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交流，免費贈閱               2010年10月5日 北京印製

拒絕遺忘    正視歷史 支持改革    促進民主

《往事微痕》 小編導讀：

總第60期 2010年第24期 2010年11月5日

 

▼薄一波臨終前口述一封致胡錦濤暨中央委員會的信,薄一波遺囑——關於執政黨;薄一波遺囑——關於中共的腐敗;薄一波遺囑——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楊繼繩新作：哪裡“人民”叫得最響，哪裡的“人權”就最差。 ▼我的吶喊：紀念反右派運動五十三年；縱觀‘反右派運動’的全過程。 ▼走出“無產階級專政”的誤區:“專政”使執政黨自身陷入危機,改革“專政”體制，是否會導致社會動亂與國家分裂? ▼被公眾遺忘 40 年的王佩英,影片放到王佩英 17 歲的少女時期，友人感嘆：“美女啊，確實是美女”七年殘酷迫害，寧死不屈.為了怕王佩英說話，“革命者”們用石頭塞滿她的嘴巴，致使其下巴脫臼，“把下巴都卸了”。這還沒完，押她的人還用細繩死死地勒住她的咽喉， ▼張平中蒙冤受難的經歷,眼前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雙腿患舊疾不能伸直，始終只能側臥蜷曲┄

北京義工“飯醉” 【短訊】 八十二歲的革命老人尹老師於2010年9月12日在北京西一家中餐館包了兩桌佳餚，邀請《往事微痕》在北京的義工“飯醉”了一次。《往事往微》的支持者，著名作家、學者辛子陵夫婦出席了宴請，雲南省昆明市的審計專家、《往事微痕》忠實讀者來京公幹的程女士和《大遷徙》作者謝朝平夫人李瓊也出席了宴請。席間辛子陵先生作了簡單的講話。《餐後大家一起合影，然後依依不捨地散去。

 

目   錄

革命老人尹老師慰問《往事微痕》北京義工.... 3

薄一波遺囑——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3

李  銳：功勞蓋世罪惡滔天... 4

辛子陵：學習習仲勛，寄望習近平... 10

楊繼繩: “人民”？要“人”，不要“民”！... 16

石天訶：走出“無產階級專政”的誤區... 20

盧盛國：我的吶喊... 37

周元川：從鄧小平的反右報告說起... 49

秦  暉：極左、左派、右派、極右的區分與現狀... 51

張顯揚：“反右”鋒芒所向首先是“中間路線”... 60

王書瑤：“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反歷史的... 65

施紹箕等：上海交通大學五七老人 要求母校補償反右的信
           （附上海交通大學的回覆）... 69

天蒙堅：天地有正氣... 70

林先君：也談“右派分子們的所失與所得”... 74

鐵  流：報復殺人犯熊光祿... 76

賀承業：閒言二則... 82

李昌玉：駢文大家錢明鏘... 83

查建國：給右派二代的一封公開信... 90

羅鐵夫：張平中蒙難記... 92

袁  凌：一篇小說 一本書和一個人的命運... 102

子  乙：關於“右派”的組成... 103

友誼回聲：.... 104

革命老人尹老師慰問《往事微痕》北京義工

八十二歲的革命老人尹老師於2010年9月12日在北京西一家中餐館包了兩桌佳餚，邀請《往事微痕》在北京的義工“飯醉”了一次。《往事往微》的支持者，著名作家、學者辛子陵夫婦也出席了宴請，雲南省昆明市的審計專家、《往事微痕》忠實讀者來京公幹的程女士和《大遷徙》作者謝朝平夫人李瓊也出席了宴請。席間辛子陵先生作了簡單的講話，他首先肯定《往事微痕》辦刊的十六字的方針和“三真”的工作宗旨，認為它記錄了一段中國真實的歷史，為後人研究1957年的“反右鬥爭”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材料。這是一個貢獻，一個很大的成續。《往事微痕》義工燕遯符代表大家致了答謝。餐後大家一起了影，然後依依不捨地散去。

薄一波遺囑——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這是薄一波臨終前口述一封致胡錦濤暨中央委員會的信，全文一千二百多字。信不信由你： 

錦濤同志、中央委員會∶

今天的危機現在看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能說鞏固。搞改革開放是正確的，不改革、不開放，不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可能已經亡黨亡國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暴露一個同樣致命的問題∶執政黨自身建設解決不好，就會失去人民群眾的擁護，人民群眾就會要求共產黨下台。立黨為公、以民為本，可以理解是共產黨和共產黨幹部權力來自憲法規限，是人民賦予的。現在，黨組織、政府部門濫權、越權、特權、侵權，情況十分嚴重、十分普遍，引起社會、人民群眾的義憤。執政黨如果不能正確處理好權力和權力受到制約，這個政黨就會腐敗、變質，直至亡黨。黨內瀰漫着講假話、講空話、講大話。瀆職、失職，是有法可依追究的，有規可依處理的，為什麼要放縱？省長、部長、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在法律面前是沒有特殊的，在黨紀、規則面前，是沒有特殊地位的。黨內等級觀念、特權意識，是阻礙國家發展進步和構建和諧社會的。

看了多份文件披露∶一年全國公費揮霍三千多億元。一個省揮霍百多億元（編者按∶廣東省二○○五年公費揮霍四二一億元），要比歐盟任何一個國家的公費開支高三、四倍，這是侵吞國家資產，掠奪人民財富的行徑，是製造亡黨亂國，靠會議上講、文件上警告，是難以改變的。陳良宇問題被揭發，是對的。為什麼他能在上海搞獨立王國？三百多封舉報信，為什麼被打入冷宮？監督機制到哪裡去了？組織部、紀委、書記處、中央政治局的作用呢？我建議∶中央政治局成員就陳良宇事件作出反思。失敗、亡黨，都出在內部的變化。 

功勞蓋世罪惡滔天

——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序言

李  銳

本文提要：

“在意識形態改革中，要以胡錦濤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為總綱，以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會主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以及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基礎，吸收社會民主黨民主執政、廉潔執政和縮小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體勞動差別）的治國經驗，構建與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諧的意識形態，形成一套完整的、適宜國情的執政理論。這一理論體系應命名為民主社會主義理論，載入黨章和憲法；從今以後，不再把任何人的名字列入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以消除個人崇拜的遺風和影響，建立改革派的話語權。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社會民主黨，參加社會黨國際，以繼承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會民主黨歷史源流，確立改革派的歷史正統地位，讓國人耳目一新，讓世界耳目一新。走了這一步，對於統一中華，對於改進中國與歐盟、美國、俄羅斯和一切民主國家的關係，將發生重大影響，為中華騰飛創造最好的國際環境。”（《結束語》）辛子陵這些建言，屬於黨和國家發展的大戰略。關於消除個人崇拜的遺風和影響，建立改革派的話語權問題，特別值得重視。

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如同扭秧歌一樣，不能一往直前地前進，究其原因，就在於“左”的干擾不斷，總是有人說三道四，甚至興風作浪，打着毛澤東的旗幟，攻擊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根據鄧小平遺言，把評毛引向深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重大突破，徹底打碎了毛澤東留下的所謂“反對修正主義道路”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兩道唬人的緊箍咒，為改革派爭得了話語權，爭得了歷史正統地位。從今往後，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氣壯地推進改革開放事業，再也用不着打“左”燈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筆，兼有評論，尤其《導言》和《結束語》的理論闡述，極有說服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該書《結束語》明確指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暴力社會主義的惡性發展。大躍進三年，全國有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被活活餓死。損失約一千二百億元。文革十年，照葉劍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一億人，死了二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五千億，浪費和減收共計一萬三千億人民幣。從新中國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萬人以上，經濟損失一萬四千二百億元。近三十年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為六千五百億元，兩次大折騰的損失，是我國前三十年基建投資總額的兩倍多。就是說，本來可以用於建設國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寶貴資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澤東折騰掉了。這就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建設國家的總成績單。”以這個“總成績單”為依據，作者的結論是：毛澤東過大於功，倒三七開，是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

我一九七九年初回到工作崗位時，曾經說過：毛澤東功勞蓋世，罪惡滔天。前者指革命，後者指執政。讀者看本書第十八章《共產主義地獄》（上）、第十九章《共產主義地獄》（下），就會理解“罪惡滔天”所言非虛。毛澤東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一九四九年取得勝利。但這蓋世的功勞，比起他執政後給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災難來，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一九八○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第二個《歷史決議》討論會，我參加了這個會。對毛澤東的是非功過問題，四千多名高級幹部中相當多的人是這個意見。鄧小平作為一個黨的老領導人，為了引導全黨全國人民從個人崇拜的迷誤中走出來，又避免黨的分裂，他在講話中肯定毛澤東的功勞是第一位的，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建設社會主義。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對團結全黨初步糾正毛澤東建國以後的錯誤，扭轉原來的歷史錯誤路線，使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正道，是起了歷史性作用的。我曾經在文章中說過，這個《決議》是總結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開始。《決議》是鄧小平主持通過的，只着重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作者在書中記載，十二年以後，鄧小平在上海會議上坦誠地說：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歷史是不實的。不少同志是違心地接受的。歷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面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面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面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着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

——鄧小平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鄧小平不認為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是對毛澤東的最終評價，把重新評毛問題留給後代去解決。儘管《千秋功罪毛澤東》作者遵從鄧小平的遺言，可能書中有關評述，仍會在中國政壇引起震動，有人會有石破天驚之感。這本書的問世，使我們又看到了那個荒唐、混亂和血腥的年代，對留戀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思潮的遏制，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自有極大的意義。

本書在理論上有建設性的貢獻。有關《共產黨宣言》發表後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發展，在《結束語》中作了提綱挈領的梳理。作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青年時代是共產主義者（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加上暴力革命手段），而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他們解散共產主義者同盟後，沒有建立過共產黨，在他們指導下建立的是社會民主黨。“共產主義”是被他們晚年拋棄了的口號。列寧同第二國際的爭論，第二國際是正確的。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考茨基、盧森堡、普列漢諾夫對列寧的批評是中肯的。第二國際所屬政黨，百年來堅持馬克思學說的正確方面，沒有對資產階級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通過議會鬥爭、工人運動，走改良主義道路，從而推動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不斷變化，在消滅三大差別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正統。《共產黨宣言》誤導了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這些偉大的使徒，這些偉大的使徒又把《宣言》中的空想和暴力發揮到極端，誤導了第三國際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黨和人民。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和失敗，是因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從根本上就錯了。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和私有制，無論遭到多大誤解，無論怎樣被妖魔化，最終都會被人類認同的。人類就是這樣不顧平等、正義的呼喊，脫離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後，在科學、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是不能消滅的，消滅了還得請回來。這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留給後世的最根本的教訓。

新民主主義屬於民主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可說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堅持毛澤東思想，即珍視新民主主義。一九九一年由鄧小平題寫書名的《毛澤東選集》，只包括前四卷，而不包括第五卷以後的著作和講話，就是這個意思。作者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將像今日歐洲那樣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文明、公正和諧的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是服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遺教，繼承新民主主義革命傳統，徹底脫離蘇聯模式，回歸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定位。”（《結束語》）這個“定位”為黨和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轉軌舖平了道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三面紅旗”都沒有丟，但又徹底擺脫了“左”的意識形態的羈絆，拋棄了誤導中國三十年，給國家帶來貧窮、動亂和專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開放的錯誤理論——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的極左教條。

作者建議：“在意識形態改革中，要以胡錦濤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為總綱，以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會主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以及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基礎，吸收社會民主黨民主執政、廉潔執政和縮小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腦勞動差別）的治國經驗，構建與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諧的意識形態，形成一套完整的、適宜國情的執政理論。這一理論體系應命名為民主社會主義理論，載入黨章和憲法；從今以後，不再把任何人的名字列入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以消除個人崇拜的遺風和影響，建立改革派的話語權。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國社會民主黨，參加社會黨國際，以承續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會民主黨的歷史源流，確立改革派的歷史正統地位，讓國人耳目一新，讓世界耳目一新。走了這一步，對於統一中華，對於改進中國與歐盟、美國、俄羅斯和一切民主國家的關係，將發生重大的影響，為中華騰飛創造最好的國際環境。” （《結束語》）辛子陵這些建言，屬於黨和國家發展的大戰略。關於消除個人崇拜的遺風和影響，建立改革派的話語權問題，特別值得重視。

關於改變黨的名稱問題，可能會引起驚駭。這是真正的與時俱進。孫中山領導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開始叫同盟會，建立民國後為適應責任內閣的需要，與幾個小黨派聯合改組為國民黨，袁世凱篡國稱帝，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改稱中華革命黨，護法戰爭中為強調正統又改稱中國國民黨。據曾在延安擔任美軍觀察組成員的謝偉思回憶，一九四四年八月，毛澤東與他談話說：“為了與美國的合作，共產黨人還考慮過要不要改變自己的名稱的問題。”[1] 鄧小平在晚年與高級幹部談話時也說過必要時改變黨的名稱。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是社會民主黨。發表《共產黨宣言》時並沒有共產黨，這個文件本來叫《共產主義宣言》。[2] 共產黨這個名稱是“腰河裡發水” ── 一九一八年列寧與第二國際鬧分裂才叫響的。既然消滅私有制的整個理論體系錯了（詳見本書《結束語》第一部分，這裡不展開論述），目前我們經濟中出現了私有制，在憲法中又有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款，作為執政黨仍叫共產黨就不合適了，還準備“共”誰的產呢？！

我常說，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從歷史和實踐來考察，馬克思主義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我們過去是怎樣執行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應當怎樣發展，我們都搞清楚了嗎？長期以來，假馬克思主義大行其道，而真馬克思主義卻蒙上了“修正主義”的灰塵。這主要是文化專制主義在作祟，它來源於政治專制主義。一黨專政導致思想意識形態定於一尊，而這個“一尊”，又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理論中的錯誤部分。理論界不少人在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我又一次從辛子陵的書裡找到了知音。原來我們在改革開放前所搞的窮社會主義，執行的是被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中錯誤的東西，是恩格斯晚年承認“只是一個幻想”[3] 的那些理論和主張，而把它正確的東西當作“修正主義”批了幾十年。儘管作者回答得有些簡約，但抓住了問題的根本，給人們提供了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的線索。

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我們曾長期“一邊倒”，走蘇聯式的道路，實行暴力社會主義，消滅私有制，消滅資產階級，越搞越窮，失敗了；改革開放後，實際走瑞典式的道路，實行民主社會主義，保護私有制，團結資產階級，取得了巨大成功。儘管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前進，導致腐敗叢生等嚴重問題，但瑕不掩瑜，主流是好的，只要堅持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是不難解決的。這個成功表現在二〇〇三年創造了高於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勞動生產率。據國家統計局計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相當於二○○三年十一天的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新制度戰勝舊制度、正確路線戰勝錯誤路線、民主社會主義戰勝暴力社會主義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

鑑於過去犯過的錯誤和今後應走的道路，我在近年來寫的文章中，常談必須弄清楚三個有關的問題：一是人類歷史的發展、文明進步究竟依靠什麼？載入憲法的馬列主義等“理論領導”應如何認識？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起過的作用及其同國家的關係，黨應當怎樣執政？這本書的內容同這三方面的問題都有涉及或解答。交談中辛子陵講了個政治笑話：一個中國人去德國特利爾城參觀馬克思故居，問看門人：“你們德國出了馬克思，為什麼不信奉馬克思主義？”看門人說：“馬克思是大學問家，他留下兩本經典，一本窮馬克思主義，一本富馬克思主義。聽老輩人說，上個世紀，有個叫列寧的人很厲害，把那本窮馬克思主義搶走了，而且撂下話，不許我們信馬克思主義。我們只剩下一本富馬克思主義，也不爭什么正統，反正日子過好了，偷着樂吧。”這個故事很值得我們深思。我們應當信奉能促進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發展的富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而與窮馬克思主義——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徹底告別。            

                                                2006 年 4 月

學習習仲勛，寄望習近平

辛子陵

 習仲勛有兩個特點，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老一輩共產黨人能做到這兩條的，真如鳳毛麟角，所以贏得了我的敬重。一九四七年末和一九四八年初，在貫徹《中國土地法大綱》實行土改的過程中，各解放區普遍發生了左的傾向。作為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最先發現了問題，並以極大的勇氣出來反左，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了報告：

 由於義合會議（註：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西北局在綏德縣義合鎮召開的土改工作會議）潛伏着一種左的情緒（即不對的一種浪頭），由於晉綏的直接影響，土改一到農村就發生極左偏向。凡動起來的地區，多去強調“貧雇路線”，反對所謂“中農路線”，都是少數群眾（不是真正的基本群眾）起來亂鬥、亂扣、亂打、亂拷、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最嚴重的是葭縣，有幾個村莊連貧中農的東西都一律沒收。幹部家屬倖免於斗者很少。張達志（註：張當時任蒙綏軍區副政治委員）家中也被斗，弟弟被吊打索銀洋；有的烈士家屬掃地出門。有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還有用滾油從頭上澆死人的。葭縣亂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塗。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壞得精光。在機關學校中也發生左的事件，如邊保的馬夫起來斗馬夫班長，也叫貧僱農翻身。如綏德干小把地主出身的校長夫婦（老黨員）趕走，整出十幾名都是八九歲的幹部子弟為狗腿子。雖則事不普遍，但影響所及，人心不安，鬧得農村極度緊張，死人不敢埋，人病無人醫，弄得大家都有顧慮。

習仲勛的信引出了毛澤東的一段著名的反左批示：全黨同志須知，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並不就等於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具體說來，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和鎮壓反革命五個政策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不加改正，我們就會失敗。

在解放初期的鎮反運動中，毛澤東規定的殺人指標是千分之一。習仲勛在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請示報告中說：西北地區有民族和宗教問題，應該更加寬大，建議在西北把鎮反方針修改為“寬大與必要的鎮壓相結合”，建議將殺人指標減少一半，減為占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五。毛澤東批准了習仲勛的請示報告。後來，在實際執行中，西北地區的殺人數字在千分之零點四左右。這就是說：西北比全國其他地區少殺了60%的人。青海著名的千戶項謙，一再發動暴亂。青海省的軍政當局準備派五個團去鎮壓。習仲勛說：絕不能打，藏民是游牧民族，游而不定，你把軍隊開去，他就跑散了，軍隊一走，他又集合起來暴動。他對當時的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說：不能打。請喜饒嘉措大師去做工作。喜饒嘉措是藏傳佛教的經師，藏學大學者，中共把他安排為青海省政府副省長。果然，喜饒出面勸說，多次暴動的項謙就不再造反了。後來，毛澤東在中南海當面表揚習仲勛說：“仲勛，你真歷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歷害。”

 習仲勛干的第二件反左大事是冒着第二次被打倒的風險，請纓創辦深圳特區，為渡改革開放之河摸到了第一塊“石頭”。

 因為小說《劉志丹》案件，康生誣指習仲勛為“黑後台”，毛澤東認定是“利用小說反黨”。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習仲勛被撤銷副總理職務，在洛陽礦山機器廠勞動改造十六年。平反後，一九七八年～一九八○年，習仲勛出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任廣州軍區第二政委。

 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廣東發生了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風潮。事態之猛烈，形勢之嚴重，是現在的人難以想象的。一九七九年一至五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數高達十二萬人，逃出的近三萬人。大陸和香港邊界線很有點像德國柏林牆。一九七八年香港農民收入與寶安農民收入的比例為３０∶１。寶安人均收入每年都在一百元左右。偷渡出港的勞動力一個月能賺一兩千元，寄個零頭回家都比村里集體分配多，又有僑匯優待，兩三年的匯款就能建座小洋樓。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全在報紙上，在大喇叭里。老百姓用腳投票，要離開社會主義，投向資本主義。據深圳地方史記載：當時，儘管寶安縣委書記方苞接連發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並調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晝夜巡邏，在廣深公路設卡，攔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兩年的時間，僅萬豐村一個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達到了1200人，其中一九七九年逃港的有320人，占全村勞力的50％以上。

 一九七八年七月，在偷渡之風初起時，習仲勛輕車簡從，到問題嚴重的寶安考察。站在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邊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寶安這邊茅籬草舍，冷落蕭條，心裡感到很難受，就對陪同考察的寶安縣委書記方苞說:“解放快三十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正是這種強烈而鮮明的感性認識，讓習仲勛對問題的根源有了明確的判斷：制止群眾性外逃的根本措施,不是增加邊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鐵絲網，不是把外逃的人抓回來嚴刑峻法，是改變大政策，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而不要管什麼“主義”，不要問“姓社姓資”。

 一九七九年四月，習仲勛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他在會上提出：“我代表省委，請求中央允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與重要的僑鄉汕頭市各劃出一塊地方，搞貿易合作區。”他還語出驚人地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搞深圳特區，不是先有中央的決策，習仲勛緊跟執行，是習仲勛主動請纓，中央採納了他的意見。鄧小平給的精神是：“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只有對幾十年的左的一套有清醒認識，不怕右，不怕當走資派的習仲勛，有這個膽識和魄力創辦特區。深圳特區是在“復辟資本主義”的攻擊聲中發展起來的。某元老到了深圳，痛哭流涕地說：“只剩下一面五星紅旗，全都資本主義化了。”但深圳的GDP卻從一九七九年的不到2億元（19638萬元），增長到二○○九年的8201億元。增長4100倍。私有制一合法，就產生了這麼大的威力。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深圳從一個貧困落後的邊陲小鎮發展成為一座經濟繁榮、環境優美、功能完善、法制健全的新型現代化城市，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蹟，按主旋律宣傳是充分展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實事求是地說，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把對面香港那一套搬過來了。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共產黨執政，發展資本主義。現在，深圳人不往香港跑了，香港人到深圳創業安家了。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頭羊，為全國開闢了道路，積累了經驗，樹立了榜樣。是習仲勛冒着二次被打倒的風險，衝破了三十年森嚴壁壘的左的閘門，為改革開放開闢了道路。全國各地幹部到深圳走一趟，就算摸到了“石頭”，就知道改革開放怎麼搞了。

 習仲勛干的第三件反左大事，就是維護黨章的尊嚴，跟老人們拍了桌子，反對非法撤換總書記胡耀邦。

 一九八六年年底，安徽﹑上海﹑北京相繼鬧起學潮。十二月三十日，胡耀邦提議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書記處拿出的關於當前時局的處理意見。鄧小平發脾氣，摔電話，拒不到會，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談話。

 一九八七年元旦，北京學生又爆發一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鄧小平家裡，陳雲﹑彭真﹑王震﹑薄一波緊鑼密鼓地策劃宮廷政變。胡耀邦還蒙在鼓裡。

 三個月以前已在中共十二屆五中全會上離開中共書記處的習仲勛，憑政治敏感已覺察到危機迫在眉睫，新年造訪胡府，寒暄之後提醒說：“耀邦啊，我在為你擔心！”胡耀邦不在意：“我嗎？不會有什麼，黨畢竟已經成熟了。”

 當天夜裡，胡耀邦辦公桌上的紅機子響起，是趙紫陽打來的：“耀邦，你現在幹什麼？”胡耀邦說：“還在研究學潮問題，我試圖尋找一種更穩妥的解決當前危機的新路子。”趙說：“我勸你先別忙着干別的，還是馬上找小平同志談一談，向他承認錯誤，檢討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爭取主動為好。”胡耀邦說：“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你讓我檢討什麼？”趙紫陽急了：“耀邦同志，現在黨內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眾望所歸的政治家﹑軍事家，我們應該儘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講，我們黨再也經不起窮折騰了，你難道願意看見我們黨再面臨一次分裂?”“再拖幾天就晚了，你還是儘快向小平同志認個錯，越快越好！”

 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趙的建議，求見鄧小平。談到分歧時鄧小平擺擺手說：“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範圍，我們之間沒有必要再糾纏了。我打算召開一次中央生活會，有什麼問題大家擺在桌面上來談，好好溝通一下思想嘛。”

 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顧問委員會的通知，到中南海小會議廳參加“生活會”。這個所謂“生活會”是政治局之上的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會議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開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檢討”。耀邦只講了一兩分鐘，彭真就打斷他的話，批判耀邦同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打得火熱”。楊尚昆接着說：“如果你想亡黨亡國的話，那你就去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結成聯盟吧。”王震說：“你胡耀邦要是不願意和我們走的話，你不必待在這裡了。”薄一波說：“耀邦整天到處亂跑，全國二千多個縣你都快跑遍了。你是黨的歷史上幾位主席﹑副主席﹑總書記能跑的最高紀錄。這不叫指導工作，而是游山逛景，譁眾取寵。”鄧小平說：“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讓辦公廳的人通知我參加，我偏不去！我在別人面前不敢擺架子，在你面前還是有資格的。”宋任窮說：“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對待小平同志的態度。”作為總書記胡耀邦，通知常委鄧小平參加常委會，竟成了大逆不道。

 兩天以後召開第二次“生活會”，政治局又有幾個人被邀請參加會議，其中有習仲勛﹑喬石﹑李鵬﹑胡啟立。李鵬先發言，他說：“由於耀邦同志放鬆思想領域裡的領導權，導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濫。”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辭職，王震認為彭﹑薄的意見代表了大多數同志的想法。只見習仲勛大義凜然，站出來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說：“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這場戲嗎？”他拍了桌子：“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是違反黨的原則的。你們開了這樣的頭，只會給將來黨和國家的安定團結埋下禍根。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干法！”耀邦急忙站起來勸說：“仲勛同志，我已考慮好了，不讓我干我就辭職。”

 胡耀邦晚年體會到世態炎涼，對習仲勛將個人沉浮置之度外的支持視為十分難得的友誼，銘刻在心。

 習仲勛一九八八年四月被選為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六四”以後，在一九九○年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上，指名批評對反腐敗的學生運動訴諸武力的鄧小平和楊尚昆。

 習仲勛一輩子沒犯過左的錯誤，沒整過人，連“牆倒眾人推”的事都不干，而且反潮流拍案而起，仗義執言，這是難能可貴的。希望我們黨內，習仲勛式的幹部逐漸多起來。

 習近平同志托乃父的蔭庇和自己的優良表現，進入了第五代接班人的行列，黨內同志有厚望焉。但最近以習近平名義發表的《堅決反對任何歪曲醜化中共歷史的錯誤傾向》的講話，使黨內同志和全國人民深感失望，使習近平的威信大受損失。這個文件是要從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倒退，重塑黨的“偉、光、正”形象。整個黨都“偉、光、正”了，毛澤東的錯誤當然就不能提了。所謂“要牢牢把握中共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是什麼意思？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鋪天蓋地的宣傳是：建國後十七年一直存在着“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在劉鄧資反路線下面，還分教育黑線、文藝黑線、體育黑線、科研黑線等等。那麼，毛澤東當政的這二十七年，“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表現在哪方面？由誰來代表？是毛的一方，還是劉、鄧一方？這給黨史工作者出了個大難題，批毛抑或批劉鄧，好像都不合適，左右皆非。妙筆生花的辦法是要毛劉鄧在馬克思的天國團結起來，聲明根本沒有兩條路線的鬥爭，把這事抹平。都是右派文人生事，醜化黨史，讓老哥仨掐起來了。劉少奇被迫害致死純屬謠言，判江青死刑緩期執行是繼承毛主席遺志，誰再提這些事就是醜化黨。難道是這樣實事求是，實現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嗎？請不要忘記鄧公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關於在下世紀初重新評毛的講話，不要忘記胡錦濤二○○四年七一前夕與萬里關於重新評毛的談話。

 黨內改革派希望習近平繼承令尊的政治操守，協助胡錦濤完成鄧小平關於重新評毛的遺囑。像令尊在深圳特區開闢改革開放的經濟道路那樣，有遠見，有魄力，有擔當，頂住壓力，啟用一批政治改革的人才，開闢政治體制改革的新局面。“十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的要發生，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變局，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的使命，我們（中共）不可能有退路。”。這是劉亞洲最近說的話。黨內軍內，有這樣一批力主政治改革的闖將，劉亞洲將軍是他們的傑出代表；習近平作為第五代接班人的領班，要把這批幹部使用起來，把這股力量聚攏起來，闖政治改革這一關，黨的生死存亡，國家興衰成敗，在此一舉。

 最低限度，希望習近平同志以先父為榜樣，一輩子不犯左的錯誤，一輩子不整人。在共產黨體制內從政，歷史形成的左的慣性太大，跟左不沾邊很難。所謂不犯左的錯誤，就是不推波助瀾，把自己當作防波堤，當左的浪頭襲來時擋一下，像令尊那樣，把殺人千分之一的指標，變成千分之零點五，最後執行結果是千分之零點四。一九八九年如果習仲勛當總理，定能找到避免流血的解決辦法。本着這個精神處理政務，即使你成不了最有作為的領導人，也是一個賢德的領導人。這就足以告慰仲勛同志英靈了。

                                        二○一○年八月八日

“人民”？要“人”，不要“民”！

楊繼繩

“人民”，這是當今用得最多的兩個字，每個人可以隨口說出上百個關於人民的詞語：人民日報、人民畫報、人民音樂、人民文學、人民公僕、人民政府、人民鐵路、人民醫院、人民警察、人民代表、人民幣等等。在網上搜索一下，在0.094秒內，就出現94,900,000個與“人民”相關的網頁。 怎樣理解這個時時見、處處見的詞呢？

“民”，是一個不好的字眼

什麼是人？這需要寫一本書來回答。我這裡不作深入的解釋，只是指一有血有肉、有需求、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

什麼是民？《說文解字》說：民，眾萌也。萌，草芽也。從字面上理解，所謂民，就是一堆草芽。《說文解字》在解釋氓字時說，氓，民也。萌，同“氓”。“氓”“民”互訓，二字通用。民，甲骨文有一個象形字，好像一隻眼睛裡插一把刀。郭沫若《甲骨文研究》說，“周代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 “周人初以敵囚為平民，乃盲其左目以為奴征。”由此可知，氓是奴隸，是低等平民。

據歷史學家劉澤華介紹，在戰國以後的文獻中，“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會等級中處於最下層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稱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級之外。《春秋繁露．為人者天》中說：“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民沒有任何政治主動性，只能服從統治，一味順上。

總之， “民”只是一片沒有長成的草，是敵囚，是奴隸，是社會的下層。“民”，是一個不好的字眼。

民既然處在社會下層，顯然是皇家大廈的基礎。所以，歷代皇家不能不重視這個基礎。從《盤庚》篇的重民、周公的保民、孔子的愛民、孟子的民貴君輕論，荀子的君舟民水論，到明清時期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的民本論，都希望君王重民。連暴君隋煬帝也高唱“民為邦本”。這些重民的思想並不是皇帝也講什麼民主，而是為了讓“民”平靜地“載舟”，不至於憤怒地“覆舟”。不管“民本”唱得多麼高，“君主是政治中唯一的最高主體，民本思想只是‘君道’的囊中物。”

孔子在《論語》中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裡把“人”和“民”是分開來。這裡說的人，應當是社會層，而民，是指被統治者。英文有the people，中文譯成“人民”。而people就是人，民族，人類。是什麼時候把“人”和“民”這兩個字連起來用，而成為一個用途極為廣泛的政治專用名詞――“人民”呢？什麼時候“人民”這個詞又變為地位崇高呢？這個問題有待歷史學家考察。

“人”一旦被抽象成“人民”，“人”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人民”是集合詞，這一集合，就淹沒了成千上萬的個體；“人民”是抽象詞，這一抽象，就抽去了一個又一個的生命。

“人”一旦被抽象為“人民”，就成了是沒有聲音、沒有面目、沒有形體的幻影。

“人”一旦被抽象為“人民”，就成了可以任意雕塑的大理石，可以把它雕塑揉至高無上的神，頂禮膜拜；也可以把它雕塑成鋪路石，踩在腳下。

“人民”這個抽象的幻影不能說話，不能表達意願，它必須有“代表”。“人民”沒有投票的手，“代表”當然不會是“人民”選舉的。社會上的強勢者才有資格說“我是人民的代表”。像皇帝稱自己秉承“天意”一樣，“代表”也稱自己秉承“民意”。 “秉承民意”的當政者，他就以“人民的意志”來行使權力。然而，什麼是“人民的意志”，只有“代表”才能解釋了。

抽象的“人民”被說成至高無上的神，神的“代表”就可以以神的名義折騰活生生的人。“人民”不能說什麼政策好，什麼政策壞。“人民的代表”才能夠決定一切，能夠對所有的人發號施令。“人民”是政治盲從的群體，是烏合之眾。在“大躍進”中，只看到“人民”起鬨，看不到“人”的理智。在文革中，只看到“人民”在搞“多數人專政”，看不到“人”的尊嚴和權利。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是抽象的，主人的位置也就被虛置，管家的“公僕”就成了真正的主人。

人民只能和領袖相對應。“人民萬歲”通常和“領袖萬歲”相唱和；“人民萬歲”是廉價的口號，而是“領袖萬歲”實實在在的個人崇拜。“偉大的人民”必然和“偉大的領袖”相對應；“偉大的人民”是泛之又泛的政治詞語，而“偉大的領袖”才是實實在在的可以享受權力盛宴的生命個體。在領袖眼裡，“人民”只是一個數字，領袖可以輕鬆地說：“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一定還要多。”

哪裡“人民”叫得最響，哪裡的“人權”就最差

按照伏爾泰“天賦人權”的說法，所有的人都應享受權利。不應當有一部分人剝奪另一部分人權利的情況。“人民”只是眾多的“人”中的一個局部，不是所有的人。由於“人民”不是“人”，就可以劃定哪一些人是“人民”，哪一些人不是“人民”。對那些不是“人民”的人，就可以剝奪他們天然權利，成為賤民。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說：“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隨着革命的深入，“人民”的範圍越來越小了。在國旗上，圍繞一顆大星的四顆小星中，代表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顆小星，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只剩下代表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兩顆小星。而在“農民”中，富農和富裕中農也不屬於“人民”之列。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這種情況更為突出。新華社記者郭超人提供的一個典型調查報告中說：1979年，四川省雙流縣新興公社新店子18歲以上的成年人有117人。其中，“專政對象”17人，“審查對象”70人，二者加在一起占成年人口總數的74％。人民的範圍如此之小，是因為“人民”和“敵人”沒有嚴格而明確的法律界定。從中央最高領導人到一個村支部書記，都可以把反對自己的人說成“敵人”，“敵人”是沒有人權的。

用“公民”代替“人民”說得直白一點點，我們過去所說的“人民”實際指的是臣民。臣民只有服從，沒有權利。這是幾千年皇權政治造就的意識形態。隨着皇權思想的淡出，“公民”這個詞兒用得越來越多了。公民是一個外來詞，是從“citizen”翻譯過來的，它是指具有一個國家的國籍、根據該國的法律規範承擔義務和享有相應政治經濟社會權利的自然人。“自然人”是活生生的人，再不是抽象的幻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憲法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我國的公民。不分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見、語言，在法律在前人人平等，都享有同等政治權利。權利和責任對稱。凡享有公民權利的人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有了全民責任，才會有相應的全民素質。過去說中國人素質不高，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沒有責任，為什麼沒有責任？因為沒有權利。

為什麼沒有權利？因為是“人民”而不是“公民”。

走出“無產階級專政”的誤區

石天河

“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口號，由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經驗以後提出來，經過列寧的理論發揮，在蘇聯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一直被確定為國家的政治體制。隨後，就被視為是依據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唯一正確的政治體制。現在看來，這個口號，實際上存在着與社會主義的目的和基本精神不相符合的矛盾。而且，實踐證明，這個口號，已經給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帶來極為嚴重的弊害。如果在現代世界的新情勢下，繼續堅持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制，將會給各國共產黨與其執政的國家，繼續帶來種種不利。因此，依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原則，應該對這個口號重新作出實事求是的探討，以求獲得切合實際的科學認識，使我們能走出這個口號的種種誤區。

一  理論源頭的誤區

 現在，重新探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口號是否仍然是可行和必要的？是否已經到了必須揚棄它的時候？這些問題，都要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於這一口號的理論根據說起。

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里，對“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口號的提出，主要是出於這樣的一些設想：

1，無產階級在以革命暴力奪取政權以後，不能簡單地使用現成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來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治目的；必須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把無產階級組織成統治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2，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而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要實現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實現時，由於互相對立的階級的消亡，國家也就會自行消亡。

3，無產階級在革命時，暫時還需要國家，只是為了鎮壓敵對階級的反革命活動。無產階級從資本主義社會繼承下來的“國家”，只是暫時形式，它對無產階級，毋寧說是個“贅瘤”，甚至是個“禍害”，它最終是要消亡的。

4，由於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在由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過渡時期，階級鬥爭仍然存在，所以，在由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整個歷史時期，都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以上這些，就是發端於馬克思、恩格斯，而由列寧進一步發揮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要點。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有十分詳細也十分雄辯的論述。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這裡似沒有逐一引述原文之必要。

 這裡，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是：馬克思從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後總結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當時並不是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在已經取得了全國性的階級統治地位後用來代替“國家”的政權形式。而只是革命起義期間，巴黎無產階級為對抗國內外敵人而採取的臨時性的，類似“階級鬥爭司令部”的形式，即主要是代表無產階級執行軍事行政職能的權力組織形式。馬克思在把巴黎公社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看時，主要也只是從“階級鬥爭”的形勢與需要着眼，認為無產階級的目的，並不是要奪取現成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而是要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組織形式”去代替“國家”。這種無產階級權力組織的革命職能，主要的就在於鎮壓階級敵人的反革命活動，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改變舊的所有制，改變舊的社會秩序，等等。但馬克思後來認為，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組織形式（公社），可能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由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時期，所必須採取的政權形式。這些觀點，在巴黎公社革命的當時，顯然是有重要意義的，是馬克思對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新貢獻。

但是，由於馬克思當時偏重於從國家政權的階級性着眼，而對“國家”的其它性質與其它職能，就不免有所忽略。例如說：國家還有代表民族利益，對外抗禦外敵入侵的民族團結職能。國家也有代表全體居民的公共利益，依據社會公共契約（法律），維護社會公共秩序與公共安全，把個人或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加以規範和制約的社會仲裁職能。國家也還有超越各民族、各階級的各別利益之上，進行經濟與政治的宏觀調控，謀劃全民福利以保持社會和諧的調控職能。國家也還有對社會生活及日常的生產、交通、教育、文化、娛樂等各方面的事務進行一般行政管理的職能。等等。這些職能，都是歷史地形成的國家所固有的職能，是十分具體的，而且是經常性的。把國家職能單一地確定為“階級統治的工具”，而忽略了國家的其它職能，在執政時，便容易產生政治上的偏差與失誤。

 當然，國家政權的階級性，是為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所決定，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我們也要看到：國家的職能與某一時期駕馭國家機器的政權的階級性職能，並不是完全等同的。就是說，它們是有內在矛盾的。儘管一個國家的政權，通常都有其階級性的政治取向，但是，當政者要在國家的全體居民中取得合法地位，它就必然要受全民利益的制約。這是因為，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通常都只是全體居民中的少數。因而，國家的政治施為雖然可由政權的階級性所左右，卻不可能完全只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國家還有其超階級的、客觀固有的、與全民利益相聯繫的各種職能，是任何階級集團當政時，都必須承擔的責任所在。否則，政權脫離普通人民，不承擔國家政權應盡的職責，就會失去全民公認的合法性。如果單純從國家政權的階級性着眼，只看到了那政權的階級性，而忽視了國家的其它職能，把政權的階級性與國家完全混為一談，以為一個階級的階級組織就可以代替國家，這就可能導致忽視政權的“合法性”、忽視全民利益、忽視國家的民族團結作用、忽視人權、忽視人際關係的和諧等等，因而產生政治上的種種偏差，那後果將會是很嚴重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馬克思完全沒有意識到國家有其各種不同的職能。只不過，馬克思當時是把“國家”與“政權”等同地看待，認為政權既然是有階級性的，國家機器自然也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引述了馬克思的一段話：

 ……“民族的統一不是應該消滅，相反地應該藉助於公社制度組織起來。民族的統一應該通過這樣的辦法來實現，即消滅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實際上，這個國家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舊政府權力的純粹壓迫機關應該剷除，而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應該從妄圖駕於社會之上的權力那裡奪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僕。”——請注意：馬克思這裡所說的“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與“純粹壓迫機關”的職能，是截然分開了的。這“合理職能”當然不是“階級壓迫”的職能，而是服務於全體公民的其它職能。可見，馬克思並沒有否認國家職能的多樣性。

 同時，從這一段話里可以看出，馬克思很明白，國家有體現民族統一的職能。只是，他認為，這種職能被舊的“國家政權”篡取去了，使他們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所以，在消滅舊政權，打碎國家機器時，應該“藉助於公社制度”去“組織民族的統一”。可見，馬克思對國家的民族統一職能是相當重視的。這是因為，當時，世界上所有的現代國家，幾乎都是歷史形成的民族國家。民族統一的職能，是國家最重要的職能之一。

 但巴黎公社當時的問題在於：如果按馬克思的意見，以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為自身職能的階級組織（公社），去承擔舊政權被消滅後的“國家”所固有的“民族統一”的職能，這就仍然是把階級組織的權力，駕於民族之上。這個民族，既然已分裂為互相敵對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那麼，民族統一的職能，不由超階級的“國家”承擔，而由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公社”去承擔，那分裂並互相敵對的階級，又如何可能組織成統一的民族呢？——可見，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過偏於“以階級劃線”的思維，沒有能把“民族利益”與“階級利益”分開來看；也沒有能把資產階級中的當政集團、與一般資產階級分子在利害關係上有所不同，而作出有區別的對待。同時，也沒有考慮到“民族的統一”還關涉到其它中間階級（如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各種利益，其中包含着與無產階級利益可兼容的或有某些矛盾的複雜內容。因此，馬克思在強調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以“公社”式的階級組織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時，並沒有考慮到，在巴黎公社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面對強大的國內外反動勢力，公社最有利的鬥爭方式仍然應該是以超階級的“國家”作為統一的民族利益的代表，才有可能使階級利益不同的各個階級，在以民族利益為前提的條件下，達成統一的共識。現在看來，巴黎公社當時確實應該“打碎”的，只是資產階級的“政權機器”，而不是“國家機器”；而無產階級在取代資產階級去掌握政權時，應該做的是把其它中間階級團結在“公社”的周圍，組織成民族團結的人民革命陣線，重新組織革命的“國家機器”，以代表統一的民族利益，對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政權形成“全民共討之”的聲勢，才是切合實際的。這樣，就既不需要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也不需要強調“打碎國家機器”。

（當然，這完全是“事後諸葛亮”的說法，在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無產階級革命還不曾有過“人民革命陣線”或“民族統一陣線”的嘗試。）

 馬克思為什麼不是強調“打碎資產階級政權機器”而要強調“打碎國家機器”呢？這是因為馬克思當時認為，“國家機器”是資產階級政權用來實行階級統治的強制性工具。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是要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對立，建立起普遍自由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樣的社會，不再需要帶強制性的“國家”。所以，馬克思認為，在資產階級統治被推翻以後，“國家”應該廢除。即使不能馬上廢除，終歸是很快就要廢除的。我們現在，從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紀念日，恩格斯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所寫的《導言》中，可以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要“廢除國家”的理論之十分清晰的表述。恩格斯說：

 ……“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儘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

 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當時，是從想象中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可以完全“廢除國家”的觀念出發，想以“無產階級專政”去暫時代替過渡時期的“國家”的職能（主要是鎮壓敵對階級反革命活動的職能）。限於歷史條件，他們不可能預見到後來革命發展變化的情況。而且，由於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對巴黎公社的殘酷鎮壓，使他們在情感上不能不帶有“以鎮壓對鎮壓”、“以專政對專政”的激烈情緒。我們現時，當然不應該去苛求他們理論與策略上的絕對正確與完善。因為，巴黎公社並沒有取得勝利，巴黎的無產階級並沒有在法蘭西取得統治地位，所以，在革命勝利後國家是否可以廢除，當時也無從驗證。

 可是，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未經驗證的理論，到列寧領導俄國革命的時候，卻把它作成了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的分界線。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針對考茨基的觀點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之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而且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走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圈子。用階級鬥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的這一理論發揮，可以說，基本上決定了第三國際共產黨的政治目標和革命勝利後的社會主義政權的特殊性質。而且，由於蘇聯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得“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得以在蘇聯付諸革命的實踐。不過，列寧後來按照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論述，把革命的進程劃分為“共產主義低級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階段”）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而在革命勝利後社會主義社會開始建立的時期，則被看作是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過渡的時期。列寧認為，國家是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才會“自行消亡”的；在革命勝利後的過渡時期，“國家”還不可能“廢除”或“自行消亡”。因此，列寧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在《國家與革命》一書第二章裡面加寫的第三節中，寫了這樣的兩段話：

“機會主義恰巧在最主要之點不承認有階級鬥爭，即不承認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在推翻資產階級並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有階級鬥爭。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不可避免地應當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

“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這一點的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

從這兩段話，可以看出，當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付諸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的實踐時，他發現，不僅“國家”不可能立即廢除，而且，這“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必須採取一種新型的“國家”的形式。不僅“無產階級專政”保留了“國家”形式，並不廢除，而且，在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無階級社會”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只能是這樣一種國家形式。不僅不能“打碎國家機器”，而且這新型的“國家機器”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體制。

由此可見，在蘇聯十月革命後實際採取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體制，與馬克思、恩格斯所想象的“打碎國家機器”、用“階級組織”（“公團”或“公社”）去代替“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兩者之間的差距，是天差地遠，不可以道里計的。

那麼，歷史所呈現的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實踐中發生根本“逆反性”變化的事實，究竟是由於馬克思、恩格斯原先的理論脫離實際呢？還是由於列寧抱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宗旨去建立革命政權時，特意使得“國家”變成了不需要全體居民公決的、僅僅由“無產階級”擁有絕對權力的“國家”呢？這可能是原先的理論的誤區，後來又造成了認識和實踐的誤區。我們最好還是從“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歷史實踐中，來考察一下“無產階級專政”的得失。二  實踐悖謬的現象

“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以後，開頭，似乎確實是想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行事，用“階級組織”去代替國家。“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的口號，就帶有這種傾向。可是，在實踐中，“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是整個“無產階級”的每一個人都去參與革命政權的政治機構與管理工作，“蘇維埃”組織也終究必須組織成有主席、有委員、有分工、有職務等級的執行機構，才能進行工作。用“蘇維埃代表”去代替舊政權官吏是比較容易辦的，可要用“蘇維埃代表”帶領革命民兵完全取代舊政權的常備軍，這就顯然會削弱國防力量。何況，蘇聯在革命勝利之後，緊接着就必須對付外國的軍事干涉。這就使得原來的革命民兵，還是得逐漸成為常備軍（也就是“國家機器”的重要支柱之一）。同樣，“蘇維埃代表大會”只能取代資產階級的議會。從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的執行機構，才能發揮政權的作用。各級政權機構成立以後，自然也就形成了一個國家政權體系。從而也就必須有“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部長會議主席”。如此等等的所謂“用階級組織代替國家”的結果，說明革命只能用革命政權去替換舊的政權，用革命政權去掌握國家機器，並不能“打碎國家機器”或“廢除國家”。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只是國家政權以“無產階級”的名義，標誌自己的階級屬性。同時，表明自己的“專政”權力，是按無產階級的意願獨斷專行，不受任何其它舊的法權干擾的。因而，這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一種國家體制。原先的“階級組織”，後來就變成“工會”之類的群眾組織，不在權力中心位置上了。這就是說，原先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用“階級組織”（公社、公團）實行“專政”、“廢除國家”的想法，在蘇聯並沒有能夠實行；列寧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仍然是採用國家形式的專政。

 既然“無產階級”不可能以整個階級去掌握“專政”的權力，就只能選出一些人去代表無產階級專政。誰能代表無產階級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早已由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出回答的：只有共產黨才最能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群眾歷來是由共產黨領導的。因而，這“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只能是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去專政。而且，由於是“專政”，就只能由共產黨“一黨專政”。其它政黨，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這大概也就是俄國革命時原先曾經與共產黨並立的一些黨派，後來都一個個被消滅了的原因。

 “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共產黨“一黨專政”以後，不但沒有“友黨”、“同盟者”參與共同執政，而且，在共產黨（原先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裡面，也不容許有反對派存在。列寧領導的布爾塞維克對門塞維克的鬥爭，也表現為你死我活的鬥爭。後來，斯大林對黨內反對派的鬥爭，更採取了極為殘酷的手段。最為使人驚駭的是：共產黨的黨內鬥爭，原本只是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政見分歧，按照黨內民主的原則，黨內意見分歧應該是可以容許的。即使反對派完全錯誤，也只是黨內問題，按照黨的紀律，批評、處分，最多也不過是開除出黨。可是，斯大林對付黨內反對派，卻動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對黨內同志進行鎮壓。其使這種鎮壓合乎邏輯的說法是：凡屬黨內的意見分歧，都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在黨內政治思想上的反映，是政治思想領域內的階級鬥爭。既然是黨內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政治思想鬥爭，那也就必然是有人充當了資產階級在黨內的政治代理人，那也就是隱藏在黨內的階級敵人。“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職能，就是鎮壓敵對階級的反抗。它自然也適用於對“隱藏在黨內的階級敵人”的鎮壓。——這樣一來，原先和斯大林平起平坐的許多老布爾塞維克領袖人物，就都被作為“階級敵人”鎮壓了。

 這可能是馬克思當年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時，作夢也想不到的。斯大林對黨內同志的鎮壓，其殘酷的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了對資本家的處置。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由於憤恨資產階級對巴黎公社的殘酷鎮壓，想到革命的無產階級應該以“專政”的手段去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分子，使之恐懼，才能起到震懾作用。可他們絕沒有想到，這樣的恐懼，後來竟然會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加倍地落到堅信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身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對“無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專政”。（而且，“專政”這個詞的意義，也逐漸變成了以血腥手段“排除異己”——即以“鎮壓”、“監禁”、“屠殺”的手段去“消滅持不同政見者”的同義詞。）——“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在政治實踐中的這種“悖謬”現象，在斯大林專制時期，第一次達到了醜惡表現的頂峰。斯大林以血腥的“個人獨裁專制”頂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創造了許多駭人聽聞的罪惡紀錄。在一個國家執政的共產黨內，已經完全沒有了黨內民主，在“專政”統治下的社會人群中，又何能有民主自由可言。斯大林對國家權力之“強制性”的運用，是經常而普遍的，除了強制農民合作化稍稍有些皮面上作裝飾的道理以外，其它如對人民言論、出版、集會、遷徙等種種自由的限制，是根本沒有任何道理可言的。甚至曾經有過十分殘忍而荒唐的作法，完全違反“民族自決”原則，強制韃靼、車臣等少數民族向西伯利亞遷徙。像這樣，“無產階級專政”一變而為“一黨專政”，再變而為“個人獨裁專制”，這種情況，與馬克思、恩格斯從前所想象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廢除了國家”的“自由社會”，正好是百分之兩百的相反。夢中的美人，變成了現身的羅剎。——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由觀念異化到實踐中與原先的理想完全悖謬的情況。

 二十世紀末蘇聯東歐的政治劇變，已經足夠使我們警覺了。那劇變的原因，也許有種種現實的複雜性。但它最根本的一點，就在於“無產階級專政”這種體制，不僅已不能適應當前的世界情勢，而且，它本身的不合理，是導致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中各種弊病的基因。

 “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踐中的“異化”與“悖謬”，也不獨蘇聯為然，幾乎凡是模仿蘇聯採取“無產階級專政”體制的國家，都有政權異化為“個人獨裁專制”的荒誕表現。中國革命也毫不例外。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初期，中國共產黨曾經試行與各民主黨派組織聯合政府的形式，按“共同綱領”執政。雖然在“統一戰線”中確定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中共黨內也早已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但是，政權的民主形式，畢竟還有一些對領導人政治施為之合法程序的制約作用。在那一段短時間內，國家的政治改革，雖然也發生過一些政策性的偏差，但還沒有出現過十分嚴重的錯誤。自從1953年毛澤東否定“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而轉向迅速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後，在毛澤東的頭腦里，“無產階級專政”的體制就和他“個人獨裁”的想法，越來越趨於一致了。隨後，黨內和國內的政治生活就開始出現明顯的偏差。聯合政府變成了一黨專政，民主黨派退到了參政席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多快好省”總路線與農業合作化運動，毛澤東“左”的思想與把個人權力放在黨和政府機構之上的作風，就愈來愈明顯。到1957年的“反右運動”，毛澤東已經搬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法寶，一次性地清除了各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中敢於對他的“黨天下”提出異議的五十多萬“右派分子”。緊接着，“一天等於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所謂“大躍進”運動，又導致了全國人力、資源的大浪費，生態環境的大破壞，餓死三千七百多萬人的大饑荒。國內已經有許多不滿情緒的表現，黨內的高層領導人在“七千人大會”上也有了“糾偏”（即糾左）的呼聲。毛澤東在勢成騎虎的情勢下，索性照抄斯大林搞“個人迷信”的那一套辦法，搞起了“文化大革命”。他比斯大林更急、更自覺、更變本加厲、也更肆無忌憚，把“無產階級專政”的矛頭，直接指向中共中央和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人，以及國家主席、三軍將帥、國務院各部委和各省、市、縣的領導幹部和社會知名的高級知識分子。這是一次所謂“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專政”與“個人迷信”的超級表演，幾乎每一個中國的黨員領導幹部、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都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彭德懷元帥、賀龍元帥等一大批黨國元勛、高級幹部，都被迫害至死，全國範圍的造反派武鬥，死傷以千萬計。十年浩劫，天下荒蕪，滿目瘡痍，民生凋敝。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個人迷信”的超級重演，還不足以使人醒悟嗎？

 現在是應該拆穿西洋鏡了：蘇聯東歐以及中國，從來就不曾有過那種幻想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都只是假借“無產階級”名義的“一黨專權”、“官僚專制”與“個人獨裁”。——純粹的“假面舞”！

 可是，毛澤東死後，在“文革”中被打倒過兩次的鄧小平，在繼承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以後，卻仍然把“無產階級專政”列為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這真不免使人想起杜牧《阿房宮賦》裡面的那幾句話：“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結果，鄧小平在位時的許多正確決策，許多值得世人欽佩的大膽改革措施，本來都是足以流芳青史的。可是他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觀念的堅持，從歷史實踐來看，卻正好與他所倡導的“改革開放”路線互相牴牾。不僅造成過壓制民主的彌天大錯，而且，在他身後，還遺留下“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病象。這是可惋惜的。但更為使人懸念的是：鄧小平去世以後，中國在改革開放、經濟建設、收復港澳、改善民生等方面，獲得了許多成就的同時，卻至今還沒有把對“專政”體制的改革，放到議事日程的主要位置上來。以致“專政”體制的弊病，在社會經濟轉軌時期，在沒有強大、廣泛而有效的民主監督、輿論監督、法制監督的情況下，從基層到高層的各級權力機構，普遍地出現了驚人的腐敗現象、瀆職現象和濫用權力損害人民基本權益的犯罪現象，以及因“官民對立”而導致社會群體抗議的不穩定現象。這些現象，不進行體制改革，是難於消解的。如果把體制改革繼續拖延下去，則國家民族和執政黨自身的前途，都是非常可慮的。

二、  “專政”是權力腐敗的根本原因

 現在，關於“腐敗原因”的探討，是有各種不同意見的。有的人說，“腐敗並不是專政體制所造成的，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體制下，同樣有貪污腐敗的現象。腐敗只是一個法制問題，法制健全了，腐敗就可以得到抑制。”有的人說，“腐敗是經濟高速發展所必須付出的成本。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官員的腐敗，是歷史的規律性現象，是不可避免的。腐敗和反腐敗，只能是一種長期鬥爭。”也有人說，“無產階級專政本身是不會腐敗的，腐敗是由於資產階級思想對個別政府官員的腐蝕。上世紀五十年代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自從槍斃了劉青山、張子善，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基本上杜絕了貪污腐敗。由此可見，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對貪污腐敗採取最有力的治理手段。”

 以上的這些說法，表面看來似乎都有一定的理由。但是，這些說法都沒有對當前中國腐敗現象的特殊性及其根本原因，作出科學的分析。例如說，“資本主義的民主體制下，同樣有貪污腐敗的現象；為什麼要把中國出現的貪污腐敗歸咎於專政體制呢？”這樣一種說法，似乎是用“任何政府權力都可以產生貪污腐敗”來否認“專政權力”是造成貪污腐敗的原因。這種說法，實際上忽略了中國當前出現的腐敗現象，其特點，就在於它確實是一種“體制性腐敗”。說“法制不健全”當然是有道理的，但是，為什麼中國制定了許多反貪污腐敗的法律，成立了各級反貪污腐敗的執法機構，卻不能有效地抑制腐敗分子“前腐後繼”的發展勢頭呢？為什麼一個“政府官員申報財產”的制度長時期都不能立法和實行呢？近十多年來，大家都看到的是，許多幾千萬、幾十億的大案要案的主犯，往往都是中央一級、部委一級的“朝廷重臣”；省自治區一級的“封疆大吏”；市縣一級的“長字號”要員，和國家企事業單位的主管及其親信。如果不是“體制”的原因，貪污腐敗會發展到如此嚴重的程度嗎？不久前，人們在談論各機關單位的“一把手”無人監管的現象時，可以說，是看到了專政體制弊病的一個最顯眼的病斑。其實，並不只是“一把手”無人監管，在“專政”體制下，除了上級對下級的監管之外，平級之間的互相監督和下級對上級的民主監督，都是很難實行的。而“官官相衛”、“徇私包庇”、“互相勾結”、“串通一氣”的風習則早已形成；“集團化”、“部門化”、“行業化”、“網絡化”甚至“黑社會化”的貪污腐敗組織，也已經司空見慣。在這種情勢下，單純的想把問題的解決訴之於“法制”，豈不成了“法制迷”嗎？法律無論如何也只是一些紙上的條文，沒有人的堅決執行，法律能有什麼效用呢？而法律其所以得不到有力的執行，主要原因就在於“貪官”和“法官”、“檢察官”以及“紀委書記”、“反貪局長”等等都是“專政”體制下一黨之內的“同志”。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場與企事業營利場中，當然也有貪污腐敗，其數額也動輒幾千萬、幾十億，但由於他們有比較科學的權力制衡機制，有在野黨，有持不同政見的反對派，以及廣泛而有力的民主輿論的監督，法制也比較健全。他們的政府權力是受到多重製約的，別說“一把手”，就是“總統”的權力，也要受國會、司法檢察機關和民主輿論的監督。所以，其貪污腐敗現象，容易爆光而不容易發展到普遍嚴重甚至危及國家安全的程度。美國的總統克林頓鬧了一次“拉鏈門”的緋聞，便因新聞記者揭發而遭到獨立司法調查和國會的質訊。中國的某些貪官，包了許多個二奶往往要到“東窗事發”“公堂對簿”才最後爆光。比較之下，我們就不難領會民主制的“權力制衡”對抑制官場弊端的作用。

 說“貪污腐敗是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本”，這種說法，只是瞟皮地從現象作蓋然性的判斷，是沒有什麼實際依據的。經濟高速發展並不一定與貪污腐敗的發展有必然性聯繫。新加坡和香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同時也作好了清除貪污腐敗的“廉政”工作。也並沒有把貪污腐敗看作是經濟發展必須付出的“成本”。相反，我們這裡有許多貪污腐敗的大案，卻是出現在經濟並沒有發展的貧困地區。有的貪污大案，甚至是貪污救災款或社保基金。可見，貪污腐敗只是偷吃經濟發展成果的蛀蟲和敗壞社會風習與執政黨聲譽的屎格螂，只有拒絕支付這樣的“成本”，經濟才會發展得更好。

 中國在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專政”似乎是強有力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還的確起到了雷厲風行“反貪污”的重要作用，在共產黨領導下出現過前所未有的“清廉政治”。這些都是事實。但是，今非昔比，歷史是不會走回頭路的。一則因為當時執政黨的黨員幹部素質較高（當時那二百多萬黨員，是革命的一代，大多有“為國為民”的抱負，自律較嚴）。再則，當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正處於興盛期的高峰，它確實具有強大的精神引導力量，對幹部的思想言行有廣泛的制約作用。同時，那時的中國普遍貧困，官員們一般並沒有多少現金過手，社會風氣在舊中國向新中國過渡期間，“除舊布新”的正氣占上風，貪污腐敗還沒有形成氣候，所以，“三反、五反”之後，“清廉政治”能在一短時間內保持穩固。可是，隨着時代的演進與世事的變化，在各種政治運動中，漸漸出現了“專政”權力被濫用的現象，濫用“權力”而徇私舞弊，便漸次開啟了不正之風的源頭。而“反右”之後，正常輿論在“專政”威懾下的“萬馬齊喑”；“文革”期間“拉幫結派”的“哥們兄弟”的派性回護，便自然地形成了“正聲微茫”而“邪氣張揚”的局面。這時，“專政”體制的弊端，已經現形了。而“文革”之後，由於某些人致力於“避諱”（“為尊者諱”、“諱疾忌醫”、“諱言內事”、“諱言家醜”、甚而至於“光也諱、亮也諱……”只談“主流”，只談“增長”，只談三大戰役“過五關斬六將”，而不談“反右”、“文革”、“大躍進餓死人”的種種錯誤與現實問題。）結果，便導致“文革”之後的“撥亂反正”沒有能夠深入到病灶的核心。甚至“文革”後的“整風”也絕大部分走了過場。“邪氣”和“邪人”都潛伏在政權內部而遺留下來。隨後，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金錢成了衡量一切價值的砝碼，“專政”的“權力”也變成了可以隨時賣錢的東西，“權錢交易”現象便應運而生。試想，這種“權錢交易”現象，與“文革”遺留的“幫風派氣”相結合，寄生於“專政”的體制內，如果不對體製作根本性的改革，還能怎麼治呢？可見，現在仍然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治理貪污腐敗的最有力的東西，只不過是閉眼不看事實的“鴕鳥”式的自欺。

 事實上，在建國初期“三反五反”運動後出現的“清廉政治”，只是“專政”體制的有時限的效應。而從這種體制本身內在的矛盾來說，它不僅自身潛在着“權力濫用”、“權力尋租”、“權力勾結”、“權力市場化”的因素，而且，它自身存在着不能抑制腐敗的結構性原因。

 這是因為，“專政”權力的結構，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結構。“金字塔”頂端的最高權力，只能集中於一個人。這個人的權力是無限的。毛澤東發動“文革”時，黨中央、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都沒有誰能制止他；“黨章”和“憲法”更完全可以撇過一邊。毛澤東自己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是“馬克思+秦始皇”，這樣一種“專政權力通過個人獨裁向封建皇權回歸”的歷史教訓，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這種體制的權力結構是不合理的嗎？

 這種權力結構的弊病，實際上非常之多。這裡只說一點，比如說，“任人唯親”，就是一大弊。由於“金字塔”頂端的這個人，必須把黨、政、軍的大權，都集中在自己手裡，一切大事都由他作決定。這個人的責任和工作負擔之重，是可想而知的。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問題複雜的大國，如果他“日理萬機”而又“事必躬親”，他非累死不可。所以，“專政”頂端的最高權力，名義上雖然集中於一個人，實際上，他卻必須“分權”，由次一級的人來承擔各方面的具體工作責任。但是，把權力分給誰？這卻是一個必須慎重的問題。因為，在“分權”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大權旁落”後是不是會有人“覬覦大位”，從而想“取而代之”的篡逆性風險。所以，在“分權”時，就必然要選擇對自己絕對忠誠、完全可靠、平日與自己親密無間的人。但是，這樣的人到哪裡去找呢？“任人唯親”的結果，找到的人，往往便只能是一些“逢迎諂媚”而“以權謀私”、“笑臉相迎”而“心懷叵測”之徒。毛澤東選“親密戰友”林彪作接班人與長期信任康生那樣的人，以及把“中央文革”交付自己的老婆江青，便是“任人唯親”的實例。結果怎樣呢？歷史事實已經作出了大家都看得見的答案。——可以說，專制政權的癌症是由它自身內在的基因決定的。

 再說，在最高權力之下，一級又一級的“分權”，就必然形成了多層的權力結構。而每一層的權力，又是由許多個較小的“小金字塔”構成的。這些“小金字塔”也是一樣，“小金字塔”的頂端，權力也是集中於一個人，所以叫“一把手”。他們的權力，都是“專政”權力，除了接受上級機關的領導，同一地區的人代會和政府與司法檢察機構，都在他的領導之下。各地的“一把手”無人監督（形同於“土皇帝”式的絕對權力），就是這種體制結構所造成的。這些一級又一級的“小金字塔”，往往也是“任人唯親”的。所以一旦那“一把手”走向貪污腐敗，他身邊便往往會出現一個腐敗“集團”或“關係網”。

 在“專政”權力機構裡面工作的黨員幹部或政府官員，原先也可能是清廉的，不過，那清廉主要是靠個人的德行、即靠傳統的或意識形態性的信念來維繫的。到了市場經濟發展時期，在商人賄賂手段日益精明，所謂“金錢美色，投其所好；煙酒嫖賭，見縫插針”的進攻下，“唯心”的意識形態防線，就不能不被“唯物”的商業賄賂所侵蝕。而一旦有了先例，接着便會有效尤，隨之而“文革”遺留下來的“幫派”、“關係網”、“哥們”、“黑道”等種種因素參與進來，腐敗便會相習成風。而“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一旦被商人賄買，其“集團化”、“部門化”、“行業化”、“網絡化”式的腐敗現象，便會發展得很快。這就是腐敗風氣難於抑制的根本原因。所以，要建設現代化的中國，必須抑制腐敗。要抑制腐敗，必須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

三、 “專政”使執政黨自身陷入危機

 “專政”體制的受害者，並不只是人民。實際上，共產黨自身也是“專政”體制的受害者。因為，“專政”體制不僅使執政黨因官員的貪污腐敗而喪失信譽，而且，它還必然使執政黨自身陷入難於解脫的危機。——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古今歷史已經擺得明明白白的事實。

 這是因為，現代的“專政”體制，實質上。就是向古代“封建專制”體制的復歸，是歷史的倒退。現代的“專政”和古代的“封建專制”都是“金字塔”體制。古代的封建帝王無法解脫的危機，和現代“專政”體制自身內在的危機，本質上是一樣的。其最明顯的兩項，就是“周期性的接班人危機”與“長期性的爭權內鬥”。這兩者對國家的治亂興衰，關係極大，卻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的雄君霸主，從來沒有能解決好的問題。

 中國古代的帝王，從秦始皇、漢高祖、到晉隋唐宋元明的歷代皇帝直到清朝的康熙皇帝，都遇到過“接班人”危機的問題，結果。他們誰也沒有能按自己的意願解決好。秦始皇確定了接班人是太子扶蘇，可是，他死後，趙高、李斯矯詔殺了扶蘇，立了昏庸的胡亥。漢高祖傳位給自己兒子惠帝，只過了6年，惠帝被呂后氣得病死了，呂后大封諸呂，差點就奪了劉氏江山。晉武帝傳位給一個痴呆兒子，後來弄出“八王之亂”，招致“五胡亂華”，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接班人危機”最嚴重的一例。隋文帝上當受騙廢了太子楊勇，另立楊廣，而楊廣因怕又被廢掉，竟然弒父接班。到唐朝的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弒兄殺弟，也是接班人危機激化的結果。宋朝的趙匡胤在“燭影搖紅”的傳說中，是被自己的親弟弟殺了，奪了皇位。元朝的蒙哥太子在釣魚城戰死以後，諸王爭位，就使得蒙古大帝國走向衰落。明朝朱元璋把皇位傳給孫子，卻被他兒子朱棣發動一場從北京打到南京的內戰，把皇位奪了。清朝的康熙皇帝為了傳位給雍正，弄得兒子們骨肉相殘，雍正甚至把自己的兄弟視同豬狗。——這類“接班人危機”的血腥故事說明什麼呢？說明“金字塔”體制的這種危機，是它自身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

 現代的“專政”體制，是不是比古代的“封建專制”好些呢？這只要看一看蘇共和中共的黨史上，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路線鬥爭”？出現過那麼多的“反黨集團”？為什麼西方國家從來沒有“路線鬥爭”和“反黨集團”這樣的名詞？大致就可以明白了。

 蘇聯在斯大林之後，赫魯曉夫和貝利亞之間的鬥爭；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之間的鬥爭；以及後來勃列日涅夫和赫魯曉夫之間的鬥爭；都可以歸納為斯大林去世後的“接班人危機”所導致的一系列內部鬥爭。這些鬥爭，不僅使蘇聯陷入停滯與削弱，而且，後來還通過戈爾巴喬夫與亞納耶夫的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鬥爭，以及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的鬥爭，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在中國，毛澤東生前的許多次“路線鬥爭”，都是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到他在五十年代作了許多一意孤行的錯事以後，自知罪孽深重，生怕遭到像斯大林式的死後鞭屍，便特別注意“接班人”的問題。當他發現原先確定的接班人劉少奇，想糾正他的極左路線的時候，他感到“赫魯曉夫就睡在我的身邊”，於是他在極度恐懼與憤怒中發動“文革”，把劉少奇打倒，把林彪指定為他的接班人。而當林彪在九大以後伸手接班的時候，才發覺毛澤東只是把他作個二傳手，真正的接班人並不是他。於是林彪和他兒子策劃了“571工程”，想“搞掉B52”。林彪折戟沉沙以後，毛澤東假戲真做地把華國鋒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但華國鋒發覺自己是處於“三傳手”的危險地位，毛澤東真正的接班人早已內定為江青。於是，他下決心先動手，聯合老帥“一舉粉碎四人幫”，成了“接班人危機”中的勝利者。——從這些事件中，我們不難看出，“專政”體制的“接班人危機”是何等可怕。劉少奇、林彪那樣一些在爭權鬥爭中的失敗者，其結局是何等可悲。“專政”體制一天不改革，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隨時都有在內鬥中落入陷阱的可能。（能夠像華國鋒那樣機靈而果斷的人，在中共的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

 所以，要解脫“周期性接班人危機”與“長期性的爭權內鬥”，只有改掉這種開歷史倒車的“專政”體制，共產黨自身才能從爾虞我詐的“爭權內鬥”與恢詭憰怪的“接班人危機”的夢魘中跳出來，走出一條新路，煥發出一個民主政黨的精神面貌，從黨內民主到憲政民主，真正為中國的幾千年歷史寫出新的篇章。

四、  改革的難題

 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要走出“無產階級專政”的誤區，無可諱言，是必然會遇到許多阻礙、必須要克服許多困難才能實現的。所以，一切都必須謹慎從事，必須有步驟地進行。這是決不可以輕率毛躁的。蘇聯東歐改革失敗的教訓，我們應該引為車鑒。

 但在我國，由於經濟改革已經取得相當大的成果，體制改革的條件絕非蘇聯東歐可比。時機也已經醞釀成熟。實際上，關於體制改革的進行，國內思想界已有過許多合理合法的設想。如《炎黃春秋》2003年第一期上，李銳《關於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和《炎黃春秋》2007年第二期上，謝滔《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兩文都是思慮周密、理論清晰的文章，對體制改革的步驟與目標，都是說得很切實的。只是，改革的起步，立即會面對一系列的難題。如何打消某些有關於體制改革的顧慮，使全社會作好思想準備，顯然必須經過一個“國是討論”的階段。（這只是一個時間很短的階段，但卻是必要的。正如“改革開放”之初、進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之討論一樣，有“解放思想”和“精神動員”的作用。）

 這個“國是討論”階段所要解決的改革難題，主要是這樣一些：

 1、改革“專政“體制，是不是會使共產黨突然失去執政地位、發生外國插手的“橙色政變”？

 2、改革“專政”體制，是否會導致社會動亂與國家分裂？

 3、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進行體制改革是否會影響經濟發展？

 4、改革“專政”體制是否會使歷來是“黨指揮槍”的國防軍事力量變弱，從而會導致軍人的抗議。

 5、改革“專政”體制是立即改為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執政為好、還是先改為建國初期那樣的各民主黨派平等協商組成聯合政府按“共同綱領”執政，然後再逐步完善民主體制為好？

 6、是先修改憲法、進行普選、一次改革到位；還是先按現在的憲法“行憲”，開放輿論，開放黨禁，然後確定改革的目標與步驟，逐步進行“體制”與“法制”的全面改革？

 類似這樣的問題，還可以列出許多，都是必須有思想準備的。因此，在“民主化”改革之初，通過一次“國是討論”，取得共識，打消顧慮。是集思廣益，解決難題的必由之道。

2010年4月8日改定

我的吶喊

——紀念反右派運動五十三年——

盧盛國

我是被錯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罹難者。為了維護自己合情合理合法的權益，曾於1999年11月19日、2007年10月19日、2009年3月18日共三次實名制掛號投信中共中央辦公廳，提出徹底否定“反右派運動”；對受害者補發工資與賠償損失的意見。這些信件至今未得到任何回復，不理不睬，不知是何原因？時至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讓人活得有尊嚴的今天，筆者仍以實名向社會就“反右派運動”發出我的吶喊。

1957年的整風反右運動，是由毛澤東精心策劃，親自操縱，由鄧小平具體推行的政治運動。這場運動是在幫助共產黨開門整風的煙幕下，暗設陷阱，打擊民主黨派和摧殘民主力量的鎮壓運動；是強化一黨專政一人獨裁的專制運動；是僵化人們思想，扼殺創新活力，阻礙科學發展和文化繁榮的倒退運動。這是一場無情無理無法無天的慘無人道的野蠻運動。所謂無情，是右派們是在抗日反蔣的鬥爭中，站在共產黨一邊，為推翻蔣政權，建立新中國建立了汗馬功勞的戰友。當時共產黨承諾要建立民主共和、富強的新中國，但當毛澤東建立了他個人獨裁專制的毛氏王朝後，便背信棄義，翻臉不認人，把他們打成反動派。所謂無理，是指共產黨開門整風時，一而再，再而三地動員他們提意見幫黨整風。要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但到頭來卻把他們打入十八層地獄。所謂無法是指毛澤東，違反憲法，不經法律授權，膽大妄為地以黨代政，行使國家權力，鎮壓合法行使政治權利的人民，對他們實行勞改、勞教、剝奪公民權利等不法行為。所謂無天，是指民意（即天意）要人權，要活得尊嚴，可是毛澤東卻反其道而行。經過這場反右派運動，中共越來越左，毛澤東越來越專橫無道，進而引發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直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極左運動。使數千萬人餓死，冤死，上千萬人勞改、勞教進牛棚，上億人被批判鬥爭。不僅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還曾兩度（1958—1961年和十年文革）使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

1957年至今已有五十三年了，由於中共蓄意掩蓋真相，封鎖檔案、材料，不准人們回憶、討論、研究“反右派運動”，致使這段歷史成為禁區。筆者曾對五十歲以下的人問及“反右派運動”時，他們只說打成右派的人是敢提意見的人，所以吃了虧，此外則一無所知。為了歷史不被遺忘，筆者自不量力，就親身經歷以及幾十年閱報讀書所得的資料，對“反右派運動”作一些回顧。

一、“陽謀”是如何形成的

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會上赫魯曉夫作了揭露、控訴斯大林個人獨裁，排除異己、殘殺同志的罪行，發出了反對個人迷信，清算斯大林主義的呼聲。在這次會議的影響下，六月和十月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人民反抗蘇聯統治的群眾運動（但都在蘇聯武裝干預下失敗了）。與此同時，我國也時發生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鬧退社的事件。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淡化了階級鬥爭是主要矛盾的觀點，判定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大會還提出反對個人崇拜，並從黨章中刪除了“毛澤東思想”一詞。以上這些事實，使毛澤東憂心如焚，坐立不安，他已深深的感到他的階級鬥爭學說，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個人專橫獨裁的地位，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與挑戰。他運用從斯大林和歷代封建帝王遺產中學到的奸詐、陰險、權謀等秘術，經過半年多的策劃。終於精心設計了“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陽謀”毒計。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於1956年11月召開了非常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僅距一中全會二個月之後）。十五日他在全會上說：“東歐一些國家的根本問題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出那麼多的反革命沒有搞掉，現在自食惡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又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大民主。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還說：“我們準備明年整風，上半年發通知，下半年整風，預先出告示，不是不教而誅”。這些話表明已有預謀隱含殺機。再是1957年1月18日和27日，毛澤東在省、市、區黨委書記會上的講話中說：“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個夠。有一些讓他們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還說：“如果有人用什麼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話已明白無誤的表達了毛的“陽謀”毒計已經完成。

二、“反右派運動”是如何進行的

 縱觀‘反右派運動’的全過程，可分段介紹如下：

（一）、準備階段。以毛澤東的兩次講話為標誌。第一次是1957年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擴大）會議上作的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當時聽講話的有1800多人。這個講話承認“階段對抗已不存在了，剩下來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就行了”。講話思想開明、態度誠懇、語言生動、令人鼓舞，確實起到了誘惑作用。可是到了6月19日《人民日報》公布講話全文時，卻是經過十五次修改後的文本。刪去了對蘇、波、匈共產黨的批評，和一些開明、風趣的語言和一些實例。卻增加了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一段；還增加了區分香花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這一增一減使人有前後不一，面目全非的感覺。也反映了毛澤東陰陽兩面的醜惡嘴臉。第二次是1957年3月12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聽講話的有800餘人。這個講話的基調是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口號，動員鼓勵人們鳴放的，提出要用“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黨提意見。並指出現在放得不夠，鳴得不響，要繼續鳴放。無獨有偶，這個講話到1964年出文字版時又作了一些修改。這兩次講話互相呼應，形成整體，完成了整風反右派運動的準備工作。

（二）、引蛇出洞，誘敵深入階段。這個階段以傳達、貫徹、落實毛澤東2月27日和3月12日的兩個講話為主題，由上到下，全國總動員，掀起了一個席捲全國的鳴放大浪潮。現就其主要方面陳述如下：1、毛澤東親自上陣，到處點火。1957年3月上半月，他先後分批召見新聞出版、文化藝術、科學教育界人士，反覆動員，鼓勵民主人士鳴放。3月16日起，他又南下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處講話。並說自己是遊說先生，到處放火。四月他不斷地為黨中央起草各種文件，為報紙代寫各類評論，還在各地、各部門的匯報、請示上寫批語。四月三十日又在天安門城樓上約請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毛澤東以虛心誠懇的語調，邀請他們幫黨整風，除此之外，各地方，各單位召開專門會議，播放毛澤東兩次講話錄音（這就等於毛親臨講話一樣）。2、1957年3月5日開始的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別開生面地貫徹毛的講話。這次會議打破常規，會前沒有提出重要文件或議題，只是專門討論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和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3月7日至19日，共有406人發言（包括書面發言在內）。這次會議基本上暢所欲言、氣氛活躍，為貫徹毛的兩次講話作開路先鋒。接着新聞、報紙緊跟毛的部署，宣傳鼓動，煽起鳴放高潮。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接見新聞界人士，有鄧拓、徐鑄成等人參加，接見時毛表揚了《文匯報》說：“辦得不錯，我也愛看”。四月一日，鄧小平，王稼祥，胡喬木等人到《人民日報》社，傳達毛“死人辦報”的批評。指出該報不認真報導，宣傳毛的兩次講話，“是和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此後，該報急起直追，四月十日發表《繼續貫徹雙百方針》的社論。成為全國報刊的帶頭羊，大量刊登鳴放消息和內容。與此同時，全國各類報刊紛紛仿效跟進。2、全國各地、各行業、各大專院校紛紛召開座談會，大鳴大放。1957年5月1日中共公布了開門整風的文件。於是全國各地風起雲湧地召開各類座談會鳴放，其中影響最大的有：（1）光明日報從5月4日到23日，先後在武漢、西安、上海、瀋陽、南京、廣州、長春、青島、蘭州九個城市召開了座談會。（2）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召集民主人士座談會13次，七十餘民主人士發言，著名的“大毒草”，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都是在這次座談會上鳴放的。（3）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北京召開了工商界人士座談會。自五月十六至六月八日，共開二十五次，發言者108人。著名的大毒草是李康年的“定息二十年”。（4）新聞工作者座談會。5月16日至18日三天，參加者全國共200多人。（5）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六日在北京召開。此外，各省市、部委、民主黨派、機關團體、高等院校、科研機構，都紛紛舉行座談會，整個五月到六月上旬，全國上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到處都是鳴放座談會。

（三）深挖、蠻批、痛斗階段。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發給黨內少數高級幹部閱讀（此文直到1977年毛死後才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文章說：“右派”要颳起七級以上颱風，搞跨黨和社會主義”，又說“右派的進攻尚未達到頂點，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要“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右派如不改邪歸正，就會自取滅亡”等等。根據這篇文章的精神，從五月下半月到六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多次開會、討論、貫徹，接連發出通知、指示，一再強調要讓右派進一步暴露，任其鳴放。黨員按兵不動，暫不發言，預作準備，後發制人。5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宣傳部門要分類研究右派“反動”言論，以便適時予以反駁和批判。5月21日中央書記處擬定了一批題目，並指定作者和審稿人，限定交稿日期。5月25日，毛接見共青團代會代表時，發出了反右派的信號。6月6日中共中央《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中，明確提出要以“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武器反擊右派。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社論，同日，黨中央發出由毛撰寫的《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拉開了“反右派運動”的帷幕。6月10日，又發出了還是毛澤東起草的《反右鬥爭的步驟、策略的通知》，完成了反右派運動的部署：

1、深挖。深挖者就是揪出來的右派越多越好。1957年6月6日中共中央的《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各單位對所有人員，按左、中、右排隊。6月29日毛澤東估計北京有右派400人，全國4000人。十天后（7月10日），毛把這個估計數翻了一番，達到8000人。十一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時，全國已劃右派62000多人。當時運動尚未結束，預計將有15萬之多。到1959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關於確實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處理問題的決定》時，稱全國共有右派分子約45萬人。再到1980年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和對錯劃右派“改正”後的公布數是：全部摘帽數為552973人，其中“改正”數為552877人。還有96人只摘帽子而不改正，其中有最著名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等人。到2009年，《炎黃舂秋》雜誌二期的一篇文章中，又爆出解密數是右派3128470人，還有中右1437582人。上述各種不同數字，足以說明毛澤東和黨中央對到底劃了多少右派分子心中無數，直到五十三年後的2010年，中共仍未向全國人民澄清公布準確數字。留下這樣一筆糊塗帳，實在令人嘆息。

為什麼會挖出這麼多的右派呢？一是毛澤東、黨中央對右派分子的標準沒有定論，而是信馬由韁，放任自流。1957年6月6日黨中央的指示中，要各地將人員按左、中、右排隊，但無標準。6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中，雖有區分香花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但很原則，操作性極差。可是這是偉大領袖欽定的，照此執行即可。執行中可以按各自的理解，可以把對某領導個人的批評說成是反黨，也可以把對某項工作的意見說成是反社會主義。如此一來，怎能不越揪越多呢？直到1957年10月15日，黨中央才下達《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此時劃右派已進入尾聲，這個通知只是一個馬後炮而已。二是中共各地組織和領導都要緊跟領袖毛澤東。195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指示》中，提出“對右派分子要實行內外夾擊，無情地給他們以殲滅性的打擊”，“切記不要在階級鬥爭的緊要關頭，姑息養奸，養癰遺患”。這個通知促成了各級領導人寧左勿右。他們害怕犯溫情主義而丟官帽，更害怕因姑息養奸而使自己也落到右派泥坑中。還有的領導，趁此良機挾私報復，排除異己、亂扣右派帽子。為了多抓右派，採取各種辦法、措施，計有：(1) 組織查：查個人歷史，查家庭背景，查社會關係，查平日言詞，查對領導的態度，查工作表現。在鳴放時安排專職人員記錄發言，抄寫大字報，此外還公開或秘密搜查、搜集個人日記、書信等等。(2) 自己講：發動人人向黨交心，作自我檢討等等。(3) 互相攻，發動人員之間互相檢舉揭發等。經過這樣層層搜索，右派們就越查越多了。更有甚者，上級向下級還分配反右派的指標，為了完成指標，有的單位不得不昧着良心，把平日家庭或工作中的小事放大上線，硬拉湊數。還值得特別一提的是：1958年7月3日，那時反右派運動已經結束，黨中央又發出《關於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通知》通知要求克服溫情主義，進一步深挖右派分子。因此，全國又進行了一次抓右派的補課行動。筆者所在的新化縣，把一些原在區、鄉工作的農民出身的，平日愛提意見的幹部緊急調到縣直機關來打成右派（因黨中央在1958年1月15日的通知中，不許在區、鄉劃右派）。還有一些來不及調動的，就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全縣約200人，約占本縣右派總數的20%。

2、蠻批，是指歪曲原話原意，硬加罪名來批判。1957年5月26日，黨中央指示“各地黨委宣傳部門要分類研究右派反動言論”，以便適時予以反駁和批判。次日中央書記處擬定了一批專題，指令作者和審稿日期，以供批判之用。6月8日的指示中，要求將右派分子分散交給各機關、學校、單位去批鬥。從此批鬥浪潮席捲全國。按理批判應當是以事實為依據以理服人，但實際上是蠻不講理，以勢壓人。其使用的通常手段，一是斷章取義，將原話原意刪節，僅取其中一言一句，拿出來上綱上線批判。最典型的是中國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的“殺共產黨人”，就憑這五個字，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二是無限上綱，就是抓住一二句話或某一件事中的微末細節，故意拔高上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程度。筆者在哲學小組學習時，曾提出共產主義是最高級的社會，可是哲學上認為事物的發展無窮的，那麼，共產主義社會以後是否還有更先進的社會呢？左派就在批鬥時，硬說我這是別有用心，是要復辟資本主義。三是張冠李戴，把別人的言論移到另一人（右派）的身上。筆者所在單位有一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職工曾說過他爺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打工時，工資比現在還要多。反右時把這句話硬栽在一范姓右派的頭上，上綱上線成了今不如昔的反動言論。四是舊帳新算。把個人歷史上或工作中的，已經在審幹肅反中搞清楚作了結論的一些問題，重新翻出來說是國民黨的特務，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五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毛澤東就是傑出的製造者。他撰寫的發表在《人民日報》七月一日上的《文匯報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社論文中，指名道姓的硬栽，瞎說以章伯鈞、羅隆基為首組成了章羅同盟右派集團，在全國興風作浪，反黨反社會主義，累及全國成千人被打為右派分子。凡此種種，真是五花八門，不勝枚舉。儘管如此，但萬變不離其宗，都是蓄意製造棍棒用來批打右派。

3、痛斗。就是在鬥爭右派時要觸及皮肉，痛在心頭，以力壓人也。毛澤東曾多次說過：“右派就是反動派”“就是反革命派”，要批垮斗臭”。當時鬥垮斗臭的口號聲震雲宵。到底怎麼斗？就是從無理謾罵發展到觸及皮肉，傷及心靈。觸皮肉，輕則罰站罰跪，戴高帽遊街示眾。一般的是揪頭髮，打耳光。重一點的是拳打腳踢，棍棒上身。更重的是捆綁吊打。經過這些刑罰，自然會屈打成招，冤案遍地。除肉刑之外，還有更殘酷的精神折磨。如無休止的寫交心書、檢討書，不分日夜的個別訓話，變相審訊。談話時不許解釋，不許申辯，只能彎腰聽訓，俯首認罪。反省時期不准回家與妻兒見面。更有甚者，還動員或逼迫妻兒子女來劃清界線，要斷絕親情。筆者在反省期間，左派反右英雄把批我的大字報貼到我住房門洞的上半部，僅留下約一米高的空洞讓我出入，我沒辦法，只能屈辱地從半部門洞內爬進爬出。

（四）發落階段。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第十三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到對右派的處理問題時，說“章伯鈞的部長恐怕是當不成了”，“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如丁玲就不能再當了”。1957年12月14日，黨中央決定將62名右派分子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由原選單位撤銷。1958年1月，中央統戰部同組織部、宣傳部一起研究，選擇了九十六名著名右派分子作典型，提出了處理意見，報黨中央獲得批准。九十六人中絕大多數撤職、降職，其餘有開除公職的、回家勞動生產的，有監督勞動的、有勞動教養的，只有二人免予處分。有了這96人的處理樣板，全國各地照此辦理。從此右派們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過着畜牲不如的生活。

右派分子被發落的結果是：有的被判徒刑坐牢監禁，有的在農場或工礦企業勞改勞教，有的到農村或工礦單位監督勞動，有的開除回家勞動改造，有的（極少）降職降薪留在原單位改造。不管哪種情況，他們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同樣列入反革命隊伍，接受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改造與鎮壓。從此，他們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人權保障，失去了公民權利，失去了勞動獲得報酬的權利，失去了家庭團聚共享天倫之樂的權利；總之，失去了做人的權利與尊嚴，剩下的只有做奴隸的一條活路。他們生活在人間地獄之中承受着被呵斥、謾罵、羞辱、揪打、批鬥的折磨和改造。有的人在“大躍進”中餓死（如甘肅夾邊溝農場餓死2000多人），有的在嚴寒中被凍死（如北大荒農場），有的因超強度勞動被累死（如四川築路隊），有的因不堪虐待而自殺，有的因力圖反抗（如偷越國境）而被槍殺，有的因被迫做危險作業（如爆破）而被炸死、壓死、摔死等，凡此種種，時有發生，冤死人數無法估計。除死之外，傷殘更是家常便飯，隨處可見。更有甚者，還株連他們的親朋戚友。他們的子女不能升學、參軍、參干，他們的親友受人歧視，總之，全家只能低頭受辱，不能抬頭做人。右派分子在漫長的“改造”中所經受的苦難經歷，真是人人都有一本辛酸的血淚史，概括起來，用九死一生、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斷子絕孫、流離失所、饑寒交迫、慘不忍睹、催人淚下形容都不為過。

三、漫長、曲折的“摘帽”“改正”路

1959年10月1日是建國十周年紀念日，為了慶祝這個偉大的節日，1958年8月，毛澤東以黨中央主席的身份致信國家主席劉少奇，建議在十年國慶時特赦一批戰犯，經全國人大常委決定，全國共特赦12008人，其中有偽滿皇帝溥儀、、國民黨軍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與此同時，右派分子也同沾喜氣、黨中央、國務院於1959年9月16日發布《關於確實表現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次日黨中央又發出《指示》說：“全國45萬右派分子中有20%—30%已低頭認罪，確實悔改；有50%—60%表示願意悔改，但內心不服；有20%左右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指示》決定對10%左右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約4.5萬人。《指示》還指出今後將分期分批摘掉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64年止前後五批共摘帽30余萬人。此《指示》還指出“摘帽以後又舊病復發，進行右派活動的可以重新給他戴上帽子”。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會議對大躍進、反右傾作了有限度的批評，對黨內生活不正常略有異議，會後黨內政治氣氛略有寬鬆。1962年4月27日，黨中央發出了《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撥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方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別平反，由此使人聯想到反右派運動中的問題。很多人向中共統戰部反映，對右派分子也應甄別平反。於是統戰部於1962年7月26日發出了《關於右派分子工作中幾個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提出“如果領導上認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屬申請甄別的，可以甄別，確實劃錯了的，可以平反，屬於可劃可不劃的，可以摘帽”。1962年8月27日黨中央作了《復示》，復示不僅不同意對右派分子甄別平反，而且提出要對一些摘帽後表現很壞的重新戴上帽子。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強調“階段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會議批判翻案風、單幹風、黑暗風。從此階級鬥爭越抓越緊，極左運動連綿不斷，直到“文化大革命”運動，歷時十四年。毛死後，1978年全國拔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1978年4月4日，中共統戰部、國家公安部報送黨中央《關於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次日黨中央批准轉發全國。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國家公安部、民政部聯合報送的《實施方案》，《方案》規定“凡不應劃右派而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改正後恢復政治名譽，分配適當工作，恢復原工資待遇，但不補發工資”。到十一月右派分子全部摘帽。但對錯劃改正工作，到1980年才宣布結束。最後全國摘帽數為552973人，改正數為55287人，只摘帽不改正的僅96人。在此順便提一句，筆者所在新化縣直到1983年才正式發文結束右派改正工作。1978年全國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中，有人提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劃錯了，那麼反右派運動，也是錯誤的，有人主張要像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運動一樣，也徹底否定反右派運動。對此，鄧小平於1980年1月16日的《目前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他說“總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作了“正確的”，“必要的”，“只是嚴重的擴大大化了”的結論。

四、我的吶喊

由於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對反右派運動的結論，違背了實事求是的指導原則，三十年來，黨內外不少的人士不斷的向黨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見和要求。但都沒有理睬。我吶喊如下：

1、必須對“反右派運動”作出客觀、公正、正確的評價，既不能敷敷衍衍，更不能強詞奪理。“反右派運動”本身就是無情無理無法無天的運動，它對幾十萬無辜的同志與學生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還株連了幾百萬的家屬親友，而且一整就是二十多年。還能說這是“正確”、“必要”的嗎？為了說明“正確”與“必要”，蓄意的留下96名右派不予改正，讓他們背着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的反動分子或反革命的黑鍋，這實在是太冤枉他們了，試問他們有這樣大的膽量嗎？有這麼大的能力嗎？既然“章羅同盟”都是捏造的，還有什麼是真的呢？把善意的批評當作是敵人進攻，把同志當敵人，又怎能說是“正確”呢？因為要反擊96名“右派”的“進攻”，在全國掀起鋪天蓋地、驚濤駭浪般的“反右派運動”，又怎能說是“必要”的呢？把96人擴大到552973人，是1比5760，即擴大5760倍，這比蔣介石在鏟共剿共時喊出的“寧可錯殺三千，不能錯放一人”還要厲害一倍，這怎麼能僅僅說是“擴大化”了呢？1957年已是實施憲法的第四年，任何政黨和個人都應在憲法的範圍內活動。可是，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硬要以個人權威和政黨組織代替國家政權機構，行使“鎮壓之權”，判處右派分子監督、管制、勞教、勞改等刑罰，這種踐踏憲法的犯法行為怎能說是“正確”和“必要”的呢？難怪毛澤東曾多次說過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無法無天的事情也能說是“正確”和“必要”的嗎？既然“正確”“必要”論不能成立，反右派運動就必須全盤、徹底予以否定，對右派分子就應當予以徹底平反昭雪，豈能以“改正”二字搪塞了事。

2、必須按照憲法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對右派分子進行賠償。右派分子被專政二十多年，人身安全無保障，精神備受折磨。他們有的妻離子散、斷子絕孫；有的貧病交加、餓死累死；有的勞教勞改，九死一生；最好的是留在單位改造的，也只能低頭挨訓認罪，不能抬頭正常做人，遭受如此慘無人道的迫害，並且還株連家屬親友受害遭災，至今怎能以“造成了不幸的後果”（十一屆六中全會決定中語）一句了結。現在，右派分子大部分已經去世，少數仍然倖存。去世者的家屬後人仍在，無家屬後代的本人英靈尚在，對他們不進行賠償，法理上過得去嗎？良心上過得去嗎？

3、必須按現行工資標準，補發右派分子被扣發停發的工資。1957年到現在已有五十三年了，物價、工資都已上漲，如還按1957年的標準補發，那就太不合理太不公平了。試問1957年50元錢可以維持一家四口一個月的基本生活，而現在50元只能維持一天了。

4、正視歷史，適應潮流，順應民心，走民主憲政之路。這是一條正確之路，也是一條漸進之路。當前，應當做到：(1)還權於民，落實公民選舉權、罷免權，先從社區、鄉鎮開始實行直選，縣省級人大代表也要直選。只有這樣才能真實的體現人民當家作主人；(2)還利於民，立足富民，改革分配製度，大幅度提高民生方面的開支幅度，即提高工資（特別是低工資工種），擴大和增加住房、醫療教育、失業、養老等社會保障等開支，民生方面的支出應占總支出一半以上；(3)落實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允許公民討論國事和批評政府，確保民意暢通，監督到位；(4)行政、事業單位的官員及公有制企業的高管，應定期公布其財產，以便公民核查。

以上四條，筆者認為既合情合理合法，又有可操作性，希望當局能認真審查，給予回答。

現在已是2010年了，比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時又前進了二十九年，二十九年中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都在發展，人們對五十三年前的“反右派運動”的看法也有了提高，從新評定，徹底否定“反右派運動”的條件已經具備，只待現今的黨國領導人能審時度勢，當機立斷，拿出勇氣與智慧，就可以圓滿洗白拖了五十三年的反右派冤案。                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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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鄧小平的反右報告說起

周元川

在毛決定反右以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飛到各地向黨內高級幹部作反右報告。鄧小平在報告的一開頭說，“通過農業合作化和對私改造，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完成。在我國政治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卻不僅沒有完成，而且沒有開始，要知道，光有所有制而沒有政治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那社會主義就建設不成，即使建成，也是不會鞏固的。因此，我們現在即將開展的反右，就是補課，就是進行一場政治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意義十分重大。”這一段話語有毛選五卷為證。它並不新奇，只不過是說明，引蛇出洞早已是既定方針，是陽謀。那種認為是右派利用整風之機猖狂進攻，才不得不反擊的看法十分幼稚，是完全不合乎實際的。記得當時雙百方針業己提出，有的人歡欣鼓舞，有的人(特別是黨內老幹部)則公開表示思想不通。鄧小平講完上面提到的那段話以後接着說，“現在政權在我們手裡，那麼，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如何在政治思想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呢？對此，毛主席想出了八個大字，這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央的這個精神過去只傳達到政治局，今天我是第一次向下傳達。”

其實，毛澤東早就說過，什麼百家，就世界觀來說，實際上就是兩家：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眼中的毒草就是資產眼中的香花。但糊塗如我卻不懂玄機，以為凡事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都可以提出來大家討論，在思想上解除了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全面專政的武裝。直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有人對雙百方針的底蘊給人們一個真正的說法，這真是太令人遺憾了。在報告中，鄧指出，現在報紙上發表右派言論，是在給右派畫像。你們登得不夠，這就是像畫得不像，得馬上改進。你們中間有些人想反黨，那就趕快站出來反嘛！於是，那以後，為了把像畫得像，一些人的言論被斬頭去尾地在報上刊出，一些幾十年的老革命一個個落馬，因為按照報告精神，黨內老幹部之中總有人在時時想反黨呀。

1957年整風開始，一次傳達說反右是新的肅反，劃右有三條標準是：一是本人有政治歷史問題，二是平日表現不佳，三是有右派言論。整風開始不久，我的表叔叔被調到黨校學習，臨行前夕他主動提出要匯報思想，作自我鑑定。組織上當時沒有這樣要求。他交待說：“由於曾經在肅反中被作為對象，有時候會懷疑公安部門派人監視他，黨組織在工作上也不信任他，內心老有一個解不開的疙瘩。”這一切，都只是他主動向組織檢查自己偶爾的一閃之念，是在極嚴格要求自己。再說他既沒有這方面的言論，更沒有行動。但是他還是被當成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一條自己送上門來的大魚！於是，給他加上惡毒攻擊在共產黨的中國竟然還有監視人的罪名，在長達幾個月的鬥爭里集中火力，不斷變動鬥爭手法，大搞逼供信，對他極盡人身污辱的能事，最後是一腳踢出門了事。在此後二十一年中他妻離女散，受盡人間苦難。

在那個夏天，國際上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例如蘇聯就發生了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問題，在核心小組，領導就每個事件都作了傳達。一天核心小組開會，內容是傳達中央小型決策會議的情況，那個會議是由毛澤東主持，彭真似乎是會議的主角。會議一開始由彭真報告有關情況。他說，現在一些民主人士怕我們收，怕我們政策會變，而我們的方針是繼續放，但基本政策也確實是發展了，在右派的眼中，也就是的確在變了。這場反右鬥爭我們要進行到底，不取得全勝，社會主義就建設不成，對右派，我們採取的是一棍子打死的態度。有人說，我們這樣是不講良心——講到這裡毛澤東插話：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埋葬資產階級，有什麼良心不良心！我們決不可手軟，我們一定要把這場運動進行到底，只要不死人就行了。

“一棍子打死”這句話我是一直銘記在心，我們這些人在政治上太天真了。世界上並沒有什麼“充足理由律”，也無所謂良心不良心，對我們右派，黨的政策不是一等二幫，右派在黨看來不是犯了錯誤而是犯有罪行，是鯊魚，這裡不存在允許犯錯誤和允許改正錯誤的問題，對右派要一棍子打死啊！"文革"期間，我糊裡糊塗地身不由己，一段時間受農場“摘帽右派”的委託，去北京為討個“摘帽右派”不再是“右派”的說法，日後被捆綁吊打。

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位受害者去找把他打成右派的省委書記，這位省委書記說，“造反派要把我打成叛徒，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如果出於需要我不會有意見，因我反正要革命嘛！”右派“改正”以後這位曾被劃為右派的地廳級幹部一次問省委書記當年是怎麼把他劃為右派的，省委書記的回答仍舊是，“那是當時根據需要”！這話出自一個老革命之口！一切都是從需要出發！省委書記大會小會說：“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至今我們還得講，我們的一切都得從黨的利益和需要出發，有些人被打成反革命不能平反，黨知道不就行了嘛！”需要就決定一切。不是嗎，對立統一規律是絕對規律，社會上要有對立面，沒有對立面就樹它一個，全國幾十萬右派，不就是人為地這樣被硬樹了起來的！

極左、左派、右派、極右的區分與現狀

秦  暉

西方的左右派劃分標準

法國大革命的口號非常動聽，叫“自由、平等、博愛”。但任何激動人心的 口號都有一個缺點，就是經不起推敲。每個人的天資、生存環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讓每個人都“自由”發展，那麼他們的財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讓每個人都在經濟上"平等"，那麼必然會限制強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於法國制憲會議，但很快定型成與初始含義毫不相干的兩個集團。其中左派比較支持平等，強調建設福利國家，更多的通過國家干預手段幫助弱者，右派比較強調自由，反對過高福利，比較支持競爭，反對國家干預，強調建立“弱”政府，反對對於強者的過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區別只基於對平等與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點，右派更偏重自由一點。對基本限度的平等與自由權利，均持有同樣的共識。

什麼是極左，什麼是極右

所謂極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極端，突破“自由的底限”。為獲得無差 別的公正，而取消絕大部分的自由，為取消絕大部分的自由，必須建立一個無比強大的國家機器，將人民的一切活動處於國家的控制之下。所謂極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極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對國家限制強者推演成要強者控制國家欺凌弱者，宣稱“國家就是為強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實行寡頭專政，取消對弱者的一切保護，一切自由。

為什麼說極左制度是偽公平？

極左的目的是為獲得經濟上無差別的公正，但由於每個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壓制每個人的個性尋求公正，就必須實行極權。這樣儘管每個人在經濟上基本平等，但極權會造成權力的不平等。位高權重的，呼風喚雨，無所不為。地位卑賤的，連性命都無法保障。在權力傾軋中被淘汰下來的，往往境遇悲慘。這些大夥都很熟，我們曾經在這種制度下生存了很長時間。

為什麼說極右制度是偽自由？極左到極右的角色變換

這才是我想講的東西。作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學的時候， 學的是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甘做螺絲釘和馴服工具。初中的時候，學的是鄧小平同志的英明論斷：中國不可能出現百萬富翁！高中的時候，一切都顛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國有企業"賣給私人"了，工人階級要“自己養活自己”了。上大學以後，很無奈，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變成世界第一了。

極右制度不合理的關鍵在於忽視“起點平等”。劉少奇曾經握着淘糞工人時 傳祥的手，笑着說："我們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個極左制度下的工廠里，雖然廠家資金的實際支配權在廠長和書記這裡，但名義上是屬於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廠長和書記拿到了廠，原先許諾給工人們的退休工資和醫療保障全都作廢了，工人們每人拿到了幾千元分家費。廠長對工人們說：我們現在不搞大鍋飯了，大家今後要自由競爭！話雖好聽，可這種"分家"方案，這種取消弱者的一切社會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醫療保險的“自由競爭”， 難道真會是"自由"的競爭嗎？

極右制度，往往表現為權貴資本主義與寡頭專政。南美、東南亞模式可為前鑒。極右與右派的距離很遠，離極左卻是咫尺之遙。極左與極右有相同的“根”，在極左制度中，國民的財產名屬全民，而支配權屬於權力中心，轉變成極右制度很簡單，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來就是了，直接依靠權力化公為私。

左右翼分派混亂的原因

大陸的左派、右派名詞來源與歐洲不同。在中國大陸，派別的劃分都是以政府為參照系的。由於歷史上政府一直是極左，因此在人們思想上有一個慣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極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對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說在九十年代之前，這種劃分都是比較合理的。

但現在情況變了，大家都能看到。農民問題、失業工人問題、學生就業問題， 基本上都是自由主義者提出來的。按常理，自由主義應該屬於右翼陣營，對平等問題的關注較弱。但在國內，連他們都開始關注平等問題，表現得“左”了。說明目前的參照系已經偏向極右。

極左陣營一分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隨變革的腳步。如果說工人失業、 資本家入黨還可以被認為是"陣痛"和"權宜之計"的話，國有資產的快速私有化卻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區，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經濟比重還只有百分之十 幾，但過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這可不是什麼私有經濟的"優 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國有財產瓜分。私有經濟再“優越”，也不可能幾年就翻上幾倍的。這些是目前堅持極左的"毛派"反對"鄧派"的基礎。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給出了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國大陸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絕沒有這張有用。中國公安們就按着這張排行榜一個個查下來，富豪們紛紛入獄。我可以一個個扳着指頭數下來：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楊斌，通過奇蹟性的行政"劃撥"到3000畝土地獲利七十多億，貴為朝鮮特區行政長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華晨的權錢交易中“栽了跟頭”，琅璫入獄。不多舉例，大夥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來"了。

極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歸為極左與極右派系分裂。極左稱為毛派，已經失去了實際的政治權力，轉移到網上成為另一類反對派。現在有些網友看見極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評政府，就想當然地認為執政者是中間派，其實不然。還有一點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極左派系轉型成為民族主義派系，我認為他們的轉型是為了逃避面對國內現實問題。罵日本罵美國，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麼判斷力，中國做的就是對的唄！哪有談國內問題那麼難？

討論假問題的知識分子

許多知識分子把目光轉向了台灣，他們覺得先用開明專製發展經濟，然後向民主化轉型，走"台灣道路"。新權威主義者蕭功秦感慨說，八十年代，所有知識分子都是激進民主派，誰也不聽我的。但八九年以後，知識分子終於變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覺得不妨把這些褒義詞換一下，知識分子變得冷漠、犬儒了。 就拿北大清華來講，以前他們會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現在，就算工人們都在罷工，他們也不會湊合。學生們會覺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識分子的經濟狀況是有史以來最好的。而且，北大清華的學生更是得天獨厚，不爽了可以出國嘛！

中國知識分子除了“吃苦耐勞”，沒什麼特別的優點。缺點倒是很多，攀附 權貴、空談、抄襲，寡廉鮮恥的知識分子是屢見不鮮。現在是好點了，獨立的，面對現實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但我還得說上幾句，中國一些善良又獨立，還有點學者風範的知識分子有另一個特點，就是喜歡"白日做夢"。

怎麼“白日做夢”呢？當權力迅速腐化，中國開始進行以權換錢的“原始積累"的時候。學者們開始憧憬"中產階級"的產生會給中國"送來"民主制度和 自由市場經濟。當香港回歸的時候。學者開始幻想“香港的多黨制”會“普及” 大陸。當工人紛紛下崗，貧富嚴重分化的時候。學者們又會認為"威權體制"下的經濟增長將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暫階段。他們從來不想，不去自己爭取權益，不去推動制度民主化建設，不去抨擊社會的不公，難道自由民主與公正會隨着“經濟增長”像天上掉餡餅一樣落到國民手裡嗎？遠看歐美各國，近看台灣韓國，民主化進程都是血與淚凝成的，好東西不會光顧睡大覺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來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來的自由？不去呼喚平等，哪來的平等？企圖等着經濟發展後制度"水到渠成"，笑話，沒看見別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麼？不挖渠，水到了只會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識界現象，叫作“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對話”。看似與國 外右派與左派的對話相似。但對些什麼呢？中國太平等了？中國太自由了？國內沒幾個人能聽懂“新左派”的“後現代”論述。想想也是，跟一個吃不飽飯的人談減肥，他能聽懂麼？自由主義也面臨"少談公正"的指責而紛紛轉型。以前叱咤風雲的厲以寧，被人指責為權貴辯護。當人們越來越關注窮人的時候，談股份、談市場爭奪、談MBA，意義便明顯褪色了。

俺認為現在左和右的“對話”根本沒有意義。左派與右派根本沒有“對話的必要"。自由多一點平等少一點，還是自由少一點平等多一點，這種討論在中國毫無意義。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與平等的底限”。在一個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會，談哪個多哪個少不是"空談"又是什麼呢？

阻止極右傾向可能為時已晚

目前什麼是中國最大的經濟現象？我認為就是“私有化”。對此網上早已直 言無忌，也有一些報刊膽子比較大，敢於直呼"私有化進程"。現實中的大多數媒體要遮掩一些，換個說法，什麼“改制”、“轉制”、“股份化”、“鼓勵私有成分"。其實都是一個意思。

我不談怎樣“阻止”私有化。長期極左造成權力不受制約，同樣這種權力 "市場化"、權貴"資本化"，國民也已無力量制約。利益與不受制約的權力促成極左到極右的轉變而無可阻擋。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況下，知識分子應該呼喚的，就是保證這種"私有化"能夠儘量公平。不要出現那種私有化：廠長書記拿到了廠子，工人一次性下崗。然後大家開始在“公平的市場”中進行“平等競爭"。這種分家最後只會造成社會動盪和經濟下滑。類似的例子可以在蘇東私有化中看見。分家分得比較公平的東歐國家，經濟在短期下滑以後立刻回升起飛，而做得不好的俄羅斯等國，則造就金融寡頭與壟斷集團，經濟低迷很久才逐漸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關鍵就是在國有資產被分光以前，建立一個比較公平的“分家” 策略。但從現在經濟比重來看，國有資產已經被分掉了將近一半，對"分家"策略的討論尚未開始。

中國特色？中國沒有特色！

絕對不要相信“文化”會造成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法不同。經濟也許不是“制 度決定"。但制度對經濟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力。台灣與香港 的經濟制度與規律，離美國近而離同種文化的大陸遠。東德與西德，南韓與北韓，經濟實體的差異程度，與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對比。廣東企業與北京企業的相似程度，遠遠超過廣東和廣西企業的相似程度。決定經濟的仍將是制度，我們中國不會因為"文化不同"而走上與其它國家不同的經濟道路。

拿一個影響最廣的誤解來談，曾經吹得神乎其神的鄉鎮企業。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認為，鄉鎮企業是中國文化的"偉大創造"，是世界經濟的"第三條 道路”，農民企業家是中國獨一無二的經濟現象。我本科的時候，在北大聽過不 少講座，這種觀點早已讓人耳邊起繭。但九十年代末，鄉鎮企業集體"進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實際行動嘲弄了這種“發現”，以至於現在都沒人提鄉鎮企業了。其實多看歷史，就可以發現鄉鎮企業"似曾相識"。實際上這是國家轉軌的一種現象，在政府的經濟控制力減弱，而農奴制依然保留的情況下，鄉鎮企業就會大量湧現。

    在十九世紀中期的俄羅斯，工業化已經起步，而依然保留了農奴制。在農奴 制下，農民並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世襲身份。由於在農奴制下，俄羅斯通過劃分“農民身份”與“非農民身份”限制了農民進城，一批農民就通過工業化形成了整個整個村莊的鄉鎮企業與大量的家族制的"農民企業家"。俄羅斯湧現了如莫羅佐夫家族、格拉喬夫家族、鮑里索夫家族等“農民企業家”，鄉鎮企業也如雨後春筍，以紡織聞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諾沃村，以冶金聞名的科斯特羅馬省的達尼洛夫村，以製鞋業聞名的特維爾省的基拉姆村。農奴制改革後，這種現象就漸漸消失。中國也是一樣，當放寬了農民進城限制以後，大量農民從鄉鎮企業中湧出，紛紛進城務工，形成“民工潮”。“中國文化的偉大創造”不攻自破。

同樣，在國有資產私有化中，中國也不會因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與否直接影響今後的社會穩定。如果仍舊像現在這樣，政府不斷地湧現億元量級的腐敗大案，而又以經濟困難的理由取消了下崗工人的退休金和“沒有失業"的莊嚴承諾，開始"自由競爭"。如果仍舊像現在這樣，各種工程一投就是上百億，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災農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費"。如果仍舊像現在這樣，一方面不斷"擴招"以實現"教育產業化"，另一方面大學生失業率居高不下，在學習期間打工陪聊，女大學生向百萬富翁們“投懷送抱"，那中國文化的"薰陶"並不會使得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們變得特別 “穩重、深沉、善良”的。

極右到極左的震盪

社會公正並不能通過經濟增長來彌補。如果不能在轉型期建立一個“自由與公平的底限"，那麼遲早社會穩定將是無法維持的。

再讓我們把目光轉向百年前的俄國。二十世紀初，俄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組成立憲民主黨，並以此為主體進駐了國家杜馬，俄國政府中的開明派也傾向於建立憲法，改變沙皇□□。時任俄國總理的維特決心推進經濟改革，並與主要反對派立憲民主黨人多次談判，但由於損及沙皇利益，總理維特最終被解職。主張警察統治，鐵腕強權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繼登台。立憲民主黨人被殘酷殺害，組織癱瘓。俄羅斯進入了"斯托雷平時代"。以鐵腕強權摧毀傳統俄國公社，開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極右翼政府，將俄國經濟轉變為農場經濟與市場經濟。持續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蹟"。沙俄經濟持續高漲，與1900年相比，俄國煤產量增長121%，棉花加工量增長62%，出口總額增長112% ，國 民收入增長78.8%。全俄人均糧食產量達到歷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後才被打破。

由於經濟持續穩定，俄羅斯人對政治的興趣冷淡，人們只關心鈔票，政府的反對派陷入尷尬狀態。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內訌成習，國內右翼的立憲民主黨分裂派系林立，在國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則徹底一分為二，分裂成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吵得不亦樂乎。一些革命者紛紛向政府 “投誠”，從思想上徹底懺悔。激進自由主義的一些人開始清算傳統，曾經以立 憲民主黨人身份參與革命的知識分子格爾申宗說："我們不僅不應幻想與人民結 合，反而應該害怕他們甚於害怕政府的刑罰，應該感謝這個政府用刺刀和監獄使我們免受人民的瘋狂之害。"

 當知識分子紛紛從右翼與左翼轉向為秩序主義、民族主義者時，他們的聲望也在不斷下降。當瞿秋白訪問俄國時，俄國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對老知識分子托爾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對時下的知識分子卻頗為不屑。那時的知識分子聲望一落千丈，他們對政府決策毫無影響力，又被民眾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當知識分子日趨保守，社會依然“穩定”的時候，大眾卻越來越激進。根據沙俄司法部門的統計，在二十世紀初，以"危害國家安全"而入獄的國民，知識分子比例越來越小，而工農比例卻大幅上升。由於斯托雷平的極右翼改革以權貴為利益本位，機會與風險分布極不公正，表面雖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洶湧。極左翼的“社會革命黨”成為第一大黨。就在所有人都認為社會已經“告別革命”的時候，革命卻突然爆發，毫無徵兆。1917年2月，由於首都的幾家商店進貨不足與交通不暢，造成麵包脫銷。導致不滿的居民上街，立刻引發騷亂。派去鎮壓的首都衛戍部隊主要由農民組成，早對社會分配不公嚴重不滿的農民軍隊率先譁變。僅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極右翼的杜馬立刻從保皇派轉入革命派，此後社會不斷左轉，在極左的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最後這些"投機革命"的人也紛紛被殺。社會以血的代價完成了極右到極左的轉變。

社會革命並不以知識分子意志為轉移

從俄國的極右到極左轉型可以看出。以為知識分子紛紛“告別革命”，革命 就不會發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識分子與政府並非毫無作為。如果知識分子在極右轉型期能對政府產生影響力，那麼很可能通過一種較為公平的方式瓜分資產，"告別革命"。即使政府不聽，如果知識分子能夠堅持呼喚公平，在大眾中贏得尊敬，那麼很可能在革命後能建立起一個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會變成一個極左翼政府。重新開始

“極左到極右的震盪”

從起碼的公平觀點來看，我們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財產“公有”後，幾十年後再由少數人瓜分這些"公有"財產成為私產。或許過上幾百年，大部分人會忘記財產被“公有”的事，但現在顯然還沒有忘記。即使從目前的貪污、外逃資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資產來看，這批幾十年積累的公有資產數額相當龐大。幾乎每一個廠長和每一個公務員都在轉制和加薪中獲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這些財富的主要創造者，農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隊伍之外。很難想象這樣的私有化將是穩定的，也很難想象在私有化後能夠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以東歐俄國的經驗來看，凡是在私有化過程中公平性較差的，如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經濟低迷的時間都長，恢復也慢。而在私有化過程中公平程度較好的東歐系列國家，經濟恢復都非常快。目前的國有資產分配公平與否，對今後中國走向哪條道路至關重要。

中國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擺脫極左陰影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曾經為思想解放做出過巨大貢獻。但九十年代分裂為左右翼，開始進行"偽問題"的探討。其實，左翼的社會主義者和右翼的自由主義者只應該在一種情況下對立，就是政府的機制決定了權力和責任是對應的。它有什麼樣的權力就要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權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權力就要承擔大的責任，授予的權力小承擔的責任也小。在這種情況下，主張國家多承擔一些責任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勢必認為應該給國家多一點授權，而反對國家權力過大的自由主義者勢必也要主張國家少承擔點責任。

但如果國家的權力並不是公民授予的，國家增加權力，也並不完全用於承擔責任。例如農民交了稅養活了警察系統是希望它們能保障社會安寧，而不是用來發暫住證收收容費的。網民繳稅是希望讓網絡暢通，而不是拿這筆錢來搞過濾系統，培訓網警來阻塞網絡的。一方面，通過權力侵吞公用資產，另一方面，社會保障體系紛紛崩潰。在這種情況下，談什麼國家權力“大一點”好還是“小一點”好，有意義麼？

如果直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還不能認識到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在於確定一個 "公正的底限"，熱衷於派別之爭，那麼或許在下一次震盪來臨時，已經沒有人願意相信知識分子的話了。

（原註：本文大多數文字出自北大一位網友與清華秦暉教授的討論和感想。）

“反右”鋒芒所向首先是“中間路線”

─胡治安揭秘反右派鬥爭的要害

張顯揚

解開毛髮動反右鬥爭謎團

胡治安先生的《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一○年二月出版），是一部難得的使人長見識、開眼界的好書。它第一次大規模地展示了中共統戰工作中鮮為人知的內幕，披露了梁漱溟、馬寅初、章乃器等諸多被稱為「民主人士」的政治家和大知識分子的傳奇經歷，以及他們同中共的打擊迫害拼死抗爭的故事，讀來令人不勝唏噓。

全書三十篇文章，每一篇都有故事，都很耐讀。我最看好的，是最後一篇：《我看一九五七年的「陽謀」與陰謀》。這篇文章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是講一個人、一件事、一個細節，而是完整地講述了一九五七年發生的那一場可怕的鬥爭。胡治安先生是統戰部的老人，前後幾十年，從辦事員一直做到人事局長。一九七八年受命參與中央五部委處理反右派鬥爭遺留問題的工作，歷時三年，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起草和參與起草若干中央文件、電報，編發簡報，處理來信，接待來訪，外出調查，聽取匯報，召開座談會，查閱大量有關檔案材料。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還結交了一大批「右派」朋友。可以說，他是當今中國最有權威的右派問題專家之一。這篇文章，有理有據，提供了一個全方位觀察反右派鬥爭的平台，為學界徹底解開了一個謎團：毛澤東發動這場鬥爭，鋒芒究竟指向何方？

半個多世紀來，人們眾說紛紜。有說毛澤東要整治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秉性難移，總想說點自己的話，礙手礙腳；有說他要整治民主黨派，因為他懷疑他們口是心非，二心未泯；有說毛澤東打從骨子裡是個獨裁者，聽不得任何民主自由的聲音；而在整風運動中，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發出的最刺耳的聲音，恰恰就是反對獨裁，主張民主自由，因而非把他們打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不可。

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毛澤東確實整了大批知識分子，整了民主黨派，而他們的罪名多半與反對專制獨裁、主張民主自由有關。但是，從這場鬥爭的實質看，我覺得這些說法還沒有把毛澤東鬥爭的鋒芒落到實處，也就是說，沒有抓住要害。這是一場空前嚴重的政治鬥爭，而不是一般的思想鬥爭或反傾向鬥爭。政治鬥爭是一定要指向某種政治派別或政治勢力的。沒有明確的鬥爭目標，便不成其為政治鬥爭。

毛要剷除「中間路線」民主勢力

中共建政以後，毛澤東發動的那些驚心動魄、充滿謊言和血腥的政治鬥爭，沒有一次不是明確地把鬥爭矛頭指向一定的政治派別或政治勢力，而只是泛泛地針對某種思想或某種傾向的。一九五三年那場黨內鬥爭，反對的是「高饒聯盟」；一九五九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針對的是「彭德懷反黨集團」；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打倒的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各部門的代理人」。文革以後，鄧小平如法炮製，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矛頭所向，也非常明確，那就是黨內民主─改革派的領軍人物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也不可能例外，不可能不瞄準一個明確的目標。

二○○四年初，拜讀了章詒和女士的《往事並不如煙》，我就影影綽綽感到，反右派鬥爭的主要目標，不是以往所說的知識分子，而是民主黨派；知識分子是因為和民主黨派的政治訴求發生共鳴，才被牽連進去的。但是，究竟是所有的民主黨派呢，還是某個特定的民主黨派，我無法作出判斷，因為當時各個民主黨派都有頭面人物發表「右派言論」。

胡治安先生的文章，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讓我茅塞頓開。原來，毛澤東那樣氣急敗壞地發動反右派鬥爭，鋒芒所向既不是知識分子，也不是一般民主黨派，而是一個特定的民主黨派，那就是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章伯鈞、羅隆基兩位先生是其代表人物，毛澤東稱之為「章羅聯盟」。他這樣定位，意圖非常清楚，就是趁機把這個從抗日戰爭時期發軔、國共內戰時期壯大起來的號稱「中間路線」的民主勢力，從中國這塊土地上連根剷除，以絕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後患。

民盟是中國革命過程中唯一有組織有綱領有實力的民主黨派。這條所謂「中間路線」，看似介乎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中間勢力，實際上代表的是一種民主建國的路線，它既不贊成行將滅亡的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也不贊成即將建立的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當時，它是國民黨的反對派，共產黨的朋友。國共鬥爭大局已定，他們作為統一戰線的成員，參與建立新政權，在其中占了一席之地。但是，他們並未因此而放棄原來的政治主張，只是有所收斂而已，按其本質來說，仍然是中國民主勢力的最大代表。這一點，毛澤東心知肚明，視其為心腹大患。

令毛刺眼的民盟和農工民主黨

五十年代，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共產黨最怕的，一是人民群眾，二是民主黨派。而真正令他頭痛的，不是人民群眾，而是民主黨派。在幾個民主黨派中，毛澤東最刺眼的是民盟和農工民主黨。反右派鬥爭開始時，他在為《人民日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就點了民盟和農工民主黨的名，說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

  毛澤東為什麼要從「整風」轉為「反右」？因為他看到收斂多年的「中間路線」的頭面人物，又一個個探出頭來了。

章伯鈞羅隆基言論涉分權

毛澤東翻臉不認人，認定「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決定性原因，是章伯鈞、羅隆基的動向。章伯鈞說：「我們要搞社會主義，一是經濟民主，二是政治民主，但還要加一條思想民主。政治自由的具體表現，就是『百家爭鳴』自由討論，我主張兩院制，人民代表大會是眾議院，政協是上議院。」又說：「資本主義為什麼還有活力？就是因為有多黨制，有在朝黨和在野黨，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這就是活力。」羅隆基認為，中共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國內形勢有了很大轉變，民盟應該放手發展組織，迎接這個轉變」。他提出成立「平反委員會」，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都要參與其事，對過去歷次運動進行審查。還說，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的矛盾，是外行領導內行的矛盾。這就是被認定為最大的右派罪名「輪流坐莊」、「政治設計院」、「兩院制」和「平反委員會」的來歷。很明顯，這些言論已經超出共產黨整風的範圍，而涉及到政治制度和權力分配的問題了。這就觸動了毛澤東的神經，使他看到了當年「中間路線」的鬼影。章伯鈞、羅隆基，就是這條要和共產黨分庭抗禮的「中間路線」的主要代表。於是，他便毫不含糊地掄起大棒予以反擊。

胡治安先生說：「反右鬥爭的鋒芒，最初就是指向中間路線。」這是一點不錯的。

為了阻止以「民盟」為代表的民主勢力東山再起，徹底挖掉中國民主自由的根苗，中共當局指揮民盟對章羅兩位先生大肆圍剿，斗得他們顏面掃地，五內俱裂。同時，為了壯大聲勢，他不惜拿幾十萬知識分子和各界有識之士去陪綁。凡是對共產黨有意見的，凡是對以往歷次政治運動有所不滿的，凡是發表過類似民主自由言論的，統統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俗話說「殺一儆百」。毛澤東是「殺一陪百」，「株連九族」。他明文規定各地方、各部門打擊的比例，不達標的要補課，許多「右派」都是第二年為達標而補划進去的。如此荒謬，豈能不擴大化？但是，在毛澤東看來，這是天經地義的，不如此不足以徹底擊敗對手，收到斬盡殺絕的效果。

追求中國民主自由的艱難

 澤東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反右派鬥爭以後，整整二十年，中國再沒有出現過有系統、有力度的民主自由思想，整個國家鴉雀無聲，死水一潭。民盟和所有其它民主黨派一樣，整個兒換了一個模樣，他們唯中共的馬首是瞻，全然失去了當年向國民黨爭民主、爭自由的勇氣和風采。對此毛澤東非常得意，認為這是反右派鬥爭的偉大勝利。至於這個「勝利」給國家民族造成了多大災難，那不是他所關心的。

行文至此，便不難理解，鄧小平為什麼死抱住反右派鬥爭不放。儘管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右派已經改正，他還是認為反右派鬥爭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目的就是要向國人宣告：主張民主自由本身就是罪惡，管你反不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今後誰要是這樣主張，他們照打不誤！實際上，他們不就是這樣干的嗎？只要看看劉曉波博士因《○八憲章》而獲罪，一切都清楚不過了。

胡治安先生的文章，讓我們重溫了反右派鬥爭的歷史，看到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艱難，激起了我們對前輩民主人士的敬意。民主自由是奔騰了數百年的世界潮流，是覺醒了的人們不能割捨的訴求，後來者一定會效法先輩的榜樣，繼續奮鬥下去。為了徹底摧毀民主思想的社會基礎，以便斬草除根，毛澤東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整個知識界。現代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是傾向於民主自由的。歧視知識分子，把他們視為異己，是中共一貫的傳統。這一次更是擺開架勢，要和他們算總帳。為了打斷知識分子的脊梁，封住他們的嘴巴，使他們再不敢說三道四，不惜把五十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這些所謂右派，大多是知識分子中有獨立思想而又直言不諱的精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可寶貴的血脈。毛澤東一刀把它斬斷了。中國知識界遭到了一次恆古未有的大劫難！

反右派鬥爭，首當其衝的，是民盟為代表的民主勢力；受害最深、傷損最慘重的，是作為民主思想社會基礎的知識分子。這就是歷時兩年的反右派鬥爭的始末：從打擊民主勢力開始，到摧毀民主思想的社會基礎結束。

                                         二○一○年八月九日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反歷史的

王書瑤

    按顧炎武的原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是錯的；在梁啓超和他的後人，把這個“天下”偷換成“國家”之後，它就錯上加錯，大錯特錯了。

資料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原意出於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他的原文是：“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到今天有300餘年了，本身就錯的；後來經過清末民初的梁啓超引為成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至今也有近100年了。這100年間，這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八個大字，被引伸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就更錯了，每當國難當頭，就成為當權者和社會輿論動員民眾效力的最有號召力的口號，無知民眾，也往往以此自詡，以此自勵，對於動員群眾，化解統治集團面臨的危機，很有效果。

問題的關鍵是：梁啓超和後來的使用者，不管是否有意無意地混淆了“天下”與“國家”兩個不同的概念，它都是錯的。

按顧炎武的意思，“天下”與“國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他說：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它的意思是說政權變了，就是亡國；道德淪喪，就是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是有原則區別的。（朱明王朝變成大清王朝，就是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這是徹底的道德淪喪，就是亡天下。“率獸食人”的意思可以解釋為：人可以沒有飯吃，但是，寵物狗卻一定要“錦衣玉食”）。

到了後來，清末民初，梁啓超把顧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化成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時正值國難當頭，民族危難日益加深，不再有人區分“亡國家”與“亡天下”之別，以此謬種流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實際成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另一種說法，於是就成了“匹夫”也要對國家的興亡負起責任來了。

首先，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實質上變成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後，自然就成了反歷史的了。匹夫是不能對國家的興亡承擔責任的。顧炎武直接就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權貴與豪門才有保國的責任，匹夫何與焉？所以，匹夫對亡國沒有責任。

（顧炎武的原文是：“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匹夫一詞，一意指為平常人，一意指賤人。但是，《現代漢語詞典》說匹夫是指平常人，它舉出的例子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同顧炎武的原意大相徑庭。顧炎武說的是“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這裡明明白白說的是“匹夫之賤”，因而是“賤人”、“賤民”，怎麼會成了普通人？

 與“匹夫之賤”相對立的說法就是“九五之尊”，“陶朱之富”了，皇帝之尊，尊之已極，陶朱之富，富可敵國；那麼匹夫之賤呢？自是賤之已極，既不是普通人，就更不是公民。

 因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的“匹夫”一詞解釋為普通人是反歷史的，在這裡匹夫一詞，就是在貶義上使用的，民間口語，也多為貶意，過去罵人，就罵對方是“老匹夫”，而成語“逞匹夫之勇”，也是對“匹夫”的貶斥。

 就是把“匹夫”解釋為普通人，在中國這樣一個皇權專制社會中，要“普通人”這個沒有絲毫政治權利的社會群體為歷史的發展、國家的興亡承擔責任也是毫無根據的，它同樣也是反歷史的。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經常都用在國家、社會碰到危急存亡的關頭，統治者要普通民眾出錢、出力去賣命，保住他們統治人民的位置；在國家興旺的時候就用不着了：歷史書籍從來都只對統治者大唱讚歌，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是統治者的功勞，與匹夫何與焉？

其次，就按顧炎武原意說的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是反歷史的。一介匹夫，怎麼可能對“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承擔責任呢？在什麼條件下才會有上述的情況發生呢？只有在統治者窮奢極欲、道德敗壞、倒行逆施、橫徵暴斂、民不聊生的惡劣情況下才會發生，這種情況，難道要“匹夫”們承擔責任嗎？

 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原因我們都知道，是由於統治者的殘暴引起的，我們沒有切身體會，1958年到1961年的大躍進，我們中的很多人是“親歷”的：一種情形是，莊稼成熟了，卻不收割，要去“大煉鋼鐵”；另一種情形是，虛報產量，把收穫的糧食全部收走，“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明知餓死人了，還不開倉賑災，最後是“人相食”。餓死的都是些什麼人？自然都是匹夫！“食人”的又是些什麼人？自然也是匹夫，權貴當然是不會餓死的，他們有人參，還有游泳池，也用不着直接去吃人。這些餓死和還沒有餓死的匹夫們，絕大部分都是農民，他們當中，既有被人吃的人，也有吃人的人，卻要他們對“天下興亡”負起責任，天下之大，寧有是理？

 餓死4000萬人，要他們負責任嗎？文化大革命的慘烈，也要他們負責任嗎？

 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在年青的時候，熱血沸騰，也很受過這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欺騙，還“以天下為己任”，這可實實在在是匹夫之勇，不論是右派，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先知先覺者，結果是“全軍覆沒”，無一倖免，要他們負什麼責任呢？

 不過，如果向前看，情形又不同了，因為今天的社會已經很不同於從前的皇權專制社會了，自從西風東漸，民主的潮流已經磅礴於全世界，任何人都知道，不論是何種形式的專制，都已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任何專制，都要加上民主的裝飾，才可以招搖過市。經過60年黨國的“教育”，中國人民已經充分地認識到，所謂“黨國”的民主是不存在的，所謂“社會主義民主”，不僅是海市蜃樓，它還更是一塊遮羞布，用來遮飾實質上的一黨專制的，中國應該和必須進入“公民社會”。

 在一個公民社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不再是反歷史的了，因為在一個公民社會中，統治者是被公民選舉出來的，公民在進行投票的時候，表示他們是這個國家的真正主人，他們要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國家的政策，也是通過選舉，由公民們決定的，只有在這個時候，才可以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中國現在還遠遠不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不是“自然生成”的，它是要民眾鬥爭才能得到的，一方面依靠私有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還要靠“匹夫”們的努力奮鬥，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權貴統治集團照例不會自己主動放棄自己的特權，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你盡到自己的責任了嗎？

 自從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只要沒有“國難當頭”，需要動員民眾“同仇敵愾”，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時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個口號就不大提了。政治局決定一切，要你民眾做什麼？現在為什麼又要提了，是因為釣魚島撞船事件之後，又需要民眾出來表達民意了，要不然怎麼說“中國人民不答應”？

 但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個政策不是“匹夫”們制定的，匹夫們完全沒有權力過問此等國家大事，這種事情向來是中共領袖們“一言九鼎”，誰在什麼時候爭求過民意？

2010-9-27

上海交通大學五七老人 要求母校補償反右的信（附上海交通大學的回覆）

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上海交通大學校長：

我們原是母校學生，因為1958年元月的反右補課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同年6月18日被攆出學校到上海縣寶北鄉“勞動察看”（保留學籍或開除學籍），經過整整兩年，學校食言，保留學籍的也沒有讓我們回校復學，反而於1960年7月20日把我們統一遣送到新疆去了。

1979年，我們都被改正。

問題在於：我們在農村的兩年勞動期間，每個人的助學金一律被取消，而且沒有一分錢生活費和勞動報酬，個人的吃飯伙食費全部是自己家庭支付，我們中許多人的生活狀況是非常悽慘的，加之很高的勞動強度和每天很長的勞動時間，他們苦不堪言，其情其境，請你們可以想一想吧。

我們一直認為，剝奪我們的勞動收入，是無理的，也是非法的，而且在全國範圍的這種剝奪，上海交大卻是唯一的，例如北京大學的下鄉和下廠勞動察看的右派學生就有每個月的生活費。

正因為如此，上海交大理應責無旁貸地單獨替我們解決這個拖欠。

我們的具體要求是：請你們支付給我們每個人正常的勞動報酬大致一共5萬元（25個月，參照現在的勞動工資、並考慮到當時的重勞動和長期加班加點加天等因素。）

敬請你們研究決定，並及時的回覆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人比較分散（包括生活在新疆），多數不在上海。為了能夠更明確的反映我們的意見，聆聽你們的決定，便於進行對話，我們將在最近適當的時候，一起專程前往母校，並祈望你們能給我們外地同學酌情解決住宿。

    此致

敬禮！

施紹箕（船制56級）      徐立漢（船制56級）

王宇倫（船制56級）      周義鈞（船制55級）

邱道光（船電55級）      李昌斌（船動55級）

王鍾淘（機制56級）      楊尚正（機車56級）

席與漢（機車56級）      沈祖飛（電機車56級）

崔鼎春（電力57級）      干復庭（金相54級）

聯繫人：施紹箕（北京市昌平區北七家鎮蓬萊公寓21號樓 A9.    郵編102209、電話010-89750094，回信請掛號，因為信件有較多丟失的情況。）

                                                          2010-8-3

附：上海交通大學的回覆（校內信訪編號 ：2010-287）

施紹箕先生及各位：

你們致校領導《要求補償我們的勞動報酬》的來信收悉。學校對此重視並予研究，還向上級部門作專題請示。根據《信訪條例》的規定，答覆如下：

1.黨中央對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已有明確結論，在黨的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文件中作了實事求是的表達。反右派鬥爭的擴大化，把一大批人錯劃為右派分子，受到長期的委屈和壓制，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對此，我們表示同情和理解。這不但是你們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損失。

2.右派改正問題的政策性很強。作為基層單位，必須嚴格按照國家的政策辦事，有政策的必須貫徹落實，無政策的不能自行其事。對於此前涉及右派改正的諸多反應意見，學校已經向上級作了匯報。據了解，在右派改正之後，國家已經落實了相關政策，目前並無新的政策出台。

3.你們所提出補償勞動報酬問題，應基於當時的歷史背景。雖然以當今的觀念可以對當年的“勞動察看”提出異議，但在五十多年前的社會條件下是客觀存在。故在“反右派鬥爭”中的勞動報酬問題不能與當前的勞動爭議問題作等同處理；因無相關政策依據，學校無法考慮你們的訴求。

4.學校已經了解你們的訴求，並向上級部門如實匯報。基於目前尚不存在補償“勞動察看”報酬的可操作性，根據“信訪條例”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對你們此項“請求事由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據的”訴求，只能做好解釋工作。故目前“一起專程前往母校”既無不要，也無實際意義；各位年事已高，應以健康為重，不宜奔波勞頓。

5.根據右派改正的相關政策，你們若有具體困難，應向當地政府部門或所在單位提出。若今後國家有新的涉及學校的政策規定，學校定為積極貫徹執行。

特此回復。希望保重身體，健康長壽。

                                      上海交通大學信訪辦公室

                                             2010年9月7日

                （紅印章系“中共上海交通大學委員會辦公室”） 

天地有正氣

——緬懷王定

盧蒙堅

“天地有正氣”——七百年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氣歌》，今天用來讚美王定，十分恰切，因為：第一，他是全國首倡包產到戶者；第二，卻因此打成了“右派”；第三，他直批廣西省委拖延處理平樂地區餓死農民事件。所以，他不愧為中國農民的兒子！

人們應該永遠牢記環江。因為，五十多年前小小的廣西環江縣竟然同時出現了水火不相容的兩位典型人物：一位是原縣委書記王定，一位是後縣委書記洪華。前者首倡包產到戶被打成右派；後者搞畝產13萬斤加官進爵餓死4萬多人——這真是歷史的莫大諷刺！世人將為王定建功德碑，給洪華豎恥辱柱。

打翻了王定為首的“右派縣委”，洪華立刻吹響了大躍進的死亡號角。反右派——大躍進——餓死人，環江就是“多米諾效應”最殘酷的典型。今天，在曠古慘禍面前，誰再敢胡說反右鬥爭“必要正確”，就“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筆者在2003年《炎黃春秋》第1期發表文章，第一個提了了“左傾自殺主義”命題。現表述如下：“實用機會主義為本質，左為表現形式的左傾自殺主義，其胎記是愚昧、殘暴、偽善。”濃縮為一個字就是：“殺”！殺同志殺朋友殺百姓。這是群體性肉體精神大屠殺。幾十年中，毛澤東厲行左傾自殺主義，害死了大約七千萬中國人，相當於向神州大地扔了近千顆廣島原子彈，確如李銳所言：“罪惡滔天！”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推翻了中國的“三座大山”，但是，他稱帝之後，卻製造了三大階級：反右鬥爭的一千多萬“賤民階級”；人民公社的幾億“農奴階級”（萬里稱之為“國家農奴”）；瘋狂文革的“愚民階級”。文革是毛義和團運動，目的是轉移視線、嫁禍於人、推卸大躍進餓死人罪責；手段是在全國製造派性煽動中國人殺中國人；結局是左傾自殺主義破產（但未破滅）。李普一針見血，定性“文革”是“邪教大騷亂，有個教主，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完全違憲非法”。毛澤東為刀俎，老百姓為魚肉！黨淪為毛的御用工具。這是中國的“社會返祖現象”，是國家犯罪行為，是毛澤東帶給中華民族的“黑洞”！

毛澤東的左傾自殺主義無情地撕裂了每一個中國人，撕裂了每一個中國家庭，從而撕裂了中國社會：人人都變成了雙重人格的兩面人；全社會成了告密社會，人格墮落，道德淪喪！最後，毛澤東撕裂了毛澤東自己：他是中國頭號兩面派；他的老婆江青是判死緩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鐵的歷史事實確證：毛澤東犯了反人類罪，是罪魁禍首！（極嚴重提示：7千萬同胞是在國內沒有戰爭的和平年代被害死的。）——“我到處都看到，大自然強加在我們頭上的痛苦遠不如我們自己添加的那麼殘忍。”（盧梭1956.8.18致伏爾泰信）

但是，某些當權者囿於黨派私心，多年來刻意隱瞞真相，偽造假相，掩蓋毛的滔天罪行，吹捧其“光輝”形象（屏幕上多如牛毛）。在“輝煌60年”里，至處鶯歌燕舞，太平盛世；但是，大躍進餓殍遍野人相食、文革武鬥殺人如麻的慘史，連影子都全抹掉了（200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中，對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和“文革”血流成河的大事，竟然隻字全無，就是明證）。因此才導致“憤青”對中國當代史的懵然無知。他們居然將狼奶當母乳，把海洛因當維生素。他們既無知（被不知真相）又不滿（恨腐敗特權），竟幻想倒退回“毛天堂”當紅衛兵再搞文革。他們壓根就不知道“毛天堂”的夾邊溝、環江和武宣（注）……因此，才產生了囫圇吞棗的所謂“愛國主義”（對祖國、國家、國體、政體、政權、政黨的概念，模湖不清）。這就是毛公開承認的愚民政策的“碩果”。

哈維爾說：極權主義靠暴力和謊言維持其統治。而毛對此的運用，則爐火純青，臻於極致：謊言畫皮真理，分娩愚民；暴力褻瀆革命，誕生順民。可悲的是，中國人竟然接受了這對畸形孿生子！本世紀初我跟一位師大學生有過一次偶然交談：“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嗎？”“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沒出世。”——教科書呢？報紙呢？玩魔術：“一張報紙就能把地獄變成天堂！”（希特勒）

擁有太多切膚之痛的“曾經”，年已88的我，對此倍感震驚和憂慮。難道這一切不正好證明了左傾自殺主義流毒之深之廣之久嗎！一位小我十多歲的退休副主任醫師曾經極沉痛地對我說：“寧當順民，不做愚民。”幸好：“你可能短時間欺騙所有的人，或所有時間欺騙一部分人，但不能所有時間欺騙所有的人。”（林肯.1858年）由此及彼可見新啟蒙運動之緊追性。而真正可怕的是，直到今天，中共卻連最起碼的懺悔都沒有！

學前班“憤青”們，你們知道被隱藏了幾十年的毛澤東黑匣子嗎？它真黑，真是潘多拉！快挖出來吧！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就誰也騙不了你們了；你們脖子上的腦袋就真是自己的了——曾經年輕的爺爺我，愛你們！祝福你們！！

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王定和我是地下鬥爭戰友；五十年代末，他和我是難友（還救過我）；七十年代末，“改正”後，我們是通家好友。晚年王定與我的交談中，經常流露出對污腐敗現象的深惡痛絕和對講假話的極端鄙薄。這表明，他已經察覺到了共產黨的“異化”（但他認為這是由於“壞人鑽進了黨內”所造成的）。

我桌上擺着李昌玉老師贈送的相片檯曆。當我凝視王定夫人葉葵仙那略顯憔悴的面容時，就浮現出王定一家被趕到四面通風的圩亭棲身的景像。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又何嘗不是。我妻張漢珍是個不問政治的醫生，我被劃“右”後，她獨自供養老母幼子，頂着重大的社會壓力，從29歲守活寡到41歲，我才從勞改農場回來。16歲的小兒盧星，從我回家到英年早逝，“階級教育”逼得他一直到死都不敢叫我一聲“爸”。大兒盧翔插隊6年最後掃尾才調到衛生隊掃大街（黑五類子女）。全家成為賤民階級，妻兒無辜也受連累。——試問：千百萬“右派”的深重創傷，誰擔罪責？誰來賠償？！

《共和國不會忘記》，沒有王定；《感動中國》，沒有王定；日報版面，沒有王定。但是，環江百姓心中有王定；右派難友心中有王定；歷史老人筆下有王定。

中國人民的兒子、反“左傾自殺主義”的勇士王定——永恆！！

2010年3月12日植樹節  亡妻周年祭

注一：夾邊溝勞改農場在甘肅省酒泉縣，1957年關押了兩千八百多名右派分子，死掉兩千多，最後只剩下幾百人。環江縣在廣西，“大躍進”時，全縣十六萬多人口死了四萬多人。廣西武宣縣在“文革”中發生殺人吃人肉的獸行，被殺吃有名有姓者多達百人。一位哲人說：“人和人的差別有時比人和獸的差別更大。”

（作者祖籍廣東三水，1922年10月出生，38年9月加入中共。42年任廣西大學地下黨特派員。自49年起三罹冤假錯案共34載[包括58年劃“極右”，勞教12年]。79年“改正”。83年恢復黨籍。84年離休。85年“徹底改正”。二等公民）

也談“右派分子們的所失與所得”

林憲君

讀《往事微痕》53期郭振干難友的短文《右派分子們的所失與所得》，受到啟發。我認為我們這些大難不死的倖存者都應該關注“右派分子們的所失與所得”。如何對待二者的關係，是個人生大智慧。失去的青春時光再不能挽回，憤怒、悲觀、消沉、後悔都於事無補，老是耿耿於懷，心裡不痛快，反而傷害自己。正確的態度是，立足現實，努力把“所失”轉化為“所得”，這才睿智與務實。

有兩件事值得我學習：

一是美國總統羅斯福家中被盜的故事。有一次，賊偷去了羅斯福家裡許多值錢的東西。朋友們都為他惋惜，他卻若無其事地說：“我現在的一切都很好，也依然幸福，感謝上帝。因為第一，賊偷去的只是我的東西，而沒有傷害我的生命；第二，賊只偷去了我的部分東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慶幸的，做賊的是他而不是我。”

羅斯福失去的是“值錢的東西”，得到的是“依然幸福”。我失去的是青春歲月和應得的報酬，得到的是苦難轉化為醒悟。我不再相信毛和他的走狗，對其不抱希望，不存幻想就不再落入陷阱和圈套。我只盼望健康地活着，好幸災樂禍地觀看憤怒的人民起來痛打這群落水狗。我終於盼到了這一天，毛澤東的四條惡狗——“四人幫”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歷史的發展將證明，毛澤東及其所有忠實走狗都逃脫不了人民的審判。到那時候，他們都會可憐地模仿江青的腔調：“我是毛主席的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我十分鄙視這群不齒於人類的走狗，從不與狗打交道，更不向狗去乞求。賊不會歸還偷去的東西，狗也不會吐出搶劫的骨頭。

二是學習鐵流把“失”轉化為“得”。他因寫了《給團省委的一封信》被打成極右。坐了二十三年大牢，妻離子散備受欺凌和折磨，他的“失”慘痛無比，不可復得。他的“得”卻令人鼓舞，他與眾難友創辦的《往事微痕》，面對各種困難和打擊，已衝破重重障礙先後出版了五十六期。它記錄了大量真實的歷史，為國家為民族留下許多珍貴的文史資料，上利國家，下利萬民，功不可沒。它堅持真理，維護正義，不僅令受盡苦難殘存於世的右派老人揚眉吐氣，活得有尊嚴、有價值，而且它正執行鄧小平重新評毛澤東的指示和胡錦濤對評毛的承諾。它用大量血的事實揭穿了毛的謊言，抨擊毛的惡政，喚醒了關心中國命運的民間與上層仁人志士。使人民進一步看清了毛澤東的兇殘狡詐、沒有人性的真面目。人們越來越痛恨毛時代的野蠻與恐怖，毛派分子為其歌功頌德的陰謀不斷被戳破。人們越來越盼望清算毛的罪行，深化改革，建立一個實行民主憲政的現代化的富強、民主、文明的新中國。全國上下，從溫家寶總理到普通百姓，正在對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形成共識。在不久的將來，我國覺醒的一代將是舊體制的掘墓人，他們必將埋葬毛澤東發明的、胡耀邦和鄧小平痛恨的極權專制體制。這便是鐵流和全體右派老人們的“得”，也是我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

在羅斯福和鐵流的啟發下，我要做到：

1．不抱怨，不訴苦，不怨天尤人，不牢騷滿腹。失去的一切已無法挽回，只有冷靜、理智，立足現實，努力把“失”轉化為“得”。

2．不上訪，不申訴，不再指望當局“徹底平反，補發工資”。實踐證明這是緣木求魚。如今，執政當局對右派們的申訴採取“不理不睬、拖死了事”的態度。若要堅持討債，公安、國保就要上門請去“喝茶”，軟硬兼施，警告勸阻。當局只有這點水平和本領，根本不具有胡耀邦那種正義感和開明態度，指望他們主持公道絕對靠不住。

3．不上告，不起訴，不走依法維權的道路。中國的憲法自毛以來就是騙老百姓的廢紙，任何事都是黨說了算，根本不把法律當回事。到這樣的衙門索求公道，要求“保障公民合法權益”是吃錯了藥。

4．不救黨，不救官。他們聽不進剷除腐敗、政治廉潔的諫言。他們只關心手中的權利和已到手的既得利益，把“民主選舉、開放言禁、群眾監督、公布官員財產”……統統視為威脅政權，破壞穩定，切斷自己財路的敵對言論。誰若不知趣，要求政治改革、實行民主憲政，批評朝政，一心一意救黨、救官，只能引起他們的恐懼，說不定那一天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請你進監獄。

總之，不要到沒有真理的地方找真理。不要到沒有正義的地方找正義，不要和不講理的政府講道理。不要給諱疾忌醫的政權提意見。縱現1957年幫助共產黨整風的遭遇，用一句四川言子（語）來概括，叫“割卵子敬神。（四川人稱睾丸為卵子）神也得罪了，人也殘廢了。”再執迷不悟，繼續去干“割卵子敬神”的傻事。不但自討苦吃，而且愚不可及。比較現實的是，用羅斯福的方法對待“失”，用鐵流的方法對待“得”。為右派自己的刊物《往事微痕》當一名義工。為“拒絕遺忘，正視歷史，支持改革。促進民主”盡一分綿薄之力。

2010．08．28

報復殺人犯熊光祿

鐵  流

四川省四監獄九中隊第三分隊，是清一色的死緩，平均年齡不足三十歲，最小的熊光祿才十七歲。他們所犯罪行多是搶劫殺人或謀財害命，只有值星員（即組長）袁崇貴是公社書記，是藥死妻子的兇犯。

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出身貧賤，沒有什麼文化水平，大字認不得一升，有的還是文盲。案件數額極小，多為一口糧食和幾斤糧票，如用價值計算不足人民幣十元。且犯罪手段直接，無任何作案技巧，原始得不能再原始。我認為此種犯罪應為國家政策所致，是執政者不讓老百姓活下去的結果，他們為生存不得已而為之。毫不過分地說，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與“大煉鋼鐵”的結果，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更是千千萬萬中國農民的不幸，留下這個“不幸”以警示後人。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陽的黑點，一個火星可以毀去一片森林的蒼綠。這些人物的命運，就是20世紀60年代中國農村現狀的一部壓縮版。現擇選幾個案例刻錄於後，讓我們生活在今天的現代中國人，知道國家歷史上有過的大災大難。

熊光祿，一個典型的農村孩子，憨厚老實，天真無邪，從不知道大山外面的世界是個什麼樣子。平生只坐過一次汽車，就是從看守所送來省四監獄。他有一張稚嫩的娃娃臉，一雙驚恐不定的大眼睛，圓圓高翹的大鼻子下緊緊地壓着兩片厚厚的嘴唇。他不善言詞，一說話就發急，一發急鼻尖上就冒汗，那模樣兒太像魯迅筆下《故鄉》的主人公潤土了。

我喜歡和他聊天。一次他問我：“聽說你當個記者，見過海嗎？那海到底有多大多深？它的那半邊是不是美國？我會水，打個‘迷頭’（四川話潛水的意思）就能鑽過去嗎？”

我回答不出，只好一笑。

當時正是中蘇交惡時期，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九篇批評蘇共中央的文章，史稱“九評”。批修防修是全黨全國大事，領導幹部學，機關人員學，工人、農民學，各行各業學，關押在監獄的犯人也要學，不然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犯人怎麼辦？因為學習要聯繫實際，所謂“上聯下批”，難免常常鬧出笑話。

一天晚上熊光祿發言說：赫光頭的“三禍（和）一少”真它媽個舅子壞，害得我們農民穿不暖吃不飽，才使我去偷苞谷殺人……我以為他發言走了題，停筆問道：他的“三和一少”，怎麼與你偷苞谷殺人有關？他正兒八經道：當然有關啦！蘇聯是老哥，帶頭搞“三禍”，我們中國老百姓怎麼受得了？他一禍公社化，二禍大躍進，三禍大煉鋼鐵，所以我們才缺吃少穿。

我心裡特滿意他的發言，認為他說到了點子上，但我是學習記錄，必須糾正他的“錯誤”說法。便道：不是“三禍一少”，是“三和一少”。“三和”是指“和平競賽、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一少”，是少支援亞非拉的革命人民。

其它在座的同聲哦了一聲，不停地誇我理論水平高，解釋得清楚透徹。我有什麼水平，只能照本宣科敢言其它嗎？學習是個套，獄吏就用這個套在死井裡抓活魚。凡被抓上的不是挨鬥爭便是加刑，不然何以叫“改造思想”？作為“學習記錄”的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幫他們掩蓋。

每學習完一“評”就要進行一次小結，各人都得寫出心得體會呈交給獄吏。熊光祿寫不出找我幫忙，自然責無旁貸。記者出身的我喜歡探索，喜歡用手中的筆去解剖人和事。經過幾次長談，發現他的殺人犯罪實屬毛澤東“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的歪理邪說所致，近似一個潔白純真的心靈為毒品海洛英污染，是“階級鬥爭”異化的產物。

他是宜賓古宋人，那是個山區裡的山區，不通公路與世隔絕，是陶淵明先生筆下的桃花園。千百年來鄰里和睦親善，無爭無斗，沒有仇敵，沒有冤家，和和融融，相安得像一家人。

他祖祖輩輩世代農耕，大小九口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解放後老毛為坐穩天下，總是不斷開展各種政治運動，什麼“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爾後又是什麼“互助合作”、“統購統銷”，再後是“農業集體化”和“公社化”運動。每搞一次運動就給農民脖子上系條絞索。到了1958年後，不知農民脖子上系了多少條絞索。每一條絞索都是條吸血的毒蛇，捆緊農民手足，勒緊農民褲帶，讓你死不死活不活，只能乖乖聽命。

按照毛的說法，農業合作化的目的是要把千千萬萬的農戶“組織起來，走社會主義集體富裕的道路”，不然中國就會重新回到“人剝削人、人吃人的萬惡的封建社會”。這條道路就是要消滅以私有財產為中心的私有制，為此農民不得擁有賴以生存的土地和生產工具。他家是自耕農，“土改”時是“團結”對象（土改政策是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打擊消滅地主），現在搖身一變，成了“革命對象”，得交出土地，交出農具和耕牛。他爺爺是當家人，不願把土地和農具交出來，堅持單幹。

“單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自然逃不了批判鬥爭。爺爺性硬，視土地如命，無論怎樣也不把祖上傳下的五畝土地的契約交給公社。不交就天天斗月月斗，斗得來他爺爺痛心疾首，大哭幾場，一身是病。父親是明白人，知道汗毛扭不過大腿，不入也得入，最後只好入社。在全鄉、全縣、全省熱烈慶祝“人民公社取得偉大勝利”的那天，爺爺一命嗚呼了。死時手裡還死死攥着那份祖上留下蓋有國民政府大印的契約。

他當時年紀尚小，不足十二歲，自不知人世間的歡喜憂愁。印象最深的是一日三餐白米乾飯變成了公社食堂的大鍋清水湯，穿在身上的衣服縱是千疤萬補也換不上新的。家家一樣，戶戶如此，缺吃少穿成了農村治不好的痼疾。

父親常向他說：兒哩，這年頭要想吃飽穿暖，思想得進步提高，趕快入團入黨當個幹部，縱去不了縣裡鄉里，在村里也不吃虧啊！

父親說的是大實話，在一切財產歸公的年代，共產黨肥得流油，只有緊跟才能沾點光。在父親的鼓厲鞭策的慫恿下，他也學會了跟風，成天追着幹部屁股轉，很快地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還當上公社基幹民兵。別小覷這個職務，也有便宜可揀。

饑荒年間的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農村遍地是小偷，處處是盜賊。偷，地里蔬菜、紅苕、苞谷；盜，放在倉庫里的稻種、谷種，以及那些能進嘴的東西。這些小偷小盜，不是外來的賊，全是社裡的社員。

“家賊難防”，很難對付。為了保護集體財產，公社將基幹民兵分兩人編成一組，搭棚守護日夜巡邏。團支部書記胡海壽和他一個組，看管的是母豬岩那一大片苞谷林。苞谷掛上紅鬚鬚，在碩大碧綠的葉子上搖搖擺擺煞是誘人，餓極的肚子恨不得吞下幾包。

大隊給守夜民兵每晚發四兩重一個火燒麥粑，可吃長飯的後生怎麼也塞不滿腸子，扛着步槍轉幾圈肚子裡就沒東西了，下半夜餓得來直流清口水。他是個死腦筋不開竅，再餓也不吭聲。團支書胡海壽有心計腦袋活，餓了會打主意，不是煮罐菜吃便是去地里摳根紅苕。他不說也不參與，盡心盡責死死地守護着那片成熟的苞谷林。

一天夜裡，兩人巡邏回來躺在草棚里閒聊。支書問：光祿，你餓不餓？他說：不餓。只是肚子裡有點咕咕響。支書笑了說：傻瓜那就是餓，肚子在向你說，我要吃苞谷！我要吃苞谷！

他笑了笑說：哪有苞谷，未必去偷不成？支書說：我們守護苞谷林自個吃幾包，怎麼是偷呢？別人去扳才是偷。他不言語，心裡在想支書的話：到底對不對？

隔一會兒支書又說話了：我看着棚子你去扳幾包苞谷回來，用樹枝一烤，吃起來挺香的。他不表態也不動窩，支書再次催他干。他想了會兒說：這不太好吧，萬一隊裡知道了怎辦？支書縱聲嘿嘿一笑：誰知道？這一大片苞谷林，沒說吃幾包，就是幾十幾百包也看不出，除非自個坦白交待去。我火柴都帶出來了，你去扳，我找樹椏。

支書語氣挺硬，近似命令，他不敢違抗，風快地飛出工棚。不一會兒扳了十幾包又大又飽籽的苞谷棒子回來，麻利地剝去皮扯去須，燃上樹枝嘩嘩剝剝烤上。

黃酥酥，真好吃，香、脆、爽！吃上一次想二次，一連吃好幾次，自然留下痕跡。一天大隊長到各處苞谷林察看，在他們看守地段發現了幾個啃過的燒烤棒子，於是不提名地進行了批評：這是誰幹的？要坦白交待啊！

待大隊長走後團支書把嘴一撇說：坦白交待休想！光祿，你得扛住。他是老實人不露一點口風，可團支書是精靈鬼，做賊心虛來了個惡人先告狀，主動向組織做了坦白交待，還檢舉了熊光祿怎樣唆使他幹這種“損害集體利益”的“盜竊行為”。不幾天公社武裝部長找熊光祿談話，提出嚴厲批評，勒令他寫檢查交待。他不服申辯，說是團支書胡海壽叫他做的。武裝部長冷冷一笑說：你狡辯什麼？既是胡海壽叫你干的，你為什麼不向組織揭發？現在別人檢舉了你，你不但不認識錯誤，反豬八戒吃西瓜-——倒打別人一釘耙。憑這惡劣態度就該處分你！

他不再申辯，一肚子是恨是怨，不知怎麼發泄。晚上兩人又在一起值夜，胡海壽心怯不敢看他的眼晴。他粗粗地出着氣，像個快爆炸的油桶。那夜特悶，天邊沉雷滾滾，草棚熱得發慌，相互沒有一句話。不久兩人睡下，被子裡響起團支書的呼嚕聲。這呼嚕煩得熊光祿睡不着，眼睜睜地看着頭上那盞搖曳不定的煤油燈。天邊那滾滾沉雷變成了武裝部長對他嚴厲的批評聲音：你狡辯什麼？既是胡海壽叫你干的，你為什麼不向組織揭發？現在別人檢舉了你，你不但不認識錯誤，反豬八戒吃西瓜-——倒打別人一釘耙。憑這惡劣態度就該處分……

愈想愈氣，愈氣愈煩，愈煩就愈想報復泄憤。他想着想着，輕輕地爬下床，摸起放在門邊那把挖山地的大鐵鋤。說時遲來時快，對準熟睡中胡海壽的腦袋用力砸下去。只聽得噗哧一聲，肉長的腦袋怎經得住鐵鋤的敲打，像個西瓜開了花。一床紅紅的血水，一地白白的腦花，胡海壽沒叫一聲就死了。他怔怔地看着，手軟腿無力，不知怎麼是好。知道自已殺了人，可沒有跑的打算。

“好漢做事好漢當”。

他拖着軟軟的雙腿，來到大隊長住的房子，在門前高聲叫喊：溫大隊長！溫大隊長！……

大隊長開門見是他，揉着惺惺睡眼問：光祿，這夜半三更叫什麼？他道：大隊長，我殺人了。大隊長不相信地說：你發什麼夢顛？回去睡覺。他不走，真誠地重複道：大隊長，我真的殺人了，我把胡海壽打死了。

什麼？大隊長驚了，打開電筒光一照，見他一身是血，不敢怠慢立馬趕到草棚。一瞧，滿屋沖鼻的血腥味，滿床血水腦花，一股難聞的氣味直衝鼻孔，胡海壽一動不動躺在床上。

天呀！光祿……大隊長急得大叫。很快，大隊和公社幹部聞迅趕來，有什麼說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立即用繩索將熊光祿牢牢捆上，趕夜派民兵送到縣上公安局。

他什麼也不推卸，一五一十說得明明白白，急得他父母呼天搶地雙腳跳：這娃兒遭鬼迷了，怎麼會去殺人呀！定有說不清的冤情喲！

什麼冤情？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本人一口承認，很快逮捕、審訊、判決，不到兩月，縣人民法院以“報復殺人罪”，判處熊光祿死刑，立即執行。宣判後戴上腳鐐手銬打入死牢，待高院核准後執行。十天后高院批覆書下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x條x款之規定：熊光祿不足17歲，改判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聽完這個故事，我心裡真不好受，就為幾個苞谷棒子險些丟掉兩個年輕人的生命。而今“70後”出生的人，決不會相信乾坤朗朗，繁榮富強的中國，會有這種近似無稽之談的事情。但在那個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樣的事何止上千上萬！

發生在四川渠縣一時轟動全國的“少年英雄劉文學”的事情，不就是這樣嗎？它還不是十幾包苞谷，只是幾根紅辣椒。在本人身上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1960年我在“415”築路支隊勞教，一貼心哥們幾次夥同我偷吃廚房飯菜，突然一天他經過“政策感召”，一下“大徹大悟”，向獄吏檢舉告發我，害得我吃了一索子。他“立功”我受罪，氣得我五竅來血七竅生煙，恨不得殺了他狗日的。所幸我有理智，不敢盲動，知道殺人不但犯罪還要償命，只將他吃飯的碗筷扔在老鄉家豬圏糞池裡。

報復之心人人有，只是“人與人不同，花有幾樣紅”，看你怎樣去對待處理。但是在那缺吃少穿，生命頻臨死亡的年頭，中共仍把人的求生本能視為“階級鬥爭”，歸納演繹為“敵我矛盾”。“敵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於是先下手者是“追求進步”、“靠攏組織”的“革命行為”，被告發者自然是“階級敵人”的“搗亂破壞”。為此，自無“寬容、寬厚、寬恕”，只有紅刀子進白刀子出的殺戳，才有兩個青年互為仇敵的悲劇！

胡海壽死得冤，熊光祿判得冤，究其原因都是“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在誤導國人，製造仇恨。遺憾的是這個禍國殃民的“思想”直到今天也沒有得到清算。執政的中共仍視它為“國寶”，還呼之為“萬歲”。要真它媽的“萬歲”了，中華民族就徹底完蛋絕子絕孫了。

死亡於人都很恐怖，世界上又有誰個不恐怖死亡？那“戴鐐大街行，告別眾鄉親，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畢竟是電影鏡頭，作家筆下的豪言壯語。我經歷過死亡，陪伴過死亡，恐怖過死亡。試問一個大腦健全，活鮮鮮的生命，當明知自已要被殺掉，在死前那一分一秒是什麼心情呢？螻蟻尚且貪生，哪有不怕死的人？我抱頭沉思會兒，一下來了探索的勁頭，問他：當你被宣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後，有什麼想法？

想法？什麼想法？他反問我：死就死唄！當法官宣布完叫我簽字，我血沖腦門，抓起筆就簽，二十年後又是個小伙子。可回到牢房懵了，好像三魂七魄出了竅，什麼都不知道了，昏昏沉沉地睡了幾覺，到第三天才清醒過來，慢慢地又過兩三天才明白，我是要死的人了……

我道：你害怕麼？感到恐怖麼？

他眨着一雙幼稚無邪的大眼睛，久久地看着我說：害怕個麼？恐怖個麼？第一顆子彈穿過去痛一下，後面倒一箱子彈在身上，不就多幾個洞洞。

他說得輕輕鬆鬆，一點不緊張。說到這裡語調一轉道：反正要死的人也不算時間了，聽說槍斃那天官家要償酒飯，我就盼呀盼呀，好想飽飽地吃一頓。嗨！沒想到改判了……

他笑了，笑得天真燦然。

你現在悔不？我問。

悔什麼？他幹了壞事，還去檢舉揭發我，這樣的人不除，還得害人。他說得認真，一句一字，眼睛仍含仇恨。

我“哦”一聲，啞了，久久地望着高牆外的藍天。

藍天有鷹在翔，有鳥在飛，活着於人何其重要？但爭鬥的仇恨正在撲殺着善良的人們寶貴的生命。人啊，彼此得寬恕、寬容、寬厚，不要再被邪說欺騙……

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那就是專制、專橫的殘暴制度！

閒言二則

賀承業

566《不得不的悲哀》   近日讀了幾則懷念三寬部長朱厚澤的文字，前些歲月里常見懷念胡耀邦、趙紫陽的文字，更有那不時傳出的現任總理溫家寶的豪言壯語，甚至常有引用了大篇幅1949年前中共的論民主自由的文獻，這些東東雖都是當局防範但又不好公然指名說不許的，於是就在這空子裡表達出人們內心的企盼與訴求。人們對現實的企盼與訴求，不能直言，只能借空子以表態，借鍾馗以降鬼，這是一種專制下的不得不的悲哀！

567《都是一味強調這中國特色惹的禍》   近日網絡上大揭大批張悟本之流借中醫養生之名行騙的事，鬧得沸沸揚揚。本來這人間騙名騙利之事常有發生，不足為奇，可是，長期利用出版與電視等公眾傳媒大行其騙，這就不得不追究一下傳媒的責任了。一些明顯反常識反科學的歪理邪說為什麼就會大行其道呢？究其原因是它打着‘中醫’、‘傳統’、‘民族’……等誘人的字眼，這正好能配合當局歷來一直強調堅持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堅持‘中國特色’的基調，不問好壞與是非曲直，有個中國特色就行，就大力扶植，於是乎就大上傳媒了。

駢文大家錢明鏘

李昌玉

錢先生：

你身體好嗎？甚念！我還好，兩個月前做過檢查，沒有發現情況。

將近兩個月前，6月28日，我為《極品草根》給你去過信。現在我把你傳來的稿子又看了一遍，說說我的看法。

上信中我說“作者很有激情，也很有現代視野，這和她年齡、職業分不開。對比之下，我寫不出。這不是謙虛。”這是確實的。那位女士，畢竟是女性作者，想象力豐富，文筆細膩，這是我沒有的優點。我看稿子問題不大，有一點小缺點，也無所謂，比如，開頭我做了一點補充：

“浙江溫州的金鄉，古名金鄉衛，處在浙江省的東南隅，屬於溫州市蒼南縣，與台灣隔海相望，是一座有六百年歷史的古鎮。明太祖朱元璋為守衛海域，御批建造五衛，金鄉衛是其中之一，可與天津衛、威海衛等地齊名。

民國二十四（1935）年六月二十四日丑時，詩俠錢明鏘出生在這裡。”

其實，這算不上毛病，添寫幾句似乎周密些。

我想，等全書寫就，如果作者同意，不認為會傷害她的自尊心，你是否請幾位朋友通讀一下，議論一下，避免出現知識性的缺點，避免寫書人常說的“硬傷”。這方面，我推薦杭州的傅國涌、高越農、葉孝剛先生，另外最好找幾位年輕人讀讀，聽聽他們的意見也好，因為目標讀者是青年人。

再者，我建議你選一本詩詞駢文集，先粗選，再請幾位朋友商議，細選。古代著名的詩人文人，真正傳世出名的名篇並不多。文學作品以質為上。哪怕只有十幾篇文采斐然琅琅上口的作品，就足以傳世了。現今時代，人們沒有耐心讀書。在這個基礎上，可以出全集，只需少量印刷了。或者，在《極品草根》中，稍稍多徵引一點作品，但一定要精中選精，優中選優。

傳去傅國涌的文章一篇，供參考。

這幾個月來，我為《山東大學中文系1956級同學回憶錄》寫稿，寫了好幾萬字，大量的功夫用在查閱資料上。為了在國內出版，有的還要反覆修改。因為要限時交稿，在我們十月畢業50周年聚會前，由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所以忙得難以旁騖。請諒！

傳去下文，有補充或修改的地方請指出。我將給《往事微痕》。

李昌玉  2010-8-23

駢賦寫作，絕響久矣！錢塘名士，錢君明鏘，詩詞賦駢，樣樣在行。習駢作賦，疏而不放；橫空出世，一炮打響。比武場上，賽拳腳硬朗；比文堂上，賽文筆古香。錢氏：仿古不泥，述今不僵；古風古味，陳曲佳釀；繞梁三日，嘴留醇香。漢魏餘音，六朝遺響。自古：駢賦嗜古，貴族文章。陽春白雪，孤芳自賞。錢氏運筆，字詞語句，用典叶韻，布局篇章，中規中矩，遵合舊章。行家裡手，咸曰允當。酷哉酷哉，“錢王”駢賦，名布華夏，聲傳瀛方。存亡繼絕，駢賦再旺。旺，旺，旺！

時運不濟，錢君明鏘。弱冠甫過，身墜右網。大苦大難，百鍊成鋼。牢獄七年，學醫得道。懸壺蒼南，救死扶傷。醫術不凡，名傳四鄉。右帽改正，棄醫從商。經營有道，財神開光；虎落平陽，款爺明鏘。家學淵源，門第書香。詩詞駢賦，難捨難忘。棄商從文，“詩俠”名響。厚積薄發，遊戲對仗。李太白，斗酒詩百篇；錢明鏘，三斤不臥床。詩借酒力，凌雲翱翔。詩俠錢君，天馬奔放。詩俠錢王，風風光光！憶昔思今，淚滴心上。功名利祿，浮雲天上。劉勰喟嘆，知音難哉！難亦不難，相知多哉！廣遇知音，錢君明鏘。鏘，鏘，鏘！

《往事微痕》43期發表了周擁軍寫的《不屈服命運的人：當代詞主錢明鏘》。該文對錢明鏘先生在駢文寫作方面的成就語焉不詳。據我看，錢明鏘的寫作成就尤在駢文。這是他躋身古代詩詞領域裡最受人稱讚的方面。如果，他只是寫作詩詞，沒有公認的駢文成就，恐怕要打一個不小的折扣。因此，我試做一點補充，主要闡釋錢明鏘在駢文方面的成就。

浙江有個杭州，杭州別名錢塘。杭州有個西湖，西湖有個西溪。西溪古來是名士才子們棲息蕩舟詩酒唱和的風景勝地。現在，浙江名士錢明鏘先生居住於此。錢明鏘以擅長詩詞駢文的寫作聞名於海內外，其中尤以駢文為勝。駢文現在是小眾化的玩意兒，曲高和寡，人們對它不很了解。

駢文的“駢”字含有成雙成對的意思。駢文又叫駢儷文、四六文。駢的本意是兩馬駕一車，引申為兩,即對偶。儷也是對偶的意思。駢文、駢儷文都是指句式要對偶，四六文則是指四六與四六的句式對偶，即四句的前後各兩句要對偶，因此駢文的命名主要是指文章中主要採用對偶句，除了四六對偶，也並不限制句子的字數。例如“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是四六對偶，再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則是七字對偶。（王勃《滕王閣序》）

中國古代的文字作品，分韻文與散文兩類。散文是不押韻的文章。駢文是韻散相兼的文體。駢文是在漢賦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文體。駢文的寫作是高級文字遊戲，屬於古代的貴族文學。除了對偶，它還要講究合轍押韻，但運用比詩詞靈活。

它還要善用典故，即有話不明說直說，要用典故婉轉表達，使意思表達得含蓄委婉深厚。在六朝的時候，積累至當時的古書故實還不多，所以用典故表達意思大概比後來要容易。此外，它還要善於炫耀辭藻，顯得古色古香。

總的說，駢文是以單音節漢字為特點的少數人玩弄的高級文字遊戲。駢文的寫作，表面上很自由，其實形式限制很多，很難寫，寫得好的人極少，但是古文中的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都是非常優秀的成熟的駢文。以上是對駢文非常粗略的介紹。

這位錢明鏘怎麼會玩弄這個東西呢？我先從距離杭州百十里路的紹興說起。

紹興城裡有個現在開放的旅遊景點三味書屋。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是中國上過初中的人都讀過的文章。因為我是語文教師，那個三味書屋我特地去參觀過，可能房子還是原物，內外布置和當初的情況差不太多。三味書屋只有三間房子，小來兮。中間進門有張方桌是先生坐的，左右兩間中各擺了兩三張方桌，是學生坐的。語文課本中有幅插圖，在香案前擺了一張臥床，應該是妄加的。私塾先生沒有這麼闊氣，放在書屋裡也不適宜。

現在請注意魯迅記載的兩個細節。

第一是對課。魯迅說，“我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幾天后，“對課也漸漸加上去，從三言五言，終於到七言。”何謂“對課”？註解說，“對課”就是對“對子”，舊時一種練習做詩的方法。例如老師說“雨”，學生對“風”，老師說“綠柳”，學生對“桃紅”。

大家不要小瞧了這個“對課”。這是學習做律詩、駢文的基本功。學語言或語文，古人的經驗是從小培養語感。現代人因為不寫古詩了，所以自然也不學“對課”了。這個基本功要從小訓練，所以魯迅的律詩寫得特別棒。例如“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橫眉忍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前後兩句都要兩兩相對。

第二是讀書。他們的“讀書”不同於我們現在的“讀書”。魯迅寫道：先生大聲道“讀書！”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有念……有念……有念……有念……的。“先生自己也念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笸籮，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裡，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着，向後面拗過去。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於我們是很相宜的……”

魯迅在這裡沒有寫明白或者也難以寫明白，先生的“大聲朗讀”和我們現在讀書的“大聲朗讀”是不一樣的。那叫“唱讀”，讀的時候，要抑揚頓挫，有聲有調，有急有慢，近似於唱歌，但又不是有一個固定的統一的曲調，而是隨心所欲，興之所至，只要讀得入神，唱得盡興就好了，所以這種朗讀叫唱讀，唱歌似地讀，所以還有“仰頭，搖頭”的動作配合。

古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從兒童時期開始，通過這樣“對課”、“讀書”，就從語感進入了認知，慢慢就熟能生巧。學習古文古詩就是這個套路。

比魯迅晚44年，1935年出生的錢明鏘，當他上學讀書的時候，抗戰已經爆發，私塾已經基本消失，私塾的那套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早已退出了歷史舞台，可是生活在浙江南部蒼南縣金鄉鎮的錢明鏘，也因為抗戰，學校上學不便，卻從他的養父錢文璣（1892——1966）那裡學習了感受了領悟了這套陳之又陳、舊之又舊的學習中國古文古詩的“對句”“唱讀”方法。錢文璣是光緒年的最後秀才，北大的高材生，國民政府的司法官吏，此時閒居在故里，所以把傳教兒子當做了最大的安慰。這種家學淵源，使錢明鏘受益終身，在他花甲之年，在國內國外，到處表演他的“唱讀”功夫，聲色並茂，令人叫絕。他成了“唱讀”的活化石，獲得詩俠、國學大師的稱號。錢明鏘“唱讀”古詩古文，聽眾如痴如醉。

錢明鏘先生不但創作了詩詞二千首，而且出版了《快速寫詩手冊》《快速填詞手冊》《快速制曲手冊》《涵天樓詩法講座》等指導初學者學習古代詩詞曲的入門知識著作，受到廣泛的好評。

有了這樣的基本功墊底，所以錢明鏘寫的駢文，獲得行家的高度評價。

我第一次見錢明鏘先生是2007年春節後，我陪病後的老伴遊杭州。杭州朋友葉孝剛招待我們在樓外樓吃飯。他說，錢明鏘不能來了，我們先去他家看看他。這樣，我們就去了他在西溪的別墅。房子當然是寬敞漂亮，屋裡是一派文化人的裝飾，牆上掛滿了字畫，很像書香人家，很氣派。他身材壯實，穿一身對襟中式服裝，頗有文人雅士的風度。

我和錢明鏘是五七難友、肺癌病友。我到滬上看望了錢明鏘，從他的駢文被特別叫好，想起了我的業師黃公渚（1900-1964）先生。1957年黃公渚先生在山東大學中文系給我們講魏晉南北朝文學史。黃師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是海內著名的駢文大家，被公認為“獨步一時”，“撥戟天外，自成一家”，“獨步一時”、“並世罕有其匹”。那時他才三十上下。但是從那以後，長達半個多世紀，駢文在中國幾成絕響。直到進入二十一世紀錢明鏘以及少數幾個愛好者，橫空出世，才再次使駢文叫響。從他們這兩位駢文大家的作品可以看出一個世紀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斷層與銜接，破壞與重建。

由於中國革命文化推行的是通俗化粗俗化大眾化，而駢文則是貴族化典雅化小眾化，因此最近半個多世紀來，駢賦文與社會脫鈎，幾成絕響。解放後對於駢文的評價比較負面，視為對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形式主義之作，加上語言古奧冷僻，講究藻飾，沒有相當古文基礎的人，難以問津，因此幾乎沒有人再嘗試寫作，陽春白雪，曲高和寡，敬而遠之。

和詩詞寫作嚴格講究格律相比，駢賦反而沒有篇章與句式的限制，長短隨意，文無定規。在駢文的歷史上，那些名家的名篇之作，都不是食古不化、呆守古制的，而是學習繼承，取長補短，文隨意驅，文質具美。例如唐朝王勃的《滕王閣序》，杜牧的《阿房宮賦》，宋朝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成了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這些名篇是駢文，又不是單純的駢文。這就是劉勰論述的“通變”道理，所謂“文體有常，變數無方”。像這樣膾炙人口的名篇，平均大概百年能產生一二三篇而已。文學作品是以質取勝，濫竽充數沒有用。

做了以上這樣的鋪墊，現在來說錢明鏘的駢文。錢明鏘的駢文最好的公認為《蟠龍湖賦》。現舉《蟠龍湖賦》的第一段總述與第三段寫夏季的為例：

漢水之北，灄口之陽。龍盤澤國，水瀦雲鄉。陂埭四竭，檣櫓中航。匯百派之黛蓄，開千頃之方塘。環龍城，十湖圍抱；繞垣曲，三面流潢。南北通漕，連河接壤；東西呼應，奔注入江。觀其深廣，邈乎浩浩；徑其延袤，漫乎洋洋。明湖止水，瀲灩映空，暉暉兮與麗日並曜；寒渚澄波，縹碧見底，朗朗兮與皓月同光。嵐影清幽，逢深宵而愈靜；觳紋混港，遇迴風而輕揚。春夏秋冬，風光迥特；陰晴雨雪，景色殊常。

迨及夏風拂拂，卿雲縵縵。目炫晃以朧光，草葳蕤而蔥粲。重巒聳翠，落山光於碧湖；嘉樹連陰，搖清影於曲岸。魚翔淺底，若織女之拋梭；螢飛草堤，疑流星之墜漢。菡萏凌波，挺翠蓋之千幢；圓荷貼水，迭青蚨以萬貫。俊男鼓枻，舟動萍開；靚女狎鷗，波驚魚散。歌採蓮於菱渚，避炎威於澤畔。或移席於槐蔭，或置枕於竹院。荷風扇暑，涼生昏旦。實令人氣爽神寧，閒適曠澹也。

這篇不到一千字的駢文，在概述之後，又分寫了春夏秋冬的四季景色，最後還有小結。總的說結構嚴謹，清新明麗，語言流暢，如行雲流水，琅琅上口，獲得行家們高度的評價。我選幾則評語如下：

陶文鵬點評：想象奇麗，揮灑自如，文辭清暢，韻律流美，意境渾整，通篇無窘迫拘束之態。《蟠龍湖賦》堪稱當代律賦難得之體構。

霍松林點評：大作《蟠龍湖賦》棒！棒！棒！由坐牢而大款，而詩人、詞人，而學者、專家，今竟與司馬相如稱兄道弟矣！日進千里，前程遠大，真不可限量也！

蔡厚示、劉慶雲點評：攬煙景於毫端，發高興於楮墨。韻律流美，屬對精切。自然而不見雕鏤之痕，富麗而不着粉飾之跡。莊雅沉着，誠當今律賦中之佳篇也。

著名的詞賦評論家，香港浸會大學鄺健行教授，在第二屆香港古體文學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中國大陸近年詞賦寫作風氣再現述論》論文，對於早前洛陽辭賦創作研討會上提交的作品，大多不滿意，從韻腳、聲律、句式、詞意方面，一一挑剔，特別是毫不留情地批評阿諛奉承一位省委書記的作品《潘書記賦》。這篇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的作品，格調低下，說什麼“自公主政以降，河清海晏，青鳥高翔，天鵬舉翅”，鄺健行教授批評作者“把共和國當作封建王朝，把領導人當成改正朔有年號的皇帝，哪有此理？”“潘書記原是一省的省委書記，文中改用舊時代的官名‘府台’代替，有點不倫不類。至於‘河清海宴’一語，是指天下安泰來說，一般用來說明中央層級統治者的政績，不宜用到一省“府台”的身上。再說文中提到的“瑞相”“禎祥”，不免叫人訝異，科學昌明時代，怎麼用這般迷信的諛辭？”反之，鄺健行對於錢明鏘的《蟠龍湖賦》卻作了很高很正面的評價，說“他的作品可作為近代辭賦創作的正面例子。”認為其“聲律對粘、文字對偶，力求合轍”，“給人以‘去古未遠’之感”，描寫景物，清麗輕倩。“遣詞造句，古典意味宛然之中，能透現代氣息。”

到了現代，語言環境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如果再要寫駢文，怎麼辦？不久前被稱為大師的余秋雨寫了一篇《南京鐘山風景區碑文》，受到學者與網民的猛烈炮轟，被罵為是“紫金山最令人作嘔的一景”。從文體上看，就是他沒有寫作駢賦的功力，卻又想玩弄這個高級文字遊戲，力不從心，寫得不倫不類，非古非今，古今雜糅。例如“所幸得逢盛世，重新打點江山，南京人民於甲申之年啟動整治宏圖，斥資五十億，搬遷十三村，移民兩萬餘，增綠七千畝，新建棧道，呼集物種，辟出諸多公園，重修兩大陵墓，一時氣象萬千，如畫卷新展，嶺苑初洗，經典再現。”這些文字完全是白話文，沒有一點古色古味，卻攪合在還有點古味的駢文句子中，弄得不倫不類，似文似白，文白夾雜；似駢似散，駢散間雜。因此，今人寫作駢文既要表達現代生活，仍要遵循駢文的形式規範，首先要“似”，然後才可以“不似”，做到“似與不似”之間，是一個很難做到兩全其美的高標準。

駢文在句式上也是要講究韻律的。寫作格律詩駢文必須嚴格遵循格律。毛澤東的格律詩，根據已有的資料可以證明，在發表前或發表後都經過董必武、謝覺哉、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郭沫若等等人反覆推敲、修改、潤色的。毛說自己對律詩“還未入門，偶爾寫過幾首律詩，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當非謙語。毛一向剛愎固執，師心自用，拒絕任何諫諍，但身前唯獨在詩詞寫作上，毛顯得相當虛心，不恥下問，能夠接受若干行家的意見。這是他先前發表的詩詞獲得相當高成就的原因。

現代人要寫古典詩詞駢賦，必須遵循必須的規範，否則就貽笑大方了。余秋雨如此，毛澤東也不能例外。

                               （2010-8-24於山東大學附中）

給右派二代的一封公開信

查建國

今夏京城酷熱，但我的心卻回到了53年前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由酷熱突轉寒霜的日子裡。那年我母親在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工作，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勞改，從此進入中國大陸“賤民”隊列。53年過去了。我們沒有忘記這苦難的日月。為此，我在北京向全國右派第二代寫此信。親愛的朋友們，你們能聽到我的呼喚嗎？我想向你們訴說我的兩點認識：

一、我們應該明確地為1957年那場政治運動定性定位

鄧小平（當年反右前線總指揮）晚年講：“1957年的反右鬥爭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錯與非錯判斷之關鍵是如何為此運動定性。在310萬右派中可分三種人。一種是少數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少數學者、大學生、工農，他們發出反對“黨天下”等矛頭直指政治制度中根本性缺陷的言論；一種是多數人，他們對建國後某些政策、某場運動、某些執政黨基層領導提出異見；一種是有些人，他們什麼都沒講，也被糊糊塗塗地劃成右派。這場運動可以定性定位於“中國民主運動第一波”。

 它開始了從文革、林昭、張志新到“4．5”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為第二波，西單民主牆為三波，“6．4”民運為第四波，98組黨為第五波，《零八憲章》代表的現今維權運動為第六波的偉大的中國大陸民主運動。鄧小平的話從執政黨利益出發，沒有錯。但他站在了歷史錯誤的一邊。從此我們不應再講“紀念反右鬥爭ＸＸ周年”而應講“紀念57民運ＸＸ周年”。不是寫“反右運動史”而是要寫“57民運史”。我們為前輩們在“57民運”中的表現而自豪！

二、我們應該明確地認識到“右派第二代”的兩個責任

第一個責任是孝敬老人。我們的前輩在幾十年中身心承受着被剝奪尊嚴等種種不公正的待遇，艱辛卻頑強地活着，現已多數離世。我們要孝敬還在世的老人，讓他們安度晚年。

第二個責任是用我們不忘歷史，用參與改革的努力來悼念離世的老人。我們認識到產生鎮壓“57民運”的制度性土壤還在，認識到改革是一個非暴力的，從滴水穿石式漸變到驚人一躍地突變的反覆交替的過程，認識到這個過程是多角色合力推進的，雖然我們認識到人類社會發展是不能預見，不能設計的自發秩序，但這與每一個人的有作為並不矛盾，根據每人情況的不同，以不同方式參與到當前中國偉大的變革中去，以此不負我們的前輩！

北京：查建國          

宅電：5217-1789                         2010年7月7日

張平中蒙難記

羅鐵夫

2007年6月15日，朋友們相聚翠湖茶座，張平中笑談自己蒙冤受難的經歷。

他說：1957年整風時期，我在整風辦公室當工作員，像我這個出身於剝削階級的“階級異已分子”，怎能進入那樣的機構當差，說起來是場誤會。

整風期間呂逢全*市長是宜賓市整風領導小組組長，動員各界人士向黨提意見。他是山西人，我聽不清楚他講的話，將凳子移近他的身邊恭聽，認真做筆記。呂市長以為我是在親近他，會後，點名要我去整風辦公室。當時，我是何等榮幸啊！同志們羨慕的眼光，叫我飄飄然。

反右鬥爭中呂市長被打成右派分子，我也當了極右派分子。

整風期間我沒有說不應該說的話，很有自知之明，像我這樣的人，咋敢向黨提意見嘛。

我參加革命以來，一直很謹慎，見着領導，看見同志，總是裂開嘴唇，眯起眼睛，並非有意阿諛逢迎，討好賣乖，實為保護自己。

打我成右派，我是心悅誠服的。但是，打我成極右分子，有些迷惑，我有何德何能享此“殊榮”。我平時不多言，不多語，雖不算溫良恭儉讓，但也是和顏悅色，不敢得罪人。因此，同志們對我這個連屁都不敢放響的膽小鬼，何以成為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極右派分子，也有些兒迷茫，或者說，有些兒同情吧。

不久，有同志問我：“平時看你很老實的，嘿！看不出來，你還膽敢惡毒攻擊張西挺書記”。

我大吃一驚，哪年哪月？何時何地？我惡毒攻擊過張書記嘛？那個同志說：“別裝起不懂，你背後散布：‘做人要光明磊落，有些人就不光明磊落’”。

是啊，說過這句話呀。但是，這句話不是我說的呀，是羅汝漢說的呀。

事情原是這樣：有幾個同志在一起議論張書記的警衛員，說警衛員犯了什麼罪？半夜三更弄去勞改。羅汝漢說：“做人要光明磊落，有些人就不光明磊落。”這句話不反黨嘛，也不反社會主義嘛，一點都不反動嘛。我左思、右想，經過認真反省，才恍然大悟。張書記和警衛員的緋聞，早已流傳很廣，我曾暗地裡為那位警衛員的政治前途算過命。自古以來，無論古今中外，做男妓的都是榮華富貴。俄國女皇葉卡琳娜的情夫，哪個不是權勢中天。武則天女皇的面首，哪個不是驕橫跋扈。就是現代富婆養小白臉，出手就是名車、別墅。張書記是宜賓王，警衛員獻身，女王心身愉悅，警衛員的政治前途無可限量也。我料定，此人很快會官運亨通，成為我們的領導。我這個人，書生氣，本本主義、經驗主義、歷史唯心主義，未能深刻理解：此時此地是真理，彼時彼地就是謬誤的真諦。時代不同，主子不同，當面首的命運也不同嘛。有一天，張書記要警衛員送信到黃沙河勞改煤礦，警衛員一去就沒有回來。羅汝漢那天說的那句話，被聽話的同志告了密。這位告密的同志，又把膀子投錯了，投在我的身上。唉！雖然那句話不是我說的，但是，像我這樣的“階級異已分子”，人家隨便弄點狗屎在我身上，我也是右派，認命了。

羅汝漢是條漢子，拍着胸膛說：“這句話是我說的”。羅汝漢也書生，不但沒能取掉我的枷鎖，他也戴上了緊箍帽。不久，我被押送到象鼻機床廠、南溪麻紡廠、漢王山茶場、黃沙河煤礦、興文硫磺礦勞動改造。最後一站，是雷馬屏農場的馬湖分場，那裡的風光好好漂亮啊，可惜，我沒有心情欣賞，在那裏白白地勞改了幾年。

1964年，雷馬屏農場“釋放”我回家，看到七年不見的、餓得骨瘦如柴的母親，娘兒倆抱頭痛哭一場。娘安慰我說：“兒啊！能看到你活着回來，娘死也瞑目了”。

離開農場時，農場給我一張紙條，上面是這樣寫的：“茲有雷馬屏農場張平中回宜賓市×街×號。”我拿到派出所上戶口。女戶籍員說：“這張條條怎能給你上戶口嘛？”我慌了，上不了戶口，就是黑戶，成了黑戶，就得不到黨和政府的關懷、照顧。得不到黨和政府的關懷、照顧，就沒有糧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沒有這些票票，就沒法活下去。為了活下去，我硬着頭皮去求當檢察長的秦秀忠。秦秀忠土改時當過我們的工作組長，算是老領導了。人嘛，不可能全都變成鬼。老領導關照了。我拿着檢察長的紙條，又去找那位女戶籍，二話沒說，我從黑戶變成了白戶，當然沒有入紅戶。說也希奇，居民委員會的治安主任沒喊我和五類分子一起開會。派出所的管段民警也沒有叫我參加每月初一、十五例行的反革命分子點名。我很感激檢察長，高興了好一陣子。有了戶口，沒有工作也不行，要吃飯啦。

我去街道辦事處要求“參加工作”，街道辦事處的同志叫我去群運社上班。群運社者，群眾運輸社也；就是人民群眾將地富反壞右分子、勞改釋放分子、勞教“清放”分子、無業游民分子、盲流分子運輸集中於此也。為何？不言自明也。

我勞改多年，被押送好多勞改單位，都是吃“安胎”，當保管，幾乎沒有勞動改造，仍然是肩不能擔，手不能提，五穀不分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群運社的領導，就是我所在的居委會主任，特別關照我，分配我到架架車組。她說：“拉架架車掙錢多。”架架車組的組長是勞改釋放分子，身強力壯。一看，就知道組長老哥是脹飽了肚子的。老哥正要給工地送石灰，叫我拉邊槓。我把繩子套在肩上，一路跟着走。好輕鬆啊！一點也不費勁，原來錢是這樣地好掙。一會兒上坡了，我的繩子還沒拉抻。老哥滿頭大汗，鼓起一對二筒：“你給老子用點勁嘛！”我慌了，兩隻手緊緊地抓住繩子。老哥紅着臉：“你抻起螞蝗腰杆幹啥子！”我趕快彎起腰。老哥一路拉一路罵：“你龜兒改造些啥子，架架車都不會拖。”突然老哥一聲吼：“甩繩子！下坡啦！”那邊拉邊槓的兄弟一下子甩脫繩子，我就甩不脫。說時遲，來時快，架架車像脫韁的野馬，順着陡坡飛奔。老哥發現我摔倒在地，被繩子拖在車後，他死死地抵着前槓，好不容易剎住車。老哥氣急敗壞地把我拉起來，吼叫道：“你給老子是怎麼搞的嘛！不要命了。”我哭喪着臉說：“我也搞不清楚嘛。”原來是我背繩子的方法不對。繩子只能挎在挨着車的那個肩膀上，我是把頭鑽進繩套里，挎在另一個肩膀上，車子飛起，來不及取繩套，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幸好我的命大，只是腿、背、屁股整爛，血將褲子染紅了。遺憾的是，老哥不要我了。

社領導又分配我去洋碼頭運磚，裝磚的是個年青女子，長得眉清目秀，還有幾分人材，笑嘻嘻地問我：“你是啥分子？”我說：“偷兒，壞分子。”她說：“不是，你是右派分子。”我說：“你怎麼認出來的？”她說：“你們這種人，一眼就看出來了。”人民群眾長有金睛火眼，一看，就認出我是妖怪。社領導規定每人一趟運磚二十匹，年輕女子一隻撮箕給我裝了八匹，共計十六匹。我咋個擔得起嘛。女子莞爾一笑，給我減兩匹，還是擔不起；女子再莞爾一笑，又減兩匹，還是擔不起；女子三次莞爾一笑……一直莞爾笑到減至八匹，我才蘇秦背劍式地擔起磚爬坎坎。毒日當頭，火石燒腳，仰頭看那數百級陡峭的石梯，即使有年青女子莞爾笑容的鼓勵，也嚇得我渾身發顫。為了掙錢吃飯，我只好低着頭，三步一歇，五步一停地、頑強地往上攀登，任汗水滿身流淌。眼看快要登上碼頭，勝利在望，精神為之一振，顫抖的腳沒踩穩油一樣光滑的石坎，一腳滑溜，我連同撮箕、扁擔、磚，一起滾在河灘上。真誠感謝那年青女子，一直扶我回家。

社領導批評我：“像你這樣的臭知識分子，有何用處。”我羞愧得無地自容。沒法，只好去干人家不願干的活兒，清掃裝石灰的倉庫。我的媽呀！那活兒才不是人幹的。大熱天進倉庫，熏的睜不開眼，沒有口罩，只好脫衣服蒙住鼻子和嘴，掃帚一動，滿屋塵埃，幾分鐘就得往外跑，頭髮暈，心兒跳，口乾舌燥，不停地喘氣，休息幾分鐘，硬着頭又鑽進去，幾分鐘又跑出來……整了一天，一個倉庫也沒清掃出來。拖着無力的腳，頂着夜色，騾叫、驢叫地呻吟回家。老母親見我滿頭“白髮”，一身白灰，大吃一驚，俄頃，放聲痛哭：“兒啊！老娘就是餓死也不要你去幹這種要命的活”。我跪在母親面前，淚流滿面：“娘啊！兒不孝啊。”

我舀水洗身，母親連忙阻攔：“兒啊，身上的石灰不能用水沖，石灰見水，會把你的肉皮燒爛。”母親流着淚，用菜油塗我的身子，再用報紙擦拭我身上的石灰。我看着老母親將捨不得吃的每月供應的二兩菜油往我身上塗抹的時候，我的心比我的肉還痛。我懇求道：“娘啊，別抹了，抹完了你吃啥啊！”為了娘兒倆能活下去，我決心脫胎換骨，一定要將自己改造成登翠屏山如踏平地，過長江如跨小溪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皇天不負有心人，雖然我的背弓了，一身曬成黑蕎粑，但是，不到半年功夫，我的體力大增，能從翠屏山下擔三十匹磚到山頂，每月能掙四、五十元，養活老娘和我自己。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雷庭萬均之勢，排山倒海之力，席捲神州大地。宜賓的當權派紛紛落馬，被川南王劉結挺，宜賓王張西挺兩口子弄得烏煙瘴氣。我這個死耗兒又成“活老虎”，被抓出來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排排站，被打得鼻青臉腫，滿身傷痕，戴尖尖帽，遊街示眾。

革命群眾在人民廣場鬥爭走資派和他們的黑幹將、爪牙、小爬蟲時，面對面排成人巷。我尾隨走資派魚貫入巷時，革命群眾高唱主席語錄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不能溫良恭儉讓。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革命群眾高呼口號：“打倒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宜賓的代理人！”“橫掃一切害人蟲！”“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憤怒的革命群眾將走資派和他們的黑幹將、爪牙、小爬蟲和我這個什麼也不是的死耗子全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有的跳上兩隻腳，叫他們和我永世不得翻身。走資派個個抱頭嚎叫，聲聲求饒。我滿口流血，牙齒被打掉。

正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沒有不死的帝王，也沒有永恆的權力。任何英雄豪傑也阻擋不了人類社會前進的車輪。副統帥摔死在溫都爾汗，唐山大地震，天安門民主運動，看起來似乎是偶然的事情，實質是有其必然的規律。萬歲爺駕崩，英明領袖華主席就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全國老百姓熱烈歡呼，慶祝“第二次解放”。胡耀邦總記書推行開明政治，全力平反冤假錯案，歷次受政治迫害的同志，人人喜上眉梢，個個感恩戴德。宜賓的右派分子，一個接一個地被改正，又穿起灰制服，又當上國家幹部，好不神氣。我呢，無人問津。我問組織部的同志，他們說，沒有我被劃為右派的文件，怎麼改正？我去法院要求平反，法官說，沒有我被判刑的判決書，如何平反？嘿！這就怪了。我不是右派，為何整我二十多年？我沒有被判刑，為何勞改我七年？這就應了孔夫子的聖喻：“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唉！算了，我還是只有天天擔磚爬翠屏山的命。

說來事也湊巧。組織部清理廢檔案，在那堆塵封了二十多年的廢紙堆中，發現了有關我的問題的幾張字紙。仔細一看，我是貨真價實的極右派分子。經查證，原來是這麼回事：張書記在檢舉我的材料上，親筆批示：“此人是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已分子，趁黨整風之機，惡毒攻擊黨，實屬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分子。勞改。”材料上蓋了“宜賓市人民委員會”的大印。承辦案件的同志有些為難，是以市委名義發文，還是以市人委的名義發文決定我當右派？於是，報告請示，惹惱了張書記，指着辦案的同志大罵：“你敢頂着不辦，不是右派是什麼！”辦案的同志為此被打成右派分子時，我已被押送勞改隊。從此，再沒人過問了，時間久了，這幾張字紙就甩進了廢紙堆。

押送我進勞改隊的“法律”依據，就是張書記寫的“勞改”兩字。主席是“和尚打傘”，張書記也就無法無天。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朕！即國家；權力！就是法律。全中國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說了算，四川省是西南王李井泉說了算，宜賓地區是劉政委說了算，宜賓市當然就是張書記說了算。1964年搞‘四清四不清’運動，才清出我是一個沒有履行法律程序“判刑”的“犯人”。監獄不能無源無故地白養活我，於是，“釋放”我回家。我不是犯人，監獄不能開《釋放證》；又不是幹部調動，不能開《調動介紹信》；於是，就寫了“我場張平中……”那樣不倫不類的條子，搪塞了事。

事情搞清楚了，於是，組織上於1980年某月某日正式行文：《關於張平中劃為極右派分子的決定》；在反右二十多年以後，才正式打我為極右派分子，開除團籍、開除公職。又於同年同月同日行文：《關於張平中同志改正極右派分子問題的決定》，恢復榮譽、恢復團籍、恢復公職，恢復原工資級別。

改正右派是不能補發工資的。因為，反右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而已；雖然被改正了，還是右派，所以稱為“改正右派”，與“摘帽右派”沒有什麼本質的差別，與人家走資派相比，是不能要求平等的。可是，我這個“改正右派”享受了一次走資派的待遇。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牙齒被革命群眾打掉，檔案里記了一筆，有證可查，曾和我一起享受過革命群眾鐵拳頭滋味的領導，出於關懷、照顧，同意在我“一望無涯（牙）”的口腔中安裝牙托，並親手簽字：“同意報銷”，我的心靈獲得了莫大的安慰。

張先生的故事有滋有味，記之，以饗讀者。

【補正】

不久，我約“57同學”嚴家偉先生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茶座喝茶，向嚴先生“炫耀”這篇文章。嚴先生邊看、邊笑、邊點頭。突然擊桌呼曰：“妙哉！妙哉！”

他說：我在南溪麻紡廠勞改時認得那個警衛員，那小子叫胡少清，和我很是友好，認識初始，胡小子對自己的“犯罪事實”諱莫如深，日子久了，向我敞開心扉，道其絕對隱私。胡小子長得身強體健，濃眉皓齒，很是性感，是贏得女人回頭率最高的那種男人。可惜，命中注定，該他倒霉，是他的主子看上了他。或者說，是他不懂風月，不懂女人，不懂逢場作戲。或者說，不懂在權勢女人身上謀取名利。或者說，是虔誠的宗教徒，被赤身裸體的“聖母”摟抱求歡，被嚇破了膽。總而言之，言而總之，胡小子該倒霉。

俗語說，女人三十如豬，四十如虎。張西挺雖貴為書記，也是女人，又正當虎狼之年，徐娘已半老，風韻尚猶存，春心兒時時蠢動，常常向胡小子暗送秋波。一天，張書記沐浴淨身畢，嗲聲嗲氣地叫胡小子送衣進室。胡小子撩開門帘，見書記光叉叉地望着他笑，被嚇的三魂掉了二魂，七魄丟了六魄，轉身就跑。煮熟的鴨子豈能讓爾飛掉，書記快步如箭，雙手箍住胡小子，喘着粗氣的嘴巴，在胡小子的臉上抹口水。胡小子奮不顧身地捍衛自己的貞節，一邊掙扎，一邊求饒：“張書記，要不得！張書記，要不得！”趁書記的一隻手抓他雀雀的當兒，掙脫緊箍，飛也似的逃之夭夭。張書記惱羞成怒，抓起電話筒向老公告狀：“胡少清要強暴我！”川南王大怒：“弄他龜兒去勞改！”胡小子驚恐萬狀地過了幾天，被張書記派住黃沙河勞改煤礦送信。湯粑打狗，有去無回了。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1961年，劉、張兩口子被西南王打成托派分子，從書記的寶座上滾了下來。劉、張書記倒台之日，正是胡小子翻身之時，胡小子從地獄一下子到了天堂，犯人成了管犯人的人。

又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偉大領袖親自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劉、張一步登天，官兒做到四川王。劉、張權勢如日中天之時，正是胡小子再次倒霉之日，又從天堂一下子被打入十八層阿鼻地獄，管犯人的人再次成為犯人。可憐的是，這次當犯人不是上次當犯人那麼輕鬆。胡小子多次被革命群眾抓出來示眾，批判、鬥爭，繩捆、索綁，被打得昏死幾回。革命群眾批判曰：“胡少清！你龜兒子色膽包天，膽敢強姦我們敬愛的張書記。我們要為張書記報仇雪恨，打死你龜兒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有個母的革命群眾，拿起刀兒去割胡小子實施犯罪的雀雀，在他那個地方抓一把，一刀子下去……胡小子確有先見之明，褲子穿得厚，只是關雀雀前面的褲子殺了一個洞，雀雀有驚無險。胡小子年輕，身體結實，沒折磨死，算他命大。

再三十河東，三十年河西。劉、張犯了反黨亂軍和形左實右的罪惡，被偉大領袖一腳踢下王位，打入十八層阿鼻地獄。劉、張當犯人之日，又是胡小子再次翻身之時，犯人再次當了管犯人的人。

張西挺瘐死獄中，報應。胡小子尚在，已是老態龍鍾，形如枯稿。

嗚呼！哀哉！

【再補正】

張平中給我一本常正先生（孫昌震，57同學，已故）寫的《張西挺其人》一書，書中有胡少清的故事，原文摘抄，對本文再補正。

文章寫道：胡少清，江安人，從小替人放牛，當然是窮苦人出身，“解放”後參軍，1950年入團，1953年入黨。1954年從宜賓茶廠調到中共宜賓地委給劉政委當警衛員。他歷次的鑑定表上都寫有“忠誠可靠，工作積極”的評語。在劉家擔任警衛員期間，做飯、帶孩子等家務勞動都有的做。小伙子精明能幹，機關幹部都喜歡他。25歲的小胡與段姓保姆的女兒戀愛，不僅兩情相悅，而且門當戶對。就在小胡張羅結婚的這年8月9日半夜，突然被兩個公安人員押送到象鼻機床廠。臨行前支部書記田禾通知他說：你已經開除黨籍，到勞改單位後要老實改造，如果亂說亂動，還要加重處罰。不久，他又被解押到樂山中川鐵廠（26號信箱）勞動教養，其罪名是“因失密不安心工作，利用工作時間亂講戀愛。”

胡少清失了什麼“密”呢？所謂“亂講戀愛”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那麼，到底什麼原因使這個年青的共產黨員身陷囹圄呢？

據胡本人交待：

7月的一天夜晚，他正躺在床上做愛情夢，張書記喊“小孩尿床了！”他趕忙去收拾。張書記嬌聲嬌氣地對他說：“劉政委出差了，今晚你就在我的床上睡吧！”他大吃一驚，嚇出一身冷汗，推說床上有尿臭，趕快跑回自己的寢室睡下，心裡還砰砰亂跳。張書記又攆到他的床前如此這般，他裝着睡熟不加理睬。張書記一腔慾火未能發泄，鬱悶在胸，轉化為憤恕。自此後，張書記經常找他的麻煩，這也不對，那也不是。劉政委回來後，他向劉政委請求調動工作，劉政委當然不知底細。有次吃飯時，張書記故意責問他“味精怎麼不見了？”他不安逸，嘟噥說：“難道是我偷了”。張書記趁機向她老公說，你不在家，他鑽進房間企圖強姦我。他不得已向劉政委匯報真實情況。那知，劉、張兩口子硬是逼着他寫檢討，逼着他承認企圖強姦張書記。當夜，他就被公安機關逮捕了。

陳××是市委機關通訊員，在部隊時曾立功兩次，因為他很會做菜，張書記叫他為自家買菜下廚。胡少清突然消失後，許多人深感奇怪，平時與小胡耍得熱烙的通訊員們紛紛向陳老頭打聽，奈何陳老頭根本不理答。一天，人民銀行的通訊員再三糾纏，陳老頭說了一句：“小胡犯錯誤，半夜遭逮捕走了。”沒料到一句話竟成了爆炸新聞，很快傳遍地、市兩級機關。陳老頭立即被傳訊，嚇得服毒自殺，經醫院救活後，又被市公安局拘禁三個月零九天。預審員每次審訊都要他坦白和那些人來往，談過些什麼？陳老頭一日三餐為張書記一家奔忙，有什麼時間和他人往來，他也交待不出什麼名堂。預審員最後指定要他交待泄露過那些重大機密（審訊人員自己也不知陳老頭的案情，犯了什麼罪）。可憐陳老頭說不完的交待，寫不完的檢討，流不完的眼淚。後來張書記確認他沒泄露她勾引胡少清的醜事，才叫公安局把陳老頭送往黃桷坪農場監督改造了事。

【補充】

我們宜賓人張戎女士，就是寫《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那個張戎，她寫有一部書《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其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章里描寫了“挺”夫人勾引她父親的事。她的父親是宜賓專區的專員，1953年她的母親任中共宜賓市委宣傳部長。張西挺升任中共宜賓市的黨委書記，她的丈夫劉結挺是中共宜賓地委第一書記，在張戎的書裡稱張西挺為“挺夫人”。當年張戎的母親分娩住院，她寫道：

我姐姐和俊英娘娘此時住在鄉下俊英娘娘的朋友家，於是家裡空蕩蕩的，只剩我父親。一天“挺”夫人登門匯報工作。過了一會兒，她說頭暈，要躺一躺。我父親扶她躺到一張床上，她乘勢把他拉向自己，想吻他。我父親立刻掙脫開，快步走出房間，邊走邊說：“你一定是太累了”。不一會兒，他又進來了，顯得很激動。他端來一杯水，把它放在床邊方桌上說：“你一定知道我很愛我妻子。”在“挺”夫人來不及做任何舉動，說任何話時，他又匆匆離去，並順手把門關好。杯子下面是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共產主義道德”。

兒天以後，我母親出院了。當她抱着襁褓中的兒子跨進家門時，我父親劈頭第一句話是：“我們得馬上離開宜賓，越快越好。”我母親難以想象何事要這麼緊張。他於是告訴她發生的一切，並說“挺”夫人盯上他已有一段時間了。我母親最初的反映是驚愕多於憤怒，覺得“挺”夫人怎會是這樣的人。停頓了一會兒，他問：“為什麼要忙着走呢？”我父親說：“她是個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女人，我怕她會再找我。而且她報復心很強，我擔心她會傷害你。這很容易，你在她手下工作。”

“她真的這麼壞？”我母親問。“當然我聽過人家說她被關押在國民黨監牢裡時，曾勾引過看守。你說，她真會對我下手嗎？她可是我在這裡最好的朋友。”

張戎寫了她父親向她母親講了前任蘇專員的事。

蘇專員是老紅軍，不喜歡“挺”夫人，嫌她太輕佻，“挺”夫人恨他，利用自己丈夫的權位對蘇先生展開報復。

蘇先生的部下有個女工作人員，是已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官員的姨太太，“挺”夫人要這個女人寫報告，說蘇先生要姦污她。這可是不可寬恕的罪過。蘇先生曾向黨中央寫過一封信，反對一項政策，“挺”夫人就拿這件事說他反黨。蘇先生被撤職，調離宜賓，後來幾次向中央申訴，都未能官還原職。張戎的父親還舉了其它的例子，反覆說：“走為上策。”第二天張戎的父親就到成都，找到李大章省長，調到省里做了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逃出了劉張兩口子的魔掌。

【再補充】  

我突然發現張平中看東西，將視物拿到距離左眼10厘米處來回晃蕩。我說：“你是近視眼嘛，去配副眼鏡嘛。”

張平中說：“啥子近視眼嘛，我是獨眼龍。你沒發現我的右眼是假的嗎？”

他說：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人民對我實施無產階級群眾專政。群眾抓我出來鬥爭，說我的眼睛只往右看，不向左看。於是，將我的右眼打瞎，留下左眼看世界。改正後，又當了幹部，為了維護黨的幹部形象，我才到成都華西醫院安裝了假眼。

我笑道：“你又享受一次走資派的待遇”。

他憤慨地說：“那天挨鬥爭的全是黑五類，沒有走資派。我拿起發票興沖沖地去找領導簽字。領導說：‘你的眼睛又不是陪我挨鬥打瞎的，怎麼能給你報銷呢？’”

                                                 2007年6月

*註：1958年呂逢全被押往重慶市北碚新生園藝場勞動教養，改正後曾任中共宜賓市市委書記。

註：本文經張平中看過。

一篇小說 一本書和一個人的命運

袁  凌

9月7日，我在朝陽北皋村東方養老院的病床上，見到了79歲的周培桐先生。

眼前是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雙腿患舊疾不能伸直，始終只能側臥蜷曲，還會間歇性抽筋。床下沿掛着一個尿袋，插着尿管。在與筆者交談的過程中，他的記憶已經有些前後混淆。

但他在等待，等待一本書的出版，是他在右派生涯中用多年時間翻譯的一本西班牙小說，叫做《卡斯蒂爾的隊長》。由於這本書看來缺乏市場價值，他的心願能否實現還屬於未知，子女和故友正在艱難的爭取中。

查閱這本書，目前尚無中譯本，但在美國上世紀四十年代，曾經改編為電影《常勝將軍》，成為當年十大賣座電影之一。題材是反抗暴政的故事。

在周培桐老人的講述中，這本書正是他打成右派的原因。但經向別人求證，周老師打成右派的真正原因是一篇小說，這篇小說受整風之初的活躍氣氛感染而寫，以蘇聯批判現實主義的筆法，諷刺當時中央戲劇學院的一位“左棍”領導。中央戲劇學院是周老師的母校，當時周培桐已經畢業，在文化部藝術局上班。這篇小說投到了文藝報，尚未發表時風向陡轉。根據周培桐同學倪競雄講述，當時上級找到周培桐，要他為這篇小說寫個檢討，就算過關。但周培桐堅持沒有錯。結果被打成“用小說反黨”，劃右派，下放到青海，內控使用。

當時在青海文聯，周培桐干的是最苦最髒的活，比如掏廁所等。後來下放勞動，一次拉水車在雪山上摔倒，水車從身上碾過去，雙腿壓傷，當時沒有好好治，醫生告訴他老了會殘疾。

在反右之前，周培桐談了一個女朋友，打成右派後就分開了。在青海，周成了家，但文革來臨時，周培桐被開除了工作，只能打臨時工，為了讓妻子有個更好的生活，他選擇了離婚，妻子嫁給了一個出身貧農的幹部。周培桐說，他幹過十幾種臨時工，力氣活、腦力活都有。文革後期，周被安排到天津一個廠里燒鍋爐，直到撥亂反正後落實政策。燒鍋爐期間，周痛感文字惹禍，曾假裝文盲，但檔案上表明了他的外語水平，曾經“廢物利用”翻譯進口產品上的外文商標。

落實政策之後，周培桐回到文化部工作，但他始終覺得不習慣那裡的環境，終究回到中央戲劇學院從事研究，曾經和人一起主編過莎士比亞辭典。在此期間，他照顧一個精神上有殘疾的女性，出於負責任，後來跟這個女子結了婚，以後妻子逐漸精神殘疾發作，直至去世。周培桐承擔着照顧妻子的重任。

妻子去世後，周培桐和在天津廠里一塊勞動的難友，右派杜某住在一起，因周腿腳漸漸不靈，杜照顧他的生活，直到後來女兒考慮到護理之便，將其送入了養老院。

眼下在病床上，周培桐唯一的牽繫是《卡斯蒂爾隊長》的出版。但這件事卻顯得如此艱難，遍尋出版社，沒有原意出這本“沒有市場價值”的書的。而在周培桐看來，這是一本每個人看了都會喜歡的書，它充滿了傳奇，批判的是極權。

周培桐的女兒說，等待這本書出版，是周培桐活下去的支柱。在周老師的枕邊，看不到與文字有關的東西，甚至他一時已經想不起原著者的名字，因為，那些文字已經成了他的殘廢的、受着病痛的身體。

關於“右派”的組成

子  乙

     我既提出這個問題，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講述，這對即將到來的“反右”徹底平反有重要的意義：

    （1）整個“右派”純屬毛為建立中共專制獨裁，對受害人的誣衊，“反右”是一次對民主的無恥背叛，他所定下的“六條標準”給中華民族帶來政治、經濟的破壞必需徹底清算。

    （2）“右派”原指共產黨內的劃分，矛頭本應指向共產黨內，但為了把打擊面擴大，他把出身定為“右派”劃分的重要標準，產生了“五類”這個“奴隸”階層，從此中國老百姓人人禁言，媒體禁聲。

    （3）因此，“右派”基本上分成了兩大類型，一類“共產黨原型”，基本上包括了共產黨共青團內，和民主黨派的下層和文化教肓界知識份子，他們有一定政治主張；與中共具有先天聯繫；另一類便是按家庭出身為主要標淮的“社會另類”，當時他們幾乎沒有反對共產黨的意識，是一群純粹無辜的無知者，他們人數最多，這些“初生牛犢”在認識毛澤東的詭計後產生的冤恨很樸素也最堅決。

    （4）緊接着反右，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總路線，完全是一場違反經濟規律違背民意的，好大喜功瞎折騰，對這場災難，首先起來反對的，恰恰是“初生牛犢”們，他們對中共的反抗最堅決，沒有任何顧忌，但由於無知也更無道德約束，他們中出現的敗類也更無恥。

    （5）至於右派中出現的“告密”，“出賣”等等反人類道德的現象，這只能歸罪於毛澤東對社會道德的破壞，對人性瘋狂扭曲的結果，使優秀的傳統道德觀念“禮義廉恥”，失去了對人的約束。

    （6）但是恰恰因此而出現對原先崇拜偶像的逆反，出現寧可為真理和真實敢於向暴虐中共的反抗，這就是林昭，陳力等能以身同專制制度搏擊的原因，這才是中華民族偉大的精神，它才值得《血紀》所歌頌，這些英烈應同譚嗣同，秋瑾一起記載在中華民族的青史中。

                                                2010年10月

友誼回聲

周永熙來信：

各位：你們好。

    我是周永熙，值此中秋來臨之際，特向你們大家致以節日的問候。

    今天作為禮物發給大家的是《郭堡你可曾記得》回憶錄首集的兩種電子版本。我將發給每一位我有電子信箱的郭堡戰友或其親人，但近年有些信箱可能有變化，故希望已收到此信的知情的戰友，也能代我再轉發。

    其中一本是首集的doc版本，這個版本可以選用其中的某一篇或某幾篇文章，如果你有朋友編着有關五七的書籍和刋物，希望你將這個doc版本寄給他，以便供他選用。如是你自己希望精選幾篇給自己的親友，也可從中選取。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這一段混混沌沌的歷史。

    另外一本是回憶錄首集是pdf版本的電子書，這是不可變動的版本，便於保存和閱讀，現也一併發上，也希望你能派上用場。

     在首集的前言中我略添了十幾個字，其它未作任何改動。

     我們這首集、續集兩本回憶錄印成書也有一兩年了，據一些有關的讀者反映，認為這兩本回憶錄，還是有一定份量的，反映了當時的一段真實的歷史，特別其中文章絕大部分都是由當事人或已故戰友的親人所親筆撰寫，更有其特別的意義。為此，我也感到十分欣慰，我非常感謝七年以來所有郭堡戰友的大力配合與支持。今年我也八十有二了，已成了名符其實的“八○後”，在餘生這一段日子能為大家做一點事，而且能收到預想的效果，還有什麼能比這更令人高興呢？

     想出電子版也已有兩三年了，前些時終因我這方面基礎太差而未能成功。最近一個月，我因病住院(腸子裡可能有什麼玩意兒)，好在我家離醫院很近，在等待開刀期間，我每晚都可回家，於是我全身心投入編排電子版的工作，現在，終於將首集編完。(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余慰明老大哥戰友幫我掃描上去的)這兩天正逢兒子到蘇州來探病，他又抽時間幫我作了最後的整理，總算趕在中秋前發給大家。

     至於續集，我已托一位以前華東海軍的戰友幫我整理出doc版本的初稿，我想力爭在開刀前將續集也發給大家，說實活，老年人的病痛是很難預期的，最可靠的辦法是力爭在身體狀況自如的情況下完成，我相信有此可能。

     你們收到電子書後，希望給我一個確切的回音。

祝節日愉快，全家歡樂。                                                                                                      

                                              你們的快樂的戰友 

                                              周永熙   1020-09-21

 丁弘給胡績偉的信

     編者按：這是原江蘇《南通日報》總編輯“關於黨的名字”給績偉老的一封覆信。現發在這裡，供大家研究。

尊敬的績偉老：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名字，您老一再垂詢，她源於共產國際是肯定的。陳獨秀本想叫社會黨，李大釗當時的思想，也是傾向於社會黨。這從他的文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主要是介紹了馬克思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剩餘價值學說）兩部分。而對所謂“科學社會主義”付之闕如。對其階級鬥爭是否可以促進社會進步存疑。他把階級鬥爭總是寫成“階級競爭”，明確指出，鬥爭總是破壞着人類的文明。感情傾向歐洲社會黨。但他對黨的名字，還是遷就了共產國際的意見。

1920年4月，國際派來了維經斯基四人，推動中國的建黨工作。先在北京通過北大的俄語老師找到了李大釗遊說，會談多次。李大釗說：“此事太大，您還是要到上海去找仲甫先生（陳獨秀）。”

在上海，陳希望黨的名字叫“社會黨”，一時僵持不下。他致函李大釗慎重商量。李說，還是尊重“國際”的意見吧。這樣定了下來。

這樣，黨上了第三國際的船，作為他的一個支部。任務是消滅私有制，在中國進行無產階級專政。這脫離社會的實際情況，分析下來，一是有“十月革命”的誤導，二是他們拿來大量盧布，當作自己的事做。這種物質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解密的蘇聯檔案中，留有詳細的支出帳目。

如此定名為“共產黨”的根據，出處何在？

四本不同作者的《陳獨秀傳》，都涉及這個問題，說法大同小異。任建樹先生的《陳獨秀大傳》有代表性，注釋中（P 218）指出，見張申府《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和《一大前後》。

似為孤證，但當時建黨只在個別人之間秘密進行。問題是，張是建黨者之一。陳獨秀寫去北京的信說：“建黨之事，在北大只有跟您和守常先生兩人可談。”他給李大釗的信，也是由張轉交的。

1920年下半年，張申府赴法國學習，陳獨秀寫介紹信，委託他到法國，在勤工儉學的學生中建黨。這是在一大的前一年。所以，他是一個參與建黨的人。

幾位《陳獨秀傳》的作者，都為他的陳述深信不疑。

我理解，胡老一再提這個問題，是促進我們思考。共產是作為一個專有名詞，還是作為一個動詞，應該共什麼產，以及這個名字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是否相應。

敬祝您老健康長壽！問候狄沙同志！

丁 弘 2010-08-22

附言：由此可見：1，黨是在蘇聯人的推動下建立的。2，幼年時代不論在物質上還是在思想上都是“國際”哺育的。3，黨的任務（綱領）是消滅私有制，並不反映社會的需要，和社會發展階段並不吻合，到今天也不行。毛的時代（1949-1976）是這樣做的，後果不良。馬克思與時俱進，早否定了這個意思。

美國難友雷一寧來信：

     《往事微痕》編輯：

     你們準備出一期“北師大專輯”，不知此事進行得如何？周沙白在寫一篇關於北師大反右的文章，也許該寫完了，你可打電話問問他。他的電話號（027）82633265，他不會電腦。

     我有三篇文章，可否在“北師大專輯”中採用：

     （1）一份通訊摘錄，約三萬九千字。在我們的《不肯沉睡的記憶》出版前，為了動員有關的人寫回憶錄，我寫了幾十封信，這“摘錄”就是部分主要的回信，從中可看到我們編寫此書的目的，我們對“反右運動”的看法，及我們遇到的種種困難……

     （2）我最近完稿的《北師大在1957》，約兩萬字。文章較全面地記錄了北師大在1957年所發生的事。在官方對本單位反右運動仍諱莫如深的現在，發表出來，也許會得到知情者的補充和核實，這也許不失為尋找歷史真相的一種辦法！

    （3）當年一個整理了“右派罪行”的同學寫的文章（4千5百字），可說是現在仍十分難得的“道歉和懺悔”，是他本人在《不肯沉睡的記憶》出版後主動寄給我的。

     我們的《不肯》出版後，有一種反應說此書給我們的難友造成新的傷害，我知道那主要是因為在書的附錄中有幾篇當年的“批判文章”，而我們對這幾篇文章的“反批判”很不夠。本來我打算在出《不肯》的續集時加以補救的，可現在看來此續集的出版遙遙無期，因此，幾年以來這一直使我很內疚。現在，我之所以要把這三篇文章請你代為刊出，就是要對我的“內疚”有個交待，有個彌補，我絕對不願意傷害我的難友。

     最近我身體不夠好，你呢？還好吧？年齡不饒人哪！好久沒有黃河清的消息了，他怎麼樣？但願上帝保佑你我他，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