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依丝和梅利莎到蒙特利尔已经二十多年了。露依丝和梅利莎都是到蒙特利尔后起得名，　她们的中文名字二十多年不用，可能连她们自己都觉得陌生了。

露依丝是在她二十多岁时来的。梅利莎要比她晚几年。

她们是一对好友，从小在一起长大，一起上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最后，又一起生活在蒙特利尔。其实，她们的认识相当偶然的。

七十年代的上海，除了三十年代“东方巴黎”留下来的一些国外建筑，别无亮点。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折腾下，经济发展基本以糊口为目的，什么都要计划，什么都要票证。粮票，油票，布票，工业券，不胜其烦，甚至连孩子上幼儿园也根据居住地区来安排。露依丝的父母住在上海国际饭店后面的黄河路上，那里有一个教学质量挺好的幼儿园，她自然被安排了进去。而梅利莎的家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那里也有一个幼儿园，但据说教学质量不行。作为小学语文老师的梅利莎妈妈不甘心宝贝女儿进这个幼儿园，东托西找之后，让她也进了露依丝的幼儿园。代价是送给幼儿园园长两瓶麦乳精。这是一种用牛奶和麦精等制成的固体饮料，不知该产品现在还存在否。反正在当时，这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大礼。两个小女孩被分在同一个班里，自然也就成了朋友。一天，露依丝的妈妈来接女儿回家，梅利莎也非吵着要去。于是，两家大人也就认识了。

　　露依丝长得细高个，瓜子脸，性格活泼，爱玩爱闹。而梅利莎则相反，圆脸短发，性格文静。但这并不妨碍她们成为形影不离的朋友。从小学到中学，梅利莎是班长。她爱好语文，文笔不错，还写得一手好字。露依丝则是文体委员，因为她喜欢跳舞和体育。有一年夏天，她被前来物色运动员的游泳教练看上。从此，每天放学后，她还带着游泳衣上体校训练。一年下来，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露依丝有个姐姐早已出嫁，也住在上海。有一天，露依丝从体校回家，姐姐正在和妈妈说话。她们一见露依丝，突然都不吭声了。露依丝觉得奇怪，就半开玩笑地问道：

“姐姐，你不是在和妈妈说我坏话吧”

“哪能呢，姐姐喜欢你都还不及。来，快过来。”姐姐说着，顺手把一个棕色的纸袋递给她。

她打开一看，高兴地跳起来：“上海话梅糖！我最喜欢吃了！”

她拿出话梅糖和另一个装饰华丽的小塑料袋。“伊，这是什么好吃的？”露依丝问。

姐姐向妈使了个眼色，说：“不知道吧，这是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带来的巧克力。”

“巧克力我也喜欢！”

姐姐微笑地看着她说：“认识上面的英文字吗？”

露依丝摇了摇头。

“好好学，以后也到加拿大去。”姐姐意味深长地说。

 

两个星期后的一个傍晚，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露依丝正在家做功课，姐姐打着雨伞匆匆走进家门。

“这个黄梅天，真是的！”姐姐边说边把滴水的旧雨伞放在门旁的水池里。“妈妈，那边来信了，说很有兴趣。”

露依丝的妈妈闻声从里屋出来说：“哦，是吗？我只是担心小露还太小。”

“什么太小？”露依丝不解地问。

“其实也不小了。只是对方年龄大一点，离过婚。但人家是教授，又在国外。”姐姐说。

“说的也是。还是听听小露的意见吧。”妈妈说。

“什么？什么意见？”露依丝越听越糊涂。

姐姐把露依丝拉入怀中，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姐姐有一个加拿大华人朋友。他要找一位中国女孩，希望结婚后一起到加拿大去。于是，姐姐就想到了自己的妹妹。

 “我还小，我要读书，我要在屋里相。”露依丝红着脸说。

“真是不开窍！这样的好事到啥地方去寻。你不要，要的人多的是。”

“那就让人家去要吧！” 露依丝嘟哝地说。

“唉，还不知道人家是否会看上你！再说了！”姐姐赌气地拿上湿淋淋的雨伞走了。

过了几个月，那个教授来到上海。他四十来岁，四方脸，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配上一身合体的西服，显得彬彬有礼、温文而雅。露依丝对他颇有好感。加上在妈妈和姐姐的劝说下，她也就同意了这门婚事。一个月后，夫妇俩去了蒙特利尔。

 

当时，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有个“炼狱”的过程。自然，每个人的素质和条件不同，这个过程有长短、有难易。对露依丝来说，移民加拿大当然不是“炼狱”，而是生命中的另一次机遇和旅程。她先在一所学校补习英文。当英语可以与人作日常交流时，她想出去打工了。因为她觉得整天呆在家里闷得慌。其次，婆婆和媳妇是天生的对头，她也没能幸免。但是，她的想法显然不合丈夫之意。一般来说，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中国男人都希望太太呆在家里相夫教子，认为赚钱养家是男人的责任。来自大陆的中国男人倒并不强求太太居家。露依丝的丈夫来自香港。因此，他不赞成妻子外出工作。但是，在露依丝的再三要求下，他也只能让步。

露依丝先在一家中国超市做收银员，一个月不到她就走离开了。倒不是她受不了打工的苦，而是对中国老板的德性忍无可忍。接着，她怀孕了，只能呆在家里。三年后，她带着儿子回上海探望父母。童年好友梅利莎来看她。

“介许多年勿见面，你好象根本没变。”已是大学生的梅利莎惊喜地说。

“不要瞎讲，已经老了。侬看，额头上都已有皱纹了。”

“真的！皮肤又细又白，还是加拿大好。不象上海，外出一趟，一面孔灰尘。”梅利莎说。

“这倒是，那是环境确实挺优美。你想来阈？”露依丝说。

“想呀，但啥办法来呢？”

“我回去问问我先生，我想伊会有办法的。”

“好呀！我等你消息了。”梅利莎高兴地说。

 

两周后，梅利莎接到了露依丝的来信。露依丝告诉梅利莎，她先生将担保她来加拿大读硕士。但前提是她必须通过托福考试并被这里的大学录取。梅利莎如同战士接到军令，立即行动起来。虽说她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了，但是，由于中国式的英语教学偏重于语法，无论学了多少年，一旦实际运用，学生依然是听而不闻、有口难言。因此， 梅利莎除了继续她的大学课程外，每周两个晚上到位于上海淮海路的前进英语进修学校去上课，这是一个类似于北京新东方的外语补习学校 。经过一年的学习，梅利莎以高分通过托福考试并被麦吉尔大学心理系入取。在收到入学通知书的当天，梅利莎给露依丝打了个电话：

“我拿到入学通知书了。”

“哦？这么快，真了不起！你是块读书的料，我不来三！”

“别要瞎讲了，你也行！只是你有个好老公。什么时候我也能找到这样的老公就好了。”

“先来吧，然后就看你的运气了。”

梅利莎完全赞同露依丝的话，并且从心底里感谢露依丝的帮助。她家里得知消息后，也很快帮她凑足了飞机票的钱。当时一张机票的钱近乎一个普通中国人一年的收入。两周后，梅利莎到了蒙特利尔。自然，作为好友，露依丝免费提供住所，一个近楼道的睡房。这种举动对老外来说可能近乎于天方夜谭，但对中国人来说，是最自然不过了。就这样，梅利莎开始了艰辛的留学生生活，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则在唐人街的餐馆打工。

这是一家叫上海老饭店的餐馆。那天，她去唐人街买食品，路过这家饭店，看着黑底金字的招牌觉得特别眼熟。想了半天才想起，这不是那个上海豫园里大名鼎鼎的上海老饭店吗！但是当她走进饭店，觉得完全不一样。上海的老饭店富丽堂皇，装饰考究。而这家饭店装饰陈旧，比较传统。正面是一个小小的舞台，墙面上贴着个大红的双喜字。一般来说，双喜是指结婚庆典，表达双方之喜。其实，当时蒙特利尔中国人并不多，年轻人到饭店来结婚的更少。但对讲究吉利的中国人来说，反正喜上加喜是一件好事。舞台的两边竖着两根立柱，上面雕着描金的龙凤图案。龙在中国文化中是百兽之王，而凤则是百鸟之王。龙凤结合除了暗示男女婚事外，也象征中国人的阴阳哲学。梅利莎一边看着，一边想着心事。那时是下午两点左右，饭店里空无一人。梅利莎失望地转过身来。这时，一个四十来岁的矮胖男人从里面出来。

那人疑惑地望着她用广东话说：“你想打工啊？”

“是的！”

“哦，甘你识吾识广东话啊？”

“识！我妈系广东人来噶。”

“哦，甘你听日晚黑六点来翻工啦。”

由于梅利莎会说广东话和英语，她成了上海老饭店的一名“带位”，即英语中的waitress。当时，蒙城唐人街的中国餐馆只招会说广东话加上英或法语的中国人。因为大部分中国移民来自香港和台湾：他们或是来加拿大修铁路的中国移民的后代；或是因“九七”临近，害怕香港变成越南西贡而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中产阶级。因此，广东话成了海外中国人的“国语”，而普通话在唐人街则成了名副其实的“外语”。

在中国餐馆打工，薪水很低，一般都在政府规定的最低薪水以下。好在有小费，梅利莎每天打五小时工外加小费也能挣个六、七十元。自然，和在老外餐馆打工的waitress相比，中餐馆的小费其实少得可怜，因为小费得分三份：一份由waiter或waitress拿，另一份由在厨房的帮厨分享；因为帮厨没有机会接触客人，仅拿最低薪水是难以糊口的。最后一份交老板。显然，这是某些中国老板的贪婪表现。但是，梅利莎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工作太难找了，尤其对生活在蒙特利尔的中国人来说，要么在老外公司搞技术；要么自己做生意,如开个便利店；要么在唐人街混饭吃，其他选择虽说也有，但机会很少，选择面也很小。只要餐馆生意不错，小费收入基本上还算可观。最近，餐馆新来了一位会说广东话的越南女人。当她负责小费分配时，尽管晚上生意挺好，所得小费却比过去少。开始，梅利莎也没太介意，虽然她太需要钱了。一次，她送走一位客人，把收到的小费交给这个越南人。当她在远处不经意地朝帐台望去时，发现越南女人往胸部塞东西。当天晚上，所得小费明显减少。一连观察了几次后，梅利莎把她的发现悄悄地告诉了几位同事。

一个周六的上午，整个餐馆里坐满了人，连楼道里都是等候就餐的客人。销售茶点的小姐一边不紧不慢地在餐桌间推着车，一边嘴里用广东话报着茶点的名称。当有客人点菜时，就把冒着热气的点心放到桌上，然后在一张订菜单上记下菜名，再推车到下一桌。梅利莎和其他几个waitress不停地把客人引导到空桌前，并不时把收到的钱及小费交到帐台。今天轮到越南女人负责帐台收费。她接过waitress交来的钱就点钞；开收银机放钱，并把打印出的发票和零钱交给waitress。同时，把小费放到收银机旁的一个小罐里。当waitress离开后，她环顾了一下四周，快速地从收银机的小罐里抽出一张廿元。然后，假装抚摸了一下颈部，顺势把手里的钱塞进了胸部。这时，梅利莎和其他几个同事走到她旁边。越南女人的脸“刷”地一下子变得惨白。

“你，你们干什么？” 她神情紧张、结巴地说。

“没干什么！我来给你结帐的。” 梅利莎说。

“好吧，把钱给我。”越南女人故作轻松地说

“钱在这里。”一个waitress的手一下子按住了她的胸部。

 

越南女人开除后，餐馆的小费收入基本稳定。对梅利莎来说，这点钱过日子还勉强凑合。但要交学费、要买书，就属于杯水车薪了。一天，梅利莎在图书馆一边看书，一边想着学费的事。

“Can I sit here?”一个陌生男子站在梅利莎对面。

“Sure” 梅利莎头也没抬地说。

“谢谢！”那男子说。

听到发音有点特别的国语，梅利莎有点吃惊地抬起头来。一个满脸堆笑的亚裔男子站在她面前。他中等个，胖胖的脸，嘴唇红润，剃着个板刷头。梅利莎为刚才的失礼有点不好意思。

“我想你是从大陆来的！” 板刷头说。

“你怎么知道？也许我从台湾来呢？”

“台湾。。。不说你那样的国语。”

“哦，是吗？”

“当然是！我就是从台湾来的。”

这个台湾男子和蔼、殷勤并出手大方,梅利莎对他颇有好感。但是，随着接触的增多，梅利莎反而觉得不了解他了。可能由于两岸分隔太久，大陆人和台湾人无论在观念还是文化上都已经渐行渐远，虽然同种、同根和同源。因此，当台湾男子几次提出结婚事宜，梅利莎一直犹豫不决。这天晚上，梅利莎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因为她面临学费和签证问题。这学期交不出学费，下学期则没法注册。学生身份一旦失去，签证就有问题。于是，她给露依丝打了个电话，想听听她的想法。早在一年前她就从露依丝家搬出去了。露依丝告訴她，这事得由她自己决定，她由于婆媳之争正和丈夫闹矛盾。第二天下午，梅利莎应邀参加大学一个叫“金钥匙”的活动。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学组织，以奖励那些成绩优秀或具有领袖才能或献身社区服务的优秀学生。梅利莎因学业出色而受邀。在入门处等候签名时，遇见了台湾男子。梅利莎告诉他，她同意嫁给他。台湾男子大为感动，当场单腿下跪向她求婚。在场的老外立即以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浪漫过后，生活回归现实。婚后，梅利莎不再为学费和签证伤神。但是，丈夫的“大男子主义”也让她受不了。梅利莎从小在上海长大，上海男人善待女人在中国尤其出名。而现在的丈夫在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有时还冷战加热战。这难道是她所寻求的下辈子生活？但是，她又是个心地善良的传统女人。因此，随着两个女儿的出生，她对生活已不抱幻想。白天，她在一家华人公司做会计，晚上则忙于照顾两个孩子。上星期，丈夫以生活在台湾的婆婆托梦为由，提出再要一个孩子。她心里很清楚，丈夫是要男孩。因为他家是单传，到了他这代，如果没有男孩，家里的香火就断了。其实，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当第一个女儿出生时，医生就告诫过她，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不能再要孩子。但为了满足丈夫的愿望，她还是冒险把第二个孩子生出来。现在，要不要生第三胎，她拿不定主意了。

这天，她带着两个女儿到唐人街附近的Saint-Luc医院体检，在医院候诊大厅遇见了露依丝。

“露依丝，是你吗，好久不见，好吗？”

“So so，你呢？”

“我也So so，正好有个问题想问你。”梅利莎把丈夫要男孩的事提了出来。

露依丝怜惜地望着她说：“你不能再这样了！这是在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也许会没事！”梅利莎低声地说。

“但是，如果仍是女孩呢？”

梅利莎没吭声。

“这些男人一个比一个自私。”

梅利莎有点吃惊地抬起头望着露依丝。

正在这时，一声清脆的手机铃响了起来。两人不约而同地说了声“对不起”，就手忙脚乱地找自己的手机。露依丝朝梅利莎扬了扬手机，开始接听。

“是律师打来的，我下午和他有个约会。”露依丝通完话说：

“你忙吧！”

“你不知道吧，我已经打算和老公离婚了。”

“哦，这怎么会呢？你们不是相处得的很好吗？”梅利莎脱口而出。

“嗨，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对不起，我得走了。给我打电话哦！”露依丝微笑地朝她扬扬了手，匆匆走了。

梅利莎漠然地望着露依丝远去的背影，她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该文已发表在蒙特利尔华文报刊〈蒙城华人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