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的六年多时间内，我也做了很多现在看来是很没有必要的事情。套用万维最近比较时髦的用词，我的确做了很多二杆子才干的事情，吃力不讨好。兼任某学校副校长就是其中的一件。

要说清楚这件事，还需要交代一点背景资料。我们这个系统，因为属于技术和行政的结合，所以就比较封闭和独立，很多东西都是自成系统，例如早年就有一个中专学校，专门培养我们这个行业所需要的人才。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这个学校从甘肃的一个中专起步，然后搬到燕郊，然后升为专科，一直和教育部和财政部没有太大财政和行政关系的学校。说得好听点，是自由，说得难听点，是谁也不疼谁也不管的地方。

我回国后不久就掺乎进入了这个学校，让很多人猜疑。我们单位的人，说我不务正业，对方单位的人说我有野心，别的单位的人说我是瞎起哄，为了个人的利益。其实，这些都是瞎猜的。我当年回国，虽然和国外公司外派去中国的同志相比，工资是微不足道，但是比起国内事业单位的同仁，工资却是高了不少。我去这个学校兼职没有任何报酬，肯定不会为了经济效益。除了经济利益，和我相关比较密切的就是学术资源了，那个学校，且不说当年，就是已经升为本科N年后的今天，学术资源和我当年自己的单位比起来，那才真的叫一穷二白呢，没有学位点，没有好的学生资源，没有试验条件，怎么能够谈得上学术资源？除了经济、学术，那么剩下的就是行政资源了。从行政上看，我在研究所是负责人，在那个学校只是一个兼职的跑龙套的人，级别低一级，排名靠后N多位，哪能有我什么行政资源？

那么我为什么要掺乎这个地方呢，其实，当初还是有很好的愿望的。第一，也是比较现实的，我们单位要在燕郊建设一个园区，如果能够找到朋友，一起帮忙，总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好，在新的地方，遇到一个系统的兄弟单位，怎么也要亲热一下吧？就算是搞好地方关系吧；第二，从长远看，科研和教学结合是一个相长的关系，这点不需要论证，科研和教学结合，不但提高科研人员的基本科研素质（系统性，表达能力），而且对发现和培养人才也是重要的；第三，这个学校当时希望能够申请升格为本科院校，的确需要帮助；第四，当时我们系统的老板，有一个大动作，希望将系统内的五个研究所整合，形成一个研究院，集成合力，更好地创新和服务。

就我个人的意见，我对第四点还是持高度赞同的意见的。不过，在中国这个社会，中央政府恨不得每天新设一个部委，每个系统每天恨不得新设一个单位，每个单位都恨不得多设几个部门，哪有愿意合并的？新设单位有什么好处？好处多着呢。单位、部门多了，下面的人好当官，上面的人好卖官，然后大家一起分羹，把酒庆祝，皆大欢喜，所以，对于撤掉研究所，建立研究院的想法，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真正支持的人，那是很少的，这个愿望后来落空，虽然和老板当年很快退休有关，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

为什么说我自己是二杆子呢，当年我明明知道这个想法很难实现，却因为自己赞同这个观点，所以就围绕着这个想法，结合我们单位的发展，参考中国科技大学的当年创校的经验，针对如何将这个学校升本，然后和研究所（院）结合前进，认认真真地思考了一段时间，写出了长长的几页纸的建议，约谈了老板，得到了他的一部分的首肯，才有了后来我去学校掺乎的结果。

在那个周末的下午，在北京市中心的某一栋部长楼内，我第一次长时间地和老板漫谈，其中的主题就是三个，研究所的发展，资源整合和校所合作。我提出的最理想状态是，整合以后的研究院的户头在北京，试验基地建在燕郊，同时成立一个大学，大学的户头也在北京，两个单位，一套人马。这是很超前的想法，也掺杂了很多我个人理想主义的内容。这个方案，相当于共产主义，如果不加入超常的努力，是很难实现的。不过中国的事情，是很难说的，今天看来，如果当年老板还有几年的时间，大家都去努力，还是很有可能的。可能是看到自己未来能够执政时间的限制，老板虽然口头赞同了我的理想，我提出的大部的东西都基本都是被否决了，剩下的就是校所合作这个主意被他肯定了下来。

于是，几个星期以后，学校升本的工作由原来学校自己的事情，上升到整个系统的大事，而我也堂而皇之地兼任了这个学校的帽子副校长，乃至后来成为本科以后的学院的副院长。在升本过程中，我们单位是借力借人，我们建成的科学园区也成了他们升本的资料之一，应该说，没有我们当年的贡献，那个学校的升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得到批准，算是我们单位为系统所作出的一点无私奉献吧。

今天，从结果来看，当年我梦想的东西一个都没有实现，短期的合作也没有太多的效果，长期的人才之说，那只能是我们后代的事情了，至于研究院的整合，更是美梦一场，一切的一切，都像一场肥皂泡似的，早已在时间的河流中，消失得无踪无影，让我们曾经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只能望河兴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