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是江澤民政治生涯中最關鍵的一年。毫無疑問，江是“六四”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實，江也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這使得原準備退休的江澤民從上海市委書記一躍而被任命為手握黨、政、軍最高權力的“核心”。

1﹒導火索──胡耀邦之死

1989 年初，鄧小平主持的經濟改革給中國帶來新的生機，同時也帶來不安的躁動。雖然國民經濟不斷增長，市場供應花色漸多，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稅收收入卻減少了三分之一。新的通貨膨脹率已逼近20%。物價飛漲，恐慌的採購成了大城市生活的一個內容。“屋漏偏遇連天雨”，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出現了虧損和倒閉，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工人被送進待業市場。新經濟體制的既得利益者與舊經濟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之間的矛盾已日漸明顯。一部分做生意的人已經富起來了，而大量原國有企業的工人、技術人員卻失掉了他們已享有的各種福利和退休保障。他們人數之眾，也形成了社會中的一個新階層。社會貧富差距在迅速擴大。

當時中國民眾最痛恨的就是“官倒”。中國從1985年開始對農產品收購價格、主要工業產品出廠價格和緊缺商品實行“雙軌制”，也就是國家計劃內的生產部分按照計劃內價格採購，超出計劃的部分按照遠遠高於計劃內的市場價格採購。“雙軌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生產資料的需求大於供給的矛盾，並保證國家指令性計劃能夠以低成本完成。而所謂“官倒”就是用批文按照計劃內的價格購買緊俏產品，如鋼材，轉手再以計劃外的價格賣出，其中的差價可能有數倍之高。

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僚在自己無需下海經商的情況下，利用手中權力大肆攫取社會財富、貪污腐敗，把訂單、配額等穩賺錢的項目統統給了自己的親屬和朋友。在形形色色的駐京辦事處和高級飯店裡，住着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揣着數百萬元的錢，盯着各大部委的京官兒們，目的就是要在他們身上花掉這幾百萬，換來的是進口指標和各種配額。有了一紙批文或配額，他們就可以賺回數千萬甚至數億元的錢。中共的跛足改革造成的畸形體制，為無數的官商勾結營造了最佳環境。這些骯髒的交易肥了官商卻犧牲了民眾，因為差價的最後承擔者就是普通的百姓。1988年，國家控制的價格雙軌制差價就在3569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太子黨們利用權力倒賣批文而一夜暴富。

“官倒”這個名詞充分反映出中共的官僚腐敗。人們要求全面改革的情緒如激盪的暗流在社會上涌動，這時一個火星兒就能引起連鎖爆炸。

4月15日，被視為黨內開明改革派的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突發心臟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讓民眾對民主改革的前途充滿了悲哀、失望與憤怒。

當天晚上，北京大學內學生們開始扎花圈，校園的牆上或樹上貼上了大字報。15日至17日，著名高校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政法大學等院校內均出現大量關於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和輓聯。4月17日，星期一，幾千名學生離開校園走向天安門廣場，將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腳下。學生打出了“悼念胡耀邦”，以及 “剷除腐敗”、“依法治國”、“打倒官僚主義”等標語。同時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響應，舉行大規模集會、遊行、請願等。幾天后，學生運動擴大，呼籲國家領導人和學生對話，促進政治改革，使國家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

4月25日晚上，中央電視台在全國電視新聞節目上多次播放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譴責學生的做法“擾亂了秩序”，把他們的行動定性為“非法”，呼籲制止動亂。4月26日，這篇社論在《人民日報》發表。

社論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亂全國”，“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

“4﹒26” 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激起了學生強烈的不滿。隨着“五四”這一傳統的學生運動紀念日的到來，學生運動再次擴大。4月17日遊行的時候，清華大學的隊伍最前面的是幾位白髮老教授，他們舉着一個白色條幅，上面寫着一位著名作家的話：“跪久了,站起來遛遛”。許多老人回想中國在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中國知識份子實際上就是跪着的，給黨跪着，只能為黨唱頌歌，絕無機會挺起脊梁作為社會良知發出獨立的聲音。老教授們公開走上街頭抗議當權者，這是中共當政後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也被視為一個危險信號。

5月13日，學生在天安門開始進行絕食，要求政府與學生平等對話，希望政府拿出實質方案解決問題。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機關幹部、新聞記者們紛紛湧上街頭支持學生。

與《人民日報》“4﹒26”社論並行的，促使整個事件發生惡性變化的另一個導火索是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對《世界經濟導報》的整肅。它促使黨內大老中的幾個人決心用武力屠城，換取所謂“穩定”。

2﹒《導報》事件

中共的政權缺乏合法性，不像民選政府每一屆都可以依法平穩地在完成權力交接，如何維持獨裁統治始終是中共的心病。尤其胡耀邦、趙紫陽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都不能令中共核心層滿意，因此尋找合格的總書記就成了重要課題。江澤民對《導報》事件的整個處理過程使黨內大老們感到這才是“接班人”。

1989年的學潮一開始僅僅有學生的參與，而從學生運動到全民運動的轉折點則是江澤民在上海整肅《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眾所周知，胡耀邦去世引發了《導報》事件。《世界經濟導報》的創辦人及主編欽本立是一位70多歲很受編輯尊重的老知識分子。這個刊物倡導民主思想，在30多萬高層次讀者中信譽很高，在全國性的討論定調方面影響力極大。

胡耀邦去世後的第四天(4月19日)，《導報》的編輯們舉辦了一個研討會。欽本立認為研討會的內容應該帶有實質性的東西而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詞。這得到與會者的認同。會上戴晴談到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來的歷史和幾位總書記的命運。她說黨的總書記都沒有好下場，因為都是“非程序權力更迭”。

4月20 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得知，《世界經濟導報》將開闢專欄悼念胡耀邦同志。宣傳部長陳至立隨即告訴了江澤民。21日下午，江派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找《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談話。欽本立說，《導報》確實將在新的一期中用幾版篇幅刊載該報與《新觀察》雜誌社4月19日在北京舉辦的一個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座談會內容。曾慶紅和陳至立要他將這期《導報》的清樣儘快送閱。第二天晚上八時半，曾慶紅與欽本立討論第439期《導報》清樣問題時，要欽本立刪節五百字，主要是嚴家祺、戴晴等人的發言。

欽本立強調政府同意報紙總編責任制，並說：“出了事情我負責，反正江澤民同志沒看過清樣。如果發表出去有什麼後果，不必市委、市委宣傳部負責。”

曾慶紅大怒道：“現在不是哪個人負責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效果的問題。”欽本立堅持由他負責，不同意刪改。曾慶紅看說不服他就去向江澤民匯報此事。

江澤民沒想到欽本立是個鐵槓子頭，連曾慶紅都敗下陣來，於是將此事告訴了《導報》的名譽理事長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邊，江澤民聲色俱厲地要欽本立改清樣。汪道涵也搬出黨性原則來壓欽本立。當江澤民和汪道涵硬壓軟勸要欽本立同意刪節時，卻發現十幾萬份報紙都已印好了，並且四百份已批發給個體報攤。此外，還有相同數量報紙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後才追回兩萬份，但影響已經造出去了。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儀式由楊尚昆主席主持，中國大部分高級領導人都參加了。江澤民一面在上海反對悼念胡耀邦，一邊送去花圈以示“悼念”。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江澤民召開的市委書記緊急會議持續到凌晨一時，江說要採取果斷措施。同日在有一萬四千名黨員參加的大型集會上江澤民宣布停止欽本立的領導職務，並決定對《導報》進行整頓。

4月27日，江澤民派劉吉、陳至立負責的“上海市委整頓領導小組”進駐《導報》。整起人來不比江手軟的陳至立對江澤民言聽計從。她遣散《導報》員工，還特別下禁令不許《導報》的編輯再做記者。

江澤民的親信陳至立在欽本立癌症晚期，起不來床時，竟笑眯眯的去了病房。別人還以為她前來探望，誰知陳至立突然大聲宣讀了對欽本立的黨紀處分。看來陳不但要刺激這位70歲的老人早些死，還要他死也不得安寧。

《導報》編輯們的行為贏得了海內外無數正義之士的支持和敬佩。但是，庫恩在《江澤民傳》中，卻完全按照江澤民的口吻對《導報》事件進行了抹黑。把欽本立和他的編輯們醜化成“口是心非”、“不合邏輯”、“欺騙”、“公然挑戰”江澤民並“終於拋棄了偽裝”的一群人，江澤民反倒成了受害者，真是倒打一釘耙。

3﹒“六四”前奏曲作者

江澤民及其親信對於導報的粗暴處理引發了一場席捲上海乃至全國新聞界的抗議。上海市委整頓《導報》引發的風暴來臨了。第二天上海街頭就發生了大規模遊行，公開打出了“還我導報”和要求恢復欽本立職務以及言論自由的旗幟和橫幅。上海作協部分名人紛紛參加遊行，北京知識界和新聞界的著名人士致電江澤民，要求收回對欽本立及《導報》的處理決定。

在市政府門口席地而坐的學生們不時呼喊口號。一些群眾說，“學生的口號我是贊成的。現在實際上最大的失誤是不推進民主進程。”有的說，“學生的愛國熱情應該予以肯定。”還有的說，“這不像是動亂！”據測算，當時在外灘的大學生約有八千餘人。這是這次學潮中上海學生遊行規模最大的一次。到晚上十時零五分，聚集在市政府門前的學生開始陸續散去。

江澤民害怕了。對於整肅《導報》引發的抗議聲浪，江澤民承認，“後果比我們預料的要嚴重得多。”有人指責他的行為引發了“上海大規模的示威”。事實上不止是引發了“上海大規模的示威”，而且促發了北京的大規模示威。

在北京，兩名記者把有1013名首都新聞工作者簽名的請願書送交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請願書要求與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對話。《中國青年報》的學校教育部兼科技部主任李大同在遞交請願書時向在場的中外記者宣布，請願書的1013名簽名者分別來自《人民日報》、新華社、《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等三十多家首都新聞單位。這份寫給全國記協書記處的請願書說，根據趙紫陽5月4日接見外賓時關於對話的談話精神，有必要與中央主管新聞工作的領導人就新聞界發生的不正常的事件對話。請願書列舉了三項對話內容，其中的第一條就是關於引起海內外強烈反響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停職。報社實行總編負責制的說法與事實不符，這恰恰是新聞改革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4月27日晚，江澤民在惶恐中打電話給原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當時的中顧委委員李銳，通話達四十餘分鐘，江在電話中既懇請李銳向北京有些朋友通融，又在電話里向李銳探詢北京情況。江在電話里還以“受不了啦”的口氣向李銳表示當時的心情。

4月30日，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訪朝歸來，當晚江澤民與曾慶紅飛赴北京，欲向趙紫陽匯報工作。趙很快接見他，江匯報完後問趙：“你對我在上海處理《導報》怎麼看？”趙並未即時表態，反問江澤民：“你看呢？”

江澤民支吾其詞，他發現和趙紫陽隔膜已深。趙紫陽看了一眼江澤民，接着說：“現在沒有時間談這個問題。”

江澤民用懇求的語氣說：“紫陽同志若不拿出意見，我和慶紅同志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

趙紫陽只好表態了：“上海市委行事倉促地處理了《世界經濟導報》的問題，把小事化大，才讓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說完扭身便走了。據當時在場的人士透露，江呆呆地望着趙離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鐘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顯然，趙紫陽對江澤民把小事化大致使引發了大規模示威的做法非常不滿，言辭之厲讓江澤民嚇得六神無主。江的密友陳至立說：“如果中央追究責任，就由我一人來承擔好了，絕不牽扯你。”從此江澤民和這個女人的關係更加親密了。事後，江澤民雖然安心一點，但還是到處找關係，希望知道黨內大老們是什麼態度。他得到的反饋是中央意見分歧，趙紫陽的話不代表中央精神。

5月13日，600名主要來自北京大學的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抗議。更多的學生市民來聲援，各國記者漸漸把鏡頭和注意力對準這裡，並紛紛指責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破壞民主。在上海，4000名學生聚集在市委門前聲援北京絕食的學生們，並要求市委書記表態。江澤民對中央精神心裡有了底，當然不肯露面。這引發了學生的極大憤慨。為了避免事態再擴大，江不得不去看望住院學生，不過這僅僅是權宜之計，這並不影響幾天之後江對北京實施戒嚴表示堅決支持。

4﹒“可靠”接班人

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會議上，黨內鬥爭明顯升溫，有些人認為江澤民沒有處理好學生的合法要求，希望江能與學生直接對話並宣布運動是愛國的、合法的。趙紫陽乾脆宣布既然《導報》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應當由上海市委來結束”。趙公然點名陳雲和李先念中意的江澤民，這讓幾位黨內大老怒火中燒。

在北京，絕食抗議活動仍在繼續。學生要求收回4月26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並由電視台現場直播中央領導人與他們的會面，這些要求對於獨裁政府來說簡直是趕鴨子進烤爐。

更讓中共尷尬的是，同一天，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飛抵北京進行訪問。數百名來北京報道這一事件的記者都知道他們遇到了比兩國首腦舉行峰會更重大的新聞。視線被轉移到中共最不希望聚焦的地方。

政治局會議上談崩了，沒有實權的趙紫陽預料到自己將面臨着什麼。5月19日凌晨，趙紫陽進入天安門廣場含淚看望了絕食的學生，他沒有請示政治局，他也不需要請示大老們。這時他只是代表自己，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晚上10點鐘，李鵬發表了講話，重申了中央的立場採取“嚴厲措施結束騷亂”。兩小時後，午夜時分，天安門廣場的一個大喇叭宣布實施戒嚴。

20日凌晨2時，在李鵬講話後不久，江澤民立即以明傳電報的形式表態對中央精神堅決支持。這個及時表態的大動作走在所有省、市、自治區領導的前面，和給李先念送蛋糕產生的效果是一樣的。毫無疑問江澤民的表態讓黨內大老們找到了可靠的接班人。庫恩在英文版《江澤民傳》第162頁提到（中文版中此內容被刪除），“早在5月20日，中共元老就內定江澤民獲提名成為新任中共總書記。”

5﹒為屠城掃清最後障礙

“六四”屠城前還有關鍵的一步，這一步邁不出去，恐怕當時的中國就是另一番局勢了。所以雖然5月20日黨內大老們就內定了江澤民當新任中共總書記，但在江完成了這一步，掃清了屠城前的障礙，幾位政治老人才最後表態把總書記職位交到江澤民手裡。

5 月21日，江澤民被鄧小平秘密召往北京。江不知到底何事，忐忑不安地來到北京西山去見鄧小平。不料會見中鄧小平讚揚了江澤民對《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處理，並說上海市接待戈爾巴喬夫的工作做得比北京好。江澤民這才鬆了口氣，心中暗想：幸虧沒聽趙紫陽的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鄧小平看着江澤民瞬息萬變的表情，說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要他去完成。鄧小平要他截住奉命出訪加拿大提前回國的人大委員長萬里。他們耍了個花招讓萬里乘坐的飛機在上海降落，江澤民的任務就是勸說萬里同意大老們的主張，否則不讓他回北京。鄧小平解釋說，由於當時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開會討論李鵬宣布北京戒嚴是否合法的問題。如果萬里回京主持人大會議，形勢極可能向他們所反對的方向發展，那時局面就難以控制。江剛剛放下的心又提了起來，他知道這個任務不好完成。

鄧小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用輕描淡寫的語氣暗示這是中央對江的一次考驗，如果這個任務完成得出色，則此事很可能成為江的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江澤民聽後又緊張又興奮，同時心裡也明白萬一有個閃失，那前途就徹底“無亮”了。

5月23日，江澤民返回上海，萬里的飛機在5月25下午3時在上海機場降落，江澤民接機並立即遞過去“鄧的親筆信”，萬里是鄧小平的橋牌朋友，鄧在信中懇求萬里“看在幾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關鍵時刻幫我一下。”

萬里在上海住了六天，痛苦了六天，最後江澤民交了底牌，在萬里不答應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萬里發表了公開聲明同意中央頒布的戒嚴令。江澤民對萬里的脅迫等於在戰略上切斷了趙紫陽的臂膀。

江澤民為屠城掃清了最後一個障礙。

同一天，5月27日，鄧小平召來八位元老開會，決定總書記人選。最早的時候鄧小平本來提議喬石和李瑞環，但是陳雲力推江澤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對鄧小平轉而起用江澤民中更是起了關鍵性作用。李先念當時說：“江澤民雖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經驗，但他有政治頭腦，人正壯年，可信任。”

於是，歷史的安排把江澤民推向了權力的頂峰，成為“六四”鎮壓的最大受益者。

6﹒登上權力的頂峰

5月30日，江澤民再一次奉命秘密進京。江不知自己的命運將會怎樣，不過多少預感到此行將不同尋常。

江抵京後稍作休息，陳雲的秘書進來通知他：“陳雲同志正在等你。”陳雲與江澤民的談話十分簡單，陳雲直接了當地說：“小平同志讓我告訴你，你到中央來工作，代替趙紫陽同志。”江澤民沒有說一個字。他明白這個關鍵時刻說錯一句話都會前功盡棄。他聽說在他來京之前，有干政大權機位大老已在鄧小平家開了兩次會。陳雲是第一個提出由他來接班的人。陳雲說李先念同他講過，上海的江澤民黨性比較強，這次對戒嚴態度也很堅決。但江澤民不知道陳雲本人對他態度如何，所以他只帶耳朵沒用嘴。

到了李先念那裡就輕鬆了許多。李先念問了一些上海的情況後說：“小平那裡你不用急着去，決定是小平同志的意思，當然會找你再談。”江澤民知道自己在李先念那裡下過的功夫沒白廢，但他記住了曾慶紅的建議，多聽少說。所以，除了簡短回答問題外，他只是微微彎着腰，做出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

江澤民回到休息室後，馬上往上海打了三次電話。第一個電話是打給曾慶紅。江澤民告訴他說：“看來我回不來了。”

曾顯得緊張，問：“你不是去兩三天就回來嗎？”

江說：“我就要在這裡工作，你明天馬上來一趟。”

第二個電話是打給原上海市長汪道涵，江澤民說：“以後要請您多關照了。”

第三個電話是打給他的夫人王冶坪讓她準備來京，但王冶坪沒有表態。

大局已定，晚八時，李鵬，姚依林等在人大會堂里客氣地宴請江澤民。江澤民真恍如在夢中。

軍隊進城一再拖延，6月1日才有了進城的新部署，最後實施的日子定在6月3日夜裡。江澤民作為新任總書記從5月底就已經開始批閱文件了。

6 月4日那個令人震驚的日子終於來了，又過去了，至今16年了，江澤民希望“六四”在人們的記憶中完全消失。但每年這一天前後人們都用大量的圖片和文章來奠祭死者，這是江澤民最不願看到的。在2002年江卸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時，他給政治局常委定了幾條規矩，其中一條就是不許給“六四”翻案，因為他是“六四”鎮壓最關鍵的參與者之一和最大的受益者。

7﹒做不完的噩夢

“六四”之後，江澤民的日子也並不好過。江一直處於恐懼之中，怕有人給“六四”翻案，給趙紫陽翻案。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照片成了不肯屠殺學生的歷史見證。江最惱恨的就是十幾年來人們在“六四”期間總是把這張照片翻來覆去的刊登，似乎是影射自己上台的不光彩。江澤民也不會忘記趙紫陽“六四”前對自己的批評，江對趙家的監視控制讓保衛部門的人都感到難以理解和不忍下手。

“六四”以後，全世界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都轉載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上一個青年赤手空拳隻身擋在行進的坦克前，這位青年叫王維林。國外媒體以十分敬佩的口吻稱讚其和平抗暴的勇氣，並稱之為二十世紀英雄。王維林的存在自然也是促成“六四”翻案的潛在因素。江澤民對之惱恨不已，密令按錄像找到這位青年，王被抓獲後，江下令秘密處決。

在2000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資深記者華萊士採訪江澤民時，華萊士拿出王維林的照片問江澤民：“你是否佩服這名青年的勇氣？”不料江說：“他絕沒有被捕。我不知道他目前在哪裡。”這個答非所問的回答對老牌記者來說，等於是給了答案。

“六四”事件中另一位被海內外華人讚賞的英雄是38軍軍長徐勤先。徐軍長在“六四”事件
中直接抗命，拒不服從向學生開槍的命令，也被軍委主席江澤民下令在軍事法庭秘密審判並在監獄關押了五年。

“六四”後不久，在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一個法國記者提問，問到因“六四”被捕的女研究生在四川監獄裡被輪姦之事，江澤民當眾脫口而出一句震驚全球的話：“她是罪有應得！”

除此之外，對江澤民來說更重要的是要淡化、模糊，並最終扭曲全體中國民眾對於“六四”的記憶，這樣才能保證“六四”不可能平反，保證無人威脅他的最高權力地位。這一方面，江澤民可謂得心應手。在青少年時期，江澤民就親身經歷了父親江世俊採用欺騙宣傳將一場大屠殺從民眾的記憶中漸漸淡化。不過現在的技術條件更加優越了，江馬上下令製作電視節目，極力渲染學生的“暴行”，甚至不惜焚燒部份軍車並拍攝現場，力圖使全國民眾相信，軍隊的開槍是不得已。很快，許多未親身經歷其事的民眾便開始相信北京真的發生了所謂的“暴亂”。

另一方面，江澤民又下令各單位清查參與“六四”、支持學生、反對鎮壓的人，鼓勵檢舉揭發，對他們一一清算。謊言和恐懼加在一起，基本上使民眾不再敢談論“六四”，也不再敢回憶“六四”。很多歷史事實到後來人們都弄不清了，因為沒有一個當事人敢於回憶這段歷史了。比如“六四”後人們議論最多的謎團之一，就是在“六四”鎮壓時中共的坦克究竟有沒有壓人？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先生曾舉了這樣一個例子：“關於在六部口是不是坦克車壓人的問題，這件事情是當時在各個機關裡面議論最多的，事實證明確實是壓人。後來是我到海外之後很多當事人都講了。就是在新華門六部口那塊兒坦克車追着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的學生碾，結果很多人就當場被碾成肉醬啊。但這場面馬上就被傳出去了，但那時候畢竟是個小場面。但是我知道一個情況，就是在六部口附近，中宣部的一個宿舍在那兒。中宣部有一個博士生當時是中宣部培養的第三梯隊的人，很受信任。他當時就親眼看到了這個場面。

當時這個事情被說成是最大的謠言，這個事情如果傳出去那簡直是……。再怎麼說，坦克車追着人去壓，就什麼都解釋不了了，所以就要‘闢謠’。在我們機關那些搞清查的人吹鬍子瞪眼的追：你是聽誰說的？你又是聽誰說的？最後追到了中宣部的這個博士生身上，就把他給拽到了戒嚴部隊去了。在戒嚴部隊裡面他被嚴刑逼供。‘你看到沒有？’，‘我確實看到了，我是一個黨員對黨要忠誠，要老實，我看到什麼我就說什麼，我確實是看到了。’後來戒嚴部隊的人拿着一千伏的高壓電棒，威脅他：‘你看見沒有？’博士生說：‘看見了，我確實看見了。’啪，用高壓電棒電他，博士生當場就昏過去了。一會兒醒過來後，又被問：‘你看見沒有？’，回答說：‘看見了。’啪，又電一下，他又給電昏過去了。就這麼弄了幾次之後，最後博士生說：‘沒看見。’

後來據說這個人身體就垮了，精神也垮了，這不光是一個電刑的問題，這是精神上的一種折磨。

共產黨原來自己標榜自己講真話，要實事求是，結果他完全不讓你講真話。我有時候經常就想起這麼一句話就是，所謂墨寫的謊言，怎麼能掩蓋血寫的事實。”

“六四”時一個就讀於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的應屆畢業生方政，雙腿被高速行駛的坦克車碾過落下雙腿截肢的故事更是讓人心有餘悸。

16 年後方政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作證說，“我躲閃不及倒地，坦克壓到我的雙腿，就從我的雙腿上碾過去了，坦克履帶都是鏈條、齒輪，我就感覺到褲子被卷到履帶的鏈條上面，很緊很擠壓的感覺，當時我意識還有一點，只覺得身體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拖，被拖行了一段距離，頭部、後背、肩部都被擦傷（到醫院後醫生說的），坦克車的履帶鏈條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褲子也扯爛了，我就從履帶上掉下來了，掉下來之後，我就滾到了路邊靠到護欄上……

這個情景，後來我用動態網上網時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當時的這個情形。國外的網站上應能看到這張照片，一個人躺在地下，雙腿被壓掉，靠在護欄下。那個人確實就是我。我的雙下肢被截肢，右側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蓋位置……”

在這次掩蓋、栽贓和清查中江澤民熟練掌握了宣傳和暴力機構，此後相同的手段又被用來鎮壓法輪功學員，這是後話。

手上染的血太多了，不管江澤民怎麼捂着蓋着，每年也都要過“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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