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半月刊 2010年10月16日     9月1日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仇恨如何才能消減    焦國標

周舵先生說：“《黑五類憶舊》把歷史的真相記錄下來，是件大好事。但我衷心希望，它不要變成一部新的人仇恨人的記錄。”這個擔心提得好。在一個崇尚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社會，如何消減仇恨，確是一個大問題。

最近研讀幾本基督教的書，其中一個現象引起我的注意：耶穌和此後殉道者的死法。面對行刑的羅馬兵丁和猶太同胞的戲弄和侮辱，十字架上的耶穌竟為他們禱告：“父啊，饒恕他們吧，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司提反是基督教的第一個殉道者，死於耶穌死後兩年，在耶路撒冷城外執行極刑。當亂石雨點般砸來時，司提反平靜地跪下祈禱：“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完這話，據聖經《使徒行傳》記載，司提反像睡着了一樣死去。耶穌的同母弟雅各，因傳講哥哥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被人用石頭和棍棒打死在耶路撒冷聖殿門外。死前，他重複着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那些話：“父啊，饒恕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基督耶穌為後世門徒不僅樹立做人的榜樣，也仿佛為他們開啟了一個就死模式。十六世紀，在歐洲各國，私自將聖經翻譯成方言仍是死罪，聖經英文翻譯的開拓者威廉·丁道爾即因此被英王判處火刑。臨死前，丁道爾不是詛咒國王，而是為國王祈禱：“主啊，請你打開英格蘭國王的眼睛！”一千多年間，臨難時為殺害自己的人禱告成為基督教殉道者普遍的就死風度。這堪稱是一個人類奇觀，一個可能是僅發生在基督教世界的人類奇觀。

中國傳統的主要就死模式有兩個。一個是戲曲野史小說里草莽英雄的死，常用豪言壯語是“二十年之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砍頭不過碗大個疤，要殺要剮悉隨尊便”。另一個是精英人物的就死，如譚嗣同大叫“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中國共產黨烈士的就死模式是喊口號。抗日烈士是高呼“打到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趙一曼、吉鴻昌、狼牙山五壯士等皆呼此口號。反蔣烈士是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江姐、劉胡蘭、鄧中夏等臨終即喊此口號。瞿秋白是個過渡性的人物。在赴刑場的路上他唱國際歌，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到刑場，他瞭望四周，朝行刑人笑道：“此地很好！”然後盤腿坐下，等待槍響。混合了中國傳統精英和共黨烈士的就義模式。

文革時期，中國推出一種別具新意的就死模式，被動消音模式。代表性的個案是林昭、王佩英、張志新、李九蓮之死。槍決前，林昭、王佩英都是喉管處勒着繩子，李九蓮則是舌頭和下顎被竹籤扎在一起，張志新被按倒在地，頸下墊磚，不消毒不麻醉，一刀把喉管割斷。其中林昭、李九蓮之死還有後續，林家被索要五分錢的子彈費，九蓮則遭拋屍、奸屍和割去雙乳。

殺戮與仇恨互為因果。可是為什麼耶穌和聖徒被殺戮時卻沒有仇恨？他們過濾、吸收仇恨的力量從何而來？當今西方的社會政治文明與殉道者的就死風格有着怎樣的聯繫？試圖消解仇恨和試圖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國人，似應深長思之。

    目   錄

中國邪火…………………………………………………周  舵（04）

佩英不朽…………………………………………………郭宇寬（09）

我的大學…………………………………………………徐化揚（18）

右派教師歲月……………………………………………顧延齡（27）

我的母親…………………………………………………朱國琳（33）

作假證……………………………………………………衛普安（38）

戀愛守則…………………………………………………李子軍（43）

父親的背影………………………………………………梅桑榆（45）

松北土改親歷記…………………………………………馮志軒（50）

運東的土改複查…………………………………………碧薇萍（56）

我的高中…………………………………………………丁曉宇（59）

斗四伯……………………………………………………李佐廷（62）

母親上官雲珠……………………………………………韋  然（65）

建國後的宋慶齡…………………………………………何  方（67）

也說侯振亞的兒子………………………………………心不易（70）

曾家的寶珠………………………………………………史  海（73）

地主婆劉大妮……………………………………………張耀傑（75）

鄉村批鬥會………………………………………………梅桑榆（80）

新加坡僑生洪氏兄弟……………………………………佚  名（83）

按出身殺人………………………………………………姚治邦（86）

反革命輪姦犯……………………………………………朱之泓（90）

北大荒片段………………………………………………王譽虎（92）

我的朋友顧復初…………………………………………朱長超（97）

中國邪火    周  舵

我的那篇《自殺——一個案例研究》，是六四之後被關押在昌平一個招待所時寫的。那時正一肚子邪火無處發泄，寫下的東西，“真實”是可以保證的，但畢竟火氣太盛，有失厚道——尤其對我的父親。現在真有不堪復讀之慨。

我母親是相當嚴重的潔癖。我一直以為這很好，以至於在朋友之間我也以潔癖著稱。直到自己得了哮喘，才知道清潔過度原是哮喘的禍根之一。後來娶了太太，她乃一超級潔癖，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潔癖正是我父母爭吵不斷的戰火之源！我從中合邏輯地得出了凡事不可走極端的結論。從此我改邪歸正，潔而無癖。

父親文革中被關押在單人牢房6年，成了躁鬱型精神病人，1973年出獄，直到1989年病故，16年之間，除去最後幾年有保姆幫忙之外，基本都是我在伺候。洗衣做飯，吃藥看病，洗澡理髮，一切一切，都得我一手照料。你要是沒有親自照料過精神病人，根本就不可能了解。那不折不扣，就是一個活地獄。同時我還要上學（讀研究生），上班（在大學教書），等等，真是“二斧劈柴”，心力交瘁。我自己常常納悶，我哪來的忍耐力，居然挺過了這16年常人無法想象的非人煎熬？我的神經莫非真的是鋼絲做的不成？話雖如此，畢竟人的神經不是鋼絲做的，心裡鬱積的邪火，也就難免借文字發泄了出來。

由此想到我們中國人這個邪火十足的民族。

邪火不一定是出於邪惡的動機。我指的是憤怒和仇恨這些心理學上明顯屬於負面的不健康的情緒情感及其造成的危害。好動機未必有好結果；事實上，那些有着十分公平正義甚至是崇高道德感支持的邪火，往往反而危害最烈。很簡單，正因為它基於正義衝動和崇高道德，才會對於人類當中那些比較優秀的、自覺“仰望星空”的那一部分成員產生巨大的感召力，而優秀的人才在哪裡，力量就在哪裡！於是，憤怒和仇恨就被成十倍地放大，其後果也就尤其嚴重。“通往地獄之路，常由善良願望鋪就”，信哉斯言！

焦國標的《黑五類憶舊》把歷史的真相記錄下來，是件大好事。但我衷心希望，它不要變成一部新的人仇恨人的記錄。相反，我們倒是應該下大力氣挖掘1949年以來這部人仇恨人的歷史的總根子，以為後代永遠的鑑戒。

有一本好書，《仇恨的本質》，值得大力推薦。美國人寫的，新華出版社翻譯出版。人類有兩個大腦，低級的和高級的。高級大腦是人類文明化社會生活的產物，低級大腦是我們的爬行動物祖先遺留給我們的，仇恨就是我們低級大腦的一種本能。仇恨本能在我們面對嚴重威脅，尤其是生死關頭時，能調動起身體的自衛潛能，所以是不可少的。只不過，它往往會和高級大腦的某些思維功能結合，轉化成一種初級原始思維，從而把仇恨合理化、理論化。

初級原始思維有以下七大特點：

l，表面聯想式思維。一個人在某月l3號吃了交通罰單，這天恰好是星期五，碰巧車又壞了，於是初級思維馬上得出結論：l3號的星期五註定是個倒霉日子。這是迷信和禁忌的根源。

2，簡單概括性思維。初級思維只知道混為一談、刻板化的“蛇”，不知道蛇有各種各樣，有的有毒，有的無毒，應當區別對待。這種思維經常和草率概括結合在一起，只要被蛇咬過一次，就得出“所有的蛇都是可怕的人類之敵”的結論，同時伴隨着強烈的、不可遏制的恐懼和厭惡感。

3，極化思維。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即敵。

    4，個體化思維（主觀化、情緒化思維）。每件事、所有的判斷，都和個人的情感、利益、願望緊緊相連，不能跳出自我做客觀公正與己無關的第三人式的思考。

5，狹隘經驗式思維。固着於現在和過去的有限經歷當中，既不能對過去進行反思，又不能通過運用想像力對未來作出預測。

6，選擇性記憶。只記得和“仇恨”有關的痛苦、黑暗的事物和場景，而忘記其它成分。

7，刻板反應。一切被歸入“敵人”類的人和事物永遠會本能地引起強烈的仇恨，沒有靈活、從容對待的餘地。

對照一下這份清單，我們馬上就會聯想起那位大鬍子鼻祖，想起他那一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極左教唆。不管塗上多少理論、學說、科學的油彩，也遮掩不住其你死我活、敵我二分、非黑即白的“初級原始思維”的本色。

請一定注意：我們中華文明當中原本沒有這種東西。儒釋道墨，甚至最嚴酷的法家，也沒有幼稚低劣到這種地步。中國歷史上有無數“初級原始思維”的事例，那些以道德殺人、以理殺人的事例即是。但是，我們絕沒有這樣一種完全建立在初級原始思維地基之上，堂而皇之，成體系並且自稱“科學”的大套理論！我們千萬不要高估一個半世紀以前西方極左派們的水準。他們實在是蠢透了，簡直無可理喻。當今中國的極左派們之不可理喻正是祖傳的。我們中國人原本沒有那麼蠢——我們從來沒有過奴隸制，我們原本不可能幹出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一類蠢到遠低於普通百姓常識水平的大蠢事——哪個老百姓的常識會相信畝產十幾萬斤糧？說到底，是近代以來，我們追求富國強兵、現代化，向西方學習卻沒找對樣板。好的沒學，偏偏把最壞的東西學來了，才會有了那個完全是人為建立的，由黑五類的悲慘遭遇所集中體現的，20世紀的新奴隸制。甚至，比奴隸制還壞，是新種姓制，現代極權政體下的種姓制，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空前殘忍、極其荒唐，全民赤貧（一小撮特權階級除外）、自由等於零的超級專制。把它的根源扯到中華文明頭上，是一樁大冤案。中華文明當中當然也有最壞的東西，那就是自秦以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但那也比當代自西方輸入的極權奴隸制好過一千倍！

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是相輔相成的，前述初級原始思維就是和極權主義制度相適配的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能夠有效保障個人自由的制度（法治和憲政下的民主）必須有相應的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的支持。至於什麼是公民文化，請看另一部好書，東方出版社翻譯出版的《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公民文化一定不允許煽邪火，即煽動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對立和鬥爭，一定不能搞黑白二分、善惡是非敵我截然對立那一套。相反，一定要牢牢樹立起普適人權的核心觀念。只要是人，不是阿貓阿狗，不是桌椅板凳，不論階級出身、性別年齡、貧富強弱、智愚賢不肖，哪怕他是個白痴，也必須享有憲法載明的基本自由權利，包括人格尊嚴，身體、財產和生命安全，思想觀點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等自由。就連“十惡不赦”的罪犯，除去依照公平正義的法律審判限制其部分自由權利之外，仍然必須享有其它基本權利。普適人權的意思是，基本自由權利適用於每一人，絕無例外；當然，更是絕對不允許把“人”區分為敵我，什麼“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

公民文化強調“恕道”，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恨罪行，不恨罪人”，反對自封為道德審判官，專門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審判別人，就是不審判自己。我們必須認識到，極權主義是非常複雜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現象。這段空前慘痛的歷史，不是單單靠道德審判就能夠清算的。極權主義犯下了駭人聽聞的嚴重罪行，但是，我們仍然要“恨罪行不恨罪人”，“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更要認識到，極權主義的罪行是集體犯罪。儘管責任有大小，但是，除了像王佩英、林昭這樣的極少數人之外（我不是指她們的一切言行，是指她們的精神），應負的責任我們人人有份！

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Jaspers）曾經區分過四種責任：1，確有違法行為的人應負刑事責任；2，幫助那些犯有刑事罪的責任者獲得權力的人負政治責任；3，聽任罪行發生的人負道義責任；4，一切沒有盡到捍衛人類文明標準的人負抽象責任。按照這一標準，對於絕大多數人，責任的界限劃在何處，勢必是個大有爭議的問題。即便是身為“黑五類”，我們仍然不妨反躬自省：我們沒有打罵、侮辱、迫害過其他人(犯刑事罪)嗎？我們沒有追隨和支持過那個壞制度（幫助犯有刑事罪的責任者獲得權力）嗎？我們沒有“聽任（默認）罪行發生”嗎？我們曾經像王佩英、林昭那樣挺身反抗過嗎？我們盡到了“捍衛人類文明標準”的責任了嗎？進而，假定我們不是“黑五類”，而是“紅五類”，在那種恐怖的制度之下，我們真的能夠保持作為“人”與生俱來的仁慈和良知，如焦國標所說，“紮緊我們的籬笆”，或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善盡“捍衛人類文明標準的責任”嗎？ 

佩英不朽    郭宇寬

1959年初的一天，鐵道部專業設計院托兒所的小孩們被帶到戶外活動，王佩英和高淑琴打掃室內衛生。王佩英燒了一鍋熱水，為了擦臥具或者消毒。在她端着一臉盆熱水經過一個光線幽暗的過道時，一個小孩突然沖了進來。王佩英毫無準備，避讓不及，一些水潑到了孩子身上。小孩衣服脫下來，肚皮上燙了一小塊紅。有些人藉此整人，“狠挖思想根源”。會上，有人反覆責問王佩英：“當時你腦子到底在想什麼啊？”同時也有人開始挖她的出身問題，說她是“地主丫頭”。此事不久，王佩英被調離托兒所，轉到單身宿舍當清潔工。以幹部身份被安排當清潔工，顯然這是一種政治打擊。 

1961年，王佩英買了一尊白瓷的毛主席像放在家裡。那時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氛圍還不像後來文革時期那麼濃厚，買毛像的家庭還是比較少的。兒子張大中記得，母親剛買來這尊像之後還對孩子們說：“毛主席可是我們的恩人啊。”同時王佩英對劉少奇也非常崇敬，在1959年單位辦的慶祝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的會上，她不稱劉主席，而稱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樣子。在家裡，王佩英有時一邊帶孩子們洗腳，一邊捧着《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聲閱讀。

大約是1962年，大饑荒之後，王佩英的思想發生變化，從把毛視為恩人轉變到直接批評。她公開表示，劉少奇是對的。“毛主席應該退出歷史舞台，不然他以後沒有退路。”“領導共產黨變質的就是毛澤東。”1963年3月，單位用車把王佩英送到精神病院看病，但並沒有看出什麼病來。她的檔案中記載，1965年以來，王佩英“多次瘋狂攻擊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還寫了13條反動口號惡毒的攻擊我們偉大領袖”，“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義頭子赫魯曉夫和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以及右傾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到這個時候，在單位已經沒有人敢和王佩英講話。她甚至激烈到去天安門廣場和靈境胡同散發傳單。靈境胡同是中組部所在地，她大概此時還寄希望共產黨的組織程序能糾正這種不正常的政治走向。但是毛澤東此時連劉少奇都要消滅，組織部又能起什麼作用呢？

1965年4月，王佩英做出了今天看來驚世駭俗的舉動——要求退黨。“我不願當人民的罪人，我要退黨。共產黨雖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現在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停滯不前了，已經站在人民頭上壓迫人了。”“共產黨員都有特殊待遇，過去共產黨拋頭顱、灑熱血是為了解放人類，而現在共產黨是高官厚祿，養尊處優。”“我再不退黨，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堅決退黨，從現在起我不參加你們的會了，不交黨費，你們也管不了我了。”“共產黨官越大，越騎在人民頭上，那些坐小汽車的都夠勁。”

1965年7月，王佩英又提出書面退黨申請。“誓死不信不信，一定堅決不信仰共產黨，速辦退黨手續交我本人。”“一人做事一人當，甘心情願，願為六億人民利益出發，絕不改變自己，絕不顧惜自己的一切。”不久，王佩英被單位強制送進安定精神病院，幾個月之後轉至回龍觀分院。

大多數友人對王佩英是非常同情的，但很少有人能理解她的思想，也很少有人敢去理解她的思想。曾潔光聽說王佩英住院了，買了蛋糕去看望。那天王佩英非常清醒，很動感情，回憶了當年地下黨在開封戰鬥的很多情景。許多細節曾潔光都忘了，王佩英卻記得一清二楚。講到當下，她開始批評毛澤東。曾潔光不敢接話，匆匆告辭。回到家裡，曾潔光難過得留下了眼淚，對妻子說：“王佩英真的是瘋了，她連毛主席都敢罵。”

這個階段王佩英有很多言論譴責共產黨、毛澤東變質了。“共產黨員不管老百姓飢與渴。”“共黨居世，鐵打江山。共產黨員，着上馬衣。升官發財，耀武揚威，騎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顧自己，不顧人民。”“四大家族都逃走。五大家族毛澤東，人民財產歸你手。”“陳獨秀是好人，應該永遠紀念他。”

王佩英在看透了高層政治的醜陋之後，在單位和社會上挺身而出，在家裡卻從來沒跟孩子們提過這方面的問題，也沒表露過這方面的想法。在王佩英堅決要求退黨的時候，她的孩子們都還在積極的向黨組織靠攏。那段時間，王佩英經常給兒子大江講一個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的故事：一個國王臨死前，把孩子們召集到床前，給每人一支箭，讓他們折，兒子們輕輕鬆鬆就折斷了。老國王又拿出來一把箭，讓他們折。他們用盡力氣，誰也折不斷。大江對政治毫不關心，但對朋友很講義氣。想來母親是希望大江日後能照拂兄弟妹妹。文革期間，作為黑五類子女，王佩英的孩子們的確沒有受過紅衛兵多少欺負。

最小的孩子女兒張可心記得，1965年前後，春夏之交的一天，晚飯後，媽媽專門拉着她一個人出去散步，別的孩子都沒帶。走到大約是軍事博物館附近，母親摟着開心，很認真地說：“媽以後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可心當時就哭了，摟着母親說：“媽媽別瞎說，不會的。” 

王佩英住在精神病院那幾年，大中每隔一段時間都在周末去探望母親。每次去都帶大約1元錢的營養品，比如藕粉之類。母親從不和他談自己政治觀點，只問候一些最普通的家常，母子常常是相對無語。有一次大中去醫院要走的時候，一個好像是工友的中年婦女攔住他說：“你媽平時可想你們了，整天念叨你們，特別是你們的小妹妹可心。你還不回去拍張合影，讓你媽能看到你們。”1967年夏天，兄妹們到照相館照了一張合影。最小的三個孩子，扎着紅領巾，在前排，笑容純真燦爛；身後的四個哥哥，表情都是嚴肅的。 

有一次，大中去看母親，時間到了，在他準備告辭的時候，王佩英突然說了一句讓他當時毫無思想準備，之後終身刻骨銘心的話：“孩子，媽做的事可能會拖累你們，媽對不住你們啊。”

被關在精神病院的王佩英，每天都被餵服或注射大量鎮靜藥物，導致反映遲緩、口角流涎，但她的基本信念始終非常清晰。1965年12月20日的病歷中記載：“治療已達五個月，病情不見好轉，若令其出院對社會影響不好。”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了“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革命標語，喊反革命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至7月，北京已組織了公開批鬥劉少奇的批判大會。

已經沒有理由再把王佩英作為精神病人看管了。1968年6月6日，主治醫師吳志長寫了王佩英出院診斷證明：“經過住院期間觀察，除高血壓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無精神異常，在住院期間思想反動，對黨不滿，經過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機關接出處理。”

那是初夏的一天，大中正在家中，母親單位的王世彥書記在樓下喊：“王佩英的孩子快下來。”那天王的態度非常嚴厲，是公事公辦的表情，告訴張大中：“你準備一個洗臉盆、一塊肥皂、一個毛巾，拿點兒你母親的衣服送來。”王世彥的態度讓他感到脊背發涼。出於潛意識中的恐懼，大中收拾好這幾樣東西，卻不敢去送，叫小妹可心送去。

被從精神病院押回單位的王佩英，開始接受更殘酷的群眾專政。關押的地方離家不遠，懵懵懂懂的小可心拎着給母親物品，來到了關押母親的地方。敲門，開門的是一個兇狠、面無表情的男人。可心說給母親送東西，那人接了過去，門就砰的關上了。

這隻有幾秒鐘的一幕，永遠印進了張可心的腦海。房間裡，對門有一張桌子，一個人坐在桌後，一個背影像是母親的女人，手被綁在身後，雙膝跪在桌前，身後還站着人。也許是聽見了可心的聲音，這個女人掙扎着扭過身來。在她側臉時，可心看清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東西。這個女人應該就是王佩英，她應該也聽見了可心的聲音，也許只要再有電光火石的一剎那，她就可以扭過頭來，和她朝思暮想的小女兒可心見上最後一面，門卻無情地關上了。

那副口罩一樣的東西，是中國人最有想象力的發明。“革命者們”在林昭身上也用了，目的就是為了不讓人說話，更不讓人喊出口號來。

王佩英受到的待遇除了毒打，還包括餓飯，手反綁，上廁所都需要獄友協助。難友回憶，王佩英當時“臉色蠟黃，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可是勞動的時候，她卻一點兒不偷懶，甚至常常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兒。有一次一連幾天倒騰久存倉庫並已開始腐爛的大白菜。許多菜葉爛得粘糊糊的，散發出一股股刺鼻的臭味。“只見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爛的幫子，迅速地碼到另一個乾燥的牆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來長長的木棒，橫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層大白菜碼在橫棒上，好讓空氣流通。她碼得又多又好。”清理爐渣，“她把已燒過的煤渣扒開，挑揀出那些略微透黑還沒燒盡的煤塊，堆在一旁，送進爐膛再次燃燒。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干。歇工時幾乎都在揀未燒盡的煤渣。”

這時，王佩英的選擇很像基督徒的寬恕精神，你打我的左臉，我就把右臉也給你打；又像佛家的以忍辱為修行，逆來順受，毫無怨瞋。你讓她勞動她就加倍地勞動，但要逼她認罪，她就表現出金剛石一般的堅硬，“不但不低頭認罪，反而變本加厲”。

王佩英在什麼地方藏了筆和紙，寫了很多小紙條。當被看押去食堂的時候，她就偷偷把這些紙條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1968年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王佩英甚至在食堂“高喊反動口號，瘋狂攻擊我們的偉大領袖，攻擊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更可惡的是，她於9月29日寫了大量反動傳單預謀在國慶節散發，真是狗膽包天，猖狂之極。”

王佩英在食堂非常鎮靜，人最多的時候，她起身大聲說：“同志們，我有幾句話要說……”造反派急忙七手八腳堵住她的嘴，把她拖回去，然後餓飯，毒打。有幾次打得太狠了，幾乎是往死里打，難友們都哭了，齊克琦鼓起勇氣抗議：“你們別打了，她是個病人，打死她也沒有用啊！”最後一次大概是10月4日，她已不可能慢條斯理講話，而直接在食堂喊出口號“劉少奇萬歲，打倒毛澤東”。在那全國上下一片高喊“毛主席萬歲，打倒劉少奇”的瘋狂時刻，王佩英卻表現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巨大勇氣，與這個癲狂的社會完全徹底地分庭抗禮。

齊克琦、劉克英等難友勸她，不要雞蛋和石頭碰了。王佩英說：“劉少奇是吃人民的飯的，毛澤東也是吃人民的飯的，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我想不通。”“劉少奇犯了什麼錯？要把劉少奇整成這樣，這麼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嗎？”

王佩英被打的時候，都是緊咬牙關一聲不吭，從不求饒，甚至沒有掉過一滴眼淚。人家讓她承認劉少奇是叛徒，她頂回去：“誰是叛徒，誰心裡清楚。”有人威脅她要坐牢，她就說“我願意把牢底坐穿”。人家說你不怕死？她答：“到這個時候我還怕死嗎，我不會屈服，你們想好吧！”

最後有一次，只有一次，在審訊人員面前，王佩英哭了。審訊人員威脅她，給她最後一次認罪的機會，否則她就再也見不到她的兒女了。王佩英大概已經感覺到自己的時間不多了，這時她哭了，哭得很傷心。可擦幹了眼淚，還是堅持劉少奇不是叛徒。這時候極權體制在王佩英面前已經展現出最邪惡的面目。一個號稱是革命的政權，已經沒有道義和是非可言。強權在赤裸裸地以人倫情感來脅迫一個女人放棄她的信念。但王佩英不吃那一套。

1969年11月，劉少奇即將走到他生命的盡頭。他被囚禁的地方就是王佩英的家鄉開封。一個國家主席，此時已經沒有任何尊嚴可言。他躺在一張小床上，“沒有穿衣服，甚至連褲子、鞋襪都沒穿，只是被人用一條粉紅色的棉被裹着，外邊還罩上了一條白床單”。在高牆電網下，對一個垂死的老人重兵看押，他所住的小屋窗戶連玻璃都沒有。此時的毛澤東正在武漢的東湖賓館，住在東湖梅嶺—號這座專為他修建的行宮式別墅里。這是在餓殍遍野的1960年為他建造。

1969年下半年，王佩英參加了無從統計次數的批鬥會，被拉到各個區和農村的大隊遊街批鬥。這樣的會上，除了有她這樣的反革命分子，還要有一些地富反壞家庭的代表“陪斗”。革命群眾強迫被批鬥者以“噴氣式”的方式低頭認罪，另有人扮演“人民群眾”，歇斯底里地在下面高喊口號，以示立場堅定。漢娜阿倫特說，極權主義區別於傳統專制之處在於，它要提供給群眾一種虛妄的參與感。這樣一方面人民被像木偶一樣操縱，另一方面很多人卻能找到一種主人翁一樣的自豪感。

王佩英每一次都反抗。大家喊口號的時候，她會掙扎着揚起頭來。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她喊“打倒毛澤東”。一開始，造反派沒有準備，只有拳打腳踢，情急之下用抹布甚至泥巴來堵她的嘴，到後來乾脆批鬥時就拿類似嚼子的東西勒住她的嘴。一個有力的年輕人在後面牽着，使她不能發聲。即使這樣，王佩英依然反抗。“叫她跪她不跪，就用腳踢她。”扭着她手的時候，“她頭髮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掙扎，要好幾個人才能按得住。有一次，在57中操場，舉行包括周邊中小學生和居民參加的批鬥會。王佩英被從囚車上押下來的時候，三個人才能摁住她，因為劇烈的掙扎，她一個腳上的鞋襪都掉了。

王佩英的大兒媳楊永茹的一個姑姑和姑父是海淀四季青大隊人，因出身不好，經常被拉去“陪斗”，有一次就是批鬥王佩英的批鬥會。結婚前後，楊永茹曾向家裡人提起婆婆王佩英，他們立刻就想起來“那個女人可真厲害啊，跟造反派對着幹，別人喊口號，她對着喊，搞得批鬥會進行不下去”。王佩英的力氣當然不可能有那些按着她的年輕人大，很多人看來，她簡直小胳膊擰大腿，自討苦吃。但王佩英的掙扎卻是在萬人面前一種鮮明的姿態，是對紅色恐怖的徹底蔑視。 

1970年1月18日謝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請示，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覆，文革期間的司法機構——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下達了判決書。1970年1月27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公審大會，判處王佩英死刑，立即執行。

1月27日這一天，離除夕夜只有9天了，正是籌備年貨、全家團圓的時光。全北京，包括中小學生，號稱十萬“人民群眾”被召集到工人體育場。工體是1959年全國總工會建設的，是當時國內最好的體育場，能容納的觀眾最多。第一屆全運會就在那裡舉行，那時劉少奇就坐在主席台上。到了文革，它的主要功能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示眾場，彭德懷、彭真都是在這裡被批鬥後囚禁的。

那個年代沒有大屏幕投影，大多數後排的人民群眾看不到那些反革命分子的面目是不是真的很邪惡。他們只是被教育：台上這些反革命分子是異教徒，是魔鬼，唯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他們的救星，是他們的神。

魯迅在日本學醫的時候，看到一張幻燈片。日俄戰爭中，有一個中國人，據說是為沙皇的軍隊當偵察員，被日軍捉住殺頭，周圍站着看熱鬧的也是中國人，面對慘劇，神情麻木。這個場面改變了魯迅一生的軌跡。他發現，“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魯迅可能想不到，日俄戰爭之後半個多世紀的中國人，在同胞要被殺害的時候，非但必須旁觀，而且十萬人都要整齊劃一地揮舞拳頭，聲嘶力竭地呼喊口號，為慘劇喝彩，以表示自己的忠誠。

王佩英對這一天是有準備的。她曾經說過，自己是有罪的。王佩英也許會想起丈夫張以成第一次向她介紹共產主義時她自己的激動和緊張，會想起地下黨戰友胡俊三等當年出生入死為之奮鬥犧牲的信念和理想，還有她49年之後和張以成來到北京看到煥然一新的天安門城樓和五星紅旗時的喜悅和憧憬。難道她所熱愛和獻身的革命事業，到頭來就是要把國家和人民變成現在這樣嗎？！

在會場中央，王佩英還在掙扎。她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她用全身的力氣，想把頭揚起來，又被按下去。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號，又怕帶上嚼子或拿抹布堵嘴太明顯，原來無產階級專政是如此孱弱，連一個女人死前的幾句話都承受不了，所以他們挖空心思用一根細繩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讓後面的人拽着。這樣既能使她發不出聲來，遠處的“人民群眾”又看不到陷進肉里的繩子。後來專案組的人說，王佩英在公審後被押往盧溝橋槍決的囚車上就被發現已經勒死了。

在那麼多年無休止的凌虐折磨中，王佩英沒有放棄，沒有被擊垮，仿佛立於磐石之上。她為自己所看見和所相信的，行動了，完成了，見證了。

我的大學    徐化揚

1956年，17歲，我考進了北京郵電學院，分在無線電通訊工程系，專業是通訊與廣播電視。當時中國還沒有電視台。日本的一個商品展覽會在北京舉辦，帶來一部小功率電視發射機，架設在西直門城樓上，有效範圍幾公里。學院把教研室的電視機（蘇聯造）搬進大教室，讓大家看電視節目。第一個節目是侯寶林和郭啟儒先生的相聲，然後就實況轉播正在北京演出的黃梅戲，嚴鳳英、王少舫的《天仙配》。有人估計，當時全北京市的電視接收機不會超過二百台。這是中國第一次有公眾電視信號，我有幸成為中國第一批電視觀眾。

一年級時政治環境很寬鬆，大家對政治也不很關心，還沒有產生政治混子和政治棍子。有一天，布告欄上貼出一份通知：今晚7時，在學生食堂，院長孟貴民同志傳達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自由參加。反正沒事，我拎上一隻馬扎前往。會場裡稀稀拉拉，連通常全院開會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就是後來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孟貴民先生參加了那次國務會議。這麼重要的傳達，這樣可以自由參加的會，我這一生只遇到這一次。這足以表明那時的政治環境的確寬鬆。我想，如果沒有這一階段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整風時也不會一下子冒出那麼多右派。我有個看法，1954年高校院系調整後，舊大學的結構和體制雖被碾得粉碎，但其精氣神兒還在。1957年後就不同了。1957，是劃時代的。我們1956級的大學生，可以說是多少有一點自由精神的舊大學的末代大學生。我常對我的學弟們說，聽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可以自由參加，你享受過這個待遇嗎？

反右是我親歷的第一個政治運動。57年底58年初，開始了定右派運動，即劃定右派分子並作出處理，全面停課。當時的一些做法已露出文革造反的端倪。有些班級的革命家強迫給右派學生套上白袖章，黑字書寫外號“大鯊魚”、“白眼狼”等。食堂門口貼出 “我們工人不為反黨右派分子做飯”的通知。有的右派就當沒看見，照樣若無其事進食堂。有的右派犟勁上來了，拿着餐具去院部要飯吃。

我們班劃了一個右派分子——沈聯志，重慶人，已經因病休學。對沈聯志做的是缺席審判，罪狀似乎是早就擬定好了，安排積極分子一人揭發一條，然後證人附議簽名。其中最致命的一條是他贊同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有同學看報紙，笑談章伯鈞荒唐，搞什麼政治設計院，沈聯志接過話茬兒，“搞一個也可以嘛！”

蔡芳香同學同情沈聯志，公開認為沈不夠右派。大老蔡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後來痛哭流涕作檢討，稱自己是窮孩子喪失了階級立場。幸虧他出身好，否則很可能就要開除團籍，甚或也被打成右派。

幾十年來，沈聯志與我們班的任何人都沒有聯繫。

向黨交心運動起初名曰“民主會”，小班三十來人輪流敞開思想，然後互相提意見。開頭氣氛還不錯。我主要講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成名成家思想、個人主義等等。同學們給我提意見，稱我白專道路、驕傲自大、脫離群眾。班會讓我做檢討，繼續交心。幾天后，我以日記的形式交出了一份檢討，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大意是：在哪兒跌倒了我自己爬起來。小孩子摔跤，他自己往往不哭，如果有大人在場，則必哭無疑；如果誰撫慰他，他一定哭得更厲害，在親人面前撒嬌。這更不得了，認為我是拒絕大家幫助。

大班的學生黨支部成員A，認為我的要害是迴避立場問題，必須接受批判。民主會開始變味了。同學B偷看了我的日記，於是A向我索要。我交出了高中和大學將近五年時間的全部日記和手抄的詩集，唯獨把流沙河《草木篇》的讀後感言剪掉了，其餘一字不缺，全部上繳。

我赤誠的交心沒能挽救我自己，反而陷入滅頂之災，還帶得幾位也寫日記的同學非將日記交出不可，雖然A一再宣稱交心是自覺自愿的。同學張有順嚴厲地批評我帶了個壞頭，“你堅決不交，他們還有啥辦法嗎？”

日記和詩集都還給我了，他們發現了什麼，我不知道。對我的批判會火力更猛了，措辭最尖銳的是班長蔡富山。他說我虛偽、態度惡劣、不近人情、說謊騙人。還有，說我不愛幫助別人，只和吳玉奎等少數幾個同學一起討論功課，其餘時間大多獨往獨來。女同學來請教問題，我非常冷漠地只把答案給她們看，一言不發，讓人家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還有一次，我病了，兩位女同學特地來宿舍看我，我竟然裝睡着。我的不近人情，使女同學很難堪。還有，走路仰着臉，鼻孔朝天。

黨支部成員們找我談話，批評我不該讀《魯迅全集》，更不該讀《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瞧這書名就不好，你就批評不得？誰損害你侮辱你了？”我不服氣，反駁道：“書是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翻譯的，難道我看都不能看？”又有人找我談話，告誡我：最好還是不要讀魯迅和陀思妥也夫斯基。邵荃麟的書可以看，但更要看周揚的書。要認真讀周揚同志的報告《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周揚同志說的非常深刻，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你好好認識一下。”

1957年，短短一年時間，我的性格和思想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或者叫變異，人格被扭曲了，思想灰色了。這個變化是帶有本質性的，即異化。人異化為非人，異化為工具。

蔡富山也是個異化的典型。蔡的父親是老八路，抗戰時期下落不明，可能犧牲了。母親把他拉扯大，一度曾經討過飯。他的牙不好，就是小時候討飯落下的毛病。他的繼父也是高幹，某軍工廠廠長。蔡富山是個極端熱情、極端直率、極端認真的人。二年級他當了一年班長，到三年級說什麼也不幹了。團支部開會幫助他提高認識，黨支部找他談話，但他蠢牛撞南牆，不回頭。支部說，你是個苦出身，黨把你培養成大學生，不容易，你應該負起責任來。蔡說，我是個討飯娃，黨把我培養成大學生不容易，我得好好讀書，為人民服務。

要讀書，在當時還無可厚非，千不該萬不該把我給扯進去。他竟然說：“我從小討飯，基礎差，我得加倍努力好好讀書，你看徐化揚同學讀了多少書！我要向他學習！”他發了瘋似地看書學習，當我的面揚言：“今後你看什麼書我看什麼書，你看什麼電影我看什麼電影，你幹啥我幹啥！”

他出身硬，不在乎，支部拿他沒辦法，我可要倒霉了，很害怕。張有順說了一句令我終生難忘的名言：“你怕啥？多這一條罪狀算啥，一千跟一千零一能差多少？”

談起莎士比亞，我向蔡推薦曹禺翻譯的《羅蜜歐和朱麗葉》，說這是幾種譯本中最好的。他立即進城買了一本，讀到得意處，手舞足蹈，抓耳撓腮。我着迷讀新版《魯迅全集》受到支部成員的批評，稱“魯迅是屬於他那個時代的”，言下之意現在不合時宜了。蔡富山幫我講話：“你不看書還不讓別人看？那國家出版‘魯迅’幹啥嘞？”

大躍進帶來的巨大災難，已經降臨到中國人民的頭上。北京是“首善之區”，災難也已初見端倪，物資緊張。學校樓前廣場，花園撤了，改種蔬菜，用自來水澆地。北京展覽館附近每株行道樹下一圈土，以前種的是草，現在改種胡蘿蔔——胡蘿蔔纓子也很好看。彭真作報告，勸說大家不要見天排隊。他諷刺一個老太太，見排隊就跟上，到跟前兒才知道是買《紅旗》雜誌。

張有順是河南南陽人，1959年暑假，來京讀書3年後第一次回鄉。開學返校後，學院正開展反右傾教育，讓大家暢談大躍進的大好形勢。張有順不想說假話，他的發言只講了一件事、一句話：水庫修得好，社會主義好。他私下裡卻跟我說：“好他老頭鳥！我在家二十天，只在我舅家吃到倆雞蛋。過去咱那裡農村再窮，到誰家做客，沒說拿不出雞蛋的。河南大西瓜，西瓜皮我都沒見着一片。啥‘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俺那裡農民說，要說這就是共產主義，咱不要。”

所謂畢業鑑定的預備工作，就是在學習小組會上各人自述歷史和家庭情況，要忠誠老實，不得有任何隱瞞。我們的小組長林茂，雖一向很革命，很得勢，可是這此卻翻了船。

每個人依次發言，不做記錄。個人講完之後，大家可以提問或幫助你提高認識。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者，父親是右派分子。我從來不隱瞞，這次再重複一遍，並再表示一次“與父親劃清界限”。在出身問題上，林茂過去不止一次向我發難，批判我是“喝勞動人民的血長大的”。這次他倒沒有狠咬我，不知什麼緣故。

劉玉昆家庭成分是富裕中農。林茂應用階級分析理論（富裕中農是兩面派，腳踏兩隻船，有剝削行為），向劉玉昆發難。劉玉昆決不認賬，但也不敢否定最高理論和終極真理。

林茂最後發言。原來他不是貧下中農，他的家庭黑得不能再黑。他家成分是工商業兼地主，父親在受管制中病逝，長兄是縣工商聯合會副主任，全縣最大的右派分子。他一直瞞着同學，也瞞着組織，如今才不得不說。

於是，劉玉昆帶頭，我和全組同學緊跟，一起向這個無恥之尤開火。平時受林茂白眼、烏眼的同學太多。劉玉昆的言辭很尖銳，漲紅了臉，指着鼻子罵他是地主的狗崽子，資產階級寄生蟲，喝勞動人民鮮血長大的野心狼，兩面派，偽裝革命，暗藏的雙料反革命分子子弟，我富裕中農是勞動人民，你打擊我勞動人民，就是反攻倒算。

我的話語沒有劉玉昆尖銳，但很刻薄。我指責他是假革命，企圖矇混過關，命令他必須和他父親、哥哥劃清界限。多數人和我的意見一致，指責他不老實，不相信組織。

林茂沒通過畢業鑑定的第一輪工作，哭了。活該！這小王八蛋不是設法取得群眾諒解，而是向黨支部狀告劉玉昆報復。支部找劉玉昆談話，劉玉昆不讓步：“這是林茂搞階級報復！”

無恥之尤哭了，真乃大快人心事，是那苦難歲月里罕有的大快人心事。我堅信，現在林茂一定穿上西服了，日子一定過得不錯，一定很得勢，因為他下手狠，因為他一生決不會說一句真話，因為執政者太喜愛謊言，太喜愛偽裝了。這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必定會偽裝成極左路線的受害者。從林茂身上，我得出一個結論：黑五類子弟一旦淪為野獸，比極左分子更可怕，更危險。

在北京四年多，一次也沒有回過故鄉，父親怎麼成了右派分子的，我一無所知。

父親抗戰前夕畢業於一所著名的中專學校，土木工程專業，一生在水利部門工作，最低一級，八級工程師，科長。解放前，他隨集體加入了國民黨。解放後，交待清楚了，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皆平安度過。父親沉默寡言，但相信共產黨，積極要求進步，與地委農工部領導、黨員局長相處都不錯。1957年四五月間，他被安排進了地委黨校學習三個月。非黨員進黨校學習，那就意味着是發展對象，已經有了這樣的先例。離結業不到一個月，學習終止，學員返回原單位，參加反右鬥爭。不料，父親從一名准左派跌進右派隊伍。

父親既沒寫大字報，也沒參加鳴放，由於汛期防汛任務重，從黨校回來也沒參加“反右鬥爭”，就上圩區第一線去了。僅根據揭發出來的平時閒談的片言隻語，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降一級，成為九級工程師。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倡導的淮北水網化，破壞了淮河自然水系，加重了鹽鹼化程度，不可行。這就是父親的右派言論之一。曾的“壯舉”是1950年代中期的事，1960年代初已被鐵定為徹底失敗。曾霸王此時已經被撤職，發配西南局去了。

文革中，父親被批鬥過幾次，掛牌曬過太陽，沒吃什麼大苦頭，算是有驚無險。然而驚魂未定之際，批判他“老國民黨員、老右派”的大字報墨跡未乾，又出現一條大標語：“熱烈歡送革命幹部徐某某同志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

父親被下放農村。最高指示，幹部下放勞動，老弱病殘者除外，可父親當年已經58歲。

文革後期，我與本單位一位老幹部閒聊。談及父親1957年左右命運之轉換繫於一線，實在冤枉，且禍及我終生，這位老幹部說：“照你這麼說，你父親肯定是右派。那時安徽省委有規定，誰反對曾希聖的雙改——改水、改種，誰就是右派。沒商量。”

前幾年在網上讀到安徽作家茆家升先生的《幾份小右派檔案》一文，證實了這位老幹部的話。茆說：“當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中央劃右六條標準之外，另加兩條：一為反對所在單位黨委領導就是反黨，就是右派；二是反對農業三改就是右派。”

嗚呼，無可奈何矣！父親已於1998年去世，我能做的就是把茆家升先生的文章轉發給我的妹妹。

1960年10月，在大饑饉的關頭，我大學畢業，去了武漢，長航局電訊修理室。年21歲。

歲末，臨近子夜時分，我踱向武漢關，邁上江堤。始終喧鬧不休的武漢港候船室，此刻已安靜下來。沿江大道，既看不到車輛，也絕少行人。“惟見長江水，無語東流。”

武漢關渾厚的鐘聲敲響了，1961年來了。

1961年8月，突然把我調出武漢，調去九江，建築材料工業部九江玻璃纖維混凝土造船試驗工廠技工學校。我很高興離開武漢，來了10個月，沒有結識一個朋友。長航電信科一位副科長通知我一聲就完了，至多3分鐘，沒有說任何理由，我也不問。就這麼走了。似乎新天地里有什麼東西在等待着我。

到九江報到，我很正常，“船廠”的人卻覺得太不正常了，統統大吃一驚：船廠和學校已經下馬了，沒一個人上班，怎麼這個時候還有人調進來？

辦公室的人找來副校長還是副教導主任，三十多歲，人很和氣。他搖頭，什麼也不問，給我找個房間住下，搬來一張床，完了。房間在教學樓辦公室，套間，裡間住着大連海運學院船舶系畢業的兩位大學生。我住外間，沒有桌子，燈——有燈口，沒燈泡。

在九江兩個月沒開過一次會，沒上過一天班，等待命運的裁決。我已經明白，我是被清除出了機要部門，調到一個行將煙消雲散的單位。畢業才十個月，還沒有轉正即調動工作，似乎是違反人事管理規定的。如此迫不及待將我趕出電訊部門，必定有什麼我不知曉的原因。我的畢業鑑定儘管不那麼令人放心，總算還好，也沒給我什麼處分。那麼，唯一的解釋，我想可能就是因為父親是右派了。

文革期間，一打三反，辦了我的學習班。業餘學習，不關押，不武鬥，照常上班，行動自由。一天，黨委辦公室一位幹部，不是辦班成員，平時跟我關係不錯，找到我，很關切地悄悄告訴我：“你沒多大問題，就是給你的大學畢業鑑定——‘屬右派性質，寬大處理，控制使用’，沒別的什麼事。這個問題你不要辯解、交待，等他們拋檔案好了！”

去交心運動已十二年了，我執意忘卻，也幾乎忘卻了，然而檔案里清清楚楚，不容忘卻。果然，單位機關開了我的批判會（次於批鬥會）。一位工人發言說我崇拜南斯拉夫的鐵托，在56年大批修正主義的時候，“中午睡在床上，一口氣讀完了鐵托在普拉發表的演說”。他批判說：“你好個一口氣！愛是有階級性的，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對修正主義分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雖然黨辦那位幹部已打了招呼，我還是感到極度震驚。這位工人只有小學文化，他編造不出這條罪證。顯然是我日記里的話。十二年前交給了A同志，A同志摘錄，塞進了檔案。若不是這位工人此時揭發，我哪裡還記得日記里有這句話，哪裡還記得鐵托在普拉發表過演說，哪裡還知道南斯拉夫有普拉這個地方！

鐵托的演說公開在人民日報上，是配合學習編輯部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而發表的反面教材。鐵托演說了什麼，編輯部文章寫的什麼，如今早已忘得乾乾淨淨。

在那場批判會上，出乎意外，有人對我的檢查交待進行批判，說我繼續放毒。我在交待中說，感謝黨把我培養到大學畢業，還公費醫療沒讓我花一分錢治好了我的肺結核。現在一月工資50多元，我很滿足。這位批判者批判說：“你肺結核不好的話，就反黨？你50多塊錢滿足了，對黨就有感情，那我們大多數人三四十塊錢一個月就該死、就該反黨嗎？”

如今，我檔案中的“屬右派性質，寬大處理，控制使用”之類內容都被清理掉了。其實，不應該清理，應該公開。見不得人的不是我，而是我那另一類同胞。銷毀檔案不是在保護我，而是在保護那些嗜血的打手。因為那雖是我的號衣，卻更是我另一類同胞的確切罪證和不朽的功勞簿。應珍藏，警後世。

2009年4月26日，七十周歲時，我賦詩一首：

死灰復燃無有時，往事如煙鬢如絲。

身穿號衣走天下，手握毫管寫舊詩。

拿雲少年伊胡底，心思老壯嗟也遲。

右派教師歲月    顧延齡

現在教師的寒暑假自已可以自由支配，可在毛時代，教師被視為資產階知識分子，是改造的對象，假期里總是安排政治學習和體力勞動。右派教師更是如此，從1957年到1977年的20個暑假，我都在農村勞動，少則半月，多達一月。

1960年暑假，我跟隨高一某班去嵊州大王廟農場割早稻，種晚稻，時間一個月。我是“跟”學生勞動，而不是“帶”學生勞動。學生由班主任帶領，右派老師被置於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只能叫“跟”學生勞動。

一個月的勞動，每天起早摸黑，實在艱苦。最難忍受的是螞蝗叮咬。一下水田，它就不聲不響地叮在你的腳上吸血。吸得滾園，一拍打就迅速掉到田裡。如果剛剛叮上，要想把它拿掉還真不容易，它死死叮在你的腳上拉不動。一雙腳整天浸泡在摻有豬牛糞的水田裡，被螞蝗叮過的瘡疤癢得不得了，一抓就爛，苦不堪言。夜裡幾十個人擠在一間大倉庫里，學生似乎不怕蚊子叮，汗流夾背也照樣呼嚕大睡。我就沒這福氣。腰酸腿軟，渾身散了架，加上蚊子似乎又特別喜歡我，老在耳邊嗡嗡叫，即使點了數支蚊香(蚊香約一米多長，由鋸木粉拌雄黃塞進直徑約1.5厘米的紙圈裡壓扁而成)也不起作用，所以兩手抓個不停。螞蝗叮過的紅疤被抓破，潰爛的雙腳更爛了。實在太睏了，才不知酸軟疼痛，忘卻一切悲傷，深睡幾個小時。睡夢中還惡夢、冷汗不止，實際上已經感染了肺結核病，但我渾然不知。每日下午，自感乏力，面頰潮紅有微熱，這是肺結核發病的徵兆。每天下工，腰直不起，腿提不動，肚子老有飢餓感。我必須打起精神去食堂吃飯，真的讓我吃又吃不多，咽不下，飯量明顯比學生少。

一個月的農忙勞動，飯基本能吃飽，不要糧票，下飯菜一般多是青萊、芋艿、羅卜、鹹菜等大鍋萊。好不容易熬到最後一天勞動結束，同學們都興高采烈地說晚上會餐，有肉吃了，健康狀況極差又擔心患上了肺病的我更盼望有一頓肉吃。

會餐前，一位學生幹部對我說：“今夜會餐你自己到農場員工食堂買飯吃！”我頓時驚呆了！勞動了一個月，最後連會餐的資格也被剝奪了！

一瞬間，我全身的血沸騰了！就算是勞改犯，烈日下一個月田間勞動下來，給一塊肉吃也不為過。就算右派是敵人，我總還在講台上上課，難道與學生會一次餐就混淆敵我了？恥辱！羞辱！這是對我人格的歧視和侮辱！這件事永遠留在我記憶中，一輩子忘不了。

那天最後的晚餐，在農場的食堂里，農場幹部、員工、學生、老師吆三喝四，杯盤狼藉，唯我一人從食堂窗口買了三分錢一碗的煮茄子，拿了一小缽頭蒸飯，站在食堂的角落裡，默默地吃。在他們眼裡，我仿佛不存在。我知道這是對右派的懲罰。我教書，雙倍的工作量，卻只給我一半工資。我勞動，一月才吃上一次的肉，卻不許我吃。原來我是一頭牛，只配吃草，乾重活！牛幹活雖重，還有主人愛惜它。我幹了兩個人的活，甚至超過兩個，有誰憐惜我呢？

大王廟農場勞動結束時，離開學還有近十天。我顧不得疲勞，顧不得囊中羞澀，立即趕回南通老家，看望父母弟妹。我雖懷疑生了肺結核，可為了不使家人擔心，我一直沒有告訴家人。母親看見我那又黑又爛的雙腳，心裡止不住的哀嘆傷心。我寬慰母親說：“在家休息幾天，很快會好的。” 

一轉眼秋收到了，學校組織全校教師去嵊州中愛公社上楊大隊收割晚稻。三人一組，與我同組的是葉某和李某，每日割打一塊稻田。三人事先也沒分工，一直是他們兩位割稻，我一個人用腳踏打稻機打稻。那打稻機用力小一點滾筒就不轉。儘管葉李兩位割稻速度不快，我一人既要接兩個稻把，然後緊握稻把在滾筒上翻動，同時又要用力踏踏板，一天下來，腰酸背痛，手腳發軟。

農忙結束，回校開總結大會，學校書記兼校長諸丹忱熱情讚揚了老師們積極投入秋收勞動。突然，他板起面孔，話題一轉，開始訓斥我：“顧延齡這次勞動不認真改造，出勤不出力，懶洋洋，稻穀打得不乾淨，沒有做到顆粒還家。”我一個人踏，葉李兩個人割，等於是一人幹了兩人的活，最後還是落了個出勤不出力！我始終是學校的反面教材，隨時拉我做靶子，殺雞給猴看。

我的精神徹底崩潰了！我的肺結核病被確診。醫生說應當休息兩三個月。我不敢，我不能丟掉“教書”這個飯碗，照樣每周上24節課，也不敢告訴任何人。無論精神多差，沒有請過一天病假。萬幸的是，我從沒有掛過鹽水，只自費買了四瓶雷米封，肺病卻奇蹟般地鈣化了。直到70年代末，我40多歲了，有了公費醫療，也沒有掛過鹽水。90年代初快退休時，我才生平第一次掛鹽水。

從1958年開始，為了貫徹“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學校除了春季採茶，夏天割稻種田，秋季割晚稻停課下鄉勞動外，還決定在郊區方田山開墾荒地（60多畝）。方田山原本長滿小松樹，為了種糧，毀林開荒。各班輪流去開荒，每星期勞動半天。

那時我任高二四個班和初二四個班的數學，每周24節課。下鄉勞動，我要跟高二學生；半天的開荒，我要跟初二學生。

開荒出發的路上，我拿一把鋤頭，低着頭悶聲不響地跟在學生隊伍後面。許多老師不敢同我接觸，怕被指控立場不穩，與右派分子劃不清界線，引火燒身。所以我從不與帶隊的班主任講話。

我的這群初二學生，天真，好問，好奇。他們不了解人世間的冷暖，不從階級鬥爭的角度看人。他們判斷一個老師好不好，是以你上的課學生能不能聽懂，對同學是否一視同仁為標準的。

勞動時，一些男同學喜歡到我旁邊來，七嘴八舌對我講一些他們感興趣的事。我幾乎不插嘴，不發表看法，只在他們問我時才應答一下。小孩子勞動很賣力，但也難以持久，經常盼着休息時間到或收工回家。他們問我：“顧老師，現在幾點了？”我說：“我沒有手錶。”起初他們難以理解，老師怎麼會沒有手錶？後來他們改問：“顧老師，現在大概幾點了？”我根據太陽光線的位置，根據勞動量的多少，估算出大約幾點幾分。學生不信，就去找班主任問。一對，基本準確。學生驚奇、開心，奔走相告，一下子我成了學生心目中的能人。從此，他們有事無事更喜歡到我旁邊來。

對教師來說，手錶是必需品。當時一塊普通手錶人民幣100元左右，相當於一個教師兩個月的工資。我這個右派老師每月只有25元生活費，給父母10元，自己剩下15元維持最低的基本生活。平時就是1分錢一顆的水果糖，我也不敢去買。沒有手錶，給工作帶來諸多不便。一堂課45分鐘，我只能憑感覺，憑教課內容，估計還有多少時間下課。我從不拖堂，又能完成教學任務，這也是學生佩服我的地方之一。

我1957年大學畢業，到 1964年底才窮盡積蓄，花91元買了一塊蘇聯寶石牌手錶。這塊手錶是我家產中最值錢的東西，是我的寶貝。如今這塊笨重的寶石牌手錶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躺在抽屜里，小偷也不看好它。

四十多年後，嵊州一中退休老師倪和欽先生對我講：“當年我們學生稱你顧老師為三個25，即年齡25，工資25，上課25（實為24節課／周）。”他又說：“我們這些初中學生對你很尊重，因為你課上得好。勞動、休息時喜歡到你旁邊，沒有手錶也能準確估算時間。學校領導得知你很受學生尊重，就召集班幹部教育我們，說對右派老師要提高警惕，保持距離。” 嵊州剡山小學退休老師馬木芳先生也曾對我說：“當年我們幾個同學非常喜歡與你接近，班團幹部就找與你親近的同學個別談話，要我們學生揭發顧延齡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可在那個年代，右派不配被尊重！學生尊重、喜歡右派老師就是錯誤，就要被找去談話，被要求與他們劃清界線，揭發右派反黨言論。毛澤東執政27年，為維護其專制極權統治，一天也沒有停止過人為的階級鬥爭。未成年的學生也隨時被灌輸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觀念，在孩子純潔的心田裡播種仇恨，製造恐怖。

1960年國慶節後，學校領導突然宣布停課，動員全校師生立即去北山採茶。茶葉是嵊縣的特產，茶農一般只採摘春茶和夏茶，很少有採摘秋茶的。大家心知肚明，肯定又是縣委哪個人頭腦發昏瞎指揮，可是全校照樣召開了批判“秋天無茶論”的大會。

出發那天清早，我隨高二丁班學生自背鋪蓋動身。步行六七十里，天快黑了，來到嵊縣與紹興交界的北山橫路坑。晚餐是毛筍鹹菜粥，第一次吃感覺還好。以後天天吃，肚子裡沒有一點油水，越吃越感到肚飢。

每天上下午，我跟隨十多個學生在茶山里轉來轉去。茶蓬光禿禿的，那有什麼茶葉！可是學校領導還要聽從上級指示批判“無茶論”，真是可悲。

採茶任務肯定是完成不了的。那怎麼辦？聰明的學生早就發現不遠處有一個試驗茶園，裡面一排排茶蓬，長得鬱鬱蔥蔥。似乎沒有看見管理員，學生們喜出望外，就大膽去偷摘。當時學生沒有也不會徵求我的意見。他們知道我是隨班監督勞動的右派教師，任何事都由他們自己作主，不會徵求我的意見。

學生嘻嘻嚷嚷進園不久，就聽見一聲吆喝：“誰叫你們來偷的？”學生們被趕到一旁，把我夾在當中。那位管理員大聲問：“誰是老師？”沒有人回應，我也悶聲不敢響。當時我年輕，衣着寒酸，個子不高，又不戴手錶，完全不像一個老師。管理員繼續問：“誰是老師？”這時有幾個學生都一本正經地回答：“我們這裡沒有老師。”那位管理員似乎不相信，他的目光掃到一位戴眼鏡、長得有模有樣的童姓同學，說：“你是老師？”瞬時引得同學們哈哈大笑。這位管理員無可奈何，偷茶事件因找不着老師，就這樣平息了。

我的母親    朱國琳

我的母親叫年靜甫，排行老二，姊妹三人，陝西漢中人，據說是年羹堯的後裔。母親和大姨上學時，大姨的老師是地下共產黨，把大姨及班上大部分學生偷偷帶去延安。大姨把在延安抗大的照片寄給還在上學的母親。她穿着灰軍裝，戴着灰軍帽，腰上扎着牛皮帶，皮帶上別着一把小手槍，很威風。母親把姐姐的照片給同學們炫耀，後來校方追查共產黨活動，才趕忙收起來。

母親長得很漂亮，後來和在中央軍校第一分校（漢中）當隊長的父親結了婚。據說母親很羨慕父親穿着馬刺走路的樣子，又說是母親在回家的路上被巡警刁難，恰巧父親路過，為母親解了危。 

解放後我一直沒再見到父親，也不知他在那，更不知他的死活。有時見母親偷偷包點莫合煙和褲衩之類的東西托人帶走，我就想父親大概沒死。

母親個子高，嘴長得比較大。每當坐在母親對面，望着她把一團十分粗糙的食物放進嘴巴的時候，我就想知道這些粗糙的東西在經過一個坐過飛機，穿過旗袍，做過太太，細皮嫩肉的母親的喉管時，母親的心理是怎樣的。

上小學時，我見別的孩子有鋼筆，就央求母親給我買一隻。母親一聲不吭，嘴抿得緊緊地，淚水從眼眶裡滾出來。我不懂事地繼續央求，鄰居阿姨一把把我拉開，對我說，傻孩子，你媽媽哪有錢呀。後來稍大一點，才知道母親整夜整夜偷着給人家做衣服，很少睡覺。做一條褲子才8毛錢。那個年代是絕對不允許做私活的，也不允許憑個人勞動掙錢糊口。可是,母親一個女人要養活五個孩子呀。現在想起來，當時的央求簡直就是一種罪過。

我家在草湖，位於疏勒、疏附和阿克陶三縣交界處，解放前叫馬家花園，原是一片長滿蘆葦、紅柳、駱駝刺等多種野生植物的原始荒原，東西長約二十公里，南北寬約十五公里。塔孜洪河和罕南里克河將草湖分割成三塊，分別是小草湖、大草湖和紅柳戈壁。民國初期，喀什提督馬福興在小草湖為他建造了一座花園式的豪華公館，占地百畝，當地人稱為馬家花園。1924年，新疆都督令馬紹武清除馬福興，馬家花園毀於戰火，成為一片廢墟。解放後，馬家花園成為兵團一個團場的駐地。

我上學的地方離家有七十多里，由於沒有交通工具，很難回一次家。每次回家都是約上幾個家住草湖的同學，星期六放學吃完晚飯後結伴往家走，雙腳在沒腳脖的塵土中移動着。沒有星光的夜晚，大家一邊走一邊唱歌，以消除心中對黑暗的恐懼，每次到家都是半夜了。現在想起來，也不知當時那麼艱難地回一次家是為了什麼，可能是為了看一下艱辛的母親，也許是為了回家能吃一頓飯。

六十年代，吃飯可能是最簡單、最重要的事情。家中沒有吃的，最好的食品是公家配給的一種叫代澱粉的東西。先把玉米芯碾成粉，然後將其發酵，然後再過濾、烘乾、碾成粉，是謂代澱粉。這種粉可以做成食品，可以吃，但不好吃。它是優點是可以飽肚子，缺點是吃完後肚子發脹，硬硬的，鼓鼓的，更要命的是大便十分困難。每次回家，母親總是讓我多吃幾個這種代澱粉饃饃。母親說我正在長身體，要多吃點，吃好點。其實我知道，即便是這種東西也是定量配給的，我吃了，母親就沒得吃的了。小時候不懂事，為了自己的嘴巴，而忘了生我養我的母親。現在長大了，是該自己掌自己的嘴巴。   

有一次回家是為了問如何在初中升高中的履歷表中填寫父親一欄的內容。母親坐在那一聲不吭，好像進入了深深的回憶，又好像什麼也沒想，一動不動。我央求母親說點什麼，結果她什麼也沒說。最後我憑記憶和想象，自作主張填寫了四個字——大官，壞人。

文化大革命中，母親吃盡了苦頭。在批鬥母親的風頭上，我回了一次家，為的是想告訴母親，我要結婚了。破爛小屋門口的爐灶被踢得稀爛，我以為母親搬家了。趴在門縫中往小屋裡望去，依稀可以看見床和被褥。我很慌，也很急，開始無目標地尋找母親。突然，我看見幾個人提着鞭子，趕着一長串“牛鬼蛇神”過來了。我從頭到尾仔細看去，發現走在最後面走不動的就是我那可愛又可憐的母親。一個拿鞭子的朝我母親屁股上踢了一腳，母親痛苦地朝前倒下。我沖了上去，可是一個人拉住了我。我回頭一看，並不認識他。等我轉過身時，那幾個拿鞭子的和那一串牛鬼蛇神全不見了。

天漸黑了，我敲了一個阿姨的門。她很害怕的樣子，說了聲不知道，就趕忙把門關死了。我又敲開一個叔叔的門，他也驚慌地說不知道，忙把門關死。

天黑得像一口鍋扣在大地上。我一個門一個門地敲，誰也不給開門。一個門內忽然伸出一隻手把我拽進了進去，像蚊子叫一樣說了聲“你媽在狗屋裡”，隨即把我推出門外。我沒有時間思考，飛一般地向狗屋衝去。狗屋原是一個養軍犬的地方。我一腳踢開狗屋門，十幾雙驚慌的眼睛望着我，小聲說：“你媽回去了。”我急忙跑回那破爛的小屋，一絲燈光從黑簾中透出。我輕輕地敲了一下門，母親驚慌地問是誰。當確信是自己的兒子時，她開門將我一把拉進去。母親告訴我，未成年的小妹已經藏起來了。幾年後一個阿姨告訴我，說這期間母親曾兩次觸電自殺未遂。

母親的後半生也有過幾次微笑。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家養了兩隻兔子，下了一窩小崽。小兔子長大一點時，母親決定殺一隻叫孩子們嘗點肉味。兩個弟弟負責這件令全家人喜出望外的事情。可是兩個弟弟不太積極，因為兔子主要是他倆拔草餵大的。為了全家人能吃上一次肉，他倆無可奈何地在兔子頭上敲了一下，把兔子敲死，然後掛在樹杈上開始剝皮。他們先把兔子嘴邊的皮割開，然後是頭，脖子，最後緊緊拉住兔子頭上的皮毛，使勁往下一拽，整個兔子皮就被脫下來了。就在弟弟把兔子皮從頭到尾往下拽的那一瞬間，母親笑了。這一瞬間，她似乎忘記了貧窮，忘記了煩惱，忘記了曾經受過的羞辱。我想母親的微笑起碼包含着兩個意思：一是自己的孩子今天有肉吃了；二是兩個小傢伙長大了，可以幹活了，不會餓死了。

我上初中時發表過一篇小散文。大妹妹在未成年時就下地幹活了，放暑假時我去大田看她，她正在摘瓜。兵團是條田化作業，大條田裡遍地都是瓜，摘下的瓜堆成小山，香氣四溢，蜜蜂飛舞。那天我吃了好多瓜，大開了瓜的眼界。回校後，瓜的香味依然包圍着我，於是在作文課上我寫了一篇名曰“瓜田小記”的散文。文章不長，但寫得很有生活氣息，老師叫我抄好送報社。文章發表後，草湖的好多人都看到了，他們向母親祝賀說：“老年，你兒子這麼小年紀就發表文章，將來不得了。”母親大概高興了好幾天。這是母親的第二次歡喜。

母親最後一次微笑是在病床上。經過長期批鬥，母親倒下了，任何鞭子也打不起來了，當時我在離家五百公里的農村接受再教育。再教育不是讓你讀研讀博，而是讓你天天干繁重的體力活，滾一身泥巴出一身臭汗，進行觸及靈魂的勞動改造。有一天，有人跑來說，草湖來電話了。我急忙跑到公社，把電話打到草湖總機。總機說，你們家已沒人了，都到毛拉醫院去了。我知道毛拉醫院就是師部醫院，離我這有八百公里。我馬不停蹄，坐汽車，坐拖拉機，坐馬車，再步行，心急如焚地趕到毛拉。母親己不省人事，弟妹們在床前一面呼喚一面哭泣。醫生把我叫出來說，你母親沒有幾天了，準備一下吧。我忍着塌天的悲痛，白天守在病床邊，等待奇蹟出現，晚上用縫紉機給母親做老衣。我雖然只跟母親學了一點縫紉技術，但我一定要“下定決心，排除萬難”，讓母親穿上兒子親手做的衣服，盡最後一絲孝道。

人急時總有急時的辦法。我們幾個孩子首先央求醫生給母親輸血，醫生說輸也沒用。我們一再央求，醫生最終答應試試。化驗結果，我和二弟的血型與母親的一樣，都是B型，於是當場各抽了500CC給母親輸進去。第二天奇蹟出現了，母親睜開眼睛了，看見了自己的骨肉。我和二弟又各抽500CC給母親輸上，更大的奇蹟出現了，母親坐起來了，微笑地望着五個孩子。這是母親最後的笑容，這個笑容太美了，太珍貴了。這是戰勝死亡後的微笑，我留下了母親這個最後的微笑，這是母親活在人世間的最後一張照片。

作假證    衛普安

1969年春天，由於戰備的需要，要把我們鎮裡通往縣城的沙石公路修成一條柏油路。為處理路兩邊合抱粗的垂柳，公社革委會請來縣木材公司的晁中哲給古樹作價。晁三十來歲，一米八幾的個頭，與我姑夫是同事。前幾年他在我們鎮上工作時，經常來我們家。忙完作價工作，天晚了，還起了風，晁中哲就沒趕回縣裡，在我家住了一夜。

中秋節後的一天，我正與社員一起幹活，隊裡的民兵排長突然找到我，神神密密地告訴我，縣裡來倆人，現在我家，找我調查個情況，還要我小心點兒。那年頭搞外調的特別多，一般都沒好事。我心裡敲起小鼓，趕緊往家跑。

一進門看見院子裡站着兩個人。一個穿便服，白白淨淨的，手裡提着個黑色塑料公幹提包，上面印着“臨猗縣公安局”一行白字。另一個瘦高瘦高，二十幾歲，比我大不了多少，穿着一身深藍色制服，戴着大蓋帽。兩人都挺嚴肅。見我就問：“你是衛普安吧，我們是縣公安局的，今天找你了解個情況。”“是，我是衛普安，那咱們屋裡說吧。”進了屋，大蓋帽說：“咱們先學習一段毛主席語錄，我再給你交代一下政策。毛主席說：‘在階級社會中……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我們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們這次來主要是落實晁中哲給公路估樹價時在你家收聽敵台的事。你別着急，好好回憶一下，他在你家共收過幾次敵台，收的什麼內容。”“收聽敵台？”我一聽，馬上頭就大了。這幾年經常在縣革委會發的布告上看到收聽敵台的人，名子上不是劃紅叉，就是判無期。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可這是哪有的事呀！連忙說“沒有，沒有”。大蓋帽又說：“你好好想一下。晁中哲收聽敵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他已經承認了，我們今天來就是落實一下。你不要包庇，要老實交代。”我說：“真的沒有，你們讓我交代什麼？”那個提包的說：“衛普安，你要想清楚！你們家是不是地主成分！”

一說到我們家的成分，頓時我就覺得自己矮了幾分。提包的又說：“在這兒問我估計你也不說，那咱們到大隊去。”到大隊就到大隊，沒影子的事，到哪兒都不能胡說。那時大隊叫革委會。到了革委會辦公室，大蓋帽突然從腰裡掏出一幅明晃晃的手銬，“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大聲呵斥道：“你不老實！告訴你，頑抗到底是沒有好下場的！晁中哲都承認啦，你還包庇他，包庇也是沒有好下場的！不說，今天就把你帶到公安局！”提包的那位說：“別急，我提示他一下，中哲是不是給你說林副主席是埋在毛主席身邊的一顆什麼？”我說：“是不是定時炸彈。”“對，對，就是這一句。他是不是說啦？”大蓋帽搶着問。我說：“沒說過，真的沒說過。”“什麼，什麼，沒說過，你剛才都承認啦，現在又說沒說過。你這個傢伙真不老實，看樣子今天不來點硬的，你就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的利害！帶走！”那個大蓋帽看來真是急瘋啦，拿起手銬又“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同時把桌子拍的砰砰響，氣急敗壞地向我吼叫。

“普安，我給你說，雖然你家是地主成分，但你還年輕，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應該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積極地揭發壞人壞事，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現在晁中哲已經被逮捕了，他都承認了在你這兒散布過反動言論，你還保他幹什麼？況且你能保住他嗎？只要把他給你說的那句話給我們寫出來，我們對你是不會追究的。你好好想想，我們等着你的回答。我想你不會讓我們今天給你帶上手銬，把你帶回公安局吧？也不會跟着晁中哲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惡毒攻擊林副主席，繼續與人民為敵吧？”提包的在開導我，卻每句話都暗藏殺機。

看樣子這兩個傢伙今天不在我身搞出點名堂是決不會放過我的。我頂不住了,說道：“好吧，我寫。”在公安局的稿紙上，我違心地寫道：晁中哲某年某月某日在公路上估樹價時，給我說林彪是埋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寫完我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他們看了看，從包里拿出一盒印泥，讓我蓋個手印。望着食指上鮮紅的印油，我眩暈了，我崩潰了，我知道我這手印蓋下去對中哲意味着什麼。中哲叔，小侄對不起您啦！我的手指無情地蓋了下去……  

第二天，村子裡流傳起我和縣裡一個反革命分子一起收聽敵台廣播的消息。晚飯後，掛在村中間那棵歪脖樹上的破鍾噹噹一陣亂響，人們三三兩兩提着小板凳，懶懶散散來到村里那間由破庫房改建的會議室里。昏黃的燈光下，幾十號人坐在一起。年老的男人抽着難聞的旱煙袋，閉着眼睛打瞌睡。勤快的女人就着燈光呲呲納着好像永遠也納不完的鞋底子。

今晚的社員大會，政治隊長親自掛帥。他先是神采飛揚地講了一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以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如何健康，接着話鋒一轉，義正詞嚴宣告：“最近，咱們生產隊發生了地富子弟收聽敵台，惡毒攻擊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事件。這就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這說明一小撮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總是夢想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我們廣大貧下中農必須時刻擦亮眼睛，粉碎他們的陰謀詭計。同時，我也警告你們這些人，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否則，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是饒不了你們的！”不知為什麼，他竟沒有點我的名子。點不點吧，屁大的村子，誰不知道誰，何況就我們幾個地富子弟。

一入臘月，大隊革委會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把我哥叫去了，原因是我們隊一個積極分子檢舉揭發說我哥和晁中哲在公路旁的一棵古樹下收聽敵台十多次。我哥為了減輕我的心理負擔，就把這件事攬到他自己身上，在學習班裡承認晁中哲給他說過那些話，與我無關。臘月二十八下午，我遠遠望見哥哥回來了，背着一個髒兮兮的鋪蓋卷，無精打采的。我快步迎上去，哥哥看見我，馬上打起精神，還咧嘴笑了笑說：“沒事，沒事，你放心，哥沒事。”望着瘦了一圈的哥哥，我的眼淚無聲地流了下來。還好，沒給哥哥戴什麼帽子。         

幾個月後的一天下午，一個手裡提着黑色塑料手提包的人徑直進了我家大門。這個人我認識，也是縣木材公司的，姓喬，前幾年也來過我家。喬叔告訴我，他這次來是要我把中哲的事再落實一下。一聽中哲的事，我委屈的眼淚馬上流出來了，把公安局那兩個人如何威逼我，我如何寫下了假證明，仔仔細細說了一遍。喬叔一聽，眼睛瞪的溜圓：“這娃你怎麼能這樣說哪？寫就寫啦，你現在還想翻，你翻得了嗎？中哲反對林副主席，他自己都認啦，公安局都定案啦。你現在這麼說，不怕公安局再尋你？你還不知道你家是個什麼成分啊？可不敢胡說！”又是一個把中哲往死里整的主。說啥呀！我牙一咬，腳一跺，唰唰幾筆寫好了證明，又啪的一聲蓋了一個鮮紅的指印。

又過一段日子，一天早上，我們幾個地富子弟，每人挑着一對臭哄哄的稀茅罐往地里送，出巷口迎面碰上兩個騎自行車的人。從穿着打扮上看，像是幹部，四個兜的中山裝乾乾淨淨，脖子上的風紀扣嚴嚴實實，自行車頭上掛着黑提包。看見我們就問：“這是南連村嗎？”我們說：“是啊，找誰。”“請問有個叫衛普安的嗎？我們找他落實個情況。”人家說話柔柔和和的，可一聽找我，我身子一軟，稀茅罐險些從肩上掉下來。我說：“我，我，我是衛普安，啥事？”我戰戰兢兢地問道。“能不能咱們到你家談談？”我只好把稀茅罐放在村口的水渠邊，在同伴們異樣的眼光中，領着他們到我家去。

兩人說他們是縣上落實政策辦公室的，問我是不是打過兩個證明材料，說晁中哲散布反動言論。我說是的，他確實在我這裡說過反動的話，你們也不要再問了，這次來是不是要我再寫個證明，好，我馬上給你們寫。經過上兩次作假見證，現在我已是心如鐵，膽似鋼了。反正說啥都是白搭，乾脆你要我說啥我就說啥，大不了把我也逮去。“你弄錯啦，”那兩個人不緊不慢地說：“我們是不放過一個壞人，但也決不能冤枉一個好人。晁中哲是反對林彪的，反得對，林彪確實是毛主席身邊的一顆定時炸彈。這不，自行爆炸了，證明中哲同志很早就看出了這一點。對這樣的革命同志，我們一定要給予平反昭雪。”“什麼，什麼？”我的眼睛瞪得溜圓，頭一下子暈了，腦子一片空白，只看見那兩人的嘴巴一張一合說着什麼。接下來我說了些什麼，幹了些什麼，已全然不知道了，只記得我又給他們蓋了個紅紅的手印，是哆哆嗦嗦蓋下去的……

    從1969年至今（2008年），近40年了，一直再沒見過中哲叔，

是我羞於見到他。這件荒唐事幾十年來我從未向人啟齒，一直深埋

心中，每想起就深感不安。聽說中哲叔幾年前已作古，我良心的譴

責更重了，總想把此事告知世人，可幾次提筆都未能成文。春節前，

我腳骨骨折，女婿見我無聊，送我一台電腦。我不會用，承蒙朋友

多次指教，兒子兒媳一旁指導，敲打數日，終成此文，藉以告慰中

哲叔的在天之靈。

戀愛守則    李子軍

1972年，無休止的批判有了停息的間歇。疲憊的勞動，無聊的生活，惡劣的“食料”，吃不飽，精神的空虛，讓男女知青看不到盡頭。膽大的知青開始談戀愛，和地下工作者一樣，各種方式爭奇鬥豔。如今想來，仍讓人噴飯。我們班有個知青叫俞寶康，白白的，胖胖的，非常文靜，蘇州人，非常愛乾淨，白球鞋刷得乾乾淨淨。最近一段時間，每逢天黑，他就刷白球鞋，順手就把鞋放在門外的窗台上，然後，信步向連隊後面走去。我們這些馬大哈根本不在意這些小事。不料，有位有心的知青發現了其中的秘密。每當俞把白球鞋放在窗台上不久，就有一位女知青也向連隊後邊走去。他向我們公布了他的發現，我們立時來了勁。跟蹤的結果，正是這樣。怎麼辦？第一個辦法是偷偷拿走白球鞋。俞寶康一走，我們立即替他把白球鞋收起來。那位女知青走到我們宿舍附近，一看沒有白球鞋，很快就回去了。不一會兒，俞寶康就怏怏地回來了。初戰告捷，我們高興地不敢大笑，只能捂着肚子捂着嘴偷笑。

後來，俞寶康放掃帚，我們收掃帚，放什麼收什麼。他恨死我們這些促狹鬼，但又毫無辦法。後來，他改成唱歌，唱樣板戲之類，這樣我們倒毫無辦法了。看着俞寶康天天容光煥發，我們這些癩蛤蟆心裡酸溜溜的，總想給他製造難題，破壞他的心情。這大概就是人類的陰暗心理吧。有一天晚上，俞寶康又出去了，黔驢技窮的我們只好躺在床上胡思亂想。不知是誰說了一句，告訴連長去。於是，我們班最小的知青（15歲），自告奮勇跑到了連部。連長毛連元正在喝酒，滿臉通紅，醉醺醺的。一聽報告，立即摸了一把鐵鍬，嘴裡一邊大罵，一邊喊着“抓流氓！”向連隊後面衝去。我們班的幾個知青跟在後面助威，只見前方兩個白影倏地突然分開，然後向兩個方向跑去。由於連長醉得打晃，我們又不是真的想抓俞寶康，所以無功而返。整個連隊轟動了，笑的，罵的，一晚上沒安靜。

沒幾天連里出台了一部談戀愛的規定，由於時間久遠，細節記不清了，但大致內容如下：1.男女知青談戀愛必須年滿25/23周歲。2.談戀愛必須向連部匯報，經同意後方可，不然以流氓論處。3.談戀愛的時間，規定每晚7:00—9:00，其餘時間不許談。4.談戀愛的地點在連部辦公室門前的窗戶下，其他地點不行。5.連部提供條凳，用後歸還，損壞照價賠償。6.男女知青的正常接觸，需有男女知青排的排長在場。

父親的背影    梅桑榆

父親於1996年10月去世，至今已十載有餘。我這個以寫作為業的兒子，卻未寫過一行懷念他的文字。每當想起此事，便不免有些愧怍。

這些年來，父親的形象有時浮現於腦海，有時於夢中出現。特別是我1997年末初來北京那段時間，也許是父親辭世不久，也許是獨自初到異鄉，也許是我身上穿着他曾經穿過的棉襖，不由得賭物思人，我竟常常夢見父親。父親的神態和談笑，一如生時，並且都是患癌症之前的健康形象。在夢中，我與父親相伴，不再是一個獨闖異鄉的人。但夢醒時分，我卻獨自躺在床上，被無邊的黑暗包圍着。每當此時，心裡便會彌散出一種難言的淒涼，嘆息與父親陰暗兩隔，再無相聚之時，嘆息自己到了望五之年，仍要背井離鄉，為改變生活境況，為實現理想而拼搏。

父親早年投軍，在新四軍某部從事醫務工作。建國初期，曾在滁縣專員公署門診所和專區醫院任職。1952年被上級調到當時屬於滁縣專區的江浦縣（今南京市浦口區），任縣醫院院長。1958年，父親因響應號召，大鳴大放，針對某些地方幹部獨斷專行的工作作風，在會上提了一些意見，並說：“社會主義如果不民主，將來會開倒車的。”結果觸怒了領導，指使整材料的人將“如果”二字去掉，又捏造所謂“反黨言論”，對他進行誣陷，說他“瘋狂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結果父親因言獲罪，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被人押送回鄉。我曾經看過他的處理決定，那是一張油印着幾百字的16開紙，就是這張發黃的紙，決定了他後來的命運。

父親本可以在當地農場“勞動改造”，但他執意要求回家鄉務農，他認為家鄉人不會拿他當“敵人”看待。但家鄉豈是“桃花源”？他後來的遭遇證明，這只是幻想。那一年，我才7歲。父親離開江浦那天，母親帶着我為他送行。我已記不清把他送到了醫院門口還是車站，也記不清當時是春天還是秋天，我只記得父親用扁擔挑着行李，一頭是裝滿醫書的鐵皮箱，一頭是鋪蓋衣物，離我漸漸遠去。我對那隻鐵皮箱印象很深，因為後來家中用它盛米多年，而那些醫書，其中有些是我後來學醫時讀過的。在漫長的歲月中，我的想象又為這個背影添上了一些細節與背景，好像父親如農夫一樣卷着褲腳，又好像他離開江浦那天正是細雨濛濛。送行時的情景和一些細節，雖然被歲月所漫漶，但是，幾十年來，父親挑擔前行的背影卻始終讓我無法忘記。

直到父親去世後多年，我才和母親談起當年為父親送行的記憶。時隔幾十年，母親仍清楚地記得當年送別時的情形。她說，當時是秋天，我和你把你爸送到浦口上火車。你爸挑着擔子，被帶槍的人押着，走在前面，我們在後面跟着，一直送到車站的月台上。等到你爸上了火車，站在車門口與我們告別時，你揮着小手喊，爸爸，你什麼時候回來？當時你爸和我都流淚了。我聽母親這樣說，心中一陣酸楚。算起來，父親那時才33歲，按照現在對年齡段的劃分，仍屬青年，但他卻從此失去了做人的尊嚴，踏上了一條前景如同暗夜的人生歧路，再無回頭之日。在這條看不見盡頭的歧路上，他將任人侮辱，任人作踐，永世不得翻身。那是一種將入地獄之門的心情啊，我懵懂的問話，怎能不讓父母黯然落淚！

父親回鄉不久，母親便要求調動工作，帶着我和弟弟妹妹回到家鄉。父親因醫術精湛，當一段時間的農民後，便被公社安排在當地診所上班，月工資20元。後來父母又被調到總鋪區醫院工作。

大饑荒時期，醫院人滿為患，父親每天拖着浮腫的雙腿，堅持工作，並且經常步行幾里、十幾里出診看病。有時遇上重症患者，即便是雨雪天，也要出門。遇到糧罄灶冷的人家，連飯也吃不上，只能忍飢而歸。偶有大隊幹部家人患病，要他出診，倒是可以吃上一頓飽飯，但因父親是“階級敵人”，上不了桌子，人家只是給他幾塊餅，一碗菜，讓他蹲在廚房灶邊，一飽飢腸。父親捨不得吃完那些餅，總是剩下一兩塊，帶回讓我們分享口福。

文革開始後，父親成了革命群眾、造反派批判鬥爭的靶子。他每天早晨掛着“極右分子”的牌子，和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一起，站在街頭“亮相”，跪下向毛主席請罪。一次又一次掛着牌子，或是戴着高帽遊街，被反反覆覆地批鬥。一次又一次被侮辱、遭毒打，並且曾被關進群專指揮部的囚室里，每天被棍子隊押着和難友們一起勞動。後來又被醫院革委會勒令停止工作，停發工資，不得不再次返回黃泥鋪老家，在大隊合作醫療診所工作。災難與打擊，如影隨形，一直伴隨着父親，直到文革結束。

父親是樂觀堅強的人。在被群專關押期間，他開導那些因被侮辱、批鬥、打罵折磨而陷入絕望的人，為他們唱語錄歌“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唱樣板戲《紅燈記》中的“臨行喝媽一碗酒”等唱段，用領袖語錄鼓勵他們：“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看到光明，提高我們的勇氣。”看守被他的歌聲驚動，說他“變相反抗”，惡毒攻擊革命派，把他們比作日本鬼子鳩山，對他進行恫嚇與警告。但父親唱的是語錄歌和樣板戲，又不好扣什麼帽子，看守也只有吼叫幾聲了事。在他的安慰和鼓勵下，這些人精神振作起來，囚室里也有了笑聲。

父親是勤奮敬業、信奉人道主義的人。他早年只讀過幾年私塾，後來靠着刻苦學習，成為一名醫生。在江浦工作期間，又到南京進修，掌握了內外科、婦產科等醫療技術。做為一名鄉村醫生，正需要比較全面的醫術。他回鄉後，成為當地的名醫，求醫者甚眾，即使被“專政”期間，醫院其他醫生解決不了的疑難重症，仍要讓棍子隊隊員押着他前往診治。他對官員和百姓一視同仁，凡來求醫者皆認真治療，連迫害他的革命派或其家屬生了病，不得不找他診治時，父親也絲毫不帶個人怨恨。在他眼裡，這些人只是就醫的患者。這種胸襟與職業道德，令有些天良未泯的整人者懷慚，令旁觀者由衷地敬佩。父親在總鋪與黃泥鋪兩地工作20多年，救治病情危重的患者無數。直到今天，我回家鄉時，仍有一些人對我說，我父親當年救過他/她的命，他們至今仍對他心懷感激之情。

父親是正直善良的人。早年因言惹禍，使他遭受了多年非人的待遇，但性格並未因此有所改變。即使在尊嚴遭人任意踐踏的日子裡，他也從不向有權勢的人屈服。對於那些處境艱難，生活困窘的朋友，他均盡其所能予以幫助。他鄙視那些對上阿諛諂媚，對下傲氣十足，毫無信用，滿口假話的人，常教育我們兄妹做人要正直善良，待人要不卑不亢；名利皆身外之物，不要妄求，要得之不喜，失之不憂；公家的東西，即使扔掉、爛掉，也不要往家裡拿。

1979年，父親得以平反，與母親回南京工作。我因已參加工作數年，不能隨他們去南京，獨自一人留在鳳陽。兩年後，父親患了冠心病。在南京某醫院住院治療時，我從鳳陽趕去看他。當時父親的病情已比較穩定，剛輸完液，精神還好。我陪他吃了晚飯，離開醫院時，他堅持要把我送到醫院的大門外。我告別父親，走出幾十米後，情不自禁地回頭看了一眼，見父親竟面對醫院的大門，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急忙跑過去，見父親臉色蒼白。我一時有些慌亂，問他怎麼了。他向我擺了擺手，過了片刻，才淡淡一笑，說：“剛才心絞痛又發作了，我已含過了藥，現在沒事了。”我又把他送回病房，才離開醫院。

我在趕往五弟就讀的南京藥學院借宿時，眼前不時浮現父親站在醫院門前的背影。沿途的街景讓我浮想聯翩：我腳下的路，父親早年也許走過。他那時的身影和步態，不正和我現在一樣年輕嗎？而現在，父親已經老了。父親20多年前離開江浦時的模糊的背影，又重現於腦海。他離開江浦時還是青年，再回到這個地方時，已50多歲，離退休的年齡不遠。父親離開江浦時年輕的背影和現在病魔纏身已經年老的背影之間，是長達20多年的蒙冤受辱艱難曲折的人生歷程，父親精神和肉體遭受長期的折磨和摧殘，是不是患病的原因……

1994年，父親被查出患了胃癌，已是晚期。至1996年去世，做了三次大手術。兩年間所遭受的痛苦，非常人可以想象。

父親原名長發，參加新四軍後，部隊首長說此名俗氣，為他改名秀，後來他又自己改名雪樵。這本是一個寓意不俗的名字：一個孤獨的樵夫，挑着柴擔在崎嶇的山路上踏雪前行，以自己的艱辛，換得家人的溫飽，且為世人送去溫暖。這個名字，卻成了他人生旅途的象徵。

松北土改親歷記   馮志軒 　

一九四七年寒假，我們學生被編成小組，參加土改工作，給農村居民定階級成分。土改分為七個階段：土地調查、土地評級、評定階級成分、挖財寶、流血鬥爭、分浮財、分土地和發土地證。

第一階段是土地調查，分為三個步驟：丈量、畫圖、計算。東北地區的土地計量比較特殊：松花江北每畝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則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來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畝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剛好等於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畝，十五畝即一萬平方米為一頃。江北一畝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畝。丈量土地的工具“弓”，像個大圓規，約一米五高，兩腿間距五市尺。人握住弓的上端，用一腿觸地，另一腿往前翻倒，邊走邊丈量，很方便。我所在的工作隊，剛好負責我家所在的鄉。鄉政府設在寇家屯，管轄附近四屯。其中一個叫雙廟子屯，我家的五十多垧地就在這個屯。我要親自丈量並平分自家的土地給農民。

第二階段是土地評級。用弓丈量過的地塊，要畫出地塊圖，算出地塊畝數，然後由貧農團的人根據土壤狀況評出每塊地的等級，共分四個等級。這兩個階段的工作我做得很出色，農會的人對我極為滿意。幾個月後暴行來臨時，我既未受皮肉之苦，更沒有被打死。

第三階段的工作是劃定農戶的階級成分。由貧農團逐家評定階級成分，我做筆錄。我家依靠地租生活，被定為地主成分。 

第四階段是挖財寶。怎麼挖？先挖人——毒打地主和他們的子女，毒打子女時還要讓地主親眼目睹。然後是挖地——掘地五尺。毒打地主的方法是把他們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腳趾剛好觸地，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就像在跳芭蕾舞，晃來晃去。毒打其子女的方法是扒光衣服，把兩臂綁在扁擔上，用皮鞭猛抽。此法非常有效，絕大部分地主立即把藏財寶的地點招供了出來。第二天，民兵們威風凜凜地背着套筒子（舊步槍，俗稱燒火棍），跟着幾個農會積極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東西。聚斂的財物有衣服、被褥、首飾、家具等，一切雜物應有盡有，集中存放在農會的房間裡，由民兵看守。這些日用品和貴重物品當時叫浮財，所以也叫分浮財。簡言之，挖浮財的手段無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牆。

一天夜裡，我也和別的地主子弟一樣，雙臂被綁在扁擔上。但是，我受到了優待，因為我在土改工作隊中工作出色。他們把我拽入另一個房間，用皮帶往桌子上抽，叫我伴着皮帶聲高聲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供出財寶。噼啪噼啪抽打了一會兒，農會的頭兒說話了：“行啦！別打了。他家是在鎮上淨身出戶到這兒的，沒有什麼油水！”所謂淨身出戶，就是僅穿着當時的衣服被趕出家門，此後你的家就不是你的了。     

我家淨身出戶後，一家四口人棲身在富農金鳳鳴家的一個小棚子裡。金的妻子比我年長十幾歲，我叫她金三姐，是一位熱心腸的中年婦女。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樣，農會積極分子在金家開會（他家地方寬敞）。已經深夜了，金三姐輕輕地敲開我家屋門，沒頭沒腦、慌慌張張地悄聲告訴我媽說：“老姨，他們定下了！”“定下什麼啦？”我媽媽反問她。“他們開了半宿會，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銘和老姨夫打死！”寇在國民黨時期任過村長。

“啊？什麼？打死？”媽媽驚異得不知所措，聲音都變了。這時父親還響着鼾聲。事情過了五十八年，如今我已是七十四歲的人了，可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門，媽媽顫抖的聲音，父親的鼾聲，金三姐的傷感語氣，這一切相互交織，仍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記憶里。媽媽驚魂不定，我睡意全消。

金三姐說：“那個土改工作隊的隊長是縣裡派下來的，姓胡。他召集那幫人開會，說縣裡的什麼頭頭，叫樹吉（書記）的人說了，這回一定要把貧僱農鼓搗（鼓動）起來，每個村都搞到底，把漢奸地主打死兩三個，說要點着什麼几几豆正（階級鬥爭）的火。他說這幾個村子有六個漢奸和地主，得打死兩個，明天打死寇玉銘和馮天祿，一個漢奸，一個地主。趙二混子（僱農，有點文化）插話說不打死行不行，那個隊長急了，說這是縣裡樹吉（書記）定的。別的人就不再敢說什麼了。”金三姐的聲音裡帶着恐懼——通風報信也是大罪名啊！“快想想辦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躡手躡腳地走出了我們油燈也不敢點的小棚子。

我腦子一片空白，媽媽在抽泣，空氣凝固了。“媽，怎麼辦？我到鎮上去找滷水吧，免得硬是打死！”父親醒了。他聽了母親的訴說，足有五分鐘未說話，最後自信地說：“不會的，天底下哪會有這種事，把沒有罪的人隨便打死？”父親已經六十五歲了。“可是金三姐說他們定了。”我空白的腦海里突然冒出這句話。“定了什麼？”父親問。“說要把你打死。孩子說給你找滷水去。”母親邊說邊抽泣。“不用，不會有這種事。人命關天，共產黨也得講法律。”這句話猶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壓在我心底的鉛塊似乎輕一些了。儘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親說的“共產黨也得講法律”的邏輯，如何解釋幾個月前我們家的淨身出戶呢？

次日早上，我站在村中的大道邊往西望，見從寇家屯方向來了一輛小毛驢車。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趕快跑回家。不一會兒，兩個民兵進院了，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走吧，貧僱農要鬥爭你，快上車！”兩個民兵不由分說把我父親架上車。“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個民兵對我吼叫着。轉眼間我們被拉到了三華里外的鄉政府所在地寇家屯。屯東頭車道左邊五六米處，橫放着一具屍體，血肉模糊，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膚沒有了，像被剝去了一樣，斷了的肋骨杵在外面。一個蓬頭垢面的中年婦女和兩個女孩在撫屍大哭。如此血腥的場面我實在看不下去，扭過臉，望着右前方灰濛濛的天空，流下了眼淚，心像被刀扎一樣地難受……

“你看，把寇玉銘給蘸糖葫蘆啦！又紅又亮，挺好看的！”其中一個民兵輕鬆地說着俏皮話。面對如此悽愴血腥的場面，那個民兵竟能說出這句話，其反差之大令我永生難忘！野獸並不可怕，人獸才可怕！我預感到父親要被打死。進鄉政府大院往右拐，民兵拖着父親推着我進到內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記憶猶新：十幾個地主家屬被綁着站在炕上。這個房間只有南炕，地下寬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兩根粗繩子，地下留着一灘一灘血跡，角落裡粗韁繩、馬轡子、皮鞭橫七豎八地堆放着，已被血水染成紅色，抽打時粘下來的皮肉碎屑膩住它們的全部紋絡。一望即知，這是一個典型的殺人現場。一級政府辦公室同時就是殺人現場，歷史上可曾有這樣的先例？

進屋後我被推上炕。那些殺人的積極分子，眼睛充血，叫道：“快，快！吊起來！”顯然，他們要殺人了。他們把父親吊了起來。綁在炕上的所有地主家屬都把頭轉過去，低頭九十度以下。這時我聽到了像是粗繩頭抽打木板的聲音！父親的呻吟聲、叫聲，撕人心肺。僅僅半個多小時，他們就完成了殺人使命！消滅一個活生生的人原來如此簡單，和殺一隻雞一樣。接着就是暴屍田野。傍晚，媽媽找一個破櫃來收屍。我們給父親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來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膚全被抽飛了，像是裹着一層紅布。我坐在他屍體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遙望陰暗的天邊，欲哭無淚。

在松花江北的廣大地區，土改運動中的獸性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縣東部相鄰的幾個屯子，如東海豐屯盧家被打死兩個人，二站鎮尚家被打死一人，自殺一人，南小城子屯邢家被打死兩人，其中一人是用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連的家屬。不論用什麼方式把這些人弄死，不需要任何手續，只要土改工作隊長宣布一下樹吉（書記）講話就可以了。粗麻繩、皮帶、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兇器，子彈、刀斧、毒氣等殺人兇器相形見絀，前者更直接、更簡單，無需操作知識，且殺人的成本低廉。被打死的地主占多大比例？以寇家屯鄉為例，六個打死兩個，比例為三分之一。據專家估計，土改殺害了3-5百萬人。

小鎮裡的小工商業者也受到打擊。二站鎮一家賣日用雜品的小鋪子，掌柜的叫馬少波，挨了打，游了街，跳井自殺前，在井沿上留下幾十個煙蒂——他是多麼不願去死啊！其實他頂多算是一個小小業主，可那時候就成了鎮上的資本家、資產階級分子。二站鎮僅有的兩個小作坊，一個油坊、一個燒鍋（釀酒坊），停辦了。所有受打擊的家庭，他們的藏書，包括相當珍貴的木版線裝本，全被貧僱農當成捲菸紙了。我祖父的全部書籍，就這樣被燒掉。至於文化人，如教員和校長，凡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都在劫難逃，縣中學的兩屆校長都自殺了。

土改運動中流血鬥爭階段，還有一個花樣，叫串聯鬥爭。一個區的各個鄉之間相互交換着鬥爭地主，一個鄉的貧僱農可以到任何別的鄉去鬥爭那裡的地主。五十年前的北滿地區要比現在冷得多，剛進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皚皚了。一天早晨，農會幹部鍾義來敲門。“你今天到前邊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豐屯過來人說，他們今天來串聯鬥爭。”他一進屋門就對我說。看到我母親，他接着說：“大嬸也到村後黃大姨家去吧。”母親讓他坐下，他說有事要辦，轉身走了。“媽，您快走吧！”我催促母親快走，以躲過這場災難。母親走了，我隨後也出了家門，直奔屯子東南約二里地的土丘。這裡地勢較高，可以望到屯子裡的情況。

人喊馬嘶，一陣亂噪噪的聲音從屯子裡傳過來。我從高處望過去，只見有幾輛大車，一群一群的人亂嚷亂叫。事後聽說，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頓。這樣的串聯鬥爭以後還有兩次，我都在農會朋友的暗助下躲了過去。

血腥恐怖事件之後就進入了第六階段——分浮財。分浮財有個原則：不平均分。農會給貧僱農定了等級，給浮財定了價錢，每家貧僱農應該分到的錢數我也都計算出來了。瓜分勝利果實那一天，貧僱農早早來到鄉政府大院等着分東西。勝利果實擺得滿滿一大院子。一整天院子裡都是人聲鼎沸，笑語喧譁。

現在要進入第七階段——分土地了。政策是全行政鄉土地打亂平分。寇家屯鄉平均每人九畝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則是每人數量平均，質量不平均。所謂質量不平均，就是最窮的僱農要分給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窮的分給次等的，依此類推。地主、富農、上下中農當然是依次分給土壤不好的土地。

農會決定用三個晚上把土地分下去。頭一天晚上，依順序先由排在前面的僱農、最貧農、次貧農……來選最好的土地。每家選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村西頭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約還剩下十五畝左右，農會主席對我說：“把這一塊地留下，先不分了，再來人分別的地塊。”

我當然只能照辦。以後幾天輪到中農、富農、地主分土地了。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塊都是貧瘠的沙地。等到該我家分地時，農會主席說：“我們農會決定了，你家該分二十七畝九分地，村西頭的十五畝好地分給你，剩下的再分這邊的。”我當時年輕，不懂什麼，反正照做就是了。這樣，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幾乎和貧僱農分到的一樣。

土地分配完以後，最後一道程序就是發土地證。土地證上寫着姓名、地段、畝數、座落和四周鄰居。按照地圖上標註的長寬，到現場釘木樁子，是為地界樁。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松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基本結束。

土地改革還在進行的時候，另一個運動——擴兵支前運動，已經開始了。縣裡直接派出擴兵工作隊。他們先到寇家屯鄉政府，給鄉政府里的人講解擴兵的目標和做法，接着召開全鄉貧僱農大會，進行擴兵動員。

一九四八年春節剛去，上午十點左右，縣擴兵工作隊就到屯子裡來了。隊長看上去四十幾歲，講話直截了當：“現在人民解放戰爭形勢很緊，前線需要人。今天開會就是為了擴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勝仗。大家都來了，我先給你們講一講，為什麼要擴兵？道理講清楚了，咱們就報名。擴兵就是擴大部隊作戰的士兵。有了拿槍的兵，才能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共產黨來了，你們翻身得解放，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你們要用實際行動報答共產黨毛主席。”

農民們傻呆呆地聽着。“大家報名，快點！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擴兵工作隊隊長着急地催促着，詢問着，焦躁之情溢於言表。農民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會場出奇的靜，好像是一種交易談不成出現的尷尬場面。隊長臉上掠過一絲難堪的表情。農民分土地、分浮財時的那種近乎瘋狂的興奮情緒此刻不見了。

會場仍是鴉雀無聲，看來擴兵任務實在難以完成。隊長又喊叫起來：“我告訴你們，勝利果實你們已經拿到手了，要不要拿起槍來保衛這些勝利果實，你們自己想一想——國民黨來了你們怎麼辦？”接着他赤裸地威脅道：“你們分了人家財產，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們得了這麼大的好處，你們不去當兵？你們說，誰去！你們等着地主家的人回來反攻倒算殺你們嗎？！”

我離講話的人僅四米左右，只見他橫眉立目滿臉通紅，聲音有些顫抖。擴兵動員會已經開到過午了，鄉里的幹部直接點名道姓地動員。最後經過逐家訪問動員，全鄉共有七個人被擴兵。

運東的土改複查    碧薇萍

1947年8月1日是我的父親，一個有8年黨齡，年僅32歲的中共地下黨員的遇難日，至今已過去了整整62年。父親是被土匪的兒子，在土改複查鬥爭的群眾大會上，被拉上“望蔣竿”摔下後活活打死的。

民國初期，我的太爺靠走街串巷賣盆賣碗稍有積蓄，後又與人合夥做小生意，生活比一般人好一點。1939年夏天的一個夜晚，太爺被土匪綁架。爺爺和父親傾其所有，交了贖金，贖回的卻是太爺被肢解的屍體。據說太爺是見到熟人了，所以被殺害。後來土匪又到我家後院的郭家綁架，被村民捉獲。經拷打，土匪供出了他們在我們村的同夥（是兄弟二人，為土匪當“鈎子”通風報信，開門揖盜）。當時國民政府的部隊迫於日軍的進攻，已經撤退。家鄉處於無政府狀態，土匪如毛。為保衛家鄉，村村修土圍子，村與村之間挖半人深的交通壕，也成立不少打擊土匪的群眾自衛組織，白鳳儀的部隊（後被共產黨收編）即其中之一。我們村那兩個暗通土匪的兩兄弟被白部抓走。我父親當時24歲，年輕氣盛，為了給爺爺報仇，親手處死了其中一人。

鈎子兄弟，其中的老大有兩個老婆。這在我們村是獨一無二的，可見他們生活並不困難。8年後，1947年，他兒子竟成了搞土改運動的貧下中農。為了為他的土匪爹報仇，在群眾大會上打死了中共地下黨員——我的父親。據我母親回憶，當時他的老婆曾當街痛罵他：“你為你爹報仇，你爹是老缺（土匪），你不知道嗎？你把人家好人打死。”  

父親被害一個月後，母親才知道實情。在我們家鄉，像父親這樣的冤案並非個案。東阿縣委組織部當年落實政策的王某就曾經當面對我說過：“像你父親這樣土改複查鬥爭時被打死的人有的是。”

1996年我回山東老家，在東阿縣委組織部聽一位部長說，還有一位當時的縣長也是死於土改複查鬥爭。80年代，在拜會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時，老人家告訴我：運東地區（山東運河東岸）土改複查左傾嚴重，後聊城會議上有過處理，但對受害者卻不了了之。

我在黑龍江林業局上班時，認識一位原籍山東齊河的老鄉，姓張，曾任南瓮泉林場黨支部書記。張書記是軍轉幹部，曾隨解放大軍南下廣東。80年代我告訴他我父親的冤案時，他說他的父母也好險，差點兒被活埋。他的家鄉搞土改時，正趕上他回家探親，再晚回去幾分鐘，父母就沒命了。當時埋人的坑已經挖好了，他是軍人，才救了父母一命。

我們村除了父親遇難之外，還有一家六口死了三口。這一家有個十二三歲的孩子，記了一張他家被分物品的清單（所謂變天帳），被發現了。後來這個孩子連同他的父母都被打死。

我老伴的娘家被劃為富裕中農，她爺爺因不堪驚嚇，在囚禁地上吊自殺。她們村有一戶人家，男人僥倖逃跑，60多歲的女主人跳坑自殺，被撈上後又被活埋。其年輕的兒媳婦被拉上“望蔣竿”，被喝問要死要活？當時只能說要活。要活就必須聽話，放下來後乖乖地做了當時村幹部的老婆。

我老伴的姑姑老實憨厚，嫁給一個精明伶俐的青年，娘家給買了不少土地。小伙子因精明伶俐，又有土地，於是成為鬥爭對象，不僅丟了命，五臟六腑還被土改積極分子掏出來煎炒當了下酒菜。

更有甚者，一個叫關營的百戶小村，一個大坑活埋了48口人，有80多歲的老人，也有吃奶的孩子。其原因是一個被囚禁的人打死一個看守逃跑了，被抓回後，連同親屬，不管老人孩子，全被活埋。據說當時是夏天，一個月後，這個埋葬48口人的大墳竟長高了兩尺！第二年扒墳認屍體時，我老伴（當時5歲）去姥姥家正巧路過，被驚嚇得幾天不敢睡覺。

這就是我們家鄉運東地區的土改複查運動！

我的高中    丁曉宇

     讀完小學一年級要上二年級時，父親對我進行了一次全面測試，最後說：“看來丟不了啦，這學不用再上了，就跟我一塊放羊吧。”母親大吃一驚，問：“為什麼？孩子正當上學的年齡不讓上學，放羊？”父親答道：“能寫自己的名字，能認識地名和常用字就夠了。知識越多越苦惱，我不能讓孩子再有我這樣苦惱和不幸的人生了。”父親傷心而無奈，說話聲音都變了，有些顫抖，有些哭腔。我受驚不小。母親說：“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盡然。上學不上學應該取決於孩子的意願。這是他的權力，也是他的快樂所在。你說不是嗎？”媽媽已經哭了，滿臉的淚花，面對着我，很認真，但始終不正看我一眼，問：“珂兒，你喜歡上學不？還想上學嗎？”“想，

我喜歡上學！”就這樣我又回到了學校。

小學畢業正趕上實行聯中制，各大隊的十幾所中學全部撤銷，由公社辦三個聯中。五六個大隊的五六個中學合併為一個聯中，一半的孩子將因此上不了初中，我這個右派子女肯定在輟學之列。然而吉人天相，恰逢教育回潮，實行考試和推薦相結合，我考了個第一名，劉堂聯中和山白聯中均給我發了錄取通知書。我選擇了離外婆家較近（家裡常年缺糧吃不飽，可到外婆家蹭飯吃），且校長和副校長都是我母親的老部下的劉堂聯中，還當上了劉堂聯中一四班的班長。

上了一年半初中，反擊右傾翻案風起，父親再次受到批判暴打，臥床不起長達年余，母親近乎失明。家中沒有勞力，大隊書記、生產隊長不讓上學，我不得不輟學回家參加勞動。等父親能起床勞動時，我才重返學校。這已是一年之後了，聯中也解散了，只好回到剛恢復的大隊辦的初中，並退了一級。不料因禍得福，這一年多的農村勞動和退級，不僅強壯了我的身體，學會了犁地、耙地、耩地、揚場等技術農活，還趕上了本來不可能的上高中的機會。當時縣裡號召大辦教育，大隊也辦高中，我不費吹灰之力連考試都沒參加就直升到隊辦高中了。連教室都沒有換，我已成為高中生了。

1975-78年的密縣可以說是世界上高中教育最發達的地區，或者說其高中教育的格局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全縣人口近八十萬，分為十幾個公社，社社都辦高中，而且不止一所，通常是兩所，一所叫社辦普通高中，一所叫社辦農業高中，有的公社還有第二農中。公社下面的大隊還有隊辦高中，全縣近300個大隊，辦了近百所隊辦高中。

真要感謝這些社辦和隊辦高中了，如果沒有這種高中教育的大普及，像我這樣的黑五類子弟是讀不了高中的。那時父親竭力不讓我到公社高中去上學，理由就是，即便你過了高考分數線，可是作為右派子女，政審通不過，還是上不成，徒然蒙受心靈創傷。當時父親不支持我轉學到白寨高中（密縣第五中學），77年不讓我參加高考，都是出於這種考慮。

1977年高考成績揭曉後，我找到考題自考一下，信心大增，完全可以上本科。參加高考的決心已定，於是我果斷離開大隊高中，回家自學，對父親說：“如果沒有公社以上的高中可上，我寧肯在家自學，免得再在隊辦高中耽誤時間。”

1978年5月20號，經多方爭取，右派父親終於同意我離開西腰大隊高中，走後門去白寨高中讀完高中階段的最後三個月，然後參加1978年的高考。在離高考還有40多天的時候，全縣舉行了一次高考摸底統考，我僥倖取得全縣第一名，隨後被選拔到密縣教育局組織的密縣第一高中的40天高考強化班學習。這個強化班分為四個班，文科一個班，理科三個班，每班三十多人。老師是從全縣一百多所高中里選調出來的頂尖老師，學生則是從全縣近五千個應屆高中生里選來的尖子生，其中許多學生是77年11份高考達到錄取分數而未被錄取或被錄取但不滿意學校或專業的落榜生和擇校生。理科三個班的應屆生還多一些，約占三分之一，文科班只有兩個是應屆生（年齡最小的我和李志洲），其餘都是參加過77年高考的老大哥。

斗四伯    李佐廷

這是長春郊區西湖生產隊審訊鬥爭會的一幕。房梁上吊着一位白髮蒼蒼的七旬老人。兩個凶神惡煞般的群專隊長（姓齊和姓張）一個手操木棒，一個手握牛皮帶，邊審問邊抽打，不時傳來老者撕心裂肺的嚎叫。這吊着被抽打的老人，是本屯唯一的地主分子李景堂。他是我的同族堂伯，排行老四，稱他四伯。 

據說有的地方從地主家裡挖出了槍支，為了擴大戰果，號召各村各屯都要對地主家進行一次土改式的追繳槍支的鬥爭。解放前東北農村土匪多，一般地主家都有槍支。這次追繳槍支的土改式鬥爭，當然少不了四伯。姓齊的群專隊長開始審問。他衝着吊在梁上的四伯問：“吊着舒服嗎？”四伯不敢說不舒服，脫口說了句“舒服”。“看來你還沒吊夠，那就繼續吊。”張姓隊長裂嘴奸笑一聲。伯父意識到回答失誤，急忙改口說：“不舒服，確實不舒服！”“還想吊嗎？”齊群專問了一聲。“不想吊了。”“既然不想再吊，問你一個事能說實話嗎？”四伯父急切地說：“能！能！”

“解放前，你家養過槍嗎？”“養過。”“養過幾支？”“養過兩支。”“是什麼槍？”“三八大蓋。”“有匣子槍嗎？”當地人將手槍叫匣子槍。“沒有。”

張群專怒吼一聲：“你他媽的不老實，還得吊起來讓他清醒清醒。”話音剛落，兩個造反派迅速將四伯父重新吊起痛打。幾分鐘後又把他放下來。四伯父兩腿剛落地，齊群專走上前怒吼一聲：“匣子槍有幾支？”“真的一支也沒有。”“是不是還要吊起來再悠一悠。”“再吊起來，就是打死，我也拿不出匣子槍。”

“老東西，那兩支三八大蓋槍藏在哪裡？”“解放前就交給區工作隊了。”“誰能證明？”“當時給了一個字據。”“既然有字據，就交出來吧！”“字據放在夾襖的夾層里，被老嫂子洗衣服時洗碎了。”“你他媽的不老實，再給我吊起來再幫助幫助他。”

四伯又重新被吊起，一陣暴打。我實在忍不下去了，衝動地喊一聲：“我可以證明。”群眾隊長們以為我這個串聯大江南北的高中生見過世面，肯定能和地主分子劃清界線，揭其老底，就很客氣地叫我到前邊來。我走到會場中心。齊群專對我說：“你和他對質吧！”我說：“有一天我三伯母將一個洗碎的紙條拿給我看，問紙上字能看清嗎？我說只能看清一個槍字。三伯母嚇得哭了。這個字條真的洗壞了。”“你這個孝子賢孫，這哪裡是證明！是為地主分子開脫。”齊群專火了，衝着我嚎叫謾罵。

“我是協助群專隊把問題搞清楚，怎麼是為他開脫呢？”“你這是破壞文化大革命，保護地主分子過關。”“我只是說實話，沒有保護他過關的意思。”“李景堂是地主分子，是階級敵人，你恨不恨他？”“當然恨。”我不敢說不恨。“李佐廷你恨敵人，現在敵人就在你面前。他藏槍要變天，你給我狠狠教訓改造他一下。”齊群專邊說邊將一個手指粗的木條遞給我。“毛主席教導說要文斗，不要武鬥，我不能搞武鬥。”我不能打伯父，只好用毛主席語錄來拒絕。“李佐廷露出了本來面目，是地主的是孝子賢孫，今天來鬧會場，保護地主分子過關，向毛主席請罪！”齊群專一邊喊叫，一邊用力摁我的頭，讓我跪下。我掙扎着不肯下跪，張群專上來助陣，我無可奈何地跪下了。齊群專又摁我的頭，讓我向毛主席請罪。我又掙扎又喊叫：“我無罪。”這樣一來，激怒了兩個群專隊長，不容分說，對我劈頭蓋臉一頓打。為了不再吃眼前虧，我只好老老實實跪下，並自我安慰說：“我李佐廷給父老鄉親下跪，跪得着。”我老老實實的跪着，兩個群專隊長覺得制服了我，獲得到一種內心滿足，趾高氣揚。“李佐廷，今天就要你來幫助幫助這個地主分子，你能不能幫助。”齊群專向我下達打四伯的命令，我還是堅持“只能文斗，不能武鬥”。

為了繼續擴大戰果，決定將追繳槍的追查鬥爭會，改為對地主階級孝子賢孫李佐廷的批判會。群專隊帶着大家念語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然後高喊口號：“李佐廷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打倒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李佐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轉入批判我以後，四伯閒起來了，雖然也跪着，但總比吊着舒服。幾個人都衝着我批呀罵呀，再沒有人理會他。我引火燒身，遭受批判鬥爭，但四伯獲得了解脫，我心裡很痛快。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骨瘦如柴，用繩子吊在房梁上，還有群專頭目的毒打，再折騰幾個小時，不死也要脫層皮。過後，四伯及四伯的家人見我時說：“你救了四伯一條命，叫你受苦了。”

母親上官雲珠    韋  然

1969年1月初，從北京到山西插隊不到一個月，突然接到姐姐的來信，讓我馬上回上海一趟。這幾年一直災難不斷的家一定出了什麼大事，否則姐姐不會一反常態寫來這樣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樂學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學習聲樂，再有一年就可以畢業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數。姐姐在校園裡看到我，臉上的表情喜憂參半，拉着我匆匆來到暫時棲居的琴房，掩上門，抱住我就哭了。

建國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個家。一到四層樓道牆壁上全是媽媽的名字，橫七豎八，打滿紅叉。29室的房門，砸得像蜂窩，從上到下布滿了黑洞。半年內連續兩次大手術（乳腺切除術和腦手術）的媽媽，剛剛被醫生從死神手中搶回，腦子有病，正常思維還未恢復，就一瘸一拐地被他們趕出醫院。

那時候的母親，人是半傻的，沒有一點力氣，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電影廠上班。其實哪有什麼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報到，在這裡學習、勞動、寫交代、受批判。那時媽媽的身體，還遠沒有恢復到一般健康狀態，連日常家務都做不了，可電影廠卻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媽媽又一次被傳喚，兩個外調人員和廠里的造反派輪番逼問她，要她承認參加了特務組織，並利用毛主席接見她的時候搞陰謀。媽媽不承認，他們就打，脫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臉。媽媽回到“牛棚”時，臉被打腫，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滯，身體不停地顫抖。同被關在“牛棚”里的黃宗英阿姨和王丹鳳阿姨看她被打成這樣，馬上端來熱水，一邊安慰一邊關切地詢問。媽媽始終一句話都沒說，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當天晚上回到家裡，媽媽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但是還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寫的交代。她哪裡還拿得動筆，拿起筆來，又能寫什麼呢？她實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媽媽從四層樓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那一年媽媽48歲。

媽媽從樓上跳下，落在小菜場準備上市的菜筐里。當時還可以向圍上來的人們說出家裡的門牌號碼，等有人找來黃魚車把她送去醫院，已經沒救了。姐姐得到學校工宣隊的通知趕到醫院時，連骨灰也沒有見到。媽媽身後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學燕凱一手幫助料理的。燕凱高大英俊，我一直視他為姐夫。多虧有了他，支持姐姐度過媽媽過世後最艱難的一段時間。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個星期，一直是我們三個在一起，燕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隊農場的汽車後就回了山西，而燕凱則在媽媽死後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殺身亡，年僅24歲。我的叔叔程述銘是一位天文物理學家，為中國天文報時準確性躍居世界前列做出了傑出貢獻。1971年深秋，在上海天文台的隔離關押地，上吊自殺。那一年他 46歲。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運動，為了表明立場，曾主動提出和媽媽劃清界線，後來又搬到學校去住。可是在當時，血統論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個“三名三高”的媽媽，還有一個“賣國主義”的爸爸，無論主觀上怎樣努力，也是紅不起來的。我和姐姐同母異父。她的父親姚克，寫過電影《清宮秘史》，一度被批判為賣國主義影片。

媽媽去世後，姐姐因為家裡的種種“問題”，學校遲遲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親友幫助下獲得浙江歌舞團的工作名額。為了儘快辦理手續，姐姐四處奔波。9月末一個細雨緋緋的下午，姐姐被一輛大卡車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剛剛過完31歲生日。幾天前我倆還相約，要患難與共，相依為命，可她突然就這麼走了。

建國後的宋慶齡    何  方

1950年3月宋慶齡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入黨，52年10月再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入黨要求。毛對宋說：“你在政治上完全夠格，在革命戰爭的歲月，實際已是黨的優秀領導者之一。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們做不好，你做合適。我在黨內說了，黨的高級幹部還要向你學習，學習你的革命堅定性。對新中國革命的貢獻，你的作用比李濟深、沈老還要大，所以還是留在黨外好。”

1955年11月，宋給毛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

1957年宋又寫信給中共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從1958年起，宋推病拒絕參加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委派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去做工作，宋不得不繼續參加。

1959年4月，宋被推舉為國家副主席。她兩次推辭：“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掛個名做樣子，對國家不利。”宋任國家副主席，是劉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議的。政治局討論時，21人中18人贊成，3人反對者是毛澤東、林彪和康生。當時毛髮言說：“宋是我們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贊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

文革期間，宋先後給毛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對共產黨極度失望。67年8月，69 年11月，76 年6月，宋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在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都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道路的迷惘和苦悶。“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之間，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做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1970年3月，毛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他的話傳達給宋。他們傳話說：“主席很關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麼好，建議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說：“是否嫌我還在？我的一生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於是宋推病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

1980年11月，宋給中共中央寫了她一生中最後的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

也說侯振亞的兒子    心不易

世界真小，《黑五類憶舊》第一期的第三篇《侯振亞的兒子》中所記述的，是我在福建師大附中的同一屆同學。只是那位侯振亞的兒子，本是譚力夫一類盛氣凌人的太子黨，並非什麼真正的黑五類子弟。寫這篇文章的海寬先生，不知何人，當是我們附中當時念初一的一位校友。其文對侯氏頗多溢美之詞。其實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侯振亞的這位公子，名叫候漳林，當時念高三。我當時在附中的高二五班。我們這個班是市里“三二制高中”的試點班，所以我們的高二就相當於高三，與侯漳林算是同屆。當年的附中，有不少省委和省軍區的高乾子弟就讀。除侯漳林外，還有省委秘書長李敏唐的公子李平、李綱等多人。這些貴族子弟，平日裡自稱革干、革軍子弟，有十分濃厚的優越感，自以為高人一等。但他們讀書都不咋的，所以又覺得在附中沒有得到與他們的家世相當的尊敬。

文革初起，北京的宋要武們被毛接見，遠在福州附中的以侯漳林、李平、李綱為首的權貴子弟們也迅即響應，率先成立了福州第一支高乾子弟紅衛兵——東海前線紅衛兵（以福一中和附中的高乾子弟為首）。他們認為自已根正苗紅，革命、造反都是他們這些八旗子弟的專利。我們班上的林培高當時也申請加入，但因其父僅是省軍區的一名大尉軍官，不入八旗子弟們的法眼而被斷然拒絕。為了標榜他們血統高貴，是毛的正牌御林軍，侯漳林這夥人在附中大操場正式成立東海前線紅衛兵的時候，竟公然通過校廣播站殺氣騰騰地勒令全校師生要規規矩矩地呆在教室內，在成立儀式完成之前，不得踏出教室一步，也不准透過教室玻璃窗觀看他們的“成軍儀式”。李平、李綱等甚至大白天帶着美制卡賓槍在學校操場打靶，以顯示他們的威風。東海前線紅衛兵甫一出世，就有當年黑衫黨衝鋒隊那種暴力特徵和囂張氣焰，福州全城的打砸搶風隨之而起。東海前線紅衛兵成立不久，侯漳林又被錄取為空軍航校飛行員，全校師生歡送，正是烈火烹油，福州宋要武的氣焰一時達到頂點。

誰知好景不長，貓這回的革命，竟是要清算自己黨內的那些高幹。隨着侯振亞被歸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之列，侯漳林也從飛行學員被貶為空軍地勤人員。此案定性之後，侯漳林更被勒令退伍，退回原籍。這位純正高貴血統的紅五類，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戲劇性地完成了鳳凰變烏雞的全過程，被掃除到黑五類子弟之列。

還有更巧的。我的這位貴同學的妻子，即原文中反覆讚美的那位為了愛情，不惜千里迢迢以身相許，隨侯漳林到內蒙插隊的山東姑娘，文革後竟成了我的同事，使我對侯漳林其人其事又有了更多的了解。這位山東姑娘叫徐曉苹。74年鄧小平復出後，侯振亞的處境即大有改善。相應的，侯漳林也結束了插隊的苦日子，上調到閩北邵武的一家工廠。文革後，侯父的問題得到徹底平反，侯漳林也就更上層樓。當時省委組織部讓他自己挑一個最好的部門給予安置，他於是挑了省外貿（鞋帽公司）。

改革開放之初，許多高乾子弟都願到外貿部門工作，既有油水又能出國。此時徐曉苹也妻隨夫貴，被直接安排到省美展館做出納。又過了不到兩年，講文憑學歷之風開始興起，侯漳林被保送到廈大外貿大專班帶薪專修兩年。正當徐曉苹以為苦盡甘來、寒窯熬盡的時候，災禍也隨之降臨。侯漳林在廈大學習期間，與一位軍隊出身的女高乾子弟舊情復燃，逐漸嫌棄平民出身的徐曉苹與他門不當戶不對，終至畢業後拋妻棄子，另結新歡。徐受此刺激，後來信了法輪功，並成為我們單位和整個省直機關中的法輪功“死硬分子”。

曾家的寶珠    史  海

1958年炮擊金門時，她八歲，曾經參加慰問團到前沿炮兵陣地慰問演出，是全團年紀最小的演員。一首表現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渴望解放的歌曲，小小的她唱得聲情並茂，博得陣陣掌聲。那張演出照，被她視為自己的最高榮譽和驕傲，一直高高地掛在家中最顯眼的地方。她立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長大參軍親手把炮彈打到台灣，把五星紅旗插到寶島，讓水深火熱中的台灣人民，也過上我們這樣的天堂生活。

一次，教育局長到校視察，了解政治教育情況，在她班上出了兩道題：三面紅旗是什麼？周恩來在國家擔任什麼職務？班上大部分同學答“隊旗、團旗、黨旗”和“當很大很大的官”，只有她回答：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國務院總理。校長當場表揚她，並號召大家向她學習，從小關心政治，將來當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接班人。

然而在後來的拔白旗運動中，她的父親被查出臨解放時曾參加押送一批黃金到台灣。實際上他當時只是一名普通銀行職員，平時經常往返台海，那次台灣之行不過是執行公事而已。但政府不這樣認為，最後被定為為反動派賣力，與人民為敵，屬於歷史反革命。她的宏偉理想一下子變成了白日夢，連上台演出的資格也沒有了。她開始恨父親，是他毀了自己的光明前途。

文化大革命來了，或者說機會來了。她決心要和父親劃清界線，接受黨的考驗，做一個出污泥而不染的紅色接班人。破四舊了，她砸了家裡的一尊古董級的觀音菩薩，把母親脖子上的佛珠扯下扔到大街上。一天，她領着一批紅衛兵到家裡，先是衝着她父親集體高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語錄歌，接着高舉紅寶書喊當時流行的口號：“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滾蛋！”隨即她向前走了兩步，大聲喊着她父親的名字，頤指氣使地說：“從今天起，你要繼續把在舊社會做過的壞事，統統交待出來。不然我要和你這個國民黨殘渣餘孽脫離關係，劃清界線！”一向文弱的父親，短暫的驚愕過後，瘋了似的沖向前，一巴掌摑過去，伸手扒下她的紅衛兵袖章和軍帽。紅衛兵見狀，怒不可遏，衝上去把她父親架起來拉走，實施無產階級專政。批鬥會上，她當眾宣布與這個反革命的家庭決裂，“一顆紅心永向黨”，“永遠跟黨鬧革命”。

她父親經歷了那場女兒造反後，引發神經錯亂，常常滿口胡言亂語，嘮嘮叨叨地說些對“萬壽無疆”與“永遠健康”大不敬的話。每一句若要被人檢舉了，都可以“斬立決”。她母親成天生活在萬般驚恐中，感到身邊的丈夫就像一顆隨時要爆炸的炸彈。與其等待這樣的悲劇出現，不如自己痛快地走。想定後，她弄了一瓶農藥樂果，選擇一個深夜，與丈夫一起喝了。

兩年後她回來了，父母已離開人世，房子被貼上封條。生她養她的家沒有了，親友也不肯接納她，而她心目中追隨的無比神聖的“革命大家庭”也不知道在哪裡。這時她，第一批報名，決心到“廣闊天地”接受再教育。後來知青陸續返城，她自覺無顏見江東父老，嫁給了當地一個生產隊長的兒子。隊長的兒子滿腦子封建思想，把她當作洩慾和生育的工具，又擔心留不住她，平日對她嚴加看管，稍不順意便棍棒相加。萬念俱滅中，她用樂果把丈夫毒死，被判無期徒刑。服完十二年刑後，她被減刑回家。

她再一次舉目無親，走投無路。她父親在台灣的一位摯友找到她，幫她嫁給一個台灣鰥夫。到台灣後，這段婚姻沒維持多久，她便削髮為尼，遁入空門，終日奉香禮佛，了卻餘生。她叫曾寶珠。降生時，其父初為人父，視女兒為最可寶貴的掌上明珠，故取此名，以表達內心的喜悅，寄託長輩的希望。

地主婆劉大妮    張耀傑

地主婆劉大妮是我們村裡的第一美人。她比我奶奶小10多歲，比我母親大10多歲。劉大妮是個連自己的丈夫都沒有見過一面的老處女。她的丈夫姓蔡，是一戶小地主家的獨生子。白淨秀美的劉大妮取這麼個俗不可耐的土名字，就足以證明她並不是大富大貴的嬌小姐。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地主婆劉大妮總是那麼親切，那麼漂亮，那麼年輕，又那麼聖潔。

劉大妮的未婚夫姓蔡，起初在河南省城開封讀書，後來竟沒有音信了。在兒子沒有音信的情況下，蔡家徵得劉家的同意迎娶了劉大妮。代替兒子與新娘子拜堂成親的，是蔡家的小女兒。大嫂子與小姑子拜堂成婚，稱得上是百年不遇的稀罕事。老輩人經常談起，因此很自然地印在了我的記憶中。

到蔡家守了幾年活寡，劉大妮遇上土改。這個連丈夫都沒見過一面的已婚處女，不僅家產田地被充公，她自己也成了任人凌辱游斗的地主婆。不少翻身得解放的地痞光棍打過劉大妮的主意。有位好心人勸劉大妮放棄地主家庭，嫁給貧下中農，說是城裡一個妓女嫁給本村某光棍，不到一年就生下個白胖小子，鄰村地主家的小老婆改嫁給本村的另一個老光棍，現在也過起了幸福生活。劉大妮抄起棍子，把這位好心人趕了出去。此事傳揚出去，成就了一段貞女佳話。後來劉大妮從外鄉抱養了一個男孩兒，像模像樣地度起寡婦生涯。

抗美援朝時期，村里一輪又一輪強征公糧。年輕漂亮的已婚處女劉大妮，每一次都被拉出來挨第一刀。強征公糧動員會一般安排在晚上進行，從鄉里派來的荷槍實彈的公家人，總是先讓地主富農們帶頭上報要繳納公糧的數目。熱鬧一通之後，公家人劈頭斷喝：“劉大妮站起來！”劉大妮便只好應聲而起。“你家打算繳多少公糧？”劉大妮報上數目後，公家人大發雷霆：“把劉大妮綁起來押鄉里去！”於是人群中衝出兩個彪形大漢，把劉大妮五花大綁拉扯出去。接下來的強征公糧自然是一片踴躍。被綁出去的劉大妮其實並沒有被押送鄉里，而是走出村口便鬆綁回家去了。劉大妮被工作人員當作革命鬥爭的道具靶子玩弄一番之後，回到家裡補償和慰勞自己的唯一辦法，就是把平時捨不得吃的土油（棉籽油）拿出來炸油饃吃。

劉大妮留給我的最深印象是與炸油饃有關的游斗遊街。記得那是一個三伏天，我大抵在四五歲之間。我和小夥伴們在村子中央的學校操場旁邊，一邊觀賞紅衛兵大哥哥大姐姐們上體育課，一邊拿自製的玩具紅纓槍做着摹仿動作。突然間，一陣鑼鼓聲由遠處傳來。正在操練中的紅衛兵學生失去約束，一窩蜂沖向街頭，向着敲鑼打鼓的聲音迎了過去，嘴裡興奮地叫喊着：“看遊街了，看遊街了。”

我們幾個光屁股小孩從人縫裡鑽了進去。那天游斗的對象正是劉大妮。她身上穿的是已經被汗水浸透的大紅緞子的新棉襖和新棉褲，胸前掛的並不是黑牌子，而是一口油糊糊的大鐵鍋，五彩繽紛，汗流浹背，狼狽之狀可想而知。

抓人遊街的組織者，照例是村裡的支書、大隊長、民兵營長之類不用下地幹活就可以吃小灶的特殊材料，還有跟隨在他們身邊的骨幹民兵和積極分子。遊街隊伍停下來，先是村幹部帶頭高喊“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打倒劉少奇！”之類的革命口號，接着是一個姓姚的男人揭發一些我當時還不能夠完全明白的事情。多少年後我綜合各方面的信息並根據自己的理解，才算整理出了自己的思路。原來，前一天下午村子裡召開群眾大會，劉大妮與村裡的幾個地富反壞右分子，照例被五花大綁拉到主席台上跪了整整一個下午。晚上回到家裡，她照例拿出自己平時捨不得吃的土油炸油饃慰勞自己，被住在她家上房的姓姚的男人看在眼裡。

這姓姚的男人本是縣城中人，在戰爭年代立過功、負過傷。光榮復員後，在縣城裡當了一名小官。1958年大躍進時被他妻子的妹夫、村子裡的一名幹部請到村里，領導全村人進行向共產主義天堂大躍進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他利用控制集體食堂的權力欺男霸女，玩弄過一些稍有姿色的女人，卻從來沒有能夠把劉大妮搞到手。大躍進過去，這位姓姚的男人遭受毒打批鬥之後被撤了職，依然不肯放過劉大妮。這天晚上偏巧他的老婆孩子不在家，他便以不讓占便宜就要去告發相要挾，劉大妮卻像電影裡的革命英雄人物江姐、劉胡蘭那樣寧死不屈。姓姚的男人惱羞成怒，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大隊部告發劉大妮抗拒改造，同時卻隱瞞了自己的性侵犯企圖。

遇到這種與階級鬥爭有關的政治事件，村幹部自然是聞風而動。他們帶上幾個民兵衝到劉大妮家中，找到了她吃剩下的油饃和用來炸油饃的油鍋。姓姚的乾脆從劉大妮的衣櫃裡翻出珍藏在箱底的嫁衣——大紅緞子的棉襖和棉褲。一幫人極其野蠻地扒下劉大妮身上的單衣單褲，把棉襖棉褲裹在她的身上，再把黑糊糊的油鍋扣在她的肚皮上，一條繩子牽着上了街。

拉劉大妮遊街，在本村乃至附近各村，一直是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齣好戲。附近的幾個村里除了許多越窮越革命的老光棍之外，還有更多不大甘心地娶了丑婆娘的男人們。在他們心目中，這位任誰都搞不到手的老處女，無疑是公開發泄變態性慾的最佳對象。

時近中午，被人們推搡簇擁着往前走的劉大妮，渾身上下冒着熱氣。紅緞子棉襖的扣子早就被人扯開，兩個大白奶子上點綴着一顆顆混濁的汗珠。每當劉大妮支撐不住癱倒在地的時候，總會有幾個壯漢衝上來撕扯一番，捎帶着在她的細皮嫩肉和大白奶子上揉一下或捏一把。湊上來占便宜的，還有一些醜陋不堪的女人們。她們用鐵鍋上的油泥塗在劉大妮粉白透紅的臉蛋上。

劉大妮最後一次癱倒在街道中央時，任憑這些男女怎麼揉捏撕扯，怎麼喊口號吐唾沫，她都是瞪着雙眼不能動彈。一個與我一樣光屁股的小玩伴突然間亢奮起來，舉起小雞開始往劉大妮身上撒野尿尿，沒想到一泡小孩尿救下劉大妮一條性命，心滿意足的大人們喝一聲彩，轟然而散。

到我讀小學時，幾乎天天與劉大妮見面。我的身份是小學生，她的身份是專職打掃學校廁所的地主婆。當年農村人沒錢買衛生紙擦屁股，印着紅頭文件和偉大領袖頭像的報紙就是他們最好的手紙。有一個貧農出身卻又有些痴呆的紅衛兵學生，因擦屁股不知把領袖像折進去，領袖臉上被抹上屎。老師和同學們當即把他從廁所里拉出批鬥遊街。

對於我們這些學生娃來說，從作業本里撕扯下來的廢紙就是最好的手紙。遇到沒有作業本的時候，就只好從廁所牆壁上取下土塊和石塊蹭上幾下，或者沿着廁所牆壁的稜角從上到下蹭下去，這樣就無形中增加了劉大妮的工作量。每天上午，我都能在男廁所里看到劉大妮一絲不苟地打掃衛生的身影。我當時已經懂得男女有別、授受不親、大防大逆之類的聖人古訓，非常奇怪劉大妮何以面對我們拉屎撒尿而無動於衷？而我們自己又何以能夠在她面前拉屎撒尿而無所顧忌？

對於當年的我來說，答案自然是沒有的，有的只是對劉大妮一臉聖潔的痴迷和敬仰。比起把我連同六個同胞兄妹當豬崽子喝斥餵養的親生母親來，我總覺得劉大妮更加親切也更加聖潔一些，以至於幾天見不到她，心裡就會隱隱地產生一種失落感。直到近年讀到楊絳先生的自傳，我才恍然大悟：劉大妮正是一位與楊絳先生相仿佛的“靈動皎潔、清光照人”的偉大女性，一位在強制異化的殘酷和荒誕中，始終葆有意志的堅定和人性的輝煌的女神般的人物。楊絳先生所說出的，也許就是劉大妮想說而沒有說出或說不出來的心裡話：“可是我雖然每天胸前掛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眾憤怒而嚴厲的呵罵聲中，認真相信自己是虧負了人民、虧負了黨，但我覺得，即使那是事實，我還是問心無愧，因為——什麼理由就不必細訴了，我也懶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動’。”“我心想，你們能逼我‘遊街’卻並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說：‘我雖然遊街出醜，我仍然是個有體面的人！’”“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我還依然是故我。”

鄉村批鬥會    梅桑榆

農村文革起初的批鬥對象是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最常用的鬥爭方式是捆綁、吊打、罰跪。早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一些公社與大隊、生產隊幹部就用這些手段整治社員，農民對這一套熟悉得很。

捆人者抬起腳，從背後照被捆者的腿彎上狠踹一腿，被捆者當即被踹得跪倒在地。捆人者兩人用一根麻繩，從他的頸後勒過，再從其手臂下繞過來，在胳膊上迅速纏繞幾圈，然後將繩頭交叉一系，用膝蓋頂着被困者脊背，猛力繫緊繩索，被捆者的雙臂便被緊捆在背後。繩子繞得低於其肘部，且系得較松，被捆者尚能忍受，若繩子繞得高，再勒得緊，使其雙臂幾乎併攏在後背，被捆者就會痛得慘叫倒下。他一倒下，捆人者便狠踢他幾腳，說他裝佯，喝令他起來，或是抓着繩子將其提起。他一提繩子，被捆者又是一聲慘叫。被這樣捆過的人，鬆綁後胳膊要痛上好多天，連端飯碗都困難。（這種捆綁方式應屬中國人的獨家發明，文明國家裡似乎沒有——編者）

   批鬥時通常要罰跪。跪在地上還好，遇上心腸歹毒的造反派，還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有時，跪者的背後站着兩個漢子，用手揪着他的頭髮，令其把頭抬起，或是一隻腳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種名為夾棍的酷刑。

有時是吊着斗。農村房屋，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橫梁，此時這道橫梁便成為吊打人的設施。被批鬥者手腕被捆，繩子從橫梁上甩過來，由兩個漢子抓着，用力一拉，被批鬥者便雙腳懸空。有時是用細麻繩紮緊被批鬥者的兩個大拇指，吊於橫梁上，被吊者痛不欲生。還有一種吊法，稱之為坐飛機。人們通常認為坐飛機是把被批鬥者的兩臂用力向後抬起，令其低下頭去，呈飛機狀。季羨林先生的回憶錄中說，為了在挨批鬥時適應坐飛機的姿勢，且增強耐力，他曾在陽台上練習坐飛機，其姿勢就是這樣。鄉村的坐飛機更形象：用兩根繩把被批鬥者雙手分別捆起，再用一根繩將其雙腳捆上。捆手的繩甩過屋架下的橫梁，捆腳的繩從另一根屋頂橫木上穿過來；行刑者喊着號子，抓捆手繩的兩個人向兩個方向斜拉，抓捆腳繩的人向下直拉，被批鬥的人便兩臂展開，雙腳後翹，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飛行的飛機。

罰跪、吊起之外，還有毆打、侮辱，或拳打腳踢，或棍擊棒搗，或用鞋底扇耳光，或用繩子抽打，或往臉上吐唾沫濃痰……總之怎麼殘酷狠毒都不過分，打死人不償命。有的人別出心裁，將盛着屎尿的小桶掛在被批鬥者的脖子上，令其聞臭，光聞臭還不行，又往桶里扔石頭，濺得他滿臉屎尿。

四類分子批鬥過了開始批鬥幹部。除了捆吊、罰跪、打罵，又增加了掛牌子、戴高帽遊街游鄉等鬥爭手段。古代死刑犯被押赴刑場時，背後插着一個牌子，上書罪犯姓名，並打一紅叉。這一方法也被學用，不過，是直接將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領里。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爛，後腦勺頭皮被木牌磨破，睡覺時只能側着身。有的人用幾十斤重的鐵板，系上一根細鐵絲，掛在被批鬥者的脖子上。細鐵絲直勒進肉里，痛如刀割。沉重的鐵板，墜得直不起腰，不用按頭也得“低頭認罪”。還有的人令被批鬥者扛一根百餘斤重的大爐條，稍一晃動就要挨打。
    四類分子、社隊幹部被斗過了，運動正值高潮，於是革命造反派便另找批鬥對象，擴大戰果。於是一些發過幾句牢騷，說過一句錯話，幹過一件錯事，或平時有對頭的貧下中農，也遭殃了。    

一個時期，生產隊幾乎天天晚上開大會斗人。會場設在街邊，靠牆並排擺着兩張八仙桌，算是主席台。桌上放着兩盞桅燈。主席台後面坐着運動積極分子或造反派頭目。社員呈半月形在主席台前或站或坐。主持人宣布批鬥會開始，被批鬥的人便被押了上來。

社員蘆某，30來歲，平時愛胡扯。有一次在地里幹活，他與一個婦女開玩笑說：“我跟你講講話，心裡都快活。要是能摸你一把，心裡就像夏天吃了涼西瓜。”於是被拉到會場批鬥，罪狀是“一學《毛選》就打瞌睡，見到女人就來精神，大白天耍流氓，調戲侮辱婦女”。又有人說他侮辱貧下中農，因為那婦女是貧農成分。其實生產隊干農活時，男女在一起胡扯嬉鬧，婦女幾人聯手把男人的褲子扒掉乃是尋常事。蘆某不過是開開玩笑，當然不服，辯解道：“說我一學《毛選》就打瞌睡，這我承認，我聽不懂嘛。說我侮辱貧下中農，沒有道理，我家也是貧農成分！”批鬥者便斥他狡辯，說他是“貧下中農隊伍里的敗類”。蘆某臉上有麻子，批鬥者又叫他“撒泡尿照照鏡子”，說他“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後來造反派又畫了一些漫畫，貼在街邊牆上。漫畫上畫一人捧着毛著，做朗讀狀，蘆某則垂着頭打呼嚕，又畫他見了女人口水直淌，搞得蘆某沒臉見人。
    社員陳某子女多，生活困難，一個兒子又有慢性病，為生機所迫，販賣了幾趟雞鴨，掙了點錢，給兒子治病，於是被拉到會上批鬥，罪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搞投機倒把。陳某申辯說，他賣雞鴨不容易，天不亮就起身，半夜才能到家，一天要跑幾十里地，還要像做賊似的，偷偷摸摸，以防被人沒收。批鬥者說：“得了便宜還賣乖，要是人人都像你這樣，隊裡誰來搞生產？”陳某說：“我工分也沒少掙，不信你們看看我的工分本。”批鬥者又說他搞投機倒把玩命，干隊裡的活磨洋工。革委會成立後，陳某被戴上投機倒把分子的帽子，管制勞動。
    農村的造反派成員有的是好吃懶做的二流子（此類人被稱之為“高級社員”）。這些人多是干將、打手。有的是想藉此出風頭，鬧個幹部噹噹。有的是運動以前挨過幹部的整，運動一來藉機報復。有的與他人有矛盾，吃過別人的虧，藉機泄私憤。有的是宗族之間互斗多年，早有仇恨，借運動之機以報宿仇。總之，大多是懷着個人目的去整別人。有的人勢大，整了別人，沒人敢呲呲牙縫；有的人則剛整過別人，轉眼之間又被人整。

新加坡僑生洪氏兄弟    佚  名

1970年2月27日，槍聲響起，一個年輕的生命倒在廈門海灘上。他就是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廈門市革命委員會人保組判處死刑的新加坡歸國僑生洪滄海，死時21周歲。

洪滄海祖籍同安，生於新加坡，小學就讀於新加坡福建會館主辦的崇福小學，中學就讀於新加坡中正中學，是個生性活躍、追求進步的左派學生。祖父為了孫兒生命安全，便帶着他和哥哥洪滄江倆告別父母，離開新加坡，於1967年3月回到祖國，定居廈門。

回國後，哥兒倆雙雙進入集美中學，適逢停課鬧革命，無書可讀。洪滄海大失所望，加上根本不知國內政治鬥爭的深淺，由直抒已見批評文革，書寫日記直指偉大領袖獨裁，發展到書寫張貼反標，在觀看樣板戲的戲票上寫“表演得越出色，暴露得越徹底，江青有女皇夢”，對劉鄧的遭遇表示同情。

1968年11月，洪滄海因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忠孝里的家被抄。祖孫三人同日被抓，並株連房東夫婦一家被抓。兄弟倆進了電台山“鴿子龕”拘留所。二個多月後，兩人一道被押送回集美中學，參加現行反革命分子洪滄海的批鬥大會。這是兄弟倆的生離死別。最後一面，卻因不准交談，沒說一個字。隨後洪滄海被押往全市各個學校，輪流批鬥，全體學生必須參加。

1970 年開春，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打擊現行反革命活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進入高潮，洪滄海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同批共十二人。廈門工人文化宮廣場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全副武裝士兵押送，五花大綁，掛牌，姓名打上血紅叉。處決後棄屍海灘。已上山下鄉的哥哥洪滄江要求回廈收屍安葬，被拒絕。祖父一聽，暈死過去。姑婆（祖父的妹妹）從馬巷來廈門要求收屍，遭到呵斥。後屍體被醫院拉走，作人體解剖材料，直到無法使用後，運往殯葬處火化。三年後，作為無人認領骨灰被處置。

洪滄海死後數年，在新加坡的舅父從當地報紙的一則《昔日親共分子，終成共黨刀下鬼》的新聞中，才得知外甥洪滄海的死訊。十年後，洪案得到平反。1980年6月6日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稱：“洪滄海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對林彪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不滿，在書寫張貼散發的標語中為劉少奇同志遭誣陷鳴不平，斥責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是正確的。但也寫了錯誤的言辭，這屬於思想認識問題。原判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這是林彪四人幫顛倒敵我關系所致，確屬冤殺。”

所謂“但也寫了錯誤的言辭”，是指洪滄海不但“惡毒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甚至“矛頭直指”親手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領袖。

洪滄海被逮捕後，洪滄江在集美中學牛棚繼續關押審查，直到1969年8月獲釋。此時他身無分文，在學校人保組監督下，向二位親朋好友借了21 元錢。這張借條洪滄江四十年來一直珍藏着。 1969 年上山下鄉，每個下鄉青年都可以領到棉襖、蚊帳、解放鞋、手電之類的東西，居委會的治保主任卻對洪滄江說，他是被強制下鄉的，他弟弟是現行反革命，不能領取這些東西。沒人為他置辦任何行裝，沒人送別，洪滄江一無所有，一個人下到離公社三十幾里的偏遠山村。

1970年2月28日到公社趕集的洪滄江，在墟場發現了弟弟被廈門市革委會人保組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公告，當即來到公社要求請假回廈收屍，被一口回絕，理由是需要大隊同意請假的證明。他趕回大隊，得到的答覆是接公社人保組的通知，不能請假外出，必須參加大隊的地富反壞右學習班，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他對外的一切書信包括和遠在海外的父母的通信全部中斷。下鄉前市人保組曾警告他，不准將弟弟的情況告訴海外的親友。否則一經查出，按裡通外國論處。

1977年恢復高考。洪滄江參加高考，上了分數線，尤其是英語，更是出類拔萃，但因弟弟的關係，與上學無緣。1978年，下鄉十個年頭已經成家生子的洪滄江又一次參加了高考，成績仍是不錯。自己從小就會英語，充滿自信，報考了安徽外語學院和福建師大的英語系。高招辦的工作人員找他談話：因弟弟的原故，他無法就讀涉外專業，希望他能改一下專業。這是他最後一次的機會了。洪滄江不得不改專業，得以就讀廈門大學大專班讀財政專業。班上一個全程看了洪滄海公審處決的同學告訴洪滄海，弟弟在最後時刻拒絕下跪，共挨了五槍。

1980年6月6日，正在上課的洪滄江被叫到學校辦公室，和兩個穿藍制服的人（一個是省高院的，一個是市中院的）見面，宣布洪滄海平反，並將一份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交給他簽收。洪滄江鬱積了十年的淚掉下來了——人頭都落地了，還能死而復生嗎？

同時洪滄江被告知，作為受害者家屬，如有什麼需要和困難，可向法院提出。法院將在力所能及的權限範圍內，儘量協調有關部門予以解決。洪滄江提了三點：洪滄海被處決時，家屬要求收埋遺骸，被有關部門拒絕，以致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因而要求有關部門找出受害者的遺骸以帶回他的出生地入土為安；洪滄江受株連後被迫在農村結婚成家，要求家屬的戶口從農村遷到廈門市區；發還抄家時被抄走的物品，給予受害者家屬適當的經濟賠償。

三點要求的第二項得到了落實。有關洪滄海的遺骸，有關部門進行了追查，查到了江西。遺體被某醫院作為教學材料解剖使用後，運往火化，最後作為無人認領屍骨處置掉了，沒有下落。至於經濟賠償，法院的答覆是當時國家經濟條件無法承擔賠償問題，但法院可以給予人民幣500元的困難補助。洪滄江拒絕了。抄家時抄走的私人物品，包括兄弟倆各自從新加坡帶回來的自行車、照相機、收音機等等，已被全部折價賣出，無法查明購買人和去向，無法歸還。個人儲蓄存款已上繳國庫，法院同意申請無息歸還家屬。

1976 年，母親通過一位從新加坡回鄉探親的親戚，聯繫上了洪滄江，才得知洪滄海已被槍決的死訊。在出事後八年時間裡，洪滄江和新加坡的父母完全失去了聯繫，寄出的信沒有一封能收到。在此之前，洪滄江的舅舅從新加坡執政黨的刊物上得知洪滄海的不幸遭遇，卻因耽心他們父母無法接受而始終絕口不提。

洪滄海於1980年平反，兩年後祖父去世。1981 年，洪滄江大專畢業，分配到廈門鍛壓機床廠財務部門任職。1984年，洪滄海的父母從新加坡回國探親。1967 年一同回國的祖孫三人，只剩下洪滄江一人。與闊別多年的父母相見，三人相擁而泣。

按出身殺人    姚治邦

有一天我們長江工大宿舍區貼出一幅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橫批是“鬼見愁”，藉以辱罵我校招收了許多出身不好的學生。盛平章同學膽子比較大，寫了“妖風大有我們除，王八多靠我們抓”，橫批是“你們放心”，作為回敬。那時辯論會發言要先報出自己的出身，去醫院看病要先填寫家庭出身，到旅館住宿也要登記自己是什麼出身，真是出身壓死人。

朱增同學文革之初先後碰到兩件倒霉事。一件是她串聯到湖南大學，紅衛兵要她說出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性老實的朱增只能如實相告，後來被紅衛兵押回武漢。另一件是有一次吃中飯，她把一塊肥肉吐在地上，被一個來校串聯的紅衛兵發現。該紅衛兵逼着朱增把地上的肉撿起來吃下去，搞得她非常狼狽。後來食堂一位女師傅出來圓場說：“地上撿起來的肉，不衛生，我來把它洗一下，等下一頓熱一下，再由朱增同學吃掉。”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繼出現紅衛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報，公安部長謝富治竟然這樣指示公安幹警：“好人打壞人活該”，“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主動提供管片內黑五類分子的情況”。這意味着，公安部門不會追究紅衛兵造反派打死黑五類分子這樣的事。

當時傳來一個更為恐怖的消息，搞得我們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後，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對黑五類分子進行集體殺戮，宣布黑五類家庭成員要殺光斬絕，一個不留。從八月底開始，大興縣有十幾個公社大開殺戒，其中以大辛莊公社的殺人最瘋狂。這個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成為兇惡的殺人魔王，親自用鍘刀鍘殺了十六人，被他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快被塞滿了，他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大辛莊公社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一片葦塘里，後來乾脆用繩子套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的脖子上，連勒帶拖，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慘無人道的公社及大隊幹部，在幾天內先後殺害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戶被殺光。

1967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將鎮壓和專政的對象擴大到二十一種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刑滿留場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特分子、刑滿釋放人員、解除勞動教養人員、投機倒把分子、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屬。該規定要求，這些人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不許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許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

湖南省道縣縣委書記熊丙恩，以縣文革領導小組的名義召集各地區和各公社黨委負責人會議，提出將原來的貧下中農協會改為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公開宣稱：“地富反壞右以及二十一種人現在都活動起來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權猖狂進攻，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殺人的問題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農村殺人，只要貧下中農討論通過就可以了。”  

道縣各公社黨委、人民武裝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殺反革命分子天然合理的理論指導下，有組織有計劃地集體進行大殺戮。道縣的縣城和農村到處張貼着“斬盡殺絕黑五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標語，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從1967年8月中旬開始，歷時兩個月，全縣採用槍殺、棍打、刀殺、炸死、活埋、沉水、丟岩洞、繩勒、火燒、摔死等多種殘酷手段，活活殺死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4千多人，被迫自殺的300多人，涉及全縣36個公社、2700多戶。

聳人聽聞的濫殺無辜也遍在道縣所在零陵地區蔓延，全區籠罩在紅色恐怖之中。寧遠縣共殺掉黑五類分子一千多人，人數在全地區排名第二位。寧遠縣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要求將黑五類分子殺光殺絕，不留隱患，斬草除根。於是，幹部們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來，統統推入地窖活埋，成為零陵地區大隊一級的殺人冠軍。零陵地區其餘各縣市也殺了幾千人，被殺者的年齡，最大的有七十多歲，最小的僅十天，其中被殺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體殺害黑五類和無辜平民的腥風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華縣殺害了近九百人，江永縣先後殺了三百多人，雙牌縣殺害了三百多人，祁陽縣殺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幾天內殺掉一百六十餘人，南山縣殺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縣有十八個公社召開了萬人大會或殺人現場大會，四十天內先後殺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這股集體殺人風，很快就刮到鄰近的廣西全州縣。三江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在十月初召集的會議上煽動說：“湖南道縣的黑五類分子要暴動，群眾起來殺了一些黑五類分子，我縣斜水公社也在開始行動了。”他主張：“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斬草除根，黑五類的子女一個也不留下，否則是個禍根。” 從十月三日凌晨二時至下午三時，黃天輝帶着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來，押往黃瓜沖山上的萬丈無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就被殺氣騰騰的民兵推下無底洞。這場喪心病狂的行動，集體殺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慘的唐正伯一戶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殺的各一人。

廣西靈山縣竟然提出要建立一個“沒有地富階級的社會”，文革期間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占二千多人。該縣全家被殺絕的，粗略統計有五百多戶。看到這些信息和數字，任何一個善良的人，都會在心靈深處受到強烈的震撼，這真是一場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夢！其濫殺無辜的瘋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見，超過了當年的希特勒。

反革命輪姦犯    朱之泓

1967年冬天的一天，十幾個北京知青乘坐一輛大卡車前往同心縣（寧夏）。在坑坑窪窪的河溝中顛簸行進時，遇見一個鄉下老頭帶着女兒徒步趕路。這對父女攔住這輛車，要他們捎帶一段路。本來這伙北京知青不願帶他們，但經不住父女倆人的纏磨，便讓他們上了車。走到馬家灣時，汽車因故停了下來。有個知青便惡作劇地對那位姑娘開起了玩笑，大意是要她跟他走，給他當老婆之類。同車的其他知青也跟着瞎起鬨，當時那姑娘被嚇哭。

回到連隊後，這伙青年又利用這次不同尋常的路遇各自吹牛，互相取笑，事情便因此傳了出去。誰知，過些日子，有人揭發說這十幾個北京知青輪姦了那姑娘，於是很快就成立了專案組。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裡，這個案子反反覆覆調查了多次，知青和姑娘都不承認發生輪姦的事。專案組對知青進行刑訊逼供，並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最後認定輪姦案證據確鑿，5個“主犯”中的4個被判處死刑。最先招供的那名“主犯”被判了死緩，其餘4個被處死的主犯都出身不好。“被輪姦”的女方是貧農出身，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黑五類出身的男子強姦了紅五類出身的女子，那就是“階級報復”。

記得這四個人被驗明正身押赴刑場時，大街上到處貼着被紅墨水勾了姓名的布告。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站在布告前都義憤填膺，人人皆曰這種無恥的“反革命輪姦犯”確實該殺。有人還罵罵咧咧地說：“這都是些什麼知識青年啊？北京怎麼淨打發這種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社會垃圾來支援我們西北？”

當時我也挺納悶，來寧知青中怎麼這麼多黑五類子女？數年後我才知道，他們當年正因為出身不好才在升學中落榜，落榜後報名參加邊疆建設兵團自然是他們走向革命道路的最好途徑了。

一段時間後，這一反革命輪姦案卻被平反了。原來那所謂的輪姦純粹是舉報人的推想或者杜撰。當時在“砸爛公、檢、法”的口號聲中，公安機構都癱瘓了，辦此案的人員大多是從各單位抽調來的外行。這一冤案最終能平反，主要是因為涉案的幾個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們的家長借住在黨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條件，堅持不懈地申訴和上告，才促成了對案件的複查和平反。

我所在的生產隊有一個姓張的人，在林建三師一團工作。我曾就此案與張某詳談，當時他說：“那幾個輪姦犯很頑固，在專案組強大的攻勢下，終於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但承認後又反覆翻供。那個受害的女方剛開始有思想顧慮，不敢接受自己曾被輪姦的定案，後來組織上再三給她做‘思想工作’才認可這個結論。”另一個曾在林建三師工作過的朋友對我說，當時對這幾個犯人還上了肩背銬，並加了楔子。有一個人熬不過去了，下了軟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平反時，首犯王金洪的母親和妻子（案發時正懷孕在身）都來到了固原，住在當時的固原第一旅社。該旅社一個姓馬的女服務員告訴我，王金洪的母親和妻子也算堅強，平時出來進去都滿臉冷靜不聲不響。有一天，她娘倆照樣平靜地走進房間，關上門後卻從房間裡爆發出一陣痛徹心扉的嚎啕哭聲，那哭聲讓前台上的服務員們聽得清清楚楚。唉！看樣子是在交涉王金洪平反問題時受了什麼刺激。我問小馬：“你怎麼不進去勸慰一下？”小馬邊說邊搖頭：“唉，可憐！可憐呀……我想進去勸解，又覺得不合適。”  

嗚呼，四個來建設邊疆的北京知青啊！無論他們出身多麼不好，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以後每當在楊郎走夜路時，我都會想起那幾個飲彈而亡的年輕生命，我在心裡呼喊着：“你們的陰魂此時還在大西北的曠野中遊蕩嗎？”

北大荒片斷    王譽虎

我們家一門三右派（父親和兩個哥哥），我必須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了。1963年10月，我偷走戶口本，瞞着母親，報名去北大荒屯墾戍邊。北京市王崑崙副市長親自到北京站為我們送行。在北大荒八五二農場場部，近200名知識青年分為6個小隊，組成為期半年的學習班。我被委任為第三小隊隊長。

在歡迎晚宴上，我們被招待一頓牛肉餡餃子。不料，當夜，全體知青全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中毒症狀。起初誤認為是階級敵人搞破壞，折騰一陣，未見任何證據，最終真相大白，原來包餃子的麵粉有問題。第一次吃有赤穂病的小麥磨成的麵粉，往往出現頭暈、噁心甚至嘔吐的症狀。經常食用者，症狀逐漸轉輕。赤穗病麵食，當地的貓狗都不吃！然而，為了保質保量完成上交國庫的任務指標，好的麥子都上交了。

我們吃這些貓狗不食的麵粉，算不算是一種無私奉獻呢？這樣的疑惑只在腦中盤旋了幾分鐘，我便認定，此時正是身體力行獻身主義的大好時機！生命都可奉獻，何惜頭暈嘔心！這是我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的首次思想實踐。在接下來近兩年小麥赤穗病大爆發的時間裡，在生產隊大食堂，玉米麵或大碴子竟成了病號飯中的首選。我每天吃着赤穗病麵食，扛不住了就用剩餘的工資買月餅，卻從來沒有裝病冒領過病號飯。

白雪皚皚，天寒地凍，冰封不住知青的激情。整天除了政治學習、改造思想，就是戰天鬥地、忘我勞動。奮勇向前、激情澎湃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和《勘探隊員之歌》，構成我們知青學習班的主旋律。  

1963年12月，學習班全體知青去距總場50公里的五分場參加勞動。一望無垠的積雪深可沒膝，康拜因連稈收割的玉米，每隔三四十米就是一堆，遠遠望去，就像大海的波濤。我們每三四個人一組，圍着茅屋般大小的玉米堆，徒手從積雪中扒出玉米稈，然後掰下玉米穗，堆成一堆，等拖拉機拉着雪耙犁過來再裝車，玉米稈則邊掰邊燒。

嚴冬的北大荒，氣溫往往在零下二三十度。如果刮“煙炮”，則狂風四起，雪霧彌天。而且一刮就是三天，當地俗稱“風三”。我們這些從北京初來乍到的知識青年，根本缺乏起碼的禦寒知識和準備。在短短六七天的奮戰中，加之趕上“風三”，近200名男女知青大部分都被不同程度地凍傷，可是卻沒有一個缺勤溜號。第六小隊的馬大力，身高一米八，大眼睛，皮膚白皙（父親是傅作義手下兵工廠廠長兼總工程師，國民黨少將軍銜），右腳雖嚴重凍傷，卻發揚戰爭年代“輕傷不下火線”的精神，站不住了就跪着，一直堅持到最後。回總場當天，他便住進醫院，被確診為二級凍傷！

來年開春，我與另外3名知青被分配到離總場30公里的一分場六隊。住的是昏暗的草頂土坯房，點的是冒黑煙的柴油燈。早晨起來，鼻腔、口腔里都是黑的。六隊有百餘戶人家，近2萬畝耕地，還有待開墾的一望無邊的荒草地。東邊是逶迤的完達山，南邊有一條蜿蜒的溪流，西邊北邊是鋪向天際的黑土地。

來到這裡後的第一個休息日，一位老職工（山東貧農）殺豬賣肉，我們4個知青為改善生活，湊錢買了4斤豬肉。回宿舍細看，好豬肉里竟夾裹着半斤多帶皮的囊膪。這種看來司空見慣、無足輕重的小事，當時竟對我造成極大的震動。從學校到媒體再到學習班，所宣傳的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全是純樸真誠、是非分明、立場堅定、道德高尚的模範，我們知識青年要向他們學習，接受他們的再教育，可是眼前的這一幕卻讓我錯愕。那時的我，是愚昧、無知、單純而又篤信神祇（毛神）的信徒！被洗腦、被矇騙、被愚弄的，又何止我一人……

我身強力壯，又表現優異，很快被調到機務排。一次開荒時，我的左腳被五鏵犁路輪半軸的鴨鐵壓傷。腳面被壓開，掉了一個小腳指頭。由於感染奇形壞疽，險些截肢。分場領導建議我可因傷殘離場回京。我沒有考慮，認為是小題大做。蘇聯小說《無腳飛將軍》裡的無腳飛行員阿歷克賽的剛毅形象激勵着我。未等傷愈，我便冒着嚴寒，自告奮勇到排水工地挖溝開渠。疼痛、勞累和寒冷磨礪着我的意志，保爾克察金冰雪泥濘中築路的形象是我心中的榜樣。

工地上絕大部分人都住在地窨子裡。平地下挖兩米左右，兩面用樹枝、茅草、蓆子搭成地鋪，中間留一米多寬的過道，安上燒柴取暖的火牆，再用長園木、樹枝茅草搭成人字形封頂，就建成了一個地窨子。每天天不亮，我們就頭頂寒星出工，傍晚才收工。地窨子裡只有幾盞煤油燈。在被窩裡，就着昏暗的燈光，我竟能天天堅持看《毛澤東選集》，寫日記！

年終，我被評為五好職工，並被選為團支部宣傳委員。

在指導員馬吉海的支持下，我為團員和有興趣的老職工宣講哲學基本常識，深入淺出地介紹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在一次團小組會上，我照本宣科地宣講時事政治。談到三面紅旗大躍進時，河南“盲流”來場的孫立國卻頗有微詞。我第一次從孫口中聽到“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人吃人，真不止是石破天驚。我還第一次聽到了畝產萬斤的放衛星鬧劇後面的悲慘和血腥，和“反瞞產私藏糧食”運動中對已處於飢餓狀態的農民進行的搶奪和殘害。起初我有些將信將疑，甚至認為孫立國是農民意識，思想偏激落後。此後在勞動閒暇，我又親耳聽到另一個河南“盲流”的兒子狗剩兒講道，他的哥哥吃野菜中毒浮腫而死，妹妹挖野菜時倒斃，母親浮腫不治而死，全村十室九空！

狗剩兒跟着父親，晝伏夜行，逃出了公社民兵的堵截。夜裡偷得縣種馬場的10多斤馬料，連吃帶賣，終於得以活着跑到北大荒！孫立國和狗剩兒都是三代貧農。在我眼裡，他們都是老實人，無論如何應該不會故意製造這種只有“階級敵人”才可能製造的謠言。我確信他們講述的都是真實的。但我仍認為，他們說的只是個案，不具有普遍性。在新聞封鎖、輿論矇騙和暴力鎮壓下，那時的我不可能知道全國餓死了三千多萬人！

其實我自己也親身經歷了京城的大躍進，餓過兩年多肚皮。那時，我們北京分司廳中學在勞動生產基地有半畝實驗田，學校黨委召開“放衛星”大會，誓言要種出畝產20萬斤的小麥。我清清楚楚記得，半畝地真的掘地3尺，而且是3公尺！然後墊一層土鋪一層糞肥，再墊一層土鋪一層肥，最後密播小麥種。因撒種太多，來年小麥密密麻麻全長成了“草”。除了地邊，幾乎顆粒無收！

1958年的全民大煉鋼鐵，我校領導號召全體師生捐鐵捐柴。我把家中木箱上的銅合頁拆下上交，險遭母親暴打。上千師生上交的廢銅爛鐵和木柴堆在操場，然後放在土爐灶中進行冶煉。我負責拉風箱。操場上火光沖天，煙霧繚繞，喧聲四起，好不熱鬧。大干夜戰兩天一夜，燒成幾塊合金鐵疙瘩。然後繫上紅綢，戴上大紅花，敲鑼打鼓簇擁着送到教育局，為年產1070萬噸鋼“添磚加瓦”！

聽了孫立國和狗剩兒令人驚厥的“海外奇談”，再結合自身在大躍進時期的親身經歷，我開始獨立思索，並得出一個結論：毛主席黨中央也會犯錯誤。但是對毛主席的英明偉大，我仍然深信不疑。我認為那些錯誤、失誤，大多是由於在執行過程中出了偏差，是前進中的失誤，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何況還遇到亙古未有的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我仍然認真學習《毛澤東選集》，《毛選》四卷反覆看過多遍，讀書筆記寫了好幾本。毛主席仍然是我崇拜的偶像。

我的朋友顧復初    朱長超

我的朋友顧復初，上海市南匯縣橫沔鄉湯巷村人。他的父親有幾畝土地，還辦了一個碾米廠，屬於亦工亦農能幹的新式農民，但土改時被定為工商業地主。1957年反右，亂抓階級鬥爭。1958年4月，顧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7年，根據是他夢想國民黨反攻大陸。入獄後，顧父不時有信寄到家裡，後來被押到安徽合肥磚瓦廠（勞改工廠）服刑。至1960年2月，顧父就再也沒有音信了，直到今天（90年代。幾十年裡，也沒有任何政府部門給顧家一個解釋。顧復初曾親自到安徽尋找父親的下落。那裡早已沒有磚瓦廠的痕跡，也沒有尋到父親遺留下的任何信息。

顧復初從小喜歡機器，自學了許多技術。父親無緣無故被抓，20歲的顧復初感到留在家裡很不安全，就跑到杭州浙江工程技術學校幫學生修理機器。顧勤奮肯干，學校很需要人，便同意他把戶口遷到杭州，成為正式職工。顧復初回鄉遷戶口，文書叫他明天再來。次日再去，幾個穿警服的人立即把他銬住，關進看守所。

看守所里正在大煉鋼鐵。有一次鼓風機停了，顧復初鼓搗幾下就又呼呼響了起來。在場的南匯縣政法部長宣林芳見這個小青年技術很高明，與他聊了很多。在看守所里一晃一個月了。這一天，所長對他宣布解除逮捕。宣林芳也在，告訴顧：“你暫時就在看守所工作，晚上睡在縣委招待所，以免再有什麼麻煩。”又過３個月，宣林芳又讓顧到下沙機械廠工作，不讓他回家鄉工作。由於技術好，顧復初被介紹到多家機械廠當修理工，後來又被借調到南匯縣物資局工作了一二年。

1968年，文革初期的大風潮消退了，顧復初回到了離開10年的家鄉。當時全國都在大辦化肥，顧復初冒出一個靈感襲。化肥生產多了，一定需要塑料袋。為了節約成本，一定會儘量使用舊塑料。舊塑料再生，變成塑料袋，需要加入增強劑，也需要擠塑機將其擠塑成型。現在別人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自己先研製擠塑機，將來一定很受歡迎。經過了一段時間鑽研琢磨，圖紙全畫好了，機器在他的腦子中成型了。只要有人需要，他就可以將機器造出來。

江蘇丹陽松卜工業公司的一個負責人轉輾聽說了顧的發明，於是請他幫忙。不久，松卜工業公司造出了擠塑機，也開始生產塑料袋。這家小公司下邊原有個小塑料廠，10來個工人。機器造出後，迅速增加到100多個工人，創造純利潤100多萬元。這在文革期間可是個很大的數字。松卜廠對顧充滿感激，給他4000元錢作為報酬。顧本人所在的橫沔機械廠卻有人寫出大字報，稱他開設地下工廠（當時屬於嚴重犯法行為）。

湖南郴州地委辦的一家工廠，利用顧的圖紙也造出了機器，獲得豐厚利潤。寧波某廠也想生產這種機器，請顧幫忙。所謂幫忙，在今天看來其實就是使用其專利發明，可那時是不能拿報酬或工資的，拿了就是剝削，是犯法。作為變通，該廠願意為他們的一二個家屬到那裡工作（當時找工作非常困難），每月可拿二三十元錢的工資。顧身邊的好幾個技術工人都想讓自己老婆去工作（包括衛金祥和劉子奎）。由於名額限制，最後讓衛妻去了。為此，劉子奎心懷嫉恨，向公安局揭發說，顧造機器的圖紙是抄來的，幫別人設計製造擠出機是詐騙行為，顧所得的那4000元錢是詐騙所得。於是，衛金祥、顧復初和顧的妻子等人相繼被捕。最終，顧復初以技術詐騙罪判處7年徒刑，衛金祥3年，顧妻半年。

在牢裡，顧又成了技術革新能手。囚犯生產手錶，其中一道工序是手工送表殼，每人每天要送１萬多隻。一天下來，頭暈眼花，很容易發生工傷事故。顧想辦法設計製造了一條流水線，讓機械手送，準確及時。獄方非常高興，將這項技術轉讓給了上海幾家手錶廠，為上海手錶工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憑藉這項技術發明，顧復初本可以申請提前釋放，可他拒絕這樣做。獄方問為什麼，顧說要申請提前釋放，就必須認罪，可他壓根就沒犯罪，何來認罪呢？這本就是一件錯案，他寧可坐足7年牢。

1983年出獄前，獄方主動表示想為顧安排工作，留在監獄裡參加技術管理。顧斷然拒絕，稱中國有960萬平方公里大，自己能找到立足之地。出獄後，顧得知劉子奎患重病長期躺床，便去探望。劉已不大能說話，臨終前，他讓兒子拿來紙和筆，強支病體寫了幾個字：“很對不起你。” 

隨後顧復初在湯巷一家社辦工廠就業，開始生產電纜，並漸漸在此行業闖出點兒名氣。1986年，中國向陽號南極派考察船需要電纜，需要量不大，但技術要求較高，上海有家國營電纜廠感到不合算，推辭着不肯生產。顧聽說了，向有關方面表示願意接受這個任務。經過技術攻關，名不見經傳的湯巷廠居然造出合乎標準的電纜產品。湯巷廠的名氣響了起來，1987年被列入上海市星火計劃，1992年獲得了星火計劃二等獎。同年，顧復初被推選參加全國科技獎授獎大會。

當初顧本無罪，卻被判7年，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他不認為自己犯罪。所得酬謝是勞動所得，且對國家有益，為什麼算犯法？他付出了勞動，對方不付報酬，是不是也算犯罪？他如是責問法院。二是因父枉子。判決書上稱他是反革命子弟。

顧復初無辜蒙冤7年，至今沒有得到改正。文革前的中國有大量冤案，後文革的中國仍然有大量冤案。顧在服刑期間曾審訴過不下40次，都沒有任何結果。如今他已到古稀之年，回首往事，這件不平事仍然令他耿耿於懷隱隱作痛，希望有生之年得到一個實事求是的交待。顧當初做的一切，包括指控他的那些罪狀，今天看來都是功績。判決書上說顧是個反革命子弟，這對顧案的處理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顧父無故被抓、失蹤，本來就是當初錯誤政治的犧牲品，在父親受害的基礎上繼續加害其子，更是天理不容。歷史已經證明，顧復初是個優秀的發明家和企業家。他淡泊名利，拒絕當區政協委員的提議，同時用自己的發明和企業所得為當地辦起了幼兒園、敬老院。他是一個難得一見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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