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交流，免费赠阅               2010年10月5日 北京印制

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往事微痕》 小编导读：

总第60期 2010年第24期 2010年11月5日

 

▼薄一波临终前口述一封致胡锦涛暨中央委员会的信,薄一波遗嘱——关于执政党;薄一波遗嘱——关于中共的腐败;薄一波遗嘱——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杨继绳新作：哪里“人民”叫得最响，哪里的“人权”就最差。 ▼我的呐喊：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三年；纵观‘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 ▼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误区:“专政”使执政党自身陷入危机,改革“专政”体制，是否会导致社会动乱与国家分裂? ▼被公众遗忘 40 年的王佩英,影片放到王佩英 17 岁的少女时期，友人感叹：“美女啊，确实是美女”七年残酷迫害，宁死不屈.为了怕王佩英说话，“革命者”们用石头塞满她的嘴巴，致使其下巴脱臼，“把下巴都卸了”。这还没完，押她的人还用细绳死死地勒住她的咽喉， ▼张平中蒙冤受难的经历,眼前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双腿患旧疾不能伸直，始终只能侧卧蜷曲┄

北京义工“饭醉” 【短讯】 八十二岁的革命老人尹老师于2010年9月12日在北京西一家中餐馆包了两桌佳肴，邀请《往事微痕》在北京的义工“饭醉”了一次。《往事往微》的支持者，著名作家、学者辛子陵夫妇出席了宴请，云南省昆明市的审计专家、《往事微痕》忠实读者来京公干的程女士和《大迁徙》作者谢朝平夫人李琼也出席了宴请。席间辛子陵先生作了简单的讲话。《餐后大家一起合影，然后依依不舍地散去。

 

目   录

革命老人尹老师慰问《往事微痕》北京义工.... 3

薄一波遗嘱——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

李  锐：功劳盖世罪恶滔天... 4

辛子陵：学习习仲勋，寄望习近平... 10

杨继绳: “人民”？要“人”，不要“民”！... 16

石天诃：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误区... 20

卢盛国：我的呐喊... 37

周元川：从邓小平的反右报告说起... 49

秦  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51

张显扬：“反右”锋芒所向首先是“中间路线”... 60

王书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反历史的... 65

施绍箕等：上海交通大学五七老人 要求母校补偿反右的信
           （附上海交通大学的回复）... 69

天蒙坚：天地有正气... 70

林先君：也谈“右派分子们的所失与所得”... 74

铁  流：报复杀人犯熊光禄... 76

贺承业：闲言二则... 82

李昌玉：骈文大家钱明锵... 83

查建国：给右派二代的一封公开信... 90

罗铁夫：张平中蒙难记... 92

袁  凌：一篇小说 一本书和一个人的命运... 102

子  乙：关于“右派”的组成... 103

友谊回声：.... 104

革命老人尹老师慰问《往事微痕》北京义工

八十二岁的革命老人尹老师于2010年9月12日在北京西一家中餐馆包了两桌佳肴，邀请《往事微痕》在北京的义工“饭醉”了一次。《往事往微》的支持者，著名作家、学者辛子陵夫妇也出席了宴请，云南省昆明市的审计专家、《往事微痕》忠实读者来京公干的程女士和《大迁徙》作者谢朝平夫人李琼也出席了宴请。席间辛子陵先生作了简单的讲话，他首先肯定《往事微痕》办刊的十六字的方针和“三真”的工作宗旨，认为它记录了一段中国真实的历史，为后人研究1957年的“反右斗争”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材料。这是一个贡献，一个很大的成续。《往事微痕》义工燕遯符代表大家致了答谢。餐后大家一起了影，然后依依不舍地散去。

薄一波遗嘱——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是薄一波临终前口述一封致胡锦涛暨中央委员会的信，全文一千二百多字。信不信由你： 

锦涛同志、中央委员会∶

今天的危机现在看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说巩固。搞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不改革、不开放，不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能已经亡党亡国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暴露一个同样致命的问题∶执政党自身建设解决不好，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人民群众就会要求共产党下台。立党为公、以民为本，可以理解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干部权力来自宪法规限，是人民赋予的。现在，党组织、政府部门滥权、越权、特权、侵权，情况十分严重、十分普遍，引起社会、人民群众的义愤。执政党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权力和权力受到制约，这个政党就会腐败、变质，直至亡党。党内弥漫着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渎职、失职，是有法可依追究的，有规可依处理的，为什么要放纵？省长、部长、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在法律面前是没有特殊的，在党纪、规则面前，是没有特殊地位的。党内等级观念、特权意识，是阻碍国家发展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的。

看了多份文件披露∶一年全国公费挥霍三千多亿元。一个省挥霍百多亿元（编者按∶广东省二○○五年公费挥霍四二一亿元），要比欧盟任何一个国家的公费开支高三、四倍，这是侵吞国家资产，掠夺人民财富的行径，是制造亡党乱国，靠会议上讲、文件上警告，是难以改变的。陈良宇问题被揭发，是对的。为什么他能在上海搞独立王国？三百多封举报信，为什么被打入冷宫？监督机制到哪里去了？组织部、纪委、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的作用呢？我建议∶中央政治局成员就陈良宇事件作出反思。失败、亡党，都出在内部的变化。 

功劳盖世罪恶滔天

——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

李  锐

本文提要：

“在意识形态改革中，要以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的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历史源流，确立改革派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发生重大影响，为中华腾飞创造最好的国际环境。”（《结束语》）辛子陵这些建言，属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关于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如同扭秧歌一样，不能一往直前地前进，究其原因，就在于“左”的干扰不断，总是有人说三道四，甚至兴风作浪，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攻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邓小平遗言，把评毛引向深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突破，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道路”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两道唬人的紧箍咒，为改革派争得了话语权，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从今往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再也用不着打“左”灯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笔，兼有评论，尤其《导言》和《结束语》的理论阐述，极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书《结束语》明确指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以这个“总成绩单”为依据，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我一九七九年初回到工作岗位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读者看本书第十八章《共产主义地狱》（上）、第十九章《共产主义地狱》（下），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但这盖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会，我参加了这个会。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问题，四千多名高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是这个意见。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老领导人，为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迷误中走出来，又避免党的分裂，他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团结全党初步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原来的历史错误路线，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正道，是起了历史性作用的。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这个《决议》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作者在书中记载，十二年以后，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不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把重新评毛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尽管《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遵从邓小平的遗言，可能书中有关评述，仍会在中国政坛引起震动，有人会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本书的问世，使我们又看到了那个荒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对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遏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自有极大的意义。

本书在理论上有建设性的贡献。有关《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在《结束语》中作了提纲挈领的梳理。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是共产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加上暴力革命手段），而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没有建立过共产党，在他们指导下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共产主义”是被他们晚年抛弃了的口号。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争论，第二国际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是中肯的。第二国际所属政党，百年来坚持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方面，没有对资产阶级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通过议会斗争、工人运动，走改良主义道路，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变化，在消灭三大差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共产党宣言》误导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伟大的使徒，这些伟大的使徒又把《宣言》中的空想和暴力发挥到极端，误导了第三国际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党和人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的。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后，在科学、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

新民主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可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坚持毛泽东思想，即珍视新民主主义。一九九一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毛泽东选集》，只包括前四卷，而不包括第五卷以后的著作和讲话，就是这个意思。作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结束语》）这个“定位”为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转轨舖平了道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三面红旗”都没有丢，但又彻底摆脱了“左”的意识形态的羁绊，抛弃了误导中国三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极左教条。

作者建议：“在意识形态改革中，要以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的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改革派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影响，为中华腾飞创造最好的国际环境。” （《结束语》）辛子陵这些建言，属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关于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关于改变党的名称问题，可能会引起惊骇。这是真正的与时俱进。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开始叫同盟会，建立民国后为适应责任内阁的需要，与几个小党派联合改组为国民党，袁世凯篡国称帝，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改称中华革命党，护法战争中为强调正统又改称中国国民党。据曾在延安担任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谢伟思回忆，一九四四年八月，毛泽东与他谈话说：“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1] 邓小平在晚年与高级干部谈话时也说过必要时改变党的名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并没有共产党，这个文件本来叫《共产主义宣言》。[2] 共产党这个名称是“腰河里发水” ── 一九一八年列宁与第二国际闹分裂才叫响的。既然消灭私有制的整个理论体系错了（详见本书《结束语》第一部分，这里不展开论述），目前我们经济中出现了私有制，在宪法中又有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作为执政党仍叫共产党就不合适了，还准备“共”谁的产呢？！

我常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和实践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我们过去是怎样执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怎样发展，我们都搞清楚了吗？长期以来，假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而真马克思主义却蒙上了“修正主义”的灰尘。这主要是文化专制主义在作祟，它来源于政治专制主义。一党专政导致思想意识形态定于一尊，而这个“一尊”，又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理论中的错误部分。理论界不少人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我又一次从辛子陵的书里找到了知音。原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前所搞的穷社会主义，执行的是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错误的东西，是恩格斯晚年承认“只是一个幻想”[3] 的那些理论和主张，而把它正确的东西当作“修正主义”批了几十年。尽管作者回答得有些简约，但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给人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线索。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曾长期“一边倒”，走苏联式的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改革开放后，实际走瑞典式的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保护私有制，团结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前进，导致腐败丛生等严重问题，但瑕不掩瑜，主流是好的，只要坚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不难解决的。这个成功表现在二〇〇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鉴于过去犯过的错误和今后应走的道路，我在近年来写的文章中，常谈必须弄清楚三个有关的问题：一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文明进步究竟依靠什么？载入宪法的马列主义等“理论领导”应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起过的作用及其同国家的关系，党应当怎样执政？这本书的内容同这三方面的问题都有涉及或解答。交谈中辛子陵讲了个政治笑话：一个中国人去德国特利尔城参观马克思故居，问看门人：“你们德国出了马克思，为什么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看门人说：“马克思是大学问家，他留下两本经典，一本穷马克思主义，一本富马克思主义。听老辈人说，上个世纪，有个叫列宁的人很厉害，把那本穷马克思主义抢走了，而且撂下话，不许我们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剩下一本富马克思主义，也不争什么正统，反正日子过好了，偷着乐吧。”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当信奉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富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而与穷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彻底告别。            

                                                2006 年 4 月

学习习仲勋，寄望习近平

辛子陵

 习仲勋有两个特点，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老一辈共产党人能做到这两条的，真如凤毛麟角，所以赢得了我的敬重。一九四七年末和一九四八年初，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土改的过程中，各解放区普遍发生了左的倾向。作为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最先发现了问题，并以极大的勇气出来反左，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

 由于义合会议（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潜伏着一种左的情绪（即不对的一种浪头），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葭县，有几个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注：张当时任蒙绥军区副政治委员）家中也被斗，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有的烈士家属扫地出门。有用盐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浇死人的。葭县乱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涂。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的马夫起来斗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为狗腿子。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死人不敢埋，人病无人医，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习仲勋的信引出了毛泽东的一段著名的反左批示：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在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规定的杀人指标是千分之一。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西北地区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应该更加宽大，建议在西北把镇反方针修改为“宽大与必要的镇压相结合”，建议将杀人指标减少一半，减为占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毛泽东批准了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后来，在实际执行中，西北地区的杀人数字在千分之零点四左右。这就是说：西北比全国其他地区少杀了60%的人。青海著名的千户项谦，一再发动暴乱。青海省的军政当局准备派五个团去镇压。习仲勋说：绝不能打，藏民是游牧民族，游而不定，你把军队开去，他就跑散了，军队一走，他又集合起来暴动。他对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不能打。请喜饶嘉措大师去做工作。喜饶嘉措是藏传佛教的经师，藏学大学者，中共把他安排为青海省政府副省长。果然，喜饶出面劝说，多次暴动的项谦就不再造反了。后来，毛泽东在中南海当面表扬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历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历害。”

 习仲勋干的第二件反左大事是冒着第二次被打倒的风险，请缨创办深圳特区，为渡改革开放之河摸到了第一块“石头”。

 因为小说《刘志丹》案件，康生诬指习仲勋为“黑后台”，毛泽东认定是“利用小说反党”。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习仲勋被撤销副总理职务，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劳动改造十六年。平反后，一九七八年～一九八○年，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

 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形势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一九七九年一至五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十二万人，逃出的近三万人。大陆和香港边界线很有点像德国柏林墙。一九七八年香港农民收入与宝安农民收入的比例为３０∶１。宝安人均收入每年都在一百元左右。偷渡出港的劳动力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元，寄个零头回家都比村里集体分配多，又有侨汇优待，两三年的汇款就能建座小洋楼。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全在报纸上，在大喇叭里。老百姓用脚投票，要离开社会主义，投向资本主义。据深圳地方史记载：当时，尽管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仅万丰村一个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1200人，其中一九七九年逃港的有320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

 一九七八年七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站在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宝安这边茅篱草舍，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陪同考察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解放快三十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不是增加边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铁丝网，不是把外逃的人抓回来严刑峻法，是改变大政策，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不要管什么“主义”，不要问“姓社姓资”。

 一九七九年四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提出：“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还语出惊人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搞深圳特区，不是先有中央的决策，习仲勋紧跟执行，是习仲勋主动请缨，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邓小平给的精神是：“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只有对几十年的左的一套有清醒认识，不怕右，不怕当走资派的习仲勋，有这个胆识和魄力创办特区。深圳特区是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发展起来的。某元老到了深圳，痛哭流涕地说：“只剩下一面五星红旗，全都资本主义化了。”但深圳的GDP却从一九七九年的不到2亿元（19638万元），增长到二○○九年的8201亿元。增长4100倍。私有制一合法，就产生了这么大的威力。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深圳从一个贫困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功能完善、法制健全的新型现代化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按主旋律宣传是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事求是地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把对面香港那一套搬过来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执政，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深圳人不往香港跑了，香港人到深圳创业安家了。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羊，为全国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树立了榜样。是习仲勋冒着二次被打倒的风险，冲破了三十年森严壁垒的左的闸门，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全国各地干部到深圳走一趟，就算摸到了“石头”，就知道改革开放怎么搞了。

 习仲勋干的第三件反左大事，就是维护党章的尊严，跟老人们拍了桌子，反对非法撤换总书记胡耀邦。

 一九八六年年底，安徽﹑上海﹑北京相继闹起学潮。十二月三十日，胡耀邦提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于当前时局的处理意见。邓小平发脾气，摔电话，拒不到会，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谈话。

 一九八七年元旦，北京学生又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彭真﹑王震﹑薄一波紧锣密鼓地策划宫廷政变。胡耀邦还蒙在鼓里。

 三个月以前已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离开中共书记处的习仲勋，凭政治敏感已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新年造访胡府，寒暄之后提醒说：“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胡耀邦不在意：“我吗？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

 当天夜里，胡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响起，是赵紫阳打来的：“耀邦，你现在干什么？”胡耀邦说：“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寻找一种更稳妥的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赵说：“我劝你先别忙着干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胡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讨什么？”赵紫阳急了：“耀邦同志，现在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应该尽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

 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赵的建议，求见邓小平。谈到分歧时邓小平摆摆手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召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参加“生活会”。这个所谓“生活会”是政治局之上的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耀邦只讲了一两分钟，彭真就打断他的话，批判耀邦同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打得火热”。杨尚昆接着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的话，那你就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王震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说：“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作为总书记胡耀邦，通知常委邓小平参加常委会，竟成了大逆不道。

 两天以后召开第二次“生活会”，政治局又有几个人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习仲勋﹑乔石﹑李鹏﹑胡启立。李鹏先发言，他说：“由于耀邦同志放松思想领域里的领导权，导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滥。”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辞职，王震认为彭﹑薄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想法。只见习仲勋大义凛然，站出来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了桌子：“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胡耀邦晚年体会到世态炎凉，对习仲勋将个人沉浮置之度外的支持视为十分难得的友谊，铭刻在心。

 习仲勋一九八八年四月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六四”以后，在一九九○年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对反腐败的学生运动诉诸武力的邓小平和杨尚昆。

 习仲勋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没整过人，连“墙倒众人推”的事都不干，而且反潮流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这是难能可贵的。希望我们党内，习仲勋式的干部逐渐多起来。

 习近平同志托乃父的荫庇和自己的优良表现，进入了第五代接班人的行列，党内同志有厚望焉。但最近以习近平名义发表的《坚决反对任何歪曲丑化中共历史的错误倾向》的讲话，使党内同志和全国人民深感失望，使习近平的威信大受损失。这个文件是要从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倒退，重塑党的“伟、光、正”形象。整个党都“伟、光、正”了，毛泽东的错误当然就不能提了。所谓“要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是什么意思？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铺天盖地的宣传是：建国后十七年一直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刘邓资反路线下面，还分教育黑线、文艺黑线、体育黑线、科研黑线等等。那么，毛泽东当政的这二十七年，“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表现在哪方面？由谁来代表？是毛的一方，还是刘、邓一方？这给党史工作者出了个大难题，批毛抑或批刘邓，好像都不合适，左右皆非。妙笔生花的办法是要毛刘邓在马克思的天国团结起来，声明根本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把这事抹平。都是右派文人生事，丑化党史，让老哥仨掐起来了。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纯属谣言，判江青死刑缓期执行是继承毛主席遗志，谁再提这些事就是丑化党。难道是这样实事求是，实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吗？请不要忘记邓公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在下世纪初重新评毛的讲话，不要忘记胡锦涛二○○四年七一前夕与万里关于重新评毛的谈话。

 党内改革派希望习近平继承令尊的政治操守，协助胡锦涛完成邓小平关于重新评毛的遗嘱。像令尊在深圳特区开辟改革开放的经济道路那样，有远见，有魄力，有担当，顶住压力，启用一批政治改革的人才，开辟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局面。“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中共）不可能有退路。”。这是刘亚洲最近说的话。党内军内，有这样一批力主政治改革的闯将，刘亚洲将军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习近平作为第五代接班人的领班，要把这批干部使用起来，把这股力量聚拢起来，闯政治改革这一关，党的生死存亡，国家兴衰成败，在此一举。

 最低限度，希望习近平同志以先父为榜样，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一辈子不整人。在共产党体制内从政，历史形成的左的惯性太大，跟左不沾边很难。所谓不犯左的错误，就是不推波助澜，把自己当作防波堤，当左的浪头袭来时挡一下，像令尊那样，把杀人千分之一的指标，变成千分之零点五，最后执行结果是千分之零点四。一九八九年如果习仲勋当总理，定能找到避免流血的解决办法。本着这个精神处理政务，即使你成不了最有作为的领导人，也是一个贤德的领导人。这就足以告慰仲勋同志英灵了。

                                        二○一○年八月八日

“人民”？要“人”，不要“民”！

杨继绳

“人民”，这是当今用得最多的两个字，每个人可以随口说出上百个关于人民的词语：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人民音乐、人民文学、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警察、人民代表、人民币等等。在网上搜索一下，在0.094秒内，就出现94,900,000个与“人民”相关的网页。 怎样理解这个时时见、处处见的词呢？

“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什么是人？这需要写一本书来回答。我这里不作深入的解释，只是指一有血有肉、有需求、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

什么是民？《说文解字》说：民，众萌也。萌，草芽也。从字面上理解，所谓民，就是一堆草芽。《说文解字》在解释氓字时说，氓，民也。萌，同“氓”。“氓”“民”互训，二字通用。民，甲骨文有一个象形字，好像一只眼睛里插一把刀。郭沫若《甲骨文研究》说，“周代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 “周人初以敌囚为平民，乃盲其左目以为奴征。”由此可知，氓是奴隶，是低等平民。

据历史学家刘泽华介绍，在战国以后的文献中，“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称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说：“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民没有任何政治主动性，只能服从统治，一味顺上。

总之， “民”只是一片没有长成的草，是敌囚，是奴隶，是社会的下层。“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

民既然处在社会下层，显然是皇家大厦的基础。所以，历代皇家不能不重视这个基础。从《盘庚》篇的重民、周公的保民、孔子的爱民、孟子的民贵君轻论，荀子的君舟民水论，到明清时期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民本论，都希望君王重民。连暴君隋炀帝也高唱“民为邦本”。这些重民的思想并不是皇帝也讲什么民主，而是为了让“民”平静地“载舟”，不至于愤怒地“覆舟”。不管“民本”唱得多么高，“君主是政治中唯一的最高主体，民本思想只是‘君道’的囊中物。”

孔子在《论语》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把“人”和“民”是分开来。这里说的人，应当是社会层，而民，是指被统治者。英文有the people，中文译成“人民”。而people就是人，民族，人类。是什么时候把“人”和“民”这两个字连起来用，而成为一个用途极为广泛的政治专用名词――“人民”呢？什么时候“人民”这个词又变为地位崇高呢？这个问题有待历史学家考察。

“人”一旦被抽象成“人民”，“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人民”是集合词，这一集合，就淹没了成千上万的个体；“人民”是抽象词，这一抽象，就抽去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

“人”一旦被抽象为“人民”，就成了是没有声音、没有面目、没有形体的幻影。

“人”一旦被抽象为“人民”，就成了可以任意雕塑的大理石，可以把它雕塑揉至高无上的神，顶礼膜拜；也可以把它雕塑成铺路石，踩在脚下。

“人民”这个抽象的幻影不能说话，不能表达意愿，它必须有“代表”。“人民”没有投票的手，“代表”当然不会是“人民”选举的。社会上的强势者才有资格说“我是人民的代表”。像皇帝称自己秉承“天意”一样，“代表”也称自己秉承“民意”。 “秉承民意”的当政者，他就以“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权力。然而，什么是“人民的意志”，只有“代表”才能解释了。

抽象的“人民”被说成至高无上的神，神的“代表”就可以以神的名义折腾活生生的人。“人民”不能说什么政策好，什么政策坏。“人民的代表”才能够决定一切，能够对所有的人发号施令。“人民”是政治盲从的群体，是乌合之众。在“大跃进”中，只看到“人民”起哄，看不到“人”的理智。在文革中，只看到“人民”在搞“多数人专政”，看不到“人”的尊严和权利。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抽象的，主人的位置也就被虚置，管家的“公仆”就成了真正的主人。

人民只能和领袖相对应。“人民万岁”通常和“领袖万岁”相唱和；“人民万岁”是廉价的口号，而是“领袖万岁”实实在在的个人崇拜。“伟大的人民”必然和“伟大的领袖”相对应；“伟大的人民”是泛之又泛的政治词语，而“伟大的领袖”才是实实在在的可以享受权力盛宴的生命个体。在领袖眼里，“人民”只是一个数字，领袖可以轻松地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哪里“人民”叫得最响，哪里的“人权”就最差

按照伏尔泰“天赋人权”的说法，所有的人都应享受权利。不应当有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权利的情况。“人民”只是众多的“人”中的一个局部，不是所有的人。由于“人民”不是“人”，就可以划定哪一些人是“人民”，哪一些人不是“人民”。对那些不是“人民”的人，就可以剥夺他们天然权利，成为贱民。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随着革命的深入，“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在国旗上，围绕一颗大星的四颗小星中，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颗小星，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两颗小星。而在“农民”中，富农和富裕中农也不属于“人民”之列。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新华社记者郭超人提供的一个典型调查报告中说：1979年，四川省双流县新兴公社新店子18岁以上的成年人有117人。其中，“专政对象”17人，“审查对象”70人，二者加在一起占成年人口总数的74％。人民的范围如此之小，是因为“人民”和“敌人”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中央最高领导人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敌人”是没有人权的。

用“公民”代替“人民”说得直白一点点，我们过去所说的“人民”实际指的是臣民。臣民只有服从，没有权利。这是几千年皇权政治造就的意识形态。随着皇权思想的淡出，“公民”这个词儿用得越来越多了。公民是一个外来词，是从“citizen”翻译过来的，它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承担义务和享有相应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自然人。“自然人”是活生生的人，再不是抽象的幻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我国的公民。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见、语言，在法律在前人人平等，都享有同等政治权利。权利和责任对称。凡享有公民权利的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有了全民责任，才会有相应的全民素质。过去说中国人素质不高，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没有责任，为什么没有责任？因为没有权利。

为什么没有权利？因为是“人民”而不是“公民”。

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误区

石天河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由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以后提出来，经过列宁的理论发挥，在苏联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被确定为国家的政治体制。随后，就被视为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唯一正确的政治体制。现在看来，这个口号，实际上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基本精神不相符合的矛盾。而且，实践证明，这个口号，已经给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极为严重的弊害。如果在现代世界的新情势下，继续坚持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将会给各国共产党与其执政的国家，继续带来种种不利。因此，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应该对这个口号重新作出实事求是的探讨，以求获得切合实际的科学认识，使我们能走出这个口号的种种误区。

一  理论源头的误区

 现在，重新探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否仍然是可行和必要的？是否已经到了必须扬弃它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这一口号的理论根据说起。

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里，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提出，主要是出于这样的一些设想：

1，无产阶级在以革命暴力夺取政权以后，不能简单地使用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统治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2，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时，由于互相对立的阶级的消亡，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

3，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暂时还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敌对阶级的反革命活动。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社会继承下来的“国家”，只是暂时形式，它对无产阶级，毋宁说是个“赘瘤”，甚至是个“祸害”，它最终是要消亡的。

4，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所以，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以上这些，就是发端于马克思、恩格斯，而由列宁进一步发挥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要点。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有十分详细也十分雄辩的论述。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里似没有逐一引述原文之必要。

 这里，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从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总结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当时并不是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在已经取得了全国性的阶级统治地位后用来代替“国家”的政权形式。而只是革命起义期间，巴黎无产阶级为对抗国内外敌人而采取的临时性的，类似“阶级斗争司令部”的形式，即主要是代表无产阶级执行军事行政职能的权力组织形式。马克思在把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看时，主要也只是从“阶级斗争”的形势与需要着眼，认为无产阶级的目的，并不是要夺取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是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组织形式”去代替“国家”。这种无产阶级权力组织的革命职能，主要的就在于镇压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改变旧的所有制，改变旧的社会秩序，等等。但马克思后来认为，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组织形式（公社），可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所必须采取的政权形式。这些观点，在巴黎公社革命的当时，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新贡献。

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偏重于从国家政权的阶级性着眼，而对“国家”的其它性质与其它职能，就不免有所忽略。例如说：国家还有代表民族利益，对外抗御外敌入侵的民族团结职能。国家也有代表全体居民的公共利益，依据社会公共契约（法律），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把个人或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加以规范和制约的社会仲裁职能。国家也还有超越各民族、各阶级的各别利益之上，进行经济与政治的宏观调控，谋划全民福利以保持社会和谐的调控职能。国家也还有对社会生活及日常的生产、交通、教育、文化、娱乐等各方面的事务进行一般行政管理的职能。等等。这些职能，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国家所固有的职能，是十分具体的，而且是经常性的。把国家职能单一地确定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忽略了国家的其它职能，在执政时，便容易产生政治上的偏差与失误。

 当然，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是为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所决定，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国家的职能与某一时期驾驭国家机器的政权的阶级性职能，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就是说，它们是有内在矛盾的。尽管一个国家的政权，通常都有其阶级性的政治取向，但是，当政者要在国家的全体居民中取得合法地位，它就必然要受全民利益的制约。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通常都只是全体居民中的少数。因而，国家的政治施为虽然可由政权的阶级性所左右，却不可能完全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还有其超阶级的、客观固有的、与全民利益相联系的各种职能，是任何阶级集团当政时，都必须承担的责任所在。否则，政权脱离普通人民，不承担国家政权应尽的职责，就会失去全民公认的合法性。如果单纯从国家政权的阶级性着眼，只看到了那政权的阶级性，而忽视了国家的其它职能，把政权的阶级性与国家完全混为一谈，以为一个阶级的阶级组织就可以代替国家，这就可能导致忽视政权的“合法性”、忽视全民利益、忽视国家的民族团结作用、忽视人权、忽视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因而产生政治上的种种偏差，那后果将会是很严重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完全没有意识到国家有其各种不同的职能。只不过，马克思当时是把“国家”与“政权”等同地看待，认为政权既然是有阶级性的，国家机器自然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消灭，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民族的统一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请注意：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与“纯粹压迫机关”的职能，是截然分开了的。这“合理职能”当然不是“阶级压迫”的职能，而是服务于全体公民的其它职能。可见，马克思并没有否认国家职能的多样性。

 同时，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很明白，国家有体现民族统一的职能。只是，他认为，这种职能被旧的“国家政权”篡取去了，使他们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所以，在消灭旧政权，打碎国家机器时，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去“组织民族的统一”。可见，马克思对国家的民族统一职能是相当重视的。这是因为，当时，世界上所有的现代国家，几乎都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国家。民族统一的职能，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但巴黎公社当时的问题在于：如果按马克思的意见，以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为自身职能的阶级组织（公社），去承担旧政权被消灭后的“国家”所固有的“民族统一”的职能，这就仍然是把阶级组织的权力，驾于民族之上。这个民族，既然已分裂为互相敌对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那么，民族统一的职能，不由超阶级的“国家”承担，而由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公社”去承担，那分裂并互相敌对的阶级，又如何可能组织成统一的民族呢？——可见，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过偏于“以阶级划线”的思维，没有能把“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分开来看；也没有能把资产阶级中的当政集团、与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在利害关系上有所不同，而作出有区别的对待。同时，也没有考虑到“民族的统一”还关涉到其它中间阶级（如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利益，其中包含着与无产阶级利益可兼容的或有某些矛盾的复杂内容。因此，马克思在强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公社”式的阶级组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并没有考虑到，在巴黎公社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面对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公社最有利的斗争方式仍然应该是以超阶级的“国家”作为统一的民族利益的代表，才有可能使阶级利益不同的各个阶级，在以民族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达成统一的共识。现在看来，巴黎公社当时确实应该“打碎”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机器”，而不是“国家机器”；而无产阶级在取代资产阶级去掌握政权时，应该做的是把其它中间阶级团结在“公社”的周围，组织成民族团结的人民革命阵线，重新组织革命的“国家机器”，以代表统一的民族利益，对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政权形成“全民共讨之”的声势，才是切合实际的。这样，就既不需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也不需要强调“打碎国家机器”。

（当然，这完全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在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无产阶级革命还不曾有过“人民革命阵线”或“民族统一阵线”的尝试。）

 马克思为什么不是强调“打碎资产阶级政权机器”而要强调“打碎国家机器”呢？这是因为马克思当时认为，“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政权用来实行阶级统治的强制性工具。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对立，建立起普遍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再需要带强制性的“国家”。所以，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以后，“国家”应该废除。即使不能马上废除，终归是很快就要废除的。我们现在，从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要“废除国家”的理论之十分清晰的表述。恩格斯说：

 ……“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是从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可以完全“废除国家”的观念出发，想以“无产阶级专政”去暂时代替过渡时期的“国家”的职能（主要是镇压敌对阶级反革命活动的职能）。限于历史条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后来革命发展变化的情况。而且，由于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残酷镇压，使他们在情感上不能不带有“以镇压对镇压”、“以专政对专政”的激烈情绪。我们现时，当然不应该去苛求他们理论与策略上的绝对正确与完善。因为，巴黎公社并没有取得胜利，巴黎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在法兰西取得统治地位，所以，在革命胜利后国家是否可以废除，当时也无从验证。

 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未经验证的理论，到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时候，却把它作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界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针对考茨基的观点说：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的这一理论发挥，可以说，基本上决定了第三国际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和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特殊性质。而且，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得以在苏联付诸革命的实践。不过，列宁后来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把革命的进程划分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阶段”）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而在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建立的时期，则被看作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时期。列宁认为，国家是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会“自行消亡”的；在革命胜利后的过渡时期，“国家”还不可能“废除”或“自行消亡”。因此，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国家与革命》一书第二章里面加写的第三节中，写了这样的两段话：

“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当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付诸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实践时，他发现，不仅“国家”不可能立即废除，而且，这“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必须采取一种新型的“国家”的形式。不仅“无产阶级专政”保留了“国家”形式，并不废除，而且，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只能是这样一种国家形式。不仅不能“打碎国家机器”，而且这新型的“国家机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

由此可见，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实际采取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体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想象的“打碎国家机器”、用“阶级组织”（“公团”或“公社”）去代替“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天差地远，不可以道里计的。

那么，历史所呈现的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实践中发生根本“逆反性”变化的事实，究竟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原先的理论脱离实际呢？还是由于列宁抱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宗旨去建立革命政权时，特意使得“国家”变成了不需要全体居民公决的、仅仅由“无产阶级”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呢？这可能是原先的理论的误区，后来又造成了认识和实践的误区。我们最好还是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历史实践中，来考察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得失。二  实践悖谬的现象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开头，似乎确实是想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行事，用“阶级组织”去代替国家。“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的口号，就带有这种倾向。可是，在实践中，“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每一个人都去参与革命政权的政治机构与管理工作，“苏维埃”组织也终究必须组织成有主席、有委员、有分工、有职务等级的执行机构，才能进行工作。用“苏维埃代表”去代替旧政权官吏是比较容易办的，可要用“苏维埃代表”带领革命民兵完全取代旧政权的常备军，这就显然会削弱国防力量。何况，苏联在革命胜利之后，紧接着就必须对付外国的军事干涉。这就使得原来的革命民兵，还是得逐渐成为常备军（也就是“国家机器”的重要支柱之一）。同样，“苏维埃代表大会”只能取代资产阶级的议会。从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机构，才能发挥政权的作用。各级政权机构成立以后，自然也就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权体系。从而也就必须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主席”。如此等等的所谓“用阶级组织代替国家”的结果，说明革命只能用革命政权去替换旧的政权，用革命政权去掌握国家机器，并不能“打碎国家机器”或“废除国家”。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只是国家政权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标志自己的阶级属性。同时，表明自己的“专政”权力，是按无产阶级的意愿独断专行，不受任何其它旧的法权干扰的。因而，这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一种国家体制。原先的“阶级组织”，后来就变成“工会”之类的群众组织，不在权力中心位置上了。这就是说，原先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用“阶级组织”（公社、公团）实行“专政”、“废除国家”的想法，在苏联并没有能够实行；列宁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采用国家形式的专政。

 既然“无产阶级”不可能以整个阶级去掌握“专政”的权力，就只能选出一些人去代表无产阶级专政。谁能代表无产阶级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早已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回答的：只有共产党才最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群众历来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因而，这“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只能是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去专政。而且，由于是“专政”，就只能由共产党“一党专政”。其它政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大概也就是俄国革命时原先曾经与共产党并立的一些党派，后来都一个个被消灭了的原因。

 “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共产党“一党专政”以后，不但没有“友党”、“同盟者”参与共同执政，而且，在共产党（原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面，也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对门塞维克的斗争，也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后来，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更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手段。最为使人惊骇的是：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原本只是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政见分歧，按照党内民主的原则，党内意见分歧应该是可以容许的。即使反对派完全错误，也只是党内问题，按照党的纪律，批评、处分，最多也不过是开除出党。可是，斯大林对付党内反对派，却动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对党内同志进行镇压。其使这种镇压合乎逻辑的说法是：凡属党内的意见分歧，都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政治思想上的反映，是政治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既然是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思想斗争，那也就必然是有人充当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政治代理人，那也就是隐藏在党内的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职能，就是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它自然也适用于对“隐藏在党内的阶级敌人”的镇压。——这样一来，原先和斯大林平起平坐的许多老布尔塞维克领袖人物，就都被作为“阶级敌人”镇压了。

 这可能是马克思当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时，作梦也想不到的。斯大林对党内同志的镇压，其残酷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对资本家的处置。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由于愤恨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残酷镇压，想到革命的无产阶级应该以“专政”的手段去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使之恐惧，才能起到震慑作用。可他们绝没有想到，这样的恐惧，后来竟然会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加倍地落到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身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对“无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专政”。（而且，“专政”这个词的意义，也逐渐变成了以血腥手段“排除异己”——即以“镇压”、“监禁”、“屠杀”的手段去“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同义词。）——“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这种“悖谬”现象，在斯大林专制时期，第一次达到了丑恶表现的顶峰。斯大林以血腥的“个人独裁专制”顶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创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罪恶纪录。在一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内，已经完全没有了党内民主，在“专政”统治下的社会人群中，又何能有民主自由可言。斯大林对国家权力之“强制性”的运用，是经常而普遍的，除了强制农民合作化稍稍有些皮面上作装饰的道理以外，其它如对人民言论、出版、集会、迁徙等种种自由的限制，是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甚至曾经有过十分残忍而荒唐的作法，完全违反“民族自决”原则，强制鞑靼、车臣等少数民族向西伯利亚迁徙。像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一变而为“一党专政”，再变而为“个人独裁专制”，这种情况，与马克思、恩格斯从前所想象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废除了国家”的“自由社会”，正好是百分之两百的相反。梦中的美人，变成了现身的罗刹。——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由观念异化到实践中与原先的理想完全悖谬的情况。

 二十世纪末苏联东欧的政治剧变，已经足够使我们警觉了。那剧变的原因，也许有种种现实的复杂性。但它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体制，不仅已不能适应当前的世界情势，而且，它本身的不合理，是导致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各种弊病的基因。

 “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践中的“异化”与“悖谬”，也不独苏联为然，几乎凡是模仿苏联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国家，都有政权异化为“个人独裁专制”的荒诞表现。中国革命也毫不例外。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初期，中国共产党曾经试行与各民主党派组织联合政府的形式，按“共同纲领”执政。虽然在“统一战线”中确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中共党内也早已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是，政权的民主形式，毕竟还有一些对领导人政治施为之合法程序的制约作用。在那一段短时间内，国家的政治改革，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政策性的偏差，但还没有出现过十分严重的错误。自从1953年毛泽东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而转向迅速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在毛泽东的头脑里，“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就和他“个人独裁”的想法，越来越趋于一致了。随后，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生活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偏差。联合政府变成了一党专政，民主党派退到了参政席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多快好省”总路线与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左”的思想与把个人权力放在党和政府机构之上的作风，就愈来愈明显。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已经搬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宝，一次性地清除了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敢于对他的“党天下”提出异议的五十多万“右派分子”。紧接着，“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所谓“大跃进”运动，又导致了全国人力、资源的大浪费，生态环境的大破坏，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的大饥荒。国内已经有许多不满情绪的表现，党内的高层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也有了“纠偏”（即纠左）的呼声。毛泽东在势成骑虎的情势下，索性照抄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那一套办法，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他比斯大林更急、更自觉、更变本加厉、也更肆无忌惮，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国家主席、三军将帅、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县的领导干部和社会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是一次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个人迷信”的超级表演，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党员领导干部、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都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等一大批党国元勋、高级干部，都被迫害至死，全国范围的造反派武斗，死伤以千万计。十年浩劫，天下荒芜，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超级重演，还不足以使人醒悟吗？

 现在是应该拆穿西洋镜了：苏联东欧以及中国，从来就不曾有过那种幻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都只是假借“无产阶级”名义的“一党专权”、“官僚专制”与“个人独裁”。——纯粹的“假面舞”！

 可是，毛泽东死后，在“文革”中被打倒过两次的邓小平，在继承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后，却仍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列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这真不免使人想起杜牧《阿房宫赋》里面的那几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结果，邓小平在位时的许多正确决策，许多值得世人钦佩的大胆改革措施，本来都是足以流芳青史的。可是他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观念的坚持，从历史实践来看，却正好与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路线互相抵牾。不仅造成过压制民主的弥天大错，而且，在他身后，还遗留下“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病象。这是可惋惜的。但更为使人悬念的是：邓小平去世以后，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收复港澳、改善民生等方面，获得了许多成就的同时，却至今还没有把对“专政”体制的改革，放到议事日程的主要位置上来。以致“专政”体制的弊病，在社会经济转轨时期，在没有强大、广泛而有效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法制监督的情况下，从基层到高层的各级权力机构，普遍地出现了惊人的腐败现象、渎职现象和滥用权力损害人民基本权益的犯罪现象，以及因“官民对立”而导致社会群体抗议的不稳定现象。这些现象，不进行体制改革，是难于消解的。如果把体制改革继续拖延下去，则国家民族和执政党自身的前途，都是非常可虑的。

二、  “专政”是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

 现在，关于“腐败原因”的探讨，是有各种不同意见的。有的人说，“腐败并不是专政体制所造成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体制下，同样有贪污腐败的现象。腐败只是一个法制问题，法制健全了，腐败就可以得到抑制。”有的人说，“腐败是经济高速发展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官员的腐败，是历史的规律性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腐败和反腐败，只能是一种长期斗争。”也有人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是不会腐败的，腐败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对个别政府官员的腐蚀。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自从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杜绝了贪污腐败。由此可见，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对贪污腐败采取最有力的治理手段。”

 以上的这些说法，表面看来似乎都有一定的理由。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对当前中国腐败现象的特殊性及其根本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例如说，“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下，同样有贪污腐败的现象；为什么要把中国出现的贪污腐败归咎于专政体制呢？”这样一种说法，似乎是用“任何政府权力都可以产生贪污腐败”来否认“专政权力”是造成贪污腐败的原因。这种说法，实际上忽略了中国当前出现的腐败现象，其特点，就在于它确实是一种“体制性腐败”。说“法制不健全”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中国制定了许多反贪污腐败的法律，成立了各级反贪污腐败的执法机构，却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分子“前腐后继”的发展势头呢？为什么一个“政府官员申报财产”的制度长时期都不能立法和实行呢？近十多年来，大家都看到的是，许多几千万、几十亿的大案要案的主犯，往往都是中央一级、部委一级的“朝廷重臣”；省自治区一级的“封疆大吏”；市县一级的“长字号”要员，和国家企事业单位的主管及其亲信。如果不是“体制”的原因，贪污腐败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吗？不久前，人们在谈论各机关单位的“一把手”无人监管的现象时，可以说，是看到了专政体制弊病的一个最显眼的病斑。其实，并不只是“一把手”无人监管，在“专政”体制下，除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管之外，平级之间的互相监督和下级对上级的民主监督，都是很难实行的。而“官官相卫”、“徇私包庇”、“互相勾结”、“串通一气”的风习则早已形成；“集团化”、“部门化”、“行业化”、“网络化”甚至“黑社会化”的贪污腐败组织，也已经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势下，单纯的想把问题的解决诉之于“法制”，岂不成了“法制迷”吗？法律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些纸上的条文，没有人的坚决执行，法律能有什么效用呢？而法律其所以得不到有力的执行，主要原因就在于“贪官”和“法官”、“检察官”以及“纪委书记”、“反贪局长”等等都是“专政”体制下一党之内的“同志”。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场与企事业营利场中，当然也有贪污腐败，其数额也动辄几千万、几十亿，但由于他们有比较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有在野党，有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以及广泛而有力的民主舆论的监督，法制也比较健全。他们的政府权力是受到多重制约的，别说“一把手”，就是“总统”的权力，也要受国会、司法检察机关和民主舆论的监督。所以，其贪污腐败现象，容易爆光而不容易发展到普遍严重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的程度。美国的总统克林顿闹了一次“拉链门”的绯闻，便因新闻记者揭发而遭到独立司法调查和国会的质讯。中国的某些贪官，包了许多个二奶往往要到“东窗事发”“公堂对簿”才最后爆光。比较之下，我们就不难领会民主制的“权力制衡”对抑制官场弊端的作用。

 说“贪污腐败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本”，这种说法，只是瞟皮地从现象作盖然性的判断，是没有什么实际依据的。经济高速发展并不一定与贪污腐败的发展有必然性联系。新加坡和香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作好了清除贪污腐败的“廉政”工作。也并没有把贪污腐败看作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相反，我们这里有许多贪污腐败的大案，却是出现在经济并没有发展的贫困地区。有的贪污大案，甚至是贪污救灾款或社保基金。可见，贪污腐败只是偷吃经济发展成果的蛀虫和败坏社会风习与执政党声誉的屎格螂，只有拒绝支付这样的“成本”，经济才会发展得更好。

 中国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专政”似乎是强有力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的确起到了雷厉风行“反贪污”的重要作用，在共产党领导下出现过前所未有的“清廉政治”。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今非昔比，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一则因为当时执政党的党员干部素质较高（当时那二百多万党员，是革命的一代，大多有“为国为民”的抱负，自律较严）。再则，当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正处于兴盛期的高峰，它确实具有强大的精神引导力量，对干部的思想言行有广泛的制约作用。同时，那时的中国普遍贫困，官员们一般并没有多少现金过手，社会风气在旧中国向新中国过渡期间，“除旧布新”的正气占上风，贪污腐败还没有形成气候，所以，“三反、五反”之后，“清廉政治”能在一短时间内保持稳固。可是，随着时代的演进与世事的变化，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渐渐出现了“专政”权力被滥用的现象，滥用“权力”而徇私舞弊，便渐次开启了不正之风的源头。而“反右”之后，正常舆论在“专政”威慑下的“万马齐喑”；“文革”期间“拉帮结派”的“哥们兄弟”的派性回护，便自然地形成了“正声微茫”而“邪气张扬”的局面。这时，“专政”体制的弊端，已经现形了。而“文革”之后，由于某些人致力于“避讳”（“为尊者讳”、“讳疾忌医”、“讳言内事”、“讳言家丑”、甚而至于“光也讳、亮也讳……”只谈“主流”，只谈“增长”，只谈三大战役“过五关斩六将”，而不谈“反右”、“文革”、“大跃进饿死人”的种种错误与现实问题。）结果，便导致“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没有能够深入到病灶的核心。甚至“文革”后的“整风”也绝大部分走了过场。“邪气”和“邪人”都潜伏在政权内部而遗留下来。随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砝码，“专政”的“权力”也变成了可以随时卖钱的东西，“权钱交易”现象便应运而生。试想，这种“权钱交易”现象，与“文革”遗留的“帮风派气”相结合，寄生于“专政”的体制内，如果不对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还能怎么治呢？可见，现在仍然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治理贪污腐败的最有力的东西，只不过是闭眼不看事实的“鸵鸟”式的自欺。

 事实上，在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后出现的“清廉政治”，只是“专政”体制的有时限的效应。而从这种体制本身内在的矛盾来说，它不仅自身潜在着“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力勾结”、“权力市场化”的因素，而且，它自身存在着不能抑制腐败的结构性原因。

 这是因为，“专政”权力的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权力，只能集中于一个人。这个人的权力是无限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都没有谁能制止他；“党章”和“宪法”更完全可以撇过一边。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马克思+秦始皇”，这样一种“专政权力通过个人独裁向封建皇权回归”的历史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种体制的权力结构是不合理的吗？

 这种权力结构的弊病，实际上非常之多。这里只说一点，比如说，“任人唯亲”，就是一大弊。由于“金字塔”顶端的这个人，必须把党、政、军的大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一切大事都由他作决定。这个人的责任和工作负担之重，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问题复杂的大国，如果他“日理万机”而又“事必躬亲”，他非累死不可。所以，“专政”顶端的最高权力，名义上虽然集中于一个人，实际上，他却必须“分权”，由次一级的人来承担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责任。但是，把权力分给谁？这却是一个必须慎重的问题。因为，在“分权”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大权旁落”后是不是会有人“觊觎大位”，从而想“取而代之”的篡逆性风险。所以，在“分权”时，就必然要选择对自己绝对忠诚、完全可靠、平日与自己亲密无间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呢？“任人唯亲”的结果，找到的人，往往便只能是一些“逢迎谄媚”而“以权谋私”、“笑脸相迎”而“心怀叵测”之徒。毛泽东选“亲密战友”林彪作接班人与长期信任康生那样的人，以及把“中央文革”交付自己的老婆江青，便是“任人唯亲”的实例。结果怎样呢？历史事实已经作出了大家都看得见的答案。——可以说，专制政权的癌症是由它自身内在的基因决定的。

 再说，在最高权力之下，一级又一级的“分权”，就必然形成了多层的权力结构。而每一层的权力，又是由许多个较小的“小金字塔”构成的。这些“小金字塔”也是一样，“小金字塔”的顶端，权力也是集中于一个人，所以叫“一把手”。他们的权力，都是“专政”权力，除了接受上级机关的领导，同一地区的人代会和政府与司法检察机构，都在他的领导之下。各地的“一把手”无人监督（形同于“土皇帝”式的绝对权力），就是这种体制结构所造成的。这些一级又一级的“小金字塔”，往往也是“任人唯亲”的。所以一旦那“一把手”走向贪污腐败，他身边便往往会出现一个腐败“集团”或“关系网”。

 在“专政”权力机构里面工作的党员干部或政府官员，原先也可能是清廉的，不过，那清廉主要是靠个人的德行、即靠传统的或意识形态性的信念来维系的。到了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在商人贿赂手段日益精明，所谓“金钱美色，投其所好；烟酒嫖赌，见缝插针”的进攻下，“唯心”的意识形态防线，就不能不被“唯物”的商业贿赂所侵蚀。而一旦有了先例，接着便会有效尤，随之而“文革”遗留下来的“帮派”、“关系网”、“哥们”、“黑道”等种种因素参与进来，腐败便会相习成风。而“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一旦被商人贿买，其“集团化”、“部门化”、“行业化”、“网络化”式的腐败现象，便会发展得很快。这就是腐败风气难于抑制的根本原因。所以，要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必须抑制腐败。要抑制腐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 “专政”使执政党自身陷入危机

 “专政”体制的受害者，并不只是人民。实际上，共产党自身也是“专政”体制的受害者。因为，“专政”体制不仅使执政党因官员的贪污腐败而丧失信誉，而且，它还必然使执政党自身陷入难于解脱的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古今历史已经摆得明明白白的事实。

 这是因为，现代的“专政”体制，实质上。就是向古代“封建专制”体制的复归，是历史的倒退。现代的“专政”和古代的“封建专制”都是“金字塔”体制。古代的封建帝王无法解脱的危机，和现代“专政”体制自身内在的危机，本质上是一样的。其最明显的两项，就是“周期性的接班人危机”与“长期性的争权内斗”。这两者对国家的治乱兴衰，关系极大，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雄君霸主，从来没有能解决好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帝王，从秦始皇、汉高祖、到晋隋唐宋元明的历代皇帝直到清朝的康熙皇帝，都遇到过“接班人”危机的问题，结果。他们谁也没有能按自己的意愿解决好。秦始皇确定了接班人是太子扶苏，可是，他死后，赵高、李斯矫诏杀了扶苏，立了昏庸的胡亥。汉高祖传位给自己儿子惠帝，只过了6年，惠帝被吕后气得病死了，吕后大封诸吕，差点就夺了刘氏江山。晋武帝传位给一个痴呆儿子，后来弄出“八王之乱”，招致“五胡乱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危机”最严重的一例。隋文帝上当受骗废了太子杨勇，另立杨广，而杨广因怕又被废掉，竟然弑父接班。到唐朝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弒兄杀弟，也是接班人危机激化的结果。宋朝的赵匡胤在“烛影摇红”的传说中，是被自己的亲弟弟杀了，夺了皇位。元朝的蒙哥太子在钓鱼城战死以后，诸王争位，就使得蒙古大帝国走向衰落。明朝朱元璋把皇位传给孙子，却被他儿子朱棣发动一场从北京打到南京的内战，把皇位夺了。清朝的康熙皇帝为了传位给雍正，弄得儿子们骨肉相残，雍正甚至把自己的兄弟视同猪狗。——这类“接班人危机”的血腥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金字塔”体制的这种危机，是它自身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现代的“专政”体制，是不是比古代的“封建专制”好些呢？这只要看一看苏共和中共的党史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路线斗争”？出现过那么多的“反党集团”？为什么西方国家从来没有“路线斗争”和“反党集团”这样的名词？大致就可以明白了。

 苏联在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和贝利亚之间的斗争；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后来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之间的斗争；都可以归纳为斯大林去世后的“接班人危机”所导致的一系列内部斗争。这些斗争，不仅使苏联陷入停滞与削弱，而且，后来还通过戈尔巴乔夫与亚纳耶夫的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斗争，以及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斗争，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在中国，毛泽东生前的许多次“路线斗争”，都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到他在五十年代作了许多一意孤行的错事以后，自知罪孽深重，生怕遭到像斯大林式的死后鞭尸，便特别注意“接班人”的问题。当他发现原先确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想纠正他的极左路线的时候，他感到“赫鲁晓夫就睡在我的身边”，于是他在极度恐惧与愤怒中发动“文革”，把刘少奇打倒，把林彪指定为他的接班人。而当林彪在九大以后伸手接班的时候，才发觉毛泽东只是把他作个二传手，真正的接班人并不是他。于是林彪和他儿子策划了“571工程”，想“搞掉B52”。林彪折戟沉沙以后，毛泽东假戏真做地把华国锋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但华国锋发觉自己是处于“三传手”的危险地位，毛泽东真正的接班人早已内定为江青。于是，他下决心先动手，联合老帅“一举粉碎四人帮”，成了“接班人危机”中的胜利者。——从这些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专政”体制的“接班人危机”是何等可怕。刘少奇、林彪那样一些在争权斗争中的失败者，其结局是何等可悲。“专政”体制一天不改革，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随时都有在内斗中落入陷阱的可能。（能够像华国锋那样机灵而果断的人，在中共的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要解脱“周期性接班人危机”与“长期性的争权内斗”，只有改掉这种开历史倒车的“专政”体制，共产党自身才能从尔虞我诈的“争权内斗”与恢诡憰怪的“接班人危机”的梦魇中跳出来，走出一条新路，焕发出一个民主政党的精神面貌，从党内民主到宪政民主，真正为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写出新的篇章。

四、  改革的难题

 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要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误区，无可讳言，是必然会遇到许多阻碍、必须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实现的。所以，一切都必须谨慎从事，必须有步骤地进行。这是决不可以轻率毛躁的。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教训，我们应该引为车鉴。

 但在我国，由于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果，体制改革的条件绝非苏联东欧可比。时机也已经酝酿成熟。实际上，关于体制改革的进行，国内思想界已有过许多合理合法的设想。如《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上，李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和《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上，谢滔《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两文都是思虑周密、理论清晰的文章，对体制改革的步骤与目标，都是说得很切实的。只是，改革的起步，立即会面对一系列的难题。如何打消某些有关于体制改革的顾虑，使全社会作好思想准备，显然必须经过一个“国是讨论”的阶段。（这只是一个时间很短的阶段，但却是必要的。正如“改革开放”之初、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讨论一样，有“解放思想”和“精神动员”的作用。）

 这个“国是讨论”阶段所要解决的改革难题，主要是这样一些：

 1、改革“专政“体制，是不是会使共产党突然失去执政地位、发生外国插手的“橙色政变”？

 2、改革“专政”体制，是否会导致社会动乱与国家分裂？

 3、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进行体制改革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

 4、改革“专政”体制是否会使历来是“党指挥枪”的国防军事力量变弱，从而会导致军人的抗议。

 5、改革“专政”体制是立即改为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执政为好、还是先改为建国初期那样的各民主党派平等协商组成联合政府按“共同纲领”执政，然后再逐步完善民主体制为好？

 6、是先修改宪法、进行普选、一次改革到位；还是先按现在的宪法“行宪”，开放舆论，开放党禁，然后确定改革的目标与步骤，逐步进行“体制”与“法制”的全面改革？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列出许多，都是必须有思想准备的。因此，在“民主化”改革之初，通过一次“国是讨论”，取得共识，打消顾虑。是集思广益，解决难题的必由之道。

2010年4月8日改定

我的呐喊

——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三年——

卢盛国

我是被错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罹难者。为了维护自己合情合理合法的权益，曾于1999年11月19日、2007年10月19日、2009年3月18日共三次实名制挂号投信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对受害者补发工资与赔偿损失的意见。这些信件至今未得到任何回复，不理不睬，不知是何原因？时至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让人活得有尊严的今天，笔者仍以实名向社会就“反右派运动”发出我的呐喊。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是由毛泽东精心策划，亲自操纵，由邓小平具体推行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是在帮助共产党开门整风的烟幕下，暗设陷阱，打击民主党派和摧残民主力量的镇压运动；是强化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的专制运动；是僵化人们思想，扼杀创新活力，阻碍科学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倒退运动。这是一场无情无理无法无天的惨无人道的野蛮运动。所谓无情，是右派们是在抗日反蒋的斗争中，站在共产党一边，为推翻蒋政权，建立新中国建立了汗马功劳的战友。当时共产党承诺要建立民主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当毛泽东建立了他个人独裁专制的毛氏王朝后，便背信弃义，翻脸不认人，把他们打成反动派。所谓无理，是指共产党开门整风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动员他们提意见帮党整风。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到头来却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所谓无法是指毛泽东，违反宪法，不经法律授权，胆大妄为地以党代政，行使国家权力，镇压合法行使政治权利的人民，对他们实行劳改、劳教、剥夺公民权利等不法行为。所谓无天，是指民意（即天意）要人权，要活得尊严，可是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经过这场反右派运动，中共越来越左，毛泽东越来越专横无道，进而引发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极左运动。使数千万人饿死，冤死，上千万人劳改、劳教进牛棚，上亿人被批判斗争。不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曾两度（1958—1961年和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1957年至今已有五十三年了，由于中共蓄意掩盖真相，封锁档案、材料，不准人们回忆、讨论、研究“反右派运动”，致使这段历史成为禁区。笔者曾对五十岁以下的人问及“反右派运动”时，他们只说打成右派的人是敢提意见的人，所以吃了亏，此外则一无所知。为了历史不被遗忘，笔者自不量力，就亲身经历以及几十年阅报读书所得的资料，对“反右派运动”作一些回顾。

一、“阳谋”是如何形成的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上赫鲁晓夫作了揭露、控诉斯大林个人独裁，排除异己、残杀同志的罪行，发出了反对个人迷信，清算斯大林主义的呼声。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六月和十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人民反抗苏联统治的群众运动（但都在苏联武装干预下失败了）。与此同时，我国也时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的事件。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淡化了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观点，判定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大会还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并从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一词。以上这些事实，使毛泽东忧心如焚，坐立不安，他已深深的感到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个人专横独裁的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与挑战。他运用从斯大林和历代封建帝王遗产中学到的奸诈、阴险、权谋等秘术，经过半年多的策划。终于精心设计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毒计。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于1956年11月召开了非常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仅距一中全会二个月之后）。十五日他在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的根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出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自食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又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大民主。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还说：“我们准备明年整风，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预先出告示，不是不教而诛”。这些话表明已有预谋隐含杀机。再是1957年1月18日和27日，毛泽东在省、市、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个够。有一些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还说：“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话已明白无误的表达了毛的“阳谋”毒计已经完成。

二、“反右派运动”是如何进行的

 纵观‘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可分段介绍如下：

（一）、准备阶段。以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为标志。第一次是1957年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作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时听讲话的有1800多人。这个讲话承认“阶段对抗已不存在了，剩下来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讲话思想开明、态度诚恳、语言生动、令人鼓舞，确实起到了诱惑作用。可是到了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布讲话全文时，却是经过十五次修改后的文本。删去了对苏、波、匈共产党的批评，和一些开明、风趣的语言和一些实例。却增加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一段；还增加了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这一增一减使人有前后不一，面目全非的感觉。也反映了毛泽东阴阳两面的丑恶嘴脸。第二次是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听讲话的有800余人。这个讲话的基调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动员鼓励人们鸣放的，提出要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党提意见。并指出现在放得不够，鸣得不响，要继续鸣放。无独有偶，这个讲话到1964年出文字版时又作了一些修改。这两次讲话互相呼应，形成整体，完成了整风反右派运动的准备工作。

（二）、引蛇出洞，诱敌深入阶段。这个阶段以传达、贯彻、落实毛泽东2月27日和3月12日的两个讲话为主题，由上到下，全国总动员，掀起了一个席卷全国的鸣放大浪潮。现就其主要方面陈述如下：1、毛泽东亲自上阵，到处点火。1957年3月上半月，他先后分批召见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界人士，反复动员，鼓励民主人士鸣放。3月16日起，他又南下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处讲话。并说自己是游说先生，到处放火。四月他不断地为党中央起草各种文件，为报纸代写各类评论，还在各地、各部门的汇报、请示上写批语。四月三十日又在天安门城楼上约请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毛泽东以虚心诚恳的语调，邀请他们帮党整风，除此之外，各地方，各单位召开专门会议，播放毛泽东两次讲话录音（这就等于毛亲临讲话一样）。2、1957年3月5日开始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别开生面地贯彻毛的讲话。这次会议打破常规，会前没有提出重要文件或议题，只是专门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3月7日至19日，共有406人发言（包括书面发言在内）。这次会议基本上畅所欲言、气氛活跃，为贯彻毛的两次讲话作开路先锋。接着新闻、报纸紧跟毛的部署，宣传鼓动，煽起鸣放高潮。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界人士，有邓拓、徐铸成等人参加，接见时毛表扬了《文汇报》说：“办得不错，我也爱看”。四月一日，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等人到《人民日报》社，传达毛“死人办报”的批评。指出该报不认真报导，宣传毛的两次讲话，“是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此后，该报急起直追，四月十日发表《继续贯彻双百方针》的社论。成为全国报刊的带头羊，大量刊登鸣放消息和内容。与此同时，全国各类报刊纷纷仿效跟进。2、全国各地、各行业、各大专院校纷纷召开座谈会，大鸣大放。1957年5月1日中共公布了开门整风的文件。于是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召开各类座谈会鸣放，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光明日报从5月4日到23日，先后在武汉、西安、上海、沈阳、南京、广州、长春、青岛、兰州九个城市召开了座谈会。（2）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集民主人士座谈会13次，七十余民主人士发言，著名的“大毒草”，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都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鸣放的。（3）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自五月十六至六月八日，共开二十五次，发言者108人。著名的大毒草是李康年的“定息二十年”。（4）新闻工作者座谈会。5月16日至18日三天，参加者全国共200多人。（5）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六日在北京召开。此外，各省市、部委、民主党派、机关团体、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都纷纷举行座谈会，整个五月到六月上旬，全国上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是鸣放座谈会。

（三）深挖、蛮批、痛斗阶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少数高级干部阅读（此文直到1977年毛死后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章说：“右派”要刮起七级以上台风，搞跨党和社会主义”，又说“右派的进攻尚未达到顶点，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右派如不改邪归正，就会自取灭亡”等等。根据这篇文章的精神，从五月下半月到六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开会、讨论、贯彻，接连发出通知、指示，一再强调要让右派进一步暴露，任其鸣放。党员按兵不动，暂不发言，预作准备，后发制人。5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宣传部门要分类研究右派“反动”言论，以便适时予以反驳和批判。5月21日中央书记处拟定了一批题目，并指定作者和审稿人，限定交稿日期。5月25日，毛接见共青团代会代表时，发出了反右派的信号。6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要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武器反击右派。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同日，党中央发出由毛撰写的《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帷幕。6月10日，又发出了还是毛泽东起草的《反右斗争的步骤、策略的通知》，完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部署：

1、深挖。深挖者就是揪出来的右派越多越好。1957年6月6日中共中央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各单位对所有人员，按左、中、右排队。6月29日毛泽东估计北京有右派400人，全国4000人。十天后（7月10日），毛把这个估计数翻了一番，达到8000人。十一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62000多人。当时运动尚未结束，预计将有15万之多。到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处理问题的决定》时，称全国共有右派分子约45万人。再到1980年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和对错划右派“改正”后的公布数是：全部摘帽数为552973人，其中“改正”数为552877人。还有96人只摘帽子而不改正，其中有最著名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等人。到2009年，《炎黄舂秋》杂志二期的一篇文章中，又爆出解密数是右派3128470人，还有中右1437582人。上述各种不同数字，足以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心中无数，直到五十三年后的2010年，中共仍未向全国人民澄清公布准确数字。留下这样一笔糊涂帐，实在令人叹息。

为什么会挖出这么多的右派呢？一是毛泽东、党中央对右派分子的标准没有定论，而是信马由缰，放任自流。1957年6月6日党中央的指示中，要各地将人员按左、中、右排队，但无标准。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虽有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但很原则，操作性极差。可是这是伟大领袖钦定的，照此执行即可。执行中可以按各自的理解，可以把对某领导个人的批评说成是反党，也可以把对某项工作的意见说成是反社会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越揪越多呢？直到1957年10月15日，党中央才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此时划右派已进入尾声，这个通知只是一个马后炮而已。二是中共各地组织和领导都要紧跟领袖毛泽东。195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提出“对右派分子要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切记不要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姑息养奸，养痈遗患”。这个通知促成了各级领导人宁左勿右。他们害怕犯温情主义而丢官帽，更害怕因姑息养奸而使自己也落到右派泥坑中。还有的领导，趁此良机挟私报复，排除异己、乱扣右派帽子。为了多抓右派，采取各种办法、措施，计有：(1) 组织查：查个人历史，查家庭背景，查社会关系，查平日言词，查对领导的态度，查工作表现。在鸣放时安排专职人员记录发言，抄写大字报，此外还公开或秘密搜查、搜集个人日记、书信等等。(2) 自己讲：发动人人向党交心，作自我检讨等等。(3) 互相攻，发动人员之间互相检举揭发等。经过这样层层搜索，右派们就越查越多了。更有甚者，上级向下级还分配反右派的指标，为了完成指标，有的单位不得不昧着良心，把平日家庭或工作中的小事放大上线，硬拉凑数。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58年7月3日，那时反右派运动已经结束，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通知》通知要求克服温情主义，进一步深挖右派分子。因此，全国又进行了一次抓右派的补课行动。笔者所在的新化县，把一些原在区、乡工作的农民出身的，平日爱提意见的干部紧急调到县直机关来打成右派（因党中央在1958年1月15日的通知中，不许在区、乡划右派）。还有一些来不及调动的，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全县约200人，约占本县右派总数的20%。

2、蛮批，是指歪曲原话原意，硬加罪名来批判。1957年5月26日，党中央指示“各地党委宣传部门要分类研究右派反动言论”，以便适时予以反驳和批判。次日中央书记处拟定了一批专题，指令作者和审稿日期，以供批判之用。6月8日的指示中，要求将右派分子分散交给各机关、学校、单位去批斗。从此批斗浪潮席卷全国。按理批判应当是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服人，但实际上是蛮不讲理，以势压人。其使用的通常手段，一是断章取义，将原话原意删节，仅取其中一言一句，拿出来上纲上线批判。最典型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就凭这五个字，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二是无限上纲，就是抓住一二句话或某一件事中的微末细节，故意拔高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程度。笔者在哲学小组学习时，曾提出共产主义是最高级的社会，可是哲学上认为事物的发展无穷的，那么，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是否还有更先进的社会呢？左派就在批斗时，硬说我这是别有用心，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三是张冠李戴，把别人的言论移到另一人（右派）的身上。笔者所在单位有一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职工曾说过他爷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打工时，工资比现在还要多。反右时把这句话硬栽在一范姓右派的头上，上纲上线成了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四是旧帐新算。把个人历史上或工作中的，已经在审干肃反中搞清楚作了结论的一些问题，重新翻出来说是国民党的特务，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五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毛泽东就是杰出的制造者。他撰写的发表在《人民日报》七月一日上的《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社论文中，指名道姓的硬栽，瞎说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组成了章罗同盟右派集团，在全国兴风作浪，反党反社会主义，累及全国成千人被打为右派分子。凡此种种，真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尽管如此，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蓄意制造棍棒用来批打右派。

3、痛斗。就是在斗争右派时要触及皮肉，痛在心头，以力压人也。毛泽东曾多次说过：“右派就是反动派”“就是反革命派”，要批垮斗臭”。当时斗垮斗臭的口号声震云宵。到底怎么斗？就是从无理谩骂发展到触及皮肉，伤及心灵。触皮肉，轻则罚站罚跪，戴高帽游街示众。一般的是揪头发，打耳光。重一点的是拳打脚踢，棍棒上身。更重的是捆绑吊打。经过这些刑罚，自然会屈打成招，冤案遍地。除肉刑之外，还有更残酷的精神折磨。如无休止的写交心书、检讨书，不分日夜的个别训话，变相审讯。谈话时不许解释，不许申辩，只能弯腰听训，俯首认罪。反省时期不准回家与妻儿见面。更有甚者，还动员或逼迫妻儿子女来划清界线，要断绝亲情。笔者在反省期间，左派反右英雄把批我的大字报贴到我住房门洞的上半部，仅留下约一米高的空洞让我出入，我没办法，只能屈辱地从半部门洞内爬进爬出。

（四）发落阶段。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第十三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到对右派的处理问题时，说“章伯钧的部长恐怕是当不成了”，“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如丁玲就不能再当了”。1957年12月14日，党中央决定将62名右派分子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由原选单位撤销。1958年1月，中央统战部同组织部、宣传部一起研究，选择了九十六名著名右派分子作典型，提出了处理意见，报党中央获得批准。九十六人中绝大多数撤职、降职，其余有开除公职的、回家劳动生产的，有监督劳动的、有劳动教养的，只有二人免予处分。有了这96人的处理样板，全国各地照此办理。从此右派们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过着畜牲不如的生活。

右派分子被发落的结果是：有的被判徒刑坐牢监禁，有的在农场或工矿企业劳改劳教，有的到农村或工矿单位监督劳动，有的开除回家劳动改造，有的（极少）降职降薪留在原单位改造。不管哪种情况，他们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同样列入反革命队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改造与镇压。从此，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人权保障，失去了公民权利，失去了劳动获得报酬的权利，失去了家庭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权利；总之，失去了做人的权利与尊严，剩下的只有做奴隶的一条活路。他们生活在人间地狱之中承受着被呵斥、谩骂、羞辱、揪打、批斗的折磨和改造。有的人在“大跃进”中饿死（如甘肃夹边沟农场饿死2000多人），有的在严寒中被冻死（如北大荒农场），有的因超强度劳动被累死（如四川筑路队），有的因不堪虐待而自杀，有的因力图反抗（如偷越国境）而被枪杀，有的因被迫做危险作业（如爆破）而被炸死、压死、摔死等，凡此种种，时有发生，冤死人数无法估计。除死之外，伤残更是家常便饭，随处可见。更有甚者，还株连他们的亲朋戚友。他们的子女不能升学、参军、参干，他们的亲友受人歧视，总之，全家只能低头受辱，不能抬头做人。右派分子在漫长的“改造”中所经受的苦难经历，真是人人都有一本辛酸的血泪史，概括起来，用九死一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断子绝孙、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惨不忍睹、催人泪下形容都不为过。

三、漫长、曲折的“摘帽”“改正”路

1959年10月1日是建国十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1958年8月，毛泽东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致信国家主席刘少奇，建议在十年国庆时特赦一批战犯，经全国人大常委决定，全国共特赦12008人，其中有伪满皇帝溥仪、、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与此同时，右派分子也同沾喜气、党中央、国务院于1959年9月16日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次日党中央又发出《指示》说：“全国45万右派分子中有20%—30%已低头认罪，确实悔改；有50%—60%表示愿意悔改，但内心不服；有20%左右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指示》决定对10%左右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约4.5万人。《指示》还指出今后将分期分批摘掉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64年止前后五批共摘帽30余万人。此《指示》还指出“摘帽以后又旧病复发，进行右派活动的可以重新给他戴上帽子”。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对大跃进、反右倾作了有限度的批评，对党内生活不正常略有异议，会后党内政治气氛略有宽松。1962年4月27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拨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由此使人联想到反右派运动中的问题。很多人向中共统战部反映，对右派分子也应甄别平反。于是统战部于1962年7月26日发出了《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确实划错了的，可以平反，属于可划可不划的，可以摘帽”。1962年8月27日党中央作了《复示》，复示不仅不同意对右派分子甄别平反，而且提出要对一些摘帽后表现很坏的重新戴上帽子。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阶段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议批判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从此阶级斗争越抓越紧，极左运动连绵不断，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历时十四年。毛死后，1978年全国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4月4日，中共统战部、国家公安部报送党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次日党中央批准转发全国。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国家公安部、民政部联合报送的《实施方案》，《方案》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改正后恢复政治名誉，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到十一月右派分子全部摘帽。但对错划改正工作，到1980年才宣布结束。最后全国摘帽数为552973人，改正数为55287人，只摘帽不改正的仅96人。在此顺便提一句，笔者所在新化县直到1983年才正式发文结束右派改正工作。1978年全国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有人提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划错了，那么反右派运动，也是错误的，有人主张要像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样，也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对此，邓小平于1980年1月16日的《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他说“总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作了“正确的”，“必要的”，“只是严重的扩大大化了”的结论。

四、我的呐喊

由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反右派运动的结论，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三十年来，党内外不少的人士不断的向党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和要求。但都没有理睬。我呐喊如下：

1、必须对“反右派运动”作出客观、公正、正确的评价，既不能敷敷衍衍，更不能强词夺理。“反右派运动”本身就是无情无理无法无天的运动，它对几十万无辜的同志与学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还株连了几百万的家属亲友，而且一整就是二十多年。还能说这是“正确”、“必要”的吗？为了说明“正确”与“必要”，蓄意的留下96名右派不予改正，让他们背着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反动分子或反革命的黑锅，这实在是太冤枉他们了，试问他们有这样大的胆量吗？有这么大的能力吗？既然“章罗同盟”都是捏造的，还有什么是真的呢？把善意的批评当作是敌人进攻，把同志当敌人，又怎能说是“正确”呢？因为要反击96名“右派”的“进攻”，在全国掀起铺天盖地、惊涛骇浪般的“反右派运动”，又怎能说是“必要”的呢？把96人扩大到552973人，是1比5760，即扩大5760倍，这比蒋介石在铲共剿共时喊出的“宁可错杀三千，不能错放一人”还要厉害一倍，这怎么能仅仅说是“扩大化”了呢？1957年已是实施宪法的第四年，任何政党和个人都应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可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硬要以个人权威和政党组织代替国家政权机构，行使“镇压之权”，判处右派分子监督、管制、劳教、劳改等刑罚，这种践踏宪法的犯法行为怎能说是“正确”和“必要”的呢？难怪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法无天的事情也能说是“正确”和“必要”的吗？既然“正确”“必要”论不能成立，反右派运动就必须全盘、彻底予以否定，对右派分子就应当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岂能以“改正”二字搪塞了事。

2、必须按照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右派分子进行赔偿。右派分子被专政二十多年，人身安全无保障，精神备受折磨。他们有的妻离子散、断子绝孙；有的贫病交加、饿死累死；有的劳教劳改，九死一生；最好的是留在单位改造的，也只能低头挨训认罪，不能抬头正常做人，遭受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并且还株连家属亲友受害遭灾，至今怎能以“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中语）一句了结。现在，右派分子大部分已经去世，少数仍然幸存。去世者的家属后人仍在，无家属后代的本人英灵尚在，对他们不进行赔偿，法理上过得去吗？良心上过得去吗？

3、必须按现行工资标准，补发右派分子被扣发停发的工资。1957年到现在已有五十三年了，物价、工资都已上涨，如还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那就太不合理太不公平了。试问1957年50元钱可以维持一家四口一个月的基本生活，而现在50元只能维持一天了。

4、正视历史，适应潮流，顺应民心，走民主宪政之路。这是一条正确之路，也是一条渐进之路。当前，应当做到：(1)还权于民，落实公民选举权、罢免权，先从社区、乡镇开始实行直选，县省级人大代表也要直选。只有这样才能真实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人；(2)还利于民，立足富民，改革分配制度，大幅度提高民生方面的开支幅度，即提高工资（特别是低工资工种），扩大和增加住房、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等开支，民生方面的支出应占总支出一半以上；(3)落实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允许公民讨论国事和批评政府，确保民意畅通，监督到位；(4)行政、事业单位的官员及公有制企业的高管，应定期公布其财产，以便公民核查。

以上四条，笔者认为既合情合理合法，又有可操作性，希望当局能认真审查，给予回答。

现在已是2010年了，比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时又前进了二十九年，二十九年中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在发展，人们对五十三年前的“反右派运动”的看法也有了提高，从新评定，彻底否定“反右派运动”的条件已经具备，只待现今的党国领导人能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拿出勇气与智慧，就可以圆满洗白拖了五十三年的反右派冤案。                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作者身份证：43252419290606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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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的反右报告说起

周元川

在毛决定反右以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飞到各地向党内高级干部作反右报告。邓小平在报告的一开头说，“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对私改造，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在我国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却不仅没有完成，而且没有开始，要知道，光有所有制而没有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社会主义就建设不成，即使建成，也是不会巩固的。因此，我们现在即将开展的反右，就是补课，就是进行一场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意义十分重大。”这一段话语有毛选五卷为证。它并不新奇，只不过是说明，引蛇出洞早已是既定方针，是阳谋。那种认为是右派利用整风之机猖狂进攻，才不得不反击的看法十分幼稚，是完全不合乎实际的。记得当时双百方针业己提出，有的人欢欣鼓舞，有的人(特别是党内老干部)则公开表示思想不通。邓小平讲完上面提到的那段话以后接着说，“现在政权在我们手里，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如何在政治思想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对此，毛主席想出了八个大字，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央的这个精神过去只传达到政治局，今天我是第一次向下传达。”

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什么百家，就世界观来说，实际上就是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眼中的毒草就是资产眼中的香花。但糊涂如我却不懂玄机，以为凡事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都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在思想上解除了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全面专政的武装。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对双百方针的底蕴给人们一个真正的说法，这真是太令人遗憾了。在报告中，邓指出，现在报纸上发表右派言论，是在给右派画像。你们登得不够，这就是像画得不像，得马上改进。你们中间有些人想反党，那就赶快站出来反嘛！于是，那以后，为了把像画得像，一些人的言论被斩头去尾地在报上刊出，一些几十年的老革命一个个落马，因为按照报告精神，党内老干部之中总有人在时时想反党呀。

1957年整风开始，一次传达说反右是新的肃反，划右有三条标准是：一是本人有政治历史问题，二是平日表现不佳，三是有右派言论。整风开始不久，我的表叔叔被调到党校学习，临行前夕他主动提出要汇报思想，作自我鉴定。组织上当时没有这样要求。他交待说：“由于曾经在肃反中被作为对象，有时候会怀疑公安部门派人监视他，党组织在工作上也不信任他，内心老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这一切，都只是他主动向组织检查自己偶尔的一闪之念，是在极严格要求自己。再说他既没有这方面的言论，更没有行动。但是他还是被当成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一条自己送上门来的大鱼！于是，给他加上恶毒攻击在共产党的中国竟然还有监视人的罪名，在长达几个月的斗争里集中火力，不断变动斗争手法，大搞逼供信，对他极尽人身污辱的能事，最后是一脚踢出门了事。在此后二十一年中他妻离女散，受尽人间苦难。

在那个夏天，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例如苏联就发生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问题，在核心小组，领导就每个事件都作了传达。一天核心小组开会，内容是传达中央小型决策会议的情况，那个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彭真似乎是会议的主角。会议一开始由彭真报告有关情况。他说，现在一些民主人士怕我们收，怕我们政策会变，而我们的方针是继续放，但基本政策也确实是发展了，在右派的眼中，也就是的确在变了。这场反右斗争我们要进行到底，不取得全胜，社会主义就建设不成，对右派，我们采取的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有人说，我们这样是不讲良心——讲到这里毛泽东插话：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埋葬资产阶级，有什么良心不良心！我们决不可手软，我们一定要把这场运动进行到底，只要不死人就行了。

“一棍子打死”这句话我是一直铭记在心，我们这些人在政治上太天真了。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也无所谓良心不良心，对我们右派，党的政策不是一等二帮，右派在党看来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有罪行，是鲨鱼，这里不存在允许犯错误和允许改正错误的问题，对右派要一棍子打死啊！"文革"期间，我糊里糊涂地身不由己，一段时间受农场“摘帽右派”的委托，去北京为讨个“摘帽右派”不再是“右派”的说法，日后被捆绑吊打。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受害者去找把他打成右派的省委书记，这位省委书记说，“造反派要把我打成叛徒，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如果出于需要我不会有意见，因我反正要革命嘛！”右派“改正”以后这位曾被划为右派的地厅级干部一次问省委书记当年是怎么把他划为右派的，省委书记的回答仍旧是，“那是当时根据需要”！这话出自一个老革命之口！一切都是从需要出发！省委书记大会小会说：“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至今我们还得讲，我们的一切都得从党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有些人被打成反革命不能平反，党知道不就行了嘛！”需要就决定一切。不是吗，对立统一规律是绝对规律，社会上要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就树它一个，全国几十万右派，不就是人为地这样被硬树了起来的！

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秦  晖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 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 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 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 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 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 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 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宜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 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 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易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 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 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 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 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 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 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 "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 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 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 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 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 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 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 “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统治，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 ，国 民收入增长78.8%。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 “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 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 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 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

“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象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象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 "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原注：本文大多数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网友与清华秦晖教授的讨论和感想。）

“反右”锋芒所向首先是“中间路线”

─胡治安揭秘反右派斗争的要害

张显扬

解开毛发动反右斗争谜团

胡治安先生的《统战秘辛──我所认识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二○一○年二月出版），是一部难得的使人长见识、开眼界的好书。它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示了中共统战工作中鲜为人知的内幕，披露了梁漱溟、马寅初、章乃器等诸多被称为「民主人士」的政治家和大知识分子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们同中共的打击迫害拼死抗争的故事，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全书三十篇文章，每一篇都有故事，都很耐读。我最看好的，是最后一篇：《我看一九五七年的「阳谋」与阴谋》。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讲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细节，而是完整地讲述了一九五七年发生的那一场可怕的斗争。胡治安先生是统战部的老人，前后几十年，从办事员一直做到人事局长。一九七八年受命参与中央五部委处理反右派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历时三年，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起草和参与起草若干中央文件、电报，编发简报，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外出调查，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查阅大量有关档案材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还结交了一大批「右派」朋友。可以说，他是当今中国最有权威的右派问题专家之一。这篇文章，有理有据，提供了一个全方位观察反右派斗争的平台，为学界彻底解开了一个谜团：毛泽东发动这场斗争，锋芒究竟指向何方？

半个多世纪来，人们众说纷纭。有说毛泽东要整治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秉性难移，总想说点自己的话，碍手碍脚；有说他要整治民主党派，因为他怀疑他们口是心非，二心未泯；有说毛泽东打从骨子里是个独裁者，听不得任何民主自由的声音；而在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发出的最刺耳的声音，恰恰就是反对独裁，主张民主自由，因而非把他们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不可。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毛泽东确实整了大批知识分子，整了民主党派，而他们的罪名多半与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自由有关。但是，从这场斗争的实质看，我觉得这些说法还没有把毛泽东斗争的锋芒落到实处，也就是说，没有抓住要害。这是一场空前严重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一般的思想斗争或反倾向斗争。政治斗争是一定要指向某种政治派别或政治势力的。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便不成其为政治斗争。

毛要铲除「中间路线」民主势力

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发动的那些惊心动魄、充满谎言和血腥的政治斗争，没有一次不是明确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定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势力，而只是泛泛地针对某种思想或某种倾向的。一九五三年那场党内斗争，反对的是「高饶联盟」；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针对的是「彭德怀反党集团」；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倒的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各部门的代理人」。文革以后，邓小平如法炮制，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矛头所向，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党内民主─改革派的领军人物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也不可能例外，不可能不瞄准一个明确的目标。

二○○四年初，拜读了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我就影影绰绰感到，反右派斗争的主要目标，不是以往所说的知识分子，而是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是因为和民主党派的政治诉求发生共鸣，才被牵连进去的。但是，究竟是所有的民主党派呢，还是某个特定的民主党派，我无法作出判断，因为当时各个民主党派都有头面人物发表「右派言论」。

胡治安先生的文章，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让我茅塞顿开。原来，毛泽东那样气急败坏地发动反右派斗争，锋芒所向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一般民主党派，而是一个特定的民主党派，那就是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章伯钧、罗隆基两位先生是其代表人物，毛泽东称之为「章罗联盟」。他这样定位，意图非常清楚，就是趁机把这个从抗日战争时期发轫、国共内战时期壮大起来的号称「中间路线」的民主势力，从中国这块土地上连根铲除，以绝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后患。

民盟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唯一有组织有纲领有实力的民主党派。这条所谓「中间路线」，看似介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民主建国的路线，它既不赞成行将灭亡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赞成即将建立的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当时，它是国民党的反对派，共产党的朋友。国共斗争大局已定，他们作为统一战线的成员，参与建立新政权，在其中占了一席之地。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原来的政治主张，只是有所收敛而已，按其本质来说，仍然是中国民主势力的最大代表。这一点，毛泽东心知肚明，视其为心腹大患。

令毛刺眼的民盟和农工民主党

五十年代，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最怕的，一是人民群众，二是民主党派。而真正令他头痛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民主党派。在几个民主党派中，毛泽东最刺眼的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他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就点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说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

  毛泽东为什么要从「整风」转为「反右」？因为他看到收敛多年的「中间路线」的头面人物，又一个个探出头来了。

章伯钧罗隆基言论涉分权

毛泽东翻脸不认人，认定「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决定性原因，是章伯钧、罗隆基的动向。章伯钧说：「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一是经济民主，二是政治民主，但还要加一条思想民主。政治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百家争鸣』自由讨论，我主张两院制，人民代表大会是众议院，政协是上议院。」又说：「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有活力？就是因为有多党制，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罗隆基认为，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国内形势有了很大转变，民盟应该放手发展组织，迎接这个转变」。他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都要参与其事，对过去历次运动进行审查。还说，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矛盾。这就是被认定为最大的右派罪名「轮流坐庄」、「政治设计院」、「两院制」和「平反委员会」的来历。很明显，这些言论已经超出共产党整风的范围，而涉及到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的问题了。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使他看到了当年「中间路线」的鬼影。章伯钧、罗隆基，就是这条要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中间路线」的主要代表。于是，他便毫不含糊地抡起大棒予以反击。

胡治安先生说：「反右斗争的锋芒，最初就是指向中间路线。」这是一点不错的。

为了阻止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势力东山再起，彻底挖掉中国民主自由的根苗，中共当局指挥民盟对章罗两位先生大肆围剿，斗得他们颜面扫地，五内俱裂。同时，为了壮大声势，他不惜拿几十万知识分子和各界有识之士去陪绑。凡是对共产党有意见的，凡是对以往历次政治运动有所不满的，凡是发表过类似民主自由言论的，统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俗话说「杀一儆百」。毛泽东是「杀一陪百」，「株连九族」。他明文规定各地方、各部门打击的比例，不达标的要补课，许多「右派」都是第二年为达标而补划进去的。如此荒谬，岂能不扩大化？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如此不足以彻底击败对手，收到斩尽杀绝的效果。

追求中国民主自由的艰难

 泽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反右派斗争以后，整整二十年，中国再没有出现过有系统、有力度的民主自由思想，整个国家鸦雀无声，死水一潭。民盟和所有其它民主党派一样，整个儿换了一个模样，他们唯中共的马首是瞻，全然失去了当年向国民党争民主、争自由的勇气和风采。对此毛泽东非常得意，认为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至于这个「胜利」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多大灾难，那不是他所关心的。

行文至此，便不难理解，邓小平为什么死抱住反右派斗争不放。尽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已经改正，他还是认为反右派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目的就是要向国人宣告：主张民主自由本身就是罪恶，管你反不反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今后谁要是这样主张，他们照打不误！实际上，他们不就是这样干的吗？只要看看刘晓波博士因《○八宪章》而获罪，一切都清楚不过了。

胡治安先生的文章，让我们重温了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看到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艰难，激起了我们对前辈民主人士的敬意。民主自由是奔腾了数百年的世界潮流，是觉醒了的人们不能割舍的诉求，后来者一定会效法先辈的榜样，继续奋斗下去。为了彻底摧毁民主思想的社会基础，以便斩草除根，毛泽东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整个知识界。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倾向于民主自由的。歧视知识分子，把他们视为异己，是中共一贯的传统。这一次更是摆开架势，要和他们算总帐。为了打断知识分子的脊梁，封住他们的嘴巴，使他们再不敢说三道四，不惜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这些所谓右派，大多是知识分子中有独立思想而又直言不讳的精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可宝贵的血脉。毛泽东一刀把它斩断了。中国知识界遭到了一次恒古未有的大劫难！

反右派斗争，首当其冲的，是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势力；受害最深、伤损最惨重的，是作为民主思想社会基础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历时两年的反右派斗争的始末：从打击民主势力开始，到摧毁民主思想的社会基础结束。

                                         二○一○年八月九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反历史的

王书瑶

    按顾炎武的原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是错的；在梁启超和他的后人，把这个“天下”偷换成“国家”之后，它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

资料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意出于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他的原文是：“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到今天有300余年了，本身就错的；后来经过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引为成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至今也有近100年了。这100年间，这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被引伸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更错了，每当国难当头，就成为当权者和社会舆论动员民众效力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无知民众，也往往以此自诩，以此自励，对于动员群众，化解统治集团面临的危机，很有效果。

问题的关键是：梁启超和后来的使用者，不管是否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天下”与“国家”两个不同的概念，它都是错的。

按顾炎武的意思，“天下”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它的意思是说政权变了，就是亡国；道德沦丧，就是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是有原则区别的。（朱明王朝变成大清王朝，就是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这是彻底的道德沦丧，就是亡天下。“率兽食人”的意思可以解释为：人可以没有饭吃，但是，宠物狗却一定要“锦衣玉食”）。

到了后来，清末民初，梁启超把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化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时正值国难当头，民族危难日益加深，不再有人区分“亡国家”与“亡天下”之别，以此谬种流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际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另一种说法，于是就成了“匹夫”也要对国家的兴亡负起责任来了。

首先，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实质上变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后，自然就成了反历史的了。匹夫是不能对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的。顾炎武直接就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权贵与豪门才有保国的责任，匹夫何与焉？所以，匹夫对亡国没有责任。

（顾炎武的原文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匹夫一词，一意指为平常人，一意指贱人。但是，《现代汉语词典》说匹夫是指平常人，它举出的例子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同顾炎武的原意大相径庭。顾炎武说的是“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这里明明白白说的是“匹夫之贱”，因而是“贱人”、“贱民”，怎么会成了普通人？

 与“匹夫之贱”相对立的说法就是“九五之尊”，“陶朱之富”了，皇帝之尊，尊之已极，陶朱之富，富可敌国；那么匹夫之贱呢？自是贱之已极，既不是普通人，就更不是公民。

 因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的“匹夫”一词解释为普通人是反历史的，在这里匹夫一词，就是在贬义上使用的，民间口语，也多为贬意，过去骂人，就骂对方是“老匹夫”，而成语“逞匹夫之勇”，也是对“匹夫”的贬斥。

 就是把“匹夫”解释为普通人，在中国这样一个皇权专制社会中，要“普通人”这个没有丝毫政治权利的社会群体为历史的发展、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也是毫无根据的，它同样也是反历史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经常都用在国家、社会碰到危急存亡的关头，统治者要普通民众出钱、出力去卖命，保住他们统治人民的位置；在国家兴旺的时候就用不着了：历史书籍从来都只对统治者大唱赞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统治者的功劳，与匹夫何与焉？

其次，就按顾炎武原意说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是反历史的。一介匹夫，怎么可能对“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承担责任呢？在什么条件下才会有上述的情况发生呢？只有在统治者穷奢极欲、道德败坏、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恶劣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情况，难道要“匹夫”们承担责任吗？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原因我们都知道，是由于统治者的残暴引起的，我们没有切身体会，1958年到1961年的大跃进，我们中的很多人是“亲历”的：一种情形是，庄稼成熟了，却不收割，要去“大炼钢铁”；另一种情形是，虚报产量，把收获的粮食全部收走，“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明知饿死人了，还不开仓赈灾，最后是“人相食”。饿死的都是些什么人？自然都是匹夫！“食人”的又是些什么人？自然也是匹夫，权贵当然是不会饿死的，他们有人参，还有游泳池，也用不着直接去吃人。这些饿死和还没有饿死的匹夫们，绝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当中，既有被人吃的人，也有吃人的人，却要他们对“天下兴亡”负起责任，天下之大，宁有是理？

 饿死4000万人，要他们负责任吗？文化大革命的惨烈，也要他们负责任吗？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年青的时候，热血沸腾，也很受过这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欺骗，还“以天下为己任”，这可实实在在是匹夫之勇，不论是右派，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先知先觉者，结果是“全军覆没”，无一幸免，要他们负什么责任呢？

 不过，如果向前看，情形又不同了，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很不同于从前的皇权专制社会了，自从西风东渐，民主的潮流已经磅礴于全世界，任何人都知道，不论是何种形式的专制，都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任何专制，都要加上民主的装饰，才可以招摇过市。经过60年党国的“教育”，中国人民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所谓“党国”的民主是不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海市蜃楼，它还更是一块遮羞布，用来遮饰实质上的一党专制的，中国应该和必须进入“公民社会”。

 在一个公民社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不再是反历史的了，因为在一个公民社会中，统治者是被公民选举出来的，公民在进行投票的时候，表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国家的政策，也是通过选举，由公民们决定的，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现在还远远不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是要民众斗争才能得到的，一方面依靠私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还要靠“匹夫”们的努力奋斗，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权贵统治集团照例不会自己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

 自从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只要没有“国难当头”，需要动员民众“同仇敌忾”，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口号就不大提了。政治局决定一切，要你民众做什么？现在为什么又要提了，是因为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后，又需要民众出来表达民意了，要不然怎么说“中国人民不答应”？

 但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个政策不是“匹夫”们制定的，匹夫们完全没有权力过问此等国家大事，这种事情向来是中共领袖们“一言九鼎”，谁在什么时候争求过民意？

2010-9-27

上海交通大学五七老人 要求母校补偿反右的信（附上海交通大学的回复）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我们原是母校学生，因为1958年元月的反右补课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同年6月18日被撵出学校到上海县宝北乡“劳动察看”（保留学籍或开除学籍），经过整整两年，学校食言，保留学籍的也没有让我们回校复学，反而于1960年7月20日把我们统一遣送到新疆去了。

1979年，我们都被改正。

问题在于：我们在农村的两年劳动期间，每个人的助学金一律被取消，而且没有一分钱生活费和劳动报酬，个人的吃饭伙食费全部是自己家庭支付，我们中许多人的生活状况是非常凄惨的，加之很高的劳动强度和每天很长的劳动时间，他们苦不堪言，其情其境，请你们可以想一想吧。

我们一直认为，剥夺我们的劳动收入，是无理的，也是非法的，而且在全国范围的这种剥夺，上海交大却是唯一的，例如北京大学的下乡和下厂劳动察看的右派学生就有每个月的生活费。

正因为如此，上海交大理应责无旁贷地单独替我们解决这个拖欠。

我们的具体要求是：请你们支付给我们每个人正常的劳动报酬大致一共5万元（25个月，参照现在的劳动工资、并考虑到当时的重劳动和长期加班加点加天等因素。）

敬请你们研究决定，并及时的回复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人比较分散（包括生活在新疆），多数不在上海。为了能够更明确的反映我们的意见，聆听你们的决定，便于进行对话，我们将在最近适当的时候，一起专程前往母校，并祈望你们能给我们外地同学酌情解决住宿。

    此致

敬礼！

施绍箕（船制56级）      徐立汉（船制56级）

王宇伦（船制56级）      周义钧（船制55级）

邱道光（船电55级）      李昌斌（船动55级）

王钟淘（机制56级）      杨尚正（机车56级）

席与汉（机车56级）      沈祖飞（电机车56级）

崔鼎春（电力57级）      干复庭（金相54级）

联系人：施绍箕（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蓬莱公寓21号楼 A9.    邮编102209、电话010-89750094，回信请挂号，因为信件有较多丢失的情况。）

                                                          2010-8-3

附：上海交通大学的回复（校内信访编号 ：2010-287）

施绍箕先生及各位：

你们致校领导《要求补偿我们的劳动报酬》的来信收悉。学校对此重视并予研究，还向上级部门作专题请示。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答复如下：

1.党中央对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已有明确结论，在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表达。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长期的委屈和压制，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此，我们表示同情和理解。这不但是你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2.右派改正问题的政策性很强。作为基层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办事，有政策的必须贯彻落实，无政策的不能自行其事。对于此前涉及右派改正的诸多反应意见，学校已经向上级作了汇报。据了解，在右派改正之后，国家已经落实了相关政策，目前并无新的政策出台。

3.你们所提出补偿劳动报酬问题，应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虽然以当今的观念可以对当年的“劳动察看”提出异议，但在五十多年前的社会条件下是客观存在。故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劳动报酬问题不能与当前的劳动争议问题作等同处理；因无相关政策依据，学校无法考虑你们的诉求。

4.学校已经了解你们的诉求，并向上级部门如实汇报。基于目前尚不存在补偿“劳动察看”报酬的可操作性，根据“信访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你们此项“请求事由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据的”诉求，只能做好解释工作。故目前“一起专程前往母校”既无不要，也无实际意义；各位年事已高，应以健康为重，不宜奔波劳顿。

5.根据右派改正的相关政策，你们若有具体困难，应向当地政府部门或所在单位提出。若今后国家有新的涉及学校的政策规定，学校定为积极贯彻执行。

特此回复。希望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上海交通大学信访办公室

                                             2010年9月7日

                （红印章系“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天地有正气

——缅怀王定

卢蒙坚

“天地有正气”——七百年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今天用来赞美王定，十分恰切，因为：第一，他是全国首倡包产到户者；第二，却因此打成了“右派”；第三，他直批广西省委拖延处理平乐地区饿死农民事件。所以，他不愧为中国农民的儿子！

人们应该永远牢记环江。因为，五十多年前小小的广西环江县竟然同时出现了水火不相容的两位典型人物：一位是原县委书记王定，一位是后县委书记洪华。前者首倡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后者搞亩产13万斤加官进爵饿死4万多人——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世人将为王定建功德碑，给洪华竖耻辱柱。

打翻了王定为首的“右派县委”，洪华立刻吹响了大跃进的死亡号角。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今天，在旷古惨祸面前，谁再敢胡说反右斗争“必要正确”，就“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笔者在2003年《炎黄春秋》第1期发表文章，第一个提了了“左倾自杀主义”命题。现表述如下：“实用机会主义为本质，左为表现形式的左倾自杀主义，其胎记是愚昧、残暴、伪善。”浓缩为一个字就是：“杀”！杀同志杀朋友杀百姓。这是群体性肉体精神大屠杀。几十年中，毛泽东厉行左倾自杀主义，害死了大约七千万中国人，相当于向神州大地扔了近千颗广岛原子弹，确如李锐所言：“罪恶滔天！”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中国的“三座大山”，但是，他称帝之后，却制造了三大阶级：反右斗争的一千多万“贱民阶级”；人民公社的几亿“农奴阶级”（万里称之为“国家农奴”）；疯狂文革的“愚民阶级”。文革是毛义和团运动，目的是转移视线、嫁祸于人、推卸大跃进饿死人罪责；手段是在全国制造派性煽动中国人杀中国人；结局是左倾自杀主义破产（但未破灭）。李普一针见血，定性“文革”是“邪教大骚乱，有个教主，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完全违宪非法”。毛泽东为刀俎，老百姓为鱼肉！党沦为毛的御用工具。这是中国的“社会返祖现象”，是国家犯罪行为，是毛泽东带给中华民族的“黑洞”！

毛泽东的左倾自杀主义无情地撕裂了每一个中国人，撕裂了每一个中国家庭，从而撕裂了中国社会：人人都变成了双重人格的两面人；全社会成了告密社会，人格堕落，道德沦丧！最后，毛泽东撕裂了毛泽东自己：他是中国头号两面派；他的老婆江青是判死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铁的历史事实确证：毛泽东犯了反人类罪，是罪魁祸首！（极严重提示：7千万同胞是在国内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被害死的。）——“我到处都看到，大自然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痛苦远不如我们自己添加的那么残忍。”（卢梭1956.8.18致伏尔泰信）

但是，某些当权者囿于党派私心，多年来刻意隐瞒真相，伪造假相，掩盖毛的滔天罪行，吹捧其“光辉”形象（屏幕上多如牛毛）。在“辉煌60年”里，至处莺歌燕舞，太平盛世；但是，大跃进饿殍遍野人相食、文革武斗杀人如麻的惨史，连影子都全抹掉了（200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对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和“文革”血流成河的大事，竟然只字全无，就是明证）。因此才导致“愤青”对中国当代史的懵然无知。他们居然将狼奶当母乳，把海洛因当维生素。他们既无知（被不知真相）又不满（恨腐败特权），竟幻想倒退回“毛天堂”当红卫兵再搞文革。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毛天堂”的夹边沟、环江和武宣（注）……因此，才产生了囫囵吞枣的所谓“爱国主义”（对祖国、国家、国体、政体、政权、政党的概念，模湖不清）。这就是毛公开承认的愚民政策的“硕果”。

哈维尔说：极权主义靠暴力和谎言维持其统治。而毛对此的运用，则炉火纯青，臻于极致：谎言画皮真理，分娩愚民；暴力亵渎革命，诞生顺民。可悲的是，中国人竟然接受了这对畸形孪生子！本世纪初我跟一位师大学生有过一次偶然交谈：“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吗？”“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出世。”——教科书呢？报纸呢？玩魔术：“一张报纸就能把地狱变成天堂！”（希特勒）

拥有太多切肤之痛的“曾经”，年已88的我，对此倍感震惊和忧虑。难道这一切不正好证明了左倾自杀主义流毒之深之广之久吗！一位小我十多岁的退休副主任医师曾经极沉痛地对我说：“宁当顺民，不做愚民。”幸好：“你可能短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或所有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但不能所有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林肯.1858年）由此及彼可见新启蒙运动之紧追性。而真正可怕的是，直到今天，中共却连最起码的忏悔都没有！

学前班“愤青”们，你们知道被隐藏了几十年的毛泽东黑匣子吗？它真黑，真是潘多拉！快挖出来吧！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就谁也骗不了你们了；你们脖子上的脑袋就真是自己的了——曾经年轻的爷爷我，爱你们！祝福你们！！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王定和我是地下斗争战友；五十年代末，他和我是难友（还救过我）；七十年代末，“改正”后，我们是通家好友。晚年王定与我的交谈中，经常流露出对污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和对讲假话的极端鄙薄。这表明，他已经察觉到了共产党的“异化”（但他认为这是由于“坏人钻进了党内”所造成的）。

我桌上摆着李昌玉老师赠送的相片台历。当我凝视王定夫人叶葵仙那略显憔悴的面容时，就浮现出王定一家被赶到四面通风的圩亭栖身的景像。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又何尝不是。我妻张汉珍是个不问政治的医生，我被划“右”后，她独自供养老母幼子，顶着重大的社会压力，从29岁守活寡到41岁，我才从劳改农场回来。16岁的小儿卢星，从我回家到英年早逝，“阶级教育”逼得他一直到死都不敢叫我一声“爸”。大儿卢翔插队6年最后扫尾才调到卫生队扫大街（黑五类子女）。全家成为贱民阶级，妻儿无辜也受连累。——试问：千百万“右派”的深重创伤，谁担罪责？谁来赔偿？！

《共和国不会忘记》，没有王定；《感动中国》，没有王定；日报版面，没有王定。但是，环江百姓心中有王定；右派难友心中有王定；历史老人笔下有王定。

中国人民的儿子、反“左倾自杀主义”的勇士王定——永恒！！

2010年3月12日植树节  亡妻周年祭

注一：夹边沟劳改农场在甘肃省酒泉县，1957年关押了两千八百多名右派分子，死掉两千多，最后只剩下几百人。环江县在广西，“大跃进”时，全县十六万多人口死了四万多人。广西武宣县在“文革”中发生杀人吃人肉的兽行，被杀吃有名有姓者多达百人。一位哲人说：“人和人的差别有时比人和兽的差别更大。”

（作者祖籍广东三水，1922年10月出生，38年9月加入中共。42年任广西大学地下党特派员。自49年起三罹冤假错案共34载[包括58年划“极右”，劳教12年]。79年“改正”。83年恢复党籍。84年离休。85年“彻底改正”。二等公民）

也谈“右派分子们的所失与所得”

林宪君

读《往事微痕》53期郭振干难友的短文《右派分子们的所失与所得》，受到启发。我认为我们这些大难不死的幸存者都应该关注“右派分子们的所失与所得”。如何对待二者的关系，是个人生大智慧。失去的青春时光再不能挽回，愤怒、悲观、消沉、后悔都于事无补，老是耿耿于怀，心里不痛快，反而伤害自己。正确的态度是，立足现实，努力把“所失”转化为“所得”，这才睿智与务实。

有两件事值得我学习：

一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家中被盗的故事。有一次，贼偷去了罗斯福家里许多值钱的东西。朋友们都为他惋惜，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我现在的一切都很好，也依然幸福，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只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了我的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罗斯福失去的是“值钱的东西”，得到的是“依然幸福”。我失去的是青春岁月和应得的报酬，得到的是苦难转化为醒悟。我不再相信毛和他的走狗，对其不抱希望，不存幻想就不再落入陷阱和圈套。我只盼望健康地活着，好幸灾乐祸地观看愤怒的人民起来痛打这群落水狗。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毛泽东的四条恶狗——“四人帮”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历史的发展将证明，毛泽东及其所有忠实走狗都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到那时候，他们都会可怜地模仿江青的腔调：“我是毛主席的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我十分鄙视这群不齿于人类的走狗，从不与狗打交道，更不向狗去乞求。贼不会归还偷去的东西，狗也不会吐出抢劫的骨头。

二是学习铁流把“失”转化为“得”。他因写了《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被打成极右。坐了二十三年大牢，妻离子散备受欺凌和折磨，他的“失”惨痛无比，不可复得。他的“得”却令人鼓舞，他与众难友创办的《往事微痕》，面对各种困难和打击，已冲破重重障碍先后出版了五十六期。它记录了大量真实的历史，为国家为民族留下许多珍贵的文史资料，上利国家，下利万民，功不可没。它坚持真理，维护正义，不仅令受尽苦难残存于世的右派老人扬眉吐气，活得有尊严、有价值，而且它正执行邓小平重新评毛泽东的指示和胡锦涛对评毛的承诺。它用大量血的事实揭穿了毛的谎言，抨击毛的恶政，唤醒了关心中国命运的民间与上层仁人志士。使人民进一步看清了毛泽东的凶残狡诈、没有人性的真面目。人们越来越痛恨毛时代的野蛮与恐怖，毛派分子为其歌功颂德的阴谋不断被戳破。人们越来越盼望清算毛的罪行，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实行民主宪政的现代化的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全国上下，从温家宝总理到普通百姓，正在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形成共识。在不久的将来，我国觉醒的一代将是旧体制的掘墓人，他们必将埋葬毛泽东发明的、胡耀邦和邓小平痛恨的极权专制体制。这便是铁流和全体右派老人们的“得”，也是我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在罗斯福和铁流的启发下，我要做到：

1．不抱怨，不诉苦，不怨天尤人，不牢骚满腹。失去的一切已无法挽回，只有冷静、理智，立足现实，努力把“失”转化为“得”。

2．不上访，不申诉，不再指望当局“彻底平反，补发工资”。实践证明这是缘木求鱼。如今，执政当局对右派们的申诉采取“不理不睬、拖死了事”的态度。若要坚持讨债，公安、国保就要上门请去“喝茶”，软硬兼施，警告劝阻。当局只有这点水平和本领，根本不具有胡耀邦那种正义感和开明态度，指望他们主持公道绝对靠不住。

3．不上告，不起诉，不走依法维权的道路。中国的宪法自毛以来就是骗老百姓的废纸，任何事都是党说了算，根本不把法律当回事。到这样的衙门索求公道，要求“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是吃错了药。

4．不救党，不救官。他们听不进铲除腐败、政治廉洁的谏言。他们只关心手中的权利和已到手的既得利益，把“民主选举、开放言禁、群众监督、公布官员财产”……统统视为威胁政权，破坏稳定，切断自己财路的敌对言论。谁若不知趣，要求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宪政，批评朝政，一心一意救党、救官，只能引起他们的恐惧，说不定那一天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请你进监狱。

总之，不要到没有真理的地方找真理。不要到没有正义的地方找正义，不要和不讲理的政府讲道理。不要给讳疾忌医的政权提意见。纵现1957年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遭遇，用一句四川言子（语）来概括，叫“割卵子敬神。（四川人称睾丸为卵子）神也得罪了，人也残废了。”再执迷不悟，继续去干“割卵子敬神”的傻事。不但自讨苦吃，而且愚不可及。比较现实的是，用罗斯福的方法对待“失”，用铁流的方法对待“得”。为右派自己的刊物《往事微痕》当一名义工。为“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尽一分绵薄之力。

2010．08．28

报复杀人犯熊光禄

铁  流

四川省四监狱九中队第三分队，是清一色的死缓，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最小的熊光禄才十七岁。他们所犯罪行多是抢劫杀人或谋财害命，只有值星员（即组长）袁崇贵是公社书记，是药死妻子的凶犯。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出身贫贱，没有什么文化水平，大字认不得一升，有的还是文盲。案件数额极小，多为一口粮食和几斤粮票，如用价值计算不足人民币十元。且犯罪手段直接，无任何作案技巧，原始得不能再原始。我认为此种犯罪应为国家政策所致，是执政者不让老百姓活下去的结果，他们为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毫不过分地说，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与“大炼钢铁”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更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不幸，留下这个“不幸”以警示后人。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黑点，一个火星可以毁去一片森林的苍绿。这些人物的命运，就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现状的一部压缩版。现择选几个案例刻录于后，让我们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中国人，知道国家历史上有过的大灾大难。

熊光禄，一个典型的农村孩子，憨厚老实，天真无邪，从不知道大山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平生只坐过一次汽车，就是从看守所送来省四监狱。他有一张稚嫩的娃娃脸，一双惊恐不定的大眼睛，圆圆高翘的大鼻子下紧紧地压着两片厚厚的嘴唇。他不善言词，一说话就发急，一发急鼻尖上就冒汗，那模样儿太像鲁迅笔下《故乡》的主人公润土了。

我喜欢和他聊天。一次他问我：“听说你当个记者，见过海吗？那海到底有多大多深？它的那半边是不是美国？我会水，打个‘迷头’（四川话潜水的意思）就能钻过去吗？”

我回答不出，只好一笑。

当时正是中苏交恶时期，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九篇批评苏共中央的文章，史称“九评”。批修防修是全党全国大事，领导干部学，机关人员学，工人、农民学，各行各业学，关押在监狱的犯人也要学，不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犯人怎么办？因为学习要联系实际，所谓“上联下批”，难免常常闹出笑话。

一天晚上熊光禄发言说：赫光头的“三祸（和）一少”真它妈个舅子坏，害得我们农民穿不暖吃不饱，才使我去偷苞谷杀人……我以为他发言走了题，停笔问道：他的“三和一少”，怎么与你偷苞谷杀人有关？他正儿八经道：当然有关啦！苏联是老哥，带头搞“三祸”，我们中国老百姓怎么受得了？他一祸公社化，二祸大跃进，三祸大炼钢铁，所以我们才缺吃少穿。

我心里特满意他的发言，认为他说到了点子上，但我是学习记录，必须纠正他的“错误”说法。便道：不是“三祸一少”，是“三和一少”。“三和”是指“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一少”，是少支援亚非拉的革命人民。

其它在座的同声哦了一声，不停地夸我理论水平高，解释得清楚透彻。我有什么水平，只能照本宣科敢言其它吗？学习是个套，狱吏就用这个套在死井里抓活鱼。凡被抓上的不是挨斗争便是加刑，不然何以叫“改造思想”？作为“学习记录”的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帮他们掩盖。

每学习完一“评”就要进行一次小结，各人都得写出心得体会呈交给狱吏。熊光禄写不出找我帮忙，自然责无旁贷。记者出身的我喜欢探索，喜欢用手中的笔去解剖人和事。经过几次长谈，发现他的杀人犯罪实属毛泽东“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歪理邪说所致，近似一个洁白纯真的心灵为毒品海洛英污染，是“阶级斗争”异化的产物。

他是宜宾古宋人，那是个山区里的山区，不通公路与世隔绝，是陶渊明先生笔下的桃花园。千百年来邻里和睦亲善，无争无斗，没有仇敌，没有冤家，和和融融，相安得像一家人。

他祖祖辈辈世代农耕，大小九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解放后老毛为坐稳天下，总是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什么“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尔后又是什么“互助合作”、“统购统销”，再后是“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运动。每搞一次运动就给农民脖子上系条绞索。到了1958年后，不知农民脖子上系了多少条绞索。每一条绞索都是条吸血的毒蛇，捆紧农民手足，勒紧农民裤带，让你死不死活不活，只能乖乖听命。

按照毛的说法，农业合作化的目的是要把千千万万的农户“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富裕的道路”，不然中国就会重新回到“人剥削人、人吃人的万恶的封建社会”。这条道路就是要消灭以私有财产为中心的私有制，为此农民不得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他家是自耕农，“土改”时是“团结”对象（土改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消灭地主），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对象”，得交出土地，交出农具和耕牛。他爷爷是当家人，不愿把土地和农具交出来，坚持单干。

“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然逃不了批判斗争。爷爷性硬，视土地如命，无论怎样也不把祖上传下的五亩土地的契约交给公社。不交就天天斗月月斗，斗得来他爷爷痛心疾首，大哭几场，一身是病。父亲是明白人，知道汗毛扭不过大腿，不入也得入，最后只好入社。在全乡、全县、全省热烈庆祝“人民公社取得伟大胜利”的那天，爷爷一命呜呼了。死时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份祖上留下盖有国民政府大印的契约。

他当时年纪尚小，不足十二岁，自不知人世间的欢喜忧愁。印象最深的是一日三餐白米干饭变成了公社食堂的大锅清水汤，穿在身上的衣服纵是千疤万补也换不上新的。家家一样，户户如此，缺吃少穿成了农村治不好的痼疾。

父亲常向他说：儿哩，这年头要想吃饱穿暖，思想得进步提高，赶快入团入党当个干部，纵去不了县里乡里，在村里也不吃亏啊！

父亲说的是大实话，在一切财产归公的年代，共产党肥得流油，只有紧跟才能沾点光。在父亲的鼓厉鞭策的怂恿下，他也学会了跟风，成天追着干部屁股转，很快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当上公社基干民兵。别小觑这个职务，也有便宜可拣。

饥荒年间的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农村遍地是小偷，处处是盗贼。偷，地里蔬菜、红苕、苞谷；盗，放在仓库里的稻种、谷种，以及那些能进嘴的东西。这些小偷小盗，不是外来的贼，全是社里的社员。

“家贼难防”，很难对付。为了保护集体财产，公社将基干民兵分两人编成一组，搭棚守护日夜巡逻。团支部书记胡海寿和他一个组，看管的是母猪岩那一大片苞谷林。苞谷挂上红须须，在硕大碧绿的叶子上摇摇摆摆煞是诱人，饿极的肚子恨不得吞下几包。

大队给守夜民兵每晚发四两重一个火烧麦粑，可吃长饭的后生怎么也塞不满肠子，扛着步枪转几圈肚子里就没东西了，下半夜饿得来直流清口水。他是个死脑筋不开窍，再饿也不吭声。团支书胡海寿有心计脑袋活，饿了会打主意，不是煮罐菜吃便是去地里抠根红苕。他不说也不参与，尽心尽责死死地守护着那片成熟的苞谷林。

一天夜里，两人巡逻回来躺在草棚里闲聊。支书问：光禄，你饿不饿？他说：不饿。只是肚子里有点咕咕响。支书笑了说：傻瓜那就是饿，肚子在向你说，我要吃苞谷！我要吃苞谷！

他笑了笑说：哪有苞谷，未必去偷不成？支书说：我们守护苞谷林自个吃几包，怎么是偷呢？别人去扳才是偷。他不言语，心里在想支书的话：到底对不对？

隔一会儿支书又说话了：我看着棚子你去扳几包苞谷回来，用树枝一烤，吃起来挺香的。他不表态也不动窝，支书再次催他干。他想了会儿说：这不太好吧，万一队里知道了怎办？支书纵声嘿嘿一笑：谁知道？这一大片苞谷林，没说吃几包，就是几十几百包也看不出，除非自个坦白交待去。我火柴都带出来了，你去扳，我找树桠。

支书语气挺硬，近似命令，他不敢违抗，风快地飞出工棚。不一会儿扳了十几包又大又饱籽的苞谷棒子回来，麻利地剥去皮扯去须，燃上树枝哗哗剥剥烤上。

黄酥酥，真好吃，香、脆、爽！吃上一次想二次，一连吃好几次，自然留下痕迹。一天大队长到各处苞谷林察看，在他们看守地段发现了几个啃过的烧烤棒子，于是不提名地进行了批评：这是谁干的？要坦白交待啊！

待大队长走后团支书把嘴一撇说：坦白交待休想！光禄，你得扛住。他是老实人不露一点口风，可团支书是精灵鬼，做贼心虚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主动向组织做了坦白交待，还检举了熊光禄怎样唆使他干这种“损害集体利益”的“盗窃行为”。不几天公社武装部长找熊光禄谈话，提出严厉批评，勒令他写检查交待。他不服申辩，说是团支书胡海寿叫他做的。武装部长冷冷一笑说：你狡辩什么？既是胡海寿叫你干的，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揭发？现在别人检举了你，你不但不认识错误，反猪八戒吃西瓜-——倒打别人一钉耙。凭这恶劣态度就该处分你！

他不再申辩，一肚子是恨是怨，不知怎么发泄。晚上两人又在一起值夜，胡海寿心怯不敢看他的眼晴。他粗粗地出着气，像个快爆炸的油桶。那夜特闷，天边沉雷滚滚，草棚热得发慌，相互没有一句话。不久两人睡下，被子里响起团支书的呼噜声。这呼噜烦得熊光禄睡不着，眼睁睁地看着头上那盏摇曳不定的煤油灯。天边那滚滚沉雷变成了武装部长对他严厉的批评声音：你狡辩什么？既是胡海寿叫你干的，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揭发？现在别人检举了你，你不但不认识错误，反猪八戒吃西瓜-——倒打别人一钉耙。凭这恶劣态度就该处分……

愈想愈气，愈气愈烦，愈烦就愈想报复泄愤。他想着想着，轻轻地爬下床，摸起放在门边那把挖山地的大铁锄。说时迟来时快，对准熟睡中胡海寿的脑袋用力砸下去。只听得噗哧一声，肉长的脑袋怎经得住铁锄的敲打，像个西瓜开了花。一床红红的血水，一地白白的脑花，胡海寿没叫一声就死了。他怔怔地看着，手软腿无力，不知怎么是好。知道自已杀了人，可没有跑的打算。

“好汉做事好汉当”。

他拖着软软的双腿，来到大队长住的房子，在门前高声叫喊：温大队长！温大队长！……

大队长开门见是他，揉着惺惺睡眼问：光禄，这夜半三更叫什么？他道：大队长，我杀人了。大队长不相信地说：你发什么梦颠？回去睡觉。他不走，真诚地重复道：大队长，我真的杀人了，我把胡海寿打死了。

什么？大队长惊了，打开电筒光一照，见他一身是血，不敢怠慢立马赶到草棚。一瞧，满屋冲鼻的血腥味，满床血水脑花，一股难闻的气味直冲鼻孔，胡海寿一动不动躺在床上。

天呀！光禄……大队长急得大叫。很快，大队和公社干部闻迅赶来，有什么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立即用绳索将熊光禄牢牢捆上，赶夜派民兵送到县上公安局。

他什么也不推卸，一五一十说得明明白白，急得他父母呼天抢地双脚跳：这娃儿遭鬼迷了，怎么会去杀人呀！定有说不清的冤情哟！

什么冤情？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人一口承认，很快逮捕、审讯、判决，不到两月，县人民法院以“报复杀人罪”，判处熊光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后戴上脚镣手铐打入死牢，待高院核准后执行。十天后高院批复书下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x条x款之规定：熊光禄不足17岁，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听完这个故事，我心里真不好受，就为几个苞谷棒子险些丢掉两个年轻人的生命。而今“70后”出生的人，决不会相信乾坤朗朗，繁荣富强的中国，会有这种近似无稽之谈的事情。但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样的事何止上千上万！

发生在四川渠县一时轰动全国的“少年英雄刘文学”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它还不是十几包苞谷，只是几根红辣椒。在本人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1960年我在“415”筑路支队劳教，一贴心哥们几次伙同我偷吃厨房饭菜，突然一天他经过“政策感召”，一下“大彻大悟”，向狱吏检举告发我，害得我吃了一索子。他“立功”我受罪，气得我五窍来血七窍生烟，恨不得杀了他狗日的。所幸我有理智，不敢盲动，知道杀人不但犯罪还要偿命，只将他吃饭的碗筷扔在老乡家猪圏粪池里。

报复之心人人有，只是“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看你怎样去对待处理。但是在那缺吃少穿，生命频临死亡的年头，中共仍把人的求生本能视为“阶级斗争”，归纳演绎为“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先下手者是“追求进步”、“靠拢组织”的“革命行为”，被告发者自然是“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为此，自无“宽容、宽厚、宽恕”，只有红刀子进白刀子出的杀戳，才有两个青年互为仇敌的悲剧！

胡海寿死得冤，熊光禄判得冤，究其原因都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误导国人，制造仇恨。遗憾的是这个祸国殃民的“思想”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清算。执政的中共仍视它为“国宝”，还呼之为“万岁”。要真它妈的“万岁”了，中华民族就彻底完蛋绝子绝孙了。

死亡于人都很恐怖，世界上又有谁个不恐怖死亡？那“戴镣大街行，告别众乡亲，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毕竟是电影镜头，作家笔下的豪言壮语。我经历过死亡，陪伴过死亡，恐怖过死亡。试问一个大脑健全，活鲜鲜的生命，当明知自已要被杀掉，在死前那一分一秒是什么心情呢？蝼蚁尚且贪生，哪有不怕死的人？我抱头沉思会儿，一下来了探索的劲头，问他：当你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有什么想法？

想法？什么想法？他反问我：死就死呗！当法官宣布完叫我签字，我血冲脑门，抓起笔就签，二十年后又是个小伙子。可回到牢房懵了，好像三魂七魄出了窍，什么都不知道了，昏昏沉沉地睡了几觉，到第三天才清醒过来，慢慢地又过两三天才明白，我是要死的人了……

我道：你害怕么？感到恐怖么？

他眨着一双幼稚无邪的大眼睛，久久地看着我说：害怕个么？恐怖个么？第一颗子弹穿过去痛一下，后面倒一箱子弹在身上，不就多几个洞洞。

他说得轻轻松松，一点不紧张。说到这里语调一转道：反正要死的人也不算时间了，听说枪毙那天官家要偿酒饭，我就盼呀盼呀，好想饱饱地吃一顿。嗨！没想到改判了……

他笑了，笑得天真灿然。

你现在悔不？我问。

悔什么？他干了坏事，还去检举揭发我，这样的人不除，还得害人。他说得认真，一句一字，眼睛仍含仇恨。

我“哦”一声，哑了，久久地望着高墙外的蓝天。

蓝天有鹰在翔，有鸟在飞，活着于人何其重要？但争斗的仇恨正在扑杀着善良的人们宝贵的生命。人啊，彼此得宽恕、宽容、宽厚，不要再被邪说欺骗……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专制、专横的残暴制度！

闲言二则

贺承业

566《不得不的悲哀》   近日读了几则怀念三宽部长朱厚泽的文字，前些岁月里常见怀念胡耀邦、赵紫阳的文字，更有那不时传出的现任总理温家宝的豪言壮语，甚至常有引用了大篇幅1949年前中共的论民主自由的文献，这些东东虽都是当局防范但又不好公然指名说不许的，于是就在这空子里表达出人们内心的企盼与诉求。人们对现实的企盼与诉求，不能直言，只能借空子以表态，借钟馗以降鬼，这是一种专制下的不得不的悲哀！

567《都是一味强调这中国特色惹的祸》   近日网络上大揭大批张悟本之流借中医养生之名行骗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本来这人间骗名骗利之事常有发生，不足为奇，可是，长期利用出版与电视等公众传媒大行其骗，这就不得不追究一下传媒的责任了。一些明显反常识反科学的歪理邪说为什么就会大行其道呢？究其原因是它打着‘中医’、‘传统’、‘民族’……等诱人的字眼，这正好能配合当局历来一直强调坚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坚持‘中国特色’的基调，不问好坏与是非曲直，有个中国特色就行，就大力扶植，于是乎就大上传媒了。

骈文大家钱明锵

李昌玉

钱先生：

你身体好吗？甚念！我还好，两个月前做过检查，没有发现情况。

将近两个月前，6月28日，我为《极品草根》给你去过信。现在我把你传来的稿子又看了一遍，说说我的看法。

上信中我说“作者很有激情，也很有现代视野，这和她年龄、职业分不开。对比之下，我写不出。这不是谦虚。”这是确实的。那位女士，毕竟是女性作者，想象力丰富，文笔细腻，这是我没有的优点。我看稿子问题不大，有一点小缺点，也无所谓，比如，开头我做了一点补充：

“浙江温州的金乡，古名金乡卫，处在浙江省的东南隅，属于温州市苍南县，与台湾隔海相望，是一座有六百年历史的古镇。明太祖朱元璋为守卫海域，御批建造五卫，金乡卫是其中之一，可与天津卫、威海卫等地齐名。

民国二十四（1935）年六月二十四日丑时，诗侠钱明锵出生在这里。”

其实，这算不上毛病，添写几句似乎周密些。

我想，等全书写就，如果作者同意，不认为会伤害她的自尊心，你是否请几位朋友通读一下，议论一下，避免出现知识性的缺点，避免写书人常说的“硬伤”。这方面，我推荐杭州的傅国涌、高越农、叶孝刚先生，另外最好找几位年轻人读读，听听他们的意见也好，因为目标读者是青年人。

再者，我建议你选一本诗词骈文集，先粗选，再请几位朋友商议，细选。古代著名的诗人文人，真正传世出名的名篇并不多。文学作品以质为上。哪怕只有十几篇文采斐然琅琅上口的作品，就足以传世了。现今时代，人们没有耐心读书。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出全集，只需少量印刷了。或者，在《极品草根》中，稍稍多征引一点作品，但一定要精中选精，优中选优。

传去傅国涌的文章一篇，供参考。

这几个月来，我为《山东大学中文系1956级同学回忆录》写稿，写了好几万字，大量的功夫用在查阅资料上。为了在国内出版，有的还要反复修改。因为要限时交稿，在我们十月毕业50周年聚会前，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所以忙得难以旁骛。请谅！

传去下文，有补充或修改的地方请指出。我将给《往事微痕》。

李昌玉  2010-8-23

骈赋写作，绝响久矣！钱塘名士，钱君明锵，诗词赋骈，样样在行。习骈作赋，疏而不放；横空出世，一炮打响。比武场上，赛拳脚硬朗；比文堂上，赛文笔古香。钱氏：仿古不泥，述今不僵；古风古味，陈曲佳酿；绕梁三日，嘴留醇香。汉魏余音，六朝遗响。自古：骈赋嗜古，贵族文章。阳春白雪，孤芳自赏。钱氏运笔，字词语句，用典叶韵，布局篇章，中规中矩，遵合旧章。行家里手，咸曰允当。酷哉酷哉，“钱王”骈赋，名布华夏，声传瀛方。存亡继绝，骈赋再旺。旺，旺，旺！

时运不济，钱君明锵。弱冠甫过，身坠右网。大苦大难，百炼成钢。牢狱七年，学医得道。悬壶苍南，救死扶伤。医术不凡，名传四乡。右帽改正，弃医从商。经营有道，财神开光；虎落平阳，款爷明锵。家学渊源，门第书香。诗词骈赋，难舍难忘。弃商从文，“诗侠”名响。厚积薄发，游戏对仗。李太白，斗酒诗百篇；钱明锵，三斤不卧床。诗借酒力，凌云翱翔。诗侠钱君，天马奔放。诗侠钱王，风风光光！忆昔思今，泪滴心上。功名利禄，浮云天上。刘勰喟叹，知音难哉！难亦不难，相知多哉！广遇知音，钱君明锵。锵，锵，锵！

《往事微痕》43期发表了周拥军写的《不屈服命运的人：当代词主钱明锵》。该文对钱明锵先生在骈文写作方面的成就语焉不详。据我看，钱明锵的写作成就尤在骈文。这是他跻身古代诗词领域里最受人称赞的方面。如果，他只是写作诗词，没有公认的骈文成就，恐怕要打一个不小的折扣。因此，我试做一点补充，主要阐释钱明锵在骈文方面的成就。

浙江有个杭州，杭州别名钱塘。杭州有个西湖，西湖有个西溪。西溪古来是名士才子们栖息荡舟诗酒唱和的风景胜地。现在，浙江名士钱明锵先生居住于此。钱明锵以擅长诗词骈文的写作闻名于海内外，其中尤以骈文为胜。骈文现在是小众化的玩意儿，曲高和寡，人们对它不很了解。

骈文的“骈”字含有成双成对的意思。骈文又叫骈俪文、四六文。骈的本意是两马驾一车，引申为两,即对偶。俪也是对偶的意思。骈文、骈俪文都是指句式要对偶，四六文则是指四六与四六的句式对偶，即四句的前后各两句要对偶，因此骈文的命名主要是指文章中主要采用对偶句，除了四六对偶，也并不限制句子的字数。例如“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四六对偶，再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则是七字对偶。（王勃《滕王阁序》）

中国古代的文字作品，分韵文与散文两类。散文是不押韵的文章。骈文是韵散相兼的文体。骈文是在汉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体。骈文的写作是高级文字游戏，属于古代的贵族文学。除了对偶，它还要讲究合辙押韵，但运用比诗词灵活。

它还要善用典故，即有话不明说直说，要用典故婉转表达，使意思表达得含蓄委婉深厚。在六朝的时候，积累至当时的古书故实还不多，所以用典故表达意思大概比后来要容易。此外，它还要善于炫耀辞藻，显得古色古香。

总的说，骈文是以单音节汉字为特点的少数人玩弄的高级文字游戏。骈文的写作，表面上很自由，其实形式限制很多，很难写，写得好的人极少，但是古文中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非常优秀的成熟的骈文。以上是对骈文非常粗略的介绍。

这位钱明锵怎么会玩弄这个东西呢？我先从距离杭州百十里路的绍兴说起。

绍兴城里有个现在开放的旅游景点三味书屋。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中国上过初中的人都读过的文章。因为我是语文教师，那个三味书屋我特地去参观过，可能房子还是原物，内外布置和当初的情况差不太多。三味书屋只有三间房子，小来兮。中间进门有张方桌是先生坐的，左右两间中各摆了两三张方桌，是学生坐的。语文课本中有幅插图，在香案前摆了一张卧床，应该是妄加的。私塾先生没有这么阔气，放在书屋里也不适宜。

现在请注意鲁迅记载的两个细节。

第一是对课。鲁迅说，“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几天后，“对课也渐渐加上去，从三言五言，终于到七言。”何谓“对课”？注解说，“对课”就是对“对子”，旧时一种练习做诗的方法。例如老师说“雨”，学生对“风”，老师说“绿柳”，学生对“桃红”。

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对课”。这是学习做律诗、骈文的基本功。学语言或语文，古人的经验是从小培养语感。现代人因为不写古诗了，所以自然也不学“对课”了。这个基本功要从小训练，所以鲁迅的律诗写得特别棒。例如“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横眉忍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前后两句都要两两相对。

第二是读书。他们的“读书”不同于我们现在的“读书”。鲁迅写道：先生大声道“读书！”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有念……有念……有念……有念……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笸箩，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

鲁迅在这里没有写明白或者也难以写明白，先生的“大声朗读”和我们现在读书的“大声朗读”是不一样的。那叫“唱读”，读的时候，要抑扬顿挫，有声有调，有急有慢，近似于唱歌，但又不是有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曲调，而是随心所欲，兴之所至，只要读得入神，唱得尽兴就好了，所以这种朗读叫唱读，唱歌似地读，所以还有“仰头，摇头”的动作配合。

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从儿童时期开始，通过这样“对课”、“读书”，就从语感进入了认知，慢慢就熟能生巧。学习古文古诗就是这个套路。

比鲁迅晚44年，1935年出生的钱明锵，当他上学读书的时候，抗战已经爆发，私塾已经基本消失，私塾的那套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是生活在浙江南部苍南县金乡镇的钱明锵，也因为抗战，学校上学不便，却从他的养父钱文玑（1892——1966）那里学习了感受了领悟了这套陈之又陈、旧之又旧的学习中国古文古诗的“对句”“唱读”方法。钱文玑是光绪年的最后秀才，北大的高材生，国民政府的司法官吏，此时闲居在故里，所以把传教儿子当做了最大的安慰。这种家学渊源，使钱明锵受益终身，在他花甲之年，在国内国外，到处表演他的“唱读”功夫，声色并茂，令人叫绝。他成了“唱读”的活化石，获得诗侠、国学大师的称号。钱明锵“唱读”古诗古文，听众如痴如醉。

钱明锵先生不但创作了诗词二千首，而且出版了《快速写诗手册》《快速填词手册》《快速制曲手册》《涵天楼诗法讲座》等指导初学者学习古代诗词曲的入门知识著作，受到广泛的好评。

有了这样的基本功垫底，所以钱明锵写的骈文，获得行家的高度评价。

我第一次见钱明锵先生是2007年春节后，我陪病后的老伴游杭州。杭州朋友叶孝刚招待我们在楼外楼吃饭。他说，钱明锵不能来了，我们先去他家看看他。这样，我们就去了他在西溪的别墅。房子当然是宽敞漂亮，屋里是一派文化人的装饰，墙上挂满了字画，很像书香人家，很气派。他身材壮实，穿一身对襟中式服装，颇有文人雅士的风度。

我和钱明锵是五七难友、肺癌病友。我到沪上看望了钱明锵，从他的骈文被特别叫好，想起了我的业师黄公渚（1900-1964）先生。1957年黄公渚先生在山东大学中文系给我们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黄师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是海内著名的骈文大家，被公认为“独步一时”，“拨戟天外，自成一家”，“独步一时”、“并世罕有其匹”。那时他才三十上下。但是从那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骈文在中国几成绝响。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钱明锵以及少数几个爱好者，横空出世，才再次使骈文叫响。从他们这两位骈文大家的作品可以看出一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与衔接，破坏与重建。

由于中国革命文化推行的是通俗化粗俗化大众化，而骈文则是贵族化典雅化小众化，因此最近半个多世纪来，骈赋文与社会脱钩，几成绝响。解放后对于骈文的评价比较负面，视为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形式主义之作，加上语言古奥冷僻，讲究藻饰，没有相当古文基础的人，难以问津，因此几乎没有人再尝试写作，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敬而远之。

和诗词写作严格讲究格律相比，骈赋反而没有篇章与句式的限制，长短随意，文无定规。在骈文的历史上，那些名家的名篇之作，都不是食古不化、呆守古制的，而是学习继承，取长补短，文随意驱，文质具美。例如唐朝王勃的《滕王阁序》，杜牧的《阿房宫赋》，宋朝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成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这些名篇是骈文，又不是单纯的骈文。这就是刘勰论述的“通变”道理，所谓“文体有常，变数无方”。像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平均大概百年能产生一二三篇而已。文学作品是以质取胜，滥竽充数没有用。

做了以上这样的铺垫，现在来说钱明锵的骈文。钱明锵的骈文最好的公认为《蟠龙湖赋》。现举《蟠龙湖赋》的第一段总述与第三段写夏季的为例：

汉水之北，滠口之阳。龙盘泽国，水潴云乡。陂埭四竭，樯橹中航。汇百派之黛蓄，开千顷之方塘。环龙城，十湖围抱；绕垣曲，三面流潢。南北通漕，连河接壤；东西呼应，奔注入江。观其深广，邈乎浩浩；径其延袤，漫乎洋洋。明湖止水，潋滟映空，晖晖兮与丽日并曜；寒渚澄波，缥碧见底，朗朗兮与皓月同光。岚影清幽，逢深宵而愈静；觳纹混港，遇回风而轻扬。春夏秋冬，风光迥特；阴晴雨雪，景色殊常。

迨及夏风拂拂，卿云缦缦。目炫晃以胧光，草葳蕤而葱粲。重峦耸翠，落山光于碧湖；嘉树连阴，摇清影于曲岸。鱼翔浅底，若织女之抛梭；萤飞草堤，疑流星之坠汉。菡萏凌波，挺翠盖之千幢；圆荷贴水，迭青蚨以万贯。俊男鼓枻，舟动萍开；靓女狎鸥，波惊鱼散。歌采莲于菱渚，避炎威于泽畔。或移席于槐荫，或置枕于竹院。荷风扇暑，凉生昏旦。实令人气爽神宁，闲适旷澹也。

这篇不到一千字的骈文，在概述之后，又分写了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色，最后还有小结。总的说结构严谨，清新明丽，语言流畅，如行云流水，琅琅上口，获得行家们高度的评价。我选几则评语如下：

陶文鹏点评：想象奇丽，挥洒自如，文辞清畅，韵律流美，意境浑整，通篇无窘迫拘束之态。《蟠龙湖赋》堪称当代律赋难得之体构。

霍松林点评：大作《蟠龙湖赋》棒！棒！棒！由坐牢而大款，而诗人、词人，而学者、专家，今竟与司马相如称兄道弟矣！日进千里，前程远大，真不可限量也！

蔡厚示、刘庆云点评：揽烟景于毫端，发高兴于楮墨。韵律流美，属对精切。自然而不见雕镂之痕，富丽而不着粉饰之迹。庄雅沉着，诚当今律赋中之佳篇也。

著名的词赋评论家，香港浸会大学邝健行教授，在第二届香港古体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国大陆近年词赋写作风气再现述论》论文，对于早前洛阳辞赋创作研讨会上提交的作品，大多不满意，从韵脚、声律、句式、词意方面，一一挑剔，特别是毫不留情地批评阿谀奉承一位省委书记的作品《潘书记赋》。这篇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的作品，格调低下，说什么“自公主政以降，河清海晏，青鸟高翔，天鹏举翅”，邝健行教授批评作者“把共和国当作封建王朝，把领导人当成改正朔有年号的皇帝，哪有此理？”“潘书记原是一省的省委书记，文中改用旧时代的官名‘府台’代替，有点不伦不类。至于‘河清海宴’一语，是指天下安泰来说，一般用来说明中央层级统治者的政绩，不宜用到一省“府台”的身上。再说文中提到的“瑞相”“祯祥”，不免叫人讶异，科学昌明时代，怎么用这般迷信的谀辞？”反之，邝健行对于钱明锵的《蟠龙湖赋》却作了很高很正面的评价，说“他的作品可作为近代辞赋创作的正面例子。”认为其“声律对粘、文字对偶，力求合辙”，“给人以‘去古未远’之感”，描写景物，清丽轻倩。“遣词造句，古典意味宛然之中，能透现代气息。”

到了现代，语言环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如果再要写骈文，怎么办？不久前被称为大师的余秋雨写了一篇《南京钟山风景区碑文》，受到学者与网民的猛烈炮轰，被骂为是“紫金山最令人作呕的一景”。从文体上看，就是他没有写作骈赋的功力，却又想玩弄这个高级文字游戏，力不从心，写得不伦不类，非古非今，古今杂糅。例如“所幸得逢盛世，重新打点江山，南京人民于甲申之年启动整治宏图，斥资五十亿，搬迁十三村，移民两万余，增绿七千亩，新建栈道，呼集物种，辟出诸多公园，重修两大陵墓，一时气象万千，如画卷新展，岭苑初洗，经典再现。”这些文字完全是白话文，没有一点古色古味，却搅合在还有点古味的骈文句子中，弄得不伦不类，似文似白，文白夹杂；似骈似散，骈散间杂。因此，今人写作骈文既要表达现代生活，仍要遵循骈文的形式规范，首先要“似”，然后才可以“不似”，做到“似与不似”之间，是一个很难做到两全其美的高标准。

骈文在句式上也是要讲究韵律的。写作格律诗骈文必须严格遵循格律。毛泽东的格律诗，根据已有的资料可以证明，在发表前或发表后都经过董必武、谢觉哉、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郭沫若等等人反复推敲、修改、润色的。毛说自己对律诗“还未入门，偶尔写过几首律诗，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当非谦语。毛一向刚愎固执，师心自用，拒绝任何谏诤，但身前唯独在诗词写作上，毛显得相当虚心，不耻下问，能够接受若干行家的意见。这是他先前发表的诗词获得相当高成就的原因。

现代人要写古典诗词骈赋，必须遵循必须的规范，否则就贻笑大方了。余秋雨如此，毛泽东也不能例外。

                               （2010-8-24于山东大学附中）

给右派二代的一封公开信

查建国

今夏京城酷热，但我的心却回到了53年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由酷热突转寒霜的日子里。那年我母亲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劳改，从此进入中国大陆“贱民”队列。53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忘记这苦难的日月。为此，我在北京向全国右派第二代写此信。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能听到我的呼唤吗？我想向你们诉说我的两点认识：

一、我们应该明确地为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定性定位

邓小平（当年反右前线总指挥）晚年讲：“1957年的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错与非错判断之关键是如何为此运动定性。在310万右派中可分三种人。一种是少数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少数学者、大学生、工农，他们发出反对“党天下”等矛头直指政治制度中根本性缺陷的言论；一种是多数人，他们对建国后某些政策、某场运动、某些执政党基层领导提出异见；一种是有些人，他们什么都没讲，也被糊糊涂涂地划成右派。这场运动可以定性定位于“中国民主运动第一波”。

 它开始了从文革、林昭、张志新到“4．5”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为第二波，西单民主墙为三波，“6．4”民运为第四波，98组党为第五波，《零八宪章》代表的现今维权运动为第六波的伟大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邓小平的话从执政党利益出发，没有错。但他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从此我们不应再讲“纪念反右斗争ＸＸ周年”而应讲“纪念57民运ＸＸ周年”。不是写“反右运动史”而是要写“57民运史”。我们为前辈们在“57民运”中的表现而自豪！

二、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右派第二代”的两个责任

第一个责任是孝敬老人。我们的前辈在几十年中身心承受着被剥夺尊严等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艰辛却顽强地活着，现已多数离世。我们要孝敬还在世的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

第二个责任是用我们不忘历史，用参与改革的努力来悼念离世的老人。我们认识到产生镇压“57民运”的制度性土壤还在，认识到改革是一个非暴力的，从滴水穿石式渐变到惊人一跃地突变的反复交替的过程，认识到这个过程是多角色合力推进的，虽然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是不能预见，不能设计的自发秩序，但这与每一个人的有作为并不矛盾，根据每人情况的不同，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当前中国伟大的变革中去，以此不负我们的前辈！

北京：查建国          

宅电：5217-1789                         2010年7月7日

张平中蒙难记

罗铁夫

2007年6月15日，朋友们相聚翠湖茶座，张平中笑谈自己蒙冤受难的经历。

他说：1957年整风时期，我在整风办公室当工作员，像我这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阶级异已分子”，怎能进入那样的机构当差，说起来是场误会。

整风期间吕逢全*市长是宜宾市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动员各界人士向党提意见。他是山西人，我听不清楚他讲的话，将凳子移近他的身边恭听，认真做笔记。吕市长以为我是在亲近他，会后，点名要我去整风办公室。当时，我是何等荣幸啊！同志们羡慕的眼光，叫我飘飘然。

反右斗争中吕市长被打成右派分子，我也当了极右派分子。

整风期间我没有说不应该说的话，很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咋敢向党提意见嘛。

我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很谨慎，见着领导，看见同志，总是裂开嘴唇，眯起眼睛，并非有意阿谀逢迎，讨好卖乖，实为保护自己。

打我成右派，我是心悦诚服的。但是，打我成极右分子，有些迷惑，我有何德何能享此“殊荣”。我平时不多言，不多语，虽不算温良恭俭让，但也是和颜悦色，不敢得罪人。因此，同志们对我这个连屁都不敢放响的胆小鬼，何以成为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极右派分子，也有些儿迷茫，或者说，有些儿同情吧。

不久，有同志问我：“平时看你很老实的，嘿！看不出来，你还胆敢恶毒攻击张西挺书记”。

我大吃一惊，哪年哪月？何时何地？我恶毒攻击过张书记嘛？那个同志说：“别装起不懂，你背后散布：‘做人要光明磊落，有些人就不光明磊落’”。

是啊，说过这句话呀。但是，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呀，是罗汝汉说的呀。

事情原是这样：有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张书记的警卫员，说警卫员犯了什么罪？半夜三更弄去劳改。罗汝汉说：“做人要光明磊落，有些人就不光明磊落。”这句话不反党嘛，也不反社会主义嘛，一点都不反动嘛。我左思、右想，经过认真反省，才恍然大悟。张书记和警卫员的绯闻，早已流传很广，我曾暗地里为那位警卫员的政治前途算过命。自古以来，无论古今中外，做男妓的都是荣华富贵。俄国女皇叶卡琳娜的情夫，哪个不是权势中天。武则天女皇的面首，哪个不是骄横跋扈。就是现代富婆养小白脸，出手就是名车、别墅。张书记是宜宾王，警卫员献身，女王心身愉悦，警卫员的政治前途无可限量也。我料定，此人很快会官运亨通，成为我们的领导。我这个人，书生气，本本主义、经验主义、历史唯心主义，未能深刻理解：此时此地是真理，彼时彼地就是谬误的真谛。时代不同，主子不同，当面首的命运也不同嘛。有一天，张书记要警卫员送信到黄沙河劳改煤矿，警卫员一去就没有回来。罗汝汉那天说的那句话，被听话的同志告了密。这位告密的同志，又把膀子投错了，投在我的身上。唉！虽然那句话不是我说的，但是，像我这样的“阶级异已分子”，人家随便弄点狗屎在我身上，我也是右派，认命了。

罗汝汉是条汉子，拍着胸膛说：“这句话是我说的”。罗汝汉也书生，不但没能取掉我的枷锁，他也戴上了紧箍帽。不久，我被押送到象鼻机床厂、南溪麻纺厂、汉王山茶场、黄沙河煤矿、兴文硫磺矿劳动改造。最后一站，是雷马屏农场的马湖分场，那里的风光好好漂亮啊，可惜，我没有心情欣赏，在那里白白地劳改了几年。

1964年，雷马屏农场“释放”我回家，看到七年不见的、饿得骨瘦如柴的母亲，娘儿俩抱头痛哭一场。娘安慰我说：“儿啊！能看到你活着回来，娘死也瞑目了”。

离开农场时，农场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这样写的：“兹有雷马屏农场张平中回宜宾市×街×号。”我拿到派出所上户口。女户籍员说：“这张条条怎能给你上户口嘛？”我慌了，上不了户口，就是黑户，成了黑户，就得不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得不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就没有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没有这些票票，就没法活下去。为了活下去，我硬着头皮去求当检察长的秦秀忠。秦秀忠土改时当过我们的工作组长，算是老领导了。人嘛，不可能全都变成鬼。老领导关照了。我拿着检察长的纸条，又去找那位女户籍，二话没说，我从黑户变成了白户，当然没有入红户。说也希奇，居民委员会的治安主任没喊我和五类分子一起开会。派出所的管段民警也没有叫我参加每月初一、十五例行的反革命分子点名。我很感激检察长，高兴了好一阵子。有了户口，没有工作也不行，要吃饭啦。

我去街道办事处要求“参加工作”，街道办事处的同志叫我去群运社上班。群运社者，群众运输社也；就是人民群众将地富反坏右分子、劳改释放分子、劳教“清放”分子、无业游民分子、盲流分子运输集中于此也。为何？不言自明也。

我劳改多年，被押送好多劳改单位，都是吃“安胎”，当保管，几乎没有劳动改造，仍然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五谷不分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群运社的领导，就是我所在的居委会主任，特别关照我，分配我到架架车组。她说：“拉架架车挣钱多。”架架车组的组长是劳改释放分子，身强力壮。一看，就知道组长老哥是胀饱了肚子的。老哥正要给工地送石灰，叫我拉边杠。我把绳子套在肩上，一路跟着走。好轻松啊！一点也不费劲，原来钱是这样地好挣。一会儿上坡了，我的绳子还没拉抻。老哥满头大汗，鼓起一对二筒：“你给老子用点劲嘛！”我慌了，两只手紧紧地抓住绳子。老哥红着脸：“你抻起蚂蝗腰杆干啥子！”我赶快弯起腰。老哥一路拉一路骂：“你龟儿改造些啥子，架架车都不会拖。”突然老哥一声吼：“甩绳子！下坡啦！”那边拉边杠的兄弟一下子甩脱绳子，我就甩不脱。说时迟，来时快，架架车像脱缰的野马，顺着陡坡飞奔。老哥发现我摔倒在地，被绳子拖在车后，他死死地抵着前杠，好不容易刹住车。老哥气急败坏地把我拉起来，吼叫道：“你给老子是怎么搞的嘛！不要命了。”我哭丧着脸说：“我也搞不清楚嘛。”原来是我背绳子的方法不对。绳子只能挎在挨着车的那个肩膀上，我是把头钻进绳套里，挎在另一个肩膀上，车子飞起，来不及取绳套，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幸好我的命大，只是腿、背、屁股整烂，血将裤子染红了。遗憾的是，老哥不要我了。

社领导又分配我去洋码头运砖，装砖的是个年青女子，长得眉清目秀，还有几分人材，笑嘻嘻地问我：“你是啥分子？”我说：“偷儿，坏分子。”她说：“不是，你是右派分子。”我说：“你怎么认出来的？”她说：“你们这种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人民群众长有金睛火眼，一看，就认出我是妖怪。社领导规定每人一趟运砖二十匹，年轻女子一只撮箕给我装了八匹，共计十六匹。我咋个担得起嘛。女子莞尔一笑，给我减两匹，还是担不起；女子再莞尔一笑，又减两匹，还是担不起；女子三次莞尔一笑……一直莞尔笑到减至八匹，我才苏秦背剑式地担起砖爬坎坎。毒日当头，火石烧脚，仰头看那数百级陡峭的石梯，即使有年青女子莞尔笑容的鼓励，也吓得我浑身发颤。为了挣钱吃饭，我只好低着头，三步一歇，五步一停地、顽强地往上攀登，任汗水满身流淌。眼看快要登上码头，胜利在望，精神为之一振，颤抖的脚没踩稳油一样光滑的石坎，一脚滑溜，我连同撮箕、扁担、砖，一起滚在河滩上。真诚感谢那年青女子，一直扶我回家。

社领导批评我：“像你这样的臭知识分子，有何用处。”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没法，只好去干人家不愿干的活儿，清扫装石灰的仓库。我的妈呀！那活儿才不是人干的。大热天进仓库，熏的睁不开眼，没有口罩，只好脱衣服蒙住鼻子和嘴，扫帚一动，满屋尘埃，几分钟就得往外跑，头发晕，心儿跳，口干舌燥，不停地喘气，休息几分钟，硬着头又钻进去，几分钟又跑出来……整了一天，一个仓库也没清扫出来。拖着无力的脚，顶着夜色，骡叫、驴叫地呻吟回家。老母亲见我满头“白发”，一身白灰，大吃一惊，俄顷，放声痛哭：“儿啊！老娘就是饿死也不要你去干这种要命的活”。我跪在母亲面前，泪流满面：“娘啊！儿不孝啊。”

我舀水洗身，母亲连忙阻拦：“儿啊，身上的石灰不能用水冲，石灰见水，会把你的肉皮烧烂。”母亲流着泪，用菜油涂我的身子，再用报纸擦拭我身上的石灰。我看着老母亲将舍不得吃的每月供应的二两菜油往我身上涂抹的时候，我的心比我的肉还痛。我恳求道：“娘啊，别抹了，抹完了你吃啥啊！”为了娘儿俩能活下去，我决心脱胎换骨，一定要将自己改造成登翠屏山如踏平地，过长江如跨小溪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皇天不负有心人，虽然我的背弓了，一身晒成黑荞粑，但是，不到半年功夫，我的体力大增，能从翠屏山下担三十匹砖到山顶，每月能挣四、五十元，养活老娘和我自己。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雷庭万均之势，排山倒海之力，席卷神州大地。宜宾的当权派纷纷落马，被川南王刘结挺，宜宾王张西挺两口子弄得乌烟瘴气。我这个死耗儿又成“活老虎”，被抓出来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排站，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戴尖尖帽，游街示众。

革命群众在人民广场斗争走资派和他们的黑干将、爪牙、小爬虫时，面对面排成人巷。我尾随走资派鱼贯入巷时，革命群众高唱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温良恭俭让。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群众高呼口号：“打倒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宜宾的代理人！”“横扫一切害人虫！”“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愤怒的革命群众将走资派和他们的黑干将、爪牙、小爬虫和我这个什么也不是的死耗子全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有的跳上两只脚，叫他们和我永世不得翻身。走资派个个抱头嚎叫，声声求饶。我满口流血，牙齿被打掉。

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死的帝王，也没有永恒的权力。任何英雄豪杰也阻挡不了人类社会前进的车轮。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唐山大地震，天安门民主运动，看起来似乎是偶然的事情，实质是有其必然的规律。万岁爷驾崩，英明领袖华主席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老百姓热烈欢呼，庆祝“第二次解放”。胡耀邦总记书推行开明政治，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历次受政治迫害的同志，人人喜上眉梢，个个感恩戴德。宜宾的右派分子，一个接一个地被改正，又穿起灰制服，又当上国家干部，好不神气。我呢，无人问津。我问组织部的同志，他们说，没有我被划为右派的文件，怎么改正？我去法院要求平反，法官说，没有我被判刑的判决书，如何平反？嘿！这就怪了。我不是右派，为何整我二十多年？我没有被判刑，为何劳改我七年？这就应了孔夫子的圣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唉！算了，我还是只有天天担砖爬翠屏山的命。

说来事也凑巧。组织部清理废档案，在那堆尘封了二十多年的废纸堆中，发现了有关我的问题的几张字纸。仔细一看，我是货真价实的极右派分子。经查证，原来是这么回事：张书记在检举我的材料上，亲笔批示：“此人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趁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党，实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劳改。”材料上盖了“宜宾市人民委员会”的大印。承办案件的同志有些为难，是以市委名义发文，还是以市人委的名义发文决定我当右派？于是，报告请示，惹恼了张书记，指着办案的同志大骂：“你敢顶着不办，不是右派是什么！”办案的同志为此被打成右派分子时，我已被押送劳改队。从此，再没人过问了，时间久了，这几张字纸就甩进了废纸堆。

押送我进劳改队的“法律”依据，就是张书记写的“劳改”两字。主席是“和尚打伞”，张书记也就无法无天。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朕！即国家；权力！就是法律。全中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算，四川省是西南王李井泉说了算，宜宾地区是刘政委说了算，宜宾市当然就是张书记说了算。1964年搞‘四清四不清’运动，才清出我是一个没有履行法律程序“判刑”的“犯人”。监狱不能无源无故地白养活我，于是，“释放”我回家。我不是犯人，监狱不能开《释放证》；又不是干部调动，不能开《调动介绍信》；于是，就写了“我场张平中……”那样不伦不类的条子，搪塞了事。

事情搞清楚了，于是，组织上于1980年某月某日正式行文：《关于张平中划为极右派分子的决定》；在反右二十多年以后，才正式打我为极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又于同年同月同日行文：《关于张平中同志改正极右派分子问题的决定》，恢复荣誉、恢复团籍、恢复公职，恢复原工资级别。

改正右派是不能补发工资的。因为，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虽然被改正了，还是右派，所以称为“改正右派”，与“摘帽右派”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与人家走资派相比，是不能要求平等的。可是，我这个“改正右派”享受了一次走资派的待遇。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牙齿被革命群众打掉，档案里记了一笔，有证可查，曾和我一起享受过革命群众铁拳头滋味的领导，出于关怀、照顾，同意在我“一望无涯（牙）”的口腔中安装牙托，并亲手签字：“同意报销”，我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

张先生的故事有滋有味，记之，以飨读者。

【补正】

不久，我约“57同学”严家伟先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茶座喝茶，向严先生“炫耀”这篇文章。严先生边看、边笑、边点头。突然击桌呼曰：“妙哉！妙哉！”

他说：我在南溪麻纺厂劳改时认得那个警卫员，那小子叫胡少清，和我很是友好，认识初始，胡小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讳莫如深，日子久了，向我敞开心扉，道其绝对隐私。胡小子长得身强体健，浓眉皓齿，很是性感，是赢得女人回头率最高的那种男人。可惜，命中注定，该他倒霉，是他的主子看上了他。或者说，是他不懂风月，不懂女人，不懂逢场作戏。或者说，不懂在权势女人身上谋取名利。或者说，是虔诚的宗教徒，被赤身裸体的“圣母”搂抱求欢，被吓破了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胡小子该倒霉。

俗语说，女人三十如猪，四十如虎。张西挺虽贵为书记，也是女人，又正当虎狼之年，徐娘已半老，风韵尚犹存，春心儿时时蠢动，常常向胡小子暗送秋波。一天，张书记沐浴净身毕，嗲声嗲气地叫胡小子送衣进室。胡小子撩开门帘，见书记光叉叉地望着他笑，被吓的三魂掉了二魂，七魄丢了六魄，转身就跑。煮熟的鸭子岂能让尔飞掉，书记快步如箭，双手箍住胡小子，喘着粗气的嘴巴，在胡小子的脸上抹口水。胡小子奋不顾身地捍卫自己的贞节，一边挣扎，一边求饶：“张书记，要不得！张书记，要不得！”趁书记的一只手抓他雀雀的当儿，挣脱紧箍，飞也似的逃之夭夭。张书记恼羞成怒，抓起电话筒向老公告状：“胡少清要强暴我！”川南王大怒：“弄他龟儿去劳改！”胡小子惊恐万状地过了几天，被张书记派住黄沙河劳改煤矿送信。汤粑打狗，有去无回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61年，刘、张两口子被西南王打成托派分子，从书记的宝座上滚了下来。刘、张书记倒台之日，正是胡小子翻身之时，胡小子从地狱一下子到了天堂，犯人成了管犯人的人。

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伟大领袖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刘、张一步登天，官儿做到四川王。刘、张权势如日中天之时，正是胡小子再次倒霉之日，又从天堂一下子被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管犯人的人再次成为犯人。可怜的是，这次当犯人不是上次当犯人那么轻松。胡小子多次被革命群众抓出来示众，批判、斗争，绳捆、索绑，被打得昏死几回。革命群众批判曰：“胡少清！你龟儿子色胆包天，胆敢强奸我们敬爱的张书记。我们要为张书记报仇雪恨，打死你龟儿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有个母的革命群众，拿起刀儿去割胡小子实施犯罪的雀雀，在他那个地方抓一把，一刀子下去……胡小子确有先见之明，裤子穿得厚，只是关雀雀前面的裤子杀了一个洞，雀雀有惊无险。胡小子年轻，身体结实，没折磨死，算他命大。

再三十河东，三十年河西。刘、张犯了反党乱军和形左实右的罪恶，被伟大领袖一脚踢下王位，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刘、张当犯人之日，又是胡小子再次翻身之时，犯人再次当了管犯人的人。

张西挺瘐死狱中，报应。胡小子尚在，已是老态龙钟，形如枯稿。

呜呼！哀哉！

【再补正】

张平中给我一本常正先生（孙昌震，57同学，已故）写的《张西挺其人》一书，书中有胡少清的故事，原文摘抄，对本文再补正。

文章写道：胡少清，江安人，从小替人放牛，当然是穷苦人出身，“解放”后参军，1950年入团，1953年入党。1954年从宜宾茶厂调到中共宜宾地委给刘政委当警卫员。他历次的鉴定表上都写有“忠诚可靠，工作积极”的评语。在刘家担任警卫员期间，做饭、带孩子等家务劳动都有的做。小伙子精明能干，机关干部都喜欢他。25岁的小胡与段姓保姆的女儿恋爱，不仅两情相悦，而且门当户对。就在小胡张罗结婚的这年8月9日半夜，突然被两个公安人员押送到象鼻机床厂。临行前支部书记田禾通知他说：你已经开除党籍，到劳改单位后要老实改造，如果乱说乱动，还要加重处罚。不久，他又被解押到乐山中川铁厂（26号信箱）劳动教养，其罪名是“因失密不安心工作，利用工作时间乱讲恋爱。”

胡少清失了什么“密”呢？所谓“乱讲恋爱”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那么，到底什么原因使这个年青的共产党员身陷囹圄呢？

据胡本人交待：

7月的一天夜晚，他正躺在床上做爱情梦，张书记喊“小孩尿床了！”他赶忙去收拾。张书记娇声娇气地对他说：“刘政委出差了，今晚你就在我的床上睡吧！”他大吃一惊，吓出一身冷汗，推说床上有尿臭，赶快跑回自己的寝室睡下，心里还砰砰乱跳。张书记又撵到他的床前如此这般，他装着睡熟不加理睬。张书记一腔欲火未能发泄，郁闷在胸，转化为愤恕。自此后，张书记经常找他的麻烦，这也不对，那也不是。刘政委回来后，他向刘政委请求调动工作，刘政委当然不知底细。有次吃饭时，张书记故意责问他“味精怎么不见了？”他不安逸，嘟哝说：“难道是我偷了”。张书记趁机向她老公说，你不在家，他钻进房间企图强奸我。他不得已向刘政委汇报真实情况。那知，刘、张两口子硬是逼着他写检讨，逼着他承认企图强奸张书记。当夜，他就被公安机关逮捕了。

陈××是市委机关通讯员，在部队时曾立功两次，因为他很会做菜，张书记叫他为自家买菜下厨。胡少清突然消失后，许多人深感奇怪，平时与小胡耍得热烙的通讯员们纷纷向陈老头打听，奈何陈老头根本不理答。一天，人民银行的通讯员再三纠缠，陈老头说了一句：“小胡犯错误，半夜遭逮捕走了。”没料到一句话竟成了爆炸新闻，很快传遍地、市两级机关。陈老头立即被传讯，吓得服毒自杀，经医院救活后，又被市公安局拘禁三个月零九天。预审员每次审讯都要他坦白和那些人来往，谈过些什么？陈老头一日三餐为张书记一家奔忙，有什么时间和他人往来，他也交待不出什么名堂。预审员最后指定要他交待泄露过那些重大机密（审讯人员自己也不知陈老头的案情，犯了什么罪）。可怜陈老头说不完的交待，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眼泪。后来张书记确认他没泄露她勾引胡少清的丑事，才叫公安局把陈老头送往黄桷坪农场监督改造了事。

【补充】

我们宜宾人张戎女士，就是写《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那个张戎，她写有一部书《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其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章里描写了“挺”夫人勾引她父亲的事。她的父亲是宜宾专区的专员，1953年她的母亲任中共宜宾市委宣传部长。张西挺升任中共宜宾市的党委书记，她的丈夫刘结挺是中共宜宾地委第一书记，在张戎的书里称张西挺为“挺夫人”。当年张戎的母亲分娩住院，她写道：

我姐姐和俊英娘娘此时住在乡下俊英娘娘的朋友家，于是家里空荡荡的，只剩我父亲。一天“挺”夫人登门汇报工作。过了一会儿，她说头晕，要躺一躺。我父亲扶她躺到一张床上，她乘势把他拉向自己，想吻他。我父亲立刻挣脱开，快步走出房间，边走边说：“你一定是太累了”。不一会儿，他又进来了，显得很激动。他端来一杯水，把它放在床边方桌上说：“你一定知道我很爱我妻子。”在“挺”夫人来不及做任何举动，说任何话时，他又匆匆离去，并顺手把门关好。杯子下面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共产主义道德”。

儿天以后，我母亲出院了。当她抱着襁褓中的儿子跨进家门时，我父亲劈头第一句话是：“我们得马上离开宜宾，越快越好。”我母亲难以想象何事要这么紧张。他于是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并说“挺”夫人盯上他已有一段时间了。我母亲最初的反映是惊愕多于愤怒，觉得“挺”夫人怎会是这样的人。停顿了一会儿，他问：“为什么要忙着走呢？”我父亲说：“她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女人，我怕她会再找我。而且她报复心很强，我担心她会伤害你。这很容易，你在她手下工作。”

“她真的这么坏？”我母亲问。“当然我听过人家说她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牢里时，曾勾引过看守。你说，她真会对我下手吗？她可是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

张戎写了她父亲向她母亲讲了前任苏专员的事。

苏专员是老红军，不喜欢“挺”夫人，嫌她太轻佻，“挺”夫人恨他，利用自己丈夫的权位对苏先生展开报复。

苏先生的部下有个女工作人员，是已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挺”夫人要这个女人写报告，说苏先生要奸污她。这可是不可宽恕的罪过。苏先生曾向党中央写过一封信，反对一项政策，“挺”夫人就拿这件事说他反党。苏先生被撤职，调离宜宾，后来几次向中央申诉，都未能官还原职。张戎的父亲还举了其它的例子，反复说：“走为上策。”第二天张戎的父亲就到成都，找到李大章省长，调到省里做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逃出了刘张两口子的魔掌。

【再补充】  

我突然发现张平中看东西，将视物拿到距离左眼10厘米处来回晃荡。我说：“你是近视眼嘛，去配副眼镜嘛。”

张平中说：“啥子近视眼嘛，我是独眼龙。你没发现我的右眼是假的吗？”

他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人民对我实施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群众抓我出来斗争，说我的眼睛只往右看，不向左看。于是，将我的右眼打瞎，留下左眼看世界。改正后，又当了干部，为了维护党的干部形象，我才到成都华西医院安装了假眼。

我笑道：“你又享受一次走资派的待遇”。

他愤慨地说：“那天挨斗争的全是黑五类，没有走资派。我拿起发票兴冲冲地去找领导签字。领导说：‘你的眼睛又不是陪我挨斗打瞎的，怎么能给你报销呢？’”

                                                 2007年6月

*注：1958年吕逢全被押往重庆市北碚新生园艺场劳动教养，改正后曾任中共宜宾市市委书记。

注：本文经张平中看过。

一篇小说 一本书和一个人的命运

袁  凌

9月7日，我在朝阳北皋村东方养老院的病床上，见到了79岁的周培桐先生。

眼前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双腿患旧疾不能伸直，始终只能侧卧蜷曲，还会间歇性抽筋。床下沿挂着一个尿袋，插着尿管。在与笔者交谈的过程中，他的记忆已经有些前后混淆。

但他在等待，等待一本书的出版，是他在右派生涯中用多年时间翻译的一本西班牙小说，叫做《卡斯蒂尔的队长》。由于这本书看来缺乏市场价值，他的心愿能否实现还属于未知，子女和故友正在艰难的争取中。

查阅这本书，目前尚无中译本，但在美国上世纪四十年代，曾经改编为电影《常胜将军》，成为当年十大卖座电影之一。题材是反抗暴政的故事。

在周培桐老人的讲述中，这本书正是他打成右派的原因。但经向别人求证，周老师打成右派的真正原因是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受整风之初的活跃气氛感染而写，以苏联批判现实主义的笔法，讽刺当时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位“左棍”领导。中央戏剧学院是周老师的母校，当时周培桐已经毕业，在文化部艺术局上班。这篇小说投到了文艺报，尚未发表时风向陡转。根据周培桐同学倪竞雄讲述，当时上级找到周培桐，要他为这篇小说写个检讨，就算过关。但周培桐坚持没有错。结果被打成“用小说反党”，划右派，下放到青海，内控使用。

当时在青海文联，周培桐干的是最苦最脏的活，比如掏厕所等。后来下放劳动，一次拉水车在雪山上摔倒，水车从身上碾过去，双腿压伤，当时没有好好治，医生告诉他老了会残疾。

在反右之前，周培桐谈了一个女朋友，打成右派后就分开了。在青海，周成了家，但文革来临时，周培桐被开除了工作，只能打临时工，为了让妻子有个更好的生活，他选择了离婚，妻子嫁给了一个出身贫农的干部。周培桐说，他干过十几种临时工，力气活、脑力活都有。文革后期，周被安排到天津一个厂里烧锅炉，直到拨乱反正后落实政策。烧锅炉期间，周痛感文字惹祸，曾假装文盲，但档案上表明了他的外语水平，曾经“废物利用”翻译进口产品上的外文商标。

落实政策之后，周培桐回到文化部工作，但他始终觉得不习惯那里的环境，终究回到中央戏剧学院从事研究，曾经和人一起主编过莎士比亚辞典。在此期间，他照顾一个精神上有残疾的女性，出于负责任，后来跟这个女子结了婚，以后妻子逐渐精神残疾发作，直至去世。周培桐承担着照顾妻子的重任。

妻子去世后，周培桐和在天津厂里一块劳动的难友，右派杜某住在一起，因周腿脚渐渐不灵，杜照顾他的生活，直到后来女儿考虑到护理之便，将其送入了养老院。

眼下在病床上，周培桐唯一的牵系是《卡斯蒂尔队长》的出版。但这件事却显得如此艰难，遍寻出版社，没有原意出这本“没有市场价值”的书的。而在周培桐看来，这是一本每个人看了都会喜欢的书，它充满了传奇，批判的是极权。

周培桐的女儿说，等待这本书出版，是周培桐活下去的支柱。在周老师的枕边，看不到与文字有关的东西，甚至他一时已经想不起原著者的名字，因为，那些文字已经成了他的残废的、受着病痛的身体。

关于“右派”的组成

子  乙

     我既提出这个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讲述，这对即将到来的“反右”彻底平反有重要的意义：

    （1）整个“右派”纯属毛为建立中共专制独裁，对受害人的诬蔑，“反右”是一次对民主的无耻背叛，他所定下的“六条标准”给中华民族带来政治、经济的破坏必需彻底清算。

    （2）“右派”原指共产党内的划分，矛头本应指向共产党内，但为了把打击面扩大，他把出身定为“右派”划分的重要标准，产生了“五类”这个“奴隶”阶层，从此中国老百姓人人禁言，媒体禁声。

    （3）因此，“右派”基本上分成了两大类型，一类“共产党原型”，基本上包括了共产党共青团内，和民主党派的下层和文化教肓界知识份子，他们有一定政治主张；与中共具有先天联系；另一类便是按家庭出身为主要标淮的“社会另类”，当时他们几乎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意识，是一群纯粹无辜的无知者，他们人数最多，这些“初生牛犊”在认识毛泽东的诡计后产生的冤恨很朴素也最坚决。

    （4）紧接着反右，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完全是一场违反经济规律违背民意的，好大喜功瞎折腾，对这场灾难，首先起来反对的，恰恰是“初生牛犊”们，他们对中共的反抗最坚决，没有任何顾忌，但由於无知也更无道德约束，他们中出现的败类也更无耻。

    （5）至於右派中出现的“告密”，“出卖”等等反人类道德的现象，这只能归罪於毛泽东对社会道德的破坏，对人性疯狂扭曲的结果，使优秀的传统道德观念“礼义廉耻”，失去了对人的约束。

    （6）但是恰恰因此而出现对原先崇拜偶像的逆反，出现宁可为真理和真实敢於向暴虐中共的反抗，这就是林昭，陈力等能以身同专制制度搏击的原因，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它才值得《血纪》所歌颂，这些英烈应同谭嗣同，秋瑾一起记载在中华民族的青史中。

                                                2010年10月

友谊回声

周永熙来信：

各位：你们好。

    我是周永熙，值此中秋来临之际，特向你们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

    今天作为礼物发给大家的是《郭堡你可曾记得》回忆录首集的两种电子版本。我将发给每一位我有电子信箱的郭堡战友或其亲人，但近年有些信箱可能有变化，故希望已收到此信的知情的战友，也能代我再转发。

    其中一本是首集的doc版本，这个版本可以选用其中的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章，如果你有朋友编着有关五七的书籍和刋物，希望你将这个doc版本寄给他，以便供他选用。如是你自己希望精选几篇给自己的亲友，也可从中选取。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段混混沌沌的历史。

    另外一本是回忆录首集是pdf版本的电子书，这是不可变动的版本，便于保存和阅读，现也一并发上，也希望你能派上用场。

     在首集的前言中我略添了十几个字，其它未作任何改动。

     我们这首集、续集两本回忆录印成书也有一两年了，据一些有关的读者反映，认为这两本回忆录，还是有一定份量的，反映了当时的一段真实的历史，特别其中文章绝大部分都是由当事人或已故战友的亲人所亲笔撰写，更有其特别的意义。为此，我也感到十分欣慰，我非常感谢七年以来所有郭堡战友的大力配合与支持。今年我也八十有二了，已成了名符其实的“八○后”，在余生这一段日子能为大家做一点事，而且能收到预想的效果，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高兴呢？

     想出电子版也已有两三年了，前些时终因我这方面基础太差而未能成功。最近一个月，我因病住院(肠子里可能有什么玩意儿)，好在我家离医院很近，在等待开刀期间，我每晚都可回家，于是我全身心投入编排电子版的工作，现在，终于将首集编完。(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余慰明老大哥战友帮我扫描上去的)这两天正逢儿子到苏州来探病，他又抽时间帮我作了最后的整理，总算赶在中秋前发给大家。

     至于续集，我已托一位以前华东海军的战友帮我整理出doc版本的初稿，我想力争在开刀前将续集也发给大家，说实活，老年人的病痛是很难预期的，最可靠的办法是力争在身体状况自如的情况下完成，我相信有此可能。

     你们收到电子书后，希望给我一个确切的回音。

祝节日愉快，全家欢乐。                                                                                                      

                                              你们的快乐的战友 

                                              周永熙   1020-09-21

 丁弘给胡绩伟的信

     编者按：这是原江苏《南通日报》总编辑“关于党的名字”给绩伟老的一封复信。现发在这里，供大家研究。

尊敬的绩伟老：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您老一再垂询，她源于共产国际是肯定的。陈独秀本想叫社会党，李大钊当时的思想，也是倾向于社会党。这从他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主要是介绍了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两部分。而对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付之阙如。对其阶级斗争是否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存疑。他把阶级斗争总是写成“阶级竞争”，明确指出，斗争总是破坏着人类的文明。感情倾向欧洲社会党。但他对党的名字，还是迁就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1920年4月，国际派来了维经斯基四人，推动中国的建党工作。先在北京通过北大的俄语老师找到了李大钊游说，会谈多次。李大钊说：“此事太大，您还是要到上海去找仲甫先生（陈独秀）。”

在上海，陈希望党的名字叫“社会党”，一时僵持不下。他致函李大钊慎重商量。李说，还是尊重“国际”的意见吧。这样定了下来。

这样，党上了第三国际的船，作为他的一个支部。任务是消灭私有制，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这脱离社会的实际情况，分析下来，一是有“十月革命”的误导，二是他们拿来大量卢布，当作自己的事做。这种物质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解密的苏联档案中，留有详细的支出帐目。

如此定名为“共产党”的根据，出处何在？

四本不同作者的《陈独秀传》，都涉及这个问题，说法大同小异。任建树先生的《陈独秀大传》有代表性，注释中（P 218）指出，见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和《一大前后》。

似为孤证，但当时建党只在个别人之间秘密进行。问题是，张是建党者之一。陈独秀写去北京的信说：“建党之事，在北大只有跟您和守常先生两人可谈。”他给李大钊的信，也是由张转交的。

1920年下半年，张申府赴法国学习，陈独秀写介绍信，委托他到法国，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建党。这是在一大的前一年。所以，他是一个参与建党的人。

几位《陈独秀传》的作者，都为他的陈述深信不疑。

我理解，胡老一再提这个问题，是促进我们思考。共产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还是作为一个动词，应该共什么产，以及这个名字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是否相应。

敬祝您老健康长寿！问候狄沙同志！

丁 弘 2010-08-22

附言：由此可见：1，党是在苏联人的推动下建立的。2，幼年时代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是“国际”哺育的。3，党的任务（纲领）是消灭私有制，并不反映社会的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并不吻合，到今天也不行。毛的时代（1949-1976）是这样做的，后果不良。马克思与时俱进，早否定了这个意思。

美国难友雷一宁来信：

     《往事微痕》编辑：

     你们准备出一期“北师大专辑”，不知此事进行得如何？周沙白在写一篇关于北师大反右的文章，也许该写完了，你可打电话问问他。他的电话号（027）82633265，他不会电脑。

     我有三篇文章，可否在“北师大专辑”中采用：

     （1）一份通讯摘录，约三万九千字。在我们的《不肯沉睡的记忆》出版前，为了动员有关的人写回忆录，我写了几十封信，这“摘录”就是部分主要的回信，从中可看到我们编写此书的目的，我们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及我们遇到的种种困难……

     （2）我最近完稿的《北师大在1957》，约两万字。文章较全面地记录了北师大在1957年所发生的事。在官方对本单位反右运动仍讳莫如深的现在，发表出来，也许会得到知情者的补充和核实，这也许不失为寻找历史真相的一种办法！

    （3）当年一个整理了“右派罪行”的同学写的文章（4千5百字），可说是现在仍十分难得的“道歉和忏悔”，是他本人在《不肯沉睡的记忆》出版后主动寄给我的。

     我们的《不肯》出版后，有一种反应说此书给我们的难友造成新的伤害，我知道那主要是因为在书的附录中有几篇当年的“批判文章”，而我们对这几篇文章的“反批判”很不够。本来我打算在出《不肯》的续集时加以补救的，可现在看来此续集的出版遥遥无期，因此，几年以来这一直使我很内疚。现在，我之所以要把这三篇文章请你代为刊出，就是要对我的“内疚”有个交待，有个弥补，我绝对不愿意伤害我的难友。

     最近我身体不够好，你呢？还好吧？年龄不饶人哪！好久没有黄河清的消息了，他怎么样？但愿上帝保佑你我他，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