的正往肉里钻。我怕得要命，但只能悄悄地扯出来。蚂蟥一扯就断，弄得满腿是血。我忍住恶心，不敢哭出声。后来，还是好心村民教我，先用手拍，待蚂蟥松口了再扯。”

辛苦劳作一天，乔献华最多可以挣到7分，而其他知青干一天是8分。其他知青一年可以分六七百斤粮食，她只有不到三百斤。别人偶尔还有肉吃，乔献华没有，她的肉票常常被其他知青“代领”。这一切，没人敢公开为她说话，因为她是黑五类的狗崽子。

长得漂亮也成了受指责的原因。一开始乔献华衣着前卫，当别的女孩穿宽松的花棉布上衣时，她却穿着衬衣，还要扎在裤子里，显示动人的身材。这些也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典型。

“别人都把我当劳改犯，谁都可以指着我的鼻子骂。这种生活比儿时受歧视更难受。以前毕竟有妈妈在身边，可以倾诉，不会孤独。但我记着妈妈的话，要在忍耐中学会坚强。”

1970年冬天，黑龙江军区歌舞团到太平慰问演出。作为宣传队骨干的乔献华，在与他们合作中表现出的歌舞才华折服了歌舞团领导。歌舞团有意召她入团，但因成分问题，未能如愿。她也没有去争取，她知道，自己这样的身份是没有资格去争取的。

1972年冬天，队里几个男知青偷了附近代销店一块红糖，有追求进步的社员举报乔献华是同谋。不管她怎么解释，没人相信这个反革命后代说的话。连续一周，她每天下班后都被叫到队里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等贫下中农们教育累了，她才能深夜独自返回10里外的住处。

回住处的途中要经过一个池塘。这天晚上，乔献华呆呆地坐在泥地上，望着黑暗中的池水，任凭雪雨打在脸上。良久，她找了块废弃的磨盘石捆在身上，慢慢走向池心……

醒来时，乔献华躺在一户村民的床上。简陋的土屋无法遮挡屋外呼啸的寒风，但她感到特别温暖。村民田孟池救了她。田家成分也不好，是地主。“闺女啊，我们都是可怜人，以后不要再干傻事了。”田母胥春怀抚摸着乔献华的脸，心疼地认她作干女。想到父亲临终不甘心的话和干妈的关爱，乔献华再次鼓起生活的勇气。

今年12月6日，乔献华重返太平。这是她返城二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返故地。回到这个呆了8年的山乡，乔献华眼泪洒了一路。山还是那些山，可已物是人非。干妈胥春怀去世17年了，当时未能回来为老人家操办葬礼，成为她一生的愧疚。她坚持要到干妈坟上去看看。干妈埋在塘垭口，乔献华哭着跪在坟前，直到香烛燃尽。

周立波为何倒霉    朱忠康

作家周立波生于1908年，湖南益阳人，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共党员。抗战期间他到前线做过战地记者，先后曾任《抗战日报》、《救亡日报》、《解放日报》编辑，还翻译过苏联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抗日胜利后他在东北参加土改运动，写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荣获斯大林文学三等奖。解放后他担任过全国文联、中国作协、湖南文联要职，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合作化运动中，他来到老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十年磨一剑，写出一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在此期间他的作品大量使用当地农民的方言土语，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开创了当代文学新流派——茶子花派。他还写过反映工业建设的《铁水奔流》和《万里征尘》等作品，看名字就知道都是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写的。

想不到这个步步紧跟的作家，因写了一篇只有4000字的歌颂毛泽东的散文《韶山的节日》，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毛的叛徒，遭到了毒打和折磨。

这篇散文写的是毛泽东1959年6月25日重返阔别32年的故乡时的情景。这一天傍晚，毛在罗瑞卿陪同下来到老家，并吟成一首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第二天去看已被茅草遮掩的双亲坟墓，接着又来到韶山学校，看望了这个学校的师生们，晚上就到长沙去了。毛在老家只耽了两天一夜时间。
　　周立波在益阳时曾先后六次来韶山参观采访。1965年《羊城晚报》复刊时，编辑找周立波约稿，周就把这篇《韶山的节日》寄了去。编辑很满意，副刊作家秦牧更是赞不绝口：“文章写得相当精彩，形象饱满，栩栩传神，在政治意义和艺术感染力方面都很出色。”由于涉及领袖活动，编辑部还把打印稿分别给党政领导审看，甚至还打电话询问过中央，在得到了“可以由你们自己处理”答复后，于1966年1月21日在《羊城晚报》刊登出来。韶山毛泽东故居陈列馆的人员读后，对文章中的细节提出了意见，周立波做了修改，又在原来的版面上重新刊登一次（1966年4月23日）。

此时文革运动序幕已经拉开，一场大浩劫即将，党内高层斗争已处于白热化。周立波文章开篇写道：“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毛泽东同志在罗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下，来到了自己的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这个曾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后来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此时早已被揪出打倒。罗瑞卿曾是毛的贴身保镖，自己被打倒时，不仅自己一无所知，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也不知道。1965年12月10日，正在昆明视察部队的罗被紧急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被隔离软禁起来。1965年12月8日到15日毛泽东亲自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把罗瑞卿置于死地。后来又揪出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还有一个叫杨尚昆，统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年初这场党内高层斗争还没有扩散到社会，但《羊城晚报》的编辑们已经风闻于罗瑞卿不利的传言，就把文章中罗瑞卿的名字略去了。当《韶山的节日》第一次在《羊城晚报》发表时，江青正在上海。看了报纸后，她大发雷霆，要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打电话给中央宣传部，指责这篇作品很坏，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勒令全国报刊一律不得转载。接电话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他找来文章一看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毛夫人又不敢得罪，只好打电话通知六大区的宣传局，不得转载这篇文章。

阴错阳差的是，主管《羊城晚报》的中南宣传局没有接到电话，那份更正性的文章第二次又在《羊城晚报》刊登了出来。这下惹了大祸。中南局负责人陶铸接到张春桥气势汹汹的质问信：已经通令全国下了禁令，为什么还要刊登这篇文章？想为罗瑞卿翻案吗？
　　文革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之后，《韶山的节日》这篇作品被当作反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的大毒草进行批判，周立波更是罪责难逃。中南局宣传局、羊城晚报社和同意发表此文的人也都被扣上了不同程度的罪名。但是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歌颂毛泽东的文章也要遭到鞭挞封杀，这算哪门子的道理啊?

周立波遭到大会斗小会批，挂着牌子戴着高帽游街示众，在益阳体育场接受万人批斗后，再拉到县剧场看演员的表演，表演的第一句话就是“打!打!打!打倒周立波!”据说在一次批斗时，造反派的枪走火，子弹从周立波耳边擦过，险些丧了命。

经过几番折腾和批斗，还是秦牧拆穿了这其中的秘密。原来周立波的文章把中国的一只大醋缸给踢翻了。文章里曾有一句提到杨开慧的名字，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他的夫人杨开慧同志，1930年就义于长沙，那时候，她只有29岁。”而且周立波在引用了毛泽东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后，又写道：“诗人歌咏的是一切革命的家庭，一切殉节的同志，自然也包括了他的壮烈牺牲的可爱的家人。”这些内容对于当时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江青来说都是特别忌讳的。在一次讲话中，江青曾六次点了周立波的名字。

1979年9月25日，作家周立波因病在北京逝世。数十年后，他在美国的孙女周仰之为祖父写了一部传记，想在国内出版，托朋友找了许多出版社，开始听到周立波的名字都很感兴趣，但一了解，此周立波非彼周立波（上海清口相声演员），都婉言谢绝了。经过许多周折，总算找到了团结出版社并于年初出版了此书。现在问题是谁肯花“清口”周立波票价的九分之一来买这本书？如今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上输入演员周立波几个字，有45万条结果，而输入作家周立波几个字，17万条结果，而这17万条可能也是借了现代周立波的光才有如此丰硕的成果。

四类分子的身份意识    李若建

尽管各类四类分子之间没有太多共性，但是在30年的歧视之下，一些人还是萌发了一定程度的群体意识。从当年一些地下组织的成员结构中可以发现，少量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有组织起来的倾向。山东荏平县1957年成立的一个地下组织，148名成员中，地、富、反分子63人，占成员总数的43．5%。其中，有正在管制、解除管制和刑释分子21人。26名首要分子中有地、富、反分子16名，占首要分子总数的60％。1959年云南兰坪县破获的一起地下组织案，成员达64人，其中四类分子51人。文革初期福建龙岩县形成一个拥护刘少奇的地下组织，在近200名成员中，其成员三分之二为贫农、中农，三分之一是有过各种问题的人，包括四类分子。 　　
　　一些四类分子产生一种反叛意识是难以避免的。文革中有一位中学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现在对待地富分子，不管他改造得好不好，抓来就斗，拳打脚踢，戴高帽子游街。我们认为，有些地富分子的反抗正是由于我们这样长期严酷的专政压出来的。这样搞，他们谁不盼望蒋介石来？因而，报复行为不可避免。特别是地主、富农，因为财产损失，不满的程度更加突出。四类分子被指控的现行罪恶中有几条是常见的，比如记“变天账”，向子女进行报复教育。当时中国有一个政治术语叫反攻倒算。实际确实存在反攻倒算的情况，也确有一些所谓的反攻倒算是被人为夸大了。山西省定襄县委的一份报告列举了地方反攻倒算的若干行为，其中包括低价收买农民分下的房子，给农民积极分子起浑号，等等。一位富农因老婆病死做丧事，收了别人送的礼，请人看风水、烧纸，为安葬死者又砍掉了集体6颗小松树和两捆封山柴，被认定为大搞封建复辟活动，破坏山林等，以抗拒改造罪判处管制三年。 　　
　　农民分到地主富农的财产之后，心中多多少少有一点忐忑不安，担心将来这些财产的安全。在河北省一些地区，土改之后，农民把分到的好端端的房子拆除，再去他处重建，原因之一是怕“变天”。因此，1947年以后的几年，许多村里出现—些新房，仍是坯、砖垒砌，但是粗梁大檩，有瓦挡脊兽，有雕龙刻凤的窗架、台石。文革中出现的屠杀四类分子的案件，最初往往是传说四类分子要报复。湖南省新田县1967年秋谣传四类分子成立205师，“贫下中农杀一半，共产党员要杀光”，因而从9月8日开始，40天内杀害四类分子668人，因害怕而自杀的180人。1979年给四类分子摘帽时，这种顾虑更加突出。有的地方，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怕地富摘帽后遭打击报复，怕地富子女改变成分后起来掌权，自己受到排斥。　
　　农民的担心并非多余。四类分子摘帽之后，各地不同程度发生了所谓反攻倒算事件，主要是地富亲属索要甚至抢占土改中被没收的房屋、土地和山林；有的还围攻、殴打土改中的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及其家属；为被镇压的人搞祭奠活动，树碑立传；个别地区发生残害人命的恶性案件。辽宁省地主子弟柳某某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公开向政府索要土改时被没收的2650亩上地。凌源市四个乡镇，有6户地主富农强行抢占并扒毁集体房产，占为己有。　　
　　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法院专门对如何处理反攻倒算案件作了答复，成为处理这类事件的一个准则。到1995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曾经批示：“像这类反攻倒算的事，必须严肃对待。特别是党员干部产生这类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否则连锁反应下去酿成大祸。”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文件指出，反攻倒算是现阶段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旗帜鲜明地保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捍卫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下面是三个反攻倒算房产的个案：个案一：吴某之父解放初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吴家原有木屋四间，土改时被国家没收，后由一个工厂作为仓库使用，并进行了产权登记。1991年吴某强行搬进床铺，让其母居住，时间长达20余天。1992年，吴某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 　　
　　个案二：任某，其父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分子，戴帽管制。其父解放前有几间房产，长期无人管理，年久失修。1957年镇工商联经组织批准建房时，原房址已变成一块空地或房底子。1982年，此处平房被扒掉，镇政府在此建了一座餐饮服务楼。1991年，任在其父去世后，重翻历史旧帐，对他家那早已不复存在的房产打起主意，从此开始了4年的上访。镇政府专门给北京司法部写信进行政策咨询，司法部回信明确答复：这类情况不予平反，不予返还财物，维持土改时的结果。因要求得不到满足，任于1995年试图杀死本溪市信访办官员，未遂。 　　
　　个案三：冯某原为富农成分，祖上有8间草房。1953年土改时，陈庄供销社暂借这8间房屋使用。这一暂借就是40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冯提出索回自己的房子。1983年，冯一家强行搬进来居住。当时政府负责人说冯是富农分子反攻倒算，要批斗他，于是他又吓得赶快搬了出来。1999年，法院判冯胜诉。

神佑张乃仁    黎学智

吉林省海龙县第一中学造反派关押了老师黎学智，为了彻底打倒黎学智，必须除掉他的妻子张乃仁，因为她是他的精神支柱和经济来源，而且还为他收集情报证据并邮寄上告信。造反上台的革委会主任语文教师马福生，群专负责人数学教师颜世忱，驻校军训队负责人李德铭，多次密谋，决定借刀杀人！他们认为，对于胎儿横位、即将临盆的张乃仁来说，剖腹产本身就存在着生命危险，就算她下得了手术台，没钱住院，没人护理，孩子无人喂养，母子肯定性命不保。所以，他们决定派于秀芝押送黎学智反革命冤案家属张乃仁到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沈阳生孩子。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于秀芝押送张乃仁乘火车去沈阳。一路上革命教师于秀芝与反革命家属张乃仁基本上没有语言上的交流。虽然张乃仁意识到她此去凶多吉少，可能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但她还是反复琢磨获取情报的方式与途经。

机会来了。于秀芝上厕所，张乃仁坚决果断地打开了于秀芝的手提包，迅速抄记并秘密收藏了于秀芝携带的海龙县第一中学革命委员会1968年11月4日(校革介字)第053号介绍信的抄件：“兹派于秀芝同志，负责押送并安排反革命家属张乃仁住院生孩子(横位)，请予以监督协助为盼。”正当张乃仁把于秀芝的手提包放回原处时，恰好被回到座位的于秀芝发现。于秀芝怒斥：“随便翻动别人的手提包太不文明，太不礼貌了！”张乃仁回击：“你知道什么叫卑鄙无耻吗？说，你是陪送还是押送？”“陪送。”“谁给我定的反革命家属？”“学校革委会定的。”“一所乡镇初级中学有权定反革命和反革命家属吗？”“我是组织派遣，请张老师理解。”

两人各想心事，不再交锋。车到沈阳东站，张乃仁先下车，于秀芝紧随其后。突然，张乃仁没有站稳，几乎摔倒，一位好心的女列车员手急眼快当即扶住了她。与此同时，张乃仁瞬间觉得腹中的胎儿扭动了一下。       

经沈阳小河沿妇婴医院检查，张乃仁的待产儿已经由横位转成顺位，完全可以自然产，不需要剖腹产！此时的于秀芝尚不知手术情况有变，正忙着向医院革委会、医生、护士以及部分待产妇交代张乃仁的反革命家属身份，请大家协助监督。于秀芝完成组织重托之后，认为即将进行剖腹手术的张乃仁已无畏罪潜逃可能，于是甩掉张乃仁，去沈阳航空学院探亲访友。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张乃仁终于自然产成功，生一个男孩。可怜可敬的张乃仁没有任何人陪护，每日吃面包喝白开水度日，无一滴奶水供婴儿吸吮。张乃仁虽为反属，但她端庄的容貌，高雅的气质，镇定自若的举止，面对苦难的从容，引起了医生、护士和同室产妇的极大同情和尊重。于是，医生送来奶粉，护士送来自制小孩衣服，产妇们轮流为孩子哺乳。人间自有真情在！     

张乃仁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只有55元，去掉住院、医疗等费用已经所剩无几。产子三天后，张乃仁不得不出院，自己抱着儿子，携带日常用品，乘坐三轮车，由沈阳小河沿到沈阳东站，坐四个小时火车，到达吉林省海龙县山城镇，在东北的隆冬季节回到自己独居的陋室。  

桃园钓客    从维熙

桃园里有一个丁字形水塘。大约20米宽的水塘对面，是团河农场的医院。我们经常看见水塘对岸坐着一个持竿垂钓的老者。这个老人十分孤独。最初，我们都以为他是个农场里离退休的老干部，不久我就觉察这个老者身边从没有出现过孩子和家属，这不太正常。这老人好像是一座时钟，只要是好天，9点钟左右保证坐在河塘的土坡上。农场的头头，家都住在城内，难道他的家在农场？如果他是个住院的病号，应穿病号服，而他总是那一身蓝色的中山装。这个水塘里不能说一条小鱼也没有，可是寸步之外的凤河，还有凤河旁边的团河宫，垂钓方便，风景秀美，他何不去那里？我站在这岸，从来没有见他钓上过鱼。

我们几个老右脑袋里可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儿，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人物。何群过去是从事会计工作的，有着超凡的缜密推理：“这个年代，关押人的办法很多；软禁是对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这老头是一名要犯。”“怎么不见警卫？”“这种人是用不着警卫的。就是有警卫，也不会露面。”最后，几个老右统一了认识：这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有一次，董维森与总场的女园艺师（姓张）来桃园巡视工作，我趁张不在，曲线地询问了董一次：“水塘对面，有个钓鱼的老者，他要是场里的干部，我们能不能给他送点桃子过去？”董惊奇地看了看我：“你怎么有这个想法？”“他挺孤独的，总是一个人。”董维森对我笑笑：“你们别干越界的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他是？”董对我摇摇头：“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管闲事。”

董的回答进一步印证了那老人一非农场干部，二非世上凡人。破译这个老者的生命密码，便成了我们几个同类劳动之余的“副业”。有时，我站在水塘这边，向那边凝神张望，想从那顶草帽下，看清他的五官。他个子不高，行动带有一点斯文，只有在久久无鱼上钩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朝对岸的桃林遥望。有一次，我从桃林中回看守房拿工具，正逢他沿着水塘边漫步。我停步于看守房外，与他的目光第一次碰撞在一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扬起头上的草帽，朝我挥动了一下。我当时只顾看他的脸，一时之间没有作出反应。当他把草帽重新戴在头上时，我才朝那老者举了举手中的喷枪（给桃树喷药的工具）。这是我对他惟一的一次审视与观察：他好像情绪并不坏，微笑之间流露出老人的善良。我再想看看他那张脸，可是他朝医院的方向走去了。

    有一次我回京去老岳父家，无意间谈起这件事，他才敏感他说出了一个使我吃惊的名字：是不是潘汉年哟！

    老岳丈名叫张宗麟，是1928年入党的上海老地下党党员，后来去了延安。在上海时，他与潘有过不少交往。他告诉我，上海地下党30年代筹划出版《鲁迅全集》，潘做了不少组织工作，而他本人出任出版经理。他之所以想到了这个人可能是潘汉年，不仅仅是根据我说的情况。有党内的老朋友告诉他，潘目前刚刚从监狱中假释出来，由公安部在北京市郊的某个地方进行监护，这完全符合我目击到的情况。老岳丈还告诉我，潘是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大约在1955年春天，毛泽东签署了对潘的逮捕令，他是在北京饭店被抓走的。

当时我只知道潘曾任上海市的领导工作，对老岳丈讲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记得，在当天的饭桌上，老岳丈因多喝了几杯绍兴黄酒，借着酒兴对我说了延安“抢救运动”的往事。说到最激动之处，老人竟然涕零泪落。我的老岳母几次制止他再说下去，怕我在劳改队内失言惹事生非。在我告辞时，老岳丈对我说道：“你和阿沪受的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们应当想得开一些。想想那些比你们承受更大冤枉的人，你们就会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的勇气。”老人的这一席话，我一直铭刻于心，并写信给张沪，曲里拐弯地告诉她家中老人的意思。

但是河对岸的那位老者，到底是不是潘汉年，当时没有可能得到结论。直到我平反以后，去团河农场访故时，向场方询及这一问题时，场方才明确地回答了我。在桃园水塘旁边垂钓的老者，正是潘汉年。当时他和他的妻子董慧，住在桃园对岸医院旁边的小院里。

据接近他的干部告诉我，当时他除了垂钓之外，还爱摆弄鲁迅先生送给他的全套俄国作家果戈里《死魂灵》的木刻。这是出于对鲁迅的怀念，还是那一幅幅《死魂灵》木刻使他对人生产生了什么联想，在寸步之外劳动的我，没有与潘汉年交谈的机缘，不能妄自推断。但是他隔河扬起草帽，对我友好地一笑，也算是我们之间的一种缘分。

富农儿女的婚姻    燕赵客

我的故乡在冀中大平原的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子里，距离北京150公里，天津100余公里。村里当时160户人家，人口不足1千。村里没有人家划成地主，有9户人家被划成了富农。富农家的人丁兴旺，几乎占了全村人口的10%吧！

富农的儿女不能入团入党，不能参军升学。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他们都想跳出富农家这个火坑，即使找不上贫下中农，起码也要找个中农或者上中农，没有一个人甘心情愿嫁到富农家去。成分好的人家的女儿，更不会走进一个富农家里去做媳妇。假如有姑娘看上了富农成分的小伙子，父母和家人也不会同意的，因为参军或者入党都要搞外调。如果姐姐或者姑姑的婆家是富农，当兵和入党也要泡汤。我没有详细的调查，只是知道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周边村庄没有一个富农的儿子能单独找上媳妇的。他们的媳妇都是换来的。

我们生产队有一家富农，共有七个女儿，两个儿子。大概是1976年左右，我高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里干活了。有一天，那家的三女儿没出工。第二天出工了，我看到她的情绪很是低落，平时她是很爱说爱笑的。过了两天才知道，家里想让她给哥哥换媳妇。她不同意，做父亲的就动手打了她。过了一段时间，她的亲事说成了，是外村一户富农人家。她哥哥当年就结婚了，她是一年后才结婚的。就在这一年里，这个三女儿出了作风问题，曾经怀孕引产。她是不是以此来报复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大姑家也是富农，一共有两个表哥和一个表弟，还有两个表姐。大表姐嫁到了北京郊区。大表哥那时候已经二十五六了，一个说媳妇的也没有。大姑每次回娘家来，就跟我爷爷和奶奶念叨大表哥的亲事，说实在没招儿就用二闺女给儿子换一个！爷爷认识的人多，就开始张罗着给表哥换媳妇的事。最后成了，是三家转的。他们陆续结婚，都不付彩礼。大表哥结婚时我去了，婚礼很简单很寒酸。在婚礼上，我见到二表哥，心想：眼见着他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大姑家也没女儿了，将来他的婚事怎么办呢？

我大表哥的婚姻是幸福的，可是听说二表姐对丈夫不是心甜意恳，主要是嫌他个头稍微矮一些。二表姐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是她自己找婆家，她不会嫁给我表姐夫的。

我是富农后代中最幸运的一个。1973年，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别说找个工作，连小队的会计和民办教师也当不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眼看也到了找媳妇的年岁。望着茫茫的星空，我不止一次地想过，难道我也要重复大表哥找媳妇的路？难道自己也要用姐姐来换个媳妇？

那一年真有人给我说媳妇来了，说是让二姐给我换。转眼已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一所中专。真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也许我只能靠二姐来给换个媳妇了。

不管是换亲还是转亲，女儿有了婆家，儿子有了媳妇，做父母的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可是，实际上换亲和转亲给人们带来许多家庭悲剧。夫妻不和离婚，是夫妻双方的事情，可换亲就不一样了。结婚以后，双方过了一两年，有的两口子合不来，就折腾着闹离婚，赌气回到娘家，说什么也不想回婆家了。你不是不回婆家吗？对方的父母也会让女儿回到娘家来要挟对方。因为媳妇是用女儿给换来的，不能白白搭上一个女儿！最后，媳妇如果不回到婆家去，哥嫂的婚姻也只能告吹。

有女儿的让女儿给儿子换媳妇，没女儿的就没辙了。我姑奶奶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姑爷曾经当过八路军，解放后当教师，反右时成为右派，只得回农村干活。他家也是富农。姑奶奶一共生了五个儿子，我的大表叔和二表叔是60年代前找上的媳妇。到了70年代，三表叔年岁不小了，总也找不上媳妇，后来就找了一个有点傻的女子。三表叔是农村中非常精明而又能吃苦耐劳的人，可惜，生下的两个儿子智商非常低，看来是遗传了他母亲的基因了。我的四表叔和五表叔，人长得都不错，到了年岁，连三表叔那样的傻媳妇都找不上了。后来就去闯了关东，成了盲流人员，落户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小山沟里。那里也许是天高皇帝远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人是从关内搬家去的富农们，政治空气一点也不浓。富农们多了，谁也就不用歧视谁。四表叔和五表叔都在东北找到了媳妇。改革开放以后，带着妻子儿女又都搬迁回来了。

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我们县四十万人口，错划的富农成分达到了七百余户。我们乡里有一个村子，有四分之一的人家被划成了富农。粗略地统计，一个县的地主富农就有四五万人。我真不敢想象，如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晚上五年，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不知有多少人的婚姻是换亲或转亲，不知有多少富农的后代要断子绝孙，不知有多少人会逃往天高皇帝远的东北山沟里，不知人世间还要产生多少悲剧。

农村不再讲成分了，我大姑家的二表哥和表弟，随着形势的变化，没用换亲就找上了媳妇。不但是我大姑家，过去所有富农的后代，也都陆续地找上了媳妇。三十年过去了，我每年都要回几次故乡。改革开放几年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换亲或转亲，换亲永远地在中国农村的土地上消失了。

地主之殇    野  夫

恩施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

在这新旧交替的一年里，祖父或许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可以向谁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年恩施各县开始全面土改，许多工作组派往四方，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干部姓宋，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年。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这里的土家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农会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一位郑姓人的家里。这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他把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串打击后，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 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

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当时我虽是工人家庭出身，但我反对这种出身论。那次班会上究竟是谁喊的“黑五类滚出去”呢？事隔42年，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因为我是班长，开班会的事与我有关，是否因环境影响冲口而出这句话？我迷糊了，但我又想这不可能是我所讲，因为我当时反对这种说法……由此一夜无眠。第二天早晨，我惴惴不安地给当事的同学通电话，证实了这话不是我讲的，而是一位造反派同学所为。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清华老子和牛    潇  雨

刚到大围山就有人告诉我们，那个每天赶着一头牛优哉游哉，别的啥农活也不会的人是个四类分子。此人约摸60多岁，刮瘦，勾着背，低着头，耸着肩，衣服穿在身上好像挂在衣架上，空荡荡的。四类分子言语不多，偶与人言，沙哑着喉咙，细声细气，脸上挂着笑容，和颜悦色，从来也不与别人较真，好像生来就没脾气。

我们知青组的住处与四类分子对门，经常一开门就打个正照面。每当这时，他就面带恭谦地退回去，让我们先走。这倒叫我感觉浑身不自在。我想，可能因为他是四类分子，看到我们这些响应党的号召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有点敬而远之。至于他究竟属于四类中的哪一类，我一直没搞清楚。问了袁婆婆和谢大嫂，她们也都含糊其词讲不明白。又问队长和团支书，始略知一二。他的祖父曾是办私塾的。他从小跟祖父识字，后来到长沙上学，解放前还当过几天国民党的户籍员。土改时，因土地比别人多，被划了个富农。划成富农倒也罢了，他还时常抱着个书本啃。最大问题是他农活干啥啥不会。因为这些原因，多年前，他的婆娘跟别的男人走了。

四类分子毛笔字写得极好。逢年过节各家各户门上的对联，谁家红白喜事的帖子，队里出个财务公布表格、刷个标语，全是他执笔。只见他熟练地把那些红纸白纸折好格子，铺开，瘦长的手指捏着毛笔，一改平时的窝囊相，满脸自信，叫人刮目相看。那笔在他手里抑扬顿挫，运筹自如。写出来的字真是漂亮，围观的人连连称赞。只有这时，他的背才好像伸直了许多。

因为四类分子干不了别的什么活，队长就安排他饲养队里的一头母黄牛。这活他真干得叫人无话可说，一年四季他的生活中心都在牛身上。每天一大早就牵着黄牛出门去吃露水草，傍晚社员们都收工了，他才跟在牛屁股后面慢慢踱回来。夏天他手里晃着一个自己用茅草做的掸子，跟在牛屁股后面驱赶牛虻，冬天他会把牛栏铺得暖暖和和，准备充足过冬的粮草。农忙季节，队上要使唤牛了，他会心疼得要命，跟着牛到田边，深怕用牛人的鞭子抽得太重。牛一收工，他就赶紧牵到河边洗抹干净。那牛呀，硬是被他养得膘肥体壮，浑身油光光的缎子一般。队长常拍着那牛滚瓜溜圆的身子，满意地点头。

五月的一天，春插已完，四类分子一早带着他的宝贝牛出去吃草。他看屋前长得好的草不多，就把牛牵到较远的坳上山坡。那里草儿又青又嫩，是个放牛的好地方。这山坳坡多田少，只有几丘冷侵田，又深又凉收成低，队上早已不指望它，只是在秧苗多的时候就来栽上几兜，随便收几粒粮食。

四类分子将那母牛牵到草多的地方，让它放开肚子吃个饱，自己则在周围弄几根茅草做一个新的赶牛虻的掸子。牛儿吃饱了，路都快走不动了，四类分子的新掸子也做好了。他准备带着牛儿回家，自己也好吃早饭，可就在过一道田埂的时候，出事了！那母牛一脚滑到了坎下的冷侵田里，身体重重的摔倒在田坎上。那牛的身子太笨重了，肚子又吃得特别大，两只后脚全部陷在了冷侵田里。不知是折了牛腿还是别的原因，任凭四类分子怎么用力也拉不起来，而且越拉陷得越深，后半个牛身都快陷进去了。

四类分子急得摇晃着他那瘦长的身子跑回来叫人，可那时队长已带着强劳力到东门挑石灰去了。四类分子又晃动着他那瘦长的身子，跑回坳里看他的母牛。那牛起初自己还死命想往上爬，可是后脚使不上劲，反倒陷得更深了，最后精疲力竭，动弹不了。可怜的家伙只剩呼哧呼哧喘气，圆瞪着两眼看着饲养他的主人，眼里泪汪汪的。四类分子摸着它的头，安慰着它，也眼泪汪汪的，早忘了一早起来自己还空着肚子。

傍晚，队长带着几个壮实汉子，拿着饭碗粗的木杠，想把那牛从冷侵田里抬出来，可是那冷侵田太深，人站在里面使不上劲。田周围都是田埂和山坡，往上拖也使不上劲。队长和社员们挑了一天的石灰，早已累得不行了，忙乎了一阵子，看看没指望了，只好各自回家歇了。 

那牛在冷侵田里泡了一天，早已是两眼无神，浑身哆嗦。四类分子更是像丢了魂一样，不知所措，对着他的宝贝牛都哭了好多次。那一夜，他就守在那黑咕隆咚的山坳里陪着那母牛……  

到了第四天，那牛已奄奄一息。队委会作决定：宰牛！那日收工后，队长嘱大家到山坳那边去等着分牛肉。袁婆婆特意关照我们知青组，要拿个大点的箩筐去装牛肉。每人起码有四五斤肉分，我们知青组有十一个人，那就有四五十斤肉哟！这对于好长时间没有开荤的我们来说，兴奋的心情不亚于小孩子。各家各户都点上松油灯，一个个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举着松油灯排成一条火龙，往那山坳里去看宰牛，分牛肉。

知青们没见过这号场合，也跟着去看热闹。出门的时候，我看见四类分子家的煤油灯亮着。他是不会去现场的，他怎么忍心看着人们宰他的宝贝牛啊！寂静的山坳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冷侵田的周围被松油灯照得通明透亮，灯光把围观的人的影子放大好多倍，投到凹凸不平的山壁上。人们都很兴奋，大人小孩叫着嚷着。我站在人群后看着，不知为什么心中频添了一种压抑的感觉。母牛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身体的大部分已陷在田里，只有头还搁在田埂边上，牛角被人系上了一块红布条，瞪着一双牛眼惊恐地看着周围的人群。队长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朝牛走过去，身后跟着一个拿着斧头的壮汉。听他们说这是请来杀牛的人，要用黑布蒙住牛的眼睛，再用斧头去敲碎它的头！只见那牛看着队长，挣扎着晃动了几下脑袋，竟然淌下一行泪珠！

我心里感到很难受，不忍再看下去，打着手电筒转身就走。走不多远，听到身后传来那母牛长长的一声哀嘶，接着是一声很重而沉闷的敲击声“嘭！”众人惊叹“啊—耶！”我的心紧揪着，加快了离去的脚步。很晚了，社员们陆续回来，我们知青组也分到了一大筐牛肉，可是却带回来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那母牛肚子里竟然有一头已经夭折的小牛崽！天啦！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那一夜，我失眠了。次日，我在四类分子家门口看到了那只已长成型的小牛犊。它软软的躺在地上，紧紧地闭着那没来得及看一眼世界的双眼，娇嫩的身体上有一层浅黄色的卷曲的绒毛，显得那么乖巧可爱。我想，如果不是它的母亲摔这么一跤，不久它是会睁开它的双眼，在他的母亲身边玩耍嬉戏的。　　

四类分子没有要牛肉，他只要了那个被斧头砸碎了的牛头和已经死了的小牛犊。他把牛头清洗干净，留下头骨，摆在屋子里与它为伴，把小牛用背篓背到山上掩埋，然后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好多天不见出房门。队上的社员有人议论，他怎么连那母牛肚子里有崽仔都搞不清楚，对这事表示怀疑。队长在开社员大会时严厉的批评了他，后来那四类分子一天到晚神里神经，好象丢了魂似的。

不久后，我因母亲下放七宝山，也转调到那里，从此离开了大围山。多年以后，我们都回城了，有一次知青组的朋友聚会，我问及此事，他们告诉我说，文革开始后，队上有人说那牛是四类分子蓄意害死的，是他故意将牛推到田坎下的；还说他明知那母牛即将生产，是故意弄死它，破坏农业生产。此事引起公社革委会的重视，特意派来工作组调查，认为这是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的一种表现。于是他们对四类分子进行批斗，白天给他戴上高帽子，自己打着铜锣游乡；晚上让他站在一条板凳上，脖里挂着那母牛的颅骨。他那本来就勾着的背被挂得更加佝偻下去。他们还让他把自己的罪行用毛笔写出来，贴在生产队的墙上。听说，他贴出来的检查书，白纸黑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像字帖。 

多年后再回大围山时，四类分子已不在人世，队长也老了。我问起四类分子当时怎么会不知道牛肚子里有崽仔，老队长长叹一声说：“哎，其实只能怪那个牛兽医。牛配种后请兽医看了，那兽医硬是说没配上，我们也都以为没配上。清华老子那时真是冤枉咧！”

四类分子名叫李清华，我在那里时从未听到队长这么叫过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管四类分子叫“清华老子”。四十多年过去了，清华老子那颀瘦的身影，诚惶诚恐的笑容，还有那膘肥体壮的母牛和它那长着一身卷曲黄毛、静静躺在地上的小牛犊，总在我眼前晃动，与我那悠悠的大围山情愫缠绕在一起，难以释怀。

六叔三案    玉壶生

邓六叔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文革中却糊里糊涂犯了三次反革命案，坐了三回牢，差点把命都丢了。一天晚上，全生产队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村祠堂里评工分。每次评分前都要由公社驻队干部带头学习毛主席语录。那天驻队干部忘了带报纸，随手一指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说：“我们今天就念这个！”

邓六叔一看墙上的红字歪歪扭扭，忍不住说了一句：“写得这样马虎，一个都认不到。”众人哄的一下笑起来了。原来墙上的语录是村美术老师完全按照毛主席的草体字原样画上去的。那时全国都是那样，文盲邓六叔哪知道这个啊。有人告诉邓叔：“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写的呢！”邓叔不以为然，还耍起嘴皮子：“毛主席什么都好，就是这手字写得太潦草了，让我们没文化的贫下中农看不懂。我们要给他老人家提提意见，请他老人家写工整点，让我们贫下中农看得清楚！”众人更是开怀大笑。

这一下惹祸了。只见驻队干部脸色铁青，愤怒地指着邓叔的鼻子吼道：“你这是什么态度，胆敢恶毒攻击我们最最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众人肃静下来了。但是驻队干部不依不饶，双手叉腰，突然站到记工分的桌子上喊：“社员同志们，刚才邓老头对毛主席的恶读攻击你们都听见了吧？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是要我们提高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邓老头其实就是混在我们贫下中农队伍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无论乡亲们怎样向驻队干部求情，说邓叔其实不是敌人，而是世代贫农，只不过是喜欢开玩笑而矣，不可能是隐藏的反革命，都统统没用，第二天县公安局就开来了吉普车，把邓叔带走了。还顺便把村里的几个老地主也一同带走了，说是同伙。邓叔在牢里只坐了两个月，天天被提审，见他实在说不出个所以然，把他放回来了，而反革命的帽子还戴着。

邓叔坐牢回来后，老实了好几年，对凡属与毛主席老人家相关的东西都毕恭毕敬。那时每家各户都派发毛主席的彩色纸画像，让人贴在墙上一天到晚祷告。邓叔家就两间泥土房，一间厨房一间睡房。睡房里没窗户，黑咕隆冬。领到画像后，邓叔把它虔诚地贴在厨灶上方，把毛主席像当成灶神一样的膜拜。后来发觉那里的位置不好，因为时间久了会把毛主席老人家的脸上熏黑。于是邓叔立即关了厨房门，小心翼翼地想揭下来，重新贴个地方。当初贴上去时是用稀饭水粘死的，现在想揭下来可不容易。等他又急又怕费老半天终于揭下来时，毛主席像的一只眼睛还是弄烂了。

尽管他把揭下来的画像贴在了最黑暗的睡房墙上，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革命群众的雪亮眼睛。没多久，县公安局的人又来了，他又到牢里坐了一个多月，罪名是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这次坐牢回来后，邓叔似乎开朗了许多。他说他是政治犯，白天不用干苦活，而且牢里有吃有睡，比村子里过的日子好多了，很舒服的，坐得他都不想出来了，但是牢里的干部不允许，说我没什么大罪，就要求上面让我回来。村里人都笑他，说他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不饥，才会说坐牢好。村里人其实是很忌讳坐牢的，总觉得那是坏人的事。

过了几年，邓叔又犯错误了。一天中午，全队人在村中一蔸大樟树下学习，驻队干部拿着一张刚到的报纸传达蒋介石死了的大好消息。邓叔一听，竟咋咋呼呼惊叫一声“蒋介石死了？”他的本意是想说蒋介石终于死了，但话一出口，别人听起来好像他很可惜蒋介石死了。驻队干部放下手中的报纸，和全村人一起看着邓叔。邓叔惊惶失措地说“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当天邓叔又被公安局抓走了。县革委会讨论了半天，有一半人说此人屡教不改，该杀！另一半人说，节省点子弹吧，一个快死的糟老头了，让他去坐牢算了！这回坐得最长，足有三年，到1977年才放回来。回村后，邓叔就不再说什么话了，直至1984年死亡。

少年陈丹青    曾慧燕

陈丹青的父亲陈兆炽是影响他一生的人。陈兆炽毕业于海关大学，任职财政局。1957年中了“阳谋”，成为右派分子。在逆境中，他一直教育儿子“最重要的是做人”，做人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先做人，然后才能搞学问事业。

陈丹青的正直正派，很大程度得益于父亲的从小教育。陈兆炽提起儿子赞不绝口，他说丹青读书很用功，聪明超乎他们的想象，他的很多思想超过他的年龄，很敏锐，感情丰富，对父母很孝顺，对朋友很好。

陈丹青从小喜欢游泳、音乐、文学、绘画。1957年他4岁时，父亲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此后苦难如影随形。1967年文革如火如荼，陈家被红卫兵抄家，书籍、画册全被抄走。14岁的陈丹青已显露艺术天分，眼看心爱的画册被抄走，难过得整天没说一句话。陈兆炽劝他别难过，没有画册临摹，可到公园、马路去画。一次，陈兆炽打扫卫生时在垃圾箱拾到一张扑克牌，背面图案是一幅油画名作《意大利姑娘》，马上拿回家送给儿子。陈丹青花了几个星期临摹，画得栩栩如生。

陈丹青成名后，很多人问陈父为何给他取一个代表绘画所用颜料的名字？陈兆炽说，其实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让儿子学画，取这个名字源自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一句诗“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的两个孩子分别叫丹青、丹心。陈丹青的女儿陈夜谭的名字则取自“天方夜谭”。

1968年陈丹青开始学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偷偷临摹达文西、米开朗基罗的男裸体纸片。“有趣的是，我不觉得画毛像和临摹裸体画有什么冲突。”1970年4月4日，是陈丹青一生中最难忘的两个日子之一，那一天他被送到江西宁都农村插队。“上海知青都知道这是变相的劳改，没人以为是去‘革命’。”另一个对他重要的日子是1982年1月6日，他坐飞机到美国。“这两个日子对我的改变很大，一个是从此离开家，一个是从此离开祖国。”

1975年，陈丹青从江西“流窜”到江苏继续插队。期间，只要一有空隙，陈丹青便掏出随身带的本子自学绘画。油画《在长征路上》获选参加美术展，令他信心大增。他说，那时没人知道画能卖钱，没有诱惑，他至今怀念那种没有功利的单纯。

陈丹青生命中遇到许多伯乐和贵人，他的妻子黄素宁是其中一位。他在苏北及皖南农村艰苦的条件下当了八年知青，从没有放弃对绘画的追求。当年他得以认识妻子，油画家陈逸飞无意中为他们牵了线。那时陈逸飞为陈丹青写了推荐信，要他去南京艺术学院拜访陈德曦老师。陈德曦设法让陈丹青到教室做一次示范绘画，请当时在座的学生帮忙推荐，黄素宁慨然应允，没想到成就一段姻缘。

黄素宁出身军区干部家庭，根正苗红，却非常同情出身黑五类的陈丹青。她本身很也有艺术才华，出于对陈丹青的赏识，1976年，她受西藏自治区委托，物色三名画师帮助筹备美术学习班。她问陈丹青是否愿意去？并说他应该去。他一心向往艺术创作，同时为了改变当时农村生活的艰苦环境，欣然前往。

1976年，陈丹青第一次到西藏，这片苍茫大地的雄奇壮美，带给他无数艺术灵感。“西藏的辽阔苍凉，令人太震撼了！我被西藏俘虏了。”久藏在他心中的创作欲望，像洪水般奔泻而出。当时他只有23岁，“西藏居然把我当个人才，文革中年轻人从来不看什么学历”。

进藏不久，毛泽东逝世，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绘画鲜少悲剧题材，更不能画工农兵哭泣。可由于是“伟大领袖”逝世，全国人民陷入一片沉痛之中。围绕这一重大事件，陈丹青创作了大型油画《泪水洒满丰收田》。画面上丰收的麦田金灿灿，听到噩耗停止收割的藏民，穿著深黑色的袍子，表情凝重哀戚。这幅画入选当年全国美术展览，成为他的成名作，也是他后来考入中央美院的敲门砖。

整人要用二百五    朱之泓

我第一次参加批斗四类分子大会是在下乡到宁夏固原杨郎四队的第二年冬天。会议一开始，男人女人们就都尽量躲在灯影照不到的暗处。女人们照样分秒必争地做着自家的针线，脸上没有丝毫的冲动。男人们照样慢条斯理地卷着旱烟，眼中没有丝毫的激愤。只有地主保占英的一个侄子态度最严厉，高声叫着自己亲叔父的名字：“保占英，你必须老实交代！”其他人对站在中间的被斗对象，不外乎提一些不着边际的意见，再进行一番不痛不痒的所谓政治教训，比如：“保占英，你的剥削思想还没有改造好，你今后要进一步改造你的剥削思想，好好劳动，听下（清）了吗？”保占英恭顺地答应着：“听下（清）了。”批斗会就这样平平淡淡结束了。

在杨郎其他生产队，批斗的火候可就大不相同了。一队有个地主分子邓培勤，白天在队里劳动，干得比别人多，比别人苦，回到家还常常吃不上饭，晚上又被社员们施加车轮战。一会儿触及灵魂，一会儿触及肉体，他终于活不下去，上吊自杀了。死后，贫下中农们揪来他的老婆代替，继续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三队有个叫万耀宗的地主，每次批斗时，他夫妻俩双双站在会场中间的凳子上。地主婆一双小脚站立不稳，时常从凳子上掉下来，再遭一顿拳打脚踢，打完后喝令她再站上去，接着斗争，再掉下来，就再打。

一队的地主曹汉武死得早，只有老婆被斗。贫下中农从外边搬来一大块冰，逼她脱光鞋袜，光着一双小脚站在冰块上接受大家批斗。等批斗结束时，地主婆的两只脚将冰块融化了两个脚窝。下一次批斗时，贫下中农代表又变换花样，搬来一大块冰，让她坐在上面。到结束时，屁股底下融化了一个大窝窝。第三天批斗，再换一个花样，让她跪在冰块上。批斗结束，她的膝下化了两个窝窝。第四天，又将冰块放到她的胸部，冰块被体温融化，水从衣襟底下滴滴答答流在地上……

一队曹汉英的老婆，被勒令站在碾场的大石磙上，两肩还放着小威力的雨炮。脚下稍一动，石磙子就滑动，她不是摔下来被石磙子撞了，就是把肩膀上的雨炮弄炸了，被整得当场昏死过去。还有一个地主叫张道方，此人在旧社会比较吝啬，人们借粮他大多不肯。批斗他时，那火药味儿就更浓了，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掴耳光。

看着我们杨郎四队批斗四类分子的方式，听着其他生产队的批斗状况，我感到纳闷。毛主席不是有指示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可我们队的贫下中农为何对地主阶级那么温良恭俭让？而别的生产队怎么那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我们队里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告诉我：“咱们队的人都不坏，不欺负地主富农；别的队都穷得很，坏得很，把地主富农往死里欺负呢。”我们的队干部关国栋甚至说：“那些贫下中农代表都是八成儿人（即二百五），完全不按政策办事。” 我不解地问：“那么又为啥要选二百五当贫下中农代表呢？” 关国栋说：“嗨，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吗？犁地要用爬山虎，搞运动整人要用二百五。”

邓朴方的贱民岁月    张士峰

邓朴方上八一小学时，学生中流行一种不好的风气——比谁的爸爸官大。谁的爸爸是团长，谁的爸爸是司令，谁的爸爸是将军，诸如此类。邓朴方回忆道：“别人问你爸爸是什么，我说不知道我爸爸是什么，当时觉得好像我们比别人低一等似的。直到五年级，11岁了，才有人悄悄告诉我，你爸爸是财政部长，我说是吗？我上中学的时候，自行车坏了，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我就找我们班主任借钱去买公共汽车票。我们班主任说，他很奇怪，怎么总书记的儿子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
　　1966年，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邓朴方和姐姐邓林、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邓小平的罪证。造反派对邓朴方进行了残酷迫害，把他打成反革命。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
　　邓朴方说：“自己不愿意说假话，真话也不能说，又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可当时无法保持这种人格。最主要是，如果成为反革命，将来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前途的。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现在想来当时太年轻，不是很有弹性。”

邓朴方受伤后被送到北医三院，可因为他反革命的身份，不可能给他做手术。“苏醒过来以后我已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半年后，造反派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济院。此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于邓朴方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邓朴方说：“后来我想，病还是要治治，就摇车子从清河摇到

中南海。摇到中南海西门，我就同门口的战士说，我要见一见领导。

一个战士让我靠边站，把我放到西门斜对面的马路边上，然后把我和三轮车一块儿抬上一辆吉普车，送回救济院了。”

当时照顾邓朴方的，除了妈妈和奶奶，还有已经69岁的父亲。邓小平虽然是国家领导人，可在文革中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他对此是不是很内疚？邓朴方说：“爸爸自己从来不说这事。我自己觉得我这一生没对不起任何人，唯一对不起的就是父亲和母亲。”                        普希金诗    焦国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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