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淵評： 江迅“有話三千，無話八百”，文章長而好，有人說他是埋伏在香港的共產黨，他控告此人勝訴了。其實，中共有八千萬黨員，哪家不出幾個共產黨？赫魯曉夫和戈巴喬夫是共產黨，胡耀邦和趙紫陽特也是共產黨，他們都是站在歷史的正確方面的共產黨，戈巴喬夫雖然沒有救活蘇聯，但是改變了世界。前蘇聯出了一個製造氫彈的科學家薩哈羅夫，今天中國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解放軍共產黨，他的名字叫“辛子陵”，中國名人劉三妹反對他“救黨”，其實辛子陵是要共產黨改惡從良。辛子陵什麼都不怕，什麼都敢講，如果共產黨想成全他，就把他投進監獄，他就會繼達賴喇嘛和劉曉波，為中國得第三塊諾貝爾和平獎。 
生活層面的劉三妹 被稱“中共黨員”而提控告香港資深記者江迅勝訴 時間:2010-08-11 11:02 作者:不詳點擊: 1976次 【台北訊】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員江迅因被人稱為“中共黨 員”而提出控告，日前香港法院判他勝訴，對方須賠償八十五萬港元 （約14萬8270新元）。
據中時電子報報道，《開放雜誌》前職員沈婷於二○○八年九月召開記者會，稱江迅為“中共黨員”，並以“上海國安人員身份”潛入香港新聞界。江迅過後把沈婷告上法庭。近日，香港區域法院下令禁制沈婷再發表有關言論，以及須向江迅賠償八十五萬港元。
據報道，江迅於二○○四年因採訪上海東八塊拆遷戶事件認識沈婷，當時沈婷的父母為拆遷戶。江迅從事新聞工作三十多年，為香港新聞界資深記者，在報道中國大陸新聞、兩岸新聞和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方面相當知名。江迅打贏官司後受訪時說：“做了一生記者，總得有個清白。”他說自己相信香港的法治、司法最終會還他清白。
來源：聯合早報網 ············ 【亞洲周刊】江迅：諾貝爾衝擊政改，中共老人公開信幕後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全球颳起“劉曉波旋風”；而中共老人李銳、胡績偉等牽頭五百人聯署發表挺溫家寶政改的公開信，要求執行憲法第三十五條，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也曾考慮挺劉曉波，但最終未獲共識。南京《現代快報》和湖南《瀟湘晨報》打破宣傳部門限制，大幅報道溫家寶於CNN談政改內容，形成“溫家寶現象”。兩股力量互相碰撞，激盪起中國政改前進或倒退的懸念。
正當北京熱議推動政治改革的“溫家寶現象”之際，十月八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全球旋即颳起“劉曉波旋風”。“溫現象”和“劉旋風”兩股力量激盪而起，互相碰撞。這兩股氣場是流轉滲透，凝聚更猛烈的衝擊力，還是交擊迴旋，相互消磨；當局是由挺溫最終撐劉，還是由打劉最終壓溫，這事態發展引起全球關注。毫無疑問，中國政局正面對一大懸念﹕到底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會對近期的溫家寶政改呼喚帶來什麼效應？北京當局全力打壓、譴責劉曉波旋風，是否會波及溫家寶的政改訴求？黨內的強硬派是否趁機打擊溫家寶，視為離經叛道？抑或劉曉波在全球所颳起的旋風展示國際文明的準則，呼喚在中國久已缺位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的理想，刺激黨內的開明派與理想主義者結合，加速推動政治改革？恰恰在這個時刻，中共老人在毛澤東前秘書李銳、《人民日報》前總編胡績偉等牽頭下，共有二十三人發起、五百人聯署，發表挺溫家寶的公開信，支持政改。這封公開信的運作逾一周，早在劉曉波獲獎前就進行，諾貝爾和平獎消息傳來之後，有些老人也熱切挺劉，在公開信上加了一些文字表態，但由於時間太匆促，無法在短時間內獲得幾百人的共識，也擔心干擾當局對這封信的判斷，因此最後還是聚焦挺溫，將挺劉的文字刪掉。中共老人公開信發表後，十月十三日，南京《現代快報》和湖南《瀟湘晨報》大幅報道溫家寶於CNN談政改的內容，打破了官方媒體近期對溫家寶政治言論的封殺，也打破了宣傳部門的限制，視為改革派的一次重大的反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五十天來，在各種公開的重要場合，七次提到推進政治改革，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國要不要推動政治改革，如何推動政治改革，成了中國學界、政界、文化界乃至社會各領域的熱議話題。十月一日，前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原中共中央委員、原中顧委委員李銳等二十三人，發起聯署致全國人大會常委會的信《執行憲法第三十五條，廢除預審制，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至十月十日總共五百人參與簽署，迫切陳情，希望中南海亮察。這封聯署信由二十三人聯名發起，他們是：前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前《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胡績偉，原政法大學校長、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江平教授，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原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周紹明，原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原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杜光，原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原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辛子陵，原《中國日報》社總編輯於友，原群眾出版社社長於浩成，原《中國法學》雜誌社總編輯郭道暉，原中國工人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胡甫臣，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長莊浦明，原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築藝術研究所所長蕭默，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張定，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歐洲科學、藝術與人文研究院通訊院士王永成，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研究員，原中國電影出版社社長張清，原福建電視台台長俞月亭，前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沙葉新，民刊《往事微痕》總編輯鐵流，香港《太平洋雜誌》總編輯歐陽勁。法律顧問為中國籍公民、美國紐約州執業律師宋岳。聯名信的主要執筆人之一是辛子陵。這位知名學者、傳記文學作家、解放軍大校，今年七十五歲。此信十月一日擬出初稿，開始在圈內外徵求百人聯署。三日，亞洲周刊拿到了此信；七日，已有兩百人參與。 八日，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消息披露，是日，有四位參與聯署人先後給李銳打電話，要求將劉曉波當初被判刑以及今日獲獎的事，在聯名信中作出正面反映。主要發起人也擬寫了一段數百字的內容，如果聯署者同意，就增添這段內容。大意是：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對劉曉波的判決，在事實和說理兩方面都難以令人信服，是以司法名義損害中共的改革開放形象。判處劉曉波的頭條罪狀是“對黨和政府的不滿”，但人民既然有責任監督政府，也就有權利表達不滿，執政者怎能以“不滿”治罪呢？法院判決把“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列為第二條罪狀，可是“建立聯邦共和國”曾作為中共的重要主張，加載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是正確主張，怎麼劉曉波重複提出，就成了罪行呢？法官把贏得政權的正確口號，顛倒是非，錯定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證，因此有必要向中南海主要領導人提出建議：重新審查北京市法院關於劉案定罪依據的合法性問題。如果當局能讓理性的聲音進入法庭，法院就不會這麼判了。如果法官違反憲法，不懂黨史，是非不分，知法犯法，製造冤假錯案，則嚴重損害國家和黨的形象，這就很難證明中國還是法治國家、和諧社會。建議中央採取實際步驟，敦促法院撤銷對劉曉波的判決。把責任推給法官身上，為當局搭梯子下樓。八日那天，有四位簽署人給李銳打電話，提議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加上。翌日，辛子陵夫婦去看望李銳，一起分析，是把劉曉波獲獎的事添加上還是乾脆不提。十月一日發起聯署，八日劉曉波獲和平獎，不加上這一內容也很正常，不寫劉曉波的事無可厚非，問題也不大。如果信中加上劉曉波的內容，又會有什麼後果？很可能當局就將聯署信全封殺了，原本是上滿漢全席的，當局正考慮吃哪個菜不吃哪個菜，此時突然又上了一道當局認為是有死耗子的菜餚，當局就會把全桌的菜給翻了。再說，加上劉曉波獲獎的內容，還得讓已經簽署的人重新審閱修改過的信，因為這些簽署者當初看到的信，是沒有關於劉曉波獲獎的內容。看到有耗子，這圈子裡原本願意簽署的，會有人也因此不敢吃了。不能因為後面的事，把前面的事攪了。因此一定要避開，不提為上。辛子陵說：“大陸對媒體、網站封得很緊，不讓劉曉波獲獎的消息透露，其實這很愚蠢，在當代技術條件下，全世界都是頭版頭條，你卻要封鎖信息，不讓中國人知道，怎麼可能呢？這就是思維方法不一樣了。他們就是要這麼做，在這塊地方就要這麼幹。當局要拐彎，這要有過程，看它怎麼拐，反正與世界民主潮流對着幹，那是沒有前途的。”
·若翻臉就打國際官司
二十三個發起者中，最後那位是律師、法律顧問。在以往給中央的各種聯署信中，出現法律顧問尚屬首次。對此，辛子陵說：“如果聯名信中提出的要求是件好事，當局採納了，那也就皆大歡喜了，率先在輿論開放，在新聞出版自由取得突破，而後展開全面的政治體制改革，那麼這功勞歸於幾個發起的九十歲老人，歸於那五百個聯署人。如果當局怪罪下來，要作為案子辦，那我是主要策劃人，不能把責任推給那幾老，我得升頭頂槓，把責任擔起來。有了律師，如果當局翻臉，我就和他們打國際官司，到海牙國際法庭打這場官司，這是最壞的準備，是我的底牌，因此我們的聯名信上要有法律顧問。這位律師是中國國籍，因此可以參與聯署。當然，我認為當局不會不明智，讓事態發展到這一步。”
發起人之一蕭默並不贊同在聯名信中增添劉曉波的內容。他說：“我們與劉曉波還是有些區別的。他的《零八憲章》只有終極目標，最缺乏的是不談具體操作的路線圖，沒有先做什麼，後做什麼，而是要一步到位。在中國大陸，要一步到位是不可能，也是不現實的，而且真得一步到位，中國就會天下大亂。我們與劉曉波的終極目標相同，但路徑選擇不一樣。我們強調一步一步走，像切香腸般，一片一片切，要碎步走，慢步走，不停步。主張一步到位是很危險的，對病入膏肓的人，動大手術會很危險，只能慢慢調養。劉曉波與他的一幫朋友主要在海外，我們稱之為‘民主自由主義派’，我們這批人是‘民主社會主義派’，在普世價值、憲政、民主等方面的理念是相同的，但路徑不一樣。”也有發起人認為，溫家寶一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執政當局會逐步放鬆監控，而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便擔憂會再度收緊監控。不過，《現代快報》報道政改文章時透露，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預料，近日舉行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將拉開第三個三十年的改革大幕，除了經濟領域，改革的重點或許主要發生在社會政治領域。 【學淵評：蕭默先生說“一步到位，中國就會天下大亂”，是既不能證其實，也不能證其偽的想當然，他說的“切香腸”“碎步走”都已經成為共產黨不改革的藉口，共產黨當然需要開胸搭橋的西醫“大手術”，萬萬不能讓“慢慢調養”的中醫慢郎中誤了急症。】  蕭默（後有簡歷） 人們普遍關注，《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八十七歲杜導正，沒有出現在五百人名單上。據知，他近來高血壓，十月十四日施行眼疾手術。醫生不讓外人進病房向他念稿子，以免病人感染，等他手術後再向他展示這封信，已經等不及了。杜對這類聯署的事十分認真，一定要看了信才會簽名。除了二十三位發起人和一位法律顧問外，參與聯署的還有四百七十六人，其中有經濟學家、原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茅于軾，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鷹，原《光明日報》社記者戴晴，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原中國駐瑞典歌德堡總領事高鋒，作家任彥芳，原中國戲劇家協會黨組書記杜高，原安徽國寶集團董事長汪兆鈞，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助理研究員張博樹，原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俞梅蓀，自由作家野夫，以及來自各地的原老報人、原飛行員、哲學系教授、原省計委主任、外交學院教授、鑄鋼廠工程師、參事室主任、植物學研究員、原財政局幹部、原製藥廠中共支部書記、原商業局官員、原空軍航校教員、原中學教師、原省政協委員、原政府縣長等。
五百位聯署人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契機已成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目前遭遇轉型瓶頸，持續數年的維穩體系遭到民間力量抗爭後走入死胡同，體制內力量不再是鐵板一塊，分化成溫和派與保守派，而溫和派與民間力量形成互動，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早日來臨具有建設性意義。溫家寶一再表示要推動政改，是好事。
八月二十二日，溫家寶在深圳視察時表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也會得而復失；九月六日，溫家寶在與美國前總統卡特會面時提到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與決心；九月十三日溫家寶在天津達沃斯論壇會議期間提到，透過深化經濟與體制改革，推動社會公義、個人自由全面發展；九月二十二日，溫家寶在美國紐約與華裔媒體人士會面時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保障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各項自由權利，“經濟體制改革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也不會徹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會得而復失”；九月二十三日，溫家寶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時再次表示，推動政治改革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成功；九月三十日，溫家寶在國慶六十一周年的招待會上發表講話，要堅定不移推動改革開放，“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改革，積極穩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統籌推進文化、社會等各領域改革，使這個體制更加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
十月四日，美國有線新聞網（CNN）播出溫家寶在紐約接受的專訪，溫家寶說，“言論自由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已被寫入中國法律；“我常說，我們不僅應讓人民享有言論自由，更重要的，我們還必須創造機會讓他們能夠批評政府的工作”；“我和中國人民都相信，中國將繼續進步，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是不可阻擋的”；“我想任何一個對他的國家有責任感的人，都會對政治改革深有感悟且付諸行動”；“讓每個人都能過有尊嚴的幸福生活，讓每個人都生活得有安全感，讓整個社會充滿公平正義，讓每個人對未來充滿信心”，他強調會盡力推動政治改革，“風雨不倒，至死方休”。
五百人聯署信透露說，早在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胡錦濤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確說：“新聞解禁、開放人民輿論陣地，是社會的主流意見和訴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決。共產黨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會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這一封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聯署信說，八二年憲法第三十五條載明：
“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一條文二十八年不兌現，被黨政機關制定的“執行”細則所否定。這種原則承認而具體否定的假民主，成為世界民主史上的醜聞”。 聯署信說，根據憲法和胡錦濤、溫家寶講話精神兌現言論出版自由之憲法權利方面作出陳情：“共和國公民名義上‘當家做主’六十一年，但享有的言論出版自由竟不如回歸祖國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回歸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總督管理這個地方，但港英當局給香港居民言論出版自由，不是空頭的，是落實的，兌現的”，直到今天，“建國六十一年，搞了三十年改革開放，我們還沒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時代就有的言論出版自由。現在有些參政議政的書籍，要拿到香港出版，這不是回歸祖國的福蔭，是沿襲殖民時代的舊法。大陸人民的‘當家作主’地位實在太窩囊。國家宣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實在太尷尬”。
不久前《周小舟紀念文集》出版，原擬收進李銳一九八一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紀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當這部書正式出版時，這篇文章卻沒有了。周小舟夫人打電話向李銳解釋：“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銳的文章。”
李銳說：“這算什麼樣的國家？！我大聲疾呼：新聞必須自由！扼殺公民的言論自由是完全違法的！”五百人的聯署信認為，連二十九年前發表在黨報上的舊作也不讓收進文集，真是荒唐至極。豈止普通公民，連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都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又豈止高級幹部，連國家總理都沒言論出版自由。
·中宣部是看不見的黑手
聯名信寫道，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溫家寶在深圳發表題為《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講話。新華社即日通稿《開創經濟特區的美好明天》，卻把溫家寶講話中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掉了。九月二十二日（美國當地時間）溫家寶總理在紐約與美國華文媒體和港澳媒體負責人座談，再次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隨後在紐約聯合國大會講話，其中也談及政治體制改革。二十三日晚間，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以及新華社通稿報道這些活動時，提及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都被過濾掉了。信中內容還指出，“這些事情，如果追究責任，絕對查不到具體人，這是一隻看不見的黑手。他們自知理虧違憲，通常以電話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發表、某事不能見諸媒體。打電話的官員不留姓名，叮囑執行者為其保密，但必須執行他的電話指示。這隻看不見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現在是中宣部凌駕於黨中央之上，凌駕於國務院之上。試問中宣部有什麼權力封鎖總理的聲音？有什麼權力剝奪全國人民對總理講話的知情權？”
聯名信還提到應該廢除《出版管理條例》，“取消審批制，改行追懲制。即把憲法第三十五條言論出版自由變成可望而不可及的牆上畫餅，是經過《出版管理條例》等具體執行細則來完成的。這些執行細則總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納的審批制。有數不清的清規戒律限制言論出版自由。制定新聞出版法，廢除審批制，已是當務之急。除了提出廢除《出版管理條例》，信中還具體建議：“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給予公民言論出版自由，從體制上看就是從黨政機關直接控制到媒體相對獨立，從‘黨的喉舌’轉變為‘社會公器’。因此，新聞出版法的立法基礎必須是實行追懲制，而不能再以‘加強黨的領導’的名義強化審批制。所謂審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須經黨政機關的審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謂追懲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黨政機關報批，總編輯通過了就開印，出版發行完全自由。出版後如有不良後果和糾紛，政府再介入，根據法律判斷是非對錯。世界各國新聞出版法制的發展，走的是由審批制向追懲制過渡的道路。無疑，追懲制比起審批制是一個進步，對推動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推動社會和諧歷史進步起了偉大的作用。”
《亞洲周刊》二〇一〇年第四十二期
············ 蕭默，一九三八年生，湖南衡陽人，中國藝術研究院建築藝術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清華大學建築歷史與理論博士。一九六一年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畢業，曾在新疆伊犁從事建築設計，後調敦煌文物研究所從事建築歷史研究十餘年，一九八一年調現單位，主要從事建築藝術歷史與理論研究工作。兼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中國傳統建築與園林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紫禁城學會理事，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建築學會會員，當代中國建築論壇成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