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半月刊 2010年10月16日     9月1日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仇恨如何才能消减    焦国标

周舵先生说：“《黑五类忆旧》把历史的真相记录下来，是件大好事。但我衷心希望，它不要变成一部新的人仇恨人的记录。”这个担心提得好。在一个崇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社会，如何消减仇恨，确是一个大问题。

最近研读几本基督教的书，其中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耶稣和此后殉道者的死法。面对行刑的罗马兵丁和犹太同胞的戏弄和侮辱，十字架上的耶稣竟为他们祷告：“父啊，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司提反是基督教的第一个殉道者，死于耶稣死后两年，在耶路撒冷城外执行极刑。当乱石雨点般砸来时，司提反平静地跪下祈祷：“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完这话，据圣经《使徒行传》记载，司提反像睡着了一样死去。耶稣的同母弟雅各，因传讲哥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被人用石头和棍棒打死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外。死前，他重复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些话：“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基督耶稣为后世门徒不仅树立做人的榜样，也仿佛为他们开启了一个就死模式。十六世纪，在欧洲各国，私自将圣经翻译成方言仍是死罪，圣经英文翻译的开拓者威廉·丁道尔即因此被英王判处火刑。临死前，丁道尔不是诅咒国王，而是为国王祈祷：“主啊，请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一千多年间，临难时为杀害自己的人祷告成为基督教殉道者普遍的就死风度。这堪称是一个人类奇观，一个可能是仅发生在基督教世界的人类奇观。

中国传统的主要就死模式有两个。一个是戏曲野史小说里草莽英雄的死，常用豪言壮语是“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砍头不过碗大个疤，要杀要剐悉随尊便”。另一个是精英人物的就死，如谭嗣同大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中国共产党烈士的就死模式是喊口号。抗日烈士是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赵一曼、吉鸿昌、狼牙山五壮士等皆呼此口号。反蒋烈士是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江姐、刘胡兰、邓中夏等临终即喊此口号。瞿秋白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在赴刑场的路上他唱国际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到刑场，他瞭望四周，朝行刑人笑道：“此地很好！”然后盘腿坐下，等待枪响。混合了中国传统精英和共党烈士的就义模式。

文革时期，中国推出一种别具新意的就死模式，被动消音模式。代表性的个案是林昭、王佩英、张志新、李九莲之死。枪决前，林昭、王佩英都是喉管处勒着绳子，李九莲则是舌头和下颚被竹签扎在一起，张志新被按倒在地，颈下垫砖，不消毒不麻醉，一刀把喉管割断。其中林昭、李九莲之死还有后续，林家被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九莲则遭抛尸、奸尸和割去双乳。

杀戮与仇恨互为因果。可是为什么耶稣和圣徒被杀戮时却没有仇恨？他们过滤、吸收仇恨的力量从何而来？当今西方的社会政治文明与殉道者的就死风格有着怎样的联系？试图消解仇恨和试图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人，似应深长思之。

    目   录

中国邪火…………………………………………………周  舵（04）

佩英不朽…………………………………………………郭宇宽（09）

我的大学…………………………………………………徐化扬（18）

右派教师岁月……………………………………………顾延龄（27）

我的母亲…………………………………………………朱国琳（33）

作假证……………………………………………………卫普安（38）

恋爱守则…………………………………………………李子军（43）

父亲的背影………………………………………………梅桑榆（45）

松北土改亲历记…………………………………………冯志轩（50）

运东的土改复查…………………………………………碧薇萍（56）

我的高中…………………………………………………丁晓宇（59）

斗四伯……………………………………………………李佐廷（62）

母亲上官云珠……………………………………………韦  然（65）

建国后的宋庆龄…………………………………………何  方（67）

也说侯振亚的儿子………………………………………心不易（70）

曾家的宝珠………………………………………………史  海（73）

地主婆刘大妮……………………………………………张耀杰（75）

乡村批斗会………………………………………………梅桑榆（80）

新加坡侨生洪氏兄弟……………………………………佚  名（83）

按出身杀人………………………………………………姚治邦（86）

反革命轮奸犯……………………………………………朱之泓（90）

北大荒片段………………………………………………王誉虎（92）

我的朋友顾复初…………………………………………朱长超（97）

中国邪火    周  舵

我的那篇《自杀——一个案例研究》，是六四之后被关押在昌平一个招待所时写的。那时正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写下的东西，“真实”是可以保证的，但毕竟火气太盛，有失厚道——尤其对我的父亲。现在真有不堪复读之慨。

我母亲是相当严重的洁癖。我一直以为这很好，以至于在朋友之间我也以洁癖著称。直到自己得了哮喘，才知道清洁过度原是哮喘的祸根之一。后来娶了太太，她乃一超级洁癖，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洁癖正是我父母争吵不断的战火之源！我从中合逻辑地得出了凡事不可走极端的结论。从此我改邪归正，洁而无癖。

父亲文革中被关押在单人牢房6年，成了躁郁型精神病人，1973年出狱，直到1989年病故，16年之间，除去最后几年有保姆帮忙之外，基本都是我在伺候。洗衣做饭，吃药看病，洗澡理发，一切一切，都得我一手照料。你要是没有亲自照料过精神病人，根本就不可能了解。那不折不扣，就是一个活地狱。同时我还要上学（读研究生），上班（在大学教书），等等，真是“二斧劈柴”，心力交瘁。我自己常常纳闷，我哪来的忍耐力，居然挺过了这16年常人无法想象的非人煎熬？我的神经莫非真的是钢丝做的不成？话虽如此，毕竟人的神经不是钢丝做的，心里郁积的邪火，也就难免借文字发泄了出来。

由此想到我们中国人这个邪火十足的民族。

邪火不一定是出于邪恶的动机。我指的是愤怒和仇恨这些心理学上明显属于负面的不健康的情绪情感及其造成的危害。好动机未必有好结果；事实上，那些有着十分公平正义甚至是崇高道德感支持的邪火，往往反而危害最烈。很简单，正因为它基于正义冲动和崇高道德，才会对于人类当中那些比较优秀的、自觉“仰望星空”的那一部分成员产生巨大的感召力，而优秀的人才在哪里，力量就在哪里！于是，愤怒和仇恨就被成十倍地放大，其后果也就尤其严重。“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良愿望铺就”，信哉斯言！

焦国标的《黑五类忆旧》把历史的真相记录下来，是件大好事。但我衷心希望，它不要变成一部新的人仇恨人的记录。相反，我们倒是应该下大力气挖掘1949年以来这部人仇恨人的历史的总根子，以为后代永远的鉴戒。

有一本好书，《仇恨的本质》，值得大力推荐。美国人写的，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人类有两个大脑，低级的和高级的。高级大脑是人类文明化社会生活的产物，低级大脑是我们的爬行动物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仇恨就是我们低级大脑的一种本能。仇恨本能在我们面对严重威胁，尤其是生死关头时，能调动起身体的自卫潜能，所以是不可少的。只不过，它往往会和高级大脑的某些思维功能结合，转化成一种初级原始思维，从而把仇恨合理化、理论化。

初级原始思维有以下七大特点：

l，表面联想式思维。一个人在某月l3号吃了交通罚单，这天恰好是星期五，碰巧车又坏了，于是初级思维马上得出结论：l3号的星期五注定是个倒霉日子。这是迷信和禁忌的根源。

2，简单概括性思维。初级思维只知道混为一谈、刻板化的“蛇”，不知道蛇有各种各样，有的有毒，有的无毒，应当区别对待。这种思维经常和草率概括结合在一起，只要被蛇咬过一次，就得出“所有的蛇都是可怕的人类之敌”的结论，同时伴随着强烈的、不可遏制的恐惧和厌恶感。

3，极化思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即敌。

    4，个体化思维（主观化、情绪化思维）。每件事、所有的判断，都和个人的情感、利益、愿望紧紧相连，不能跳出自我做客观公正与己无关的第三人式的思考。

5，狭隘经验式思维。固着于现在和过去的有限经历当中，既不能对过去进行反思，又不能通过运用想像力对未来作出预测。

6，选择性记忆。只记得和“仇恨”有关的痛苦、黑暗的事物和场景，而忘记其它成分。

7，刻板反应。一切被归入“敌人”类的人和事物永远会本能地引起强烈的仇恨，没有灵活、从容对待的余地。

对照一下这份清单，我们马上就会联想起那位大胡子鼻祖，想起他那一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教唆。不管涂上多少理论、学说、科学的油彩，也遮掩不住其你死我活、敌我二分、非黑即白的“初级原始思维”的本色。

请一定注意：我们中华文明当中原本没有这种东西。儒释道墨，甚至最严酷的法家，也没有幼稚低劣到这种地步。中国历史上有无数“初级原始思维”的事例，那些以道德杀人、以理杀人的事例即是。但是，我们绝没有这样一种完全建立在初级原始思维地基之上，堂而皇之，成体系并且自称“科学”的大套理论！我们千万不要高估一个半世纪以前西方极左派们的水准。他们实在是蠢透了，简直无可理喻。当今中国的极左派们之不可理喻正是祖传的。我们中国人原本没有那么蠢——我们从来没有过奴隶制，我们原本不可能干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一类蠢到远低于普通百姓常识水平的大蠢事——哪个老百姓的常识会相信亩产十几万斤粮？说到底，是近代以来，我们追求富国强兵、现代化，向西方学习却没找对样板。好的没学，偏偏把最坏的东西学来了，才会有了那个完全是人为建立的，由黑五类的悲惨遭遇所集中体现的，20世纪的新奴隶制。甚至，比奴隶制还坏，是新种姓制，现代极权政体下的种姓制，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空前残忍、极其荒唐，全民赤贫（一小撮特权阶级除外）、自由等于零的超级专制。把它的根源扯到中华文明头上，是一桩大冤案。中华文明当中当然也有最坏的东西，那就是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但那也比当代自西方输入的极权奴隶制好过一千倍！

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前述初级原始思维就是和极权主义制度相适配的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能够有效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法治和宪政下的民主）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的支持。至于什么是公民文化，请看另一部好书，东方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公民文化一定不允许煽邪火，即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对立和斗争，一定不能搞黑白二分、善恶是非敌我截然对立那一套。相反，一定要牢牢树立起普适人权的核心观念。只要是人，不是阿猫阿狗，不是桌椅板凳，不论阶级出身、性别年龄、贫富强弱、智愚贤不肖，哪怕他是个白痴，也必须享有宪法载明的基本自由权利，包括人格尊严，身体、财产和生命安全，思想观点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自由。就连“十恶不赦”的罪犯，除去依照公平正义的法律审判限制其部分自由权利之外，仍然必须享有其它基本权利。普适人权的意思是，基本自由权利适用于每一人，绝无例外；当然，更是绝对不允许把“人”区分为敌我，什么“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

公民文化强调“恕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恨罪行，不恨罪人”，反对自封为道德审判官，专门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审判别人，就是不审判自己。我们必须认识到，极权主义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这段空前惨痛的历史，不是单单靠道德审判就能够清算的。极权主义犯下了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但是，我们仍然要“恨罪行不恨罪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更要认识到，极权主义的罪行是集体犯罪。尽管责任有大小，但是，除了像王佩英、林昭这样的极少数人之外（我不是指她们的一切言行，是指她们的精神），应负的责任我们人人有份！

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曾经区分过四种责任：1，确有违法行为的人应负刑事责任；2，帮助那些犯有刑事罪的责任者获得权力的人负政治责任；3，听任罪行发生的人负道义责任；4，一切没有尽到捍卫人类文明标准的人负抽象责任。按照这一标准，对于绝大多数人，责任的界限划在何处，势必是个大有争议的问题。即便是身为“黑五类”，我们仍然不妨反躬自省：我们没有打骂、侮辱、迫害过其他人(犯刑事罪)吗？我们没有追随和支持过那个坏制度（帮助犯有刑事罪的责任者获得权力）吗？我们没有“听任（默认）罪行发生”吗？我们曾经像王佩英、林昭那样挺身反抗过吗？我们尽到了“捍卫人类文明标准”的责任了吗？进而，假定我们不是“黑五类”，而是“红五类”，在那种恐怖的制度之下，我们真的能够保持作为“人”与生俱来的仁慈和良知，如焦国标所说，“扎紧我们的篱笆”，或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善尽“捍卫人类文明标准的责任”吗？ 

佩英不朽    郭宇宽

1959年初的一天，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的小孩们被带到户外活动，王佩英和高淑琴打扫室内卫生。王佩英烧了一锅热水，为了擦卧具或者消毒。在她端着一脸盆热水经过一个光线幽暗的过道时，一个小孩突然冲了进来。王佩英毫无准备，避让不及，一些水泼到了孩子身上。小孩衣服脱下来，肚皮上烫了一小块红。有些人借此整人，“狠挖思想根源”。会上，有人反复责问王佩英：“当时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同时也有人开始挖她的出身问题，说她是“地主丫头”。此事不久，王佩英被调离托儿所，转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以干部身份被安排当清洁工，显然这是一种政治打击。 

1961年，王佩英买了一尊白瓷的毛主席像放在家里。那时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氛围还不像后来文革时期那么浓厚，买毛像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儿子张大中记得，母亲刚买来这尊像之后还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同时王佩英对刘少奇也非常崇敬，在1959年单位办的庆祝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会上，她不称刘主席，而称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样子。在家里，王佩英有时一边带孩子们洗脚，一边捧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声阅读。

大约是1962年，大饥荒之后，王佩英的思想发生变化，从把毛视为恩人转变到直接批评。她公开表示，刘少奇是对的。“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泽东。”1963年3月，单位用车把王佩英送到精神病院看病，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她的档案中记载，1965年以来，王佩英“多次疯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还写了13条反动口号恶毒的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到这个时候，在单位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她甚至激烈到去天安门广场和灵境胡同散发传单。灵境胡同是中组部所在地，她大概此时还寄希望共产党的组织程序能纠正这种不正常的政治走向。但是毛泽东此时连刘少奇都要消灭，组织部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1965年4月，王佩英做出了今天看来惊世骇俗的举动——要求退党。“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

1965年7月，王佩英又提出书面退党申请。“誓死不信不信，一定坚决不信仰共产党，速办退党手续交我本人。”“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不久，王佩英被单位强制送进安定精神病院，几个月之后转至回龙观分院。

大多数友人对王佩英是非常同情的，但很少有人能理解她的思想，也很少有人敢去理解她的思想。曾洁光听说王佩英住院了，买了蛋糕去看望。那天王佩英非常清醒，很动感情，回忆了当年地下党在开封战斗的很多情景。许多细节曾洁光都忘了，王佩英却记得一清二楚。讲到当下，她开始批评毛泽东。曾洁光不敢接话，匆匆告辞。回到家里，曾洁光难过得留下了眼泪，对妻子说：“王佩英真的是疯了，她连毛主席都敢骂。”

这个阶段王佩英有很多言论谴责共产党、毛泽东变质了。“共产党员不管老百姓饥与渴。”“共党居世，铁打江山。共产党员，着上马衣。升官发财，耀武扬威，骑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顾自己，不顾人民。”“四大家族都逃走。五大家族毛泽东，人民财产归你手。”“陈独秀是好人，应该永远纪念他。”

王佩英在看透了高层政治的丑陋之后，在单位和社会上挺身而出，在家里却从来没跟孩子们提过这方面的问题，也没表露过这方面的想法。在王佩英坚决要求退党的时候，她的孩子们都还在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那段时间，王佩英经常给儿子大江讲一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个国王临死前，把孩子们召集到床前，给每人一支箭，让他们折，儿子们轻轻松松就折断了。老国王又拿出来一把箭，让他们折。他们用尽力气，谁也折不断。大江对政治毫不关心，但对朋友很讲义气。想来母亲是希望大江日后能照拂兄弟妹妹。文革期间，作为黑五类子女，王佩英的孩子们的确没有受过红卫兵多少欺负。

最小的孩子女儿张可心记得，1965年前后，春夏之交的一天，晚饭后，妈妈专门拉着她一个人出去散步，别的孩子都没带。走到大约是军事博物馆附近，母亲搂着开心，很认真地说：“妈以后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心当时就哭了，搂着母亲说：“妈妈别瞎说，不会的。” 

王佩英住在精神病院那几年，大中每隔一段时间都在周末去探望母亲。每次去都带大约1元钱的营养品，比如藕粉之类。母亲从不和他谈自己政治观点，只问候一些最普通的家常，母子常常是相对无语。有一次大中去医院要走的时候，一个好像是工友的中年妇女拦住他说：“你妈平时可想你们了，整天念叨你们，特别是你们的小妹妹可心。你还不回去拍张合影，让你妈能看到你们。”1967年夏天，兄妹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最小的三个孩子，扎着红领巾，在前排，笑容纯真灿烂；身后的四个哥哥，表情都是严肃的。 

有一次，大中去看母亲，时间到了，在他准备告辞的时候，王佩英突然说了一句让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之后终身刻骨铭心的话：“孩子，妈做的事可能会拖累你们，妈对不住你们啊。”

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王佩英，每天都被喂服或注射大量镇静药物，导致反映迟缓、口角流涎，但她的基本信念始终非常清晰。1965年12月20日的病历中记载：“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至7月，北京已组织了公开批斗刘少奇的批判大会。

已经没有理由再把王佩英作为精神病人看管了。1968年6月6日，主治医师吴志长写了王佩英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

那是初夏的一天，大中正在家中，母亲单位的王世彦书记在楼下喊：“王佩英的孩子快下来。”那天王的态度非常严厉，是公事公办的表情，告诉张大中：“你准备一个洗脸盆、一块肥皂、一个毛巾，拿点儿你母亲的衣服送来。”王世彦的态度让他感到脊背发凉。出于潜意识中的恐惧，大中收拾好这几样东西，却不敢去送，叫小妹可心送去。

被从精神病院押回单位的王佩英，开始接受更残酷的群众专政。关押的地方离家不远，懵懵懂懂的小可心拎着给母亲物品，来到了关押母亲的地方。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凶狠、面无表情的男人。可心说给母亲送东西，那人接了过去，门就砰的关上了。

这只有几秒钟的一幕，永远印进了张可心的脑海。房间里，对门有一张桌子，一个人坐在桌后，一个背影像是母亲的女人，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在桌前，身后还站着人。也许是听见了可心的声音，这个女人挣扎着扭过身来。在她侧脸时，可心看清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东西。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王佩英，她应该也听见了可心的声音，也许只要再有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她就可以扭过头来，和她朝思暮想的小女儿可心见上最后一面，门却无情地关上了。

那副口罩一样的东西，是中国人最有想象力的发明。“革命者们”在林昭身上也用了，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说话，更不让人喊出口号来。

王佩英受到的待遇除了毒打，还包括饿饭，手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难友回忆，王佩英当时“脸色蜡黄，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可是劳动的时候，她却一点儿不偷懒，甚至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有一次一连几天倒腾久存仓库并已开始腐烂的大白菜。许多菜叶烂得粘糊糊的，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臭味。“只见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烂的帮子，迅速地码到另一个干燥的墙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她码得又多又好。”清理炉渣，“她把已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烧尽的煤块，堆在一旁，送进炉膛再次燃烧。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干。歇工时几乎都在拣未烧尽的煤渣。”

这时，王佩英的选择很像基督徒的宽恕精神，你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也给你打；又像佛家的以忍辱为修行，逆来顺受，毫无怨瞋。你让她劳动她就加倍地劳动，但要逼她认罪，她就表现出金刚石一般的坚硬，“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

王佩英在什么地方藏了笔和纸，写了很多小纸条。当被看押去食堂的时候，她就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1968年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王佩英甚至在食堂“高喊反动口号，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更可恶的是，她于9月29日写了大量反动传单预谋在国庆节散发，真是狗胆包天，猖狂之极。”

王佩英在食堂非常镇静，人最多的时候，她起身大声说：“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造反派急忙七手八脚堵住她的嘴，把她拖回去，然后饿饭，毒打。有几次打得太狠了，几乎是往死里打，难友们都哭了，齐克琦鼓起勇气抗议：“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最后一次大概是10月4日，她已不可能慢条斯理讲话，而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在那全国上下一片高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疯狂时刻，王佩英却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巨大勇气，与这个癫狂的社会完全彻底地分庭抗礼。

齐克琦、刘克英等难友劝她，不要鸡蛋和石头碰了。王佩英说：“刘少奇是吃人民的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的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

王佩英被打的时候，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人家让她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她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有人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人家说你不怕死？她答：“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吗，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最后有一次，只有一次，在审讯人员面前，王佩英哭了。审讯人员威胁她，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王佩英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时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可擦干了眼泪，还是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这时候极权体制在王佩英面前已经展现出最邪恶的面目。一个号称是革命的政权，已经没有道义和是非可言。强权在赤裸裸地以人伦情感来胁迫一个女人放弃她的信念。但王佩英不吃那一套。

1969年11月，刘少奇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他被囚禁的地方就是王佩英的家乡开封。一个国家主席，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他躺在一张小床上，“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在高墙电网下，对一个垂死的老人重兵看押，他所住的小屋窗户连玻璃都没有。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住在东湖梅岭—号这座专为他修建的行宫式别墅里。这是在饿殍遍野的1960年为他建造。

1969年下半年，王佩英参加了无从统计次数的批斗会，被拉到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游街批斗。这样的会上，除了有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还要有一些地富反坏家庭的代表“陪斗”。革命群众强迫被批斗者以“喷气式”的方式低头认罪，另有人扮演“人民群众”，歇斯底里地在下面高喊口号，以示立场坚定。汉娜阿伦特说，极权主义区别于传统专制之处在于，它要提供给群众一种虚妄的参与感。这样一方面人民被像木偶一样操纵，另一方面很多人却能找到一种主人翁一样的自豪感。

王佩英每一次都反抗。大家喊口号的时候，她会挣扎着扬起头来。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喊“打倒毛泽东”。一开始，造反派没有准备，只有拳打脚踢，情急之下用抹布甚至泥巴来堵她的嘴，到后来干脆批斗时就拿类似嚼子的东西勒住她的嘴。一个有力的年轻人在后面牵着，使她不能发声。即使这样，王佩英依然反抗。“叫她跪她不跪，就用脚踢她。”扭着她手的时候，“她头发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挣扎，要好几个人才能按得住。有一次，在57中操场，举行包括周边中小学生和居民参加的批斗会。王佩英被从囚车上押下来的时候，三个人才能摁住她，因为剧烈的挣扎，她一个脚上的鞋袜都掉了。

王佩英的大儿媳杨永茹的一个姑姑和姑父是海淀四季青大队人，因出身不好，经常被拉去“陪斗”，有一次就是批斗王佩英的批斗会。结婚前后，杨永茹曾向家里人提起婆婆王佩英，他们立刻就想起来“那个女人可真厉害啊，跟造反派对着干，别人喊口号，她对着喊，搞得批斗会进行不下去”。王佩英的力气当然不可能有那些按着她的年轻人大，很多人看来，她简直小胳膊拧大腿，自讨苦吃。但王佩英的挣扎却是在万人面前一种鲜明的姿态，是对红色恐怖的彻底蔑视。 

1970年1月18日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复，文革期间的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了判决书。1970年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1月27日这一天，离除夕夜只有9天了，正是筹备年货、全家团圆的时光。全北京，包括中小学生，号称十万“人民群众”被召集到工人体育场。工体是1959年全国总工会建设的，是当时国内最好的体育场，能容纳的观众最多。第一届全运会就在那里举行，那时刘少奇就坐在主席台上。到了文革，它的主要功能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示众场，彭德怀、彭真都是在这里被批斗后囚禁的。

那个年代没有大屏幕投影，大多数后排的人民群众看不到那些反革命分子的面目是不是真的很邪恶。他们只是被教育：台上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异教徒，是魔鬼，唯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他们的救星，是他们的神。

鲁迅在日本学医的时候，看到一张幻灯片。日俄战争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也是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这个场面改变了鲁迅一生的轨迹。他发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可能想不到，日俄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在同胞要被杀害的时候，非但必须旁观，而且十万人都要整齐划一地挥舞拳头，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为惨剧喝彩，以表示自己的忠诚。

王佩英对这一天是有准备的。她曾经说过，自己是有罪的。王佩英也许会想起丈夫张以成第一次向她介绍共产主义时她自己的激动和紧张，会想起地下党战友胡俊三等当年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牺牲的信念和理想，还有她49年之后和张以成来到北京看到焕然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五星红旗时的喜悦和憧憬。难道她所热爱和献身的革命事业，到头来就是要把国家和人民变成现在这样吗？！

在会场中央，王佩英还在挣扎。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她用全身的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号，又怕带上嚼子或拿抹布堵嘴太明显，原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如此孱弱，连一个女人死前的几句话都承受不了，所以他们挖空心思用一根细绳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让后面的人拽着。这样既能使她发不出声来，远处的“人民群众”又看不到陷进肉里的绳子。后来专案组的人说，王佩英在公审后被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就被发现已经勒死了。

在那么多年无休止的凌虐折磨中，王佩英没有放弃，没有被击垮，仿佛立于磐石之上。她为自己所看见和所相信的，行动了，完成了，见证了。

我的大学    徐化扬

1956年，17岁，我考进了北京邮电学院，分在无线电通讯工程系，专业是通讯与广播电视。当时中国还没有电视台。日本的一个商品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带来一部小功率电视发射机，架设在西直门城楼上，有效范围几公里。学院把教研室的电视机（苏联造）搬进大教室，让大家看电视节目。第一个节目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的相声，然后就实况转播正在北京演出的黄梅戏，严凤英、王少舫的《天仙配》。有人估计，当时全北京市的电视接收机不会超过二百台。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公众电视信号，我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电视观众。

一年级时政治环境很宽松，大家对政治也不很关心，还没有产生政治混子和政治棍子。有一天，布告栏上贴出一份通知：今晚7时，在学生食堂，院长孟贵民同志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自由参加。反正没事，我拎上一只马扎前往。会场里稀稀拉拉，连通常全院开会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孟贵民先生参加了那次国务会议。这么重要的传达，这样可以自由参加的会，我这一生只遇到这一次。这足以表明那时的政治环境的确宽松。我想，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整风时也不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右派。我有个看法，1954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旧大学的结构和体制虽被碾得粉碎，但其精气神儿还在。1957年后就不同了。1957，是划时代的。我们1956级的大学生，可以说是多少有一点自由精神的旧大学的末代大学生。我常对我的学弟们说，听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可以自由参加，你享受过这个待遇吗？

反右是我亲历的第一个政治运动。57年底58年初，开始了定右派运动，即划定右派分子并作出处理，全面停课。当时的一些做法已露出文革造反的端倪。有些班级的革命家强迫给右派学生套上白袖章，黑字书写外号“大鲨鱼”、“白眼狼”等。食堂门口贴出 “我们工人不为反党右派分子做饭”的通知。有的右派就当没看见，照样若无其事进食堂。有的右派犟劲上来了，拿着餐具去院部要饭吃。

我们班划了一个右派分子——沈联志，重庆人，已经因病休学。对沈联志做的是缺席审判，罪状似乎是早就拟定好了，安排积极分子一人揭发一条，然后证人附议签名。其中最致命的一条是他赞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有同学看报纸，笑谈章伯钧荒唐，搞什么政治设计院，沈联志接过话茬儿，“搞一个也可以嘛！”

蔡芳香同学同情沈联志，公开认为沈不够右派。大老蔡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后来痛哭流涕作检讨，称自己是穷孩子丧失了阶级立场。幸亏他出身好，否则很可能就要开除团籍，甚或也被打成右派。

几十年来，沈联志与我们班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

向党交心运动起初名曰“民主会”，小班三十来人轮流敞开思想，然后互相提意见。开头气氛还不错。我主要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个人主义等等。同学们给我提意见，称我白专道路、骄傲自大、脱离群众。班会让我做检讨，继续交心。几天后，我以日记的形式交出了一份检讨，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大意是：在哪儿跌倒了我自己爬起来。小孩子摔跤，他自己往往不哭，如果有大人在场，则必哭无疑；如果谁抚慰他，他一定哭得更厉害，在亲人面前撒娇。这更不得了，认为我是拒绝大家帮助。

大班的学生党支部成员A，认为我的要害是回避立场问题，必须接受批判。民主会开始变味了。同学B偷看了我的日记，于是A向我索要。我交出了高中和大学将近五年时间的全部日记和手抄的诗集，唯独把流沙河《草木篇》的读后感言剪掉了，其余一字不缺，全部上缴。

我赤诚的交心没能挽救我自己，反而陷入灭顶之灾，还带得几位也写日记的同学非将日记交出不可，虽然A一再宣称交心是自觉自愿的。同学张有顺严厉地批评我带了个坏头，“你坚决不交，他们还有啥办法吗？”

日记和诗集都还给我了，他们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对我的批判会火力更猛了，措辞最尖锐的是班长蔡富山。他说我虚伪、态度恶劣、不近人情、说谎骗人。还有，说我不爱帮助别人，只和吴玉奎等少数几个同学一起讨论功课，其余时间大多独往独来。女同学来请教问题，我非常冷漠地只把答案给她们看，一言不发，让人家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还有一次，我病了，两位女同学特地来宿舍看我，我竟然装睡着。我的不近人情，使女同学很难堪。还有，走路仰着脸，鼻孔朝天。

党支部成员们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该读《鲁迅全集》，更不该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瞧这书名就不好，你就批评不得？谁损害你侮辱你了？”我不服气，反驳道：“书是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翻译的，难道我看都不能看？”又有人找我谈话，告诫我：最好还是不要读鲁迅和陀思妥也夫斯基。邵荃麟的书可以看，但更要看周扬的书。要认真读周扬同志的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周扬同志说的非常深刻，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你好好认识一下。”

1957年，短短一年时间，我的性格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或者叫变异，人格被扭曲了，思想灰色了。这个变化是带有本质性的，即异化。人异化为非人，异化为工具。

蔡富山也是个异化的典型。蔡的父亲是老八路，抗战时期下落不明，可能牺牲了。母亲把他拉扯大，一度曾经讨过饭。他的牙不好，就是小时候讨饭落下的毛病。他的继父也是高干，某军工厂厂长。蔡富山是个极端热情、极端直率、极端认真的人。二年级他当了一年班长，到三年级说什么也不干了。团支部开会帮助他提高认识，党支部找他谈话，但他蠢牛撞南墙，不回头。支部说，你是个苦出身，党把你培养成大学生，不容易，你应该负起责任来。蔡说，我是个讨饭娃，党把我培养成大学生不容易，我得好好读书，为人民服务。

要读书，在当时还无可厚非，千不该万不该把我给扯进去。他竟然说：“我从小讨饭，基础差，我得加倍努力好好读书，你看徐化扬同学读了多少书！我要向他学习！”他发了疯似地看书学习，当我的面扬言：“今后你看什么书我看什么书，你看什么电影我看什么电影，你干啥我干啥！”

他出身硬，不在乎，支部拿他没办法，我可要倒霉了，很害怕。张有顺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名言：“你怕啥？多这一条罪状算啥，一千跟一千零一能差多少？”

谈起莎士比亚，我向蔡推荐曹禺翻译的《罗蜜欧和朱丽叶》，说这是几种译本中最好的。他立即进城买了一本，读到得意处，手舞足蹈，抓耳挠腮。我着迷读新版《鲁迅全集》受到支部成员的批评，称“鲁迅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言下之意现在不合时宜了。蔡富山帮我讲话：“你不看书还不让别人看？那国家出版‘鲁迅’干啥嘞？”

大跃进带来的巨大灾难，已经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北京是“首善之区”，灾难也已初见端倪，物资紧张。学校楼前广场，花园撤了，改种蔬菜，用自来水浇地。北京展览馆附近每株行道树下一圈土，以前种的是草，现在改种胡萝卜——胡萝卜缨子也很好看。彭真作报告，劝说大家不要见天排队。他讽刺一个老太太，见排队就跟上，到跟前儿才知道是买《红旗》杂志。

张有顺是河南南阳人，1959年暑假，来京读书3年后第一次回乡。开学返校后，学院正开展反右倾教育，让大家畅谈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张有顺不想说假话，他的发言只讲了一件事、一句话：水库修得好，社会主义好。他私下里却跟我说：“好他老头鸟！我在家二十天，只在我舅家吃到俩鸡蛋。过去咱那里农村再穷，到谁家做客，没说拿不出鸡蛋的。河南大西瓜，西瓜皮我都没见着一片。啥‘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俺那里农民说，要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咱不要。”

所谓毕业鉴定的预备工作，就是在学习小组会上各人自述历史和家庭情况，要忠诚老实，不得有任何隐瞒。我们的小组长林茂，虽一向很革命，很得势，可是这此却翻了船。

每个人依次发言，不做记录。个人讲完之后，大家可以提问或帮助你提高认识。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者，父亲是右派分子。我从来不隐瞒，这次再重复一遍，并再表示一次“与父亲划清界限”。在出身问题上，林茂过去不止一次向我发难，批判我是“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这次他倒没有狠咬我，不知什么缘故。

刘玉昆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林茂应用阶级分析理论（富裕中农是两面派，脚踏两只船，有剥削行为），向刘玉昆发难。刘玉昆决不认账，但也不敢否定最高理论和终极真理。

林茂最后发言。原来他不是贫下中农，他的家庭黑得不能再黑。他家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父亲在受管制中病逝，长兄是县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全县最大的右派分子。他一直瞒着同学，也瞒着组织，如今才不得不说。

于是，刘玉昆带头，我和全组同学紧跟，一起向这个无耻之尤开火。平时受林茂白眼、乌眼的同学太多。刘玉昆的言辞很尖锐，涨红了脸，指着鼻子骂他是地主的狗崽子，资产阶级寄生虫，喝劳动人民鲜血长大的野心狼，两面派，伪装革命，暗藏的双料反革命分子子弟，我富裕中农是劳动人民，你打击我劳动人民，就是反攻倒算。

我的话语没有刘玉昆尖锐，但很刻薄。我指责他是假革命，企图蒙混过关，命令他必须和他父亲、哥哥划清界限。多数人和我的意见一致，指责他不老实，不相信组织。

林茂没通过毕业鉴定的第一轮工作，哭了。活该！这小王八蛋不是设法取得群众谅解，而是向党支部状告刘玉昆报复。支部找刘玉昆谈话，刘玉昆不让步：“这是林茂搞阶级报复！”

无耻之尤哭了，真乃大快人心事，是那苦难岁月里罕有的大快人心事。我坚信，现在林茂一定穿上西服了，日子一定过得不错，一定很得势，因为他下手狠，因为他一生决不会说一句真话，因为执政者太喜爱谎言，太喜爱伪装了。这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必定会伪装成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从林茂身上，我得出一个结论：黑五类子弟一旦沦为野兽，比极左分子更可怕，更危险。

在北京四年多，一次也没有回过故乡，父亲怎么成了右派分子的，我一无所知。

父亲抗战前夕毕业于一所著名的中专学校，土木工程专业，一生在水利部门工作，最低一级，八级工程师，科长。解放前，他随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交待清楚了，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皆平安度过。父亲沉默寡言，但相信共产党，积极要求进步，与地委农工部领导、党员局长相处都不错。1957年四五月间，他被安排进了地委党校学习三个月。非党员进党校学习，那就意味着是发展对象，已经有了这样的先例。离结业不到一个月，学习终止，学员返回原单位，参加反右斗争。不料，父亲从一名准左派跌进右派队伍。

父亲既没写大字报，也没参加鸣放，由于汛期防汛任务重，从党校回来也没参加“反右斗争”，就上圩区第一线去了。仅根据揭发出来的平时闲谈的片言只语，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降一级，成为九级工程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倡导的淮北水网化，破坏了淮河自然水系，加重了盐碱化程度，不可行。这就是父亲的右派言论之一。曾的“壮举”是1950年代中期的事，1960年代初已被铁定为彻底失败。曾霸王此时已经被撤职，发配西南局去了。

文革中，父亲被批斗过几次，挂牌晒过太阳，没吃什么大苦头，算是有惊无险。然而惊魂未定之际，批判他“老国民党员、老右派”的大字报墨迹未干，又出现一条大标语：“热烈欢送革命干部徐某某同志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

父亲被下放农村。最高指示，干部下放劳动，老弱病残者除外，可父亲当年已经58岁。

文革后期，我与本单位一位老干部闲聊。谈及父亲1957年左右命运之转换系于一线，实在冤枉，且祸及我终生，这位老干部说：“照你这么说，你父亲肯定是右派。那时安徽省委有规定，谁反对曾希圣的双改——改水、改种，谁就是右派。没商量。”

前几年在网上读到安徽作家茆家升先生的《几份小右派档案》一文，证实了这位老干部的话。茆说：“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中央划右六条标准之外，另加两条：一为反对所在单位党委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右派；二是反对农业三改就是右派。”

呜呼，无可奈何矣！父亲已于1998年去世，我能做的就是把茆家升先生的文章转发给我的妹妹。

1960年10月，在大饥馑的关头，我大学毕业，去了武汉，长航局电讯修理室。年21岁。

岁末，临近子夜时分，我踱向武汉关，迈上江堤。始终喧闹不休的武汉港候船室，此刻已安静下来。沿江大道，既看不到车辆，也绝少行人。“惟见长江水，无语东流。”

武汉关浑厚的钟声敲响了，1961年来了。

1961年8月，突然把我调出武汉，调去九江，建筑材料工业部九江玻璃纤维混凝土造船试验工厂技工学校。我很高兴离开武汉，来了10个月，没有结识一个朋友。长航电信科一位副科长通知我一声就完了，至多3分钟，没有说任何理由，我也不问。就这么走了。似乎新天地里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

到九江报到，我很正常，“船厂”的人却觉得太不正常了，统统大吃一惊：船厂和学校已经下马了，没一个人上班，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调进来？

办公室的人找来副校长还是副教导主任，三十多岁，人很和气。他摇头，什么也不问，给我找个房间住下，搬来一张床，完了。房间在教学楼办公室，套间，里间住着大连海运学院船舶系毕业的两位大学生。我住外间，没有桌子，灯——有灯口，没灯泡。

在九江两个月没开过一次会，没上过一天班，等待命运的裁决。我已经明白，我是被清除出了机要部门，调到一个行将烟消云散的单位。毕业才十个月，还没有转正即调动工作，似乎是违反人事管理规定的。如此迫不及待将我赶出电讯部门，必定有什么我不知晓的原因。我的毕业鉴定尽管不那么令人放心，总算还好，也没给我什么处分。那么，唯一的解释，我想可能就是因为父亲是右派了。

文革期间，一打三反，办了我的学习班。业余学习，不关押，不武斗，照常上班，行动自由。一天，党委办公室一位干部，不是办班成员，平时跟我关系不错，找到我，很关切地悄悄告诉我：“你没多大问题，就是给你的大学毕业鉴定——‘属右派性质，宽大处理，控制使用’，没别的什么事。这个问题你不要辩解、交待，等他们抛档案好了！”

去交心运动已十二年了，我执意忘却，也几乎忘却了，然而档案里清清楚楚，不容忘却。果然，单位机关开了我的批判会（次于批斗会）。一位工人发言说我崇拜南斯拉夫的铁托，在56年大批修正主义的时候，“中午睡在床上，一口气读完了铁托在普拉发表的演说”。他批判说：“你好个一口气！爱是有阶级性的，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对修正主义分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虽然党办那位干部已打了招呼，我还是感到极度震惊。这位工人只有小学文化，他编造不出这条罪证。显然是我日记里的话。十二年前交给了A同志，A同志摘录，塞进了档案。若不是这位工人此时揭发，我哪里还记得日记里有这句话，哪里还记得铁托在普拉发表过演说，哪里还知道南斯拉夫有普拉这个地方！

铁托的演说公开在人民日报上，是配合学习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发表的反面教材。铁托演说了什么，编辑部文章写的什么，如今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在那场批判会上，出乎意外，有人对我的检查交待进行批判，说我继续放毒。我在交待中说，感谢党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还公费医疗没让我花一分钱治好了我的肺结核。现在一月工资50多元，我很满足。这位批判者批判说：“你肺结核不好的话，就反党？你50多块钱满足了，对党就有感情，那我们大多数人三四十块钱一个月就该死、就该反党吗？”

如今，我档案中的“属右派性质，宽大处理，控制使用”之类内容都被清理掉了。其实，不应该清理，应该公开。见不得人的不是我，而是我那另一类同胞。销毁档案不是在保护我，而是在保护那些嗜血的打手。因为那虽是我的号衣，却更是我另一类同胞的确切罪证和不朽的功劳簿。应珍藏，警后世。

2009年4月26日，七十周岁时，我赋诗一首：

死灰复燃无有时，往事如烟鬓如丝。

身穿号衣走天下，手握毫管写旧诗。

拿云少年伊胡底，心思老壮嗟也迟。

右派教师岁月    顾延龄

现在教师的寒暑假自已可以自由支配，可在毛时代，教师被视为资产阶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假期里总是安排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右派教师更是如此，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个暑假，我都在农村劳动，少则半月，多达一月。

1960年暑假，我跟随高一某班去嵊州大王庙农场割早稻，种晚稻，时间一个月。我是“跟”学生劳动，而不是“带”学生劳动。学生由班主任带领，右派老师被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只能叫“跟”学生劳动。

一个月的劳动，每天起早摸黑，实在艰苦。最难忍受的是蚂蝗叮咬。一下水田，它就不声不响地叮在你的脚上吸血。吸得滚园，一拍打就迅速掉到田里。如果刚刚叮上，要想把它拿掉还真不容易，它死死叮在你的脚上拉不动。一双脚整天浸泡在掺有猪牛粪的水田里，被蚂蝗叮过的疮疤痒得不得了，一抓就烂，苦不堪言。夜里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大仓库里，学生似乎不怕蚊子叮，汗流夹背也照样呼噜大睡。我就没这福气。腰酸腿软，浑身散了架，加上蚊子似乎又特别喜欢我，老在耳边嗡嗡叫，即使点了数支蚊香(蚊香约一米多长，由锯木粉拌雄黄塞进直径约1.5厘米的纸圈里压扁而成)也不起作用，所以两手抓个不停。蚂蝗叮过的红疤被抓破，溃烂的双脚更烂了。实在太睏了，才不知酸软疼痛，忘却一切悲伤，深睡几个小时。睡梦中还恶梦、冷汗不止，实际上已经感染了肺结核病，但我浑然不知。每日下午，自感乏力，面颊潮红有微热，这是肺结核发病的征兆。每天下工，腰直不起，腿提不动，肚子老有饥饿感。我必须打起精神去食堂吃飯，真的让我吃又吃不多，咽不下，饭量明显比学生少。

一个月的农忙劳动，饭基本能吃饱，不要粮票，下饭菜一般多是青莱、芋艿、罗卜、咸菜等大锅莱。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一天劳动结束，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说晚上会餐，有肉吃了，健康状况极差又担心患上了肺病的我更盼望有一顿肉吃。

会餐前，一位学生干部对我说：“今夜会餐你自己到农场员工食堂买饭吃！”我顿时惊呆了！劳动了一个月，最后连会餐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一瞬间，我全身的血沸腾了！就算是劳改犯，烈日下一个月田间劳动下来，给一块肉吃也不为过。就算右派是敌人，我总还在讲台上上课，难道与学生会一次餐就混淆敌我了？耻辱！羞辱！这是对我人格的歧视和侮辱！这件事永远留在我记忆中，一辈子忘不了。

那天最后的晚餐，在农场的食堂里，农场干部、员工、学生、老师吆三喝四，杯盘狼藉，唯我一人从食堂窗口买了三分钱一碗的煮茄子，拿了一小钵头蒸饭，站在食堂的角落里，默默地吃。在他们眼里，我仿佛不存在。我知道这是对右派的惩罚。我教书，双倍的工作量，却只给我一半工资。我劳动，一月才吃上一次的肉，却不许我吃。原来我是一头牛，只配吃草，干重活！牛干活虽重，还有主人爱惜它。我干了两个人的活，甚至超过两个，有谁怜惜我呢？

大王庙农场劳动结束时，离开学还有近十天。我顾不得疲劳，顾不得囊中羞涩，立即赶回南通老家，看望父母弟妹。我虽怀疑生了肺结核，可为了不使家人担心，我一直没有告诉家人。母亲看见我那又黑又烂的双脚，心里止不住的哀叹伤心。我宽慰母亲说：“在家休息几天，很快会好的。” 

一转眼秋收到了，学校组织全校教师去嵊州中爱公社上杨大队收割晚稻。三人一组，与我同组的是叶某和李某，每日割打一块稻田。三人事先也没分工，一直是他们两位割稻，我一个人用脚踏打稻机打稻。那打稻机用力小一点滚筒就不转。尽管叶李两位割稻速度不快，我一人既要接两个稻把，然后紧握稻把在滚筒上翻动，同时又要用力踏踏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脚发软。

农忙结束，回校开总结大会，学校书记兼校长诸丹忱热情赞扬了老师们积极投入秋收劳动。突然，他板起面孔，话题一转，开始训斥我：“顾延龄这次劳动不认真改造，出勤不出力，懒洋洋，稻谷打得不干净，没有做到颗粒还家。”我一个人踏，叶李两个人割，等于是一人干了两人的活，最后还是落了个出勤不出力！我始终是学校的反面教材，随时拉我做靶子，杀鸡给猴看。

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我的肺结核病被确诊。医生说应当休息两三个月。我不敢，我不能丢掉“教书”这个饭碗，照样每周上24节课，也不敢告诉任何人。无论精神多差，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万幸的是，我从没有挂过盐水，只自费买了四瓶雷米封，肺病却奇迹般地钙化了。直到70年代末，我40多岁了，有了公费医疗，也没有挂过盐水。90年代初快退休时，我才生平第一次挂盐水。

从1958年开始，为了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除了春季采茶，夏天割稻种田，秋季割晚稻停课下乡劳动外，还决定在郊区方田山开垦荒地（60多亩）。方田山原本长满小松树，为了种粮，毁林开荒。各班轮流去开荒，每星期劳动半天。

那时我任高二四个班和初二四个班的数学，每周24节课。下乡劳动，我要跟高二学生；半天的开荒，我要跟初二学生。

开荒出发的路上，我拿一把锄头，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跟在学生队伍后面。许多老师不敢同我接触，怕被指控立场不稳，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线，引火烧身。所以我从不与带队的班主任讲话。

我的这群初二学生，天真，好问，好奇。他们不了解人世间的冷暖，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人。他们判断一个老师好不好，是以你上的课学生能不能听懂，对同学是否一视同仁为标准的。

劳动时，一些男同学喜欢到我旁边来，七嘴八舌对我讲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我几乎不插嘴，不发表看法，只在他们问我时才应答一下。小孩子劳动很卖力，但也难以持久，经常盼着休息时间到或收工回家。他们问我：“顾老师，现在几点了？”我说：“我没有手表。”起初他们难以理解，老师怎么会没有手表？后来他们改问：“顾老师，现在大概几点了？”我根据太阳光线的位置，根据劳动量的多少，估算出大约几点几分。学生不信，就去找班主任问。一对，基本准确。学生惊奇、开心，奔走相告，一下子我成了学生心目中的能人。从此，他们有事无事更喜欢到我旁边来。

对教师来说，手表是必需品。当时一块普通手表人民币100元左右，相当于一个教师两个月的工资。我这个右派老师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给父母10元，自己剩下15元维持最低的基本生活。平时就是1分钱一颗的水果糖，我也不敢去买。没有手表，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一堂课45分钟，我只能凭感觉，凭教课内容，估计还有多少时间下课。我从不拖堂，又能完成教学任务，这也是学生佩服我的地方之一。

我1957年大学毕业，到 1964年底才穷尽积蓄，花91元买了一块苏联宝石牌手表。这块手表是我家产中最值钱的东西，是我的宝贝。如今这块笨重的宝石牌手表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躺在抽屉里，小偷也不看好它。

四十多年后，嵊州一中退休老师倪和钦先生对我讲：“当年我们学生称你顾老师为三个25，即年龄25，工资25，上课25（实为24节课／周）。”他又说：“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对你很尊重，因为你课上得好。劳动、休息时喜欢到你旁边，没有手表也能准确估算时间。学校领导得知你很受学生尊重，就召集班干部教育我们，说对右派老师要提高警惕，保持距离。” 嵊州剡山小学退休老师马木芳先生也曾对我说：“当年我们几个同学非常喜欢与你接近，班团干部就找与你亲近的同学个别谈话，要我们学生揭发顾延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可在那个年代，右派不配被尊重！学生尊重、喜欢右派老师就是错误，就要被找去谈话，被要求与他们划清界线，揭发右派反党言论。毛泽东执政27年，为维护其专制极权统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人为的阶级斗争。未成年的学生也随时被灌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念，在孩子纯洁的心田里播种仇恨，制造恐怖。

1960年国庆节后，学校领导突然宣布停课，动员全校师生立即去北山采茶。茶叶是嵊县的特产，茶农一般只采摘春茶和夏茶，很少有采摘秋茶的。大家心知肚明，肯定又是县委哪个人头脑发昏瞎指挥，可是全校照样召开了批判“秋天无茶论”的大会。

出发那天清早，我随高二丁班学生自背铺盖动身。步行六七十里，天快黑了，来到嵊县与绍兴交界的北山横路坑。晚餐是毛笋咸菜粥，第一次吃感觉还好。以后天天吃，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越吃越感到肚饥。

每天上下午，我跟随十多个学生在茶山里转来转去。茶蓬光秃秃的，那有什么茶叶！可是学校领导还要听从上级指示批判“无茶论”，真是可悲。

采茶任务肯定是完成不了的。那怎么办？聪明的学生早就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试验茶园，里面一排排茶蓬，长得郁郁葱葱。似乎没有看见管理员，学生们喜出望外，就大胆去偷摘。当时学生没有也不会征求我的意见。他们知道我是随班监督劳动的右派教师，任何事都由他们自己作主，不会征求我的意见。

学生嘻嘻嚷嚷进园不久，就听见一声吆喝：“谁叫你们来偷的？”学生们被赶到一旁，把我夹在当中。那位管理员大声问：“谁是老师？”没有人回应，我也闷声不敢响。当时我年轻，衣着寒酸，个子不高，又不戴手表，完全不像一个老师。管理员继续问：“谁是老师？”这时有几个学生都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这里没有老师。”那位管理员似乎不相信，他的目光扫到一位戴眼镜、长得有模有样的童姓同学，说：“你是老师？”瞬时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这位管理员无可奈何，偷茶事件因找不着老师，就这样平息了。

我的母亲    朱国琳

我的母亲叫年静甫，排行老二，姊妹三人，陕西汉中人，据说是年羹尧的后裔。母亲和大姨上学时，大姨的老师是地下共产党，把大姨及班上大部分学生偷偷带去延安。大姨把在延安抗大的照片寄给还在上学的母亲。她穿着灰军装，戴着灰军帽，腰上扎着牛皮带，皮带上别着一把小手枪，很威风。母亲把姐姐的照片给同学们炫耀，后来校方追查共产党活动，才赶忙收起来。

母亲长得很漂亮，后来和在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汉中）当队长的父亲结了婚。据说母亲很羡慕父亲穿着马刺走路的样子，又说是母亲在回家的路上被巡警刁难，恰巧父亲路过，为母亲解了危。 

解放后我一直没再见到父亲，也不知他在那，更不知他的死活。有时见母亲偷偷包点莫合烟和裤衩之类的东西托人带走，我就想父亲大概没死。

母亲个子高，嘴长得比较大。每当坐在母亲对面，望着她把一团十分粗糙的食物放进嘴巴的时候，我就想知道这些粗糙的东西在经过一个坐过飞机，穿过旗袍，做过太太，细皮嫩肉的母亲的喉管时，母亲的心理是怎样的。

上小学时，我见别的孩子有钢笔，就央求母亲给我买一只。母亲一声不吭，嘴抿得紧紧地，泪水从眼眶里滚出来。我不懂事地继续央求，邻居阿姨一把把我拉开，对我说，傻孩子，你妈妈哪有钱呀。后来稍大一点，才知道母亲整夜整夜偷着给人家做衣服，很少睡觉。做一条裤子才8毛钱。那个年代是绝对不允许做私活的，也不允许凭个人劳动挣钱糊口。可是,母亲一个女人要养活五个孩子呀。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央求简直就是一种罪过。

我家在草湖，位于疏勒、疏附和阿克陶三县交界处，解放前叫马家花园，原是一片长满芦苇、红柳、骆驼刺等多种野生植物的原始荒原，东西长约二十公里，南北宽约十五公里。塔孜洪河和罕南里克河将草湖分割成三块，分别是小草湖、大草湖和红柳戈壁。民国初期，喀什提督马福兴在小草湖为他建造了一座花园式的豪华公馆，占地百亩，当地人称为马家花园。1924年，新疆都督令马绍武清除马福兴，马家花园毁于战火，成为一片废墟。解放后，马家花园成为兵团一个团场的驻地。

我上学的地方离家有七十多里，由于没有交通工具，很难回一次家。每次回家都是约上几个家住草湖的同学，星期六放学吃完晚饭后结伴往家走，双脚在没脚脖的尘土中移动着。没有星光的夜晚，大家一边走一边唱歌，以消除心中对黑暗的恐惧，每次到家都是半夜了。现在想起来，也不知当时那么艰难地回一次家是为了什么，可能是为了看一下艰辛的母亲，也许是为了回家能吃一顿饭。

六十年代，吃饭可能是最简单、最重要的事情。家中没有吃的，最好的食品是公家配给的一种叫代淀粉的东西。先把玉米芯碾成粉，然后将其发酵，然后再过滤、烘干、碾成粉，是谓代淀粉。这种粉可以做成食品，可以吃，但不好吃。它是优点是可以饱肚子，缺点是吃完后肚子发胀，硬硬的，鼓鼓的，更要命的是大便十分困难。每次回家，母亲总是让我多吃几个这种代淀粉馍馍。母亲说我正在长身体，要多吃点，吃好点。其实我知道，即便是这种东西也是定量配给的，我吃了，母亲就没得吃的了。小时候不懂事，为了自己的嘴巴，而忘了生我养我的母亲。现在长大了，是该自己掌自己的嘴巴。   

有一次回家是为了问如何在初中升高中的履历表中填写父亲一栏的内容。母亲坐在那一声不吭，好像进入了深深的回忆，又好像什么也没想，一动不动。我央求母亲说点什么，结果她什么也没说。最后我凭记忆和想象，自作主张填写了四个字——大官，坏人。

文化大革命中，母亲吃尽了苦头。在批斗母亲的风头上，我回了一次家，为的是想告诉母亲，我要结婚了。破烂小屋门口的炉灶被踢得稀烂，我以为母亲搬家了。趴在门缝中往小屋里望去，依稀可以看见床和被褥。我很慌，也很急，开始无目标地寻找母亲。突然，我看见几个人提着鞭子，赶着一长串“牛鬼蛇神”过来了。我从头到尾仔细看去，发现走在最后面走不动的就是我那可爱又可怜的母亲。一个拿鞭子的朝我母亲屁股上踢了一脚，母亲痛苦地朝前倒下。我冲了上去，可是一个人拉住了我。我回头一看，并不认识他。等我转过身时，那几个拿鞭子的和那一串牛鬼蛇神全不见了。

天渐黑了，我敲了一个阿姨的门。她很害怕的样子，说了声不知道，就赶忙把门关死了。我又敲开一个叔叔的门，他也惊慌地说不知道，忙把门关死。

天黑得像一口锅扣在大地上。我一个门一个门地敲，谁也不给开门。一个门内忽然伸出一只手把我拽进了进去，像蚊子叫一样说了声“你妈在狗屋里”，随即把我推出门外。我没有时间思考，飞一般地向狗屋冲去。狗屋原是一个养军犬的地方。我一脚踢开狗屋门，十几双惊慌的眼睛望着我，小声说：“你妈回去了。”我急忙跑回那破烂的小屋，一丝灯光从黑帘中透出。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母亲惊慌地问是谁。当确信是自己的儿子时，她开门将我一把拉进去。母亲告诉我，未成年的小妹已经藏起来了。几年后一个阿姨告诉我，说这期间母亲曾两次触电自杀未遂。

母亲的后半生也有过几次微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家养了两只兔子，下了一窝小崽。小兔子长大一点时，母亲决定杀一只叫孩子们尝点肉味。两个弟弟负责这件令全家人喜出望外的事情。可是两个弟弟不太积极，因为兔子主要是他俩拔草喂大的。为了全家人能吃上一次肉，他俩无可奈何地在兔子头上敲了一下，把兔子敲死，然后挂在树杈上开始剥皮。他们先把兔子嘴边的皮割开，然后是头，脖子，最后紧紧拉住兔子头上的皮毛，使劲往下一拽，整个兔子皮就被脱下来了。就在弟弟把兔子皮从头到尾往下拽的那一瞬间，母亲笑了。这一瞬间，她似乎忘记了贫穷，忘记了烦恼，忘记了曾经受过的羞辱。我想母亲的微笑起码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是自己的孩子今天有肉吃了；二是两个小家伙长大了，可以干活了，不会饿死了。

我上初中时发表过一篇小散文。大妹妹在未成年时就下地干活了，放暑假时我去大田看她，她正在摘瓜。兵团是条田化作业，大条田里遍地都是瓜，摘下的瓜堆成小山，香气四溢，蜜蜂飞舞。那天我吃了好多瓜，大开了瓜的眼界。回校后，瓜的香味依然包围着我，于是在作文课上我写了一篇名曰“瓜田小记”的散文。文章不长，但写得很有生活气息，老师叫我抄好送报社。文章发表后，草湖的好多人都看到了，他们向母亲祝贺说：“老年，你儿子这么小年纪就发表文章，将来不得了。”母亲大概高兴了好几天。这是母亲的第二次欢喜。

母亲最后一次微笑是在病床上。经过长期批斗，母亲倒下了，任何鞭子也打不起来了，当时我在离家五百公里的农村接受再教育。再教育不是让你读研读博，而是让你天天干繁重的体力活，滚一身泥巴出一身臭汗，进行触及灵魂的劳动改造。有一天，有人跑来说，草湖来电话了。我急忙跑到公社，把电话打到草湖总机。总机说，你们家已没人了，都到毛拉医院去了。我知道毛拉医院就是师部医院，离我这有八百公里。我马不停蹄，坐汽车，坐拖拉机，坐马车，再步行，心急如焚地赶到毛拉。母亲己不省人事，弟妹们在床前一面呼唤一面哭泣。医生把我叫出来说，你母亲没有几天了，准备一下吧。我忍着塌天的悲痛，白天守在病床边，等待奇迹出现，晚上用缝纫机给母亲做老衣。我虽然只跟母亲学了一点缝纫技术，但我一定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让母亲穿上儿子亲手做的衣服，尽最后一丝孝道。

人急时总有急时的办法。我们几个孩子首先央求医生给母亲输血，医生说输也没用。我们一再央求，医生最终答应试试。化验结果，我和二弟的血型与母亲的一样，都是B型，于是当场各抽了500CC给母亲输进去。第二天奇迹出现了，母亲睁开眼睛了，看见了自己的骨肉。我和二弟又各抽500CC给母亲输上，更大的奇迹出现了，母亲坐起来了，微笑地望着五个孩子。这是母亲最后的笑容，这个笑容太美了，太珍贵了。这是战胜死亡后的微笑，我留下了母亲这个最后的微笑，这是母亲活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张照片。

作假证    卫普安

1969年春天，由于战备的需要，要把我们镇里通往县城的沙石公路修成一条柏油路。为处理路两边合抱粗的垂柳，公社革委会请来县木材公司的晁中哲给古树作价。晁三十来岁，一米八几的个头，与我姑夫是同事。前几年他在我们镇上工作时，经常来我们家。忙完作价工作，天晚了，还起了风，晁中哲就没赶回县里，在我家住了一夜。

中秋节后的一天，我正与社员一起干活，队里的民兵排长突然找到我，神神密密地告诉我，县里来俩人，现在我家，找我调查个情况，还要我小心点儿。那年头搞外调的特别多，一般都没好事。我心里敲起小鼓，赶紧往家跑。

一进门看见院子里站着两个人。一个穿便服，白白净净的，手里提着个黑色塑料公干提包，上面印着“临猗县公安局”一行白字。另一个瘦高瘦高，二十几岁，比我大不了多少，穿着一身深蓝色制服，戴着大盖帽。两人都挺严肃。见我就问：“你是卫普安吧，我们是县公安局的，今天找你了解个情况。”“是，我是卫普安，那咱们屋里说吧。”进了屋，大盖帽说：“咱们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我再给你交代一下政策。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落实晁中哲给公路估树价时在你家收听敌台的事。你别着急，好好回忆一下，他在你家共收过几次敌台，收的什么内容。”“收听敌台？”我一听，马上头就大了。这几年经常在县革委会发的布告上看到收听敌台的人，名子上不是划红叉，就是判无期。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这是哪有的事呀！连忙说“没有，没有”。大盖帽又说：“你好好想一下。晁中哲收听敌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他已经承认了，我们今天来就是落实一下。你不要包庇，要老实交代。”我说：“真的没有，你们让我交代什么？”那个提包的说：“卫普安，你要想清楚！你们家是不是地主成分！”

一说到我们家的成分，顿时我就觉得自己矮了几分。提包的又说：“在这儿问我估计你也不说，那咱们到大队去。”到大队就到大队，没影子的事，到哪儿都不能胡说。那时大队叫革委会。到了革委会办公室，大盖帽突然从腰里掏出一幅明晃晃的手铐，“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大声呵斥道：“你不老实！告诉你，顽抗到底是没有好下场的！晁中哲都承认啦，你还包庇他，包庇也是没有好下场的！不说，今天就把你带到公安局！”提包的那位说：“别急，我提示他一下，中哲是不是给你说林副主席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什么？”我说：“是不是定时炸弹。”“对，对，就是这一句。他是不是说啦？”大盖帽抢着问。我说：“没说过，真的没说过。”“什么，什么，没说过，你刚才都承认啦，现在又说没说过。你这个家伙真不老实，看样子今天不来点硬的，你就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害！带走！”那个大盖帽看来真是急疯啦，拿起手铐又“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同时把桌子拍的砰砰响，气急败坏地向我吼叫。

“普安，我给你说，虽然你家是地主成分，但你还年轻，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积极地揭发坏人坏事，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现在晁中哲已经被逮捕了，他都承认了在你这儿散布过反动言论，你还保他干什么？况且你能保住他吗？只要把他给你说的那句话给我们写出来，我们对你是不会追究的。你好好想想，我们等着你的回答。我想你不会让我们今天给你带上手銬，把你带回公安局吧？也不会跟着晁中哲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继续与人民为敌吧？”提包的在开导我，却每句话都暗藏杀机。

看样子这两个家伙今天不在我身搞出点名堂是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顶不住了,说道：“好吧，我写。”在公安局的稿纸上，我违心地写道：晁中哲某年某月某日在公路上估树价时，给我说林彪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写完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他们看了看，从包里拿出一盒印泥，让我盖个手印。望着食指上鲜红的印油，我眩晕了，我崩溃了，我知道我这手印盖下去对中哲意味着什么。中哲叔，小侄对不起您啦！我的手指无情地盖了下去……  

第二天，村子里流传起我和县里一个反革命分子一起收听敌台广播的消息。晚饭后，挂在村中间那棵歪脖树上的破钟当当一阵乱响，人们三三两两提着小板凳，懒懒散散来到村里那间由破库房改建的会议室里。昏黄的灯光下，几十号人坐在一起。年老的男人抽着难闻的旱烟袋，闭着眼睛打瞌睡。勤快的女人就着灯光呲呲纳着好像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子。

今晚的社员大会，政治队长亲自挂帅。他先是神采飞扬地讲了一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以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如何健康，接着话锋一转，义正词严宣告：“最近，咱们生产队发生了地富子弟收听敌台，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事件。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说明一小撮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总是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必须时刻擦亮眼睛，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同时，我也警告你们这些人，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饶不了你们的！”不知为什么，他竟没有点我的名子。点不点吧，屁大的村子，谁不知道谁，何况就我们几个地富子弟。

一入腊月，大队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把我哥叫去了，原因是我们队一个积极分子检举揭发说我哥和晁中哲在公路旁的一棵古树下收听敌台十多次。我哥为了减轻我的心理负担，就把这件事揽到他自己身上，在学习班里承认晁中哲给他说过那些话，与我无关。腊月二十八下午，我远远望见哥哥回来了，背着一个脏兮兮的铺盖卷，无精打采的。我快步迎上去，哥哥看见我，马上打起精神，还咧嘴笑了笑说：“没事，没事，你放心，哥没事。”望着瘦了一圈的哥哥，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还好，没给哥哥戴什么帽子。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一个手里提着黑色塑料手提包的人径直进了我家大门。这个人我认识，也是县木材公司的，姓乔，前几年也来过我家。乔叔告诉我，他这次来是要我把中哲的事再落实一下。一听中哲的事，我委屈的眼泪马上流出来了，把公安局那两个人如何威逼我，我如何写下了假证明，仔仔细细说了一遍。乔叔一听，眼睛瞪的溜圆：“这娃你怎么能这样说哪？写就写啦，你现在还想翻，你翻得了吗？中哲反对林副主席，他自己都认啦，公安局都定案啦。你现在这么说，不怕公安局再寻你？你还不知道你家是个什么成分啊？可不敢胡说！”又是一个把中哲往死里整的主。说啥呀！我牙一咬，脚一跺，唰唰几笔写好了证明，又啪的一声盖了一个鲜红的指印。

又过一段日子，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地富子弟，每人挑着一对臭哄哄的稀茅罐往地里送，出巷口迎面碰上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从穿着打扮上看，像是干部，四个兜的中山装干干净净，脖子上的风纪扣严严实实，自行车头上挂着黑提包。看见我们就问：“这是南连村吗？”我们说：“是啊，找谁。”“请问有个叫卫普安的吗？我们找他落实个情况。”人家说话柔柔和和的，可一听找我，我身子一软，稀茅罐险些从肩上掉下来。我说：“我，我，我是卫普安，啥事？”我战战兢兢地问道。“能不能咱们到你家谈谈？”我只好把稀茅罐放在村口的水渠边，在同伴们异样的眼光中，领着他们到我家去。

两人说他们是县上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问我是不是打过两个证明材料，说晁中哲散布反动言论。我说是的，他确实在我这里说过反动的话，你们也不要再问了，这次来是不是要我再写个证明，好，我马上给你们写。经过上两次作假见证，现在我已是心如铁，胆似钢了。反正说啥都是白搭，干脆你要我说啥我就说啥，大不了把我也逮去。“你弄错啦，”那两个人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晁中哲是反对林彪的，反得对，林彪确实是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这不，自行爆炸了，证明中哲同志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对这样的革命同志，我们一定要给予平反昭雪。”“什么，什么？”我的眼睛瞪得溜圆，头一下子晕了，脑子一片空白，只看见那两人的嘴巴一张一合说着什么。接下来我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已全然不知道了，只记得我又给他们盖了个红红的手印，是哆哆嗦嗦盖下去的……

    从1969年至今（2008年），近40年了，一直再没见过中哲叔，

是我羞于见到他。这件荒唐事几十年来我从未向人启齿，一直深埋

心中，每想起就深感不安。听说中哲叔几年前已作古，我良心的谴

责更重了，总想把此事告知世人，可几次提笔都未能成文。春节前，

我脚骨骨折，女婿见我无聊，送我一台电脑。我不会用，承蒙朋友

多次指教，儿子儿媳一旁指导，敲打数日，终成此文，借以告慰中

哲叔的在天之灵。

恋爱守则    李子军

1972年，无休止的批判有了停息的间歇。疲惫的劳动，无聊的生活，恶劣的“食料”，吃不饱，精神的空虚，让男女知青看不到尽头。胆大的知青开始谈恋爱，和地下工作者一样，各种方式争奇斗艳。如今想来，仍让人喷饭。我们班有个知青叫俞宝康，白白的，胖胖的，非常文静，苏州人，非常爱干净，白球鞋刷得干干净净。最近一段时间，每逢天黑，他就刷白球鞋，顺手就把鞋放在门外的窗台上，然后，信步向连队后面走去。我们这些马大哈根本不在意这些小事。不料，有位有心的知青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每当俞把白球鞋放在窗台上不久，就有一位女知青也向连队后边走去。他向我们公布了他的发现，我们立时来了劲。跟踪的结果，正是这样。怎么办？第一个办法是偷偷拿走白球鞋。俞宝康一走，我们立即替他把白球鞋收起来。那位女知青走到我们宿舍附近，一看没有白球鞋，很快就回去了。不一会儿，俞宝康就怏怏地回来了。初战告捷，我们高兴地不敢大笑，只能捂着肚子捂着嘴偷笑。

后来，俞宝康放扫帚，我们收扫帚，放什么收什么。他恨死我们这些促狭鬼，但又毫无办法。后来，他改成唱歌，唱样板戏之类，这样我们倒毫无办法了。看着俞宝康天天容光焕发，我们这些癞蛤蟆心里酸溜溜的，总想给他制造难题，破坏他的心情。这大概就是人类的阴暗心理吧。有一天晚上，俞宝康又出去了，黔驴技穷的我们只好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告诉连长去。于是，我们班最小的知青（15岁），自告奋勇跑到了连部。连长毛连元正在喝酒，满脸通红，醉醺醺的。一听报告，立即摸了一把铁锹，嘴里一边大骂，一边喊着“抓流氓！”向连队后面冲去。我们班的几个知青跟在后面助威，只见前方两个白影倏地突然分开，然后向两个方向跑去。由于连长醉得打晃，我们又不是真的想抓俞宝康，所以无功而返。整个连队轰动了，笑的，骂的，一晚上没安静。

没几天连里出台了一部谈恋爱的规定，由于时间久远，细节记不清了，但大致内容如下：1.男女知青谈恋爱必须年满25/23周岁。2.谈恋爱必须向连部汇报，经同意后方可，不然以流氓论处。3.谈恋爱的时间，规定每晚7:00—9:00，其余时间不许谈。4.谈恋爱的地点在连部办公室门前的窗户下，其他地点不行。5.连部提供条凳，用后归还，损坏照价赔偿。6.男女知青的正常接触，需有男女知青排的排长在场。

父亲的背影    梅桑榆

父亲于1996年10月去世，至今已十载有余。我这个以写作为业的儿子，却未写过一行怀念他的文字。每当想起此事，便不免有些愧怍。

这些年来，父亲的形象有时浮现于脑海，有时于梦中出现。特别是我1997年末初来北京那段时间，也许是父亲辞世不久，也许是独自初到异乡，也许是我身上穿着他曾经穿过的棉袄，不由得赌物思人，我竟常常梦见父亲。父亲的神态和谈笑，一如生时，并且都是患癌症之前的健康形象。在梦中，我与父亲相伴，不再是一个独闯异乡的人。但梦醒时分，我却独自躺在床上，被无边的黑暗包围着。每当此时，心里便会弥散出一种难言的凄凉，叹息与父亲阴暗两隔，再无相聚之时，叹息自己到了望五之年，仍要背井离乡，为改变生活境况，为实现理想而拼搏。

父亲早年投军，在新四军某部从事医务工作。建国初期，曾在滁县专员公署门诊所和专区医院任职。1952年被上级调到当时属于滁县专区的江浦县（今南京市浦口区），任县医院院长。1958年，父亲因响应号召，大鸣大放，针对某些地方干部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在会上提了一些意见，并说：“社会主义如果不民主，将来会开倒车的。”结果触怒了领导，指使整材料的人将“如果”二字去掉，又捏造所谓“反党言论”，对他进行诬陷，说他“疯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结果父亲因言获罪，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人押送回乡。我曾经看过他的处理决定，那是一张油印着几百字的16开纸，就是这张发黄的纸，决定了他后来的命运。

父亲本可以在当地农场“劳动改造”，但他执意要求回家乡务农，他认为家乡人不会拿他当“敌人”看待。但家乡岂是“桃花源”？他后来的遭遇证明，这只是幻想。那一年，我才7岁。父亲离开江浦那天，母亲带着我为他送行。我已记不清把他送到了医院门口还是车站，也记不清当时是春天还是秋天，我只记得父亲用扁担挑着行李，一头是装满医书的铁皮箱，一头是铺盖衣物，离我渐渐远去。我对那只铁皮箱印象很深，因为后来家中用它盛米多年，而那些医书，其中有些是我后来学医时读过的。在漫长的岁月中，我的想象又为这个背影添上了一些细节与背景，好像父亲如农夫一样卷着裤脚，又好像他离开江浦那天正是细雨蒙蒙。送行时的情景和一些细节，虽然被岁月所漫漶，但是，几十年来，父亲挑担前行的背影却始终让我无法忘记。

直到父亲去世后多年，我才和母亲谈起当年为父亲送行的记忆。时隔几十年，母亲仍清楚地记得当年送别时的情形。她说，当时是秋天，我和你把你爸送到浦口上火车。你爸挑着担子，被带枪的人押着，走在前面，我们在后面跟着，一直送到车站的月台上。等到你爸上了火车，站在车门口与我们告别时，你挥着小手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当时你爸和我都流泪了。我听母亲这样说，心中一阵酸楚。算起来，父亲那时才33岁，按照现在对年龄段的划分，仍属青年，但他却从此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踏上了一条前景如同暗夜的人生歧路，再无回头之日。在这条看不见尽头的歧路上，他将任人侮辱，任人作践，永世不得翻身。那是一种将入地狱之门的心情啊，我懵懂的问话，怎能不让父母黯然落泪！

父亲回乡不久，母亲便要求调动工作，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回到家乡。父亲因医术精湛，当一段时间的农民后，便被公社安排在当地诊所上班，月工资20元。后来父母又被调到总铺区医院工作。

大饥荒时期，医院人满为患，父亲每天拖着浮肿的双腿，坚持工作，并且经常步行几里、十几里出诊看病。有时遇上重症患者，即便是雨雪天，也要出门。遇到粮罄灶冷的人家，连饭也吃不上，只能忍饥而归。偶有大队干部家人患病，要他出诊，倒是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但因父亲是“阶级敌人”，上不了桌子，人家只是给他几块饼，一碗菜，让他蹲在厨房灶边，一饱饥肠。父亲舍不得吃完那些饼，总是剩下一两块，带回让我们分享口福。

文革开始后，父亲成了革命群众、造反派批判斗争的靶子。他每天早晨挂着“极右分子”的牌子，和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一起，站在街头“亮相”，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一次又一次挂着牌子，或是戴着高帽游街，被反反复复地批斗。一次又一次被侮辱、遭毒打，并且曾被关进群专指挥部的囚室里，每天被棍子队押着和难友们一起劳动。后来又被医院革委会勒令停止工作，停发工资，不得不再次返回黄泥铺老家，在大队合作医疗诊所工作。灾难与打击，如影随形，一直伴随着父亲，直到文革结束。

父亲是乐观坚强的人。在被群专关押期间，他开导那些因被侮辱、批斗、打骂折磨而陷入绝望的人，为他们唱语录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唱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临行喝妈一碗酒”等唱段，用领袖语录鼓励他们：“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提高我们的勇气。”看守被他的歌声惊动，说他“变相反抗”，恶毒攻击革命派，把他们比作日本鬼子鸠山，对他进行恫吓与警告。但父亲唱的是语录歌和样板戏，又不好扣什么帽子，看守也只有吼叫几声了事。在他的安慰和鼓励下，这些人精神振作起来，囚室里也有了笑声。

父亲是勤奋敬业、信奉人道主义的人。他早年只读过几年私塾，后来靠着刻苦学习，成为一名医生。在江浦工作期间，又到南京进修，掌握了内外科、妇产科等医疗技术。做为一名乡村医生，正需要比较全面的医术。他回乡后，成为当地的名医，求医者甚众，即使被“专政”期间，医院其他医生解决不了的疑难重症，仍要让棍子队队员押着他前往诊治。他对官员和百姓一视同仁，凡来求医者皆认真治疗，连迫害他的革命派或其家属生了病，不得不找他诊治时，父亲也丝毫不带个人怨恨。在他眼里，这些人只是就医的患者。这种胸襟与职业道德，令有些天良未泯的整人者怀惭，令旁观者由衷地敬佩。父亲在总铺与黄泥铺两地工作20多年，救治病情危重的患者无数。直到今天，我回家乡时，仍有一些人对我说，我父亲当年救过他/她的命，他们至今仍对他心怀感激之情。

父亲是正直善良的人。早年因言惹祸，使他遭受了多年非人的待遇，但性格并未因此有所改变。即使在尊严遭人任意践踏的日子里，他也从不向有权势的人屈服。对于那些处境艰难，生活困窘的朋友，他均尽其所能予以帮助。他鄙视那些对上阿谀谄媚，对下傲气十足，毫无信用，满口假话的人，常教育我们兄妹做人要正直善良，待人要不卑不亢；名利皆身外之物，不要妄求，要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公家的东西，即使扔掉、烂掉，也不要往家里拿。

1979年，父亲得以平反，与母亲回南京工作。我因已参加工作数年，不能随他们去南京，独自一人留在凤阳。两年后，父亲患了冠心病。在南京某医院住院治疗时，我从凤阳赶去看他。当时父亲的病情已比较稳定，刚输完液，精神还好。我陪他吃了晚饭，离开医院时，他坚持要把我送到医院的大门外。我告别父亲，走出几十米后，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一眼，见父亲竟面对医院的大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跑过去，见父亲脸色苍白。我一时有些慌乱，问他怎么了。他向我摆了摆手，过了片刻，才淡淡一笑，说：“刚才心绞痛又发作了，我已含过了药，现在没事了。”我又把他送回病房，才离开医院。

我在赶往五弟就读的南京药学院借宿时，眼前不时浮现父亲站在医院门前的背影。沿途的街景让我浮想联翩：我脚下的路，父亲早年也许走过。他那时的身影和步态，不正和我现在一样年轻吗？而现在，父亲已经老了。父亲20多年前离开江浦时的模糊的背影，又重现于脑海。他离开江浦时还是青年，再回到这个地方时，已50多岁，离退休的年龄不远。父亲离开江浦时年轻的背影和现在病魔缠身已经年老的背影之间，是长达20多年的蒙冤受辱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父亲精神和肉体遭受长期的折磨和摧残，是不是患病的原因……

1994年，父亲被查出患了胃癌，已是晚期。至1996年去世，做了三次大手术。两年间所遭受的痛苦，非常人可以想象。

父亲原名长发，参加新四军后，部队首长说此名俗气，为他改名秀，后来他又自己改名雪樵。这本是一个寓意不俗的名字：一个孤独的樵夫，挑着柴担在崎岖的山路上踏雪前行，以自己的艰辛，换得家人的温饱，且为世人送去温暖。这个名字，却成了他人生旅途的象征。

松北土改亲历记   冯志轩 　

一九四七年寒假，我们学生被编成小组，参加土改工作，给农村居民定阶级成分。土改分为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和发土地证。

第一阶段是土地调查，分为三个步骤：丈量、画图、计算。东北地区的土地计量比较特殊：松花江北每亩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则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来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亩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刚好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亩，十五亩即一万平方米为一顷。江北一亩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亩。丈量土地的工具“弓”，像个大圆规，约一米五高，两腿间距五市尺。人握住弓的上端，用一腿触地，另一腿往前翻倒，边走边丈量，很方便。我所在的工作队，刚好负责我家所在的乡。乡政府设在寇家屯，管辖附近四屯。其中一个叫双庙子屯，我家的五十多垧地就在这个屯。我要亲自丈量并平分自家的土地给农民。

第二阶段是土地评级。用弓丈量过的地块，要画出地块图，算出地块亩数，然后由贫农团的人根据土壤状况评出每块地的等级，共分四个等级。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我做得很出色，农会的人对我极为满意。几个月后暴行来临时，我既未受皮肉之苦，更没有被打死。

第三阶段的工作是划定农户的阶级成分。由贫农团逐家评定阶级成分，我做笔录。我家依靠地租生活，被定为地主成分。 

第四阶段是挖财宝。怎么挖？先挖人——毒打地主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然后是挖地——掘地五尺。毒打地主的方法是把他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好触地，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就像在跳芭蕾舞，晃来晃去。毒打其子女的方法是扒光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抽。此法非常有效，绝大部分地主立即把藏财宝的地点招供了出来。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地背着套筒子（旧步枪，俗称烧火棍），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聚敛的财物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等，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存放在农会的房间里，由民兵看守。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当时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简言之，挖浮财的手段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一天夜里，我也和别的地主子弟一样，双臂被绑在扁担上。但是，我受到了优待，因为我在土改工作队中工作出色。他们把我拽入另一个房间，用皮带往桌子上抽，叫我伴着皮带声高声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供出财宝。噼啪噼啪抽打了一会儿，农会的头儿说话了：“行啦！别打了。他家是在镇上净身出户到这儿的，没有什么油水！”所谓净身出户，就是仅穿着当时的衣服被赶出家门，此后你的家就不是你的了。     

我家净身出户后，一家四口人栖身在富农金凤鸣家的一个小棚子里。金的妻子比我年长十几岁，我叫她金三姐，是一位热心肠的中年妇女。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已经深夜了，金三姐轻轻地敲开我家屋门，没头没脑、慌慌张张地悄声告诉我妈说：“老姨，他们定下了！”“定下什么啦？”我妈妈反问她。“他们开了半宿会，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铭和老姨夫打死！”寇在国民党时期任过村长。

“啊？什么？打死？”妈妈惊异得不知所措，声音都变了。这时父亲还响着鼾声。事情过了五十八年，如今我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可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门，妈妈颤抖的声音，父亲的鼾声，金三姐的伤感语气，这一切相互交织，仍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惊魂不定，我睡意全消。

金三姐说：“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派下来的，姓胡。他召集那帮人开会，说县里的什么头头，叫树吉（书记）的人说了，这回一定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每个村都搞到底，把汉奸地主打死两三个，说要点着什么几几豆正（阶级斗争）的火。他说这几个村子有六个汉奸和地主，得打死两个，明天打死寇玉铭和冯天禄，一个汉奸，一个地主。赵二混子（雇农，有点文化）插话说不打死行不行，那个队长急了，说这是县里树吉（书记）定的。别的人就不再敢说什么了。”金三姐的声音里带着恐惧——通风报信也是大罪名啊！“快想想办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我们油灯也不敢点的小棚子。

我脑子一片空白，妈妈在抽泣，空气凝固了。“妈，怎么办？我到镇上去找卤水吧，免得硬是打死！”父亲醒了。他听了母亲的诉说，足有五分钟未说话，最后自信地说：“不会的，天底下哪会有这种事，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打死？”父亲已经六十五岁了。“可是金三姐说他们定了。”我空白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句话。“定了什么？”父亲问。“说要把你打死。孩子说给你找卤水去。”母亲边说边抽泣。“不用，不会有这种事。人命关天，共产党也得讲法律。”这句话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压在我心底的铅块似乎轻一些了。尽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亲说的“共产党也得讲法律”的逻辑，如何解释几个月前我们家的净身出户呢？

次日早上，我站在村中的大道边往西望，见从寇家屯方向来了一辆小毛驴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快跑回家。不一会儿，两个民兵进院了，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走吧，贫雇农要斗争你，快上车！”两个民兵不由分说把我父亲架上车。“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个民兵对我吼叫着。转眼间我们被拉到了三华里外的乡政府所在地寇家屯。屯东头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血肉模糊，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了一样，断了的肋骨杵在外面。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其中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如此凄怆血腥的场面，那个民兵竟能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生难忘！野兽并不可怕，人兽才可怕！我预感到父亲要被打死。进乡政府大院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十几个地主家属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已被血水染成红色，抽打时粘下来的皮肉碎屑腻住它们的全部纹络。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一级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历史上可曾有这样的先例？

进屋后我被推上炕。那些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充血，叫道：“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地主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撕人心肺。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接着就是暴尸田野。傍晚，妈妈找一个破柜来收尸。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在松花江北的广大地区，土改运动中的兽性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被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被打死一人，自杀一人，南小城子屯邢家被打死两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不论用什么方式把这些人弄死，不需要任何手续，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无需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被打死的地主占多大比例？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据专家估计，土改杀害了3-5百万人。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也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卖日用杂品的小铺子，掌柜的叫马少波，挨了打，游了街，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几十个烟蒂——他是多么不愿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可那时候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二站镇仅有的两个小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坊），停办了。所有受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凡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都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土改运动中流血斗争阶段，还有一个花样，叫串联斗争。一个区的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五十年前的北满地区要比现在冷得多，刚进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皑皑了。一天早晨，农会干部钟义来敲门。“你今天到前边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丰屯过来人说，他们今天来串联斗争。”他一进屋门就对我说。看到我母亲，他接着说：“大婶也到村后黄大姨家去吧。”母亲让他坐下，他说有事要办，转身走了。“妈，您快走吧！”我催促母亲快走，以躲过这场灾难。母亲走了，我随后也出了家门，直奔屯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土丘。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望到屯子里的情况。

人喊马嘶，一阵乱噪噪的声音从屯子里传过来。我从高处望过去，只见有几辆大车，一群一群的人乱嚷乱叫。事后听说，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顿。这样的串联斗争以后还有两次，我都在农会朋友的暗助下躲了过去。

血腥恐怖事件之后就进入了第六阶段——分浮财。分浮财有个原则：不平均分。农会给贫雇农定了等级，给浮财定了价钱，每家贫雇农应该分到的钱数我也都计算出来了。瓜分胜利果实那一天，贫雇农早早来到乡政府大院等着分东西。胜利果实摆得满满一大院子。一整天院子里都是人声鼎沸，笑语喧哗。

现在要进入第七阶段——分土地了。政策是全行政乡土地打乱平分。寇家屯乡平均每人九亩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则是每人数量平均，质量不平均。所谓质量不平均，就是最穷的雇农要分给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穷的分给次等的，依此类推。地主、富农、上下中农当然是依次分给土壤不好的土地。

农会决定用三个晚上把土地分下去。头一天晚上，依顺序先由排在前面的雇农、最贫农、次贫农……来选最好的土地。每家选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村西头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约还剩下十五亩左右，农会主席对我说：“把这一块地留下，先不分了，再来人分别的地块。”

我当然只能照办。以后几天轮到中农、富农、地主分土地了。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块都是贫瘠的沙地。等到该我家分地时，农会主席说：“我们农会决定了，你家该分二十七亩九分地，村西头的十五亩好地分给你，剩下的再分这边的。”我当时年轻，不懂什么，反正照做就是了。这样，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几乎和贫雇农分到的一样。

土地分配完以后，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发土地证。土地证上写着姓名、地段、亩数、座落和四周邻居。按照地图上标注的长宽，到现场钉木桩子，是为地界桩。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松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运动——扩兵支前运动，已经开始了。县里直接派出扩兵工作队。他们先到寇家屯乡政府，给乡政府里的人讲解扩兵的目标和做法，接着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进行扩兵动员。

一九四八年春节刚去，上午十点左右，县扩兵工作队就到屯子里来了。队长看上去四十几岁，讲话直截了当：“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很紧，前线需要人。今天开会就是为了扩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胜仗。大家都来了，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扩兵？道理讲清楚了，咱们就报名。扩兵就是扩大部队作战的士兵。有了拿枪的兵，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来了，你们翻身得解放，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共产党毛主席。”

农民们傻呆呆地听着。“大家报名，快点！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扩兵工作队队长着急地催促着，询问着，焦躁之情溢于言表。农民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会场出奇的静，好像是一种交易谈不成出现的尴尬场面。队长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表情。农民分土地、分浮财时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情绪此刻不见了。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队长又喊叫起来：“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接着他赤裸地威胁道：“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处，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吗？！”

我离讲话的人仅四米左右，只见他横眉立目满脸通红，声音有些颤抖。扩兵动员会已经开到过午了，乡里的干部直接点名道姓地动员。最后经过逐家访问动员，全乡共有七个人被扩兵。

运东的土改复查    碧薇萍

1947年8月1日是我的父亲，一个有8年党龄，年仅32岁的中共地下党员的遇难日，至今已过去了整整62年。父亲是被土匪的儿子，在土改复查斗争的群众大会上，被拉上“望蒋竿”摔下后活活打死的。

民国初期，我的太爷靠走街串巷卖盆卖碗稍有积蓄，后又与人合伙做小生意，生活比一般人好一点。193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太爷被土匪绑架。爷爷和父亲倾其所有，交了赎金，赎回的却是太爷被肢解的尸体。据说太爷是见到熟人了，所以被杀害。后来土匪又到我家后院的郭家绑架，被村民捉获。经拷打，土匪供出了他们在我们村的同伙（是兄弟二人，为土匪当“钩子”通风报信，开门揖盗）。当时国民政府的部队迫于日军的进攻，已经撤退。家乡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如毛。为保卫家乡，村村修土围子，村与村之间挖半人深的交通壕，也成立不少打击土匪的群众自卫组织，白凤仪的部队（后被共产党收编）即其中之一。我们村那两个暗通土匪的两兄弟被白部抓走。我父亲当时24岁，年轻气盛，为了给爷爷报仇，亲手处死了其中一人。

钩子兄弟，其中的老大有两个老婆。这在我们村是独一无二的，可见他们生活并不困难。8年后，1947年，他儿子竟成了搞土改运动的贫下中农。为了为他的土匪爹报仇，在群众大会上打死了中共地下党员——我的父亲。据我母亲回忆，当时他的老婆曾当街痛骂他：“你为你爹报仇，你爹是老缺（土匪），你不知道吗？你把人家好人打死。”  

父亲被害一个月后，母亲才知道实情。在我们家乡，像父亲这样的冤案并非个案。东阿县委组织部当年落实政策的王某就曾经当面对我说过：“像你父亲这样土改复查斗争时被打死的人有的是。”

1996年我回山东老家，在东阿县委组织部听一位部长说，还有一位当时的县长也是死于土改复查斗争。80年代，在拜会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时，老人家告诉我：运东地区（山东运河东岸）土改复查左倾严重，后聊城会议上有过处理，但对受害者却不了了之。

我在黑龙江林业局上班时，认识一位原籍山东齐河的老乡，姓张，曾任南瓮泉林场党支部书记。张书记是军转干部，曾随解放大军南下广东。80年代我告诉他我父亲的冤案时，他说他的父母也好险，差点儿被活埋。他的家乡搞土改时，正赶上他回家探亲，再晚回去几分钟，父母就没命了。当时埋人的坑已经挖好了，他是军人，才救了父母一命。

我们村除了父亲遇难之外，还有一家六口死了三口。这一家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记了一张他家被分物品的清单（所谓变天帐），被发现了。后来这个孩子连同他的父母都被打死。

我老伴的娘家被划为富裕中农，她爷爷因不堪惊吓，在囚禁地上吊自杀。她们村有一户人家，男人侥幸逃跑，60多岁的女主人跳坑自杀，被捞上后又被活埋。其年轻的儿媳妇被拉上“望蒋竿”，被喝问要死要活？当时只能说要活。要活就必须听话，放下来后乖乖地做了当时村干部的老婆。

我老伴的姑姑老实憨厚，嫁给一个精明伶俐的青年，娘家给买了不少土地。小伙子因精明伶俐，又有土地，于是成为斗争对象，不仅丢了命，五脏六腑还被土改积极分子掏出来煎炒当了下酒菜。

更有甚者，一个叫关营的百户小村，一个大坑活埋了48口人，有80多岁的老人，也有吃奶的孩子。其原因是一个被囚禁的人打死一个看守逃跑了，被抓回后，连同亲属，不管老人孩子，全被活埋。据说当时是夏天，一个月后，这个埋葬48口人的大坟竟长高了两尺！第二年扒坟认尸体时，我老伴（当时5岁）去姥姥家正巧路过，被惊吓得几天不敢睡觉。

这就是我们家乡运东地区的土改复查运动！

我的高中    丁晓宇

     读完小学一年级要上二年级时，父亲对我进行了一次全面测试，最后说：“看来丢不了啦，这学不用再上了，就跟我一块放羊吧。”母亲大吃一惊，问：“为什么？孩子正当上学的年龄不让上学，放羊？”父亲答道：“能写自己的名字，能认识地名和常用字就够了。知识越多越苦恼，我不能让孩子再有我这样苦恼和不幸的人生了。”父亲伤心而无奈，说话声音都变了，有些颤抖，有些哭腔。我受惊不小。母亲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上学不上学应该取决于孩子的意愿。这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快乐所在。你说不是吗？”妈妈已经哭了，满脸的泪花，面对着我，很认真，但始终不正看我一眼，问：“珂儿，你喜欢上学不？还想上学吗？”“想，

我喜欢上学！”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

小学毕业正赶上实行联中制，各大队的十几所中学全部撤销，由公社办三个联中。五六个大队的五六个中学合并为一个联中，一半的孩子将因此上不了初中，我这个右派子女肯定在辍学之列。然而吉人天相，恰逢教育回潮，实行考试和推荐相结合，我考了个第一名，刘堂联中和山白联中均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我选择了离外婆家较近（家里常年缺粮吃不饱，可到外婆家蹭饭吃），且校长和副校长都是我母亲的老部下的刘堂联中，还当上了刘堂联中一四班的班长。

上了一年半初中，反击右倾翻案风起，父亲再次受到批判暴打，卧床不起长达年余，母亲近乎失明。家中没有劳力，大队书记、生产队长不让上学，我不得不辍学回家参加劳动。等父亲能起床劳动时，我才重返学校。这已是一年之后了，联中也解散了，只好回到刚恢复的大队办的初中，并退了一级。不料因祸得福，这一年多的农村劳动和退级，不仅强壮了我的身体，学会了犁地、耙地、耩地、扬场等技术农活，还赶上了本来不可能的上高中的机会。当时县里号召大办教育，大队也办高中，我不费吹灰之力连考试都没参加就直升到队办高中了。连教室都没有换，我已成为高中生了。

1975-78年的密县可以说是世界上高中教育最发达的地区，或者说其高中教育的格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县人口近八十万，分为十几个公社，社社都办高中，而且不止一所，通常是两所，一所叫社办普通高中，一所叫社办农业高中，有的公社还有第二农中。公社下面的大队还有队办高中，全县近300个大队，办了近百所队办高中。

真要感谢这些社办和队办高中了，如果没有这种高中教育的大普及，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弟是读不了高中的。那时父亲竭力不让我到公社高中去上学，理由就是，即便你过了高考分数线，可是作为右派子女，政审通不过，还是上不成，徒然蒙受心灵创伤。当时父亲不支持我转学到白寨高中（密县第五中学），77年不让我参加高考，都是出于这种考虑。

1977年高考成绩揭晓后，我找到考题自考一下，信心大增，完全可以上本科。参加高考的决心已定，于是我果断离开大队高中，回家自学，对父亲说：“如果没有公社以上的高中可上，我宁肯在家自学，免得再在队办高中耽误时间。”

1978年5月20号，经多方争取，右派父亲终于同意我离开西腰大队高中，走后门去白寨高中读完高中阶段的最后三个月，然后参加1978年的高考。在离高考还有40多天的时候，全县举行了一次高考摸底统考，我侥幸取得全县第一名，随后被选拔到密县教育局组织的密县第一高中的40天高考强化班学习。这个强化班分为四个班，文科一个班，理科三个班，每班三十多人。老师是从全县一百多所高中里选调出来的顶尖老师，学生则是从全县近五千个应届高中生里选来的尖子生，其中许多学生是77年11份高考达到录取分数而未被录取或被录取但不满意学校或专业的落榜生和择校生。理科三个班的应届生还多一些，约占三分之一，文科班只有两个是应届生（年龄最小的我和李志洲），其余都是参加过77年高考的老大哥。

斗四伯    李佐廷

这是长春郊区西湖生产队审讯斗争会的一幕。房梁上吊着一位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两个凶神恶煞般的群专队长（姓齐和姓张）一个手操木棒，一个手握牛皮带，边审问边抽打，不时传来老者撕心裂肺的嚎叫。这吊着被抽打的老人，是本屯唯一的地主分子李景堂。他是我的同族堂伯，排行老四，称他四伯。 

据说有的地方从地主家里挖出了枪支，为了扩大战果，号召各村各屯都要对地主家进行一次土改式的追缴枪支的斗争。解放前东北农村土匪多，一般地主家都有枪支。这次追缴枪支的土改式斗争，当然少不了四伯。姓齐的群专队长开始审问。他冲着吊在梁上的四伯问：“吊着舒服吗？”四伯不敢说不舒服，脱口说了句“舒服”。“看来你还没吊够，那就继续吊。”张姓队长裂嘴奸笑一声。伯父意识到回答失误，急忙改口说：“不舒服，确实不舒服！”“还想吊吗？”齐群专问了一声。“不想吊了。”“既然不想再吊，问你一个事能说实话吗？”四伯父急切地说：“能！能！”

“解放前，你家养过枪吗？”“养过。”“养过几支？”“养过两支。”“是什么枪？”“三八大盖。”“有匣子枪吗？”当地人将手枪叫匣子枪。“没有。”

张群专怒吼一声：“你他妈的不老实，还得吊起来让他清醒清醒。”话音刚落，两个造反派迅速将四伯父重新吊起痛打。几分钟后又把他放下来。四伯父两腿刚落地，齐群专走上前怒吼一声：“匣子枪有几支？”“真的一支也没有。”“是不是还要吊起来再悠一悠。”“再吊起来，就是打死，我也拿不出匣子枪。”

“老东西，那两支三八大盖枪藏在哪里？”“解放前就交给区工作队了。”“谁能证明？”“当时给了一个字据。”“既然有字据，就交出来吧！”“字据放在夹袄的夹层里，被老嫂子洗衣服时洗碎了。”“你他妈的不老实，再给我吊起来再帮助帮助他。”

四伯又重新被吊起，一阵暴打。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冲动地喊一声：“我可以证明。”群众队长们以为我这个串联大江南北的高中生见过世面，肯定能和地主分子划清界线，揭其老底，就很客气地叫我到前边来。我走到会场中心。齐群专对我说：“你和他对质吧！”我说：“有一天我三伯母将一个洗碎的纸条拿给我看，问纸上字能看清吗？我说只能看清一个枪字。三伯母吓得哭了。这个字条真的洗坏了。”“你这个孝子贤孙，这哪里是证明！是为地主分子开脱。”齐群专火了，冲着我嚎叫谩骂。

“我是协助群专队把问题搞清楚，怎么是为他开脱呢？”“你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保护地主分子过关。”“我只是说实话，没有保护他过关的意思。”“李景堂是地主分子，是阶级敌人，你恨不恨他？”“当然恨。”我不敢说不恨。“李佐廷你恨敌人，现在敌人就在你面前。他藏枪要变天，你给我狠狠教训改造他一下。”齐群专边说边将一个手指粗的木条递给我。“毛主席教导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不能搞武斗。”我不能打伯父，只好用毛主席语录来拒绝。“李佐廷露出了本来面目，是地主的是孝子贤孙，今天来闹会场，保护地主分子过关，向毛主席请罪！”齐群专一边喊叫，一边用力摁我的头，让我跪下。我挣扎着不肯下跪，张群专上来助阵，我无可奈何地跪下了。齐群专又摁我的头，让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又挣扎又喊叫：“我无罪。”这样一来，激怒了两个群专队长，不容分说，对我劈头盖脸一顿打。为了不再吃眼前亏，我只好老老实实跪下，并自我安慰说：“我李佐廷给父老乡亲下跪，跪得着。”我老老实实的跪着，两个群专队长觉得制服了我，获得到一种内心满足，趾高气扬。“李佐廷，今天就要你来帮助帮助这个地主分子，你能不能帮助。”齐群专向我下达打四伯的命令，我还是坚持“只能文斗，不能武斗”。

为了继续扩大战果，决定将追缴枪的追查斗争会，改为对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李佐廷的批判会。群专队带着大家念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然后高喊口号：“李佐廷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李佐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转入批判我以后，四伯闲起来了，虽然也跪着，但总比吊着舒服。几个人都冲着我批呀骂呀，再没有人理会他。我引火烧身，遭受批判斗争，但四伯获得了解脱，我心里很痛快。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骨瘦如柴，用绳子吊在房梁上，还有群专头目的毒打，再折腾几个小时，不死也要脱层皮。过后，四伯及四伯的家人见我时说：“你救了四伯一条命，叫你受苦了。”

母亲上官云珠    韦  然

1969年1月初，从北京到山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半年内连续两次大手术（乳腺切除术和脑手术）的妈妈，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回，脑子有病，正常思维还未恢复，就一瘸一拐地被他们赶出医院。

那时候的母亲，人是半傻的，没有一点力气，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等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高大英俊，我一直视他为姐夫。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做出了杰出贡献。1971年深秋，在上海天文台的隔离关押地，上吊自杀。那一年他 46岁。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无论主观上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

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姐姐四处奔波。9月末一个细雨绯绯的下午，姐姐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

建国后的宋庆龄    何  方

1950年3月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入党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不得不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她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挂个名做样子，对国家不利。”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者是毛泽东、林彪和康生。当时毛发言说：“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年8月，69 年11月，76 年6月，宋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在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都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道路的迷惘和苦闷。“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之间，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他们传话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给中共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也说侯振亚的儿子    心不易

世界真小，《黑五类忆旧》第一期的第三篇《侯振亚的儿子》中所记述的，是我在福建师大附中的同一届同学。只是那位侯振亚的儿子，本是谭力夫一类盛气凌人的太子党，并非什么真正的黑五类子弟。写这篇文章的海宽先生，不知何人，当是我们附中当时念初一的一位校友。其文对侯氏颇多溢美之词。其实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侯振亚的这位公子，名叫候漳林，当时念高三。我当时在附中的高二五班。我们这个班是市里“三二制高中”的试点班，所以我们的高二就相当于高三，与侯漳林算是同届。当年的附中，有不少省委和省军区的高干子弟就读。除侯漳林外，还有省委秘书长李敏唐的公子李平、李纲等多人。这些贵族子弟，平日里自称革干、革军子弟，有十分浓厚的优越感，自以为高人一等。但他们读书都不咋的，所以又觉得在附中没有得到与他们的家世相当的尊敬。

文革初起，北京的宋要武们被毛接见，远在福州附中的以侯漳林、李平、李纲为首的权贵子弟们也迅即响应，率先成立了福州第一支高干子弟红卫兵——东海前线红卫兵（以福一中和附中的高干子弟为首）。他们认为自已根正苗红，革命、造反都是他们这些八旗子弟的专利。我们班上的林培高当时也申请加入，但因其父仅是省军区的一名大尉军官，不入八旗子弟们的法眼而被断然拒绝。为了标榜他们血统高贵，是毛的正牌御林军，侯漳林这伙人在附中大操场正式成立东海前线红卫兵的时候，竟公然通过校广播站杀气腾腾地勒令全校师生要规规矩矩地呆在教室内，在成立仪式完成之前，不得踏出教室一步，也不准透过教室玻璃窗观看他们的“成军仪式”。李平、李纲等甚至大白天带着美制卡宾枪在学校操场打靶，以显示他们的威风。东海前线红卫兵甫一出世，就有当年黑衫党冲锋队那种暴力特征和嚣张气焰，福州全城的打砸抢风随之而起。东海前线红卫兵成立不久，侯漳林又被录取为空军航校飞行员，全校师生欢送，正是烈火烹油，福州宋要武的气焰一时达到顶点。

谁知好景不长，猫这回的革命，竟是要清算自己党内的那些高干。随着侯振亚被归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之列，侯漳林也从飞行学员被贬为空军地勤人员。此案定性之后，侯漳林更被勒令退伍，退回原籍。这位纯正高贵血统的红五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戏剧性地完成了凤凰变乌鸡的全过程，被扫除到黑五类子弟之列。

还有更巧的。我的这位贵同学的妻子，即原文中反复赞美的那位为了爱情，不惜千里迢迢以身相许，随侯漳林到内蒙插队的山东姑娘，文革后竟成了我的同事，使我对侯漳林其人其事又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位山东姑娘叫徐晓苹。74年邓小平复出后，侯振亚的处境即大有改善。相应的，侯漳林也结束了插队的苦日子，上调到闽北邵武的一家工厂。文革后，侯父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侯漳林也就更上层楼。当时省委组织部让他自己挑一个最好的部门给予安置，他于是挑了省外贸（鞋帽公司）。

改革开放之初，许多高干子弟都愿到外贸部门工作，既有油水又能出国。此时徐晓苹也妻随夫贵，被直接安排到省美展馆做出纳。又过了不到两年，讲文凭学历之风开始兴起，侯漳林被保送到厦大外贸大专班带薪专修两年。正当徐晓苹以为苦尽甘来、寒窑熬尽的时候，灾祸也随之降临。侯漳林在厦大学习期间，与一位军队出身的女高干子弟旧情复燃，逐渐嫌弃平民出身的徐晓苹与他门不当户不对，终至毕业后抛妻弃子，另结新欢。徐受此刺激，后来信了法轮功，并成为我们单位和整个省直机关中的法轮功“死硬分子”。

曾家的宝珠    史  海

1958年炮击金门时，她八岁，曾经参加慰问团到前沿炮兵阵地慰问演出，是全团年纪最小的演员。一首表现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渴望解放的歌曲，小小的她唱得声情并茂，博得阵阵掌声。那张演出照，被她视为自己的最高荣誉和骄傲，一直高高地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她立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参军亲手把炮弹打到台湾，把五星红旗插到宝岛，让水深火热中的台湾人民，也过上我们这样的天堂生活。

一次，教育局长到校视察，了解政治教育情况，在她班上出了两道题：三面红旗是什么？周恩来在国家担任什么职务？班上大部分同学答“队旗、团旗、党旗”和“当很大很大的官”，只有她回答：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国务院总理。校长当场表扬她，并号召大家向她学习，从小关心政治，将来当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然而在后来的拔白旗运动中，她的父亲被查出临解放时曾参加押送一批黄金到台湾。实际上他当时只是一名普通银行职员，平时经常往返台海，那次台湾之行不过是执行公事而已。但政府不这样认为，最后被定为为反动派卖力，与人民为敌，属于历史反革命。她的宏伟理想一下子变成了白日梦，连上台演出的资格也没有了。她开始恨父亲，是他毁了自己的光明前途。

文化大革命来了，或者说机会来了。她决心要和父亲划清界线，接受党的考验，做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红色接班人。破四旧了，她砸了家里的一尊古董级的观音菩萨，把母亲脖子上的佛珠扯下扔到大街上。一天，她领着一批红卫兵到家里，先是冲着她父亲集体高唱“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语录歌，接着高举红宝书喊当时流行的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滚蛋！”随即她向前走了两步，大声喊着她父亲的名字，颐指气使地说：“从今天起，你要继续把在旧社会做过的坏事，统统交待出来。不然我要和你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脱离关系，划清界线！”一向文弱的父亲，短暂的惊愕过后，疯了似的冲向前，一巴掌掴过去，伸手扒下她的红卫兵袖章和军帽。红卫兵见状，怒不可遏，冲上去把她父亲架起来拉走，实施无产阶级专政。批斗会上，她当众宣布与这个反革命的家庭决裂，“一颗红心永向党”，“永远跟党闹革命”。

她父亲经历了那场女儿造反后，引发神经错乱，常常满口胡言乱语，唠唠叨叨地说些对“万寿无疆”与“永远健康”大不敬的话。每一句若要被人检举了，都可以“斩立决”。她母亲成天生活在万般惊恐中，感到身边的丈夫就像一颗随时要爆炸的炸弹。与其等待这样的悲剧出现，不如自己痛快地走。想定后，她弄了一瓶农药乐果，选择一个深夜，与丈夫一起喝了。

两年后她回来了，父母已离开人世，房子被贴上封条。生她养她的家没有了，亲友也不肯接纳她，而她心目中追随的无比神圣的“革命大家庭”也不知道在哪里。这时她，第一批报名，决心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后来知青陆续返城，她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嫁给了当地一个生产队长的儿子。队长的儿子满脑子封建思想，把她当作泄欲和生育的工具，又担心留不住她，平日对她严加看管，稍不顺意便棍棒相加。万念俱灭中，她用乐果把丈夫毒死，被判无期徒刑。服完十二年刑后，她被减刑回家。

她再一次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她父亲在台湾的一位挚友找到她，帮她嫁给一个台湾鳏夫。到台湾后，这段婚姻没维持多久，她便削发为尼，遁入空门，终日奉香礼佛，了却余生。她叫曾宝珠。降生时，其父初为人父，视女儿为最可宝贵的掌上明珠，故取此名，以表达内心的喜悦，寄托长辈的希望。

地主婆刘大妮    张耀杰

地主婆刘大妮是我们村里的第一美人。她比我奶奶小10多岁，比我母亲大10多岁。刘大妮是个连自己的丈夫都没有见过一面的老处女。她的丈夫姓蔡，是一户小地主家的独生子。白净秀美的刘大妮取这么个俗不可耐的土名字，就足以证明她并不是大富大贵的娇小姐。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地主婆刘大妮总是那么亲切，那么漂亮，那么年轻，又那么圣洁。

刘大妮的未婚夫姓蔡，起初在河南省城开封读书，后来竟没有音信了。在儿子没有音信的情况下，蔡家征得刘家的同意迎娶了刘大妮。代替儿子与新娘子拜堂成亲的，是蔡家的小女儿。大嫂子与小姑子拜堂成婚，称得上是百年不遇的稀罕事。老辈人经常谈起，因此很自然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到蔡家守了几年活寡，刘大妮遇上土改。这个连丈夫都没见过一面的已婚处女，不仅家产田地被充公，她自己也成了任人凌辱游斗的地主婆。不少翻身得解放的地痞光棍打过刘大妮的主意。有位好心人劝刘大妮放弃地主家庭，嫁给贫下中农，说是城里一个妓女嫁给本村某光棍，不到一年就生下个白胖小子，邻村地主家的小老婆改嫁给本村的另一个老光棍，现在也过起了幸福生活。刘大妮抄起棍子，把这位好心人赶了出去。此事传扬出去，成就了一段贞女佳话。后来刘大妮从外乡抱养了一个男孩儿，像模像样地度起寡妇生涯。

抗美援朝时期，村里一轮又一轮强征公粮。年轻漂亮的已婚处女刘大妮，每一次都被拉出来挨第一刀。强征公粮动员会一般安排在晚上进行，从乡里派来的荷枪实弹的公家人，总是先让地主富农们带头上报要缴纳公粮的数目。热闹一通之后，公家人劈头断喝：“刘大妮站起来！”刘大妮便只好应声而起。“你家打算缴多少公粮？”刘大妮报上数目后，公家人大发雷霆：“把刘大妮绑起来押乡里去！”于是人群中冲出两个彪形大汉，把刘大妮五花大绑拉扯出去。接下来的强征公粮自然是一片踊跃。被绑出去的刘大妮其实并没有被押送乡里，而是走出村口便松绑回家去了。刘大妮被工作人员当作革命斗争的道具靶子玩弄一番之后，回到家里补偿和慰劳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土油（棉籽油）拿出来炸油馍吃。

刘大妮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与炸油馍有关的游斗游街。记得那是一个三伏天，我大抵在四五岁之间。我和小伙伴们在村子中央的学校操场旁边，一边观赏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上体育课，一边拿自制的玩具红缨枪做着摹仿动作。突然间，一阵锣鼓声由远处传来。正在操练中的红卫兵学生失去约束，一窝蜂冲向街头，向着敲锣打鼓的声音迎了过去，嘴里兴奋地叫喊着：“看游街了，看游街了。”

我们几个光屁股小孩从人缝里钻了进去。那天游斗的对象正是刘大妮。她身上穿的是已经被汗水浸透的大红缎子的新棉袄和新棉裤，胸前挂的并不是黑牌子，而是一口油糊糊的大铁锅，五彩缤纷，汗流浃背，狼狈之状可想而知。

抓人游街的组织者，照例是村里的支书、大队长、民兵营长之类不用下地干活就可以吃小灶的特殊材料，还有跟随在他们身边的骨干民兵和积极分子。游街队伍停下来，先是村干部带头高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打倒刘少奇！”之类的革命口号，接着是一个姓姚的男人揭发一些我当时还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事情。多少年后我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才算整理出了自己的思路。原来，前一天下午村子里召开群众大会，刘大妮与村里的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照例被五花大绑拉到主席台上跪了整整一个下午。晚上回到家里，她照例拿出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土油炸油馍慰劳自己，被住在她家上房的姓姚的男人看在眼里。

这姓姚的男人本是县城中人，在战争年代立过功、负过伤。光荣复员后，在县城里当了一名小官。1958年大跃进时被他妻子的妹夫、村子里的一名干部请到村里，领导全村人进行向共产主义天堂大跃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他利用控制集体食堂的权力欺男霸女，玩弄过一些稍有姿色的女人，却从来没有能够把刘大妮搞到手。大跃进过去，这位姓姚的男人遭受毒打批斗之后被撤了职，依然不肯放过刘大妮。这天晚上偏巧他的老婆孩子不在家，他便以不让占便宜就要去告发相要挟，刘大妮却像电影里的革命英雄人物江姐、刘胡兰那样宁死不屈。姓姚的男人恼羞成怒，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大队部告发刘大妮抗拒改造，同时却隐瞒了自己的性侵犯企图。

遇到这种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政治事件，村干部自然是闻风而动。他们带上几个民兵冲到刘大妮家中，找到了她吃剩下的油馍和用来炸油馍的油锅。姓姚的干脆从刘大妮的衣柜里翻出珍藏在箱底的嫁衣——大红缎子的棉袄和棉裤。一帮人极其野蛮地扒下刘大妮身上的单衣单裤，把棉袄棉裤裹在她的身上，再把黑糊糊的油锅扣在她的肚皮上，一条绳子牵着上了街。

拉刘大妮游街，在本村乃至附近各村，一直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出好戏。附近的几个村里除了许多越穷越革命的老光棍之外，还有更多不大甘心地娶了丑婆娘的男人们。在他们心目中，这位任谁都搞不到手的老处女，无疑是公开发泄变态性欲的最佳对象。

时近中午，被人们推搡簇拥着往前走的刘大妮，浑身上下冒着热气。红缎子棉袄的扣子早就被人扯开，两个大白奶子上点缀着一颗颗混浊的汗珠。每当刘大妮支撑不住瘫倒在地的时候，总会有几个壮汉冲上来撕扯一番，捎带着在她的细皮嫩肉和大白奶子上揉一下或捏一把。凑上来占便宜的，还有一些丑陋不堪的女人们。她们用铁锅上的油泥涂在刘大妮粉白透红的脸蛋上。

刘大妮最后一次瘫倒在街道中央时，任凭这些男女怎么揉捏撕扯，怎么喊口号吐唾沫，她都是瞪着双眼不能动弹。一个与我一样光屁股的小玩伴突然间亢奋起来，举起小鸡开始往刘大妮身上撒野尿尿，没想到一泡小孩尿救下刘大妮一条性命，心满意足的大人们喝一声彩，轰然而散。

到我读小学时，几乎天天与刘大妮见面。我的身份是小学生，她的身份是专职打扫学校厕所的地主婆。当年农村人没钱买卫生纸擦屁股，印着红头文件和伟大领袖头像的报纸就是他们最好的手纸。有一个贫农出身却又有些痴呆的红卫兵学生，因擦屁股不知把领袖像折进去，领袖脸上被抹上屎。老师和同学们当即把他从厕所里拉出批斗游街。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娃来说，从作业本里撕扯下来的废纸就是最好的手纸。遇到没有作业本的时候，就只好从厕所墙壁上取下土块和石块蹭上几下，或者沿着厕所墙壁的棱角从上到下蹭下去，这样就无形中增加了刘大妮的工作量。每天上午，我都能在男厕所里看到刘大妮一丝不苟地打扫卫生的身影。我当时已经懂得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大防大逆之类的圣人古训，非常奇怪刘大妮何以面对我们拉屎撒尿而无动于衷？而我们自己又何以能够在她面前拉屎撒尿而无所顾忌？

对于当年的我来说，答案自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对刘大妮一脸圣洁的痴迷和敬仰。比起把我连同六个同胞兄妹当猪崽子喝斥喂养的亲生母亲来，我总觉得刘大妮更加亲切也更加圣洁一些，以至于几天见不到她，心里就会隐隐地产生一种失落感。直到近年读到杨绛先生的自传，我才恍然大悟：刘大妮正是一位与杨绛先生相仿佛的“灵动皎洁、清光照人”的伟大女性，一位在强制异化的残酷和荒诞中，始终葆有意志的坚定和人性的辉煌的女神般的人物。杨绛先生所说出的，也许就是刘大妮想说而没有说出或说不出来的心里话：“可是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动’。”“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并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我还依然是故我。”

乡村批斗会    梅桑榆

农村文革起初的批斗对象是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最常用的斗争方式是捆绑、吊打、罚跪。早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一些公社与大队、生产队干部就用这些手段整治社员，农民对这一套熟悉得很。

捆人者抬起脚，从背后照被捆者的腿弯上狠踹一腿，被捆者当即被踹得跪倒在地。捆人者两人用一根麻绳，从他的颈后勒过，再从其手臂下绕过来，在胳膊上迅速缠绕几圈，然后将绳头交叉一系，用膝盖顶着被困者脊背，猛力系紧绳索，被捆者的双臂便被紧捆在背后。绳子绕得低于其肘部，且系得较松，被捆者尚能忍受，若绳子绕得高，再勒得紧，使其双臂几乎并拢在后背，被捆者就会痛得惨叫倒下。他一倒下，捆人者便狠踢他几脚，说他装佯，喝令他起来，或是抓着绳子将其提起。他一提绳子，被捆者又是一声惨叫。被这样捆过的人，松绑后胳膊要痛上好多天，连端饭碗都困难。（这种捆绑方式应属中国人的独家发明，文明国家里似乎没有——编者）

   批斗时通常要罚跪。跪在地上还好，遇上心肠歹毒的造反派，还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有时，跪者的背后站着两个汉子，用手揪着他的头发，令其把头抬起，或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种名为夹棍的酷刑。

有时是吊着斗。农村房屋，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横梁，此时这道横梁便成为吊打人的设施。被批斗者手腕被捆，绳子从横梁上甩过来，由两个汉子抓着，用力一拉，被批斗者便双脚悬空。有时是用细麻绳扎紧被批斗者的两个大拇指，吊于横梁上，被吊者痛不欲生。还有一种吊法，称之为坐飞机。人们通常认为坐飞机是把被批斗者的两臂用力向后抬起，令其低下头去，呈飞机状。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录中说，为了在挨批斗时适应坐飞机的姿势，且增强耐力，他曾在阳台上练习坐飞机，其姿势就是这样。乡村的坐飞机更形象：用两根绳把被批斗者双手分别捆起，再用一根绳将其双脚捆上。捆手的绳甩过屋架下的横梁，捆脚的绳从另一根屋顶横木上穿过来；行刑者喊着号子，抓捆手绳的两个人向两个方向斜拉，抓捆脚绳的人向下直拉，被批斗的人便两臂展开，双脚后翘，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

罚跪、吊起之外，还有殴打、侮辱，或拳打脚踢，或棍击棒捣，或用鞋底扇耳光，或用绳子抽打，或往脸上吐唾沫浓痰……总之怎么残酷狠毒都不过分，打死人不偿命。有的人别出心裁，将盛着屎尿的小桶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令其闻臭，光闻臭还不行，又往桶里扔石头，溅得他满脸屎尿。

四类分子批斗过了开始批斗干部。除了捆吊、罚跪、打骂，又增加了挂牌子、戴高帽游街游乡等斗争手段。古代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时，背后插着一个牌子，上书罪犯姓名，并打一红叉。这一方法也被学用，不过，是直接将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领里。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烂，后脑勺头皮被木牌磨破，睡觉时只能侧着身。有的人用几十斤重的铁板，系上一根细铁丝，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细铁丝直勒进肉里，痛如刀割。沉重的铁板，坠得直不起腰，不用按头也得“低头认罪”。还有的人令被批斗者扛一根百余斤重的大炉条，稍一晃动就要挨打。
    四类分子、社队干部被斗过了，运动正值高潮，于是革命造反派便另找批斗对象，扩大战果。于是一些发过几句牢骚，说过一句错话，干过一件错事，或平时有对头的贫下中农，也遭殃了。    

一个时期，生产队几乎天天晚上开大会斗人。会场设在街边，靠墙并排摆着两张八仙桌，算是主席台。桌上放着两盏桅灯。主席台后面坐着运动积极分子或造反派头目。社员呈半月形在主席台前或站或坐。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开始，被批斗的人便被押了上来。

社员芦某，30来岁，平时爱胡扯。有一次在地里干活，他与一个妇女开玩笑说：“我跟你讲讲话，心里都快活。要是能摸你一把，心里就像夏天吃了凉西瓜。”于是被拉到会场批斗，罪状是“一学《毛选》就打瞌睡，见到女人就来精神，大白天耍流氓，调戏侮辱妇女”。又有人说他侮辱贫下中农，因为那妇女是贫农成分。其实生产队干农活时，男女在一起胡扯嬉闹，妇女几人联手把男人的裤子扒掉乃是寻常事。芦某不过是开开玩笑，当然不服，辩解道：“说我一学《毛选》就打瞌睡，这我承认，我听不懂嘛。说我侮辱贫下中农，没有道理，我家也是贫农成分！”批斗者便斥他狡辩，说他是“贫下中农队伍里的败类”。芦某脸上有麻子，批斗者又叫他“撒泡尿照照镜子”，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后来造反派又画了一些漫画，贴在街边墙上。漫画上画一人捧着毛著，做朗读状，芦某则垂着头打呼噜，又画他见了女人口水直淌，搞得芦某没脸见人。
    社员陈某子女多，生活困难，一个儿子又有慢性病，为生机所迫，贩卖了几趟鸡鸭，挣了点钱，给儿子治病，于是被拉到会上批斗，罪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投机倒把。陈某申辩说，他卖鸡鸭不容易，天不亮就起身，半夜才能到家，一天要跑几十里地，还要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以防被人没收。批斗者说：“得了便宜还卖乖，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队里谁来搞生产？”陈某说：“我工分也没少挣，不信你们看看我的工分本。”批斗者又说他搞投机倒把玩命，干队里的活磨洋工。革委会成立后，陈某被戴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管制劳动。
    农村的造反派成员有的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此类人被称之为“高级社员”）。这些人多是干将、打手。有的是想借此出风头，闹个干部当当。有的是运动以前挨过干部的整，运动一来借机报复。有的与他人有矛盾，吃过别人的亏，借机泄私愤。有的是宗族之间互斗多年，早有仇恨，借运动之机以报宿仇。总之，大多是怀着个人目的去整别人。有的人势大，整了别人，没人敢呲呲牙缝；有的人则刚整过别人，转眼之间又被人整。

新加坡侨生洪氏兄弟    佚  名

1970年2月27日，枪声响起，一个年轻的生命倒在厦门海滩上。他就是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厦门市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判处死刑的新加坡归国侨生洪沧海，死时21周岁。

洪沧海祖籍同安，生于新加坡，小学就读于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的崇福小学，中学就读于新加坡中正中学，是个生性活跃、追求进步的左派学生。祖父为了孙儿生命安全，便带着他和哥哥洪沧江俩告别父母，离开新加坡，于1967年3月回到祖国，定居厦门。

回国后，哥儿俩双双进入集美中学，适逢停课闹革命，无书可读。洪沧海大失所望，加上根本不知国内政治斗争的深浅，由直抒已见批评文革，书写日记直指伟大领袖独裁，发展到书写张贴反标，在观看样板戏的戏票上写“表演得越出色，暴露得越彻底，江青有女皇梦”，对刘邓的遭遇表示同情。

1968年11月，洪沧海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忠孝里的家被抄。祖孙三人同日被抓，并株连房东夫妇一家被抓。兄弟俩进了电台山“鸽子龛”拘留所。二个多月后，两人一道被押送回集美中学，参加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沧海的批斗大会。这是兄弟俩的生离死别。最后一面，却因不准交谈，没说一个字。随后洪沧海被押往全市各个学校，轮流批斗，全体学生必须参加。

1970 年开春，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进入高潮，洪沧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批共十二人。厦门工人文化宫广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全副武装士兵押送，五花大绑，挂牌，姓名打上血红叉。处决后弃尸海滩。已上山下乡的哥哥洪沧江要求回厦收尸安葬，被拒绝。祖父一听，晕死过去。姑婆（祖父的妹妹）从马巷来厦门要求收尸，遭到呵斥。后尸体被医院拉走，作人体解剖材料，直到无法使用后，运往殡葬处火化。三年后，作为无人认领骨灰被处置。

洪沧海死后数年，在新加坡的舅父从当地报纸的一则《昔日亲共分子，终成共党刀下鬼》的新闻中，才得知外甥洪沧海的死讯。十年后，洪案得到平反。1980年6月6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称：“洪沧海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不满，在书写张贴散发的标语中为刘少奇同志遭诬陷鸣不平，斥责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正确的。但也写了错误的言辞，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原判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这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所致，确属冤杀。”

所谓“但也写了错误的言辞”，是指洪沧海不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矛头直指”亲手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领袖。

洪沧海被逮捕后，洪沧江在集美中学牛棚继续关押审查，直到1969年8月获释。此时他身无分文，在学校人保组监督下，向二位亲朋好友借了21 元钱。这张借条洪沧江四十年来一直珍藏着。 1969 年上山下乡，每个下乡青年都可以领到棉袄、蚊帐、解放鞋、手电之类的东西，居委会的治保主任却对洪沧江说，他是被强制下乡的，他弟弟是现行反革命，不能领取这些东西。没人为他置办任何行装，没人送别，洪沧江一无所有，一个人下到离公社三十几里的偏远山村。

1970年2月28日到公社赶集的洪沧江，在墟场发现了弟弟被厦门市革委会人保组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公告，当即来到公社要求请假回厦收尸，被一口回绝，理由是需要大队同意请假的证明。他赶回大队，得到的答复是接公社人保组的通知，不能请假外出，必须参加大队的地富反坏右学习班，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他对外的一切书信包括和远在海外的父母的通信全部中断。下乡前市人保组曾警告他，不准将弟弟的情况告诉海外的亲友。否则一经查出，按里通外国论处。

1977年恢复高考。洪沧江参加高考，上了分数线，尤其是英语，更是出类拔萃，但因弟弟的关系，与上学无缘。1978年，下乡十个年头已经成家生子的洪沧江又一次参加了高考，成绩仍是不错。自己从小就会英语，充满自信，报考了安徽外语学院和福建师大的英语系。高招办的工作人员找他谈话：因弟弟的原故，他无法就读涉外专业，希望他能改一下专业。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了。洪沧江不得不改专业，得以就读厦门大学大专班读财政专业。班上一个全程看了洪沧海公审处决的同学告诉洪沧海，弟弟在最后时刻拒绝下跪，共挨了五枪。

1980年6月6日，正在上课的洪沧江被叫到学校办公室，和两个穿蓝制服的人（一个是省高院的，一个是市中院的）见面，宣布洪沧海平反，并将一份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交给他签收。洪沧江郁积了十年的泪掉下来了——人头都落地了，还能死而复生吗？

同时洪沧江被告知，作为受害者家属，如有什么需要和困难，可向法院提出。法院将在力所能及的权限范围内，尽量协调有关部门予以解决。洪沧江提了三点：洪沧海被处决时，家属要求收埋遗骸，被有关部门拒绝，以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因而要求有关部门找出受害者的遗骸以带回他的出生地入土为安；洪沧江受株连后被迫在农村结婚成家，要求家属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厦门市区；发还抄家时被抄走的物品，给予受害者家属适当的经济赔偿。

三点要求的第二项得到了落实。有关洪沧海的遗骸，有关部门进行了追查，查到了江西。遗体被某医院作为教学材料解剖使用后，运往火化，最后作为无人认领尸骨处置掉了，没有下落。至于经济赔偿，法院的答复是当时国家经济条件无法承担赔偿问题，但法院可以给予人民币500元的困难补助。洪沧江拒绝了。抄家时抄走的私人物品，包括兄弟俩各自从新加坡带回来的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等等，已被全部折价卖出，无法查明购买人和去向，无法归还。个人储蓄存款已上缴国库，法院同意申请无息归还家属。

1976 年，母亲通过一位从新加坡回乡探亲的亲戚，联系上了洪沧江，才得知洪沧海已被枪决的死讯。在出事后八年时间里，洪沧江和新加坡的父母完全失去了联系，寄出的信没有一封能收到。在此之前，洪沧江的舅舅从新加坡执政党的刊物上得知洪沧海的不幸遭遇，却因耽心他们父母无法接受而始终绝口不提。

洪沧海于1980年平反，两年后祖父去世。1981 年，洪沧江大专毕业，分配到厦门锻压机床厂财务部门任职。1984年，洪沧海的父母从新加坡回国探亲。1967 年一同回国的祖孙三人，只剩下洪沧江一人。与阔别多年的父母相见，三人相拥而泣。

按出身杀人    姚治邦

有一天我们长江工大宿舍区贴出一幅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鬼见愁”，借以辱骂我校招收了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盛平章同学胆子比较大，写了“妖风大有我们除，王八多靠我们抓”，横批是“你们放心”，作为回敬。那时辩论会发言要先报出自己的出身，去医院看病要先填写家庭出身，到旅馆住宿也要登记自己是什么出身，真是出身压死人。

朱增同学文革之初先后碰到两件倒霉事。一件是她串联到湖南大学，红卫兵要她说出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性老实的朱增只能如实相告，后来被红卫兵押回武汉。另一件是有一次吃中饭，她把一块肥肉吐在地上，被一个来校串联的红卫兵发现。该红卫兵逼着朱增把地上的肉捡起来吃下去，搞得她非常狼狈。后来食堂一位女师傅出来圆场说：“地上捡起来的肉，不卫生，我来把它洗一下，等下一顿热一下，再由朱增同学吃掉。”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继出现红卫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报，公安部长谢富治竟然这样指示公安干警：“好人打坏人活该”，“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主动提供管片内黑五类分子的情况”。这意味着，公安部门不会追究红卫兵造反派打死黑五类分子这样的事。

当时传来一个更为恐怖的消息，搞得我们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黑五类分子进行集体杀戮，宣布黑五类家庭成员要杀光斩绝，一个不留。从八月底开始，大兴县有十几个公社大开杀戒，其中以大辛庄公社的杀人最疯狂。这个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成为凶恶的杀人魔王，亲自用铡刀铡杀了十六人，被他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快被塞满了，他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的脖子上，连勒带拖，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惨无人道的公社及大队干部，在几天内先后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户被杀光。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将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扩大到二十一种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特分子、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属。该规定要求，这些人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许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湖南省道县县委书记熊丙恩，以县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各地区和各公社党委负责人会议，提出将原来的贫下中农协会改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宣称：“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道县各公社党委、人民武装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杀反革命分子天然合理的理论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进行大杀戮。道县的县城和农村到处张贴着“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标语，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从1967年8月中旬开始，历时两个月，全县采用枪杀、棍打、刀杀、炸死、活埋、沉水、丢岩洞、绳勒、火烧、摔死等多种残酷手段，活活杀死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4千多人，被迫自杀的300多人，涉及全县36个公社、2700多户。

耸人听闻的滥杀无辜也遍在道县所在零陵地区蔓延，全区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宁远县共杀掉黑五类分子一千多人，人数在全地区排名第二位。宁远县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要求将黑五类分子杀光杀绝，不留隐患，斩草除根。于是，干部们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来，统统推入地窖活埋，成为零陵地区大队一级的杀人冠军。零陵地区其余各县市也杀了几千人，被杀者的年龄，最大的有七十多岁，最小的仅十天，其中被杀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体杀害黑五类和无辜平民的腥风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华县杀害了近九百人，江永县先后杀了三百多人，双牌县杀害了三百多人，祁阳县杀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几天内杀掉一百六十余人，南山县杀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县有十八个公社召开了万人大会或杀人现场大会，四十天内先后杀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这股集体杀人风，很快就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在十月初召集的会议上煽动说：“湖南道县的黑五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黑五类分子，我县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斩草除根，黑五类的子女一个也不留下，否则是个祸根。” 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带着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这场丧心病狂的行动，集体杀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广西灵山县竟然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地富阶级的社会”，文革期间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占二千多人。该县全家被杀绝的，粗略统计有五百多户。看到这些信息和数字，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其滥杀无辜的疯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见，超过了当年的希特勒。

反革命轮奸犯    朱之泓

1967年冬天的一天，十几个北京知青乘坐一辆大卡车前往同心县（宁夏）。在坑坑洼洼的河沟中颠簸行进时，遇见一个乡下老头带着女儿徒步赶路。这对父女拦住这辆车，要他们捎带一段路。本来这伙北京知青不愿带他们，但经不住父女俩人的缠磨，便让他们上了车。走到马家湾时，汽车因故停了下来。有个知青便恶作剧地对那位姑娘开起了玩笑，大意是要她跟他走，给他当老婆之类。同车的其他知青也跟着瞎起哄，当时那姑娘被吓哭。

回到连队后，这伙青年又利用这次不同寻常的路遇各自吹牛，互相取笑，事情便因此传了出去。谁知，过些日子，有人揭发说这十几个北京知青轮奸了那姑娘，于是很快就成立了专案组。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案子反反复复调查了多次，知青和姑娘都不承认发生轮奸的事。专案组对知青进行刑讯逼供，并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最后认定轮奸案证据确凿，5个“主犯”中的4个被判处死刑。最先招供的那名“主犯”被判了死缓，其余4个被处死的主犯都出身不好。“被轮奸”的女方是贫农出身，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黑五类出身的男子强奸了红五类出身的女子，那就是“阶级报复”。

记得这四个人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时，大街上到处贴着被红墨水勾了姓名的布告。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站在布告前都义愤填膺，人人皆曰这种无耻的“反革命轮奸犯”确实该杀。有人还骂骂咧咧地说：“这都是些什么知识青年啊？北京怎么净打发这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社会垃圾来支援我们西北？”

当时我也挺纳闷，来宁知青中怎么这么多黑五类子女？数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当年正因为出身不好才在升学中落榜，落榜后报名参加边疆建设兵团自然是他们走向革命道路的最好途径了。

一段时间后，这一反革命轮奸案却被平反了。原来那所谓的轮奸纯粹是举报人的推想或者杜撰。当时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公安机构都瘫痪了，办此案的人员大多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外行。这一冤案最终能平反，主要是因为涉案的几个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们的家长借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条件，坚持不懈地申诉和上告，才促成了对案件的复查和平反。

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个姓张的人，在林建三师一团工作。我曾就此案与张某详谈，当时他说：“那几个轮奸犯很顽固，在专案组强大的攻势下，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承认后又反复翻供。那个受害的女方刚开始有思想顾虑，不敢接受自己曾被轮奸的定案，后来组织上再三给她做‘思想工作’才认可这个结论。”另一个曾在林建三师工作过的朋友对我说，当时对这几个犯人还上了肩背铐，并加了楔子。有一个人熬不过去了，下了软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平反时，首犯王金洪的母亲和妻子（案发时正怀孕在身）都来到了固原，住在当时的固原第一旅社。该旅社一个姓马的女服务员告诉我，王金洪的母亲和妻子也算坚强，平时出来进去都满脸冷静不声不响。有一天，她娘俩照样平静地走进房间，关上门后却从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痛彻心扉的嚎啕哭声，那哭声让前台上的服务员们听得清清楚楚。唉！看样子是在交涉王金洪平反问题时受了什么刺激。我问小马：“你怎么不进去劝慰一下？”小马边说边摇头：“唉，可怜！可怜呀……我想进去劝解，又觉得不合适。”  

呜呼，四个来建设边疆的北京知青啊！无论他们出身多么不好，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以后每当在杨郎走夜路时，我都会想起那几个饮弹而亡的年轻生命，我在心里呼喊着：“你们的阴魂此时还在大西北的旷野中游荡吗？”

北大荒片断    王誉虎

我们家一门三右派（父亲和两个哥哥），我必须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了。1963年10月，我偷走户口本，瞒着母亲，报名去北大荒屯垦戍边。北京市王昆仑副市长亲自到北京站为我们送行。在北大荒八五二农场场部，近200名知识青年分为6个小队，组成为期半年的学习班。我被委任为第三小队队长。

在欢迎晚宴上，我们被招待一顿牛肉馅饺子。不料，当夜，全体知青全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中毒症状。起初误认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折腾一阵，未见任何证据，最终真相大白，原来包饺子的面粉有问题。第一次吃有赤穂病的小麦磨成的面粉，往往出现头晕、恶心甚至呕吐的症状。经常食用者，症状逐渐转轻。赤穗病面食，当地的猫狗都不吃！然而，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上交国库的任务指标，好的麦子都上交了。

我们吃这些猫狗不食的面粉，算不算是一种无私奉献呢？这样的疑惑只在脑中盘旋了几分钟，我便认定，此时正是身体力行献身主义的大好时机！生命都可奉献，何惜头晕呕心！这是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首次思想实践。在接下来近两年小麦赤穗病大爆发的时间里，在生产队大食堂，玉米面或大碴子竟成了病号饭中的首选。我每天吃着赤穗病面食，扛不住了就用剩余的工资买月饼，却从来没有装病冒领过病号饭。

白雪皑皑，天寒地冻，冰封不住知青的激情。整天除了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就是战天斗地、忘我劳动。奋勇向前、激情澎湃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和《勘探队员之歌》，构成我们知青学习班的主旋律。  

1963年12月，学习班全体知青去距总场50公里的五分场参加劳动。一望无垠的积雪深可没膝，康拜因连秆收割的玉米，每隔三四十米就是一堆，远远望去，就像大海的波涛。我们每三四个人一组，围着茅屋般大小的玉米堆，徒手从积雪中扒出玉米秆，然后掰下玉米穗，堆成一堆，等拖拉机拉着雪耙犁过来再装车，玉米秆则边掰边烧。

严冬的北大荒，气温往往在零下二三十度。如果刮“烟炮”，则狂风四起，雪雾弥天。而且一刮就是三天，当地俗称“风三”。我们这些从北京初来乍到的知识青年，根本缺乏起码的御寒知识和准备。在短短六七天的奋战中，加之赶上“风三”，近200名男女知青大部分都被不同程度地冻伤，可是却没有一个缺勤溜号。第六小队的马大力，身高一米八，大眼睛，皮肤白皙（父亲是傅作义手下兵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国民党少将军衔），右脚虽严重冻伤，却发扬战争年代“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站不住了就跪着，一直坚持到最后。回总场当天，他便住进医院，被确诊为二级冻伤！

来年开春，我与另外3名知青被分配到离总场30公里的一分场六队。住的是昏暗的草顶土坯房，点的是冒黑烟的柴油灯。早晨起来，鼻腔、口腔里都是黑的。六队有百余户人家，近2万亩耕地，还有待开垦的一望无边的荒草地。东边是逶迤的完达山，南边有一条蜿蜒的溪流，西边北边是铺向天际的黑土地。

来到这里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一位老职工（山东贫农）杀猪卖肉，我们4个知青为改善生活，凑钱买了4斤猪肉。回宿舍细看，好猪肉里竟夹裹着半斤多带皮的囊膪。这种看来司空见惯、无足轻重的小事，当时竟对我造成极大的震动。从学校到媒体再到学习班，所宣传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全是纯朴真诚、是非分明、立场坚定、道德高尚的模范，我们知识青年要向他们学习，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可是眼前的这一幕却让我错愕。那时的我，是愚昧、无知、单纯而又笃信神祇（毛神）的信徒！被洗脑、被蒙骗、被愚弄的，又何止我一人……

我身强力壮，又表现优异，很快被调到机务排。一次开荒时，我的左脚被五铧犁路轮半轴的鸭铁压伤。脚面被压开，掉了一个小脚指头。由于感染奇形坏疽，险些截肢。分场领导建议我可因伤残离场回京。我没有考虑，认为是小题大做。苏联小说《无脚飞将军》里的无脚飞行员阿历克赛的刚毅形象激励着我。未等伤愈，我便冒着严寒，自告奋勇到排水工地挖沟开渠。疼痛、劳累和寒冷磨砺着我的意志，保尔克察金冰雪泥泞中筑路的形象是我心中的榜样。

工地上绝大部分人都住在地窨子里。平地下挖两米左右，两面用树枝、茅草、席子搭成地铺，中间留一米多宽的过道，安上烧柴取暖的火墙，再用长园木、树枝茅草搭成人字形封顶，就建成了一个地窨子。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头顶寒星出工，傍晚才收工。地窨子里只有几盏煤油灯。在被窝里，就着昏暗的灯光，我竟能天天坚持看《毛泽东选集》，写日记！

年终，我被评为五好职工，并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在指导员马吉海的支持下，我为团员和有兴趣的老职工宣讲哲学基本常识，深入浅出地介绍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一次团小组会上，我照本宣科地宣讲时事政治。谈到三面红旗大跃进时，河南“盲流”来场的孙立国却颇有微词。我第一次从孙口中听到“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人吃人，真不止是石破天惊。我还第一次听到了亩产万斤的放卫星闹剧后面的悲惨和血腥，和“反瞒产私藏粮食”运动中对已处于饥饿状态的农民进行的抢夺和残害。起初我有些将信将疑，甚至认为孙立国是农民意识，思想偏激落后。此后在劳动闲暇，我又亲耳听到另一个河南“盲流”的儿子狗剩儿讲道，他的哥哥吃野菜中毒浮肿而死，妹妹挖野菜时倒毙，母亲浮肿不治而死，全村十室九空！

狗剩儿跟着父亲，昼伏夜行，逃出了公社民兵的堵截。夜里偷得县种马场的10多斤马料，连吃带卖，终于得以活着跑到北大荒！孙立国和狗剩儿都是三代贫农。在我眼里，他们都是老实人，无论如何应该不会故意制造这种只有“阶级敌人”才可能制造的谣言。我确信他们讲述的都是真实的。但我仍认为，他们说的只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在新闻封锁、舆论蒙骗和暴力镇压下，那时的我不可能知道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其实我自己也亲身经历了京城的大跃进，饿过两年多肚皮。那时，我们北京分司厅中学在劳动生产基地有半亩实验田，学校党委召开“放卫星”大会，誓言要种出亩产20万斤的小麦。我清清楚楚记得，半亩地真的掘地3尺，而且是3公尺！然后垫一层土铺一层粪肥，再垫一层土铺一层肥，最后密播小麦种。因撒种太多，来年小麦密密麻麻全长成了“草”。除了地边，几乎颗粒无收！

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我校领导号召全体师生捐铁捐柴。我把家中木箱上的铜合页拆下上交，险遭母亲暴打。上千师生上交的废铜烂铁和木柴堆在操场，然后放在土炉灶中进行冶炼。我负责拉风箱。操场上火光冲天，烟雾缭绕，喧声四起，好不热闹。大干夜战两天一夜，烧成几块合金铁疙瘩。然后系上红绸，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簇拥着送到教育局，为年产1070万吨钢“添砖加瓦”！

听了孙立国和狗剩儿令人惊厥的“海外奇谈”，再结合自身在大跃进时期的亲身经历，我开始独立思索，并得出一个结论：毛主席党中央也会犯错误。但是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我仍然深信不疑。我认为那些错误、失误，大多是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偏差，是前进中的失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何况还遇到亘古未有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我仍然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毛选》四卷反复看过多遍，读书笔记写了好几本。毛主席仍然是我崇拜的偶像。

我的朋友顾复初    朱长超

我的朋友顾复初，上海市南汇县横沔乡汤巷村人。他的父亲有几亩土地，还办了一个碾米厂，属于亦工亦农能干的新式农民，但土改时被定为工商业地主。1957年反右，乱抓阶级斗争。1958年4月，顾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7年，根据是他梦想国民党反攻大陆。入狱后，顾父不时有信寄到家里，后来被押到安徽合肥砖瓦厂（劳改工厂）服刑。至1960年2月，顾父就再也没有音信了，直到今天（90年代。几十年里，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给顾家一个解释。顾复初曾亲自到安徽寻找父亲的下落。那里早已没有砖瓦厂的痕迹，也没有寻到父亲遗留下的任何信息。

顾复初从小喜欢机器，自学了许多技术。父亲无缘无故被抓，20岁的顾复初感到留在家里很不安全，就跑到杭州浙江工程技术学校帮学生修理机器。顾勤奋肯干，学校很需要人，便同意他把户口迁到杭州，成为正式职工。顾复初回乡迁户口，文书叫他明天再来。次日再去，几个穿警服的人立即把他铐住，关进看守所。

看守所里正在大炼钢铁。有一次鼓风机停了，顾复初鼓捣几下就又呼呼响了起来。在场的南汇县政法部长宣林芳见这个小青年技术很高明，与他聊了很多。在看守所里一晃一个月了。这一天，所长对他宣布解除逮捕。宣林芳也在，告诉顾：“你暂时就在看守所工作，晚上睡在县委招待所，以免再有什么麻烦。”又过３个月，宣林芳又让顾到下沙机械厂工作，不让他回家乡工作。由于技术好，顾复初被介绍到多家机械厂当修理工，后来又被借调到南汇县物资局工作了一二年。

1968年，文革初期的大风潮消退了，顾复初回到了离开10年的家乡。当时全国都在大办化肥，顾复初冒出一个灵感袭。化肥生产多了，一定需要塑料袋。为了节约成本，一定会尽量使用旧塑料。旧塑料再生，变成塑料袋，需要加入增强剂，也需要挤塑机将其挤塑成型。现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自己先研制挤塑机，将来一定很受欢迎。经过了一段时间钻研琢磨，图纸全画好了，机器在他的脑子中成型了。只要有人需要，他就可以将机器造出来。

江苏丹阳松卜工业公司的一个负责人转辗听说了顾的发明，于是请他帮忙。不久，松卜工业公司造出了挤塑机，也开始生产塑料袋。这家小公司下边原有个小塑料厂，10来个工人。机器造出后，迅速增加到100多个工人，创造纯利润100多万元。这在文革期间可是个很大的数字。松卜厂对顾充满感激，给他4000元钱作为报酬。顾本人所在的横沔机械厂却有人写出大字报，称他开设地下工厂（当时属于严重犯法行为）。

湖南郴州地委办的一家工厂，利用顾的图纸也造出了机器，获得丰厚利润。宁波某厂也想生产这种机器，请顾帮忙。所谓帮忙，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使用其专利发明，可那时是不能拿报酬或工资的，拿了就是剥削，是犯法。作为变通，该厂愿意为他们的一二个家属到那里工作（当时找工作非常困难），每月可拿二三十元钱的工资。顾身边的好几个技术工人都想让自己老婆去工作（包括卫金祥和刘子奎）。由于名额限制，最后让卫妻去了。为此，刘子奎心怀嫉恨，向公安局揭发说，顾造机器的图纸是抄来的，帮别人设计制造挤出机是诈骗行为，顾所得的那4000元钱是诈骗所得。于是，卫金祥、顾复初和顾的妻子等人相继被捕。最终，顾复初以技术诈骗罪判处7年徒刑，卫金祥3年，顾妻半年。

在牢里，顾又成了技术革新能手。囚犯生产手表，其中一道工序是手工送表壳，每人每天要送１万多只。一天下来，头晕眼花，很容易发生工伤事故。顾想办法设计制造了一条流水线，让机械手送，准确及时。狱方非常高兴，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了上海几家手表厂，为上海手表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凭借这项技术发明，顾复初本可以申请提前释放，可他拒绝这样做。狱方问为什么，顾说要申请提前释放，就必须认罪，可他压根就没犯罪，何来认罪呢？这本就是一件错案，他宁可坐足7年牢。

1983年出狱前，狱方主动表示想为顾安排工作，留在监狱里参加技术管理。顾断然拒绝，称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大，自己能找到立足之地。出狱后，顾得知刘子奎患重病长期躺床，便去探望。刘已不大能说话，临终前，他让儿子拿来纸和笔，强支病体写了几个字：“很对不起你。” 

随后顾复初在汤巷一家社办工厂就业，开始生产电缆，并渐渐在此行业闯出点儿名气。1986年，中国向阳号南极派考察船需要电缆，需要量不大，但技术要求较高，上海有家国营电缆厂感到不合算，推辞着不肯生产。顾听说了，向有关方面表示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经过技术攻关，名不见经传的汤巷厂居然造出合乎标准的电缆产品。汤巷厂的名气响了起来，1987年被列入上海市星火计划，1992年获得了星火计划二等奖。同年，顾复初被推选参加全国科技奖授奖大会。

当初顾本无罪，却被判7年，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不认为自己犯罪。所得酬谢是劳动所得，且对国家有益，为什么算犯法？他付出了劳动，对方不付报酬，是不是也算犯罪？他如是责问法院。二是因父枉子。判决书上称他是反革命子弟。

顾复初无辜蒙冤7年，至今没有得到改正。文革前的中国有大量冤案，后文革的中国仍然有大量冤案。顾在服刑期间曾审诉过不下40次，都没有任何结果。如今他已到古稀之年，回首往事，这件不平事仍然令他耿耿于怀隐隐作痛，希望有生之年得到一个实事求是的交待。顾当初做的一切，包括指控他的那些罪状，今天看来都是功绩。判决书上说顾是个反革命子弟，这对顾案的处理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顾父无故被抓、失踪，本来就是当初错误政治的牺牲品，在父亲受害的基础上继续加害其子，更是天理不容。历史已经证明，顾复初是个优秀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他淡泊名利，拒绝当区政协委员的提议，同时用自己的发明和企业所得为当地办起了幼儿园、敬老院。他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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