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分享2010.11.12

目 錄

十五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名要求釋放劉曉波、劉霞... 1

楚  寒：自由之光，越照越明... 9

沙葉新：諾獎有眼 曉波中狀元... 16

徐友漁：憶劉曉波見蒯大富... 19

王  康：一位東方聖者的桂冠... 21

萬潤南：有關曉波的點滴回憶... 24

蘇曉康：把激進煎熬成溫和... 28

廖天琪：八九史詩銘記於心... 31

余  傑：劉曉波與劉霞的愛情... 33

余  傑：看哪，這個口吃的讀書人—— 劉曉波的俠骨柔腸... 36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 我的最後陳述》全文... 41

蘋果日報：胡錦濤妻表弟常大林撐劉曉波... 44

王  康：並非俄羅斯的經典思維——簡復朱學淵先生... 46

茉  莉： 獨特的“瑞典史詩”要結束了嗎？... 73

王開嶺：戰俘的榮譽... 76

王開嶺：獨裁者的性命之憂... 80

程巢父：李普先生晚年的光彩... 88

（敬告：按鍵盤左下方的Ctrl鍵，同時單擊鼠標，即可鏈接所選文章。）

十五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名要求釋放劉曉波、劉霞

參與網2010-10-26

10月25日，美國著名人權機構Freedom Now發布一份由十五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署的公開信，公開信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美國總統奧巴馬等21位世界領袖呼籲，要求他們在G20高峰會期間，要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釋放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和劉曉波的妻子劉霞。

在這封公開信上簽名的有圖圖大主教、卡洛斯•菲利普•西門內斯•貝洛、吉米•卡特、弗雷德里克•威廉姆•德克勒克、希林•伊巴迪、約翰•修姆、達賴喇嘛、麥瑞德•麥桂爾、旺加里•馬塔伊、大衛•特林布爾、里戈韋塔•門楚•圖姆、萊赫•瓦文薩、埃利•維瑟爾、貝蒂•威廉姆斯、喬迪•威廉姆斯等十五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Freedom Now協助圖圖大主教聯絡了簽名工作，為救援劉曉波，Freedom Now組成了一個國際法律和人權團隊，其中有美國著名律師傑羅德、紐約大學教授科恩、加拿大前司法部長厄文•考特樂、加拿大原國會議員大衛•基爾格以及楊建利博士。（張憲）

附公開信原文：（翻譯：張曉剛）

尊敬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閣下，

尊敬的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比利時首相伊夫•萊特姆閣下，

尊敬的歐洲委員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閣下，

尊敬的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德•基什內爾閣下，

尊敬的澳大利亞總理茱莉雅•吉拉德閣下，

尊敬的巴西聯邦總統劉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閣下，

尊敬的加拿大總理斯蒂•哈珀閣下，

尊敬的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閣下，

尊敬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博士閣下，

尊敬的印度共和國總理曼莫漢•辛格博士閣下，

尊敬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閣下，

尊敬的意大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閣下，

尊敬的日本首相菅直人閣下，

尊敬的閣下墨西哥合眾國總統費利佩•卡爾德龍•伊諾霍薩閣下，

尊敬的俄羅斯聯邦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閣下，

尊敬的沙特阿拉伯國王兼首相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齊茲•阿勒沙特陛下，

尊敬的南非總統雅各布布•祖馬閣下，

尊敬的韓國總統李明博閣下，

尊敬的土耳其共和國總理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閣下，

尊敬的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首相戴維•卡梅倫閣下，

尊敬的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閣下，

各位閣下：

我們，所有在此簽名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就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中國公民劉曉波一事給你們致信。

如你們無疑已經知道的，他的妻子劉霞自諾貝爾委員會頒獎公告宣布不久就被中國當局拘禁，與外界的所有聯繫都被阻斷。我們強烈和恭敬地呼籲你們各自的政府，要求中國政府立即解除對她的軟禁，並讓她能夠自由地根據自己的意願與任何人通訊。

此外，作為11月10日到11日在南韓召開的20國集團首腦會議的一部分，你們每個人都將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首爾見面。這個會議為提出劉博士被監禁問題提供了時機。我們強烈地呼籲你們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表明，釋放劉博士將不僅受到歡迎，而且是必需的。

諾貝爾委員會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國已經取得了史無前例的經濟進步，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億萬人民已經擺脫貧困，政治參與的範圍也在擴大。中國的新地位必須意味着增進的責任。”

中國政府釋放劉博士將會是對最近幾個十年來中國所發生的顯着變化的一個非同凡響的認可。

我們感謝你們之中的許多政府以往曾向中國政府提出了劉博士被監禁的問題。然而，需要採取緊急行動來幫助他和他的妻子。

神明保佑你們。

德斯蒙德•圖圖

卡洛斯•菲利普•西門內斯•貝洛

吉米•卡特

弗•威•德克勒克

希林•伊巴迪

約翰•休姆

達賴喇嘛

梅里德•科里根麥桂

旺加里•馬塔伊

大衛•特林布爾

里戈韋塔•門楚•圖姆

萊赫•瓦文薩

埃利•維瑟爾

貝蒂•威廉姆斯

喬迪•威廉姆斯

2010年10月25日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10月26日報道：

——十五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公開信

十五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昨天呼籲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其他20國集團（G20）領袖，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施壓，以釋放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這十五人，包括南非大主教屠圖（Desmond Tutu）、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前波蘭總統瓦文薩（Lech Walesa）和前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等人，在一封信中指出，奧巴馬和其他領袖在下月10-11日20國集團高峰會上，將會與胡錦濤見面。

路透社說，美國人權倡議團體“現在自由”（Freedom Now）公開了這封信。信中表示：“我們強烈呼籲你們，親自叮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釋放劉曉波博士不僅受歡迎，也是必要的。”

十五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信中表示，世界領袖也應施壓胡錦濤釋放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他們表示，自從奧斯陸的諾貝爾委員會頒發和平獎給她丈夫後，劉霞就“被剝奪了幾乎所有與外界聯繫的能力”。

但是，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沒有簽字。

另據報道，香港多個民間團體前天發起第一輪明信片簽寫行動，預計會有六萬人為獄中的劉曉波送上祝福，期望他可以早日重獲自由，回家與妻子劉霞團聚和自由寫作。

雖然國際社會支持劉曉波的聲音不斷，中國國內的媒體新華網則訪問了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專家高銘暄教授。高銘暄的論點是，對劉曉波，北京市兩級法院的判決不存在可質疑之處。

不過通過這篇文章，中國新華網倒是罕見地向讀者簡要介紹了劉曉波的觀點。比方說，文章引用了《零八憲章》中的話：“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在當今世界的所有大國中，唯獨中國還處在威權主義的政治生態中，並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文章也直接引用了劉曉波的話“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

引述這些觀點的同時，高銘暄認為，從劉曉波言論的字面含義，即可直觀地判斷其具有推翻中國國家政權和現行社會制度的動機和目的。

在北京，中國政府對劉曉波夫人劉霞的軟禁仍在繼續。劉霞昨天透過“民主中國”網站發出一封公開信，感謝國際社會和諾貝爾委員會對劉曉波多年來為推動中國民主而努力的認同，同時感謝《零八憲章》所有簽署人，並公開邀請劉曉波的同道和朋友們參加12月10日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

劉霞在信中表示，這個獎“屬於所有那些為了捍衛尊嚴而無所畏懼的中國人”。她說，劉曉波本人或者她前往挪威領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她相信並希望朋友們能出席這個歷史性的典禮，分享諾貝爾和平獎的光榮。

劉霞呼籲官方遵守法律，尊重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正當要求，儘快恢復劉曉波的自由，並停止對她正常生活的干擾。

諾委會主席駁中國譴責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2010-10-26

面對中國官方媒體對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不停地嚴厲批判，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德最近在紐約時報撰文，以《我們為什麼給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做出回應。文章說，中國當局的這些譴責，無意中卻說明了人權為什麼值得捍衛。

文章針對中國政府指責諾貝爾委員會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指出，“他們錯了：國際人權法和準則高於民族國家，國際社會有責任確保人權得到尊重。”

文章闡述了現代國家制度主權觀念的演進，指出隨着時間的推移主權觀念已經改變。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和公民權利宣言》取代了將人民的主權作為國家權力和合法性來源的專制控制。文章說，上一世紀當世界從民族主義朝國際主義轉變時主權觀念再次發生改變。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後建立的聯合國，承諾成員國通過和平途徑解決爭端，在《世界人權宣言》中界定了全體人民的基本權利。宣言說，民族國家不再具有最終的、無限的權力。

文章說，今天普世人權提供了對世界各地的任意多數的一種限制，無論這個多數是民主制還是非民主制；議會中的多數不能作出傷害少數的決定，也不能投票通過破壞人權的法律。雖然中國還不是一個憲政民主國家，但它是聯合國成員，並已經根據《世界人權宣言》修訂了其《憲法》。

文章說，囚禁劉曉波顯然證明中國的刑法不符合中國的憲法。對他定罪的依據是“散布謠言或誹謗或任何其它手段，顛覆國家政權，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但是文章說，在一個以普世人權為基礎的國際社會裡，防堵言論和謠言並非政府的工作。政府有義務確保言論自由權利—即使鼓吹者呼籲另外一種不同的社會制度。

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德說，諾貝爾委員會長期支持這些權利，通過授予那些鬥爭者和平獎來保護他們。他們包括在蘇聯為反對人權侵犯進行鬥爭的薩哈洛夫、在美國為公民權利進行鬥爭的馬丁•路德•金博士。

亞格蘭德說，中國政府激烈批評劉曉波獲獎，指諾貝爾委員會非法干涉了中國內政，在國際社會面前羞辱了中國，這些都並不令人驚訝。其實事實正相反，中國應該為其強大而成為辯論和批評的對象而感到驕傲。

文章還批駁了認為把和平獎給劉曉波可能會使中國的人權狀況更加惡化的觀點，指出這一論點不合邏輯：“它會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最好用保持沉默來促進人權。但是，如果我們對中國保持沉默，那麼誰將是下一個聲稱其有沉默和不受干涉權利的國家呢？這一方式將導致我們走上會損害《世界人權宣言》和人權基本準則的道路。我們絕對不能保持沉默。沒有一個國家有權利漠視其國際義務。”

文章認為，中國有充分理由對其過去20年裡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我們希望看到其繼續取得進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將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如果中國能跟其他國家和諧發展，成為堅持國際社會普世價值的主要夥伴，就必須首先授予其所有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

對一位僅僅因為表達了自己的見解的人就判刑入監11年是一個悲劇。如果我們朝着艾爾弗萊德?諾貝爾所說的國家之和睦的方向前進，那麼普世的人權就必定是我們的準則。

另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最近在評論劉曉波獲獎一事時表示相信“他被授予諾獎是因為他所表達和堅持的價值也同樣是諾貝爾委員會所堅持的。”黎安友說：“他為中國人樹立了一個履行憲法所保護的思想自由的榜樣。他要求中國政府去遵守他們自己的法律，而作為回應，中國政府卻違反自己的法律去把劉送進監獄，表明了政府在抵制能為國內以及睦鄰和平所做出的最佳貢獻。”

黎安友說，在中國成為強國的今天，諾貝爾委員會關注中國朝什麼方向發展是正確的。中國未來的演變不容置疑地影響着世界實現更大和平的可能性。就社會內部的長遠發展而言，民主比專制更加穩定，而對外部而言，專制權力的發展會對世界和平帶來威脅，而一個遵守法律的憲政體制的崛起則會為世界帶來更多和平。

北京試圖阻止各國派代表出席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典禮

春秋2010-11-6

諾貝爾和平獎的授獎儀式漸漸臨近，北京政權對劉曉波獲獎的憤怒有增無減，正在通過各種方式向西方國家施加壓力，企圖阻止各國派代表出席授獎典禮。德國政府明確表示不會屈服，並希望劉曉波能親自前往奧斯陸領獎。

近來，中國政府對西方國家頻頻施加壓力，試圖不讓它們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對此，《明鏡周刊》寫道，”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中國領導人感到是在全世界的注視下被打了耳光。四個星期之後，將在奧斯陸舉辦授獎儀式，北京領導人正在盡一起努力破壞12月10日的典禮。”

該刊在報道中說，”中國警告德國和其它國家不要參加授獎典禮。中國副外長崔天凱星期五（11月5日）在北京威脅說否則會有’後果’，但沒有進一步解釋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報道還透露，德國駐挪威大使館從中國過外交官那裡得到一個”口頭照會形式的警告”，德國外交部已經對此予以證實。”但是，德國政府表現出不為所動。一名政府發言人說，根據傳統，政府會派遣代表出席頒獎儀式的。’在今年的背景下，沒有任何理由違背這個多年來的做法’。這一點已經告知了中國方面。”

這名德國政府發言人還說，默克爾總理和外長韋斯特韋勒都對劉曉波獲獎表示過歡迎，”他們希望獲獎人能夠親自去領獎。”報道說，其它國家的外交官也都受到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一名外交官稱，中國政府在一封給其使館的函件中稱劉曉波是”犯罪分子”，給他授獎是”干涉中國的內政”。芬蘭和冰島也都證實收到了類似的函件。

《明鏡周刊》稱，中國副外長在北京”公然威脅會導致關係惡化”。該刊並引用崔天凱的說，”這些歐洲國家和其它國家一些國家面臨的選擇簡單明了，要麼它們參與挑戰中國司法制度的政治遊戲，要麼它們與中國政府和人民以負責任的方式發展真正的友好關係。”這位20國峰會的中國首席談判代表還說，這些國家” 必須選擇”，”要是作出錯誤選擇，就得承擔相應的後果。”

黨報攻擊諾貝爾和平獎

報道說，中共在黨報的一個評論中也對諾貝爾獎授予劉曉波”進行攻擊”。黨報的評論稱諾貝爾獎是”用來攻擊’中國崛起’的政治工具”，頒獎被意識形態所濫用，以阻礙不符合西方標準的國家的和平發展。”這個獎也表明西方對中國崛起的害怕。中國在很多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西方不接受別的國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

報道最後指出，”奧斯陸的諾貝爾委員會獎勵劉曉波，是因其’為了基本人權的長期的非暴力鬥爭。’目前，這位文學評論家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名義判處11年徒刑，正在服刑，將不可能親自領獎。他是《零八憲章》的共同作者，異議人士通過這個憲章要求改革、自由和結束中共在中國的一黨獨裁。自從劉曉波在10月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來，他的妻子也被軟禁。此外，中共政權也更加嚴厲地打擊其他異議人士。”

挪威首相將出席劉曉波頒獎儀式

春秋2010-11-6

法廣

挪威首相斯托爾滕貝格5日宣布，他將出席12月10日諾貝爾委員會向中國獄中異議人士劉曉波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的授獎儀式。同一天，美國國務院也表示，按慣例美國駐奧斯陸大使也將出席授獎儀式。這是有消息報道北京透過外交照會方式向西方國家施壓勿出席儀式之後，挪威和美國官方作出出席儀式的表態。

挪威首相斯托爾滕貝格是當天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表明態度的。斯托爾滕貝格表示，作為授獎儀式主賓國的首相，他理所當然要遵循慣例出席儀式。

斯托爾滕貝格說：“依照挪威長久以來的傳統，像我這樣的政治家是應當出席諾貝爾和平獎授獎禮的。這一直是個慣例，今年我也不會迴避。我會像政府首腦以往所做的那樣，參加儀式。”

斯托爾滕貝格同時指出，北京向西方國家政府施壓和警告是毫無道理的，諾貝爾委員會是一個自行做決定的獨立機構，不要把諾貝爾委員會和挪威政府混同起來。

中國當局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10月8日將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在獄中的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大為憤怒。直到胡錦濤訪問法國，北京還繼續警告說，任何歐洲國家支持劉曉波將被視為對中國的對抗。

此前有報道說，多個歐洲國家已經接到中方的警告。但中國外交部至今拒絕置評是否致函各國政府，要求他們不要參加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典禮，也不要發表聲明支持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

但據來歐洲外交圈的消息來源說，北京的警告絕不可能阻止歐盟國家駐奧斯陸的大使出席向劉曉波授獎儀式。

同一天，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克.托恩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據他所知，美方沒有收到中國要求美國不要參見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儀式的警告。托恩表示，按慣例美國駐奧斯陸大使將出席11月10日舉行的頒獎禮。美國駐奧斯陸大使館發言人此前也已證實美國大使將出席儀式的安排。

由於劉曉波身在獄中，他的妻子劉霞也被軟禁，現在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以及誰會前去替劉曉波領獎。

美國大使將出席劉曉波頒獎儀式

春秋2010-11-5

BBC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克·托恩周五（11月5日）在例行記者會表示，據他所知美方沒有收到中國不要美國參加諾貝爾和平獎授獎儀式的警告。

此前有報道說，多個歐洲國家已經得到中方的警告。但中國外交部周四（11月4日）拒絕置評是否致函歐洲國家政府，要求他們不參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和不發表聲明支持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

托恩說，按照慣例美國駐奧斯陸大使將出席這次將於11月10日在挪威首都舉行的儀式。

此前，美國駐奧斯陸大使館發言人也向法新社證實了美國大使將出席頒獎儀式的安排。

由於獲得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身在獄中，他的妻子劉霞也被軟禁，現在還不知道會不會有人以及什麼人替劉曉波領獎。

香港聲援

香港支聯會秘書何俊仁周五對BBC中文網表示，他將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聲援獲劉曉波。

何俊仁將和支聯會另一名成員李卓人一同前往奧斯陸。

他表示目前還不知道能否參加頒獎典禮，具體要由挪威方面正式通知。

在加緊外交活動試圖減少劉曉波獲獎的國際影響同時，中國當局在國內也加大了對異見人士的打壓，許多異見人士受到警方的騷擾甚至被限制行動自由。

積極參與維權活動的前衛藝術家艾未未周五中午開始遭北京警方“監視居住”。

艾未未此前計劃本周日在上海舉辦“河蟹宴”，以抗議他在上海的工作室被強制拆除。

本周早些時候，中國警方在廣州逮捕了一名散發支持劉曉波傳單的男子，其罪名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北京觀察：批諾批劉何時了 效果有多少

多維新聞2010-11-6

記者：方鳴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近日先後刊登4,600多字的長文《與諾貝爾遺願背道而馳的和平獎》，將中國官方媒體對諾貝爾和平獎及其得主劉曉波的口誅筆伐推到一個新的高潮。

正在獄中服刑的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10月8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環球時報》次日發表社評《諾貝爾和平獎又砸自己的牌子》為標誌，中國官方媒體開始集中高調批諾批劉，其勢頭之猛超過1999年對台灣總統李登輝與法輪功創辦人李洪志的批判，也超過了2008年拉薩“3•14”事件後對達賴喇嘛和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後對熱比婭的批判。

《與諾貝爾遺願背道而馳的和平獎》最初由光明網署名姚仁格在10月24日發表，《人民日報》11月5日署名郭述全文刊登，《光明日報》6日轉載。這篇文章稱，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是“西方有預謀、有組織、一直以來精心策劃的事件，是長期以來西方對我實施西化、分化政治圖謀的繼續”。

文章延續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國官方媒體的批判方式，藉助挪威學界對諾貝爾委員會的批評，質疑諾貝爾和平獎的出發點、嚴肅性與公信力，同時直接點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是造成蘇聯解體的“黑手”。文章宣稱，冷戰時期的案例充分證明，諾貝爾和平獎已被完全“意識形態化”，是美歐國家的一張“政治牌”；它已與“和平”毫無關係甚至背道而馳，是打着和平旗號公然搞顛覆破壞。

針對達賴喇嘛與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熱比婭、胡佳、魏京生等都進入過候選名單，以及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對中國限制言論自由的指責，文章指出，其反覆非難實際反映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極度恐懼”與“心態失衡”，“不願意看到中國這樣一個強大且在許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國家擁有不同於西方的政治制度。”

文章認為，從西方借北京奧運會（發難）和拉薩“3•14”事件到烏魯木齊“7•5”事件，從谷歌發難，一直到最近的釣魚島事件，在“改造”中國未果、種種施壓無效的情況下，美國等西方國家把諾貝爾和平獎獎給劉曉波，就是希望中國因政治分歧陷入無窮紛爭，最終“整垮中國”。

最後，文章向中國民眾喊話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我們只能走這條路，否則就將失去自我，淪為別人的附庸。“諾貝爾和平獎利用劉曉波向中國發難一事，折射出新時期中國反西化、反分化形勢依然嚴峻，需要我們睜大眼睛，明辨是非，提高警惕。”

據不完全統計，從10月9日至11月6日，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環球時報》等中國官方媒體總計發表了54篇批諾批劉文章（有些系轉載）。這些批判文章指責西方反華勢力借諾貝爾和平獎干涉中國司法與內政，企圖演變、分裂、整垮中國，極力醜化劉曉波的言行甚至其本人。大部分文章都曾置於新華網、人民網、新浪、搜狐等其它門戶網站首頁顯要位置，但幾乎都關閉了評論功能。

在連篇累牘的口誅筆伐中，《光明日報》曾在10月25日指出，批得有理罵得痛快，恐怕正好會掉進西方政客們挖好的陷阱里。文章說，諾貝爾和平獎這個品牌是西方人創立的，反映的是西方價值觀不足為奇。不管諾獎有多響的名頭，它畢竟不是世界“道義法庭”，我們既然不指望它來匡扶正義，所以也“不必太把它當回事”。從官方媒體繼續不斷推出批判文章來看，這種觀點顯然沒有被接受。

沙葉新：諾獎有眼 曉波中狀元  

一、初識劉曉波於上海

　　二○○六年十一月三號上午，我突然接到曉波的手機短信：「沙兄：好！我今晚到上海，何時有空，見面聊聊。曉波。」接到此信，我深感意外，因為，我從未沒見過他，也從未用任何方式和他互通音問；還因為此前也有一個北京來的敏感人士要見我，卻給國安阻撓，甚至他要求只在我家小區大門外將禮物交給我也沒得到允許。曉波的敏感度大大超過此人，他會受阻嗎？會有麻煩嗎？我也沒多想，就立即回信給他：「歡迎你！」

　　三號晚上曉波到上海，住在衡山路慶余別墅。翌日上午九時我去見他。我本以為他是個很劍拔弩張的那種人，這是因為他在六四之前的毅然回國以及他那些鋒芒畢露的時政文章給我造成的印象。其實他不是金剛怒目的人，乍一看，他貌不出眾，語不驚人，說話還有點口吃，結結巴巴的反而讓我覺得他很老實，甚至有點笨拙。初次見面，雖不能說一見如故，但我對他頗有好感。

　　我和他聊了一會兒，便同去看望也住在別墅里的王元化先生。王元化先生是曉波的博士論文的審讀者，有師生之誼。我本以為有王元化先生這樣的大傘護着，曉波至少在上海期間可以「脫敏」了；其實不然，第二天中午，我和曉波以及上海的一些朋友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湘菜館吃飯時，仍然有國安尾隨監控。我們一共有九人，在一個包房內；國安有三人，二男一女，坐在緊靠我們包房外的雙排座位上。透過包房的玻璃門窗，雙方都可以清晰地看見對方的一切。

　　我問曉波，瞧這包房外的架勢，上海比之北京何如？曉波說，上海比北京緊，民主自由的氛圍不及北京，警察也比北京的厲害。於是曉波便說起他十幾年來和北京國安打交道的故事，說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說他和在他家樓下監控國安都很熟了，幾乎成了朋友，只要不是他們非執行不可的命令，其它都可以靈活商量，雙方都還可以讓步。比如有一次，有一場國外精彩足球賽的電視直播，樓下的國安是球迷，就打電話給曉波，請求他當天晚上不要出去，不要出事，放他們一個假，讓他們看看足球。曉波就爽快地答應了。

　　朋們友聽了，都說這種事情絕對不可能發生在上海。我想也正因為如此，上海以後才發生了楊佳殺死六名公安的惡性事件以及上海公安「釣魚」的著名醜聞，兩敗俱傷。

　　我還想也正因為曉波不把國安當敵人，所以他在獄中才受到某種程度的人道待遇。我相信曉波並沒撒謊，更沒有為中共牢獄的黑暗塗脂抹粉。他說的是他本人在獄中所遇到的真實情況。至於他為什麼能如此，而高智晟卻受到極為殘酷的迫害，原因可能多種多樣，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北京和西安兩個地區有所不同，劉曉波和高智晟的影響也有所差別，等等，但曉波一直堅守的「我沒有敵人」的理念也可能是他在獄中境遇較好的原因之一，雖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況且曉波說他在北京監獄受到較好待遇，僅僅說的是他自己，說的是北京的某座監獄，他並未推而廣之，說全國監獄都如此，所有政治犯都如此，所以我們不能苛責曉波。

二、劉曉波和零八憲章

二○○八年十一月廿七日下午三時，深圳的趙達功夫婦來訪。一是探病問候，我當時開刀不久，大病初癒。二是受曉波之託，為零八憲章初稿的徵求意見和簽名而來。當晚，達功夫婦請我在蓮花南路一家私房菜館吃飯，另有兩位上海朋友。  到了菜館門口，只見一高個中年男子，身着黑皮夾克，拿着手機，一看便是國安。他盯着我望，我也盯着他望，對視甚久。我們預訂了菜館二樓的一間包房，從窗口朝樓下看，那位國安仍在原地附近邊走動邊打手機。我開玩笑地對達功說，國安滿辛苦的，外面又冷，乾脆請國安上來一起吃飯吧。達功說，如果在深圳倒有這可能，他和深圳的國安經常接觸，彼此像朋友。一個熟悉的國安曾對達功說：「你寫文章只要不罵深圳就行，隨便你罵別的什麼地方，罵北京、罵上海，我們都不管。我們只是一條狗，不論哪個朝代都會用得着這樣的狗。如果你們今後掌權了，也會用着我們，我們也就是你們的一條狗。」每到「敏感時期」，國安都會讓達功別離開深圳，外出也不要去北京。有一次還給他一萬元，讓他回河北老家，買點禮物送給他父親。當然達功沒接受，他說這是底線，接受了就是被收買。達功還說這錢是國安專用於他的維穩經費。他還聽說，上海也有專門用於我的維穩經費。

我在上海沒接觸過國安，只是十多年前在我還不太「敏感」、還比較「穩定」的時候，他們的兩任副局長曾先後請我吃過飯，要和我交朋友。但那時他們不叫國安，叫什麼我記不得了。我這一介書生，從昔日的朋友成了如今維穩對象，真令人感慨系之。席間，曉波從北京打來電話，向我以及兩位上海朋友徵求對零八憲章初稿的意見。兩位上海朋友認為憲章的目的不是對抗，而是對話，還認為憲章不要雷同於呼籲書和一般的建言，要成為全民共同的政治主張，因此在內容上不應該針對權力機構太多，而應該着重針對公民社會。我同意兩位上海朋友的意見，只補充了幾句，說憲章要有理性，要有建設性，要有協商的誠意，不要有敵對的情緒。第二天，十一月廿八號，曉波發來手機短信，很長，他對我說：「在我和北京的許多朋友的心中，你是犬儒化的上海知識界的異數，你早已退出功利圈，專注於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良知踐行。我非常信賴你，與你神交已久，希望能夠得到你的支持。」我當然支持，答應在零八憲章上簽名。以後曉波還通過「雅虎通」的聊天網站和我再次商討憲章的修改。他很認真，也很謙虛，雖然我提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意見。

現在有人否認曉波是憲章的起草人，是執筆人，我不知道起草和執筆的內情，但從他和我的接觸中，至少可以證明他是憲章的重要發起人和組織者，功不可沒。雖然他不在乎其功。他留給我的印象是理性的，他的思想、言論、行為、氣質是溫和的，這和他早期作為文壇黑馬撰寫文論時大不一樣，所以他現在比較容易被各方面所接納，這也是作為一位發起人和組織者重要的質量。

三、劉曉波和諾貝爾和平獎

二○一○年十月八日北京時間下午五點十七分，我翻牆，上了古狗的香港網站，看到新聞的標題，得知曉波獲得了本屆的諾貝爾和平獎，這在封閉的中國大陸我算是比較早得知這個喜訊的了。我當然高興，為曉波、為國人、也為中國的民主事業高興。他的獲獎有所爭議，爭議者幾乎都是國內外的中國人，都是和曉波一樣進行過民主活動並有過顯著貢獻的人士。我對他們就像我對曉波，滿懷敬意。所以我不認為他們反對曉波得獎，就是「窩裡鬥」，就是國人劣根性的表現。因為他們和曉波的終極目標一致，只是路徑不同，方法有異，這完全應該在求同存異、互相尊重的基礎上逐步消除分歧，取得大體的一致。去年我去歐洲，我和海外的民主人士有過某些接觸，我極其敬佩他們毫不妥協的堅守和執着，也非常同情他們長期被拒之國門外、有家不能回的孤寂和憤怒，為此我還流過眼淚。所以我對他們略高的言論調門和稍激的行事的方式，是充分理解的；我想我如果也處在他們目前的境地，也會和他們一樣，甚至有過之。

但諾貝爾和平獎一事，原則重大，不是個人之事，而是有關中國民主事業前途之大局。該獎由評審委員會決定，自然有他們慎重的考慮，和充足的理由。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評選。我們還應該像運動員那樣，在比賽中，我決不服你，一定要決一高低；但勝負既定，我也一定誠懇地向獲勝者祝賀。所以在決定此獎由曉波獲得之後，我們也應該誠懇地向曉波祝賀，而放棄此前的爭議，甚至要寬容曉波以往的缺點和錯誤。曉波畢竟才年過半百，以後的路還很長，我們期待着他未來的成長。曉波獲得和平獎，意味着他已經列入歷史。但他能不能創造歷史，我們只能拭目以待。因為中國太大，變量太多，當權者極為強勢，手段也非常狡獪。曉波手中的這杆旗，能撐多久，也很難說。我們不要對曉波期望太多，只要他盡力即可，他是應該知道自己的歷史責任的。中國的路還很長，還需要他、你、我、大家，也許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上下共同求索。

　　曉波判刑十一年之時，我寫了一首絕句：

　　 欽犯科刑十一年，

　　 神州日日有奇冤。

　　 大牆內外皆牢獄，

　　 不押這邊即那邊。

　　曉波獲獎，也不能無詩，口占一絕：

　　 老天總算睜開眼，

　　 諾獎曉波中狀元。

　　 歷史將從今日起，

　　 盼君奮力著新篇。

二○一○年十月廿一日上海善作劇樓

（沙葉新：中國著名戲劇家）

 《開放》雜誌2010年11月

徐友漁：憶劉曉波見蒯大富  

● 編按：作者曾於去年三月和崔衛平、莫少平赴布拉格代表因零八憲章入獄的劉曉波領取人權獎。本文以他的親歷，描述劉曉波的思想風格。

劉曉波獲得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在許多人的意料之外，但在我的意料之中。說意料之外，是在十月初的一次聚會中談到今年諾貝爾和平獎時，曉波的幾位老朋友都表示悲觀，因為諾獎這個中國人一直期盼的最高榮譽似乎與我們沒有緣分，再加上中國政府對挪威方面施加了強大的壓力。我當時表示，我從來對中國的事情持悲觀態度，但這次卻不同，有些樂觀。在九月下旬，我致信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請求把本年度的諾獎授予劉曉波。我同時還向歐洲各國媒體和公眾發出呼籲和請求，希望他們發揮影響，發出聲音，促成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我以為，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充分和有說服力的。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我認為是實至名歸。

八十年代出名時思想已很徹底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我不止一次地說，我認為劉曉波獲獎的原因是他夠格，以及他在中國人權事業中的象徵意義。我致力於促成劉曉波今年獲獎，不是出於我與他的私人關係，我既不是他的老朋友，也不是他的好朋友。

我很晚才認識曉波，很長時間是只知其名而未見其人。曉波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熱」中得大名，被稱為「文壇黑馬」，我對這個稱呼不是十分認可。我那時在英國牛津大學留學，通過海外中文刊物了解他的觀點。我當時就認為，他並不僅僅是靠「語不驚人死不休」爆得大名，他的特點不僅是出語驚人，更重要的是思想徹底。當時在社會上有幾個公認的思想領袖或精神導師，他們學養深厚，在啟迪年輕學子、突破主流意識形態的禁錮方面功不可沒，但認真說來，他們本身還拖着一條長長的舊意識形態的尾巴，他們被廣泛接受，既反映了當時破舊立新的前進需要，也反映了當時的局限，是新舊交替的過渡環節。曉波冒頭是他比其它人徹底，他受到歡迎說明人們思想提升還有很大的空間。曉波的思想不屬於八十年代的主流，我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思想發揮作用的時代到來得如此之快。

當面猛批蒯大富留戀文革

記得第一次見到曉波是在朋友王東成家，事屬偶然。東成有各方面的朋友，他安排大家與一位曾經赫赫有名的人物蒯大富相見。大家對昔日的「蒯司令」很感興趣，當然也表示了相當的敬意。後來又在東成家見到蒯大富││我想其間我和曉波還在其它場合分別見過老蒯，當蒯大富還像往常那樣一見面就向在場的朋友展示他當年與毛澤東、林彪、江青以及其它「中央首長」的合影時，曉波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而且措辭比較尖銳。我和其它人其實都理解，文革中蒯大富位居造反派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是毛澤東文革戰略中的一員驍將，文革後期被「秋後算帳」，再後來受到各種打擊與不公正待遇，他要顯示自己年輕時在人生最高峰時的輝煌，是自然的，值得同情的。

但曉波坦率指出，一見面就亮照片，第一次人們新鮮，肅然起敬，第二次就不是滋味，有點惋惜了，第三次又出現一模一樣的情況，就有適得其反的效果，讓人覺得可笑與可憐。我本來的感覺與曉波一樣，但不忍心，心中不以為然但說不出口。曉波這一說，有人應和，老蒯也懂得並同意曉波講的道理。我心中有些佩服曉波，大家都是為了老蒯好，為了他的形象，也想他儘快從文革情結中解脫出來。我做不出來的事，曉波就做得出來。在談話中，老蒯還表現出對文革的留戀，對毛澤東、江青等的懷念與感恩，曉波帶頭對老蒯猛批一通，在座的朋友紛紛附和，眼見老蒯臉上已經掛不住，馬上就要發作了，我立即打圓場，說了些讓他下台的話，避免鬧崩了。

包遵信追悼會上對警察發怒

從這件事我看到了曉波思想上尖銳和毫不含糊的一面。一般情況下，曉波表現得非常平和、大度、不好爭辯，與人們告訴我關於他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兩回事。我想，八九之後的各種歷練，包括他在獄中的磨難，使得他的性格有很大的改變，至少在外在表現上是這樣。

見過一次曉波大怒，那是在包遵信先生的追悼會快結束的時候。老包的追悼會是曉波主持操辦的，一位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廣受尊敬，晚年處境艱難的老人，在辭世後受到親朋好友的追思、懷念，是極其自然，符合中國傳統人倫道德的。但當局如臨大敵，設置種種障礙加以干擾。我在赴火葬場的前一晚就接到單位打來的電話，表示對我要參加悼念的關注。在現場看到大批警察，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動手的樣子。追悼會上本該有一些關於老包的生平事跡之類的介紹材料，由於警察的干涉，這樣的材料被撤除了許多，僅留下了一點點介紹。

在追悼會馬上就要結束時，不知警察是要拿走什麼材料還是禁止有人把一小點東西放在靈堂前，破壞了追悼會完滿結束的氣氛。這時曉波忍無可忍，憤怒地指着警察大吼，還摔了東西，人們趕緊上前，使勁抱住曉波勸阻他，同時與警察交涉。警察見勢不妙讓了一點步，局面才緩和下來，給老包辦的追悼會勉強做到了好說好散。

接着，曉波又根據事先安排，邀請到來者（包括好些外地來的朋友）到附近餐館進餐，期間還有一些周折，但在曉波及其朋友們的妥善安排下，眾多來人終於在餐廳安頓下來，一場對去世長者的追念活動總算是善始善終。

促成我對零八憲章的支持

在二○○八年十一月中旬一次偶然的聚會中，我從曉波那裡見到零八憲章草稿文本。他說，希望我大力支持，在上面簽名。我回答道：要我簽名不成問題，因為我完全贊同憲章文本的內容，至於冒政治風險需要的勇氣，對我也不是問題，在這方面無需證明；但我不贊成發表這份憲章。曉波對於這樣的回答似乎有些吃驚，問為什麼。我說，發表眾人簽名的公開信或宣言，除了內容正確，還必須是形勢緊迫，在忍無可忍必須拍案而起時說話，不能搞成定期的例行公事，為了有事件發生而製造事件；在二○○八年，已經發表過一個以上的公開聲明，在下一年，因為有「六四」二十周年等日子，勢必還會有一份以上的公開信，太頻繁會使人們神經遲鈍、熟視無睹。

曉波解釋說，發表零八憲章，是因為二○○八年是《世界人權宣言》公布六十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十周年的重要年份。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於十二月十日，我們這個零八憲章也打算在十二月十日發表。中國人的人權意識以前很淡薄，發表這個憲章，是為了提高這種意識，表示中國人認同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是國際大家庭中正常的、合格的成員。我覺得曉波的這個說法很合情理，與我一貫的理念一致，就簽了名。我還就文本表達的準確與改進提了一些修改意見，他後來告訴我，經過研究，我的意見都被接受，吸收到新的文本之中。

坦白地說，我對發表零八憲章的態度有一個從不主動積極到義無反顧地支持、捍衛的轉變，原因是當局的蠻橫壓制極大地激怒了我，尤其是對劉曉波的抓捕和判刑。我後來在多種場合表達我對零八憲章訴求的理解，那就是重申對於聯合國宣言與公約載明的，中國政府簽字認可的人類共同價值和政治社會原則。這是我簽名的理由，這是我從發起人劉曉波那裡得到的解釋。我說，如果因為這個就要抓人、判刑，那就「是對人類普遍價值，對國際大家庭的共同準則，對中國人民的赤裸裸的挑釁。」

當局對零八憲章近乎瘋狂的反應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在我看來，抓人和判重刑也不是在曉波的預料之中。當局會不高興、懷恨在心，這是預料到了的。好比在一個小區中有人大力宣傳「不要打人罵人，不要侮辱婦女」，對於有此類劣跡的人來說，當然有些刺耳，會認為是含沙射影。但如果他們稍有理性或感覺正常，那麼應該裝作若無其事地附和，至少也是不予置理，只有天字第一號的惡棍，在喪失正常感覺時才會暴跳如雷，說「你竟敢罵老子」，並對宣講者劈頭蓋臉地打過去。

整個過程我看得分外清楚，當局一定要使劉曉波成為全世界矚目的大英雄，我們並不願意但毫無辦法。

我盼望，用不到十一年，我就會再見到曉波。我對曉波充滿信心，對於一個坦然宣布「我沒有敵人」的人，任何人都奈何他不得，包括最殘忍兇狠的人。

（徐友漁：前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開放》雜誌2010年11月

王 康：一位東方聖者的桂冠   

● 這是利瑪竇來華四百二十八年後，基督教世界向儒家世界的特别致意；是鴉片戰爭以來，歐洲對亞洲的由衷表彰；也是美蘇冷戰、國共內戰、六四悲劇後，人類共識在中國的嘹亮回聲。

基督教貢獻於世的不朽象徵十字架，至為簡樸的造型幾乎窮盡了人類這一特殊物種的命運和使命意蘊。三十三歲的耶酥被釘十字架時，他那年輕的血肉之軀有足夠的生命力來經受死亡的烈度，並將其維持到極限。羅馬士兵為他編載了一頂荊冠，天底下一切屈辱和啟示從此高懸於天壤之間。

和平獎是人類的良心和希望

一八九六年冬，阿弗爾雷德．諾貝爾辭世前，曾設想其和平獎勿需如化學、物理、生物、文學和經濟獎一樣每年一度長期頒發，而只需五年一次，共授六次，然後撤銷此獎，——和平將如空氣一樣被所有人分享。這位炸藥發明家沒有想到，這項訴諸人類天良和理想的獎項，沒有如他所願超越人類的仇恨和對抗，卻引發多次嚴重分歧和爭執，且缺席比例最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從國際紅十字會倡導人、瑞士社會活動家迪南（一九○一年和平獎得主）到聯合國（二○○一年和平獎得主）一百年間，儘管有三十一個國家八十八位個人和十六個國際組織獲得此殊榮，卻有兩次世界大戰降臨於世。更令世人遺憾的是，二十世紀倡導「不以暴力抗惡」、奉行非暴力主義的俄國文學泰斗托爾斯泰和印度獨立之父聖雄甘地以及偉大的和平主義者愛因斯坦都沒有戴上這頂桂冠，而該項獎金獲得者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與中東和平進程推助人拉賓、薩達特等人先後死於非命。桂冠變成了荊冠。

但是，世上公正的人士都不會否認，正如其它五項獎事代表了二十世紀人類自然科學和經濟發展以及文學領域的最高成就一樣，和平獎對人類良知、正義與和平事業的鼓舞，乃是蕞爾小國瑞典和挪威對世界的卓越貢獻。

勿需證明，和平獎不可避免地會與專制主義和極權國家發生衝突，從納粹德國到共產蘇聯到實行種族歧視的南非到政教合一的伊朗到緬甸軍政府，都曾領受過這一崇高獎項標舉人道主義、人權、和平旗幟，訴諸人類良心和普世倫理所煥發的世界性震攝力量。歷史雄辯地證明，形形色色的專制極權主義最終都不能拒斥和抗衡凝聚在和平獎的正義之光。

二十世紀是人類本性和歷史演化中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生命與死亡的大決戰。在億萬生命的傾覆慘劇中，世界幾番從奴役和毀滅中倖存下來，和平獎獲獎者群體象徵着人類通往自由彼岸驚濤駭浪中的現代諾亞方舟，他們捍衛的是幾千年間無數代人千辛萬苦保存下來的人類文明，他們是離我們最近的人類先賢祠的入駐者，他們是歷史候鳥，時代明燈，人類的良心和希望。

大丈夫本色：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對於有數千年聖賢傳統的中國，和平獎的精神價值和道義原則早為中華文明高度認同，並有無數仁人志士殉身踐行。僅在二十世紀，我們就有彌留之際呼喚「和平」的孫中山先生，世界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博士、數萬猶太人生命簽證發放者「國際義人」何鳳山、唐吉訶德式儒家哲人梁漱溟、聖女林昭......。所謂「因信稱義」，所謂「道成肉身」，所謂「浩然之氣」，所謂「配義與道」。孔孟希賢成聖的人生理想，與基督教受難犧牲的救贖精神，兩千年間分別而共同地支撐了東西方人道與文明大廈。

今天，軸心時代二千五百多年以來，東西方兩大文明源流終於際會了，其標誌就是二○一○年十月八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人權與自由活動家劉曉波博士這一划時代事件。

這是利瑪竇來華四百二十八年後，基督教世界向儒家世界的特别致意；這是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百七十年後，歐洲對亞洲的由衷表彰；這是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忽視怠慢中國九十餘年後，西方對東方的慷慨道賀；這是一九四九年美蘇冷戰、國共內戰後，世界對中國的歷史性矚目；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悲劇、一九九一柏林牆坍塌二十餘年後，人類共識在中國的嘹亮回聲。

這項獎事，誠如劉曉波博士在第一時間所稱，首先是授予六四亡靈的。劉本人在那件決定中國乃至世界命運的悲劇性事件中慨然離美返國，投入生死攸關吉凶未卜的戰鬥，稱其為「四君子」之一，實至名歸；此後，劉數次入獄，無怨無愧，且深至良心懺悔，重獲道德新生，稱其為真人，實至名歸；在中國危機日亟、茫然無措之際，撰寫零八憲章並推動簽名運動，置身喬布天秤之上，稱其為仁人，實至名歸；庚即凜然入獄，靜候重判，以「我沒有敵人」作最後陳詞，遙接司提反、卡斯特里奧、朋霍費爾、勃蘭特、約翰．保羅二世（注）和文天祥、史可法、譚嗣同、秋瑾遺風，棲遑為蒼生，微茫起正聲，稱其為志士，實至名歸。

這是大丈夫本色，「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一旦肝膽照人，便使風雲際會，便如雷霆乍起，天地變化草木蕃生；這是豪傑氣概，「不忘在溝壑，不忘喪其元」，「自返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以滌盪萬夫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虛妄；這是高蹈風骨，壁立千仞，棄天下若敝履，既已學絕道喪，大地陸沉，則自懸孤心於天壤，獨懷守先待後之悲願，「道之不存，乘桴浮於海」；這是聖賢襟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他曾經跌倒在自己虛驕的泥潭，但是八九之後，他踩住自己的恥辱，站立了起來，像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在我的視野里，還沒有第二個中國公眾人物，不僅公開承認自己的過錯，而且把自己的人性弱點放在良心的平台上仔細審視、嚴厲批判。這些年來，劉曉波撰寫文章文字數百萬，其中最激烈的言辭是自我批評，而不是批評他人，更沒有以公義為名，在反對派陣營里泄私憤，指責別人。他的文風和情緒，始終是乾淨清潔的。我珍視這種質量，我尊敬他的道德勇氣。他讓自己的心靈地獄變成了心靈的煉獄，他由此超越了自己，他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人，道德上誠實的人」（北明：〈為中國乾杯〉）。

五十五歲的劉曉波博士由此晉身到超逾籠罩中國六十年的政治恐怖和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的仇恨宿命的道德境界。他對法官和獄卒的表揚無論使多少政治反共人士惱怒，卻提升了這個唯物主義和無神論國度中自由與人權事業的精神層次，稱其為「聖者」，實至名歸。

劉曉波和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

二○一○年十月七日，諾貝爾和平獎本年度公布前一天，在布魯塞爾「中歐高層文化論壇」上，黃平、崔之元、潘維等中國官方學者與西方學者就六四事件展開唇槍舌戰，為當局鎮壓辯護，闡述中國現行制度的合理性、優越性。此時，與他們同屬一代、本也可步入高雅學術殿堂的劉曉波博士正被囚禁在秋冬之交的錦州監獄。而何新這名帝王師夢患者，挖空心思考證諾貝爾和平獎的「共濟會」經濟背景神話，佞人司馬南則示意當局對那些沒有獲獎的更危險的人物，如徐友漁等人加緊控制，其心跡行狀又何其陰險下流。

中國已進入一九四九年後真正第二代人的分化歷史。一邊是仗恃強大政權靠山和金錢勢力並在世界新意識形態和新戰略格局中嶄露頭角的國家御用學者，一邊是孤獨困厄身陷囹圄的自由戰士和良心囚徒；一邊是一個空前規模的紅色帝國雛形，一邊是榮膺世界和平桂冠的高貴異端；一邊是怙惡不悛的強硬鷹隼，一邊是正在出土即將噴薄於中國的自由太陽。

諾貝爾和平獎正是在中國再次（也許最後一次）面臨歷史十字路口的大抉擇時刻，從北歐傳遞到亞東的巨大歷史叩問。幾乎所有中國人，從擁有近八千萬成員的中共到擁有同等數量的知識界到十數億中國人，都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予以響應。中國當下權力、利益、意志、人生觀、價值體系、世界意識的洪流正在重新匯合併向尚非一致的目標進發之際，這次獎項不啻是一次天意般的宣示。它的問世，決不僅僅出自幾名金髮碧眼的挪威評委，更非西方反華勢力的陰謀。

此項獎事，乃是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一九六六、一九八九年中華民族歷經劫難後，由林昭、張志新、王佩英、李九蓮，劉賓雁、李慎之、何家棟、戈揚、王若望、王若水、胡耀邦、趙紫陽、朱厚澤、謝韜，梁漱溟、熊十力、陳寅恪、唐君毅、牟宗三，余英時、高耀潔、鄭義、魏京生、高爾泰、辛灝年、北明、陳奎德、蘇曉康、王丹，李銳、胡績偉、鮑彤、於浩成、江平、杜光、蘇紹智、沙葉新、辛子陵、鐵流、邵燕祥、張思之、徐友漁、崔衛平、野夫、余世存、毛喻源、莫之許、焦國標，金鐘、馬英九、龍應台、李遠哲等（毫無疑問，這份名單可無限延長）信奉思想自由、精神獨立、人格尊嚴、民主憲政和世界大同的無數中華仁人志士共同簽署。

他們承擔和表達的，早已不再是個人的恩怨榮辱，而是一個偉大民族三千年的矚託、百餘年的夙願，這種矚託和夙願常常是一個行將崩潰的世界中的方舟。他們念茲在茲、生死與之的一切，已經上升為全球進步的東方祭禮，充實、豐富和榮耀了人類自由本性的偉大象徵，匯入了這顆在宇宙中孤獨運行的藍色星球上閃爍了千萬年的性靈之光。

官方兌現莊嚴承諾的天賜良機

際此世界文明大規模遇合、人類命運緊密攸關的全球化當世，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祭獻給中國的和平獎，註定將成為一次寓意空前的精神和道德變法的先聲。對於無論一百一十年諾貝爾獎的歷史還是世界和平與戰爭、自由與奴役，文明與野蠻的對抗歷程，都具有總結性的啟示意義；對於終於戰勝國家社會主義的第三帝國、蘇維埃社會主義的第三國際，終於擺脫冷戰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人類，這次獎事都是一座預示世界命運的風向標。

沒有誰否認中國在物質世界和經濟領域的駭人成就，更沒有誰否認包括劉曉波博士在內的中國現代覺醒、要求和進步。世人只是呼籲中國真正意識到自己的世界責任，希望中國執政當局萬勿重蹈歷代專制帝國包括納粹德國和蘇聯的歷史覆轍而匯入自由與文明的世界潮流，這是極大的善意和至高的期許。

我們的先賢曾再三致意後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仁重而道遠，不亦樂乎！」，「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中國執政黨摒棄「階級鬥爭」和「反帝反修」後，轉向「和平與發展」，近年又高倡和平崛起，致力於和諧共榮的小康社會。既如此，則此項獎事不正順天應人，是中國政府踐行其莊嚴承諾的天賜良機嗎？

至於那些陷溺於冷戰和內戰思維的意識形態大法官，那些操控巨大權力、攫取巨量財富的官僚及其辯護士，那些自絕於真理王國的昏庸之輩，那些罔顧文明通則的市儈俗人，他們也應清夜捫心自問：一位青年時代即通曉文學、哲學、歷史的飽學之士，思想界新星，何苦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棄錦繡前程，屢系紲木縲而甘之如飴？一項當代的偉大獎事（縱或存有不完善之處），怎麼可能淪為敵視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大生命共同體的政治工具？

至於馬朝旭等官方發言人所謂「司法」問題，以及朝野苦心人和好事者對當局處理此事的獻策，最多屬於技術性範疇，與此獎的巨大意義相比，只是餘事。

當然，如果當局、尤其溫家寶先生代表的開明人士，能真為家國天下計，則化約由此獎而生的困局之道亦極其簡單，變通之法不過「妥協」二字：讓獲獎者獨立撰寫其獲獎辭，讓其夫人前往奧斯陸代為宣讀——當然是用中文。

君不聞，「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蘇軾）

君不聞，「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熱愛，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存在於歐洲的知識分子中間，歐洲就會面臨一個比較光明的未來。」（愛因斯坦）

劉曉波經歷了艱難的心路歷程

一九八九年，李慎之先生公開聲言，不能在刺刀下領導學術研究。秦暉先生感嘆道：「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馭八荒之英雄者眾，而聖徒不世出。無聖徒而自由難成秩序，主義或為談資；英雄演為屠夫，內痞滋生外霸。有聖徒者，其為慎公乎。」

這是又一次啟程。「古來聖賢皆寂寞」，李白未必讀懂了歷代聖賢的使命。中國有另一種道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至少在劉曉波博士身上，他有愛妻，有天底下無數知音，有民主捷克首任總統哈維爾、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圖圖、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自由波蘭首任總統瓦文薩和美、英、德、法、俄的權威人士以及遍及全球的聲援者。

聖徒，唯向真理、希望和愛膜拜，方能超逾凡塵俗世的羈絆。作為被損害被凌辱者，他並不據此擁有仇恨和審判的權力。與古今中外所有聖賢一樣，劉曉波博士也經歷了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和悔而知之的艱難歷程。祛除自己心中的黑暗、恐懼、邪惡和私慾，是通向自由的起始，是聖賢事業第一義。

索爾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紀俄國的悲劇時問道：這個狼種——它在我們人民中是從哪裡來的呢？它是不是我們的根子上長出來的呢？是不是我們的血統？「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我們誠實地回答的話，是我們的。在一顆心的生命過程中，這兩根線交混在那裡，有時為得意洋洋的惡所擠滿，有時則為甦醒起來的善騰出地盤。同一個人，在其不同的年齡，在不同的生活處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時接近於魔鬼，有時接近於聖者。蘇格拉底給我們的遺言是：認識自己！民諺說，從善到惡，一念之差。」

索爾仁尼琴發現：善與惡的界限並不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穿過，連被惡占據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塊善的陣地。連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個尚未剷除的惡的角落。

「每當別人對我說起我國大官們的冷酷、我國劊子手們的殘忍，我總回想起帶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連在炮火紛飛的東普魯士土地上的進軍。」  「難道我們——你們好嗎？」

他說，當別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遠見、四分五裂的時候，我總是提醒道：「我們在經歷過古拉格群島以前，難道比他們堅定些嗎？思想上強硬些嗎？」

也許劉曉波博士正經歷或已接近完成了索爾仁尼琴曾經感悟到的自我審判。這是比推翻一個帝國更驚心動魄的較量，這是永遠的較量。在這一較量中，劉曉波博士極為幸運地獲得了妻子劉霞的愛。正是那單純、柔軟、靜穆、天使般的愛拯救了他。在這種意義上，諾貝爾和平獎只是一個符號。

　　無論如何，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指證了一個現代中國聖者的誕生，我謹為正當人生盛年的劉曉波博士、為聖賢浩氣的又一名傳人道賀。

（王康：文化學者、中國知名非官方思想家）

註：司提反，基督教殉道者，被亂石砸死前跪下祈禱：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卡斯特里奧，歐洲中世紀異端，呼籲拋棄狂妄和仇恨，允許求同存異。◆朋霍費爾，德國基督教反納粹主義神學博士，在集中營被處死。◆勃蘭特，前西德總理，在華沙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下跪，代第三帝國向猶太民族贖罪。◆約翰．保羅二世，梵蒂岡教皇。一九八弓年遇刺，在醫院表示，已經誠摯地寬恕了槍擊者。

《開放》雜誌2010年11月

萬潤南：有關曉波的點滴回憶     

● 天安門的血與火，讓一隻好鬥小公雞，涅盤為鳳凰。曉波終於從一個偏激的憤青，成長為一個大慈大悲的具有深厚人道情懷的獨立知識分子。

　　得知曉波獲得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我由衷地為他高興。深感世道人心畢竟良知未泯，也希望這能成為中國已經延遲得太久的政治改革提供一個契機。雖然我知道，這種希望其實很渺茫。

　　我認識曉波很久了，也有一些交往。可能是彼此性格上的差異，關係並不親密。

一、來四通演講，並不理想

　　二十多年前，當曉波作為文壇「黑馬」聲名鵲起的時候，我們就來往過。「四通」有幾位曉波的朋友，他們建議請他到四通來講課，我同意了。

　　那時候，四通自己辦了個「四通管理學院」。名字叫得很大，其實，只是四通內部培訓幹部的短期學習班。但在潛意識裡，是想有一天能成為培養企業精英的「黃埔軍校」的。

　　一九八八年，四通承包了雲南電子設備廠，開了民辦企業承包國營大廠的先河，這在當時引起不小的轟動。千頭萬緒，我們決定從培訓幹部入手，主要是當時雲南廠的幹部。所以那一期幹部培訓，我們就移師到昆明去辦。

　　記得就是那一次，我們請了曉波。以往的培訓，主要是四通內部的幹部自己當老師，講四通的觀念、四通的機制、四通的發展歷史、四通的遠景規劃。也偶爾請外面的「名人」，我記得請過厲以寧、吳敬璉、蕭灼基這樣一些經濟學方面的老師。文化界的，記得請過金觀濤，讓他給我們講那個「超穩定結構」。 請曉波這樣的新秀，是頭一回。

　　曉波講課的時候，我去旁聽了。因為忙，我很少去聽旁人的講課，但這次是例外。說實話，當時我很失望。曉波口才並不好，而且口吃。一說到激動處，口吃得就更厲害。我知道，一般口吃的人都極聰明。他們大腦的ＣＰ速度極快，但Ｉ／Ｏ設備（嘴）速度跟不上，於是便期期艾艾起來。

　　讓我失望的不是他的口才，而是他講的內容。也許，是我自己沒有文化，欣賞不了這匹黑馬的神勇。只覺得他「語不驚人死不休」，許多提法驚世駭俗，給人的感覺，就像一個偏激的憤青。記得他講到美國民主女神像手中的火炬的時候，用了一個非常不雅的比喻，大家哄堂大笑。雖然有「笑果」，但「效果」卻不好。每一期學習班結束，學員都要給講課的老師打分。可能是學員都和我一樣不懂文化，給他打的分最低。所以我們後來再也沒有請過他。

二、兩家常來往，陶寧陶力

雖然講課不請了，我們依然有來往。拐彎抹角的，曉波也算是四通的家屬。我當時的英文秘書陶寧，是曉波當時的太太陶力的妹妹。大家相處得像一家的親人。所以兩家時有來往。李玉和我拜訪過陶力、曉波的家，曉波也來我們家作過客。記得曉波在翻看我和李玉年輕時相冊的時候，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話：「真殘酷！」

　　那還是二十多年前，如今更是「慘不忍睹」了。所以我很理解為什麼張愛玲到晚年時拒不見人。現在我也懶得被「照相」。哈，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小虛榮。

　　當時，正是陶氏姐妹青春靚麗的年華。陶寧原來是北大的英語老師，長得白淨清秀；陶力則黝黑俏麗。一朵白牡丹，一朵黑牡丹，一對賞心悅目的姊妹花。

　　後來曉波和陶力離異，我心裡對他頗有點不原諒。不自覺地，我把自己當成陶力的娘家人了。後來讀到曉波給劉霞寫的那些情詩，又有些動搖了。唉，感情這種東西，很難說得清楚，也是勉強不來的。

三、當開希黑手，其人其事

在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如火如荼的時候，曉波領着吾爾開希到四通來找過我。所以說曉波是「黑手」，我的證詞是可以提供鐵證的。開希很聰明，也很容易受周邊朋友的影響。一個是北師大的明星老師，一個是廣場上的明星學生。那一天，我的辦公室里可謂「星光燦爛」。他們很興奮，當時整個北京城的熾熱氣氛，很容易讓人忘乎所以。但我很冷淡，也很低調，只是給他們潑涼水。當時我還沒有準備、也不打算介入運動。至於後來的變化，那是我即將要披露的另外的故事，暫且不表。

　　當年中共出版了一本書：《劉曉波其人其事》，卻無中生有的編故事：「今年四月，北京發生動亂後，劉曉波決定提前結束在美國的訪問講學活動，接受『中國民聯』的派遣，於當月二十七日匆忙回到北京，直接插手學潮，極力煽動動亂。四、五月間，他經常奔走於天安門廣場與四通集團公司之間，與該公司總裁萬潤南多次密謀策劃，對於動亂的不斷升級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

　　中共的「有關部門」總是高估自己的對手，經常給他們安上一些莫須有的「豐功偉績」。唉，真不知道是該謝他們呢，還是該誇他們......

　　倒是曉波後來在一篇文章里，實事求是地記述了那一次會面。曉波確實是剛從美國回來，當時他在美國興師動眾地大批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我是頗不以為然的。

　　劉賓雁先生過世以後，又有人出來放冷箭，大批所謂「第二種忠誠」。我曾撰文反駁。但當時我們並沒有涉及這些話題。

四、率君子絕食，功德無量

　　廣場的形勢在宣布戒嚴以後日漸緊張，我終於出手做了兩件事情。曉波和周舵、高新、侯德健所謂「四君子」，也宣布絕食了。我理解他們是要取得在廣場上的發言權，以便和平地結束這場運動。

　　侯德健是著名歌星，曉波和周舵大家也耳熟能詳，我這裡順便說幾句我所知道的高新。他是北師大學生，當時兼任校刊的編輯。有一次我到北師大演講，北師大的校刊上整理發表了當時我和同學的對話，整整兩大版面。我對文字有一種特殊的敏感，覺得把我信口開河的漫談整理得條理清晰、不枝不蔓，得有相當的文字功力。立刻問：誰整理的？答以北師大的校刊編輯。我贊了一句：是個人才。周舵聞風而動，立馬找到高新，把他招為部下。據說，高新到四通上班沒兩天，就跟着周舵到廣場絕食去了。

　　在天安門絕食的四君子當中，多半和四通有關。我相信，這一點，四通人可以引以為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四通人不僅積極地參與了經濟改革，也積極地參與了國家的政治生活。

　　後來的結局大家都知道，終於開槍了。是四君子組織了廣場最後的撤退，避免了更多的年輕生命遭殺戮。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善事。然而，他們卻遭到了逮捕、關押、判刑。這個無恥的政府，腦子絕對進水了。

　　記得他們絕食的時候，發表了一份宣言，基本口號的頭一句便是「我們沒有敵人！」而且說明「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現在讀起來，依然意義非凡。

　　曉波後來寫了《末日倖存者的獨白》，記述自己在廣場上的日日夜夜，以及自己的心路歷程和懺悔。我相信他的真誠。是天安門的血與火，讓一隻好鬥的小公雞，浴血重生，涅盤成為鳳凰；曉波也從一個偏激的憤青，成長為一個「大慈大悲的具有深厚人道情懷的真正的獨立知識分子」。（蘆笛語）

五、溫和勝剛強，無愧殊榮

　　發起「零八憲章」並推動聯署，是曉波最新獲罪的主要「罪狀」。憲章的內容很溫和，我曾經說過，不過是重提一些常識性的東西：中國政府自己也簽署了的、世界人權宣言中關於普世價值的常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的常識；共產黨當年據說是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奮鬥時，曾經掛在嘴邊的常識。批評它的人甚至認為太溫和了，所以拒絕簽署。我一向認為，惟其溫和，才有力量。所以我在海外也參加了聯署。

　　就為了這麼一個溫和的憲章，曉波居然被重判了十一年！去年六月，當「有關部門」宣布正式逮捕劉曉波的時候，我非常訝異。憤怒之餘，寫了幾句話：

　　 一介書生，煽動顛覆，何德何能？

　　 一腔熱血，憂國憂民，顧念蒼生。

　　 一字千金，零八憲章，鏗鏘發聲。

　　 一葉知秋，原來如此，胡溫新政。

　　最後一句，我實實在在地表達了對那位老同學的失望。我曾經說：政治就是運轉國家機器，政治人物因此可以分成三類：一流的，發明和製造國家機器；二流的，熟練地操作和運轉機器；三流的，反被機器所奴役，成為其中的齒輪和螺絲釘。而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是被當作「齒輪和螺絲釘」來培養的。一嘆......

開始，我們還認為可能是臨時性的「保護」拘押，敏感時期，國內的異議人士常受到這樣的待遇。過了半年，到年終的平安夜，曉波被宣布判刑十一年！震驚之餘，我已經出離憤怒了，寫下了這樣幾句：

　　 一個暴君，蔑視世界，豎起中指。

　　 一紙判決，權力傲慢，厚顏無恥。

　　 一腔悲憤，普世價值，棄之敝屣。

　　 一種擔心，政改無望，革命將起。

　　最後的擔心，也許是杞人憂天。中國應該告別革命了，革命的血腥只會是冤冤相報，然後擁立一個新的暴君。今天的中國，需要溫和的、漸進的、逐步的改革。曉波在法庭上發表的〈我的最後陳述〉，其中有許多閃光的片段。

　　他說：「我堅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從這些話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曉波精神上的升華，甚至是某種超凡入聖；感受到他的理性、妥協和寬容。他不把這個政權當作敵人，這個政權卻視他為敵。文明世界不可能對這樣的愚蠢和暴行熟視無睹、漠不關心。終於，十個月後，諾貝爾委員會用和平獎作出了回答。

　　聽到曉波獲獎的消息，興奮之餘，我又寫了幾句：

　　 一位鬥士，身陷囹圄，舉世悲憤。

　　 一個獎項，伸張正義，公道自明。

　　 一幫奸人，瘋犬吠日，抓狂鬧心。

　　 一眾百姓，拍手稱快，普天同慶。

　　說普天同慶，過了點。因為在民主派的隊伍里，也有不同的聲音。其實，這才是民主的常態。

　　 這個獎，對曉波來說，是實至名歸。這個獎也是頒給為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心盡力、流血犧牲的所有人的。曉波說得好：這個獎，屬於六四亡靈......

（萬潤南，八十年代四通集團公司總裁。是中國民辦信息產業的先驅。至今北京業界仍尊稱其為大師級企業家。六四事件後流亡美國。）

《開放》雜誌2010年11月

蘇曉康：把激進煎熬成溫和      

● 天安門一代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着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諾貝爾的殿堂。長安街的亡靈們，也要他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治，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

　　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採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

　　劉曉波因「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

　　從六四清晨在大軍環伺的槍口下帶出廣場抗議學生，到身系牢獄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二十年換了一個人，雖依舊桀驁不馴，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溫和心腸。

「文化熱」尾聲的黑馬

　　大約八八年夏秋之交，我與劉東合作構思《五四》電視片大綱，他是李澤厚的博士生，為「師道尊嚴」而下戰書給劉曉波，約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禮堂辯論。我未前去觀戰，事後聽說雙方打了個平手，但坊間說法是兩人皆稍微口吃，論戰因此而精彩。這可算是八十年代「文化熱」的尾聲花絮，而以「黑馬」之稱鵲起，劉曉波幾乎就是一個「憤青」的始作俑者。

　　歷盡變窮、地蠻天荒之後的八十年代，「文化」忽然風靡起來，各路神仙皆不免「語不驚人死不休」，據稱《河殤》對此「集大成」，鞭笞傳統，謳歌西化，驚動海內外。未料劉曉波竟嗤之以鼻，他說：

　　「《河殤》在解說詞和畫面的背後，蘊含了中國人幾千年的虛榮心，它不是徹底承認中國落伍。比如一開始的舞龍場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話，我會拍出中國人如何的萎縮，軟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說。但《河殤》潛在的意思還是在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萎靡狀態和那些畫面表現的精神狀態差得太遠了。我在〈新時期文學的危機〉一文中，曾指出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

　　港台及歐美的中國學者曾一致指出《河殤》文化上的激進傾向，但劉曉波更激進：

　　「我承認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最後走投無路，如果你把問題歸結為政治腐敗，再及文化腐敗，就會問：為什麼孔子的思想能統治中國這麼多年，至今陰魂不散？我沒法回答。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

　　以上兩段文字，皆引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解放月報》（開放雜誌前身）主編金鐘對他的專訪，那堪稱驚世駭俗的一席談，其狂妄姿態，令雄嘆悲放的《河殤》相形見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的名句「中國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假如中國八十年代只許選幾句經典之語，絕對不能少了這一句。

　　劉曉波的「黑馬」身影，帶有尼采、福柯、薩特這一路的叛逆底色，雖然他是後來坐牢才開始讀尼采，「第一次讀福柯是一九九四年，他的《癲狂與文明》和《規訓與懲罰》動人心魄，就連很少看理論書的妻子，也在我的朗讀中進入了凝神狀態」，而他的閱讀毋寧也在清理自己的偏激。照余英時梳理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化脈絡，其間最為激昂的身影是譚嗣同，他一隻腳還站在坍塌的傳統廢墟里。在他身後，反傳統的後代們，是連傳統的邊都沾不上了，支持意識唯有來自西方，劉曉波之醉心福柯（批判權力），於此可見一斑。

　　「文化」熱到八八年底已經熱不去了，或者說「熱」出了政治瘧疾，否則劉曉波定會有更驚世的文化豪舉。不過「文化」的退場，恰好將已經熱身而躍躍欲試的文學博士劉曉波，送進另一個沙場，他在那裡竟一發不可收拾，幾度生死......。

飛蛾撲火，火中取栗

　　米涅的《法國革命史》認為，一個專制恰好是在它最願意改革的時候，引發了革命。這頗可以拿來映照一九八九年的中國。不過中國當時還有另一個特點：大眾最不恐懼的時候，恰好是知識分子最謹慎萎靡之際，那大概是厭倦革命、畏懼政治、希冀和平演變的一種綜合症。風雲驟起於首都最龐大的一個政治空間，那裡曾是各種革命妖魔狂舞之地，飄蕩着醉人的死魂靈。學生們使性子要跟共產黨死磕，「長鬍子」的知識界卻整體是個「政治唐氏綜合症」（先天愚型兒），在旁邊又哄又勸，就是不肯跟娃兒們「躺在一條戰壕里」。這當口兒，劉曉波飛蛾撲火似的從紐約趕回北京，二話不說就「躺」進學生堆里去了，雖然他遭到「起鬨」「作秀」的痛罵──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當時整個「精英」階層做不出來，可見被毛澤東「運動群眾」整怕了的文人，也干不來「民主」。

　　劉曉波沒有「精英」身段還在其次，他懂得向學生運動謀求一個平等的「資格」，這個資格使得他十幾天后，得以在野戰軍濫施坦克機槍，沿西長安街一路殺來圍住廣場後，在那肅殺的黎明中，說服幾千學生接受他跟「殺戮機器」的談判，隨他撤出廣場。

　　這是八九學運期間無數次談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劉曉波不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學生，也替鄧小平楊尚昆避免了在他們那座「英雄紀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殺。這一善舉，照中國話說，是大積陰德，大概也值半個「諾貝爾和平獎」吧。

　　當時沒人給劉曉波記這個功德，中共反而逮捕他──此人化解廣場殺戮於千鈞一髮之間，一定要借他的嘴巴來告訴全世界，北京沒有殺人。我不知道劉曉波是否可以寧死不從，但他真的沒有看見廣場殺人，「血流成河」在西長安街上，他該怎麼說？他借了他的嘴巴給屠殺者，由此受難者不饒恕他，由此他懺悔不已。然而，歷史暫時做不出裁判的這樁公案，徹底翻轉了劉曉波。他的狂妄從此一路折損下去，謙和於是乘虛而入。

　　他那張嘴巴也習慣了左右開弓，出了監獄就「獨白」，痛罵他救過的學生──「一九七六年之後，共產主義信仰所強加於中國人的道德秩序的坍塌所導致的全面道德崩潰，也表現在八九抗議運動時期的沸騰的天安門廣場，令人難以忍受的髒亂就是最好的示範。革命了，造反了，絕食了，就可以不要最起碼的道德規範了......廣場上的每一平方米的空間都有垃圾，......廣場上的另一大特點就是驚人的浪費......有的學生真的認為自己參加了絕食，全世界的人都欠他點什麼......我恨這些學生，也恨我自己......活該！誰讓我想沽名釣譽呢。寫到此，我感到手中的筆在發抖。」（《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與受難者相守

　　劉曉波的「道德憤怒」，遭來了世人對他更大的「道德指控」。他總是憑直覺罵人，動作也總是太離譜。在中國人的判斷里，直到今天對他還是只用一把「道德尺度」。因此，中國不僅知識界是「政治弱智」，社會大眾也是「道德幼稚」。

　　劉曉波只會一種謙卑：面對亡靈。那亡靈只有十七歲。十七歲是一個象徵。象徵着死去的無辜、活着的懦弱、權力的暴虐。

　 「我沒有資格和勇氣

　　 奉着一束鮮花和一首詩

　　 走到十七歲的微笑前

　　 儘管我知道

　　 十七歲沒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齡

　　 超越了死亡

　　 十七歲

　　 已經永恆。」 （〈給十七歲〉長詩節錄）

　　〈給十七歲〉叫人第一次看到一個謙卑的劉曉波。九一年他出獄後去看望丁子霖夫婦，「既作為學生，又作為身背負罪感的晚輩」，他一見蔣連捷的骨灰盒，「就扭身告退出外，半個小時後，他手捧一束鮮花來到連兒靈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一九九九年除夕，他第二次出獄後又去拜訪丁蔣二人，得到一份一百五十五名死難者的《尋訪實錄》，劉「一進家門，連口水都沒顧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開〈見證屠殺尋找正義〉讀起來，從讀第一頁開始，我的眼睛就濕了。我是在淚水中念給劉霞聽的，幾乎每讀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斷，我已記不清中斷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斷時的沉默都有死一樣的寂靜，都能聽到亡靈們在地下發出的冤哭，那麼微弱、那麼無助、那麼撕心裂肺。」（〈來自墳墓的震撼〉）

　　中國言論箝制、信息封閉，即便產生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其業績和成長背景的資料，也必定付之闕如。描繪劉曉波的文字很少，其中丁子霖蔣培坤的〈我們與劉曉波的相識、相知與相交〉，是極難得的一文，寫出了有血有肉的一個劉曉波。

　　我發現，在他們筆下，反傳統激烈得幾無二人的這位「黑馬」，其實為人蠻傳統，他對丁蔣口口聲聲「二老」，他也很在乎那些亡靈們大多數都還是孩子，他懺悔「我這十年來，時時被負罪感所困擾。在秦城監獄我出賣了亡靈們的血，寫了悔罪書。」這種人道心靈，在中國便是「老人所老，幼人所幼」，而人命比天大，更是很西方的。

　　他一次次的坐牢，死也不肯出國流亡，與其說是要陪伴那些受難的母親們，不如說是要陪伴亡靈；而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實不足為外人道也。零八憲章發表前，劉曉波常在Skype上和我聊天，有一次他講了一件剛發生的事情：他所居住地段的派出所，經常無端騷擾、搜查甚至拘禁他，但他還是儘量跟那個所長交朋友，雖然此人很無賴，最近故意來尋釁，帶了幾個大漢，劈頭蓋臉就毆打他，又押回派出所關押了十幾個小時，劉曉波回家後氣憤難忍要上告，這個所長又跑到家裡來給他下跪求饒。這個細節講的是折磨（皮肉和心理），我也聽出來一種地獄裡的凌辱氣氛。監獄並不能折磨劉曉波，他會在那裡面跟福柯、薩特遨遊，出了監獄他反而要受煎熬，因為他面對了亡靈。難怪他一聽到獲獎消息，會脫口而出：「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

桂冠還是十字架？

　　諾貝爾和平獎據說是「天王級」。中國的八零後們獲悉很興奮，但他們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一定是個好黨員、好幹部、為人民做實事的好領導」（《時代》周刊）；海內外也有不小的反對聲音──以劉曉波的巨大爭議性，對他沒有疑義反而不正常了。

　　我不敢預期劉曉波獲獎對中國現實政治能有多少觸動。中國人的驚喜帶有很大的艷羨成分，甚至還會參雜「民族自豪感」，卻很少有人真懂奧斯陸的意思。這個情勢，反而叫得主背負了沉重的榮譽債。

　　劉曉波還在牢裡，已經承荷了國際社會與中國民間的巨大期望，他能做什麼呢？國際層面比較複雜，此處無法深論，反正西方還得跟中國做生意，投資也暫時沒有更好的去處。中國自身則困境已深，政治惡臭，人心塌散，積極的有組織力量在哪裡？

　　從諾貝爾和平獎的單純視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長、高腐敗、高壓制，不期然地打壓出一位「長期非暴力抗爭」（諾獎公告）的和平獎得主；與此同時，民間抗暴運動伴以強烈的造反意識，已呈星火燎原之勢，而漸進、溫和、對話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們棄之敝屣。據公安部的數據，一九九三年全國抗議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萬起。此暴漲的情勢，一方面使中共「維穩」的財政支出與國防開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則使民間從期盼「陳勝吳廣」，轉而直接呼喚「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張「和平轉型」的人，一概被斥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會氛圍下出籠的「零八憲章」倍受攻擊，被扣上「投降主義思想路線」的帽子。劉曉波榮膺大獎之際，也面臨了更艱難的使命。

　　丁子霖曾勸劉曉波搞研究著書立說，少寫「惹人生厭」的時評，他答之曰「我回不到過去了」，又戲稱要為劉霞攢下一筆稿費，萬一再坐牢的話。其實他想靠網絡時評，在中國播撒一點理性、中道、非暴力的思想種子。經歷了天安門屠殺後的悲涼歲月，目睹了母親們喪子的刻骨哀痛，劉曉波不僅滌淨了自己的傲慢心態和激進情緒，也從學理上釐清了漸進、和平轉型對中國社會整體利益的合理性。他沒有白讀博士，哲學的底子幫他很乾淨通俗地講他的理念，雖然一時尚曲高和寡。

在一定意義上，二○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早在一九八九年春北京的沸騰廣場、血沃長街就應驗了。天安門學子滿腔報國之心，被機槍坦克碾碎之際，啟動了共產主義陣營大坍塌的骨牌效應，「八九」一代卻抱憾飲恨至今，終於劉曉波代表着他們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諾貝爾的殿堂；再深一層說，推選劉曉波的，也不是現世的人們，而是倒在長安街上的亡靈們，他們要讓這位前「黑馬」代表他們，來告訴這個世界，殺人不是政治，只是獸行；反殺回去，又在重複獸行。中國要爭取講道理的那一天。

《開放》雜誌2010年11月

廖天琪：八九史詩銘記於心

曉波獲獎，大家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如果我在北京，會衝到劉霞的門口大聲喊叫或拽住小老鼠跳舞；在深圳，就跟野渡上網遨遊，傳播佳音；在香港會跟小潘、詠梅衝上街頭，搖旗歡呼；在東京會跟進忠去外國記者俱樂部，舉杯痛飲，一醉方休；在墨爾本，自然是跟家貞相擁而泣。

快樂有如夢幻、靈魂出竅

　　十月八日十一點，我望眼欲穿，站在法蘭克福車站，等着亦武和小孟從柏林來的火車進站，我們預設了要三人一起去書展，並收聽這歷史性的諾貝爾和平獎公布的消息。火車未進站，手機卻響了。柏林文學節的負責人雅各布來電話：曉波獲獎了！我喊了一聲，視線就模糊了，很想抱住一個人，但是旁邊只有一根水泥柱。我像困獸一般，心潮起伏，想手舞足蹈，卻只能在擁擠的車站中疾步，來舒緩胸中潮汐般的起落。

　　大約是二○○八年十二月六日或七日，曉波和我在Skype上說着話。他很興奮地說，憲章簽名者已經超過二百八十多了，連有些不甚知道的、並非文化圈的人都加入了。說着他把最新的版本給我傳了過來。突然他說，不能講話了，以後再談。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一兩天后就獲知他被帶走了。兩年來，各地的抗議聲援活動一浪接一浪。作為其中一名參與者，熬夜、疾書、「上訪」，箇中的焦慮、期盼、失望、憤怒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今年二月初在華府，暴風雪的第一天，我小心翼翼在雪地上開着車，驚訝於國務院前空空如也的停車場。惡劣的天氣把公職人員都留在家裡了。跟那位官員談到曉波和幾位筆會為曉波判刑呼籲，而安全受到威脅的會員，窗外的雪花從細粉狀轉成鵝毛片片。她說，你快回去吧。我說，諸事拜託了。她微笑拍拍我的肩說：小心開車。

　　晚點的火車終於進站，遠遠看見亦武的光頭和小孟的長髮鬍鬚，有如夢幻。我們三人各來自天涯一方，聚首於異國車站，為了窮踞錦州一隅的曉波獲得殊榮，快樂得靈魂                         竅，飄飄欲仙。亦武是劉霞和曉波二十多年的好友，他經過十多年的爭取，終於在九月中旬首次踏出國門，來到德國參加文學活動。所到之處，他的詩歌、底層故事和他的簫聲及歌聲讓無數德國聽眾傾倒。能跟亦武一道獲知曉波得獎的消息，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美妙巧合。

氣急敗壞與牛蛙鼓譟

　　腦子裡總浮現出曉波結結巴巴的說話模樣，他將如何得到這個消息？他會有怎樣的反應呢？後來知道是劉霞親自把消息帶給他的，他激動得流淚了。以前常跟曉波在網上談天，一提到諾貝爾獎，他就很惱火，說評獎委員會有雙重標準，專挑小國家打屁股，對蠻橫的大國家總維維諾諾，不願冒犯。這次的評獎結果，證明他錯了──一個美麗的錯誤。

　　這是委員會歷來第二次把這個最高榮譽頒發給一位極權國家的獄中囚犯。一九三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將因遞交申請太遲而暫時空缺了一年的一九三五年的和平獎補發給納粹政權的獄中作家，反抗法西斯國家主義的和平鬥士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就像當年觸怒了納粹專制政權一樣，今天挪威的諾貝爾委員會也讓北京的當權者大為光火。

　　當局的氣急敗壞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讓人不理解的是，在華人圈子裡也有人紅着眼睛，四處告洋狀，說曉波是個向政權低頭妥協的人，他甚至出賣了廣場學生，不該得此榮譽云云，造謠誣衊的電郵漫天飛，許多人的行徑已經超出了尋常言論自由的範疇，直接跟國內五毛黨相呼應。另一些打着堅定反共立場旗幟的撰文人，卻是自己窩在安全角落裡，對井下人落石譏笑的精神分裂者。自我放逐於海外，無能進入當地的主流社會，既無勇氣返回不自由的故國，又嫉妒別人求仁得仁的操守。可是牛蛙的鼓譟，並不能把自己變成天鵝，這是典型的患上人格分裂症的流亡者的寫照。

他把八九史詩銘記於心

　　亦武說得好，曉波獲得桂冠，並不僅是諾貝爾委員會顯張他以身試法，追求普世價值的道德勇氣，更為重要的是，曉波數十年來身體力行，以其文章道德代表一種歷史記憶的軌跡。曉波獲獎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個獎屬於六四亡靈。這是發自內心的聲音，當是他魂夢縈繞、情思所系的精神境界。

　　的確，八九是中國平民百年來以樸實動人的方式為追求理想而譜下的一首壯麗史詩，殘酷傲慢的權力又為這首詩篇撒上了艷麗的猩紅。二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一瞬間，但是作為個人，心心念念二十載將六四詩篇銘記於心的人畢竟不多。曉波在六四忌日總有詩作，把天安門母親當成自己的母親，既然集體記憶被人為地塗抹掉了，那麼星星點點的個人記憶就應當在浩瀚之中發出微光。

　　曉波原來是掌權者喉嚨中的一根小刺，戴上桂冠後，成為一塊卡在那兒的骨頭了，吐還是不吐，這是個問題。關鍵是，當事者和旁觀者都知道，骨頭雖小，卻可致命。我們拭目以待。

二○一○年十月廿二日於科隆

廖天琪（現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

《開放》雜誌2010年11月

余 傑：劉曉波與劉霞的愛情    

● 曉波九五年坐牢時，他們還是戀人，不讓見面。他們提出結婚申請，劉霞說，「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在她那羸弱的身體之中，隱藏着一顆怎樣倔強的靈魂。

　　你從一個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長成了往返於探監路上的妻子......

　　劉曉波與劉霞早在八十年代便認識了。那時，他們各自有家庭，第一次的認識並沒有「一見鍾情」，而只是愛好文學和詩歌的普通朋友。那時，劉曉波名滿天下，身邊簇擁着不少年輕漂亮的女子，就連在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也是如此。天安門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當時北大作家班的學員張伯笠在回憶錄中寫道，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在北大二十八樓開會研究「五四宣言」時，劉曉波要求見各位學生領袖，「那是我第一次見劉曉波，他身後跟了一位打扮入時的女人」。在八十年代，最漂亮的女孩喜歡的都是詩人和作家，而詩人和作家也以擁有許多愛慕者為驕傲。劉曉波說：「那時，我有一種強烈的欲望，要在千百個女人的身上發掘不同的美。」後來，直到與劉霞相愛，他才說出了更加石破天驚的下半句話：「如今，我終於在一個女子身上找到了所有的美。」一匹不馴服的黑馬終於找到了歸宿。

在人生最低谷與劉霞重逢

　　天安門屠殺之後第三天，劉曉波被秘密警察綁架，此後在秦城監獄被關押了二十個月。當他被釋放的時候，他已經被他任教的北京師範大學開除公職，家庭破碎，一無所有。從昔日文壇上萬人矚目的「黑馬」，淪為了「不可接觸」的「賤民」中的一員，這一巨大的落差宛如過山車一般。就在此一人生的低谷，他與劉霞再度重逢。

　　這一次的相遇開啟了一段盪氣迴腸的愛情故事。那時的劉霞也剛剛進入單身狀態，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和真愛。劉霞出身於一個中共高幹家庭，父親是財經系統的副部級高官，長期在中國銀行擔任要職，還曾經擔任過中央財經大學的黨委書記。父親安排她在金融出版社和國家稅務局工作，但她天生就不是當循規蹈矩的公務員的料，這兩份別人垂涎三尺的工作，她都忍受不了，遂辭職成了自由人。與九十年代初紛紛「下海」的人們不同，她辭職不是為了掙錢，而是為了自由。

　　與劉曉波墜入愛河之後，劉霞的父母並沒有因為劉曉波的特殊身份而加以反對，反倒是全力支持。兩位老人十分開明，他們很喜歡劉曉波這個直率真誠的小伙子，將他當作親身兒子一樣看待。劉曉波與劉霞的弟弟也親如兄弟一般，他在劉霞家中得到的溫暖，甚至比在自己家中得到的還要多。劉霞曾經開玩笑說，父母對她說，我們家的兩個孩子（劉霞和他弟弟）都不愛上學，都沒有念過大學，但女兒一下子就找了一個博士上門來，而且還是中國最有名的文學博士，多麼光榮啊！這當然是一句玩笑話。其實，兩位老人最看重的還是劉曉波的人品。那時的劉曉波，不僅正在完成學術、思想的轉型，也正在完成人格和道德轉型，包括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當一名好的愛人、好的丈夫。

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八日，因為與王丹、陳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六周年的呼籲書，劉曉波被北京市公安局軟禁，失去自由八個月。十個月後，被判勞動教養三年，關押在大連勞教所。當時，劉霞每月一次一個人奔波在從北京到大連的火車上去探望劉曉波，那是一段怎樣痛楚的旅途啊，三年加起來有三十六趟漫長的來往。劉霞在一首詩中寫道：「駛向集中營的那列火車，嗚咽地碾過我的身體，我卻拉不住你的手......」

　　一開始，他們只是「戀人」的關係，當局藉此阻止劉霞與劉曉波會面。劉霞在勞教所外面痛苦地徘徊。後來，他們向有關部門提出結婚的申請，「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在劉霞羸弱的身體之中，隱藏着一顆怎樣倔強的靈魂。經過層層手續，曠日持久的爭取，最後才由民政部的一位開明人士發函給公安部，由公安部的一名副部長批示同意，這才獲得了一份來之不易的結婚證書。那是一九九六年。有了這張結婚證書，劉霞這才名正言順地以妻子的身份去探望劉曉波。劉霞說，她看到過那份公安部批准他們結婚的紅頭文件，這是這個共和國最荒誕的一份文件：一對公民最平凡不過的結婚的要求，居然要由一名公安部副部長同意。

　　他們的這張結婚證書是在大連教養院中領取的。劉霞回憶說：「那天的情形特別詭異，他們說，派專門的攝影師來給我們拍攝結婚照，然後婚姻登記處的人過來現場辦證。但是，當攝影師給我們拍攝時，卻發現照相機突然無法按下快門。那個攝影師驚訝地說，這部機器用了很久，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問題。他滿頭大汗地擺弄了半天，始終沒有弄好。幸虧我事先攜帶了我和曉波的兩張單人照，就將兩張單人照拼合在一起，貼在結婚證上，然後請他們蓋上打印。這樣，我們終於成了合法的夫妻。」這恐怕是一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用兩張單人照拼合在一起的結婚照吧。後來，當他們談起這段往事時，語氣平和，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這張來之不易的結婚證書，既證明着他們愛情的堅貞，也是一個時代良心犯所承擔的苦難的鮮活見證。這份珍貴的結婚證，一定要存入未來的「中國民主博物館」之中。

逆境中風雨兼程的夫妻

　　比起失去講台和發表作品的園地，並常年受到公安監視、騷擾甚至囚禁的劉曉波來，這些年來，作為妻子的劉霞也沒有少受罪。從某種意義上說，獄外的日子比獄中的日子更難過，難屬比受難者本人要承受更多的壓力與苦難。我聽到過不少妻子拋棄作為政治犯的丈夫、選擇新的安穩生活的事例。誰也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地去譴責那些無法承受命運之沉重的妻子們，她們有權選擇另一種安穩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也聽說過若干異議人士在長期的高壓之下心理變態，將妻子當作折磨的對象的故事。有一名異議人士就曾當眾宣告說：「以後我結婚了，就把妻子叫『共產黨』；以後我有孩子了，就把孩子叫『共產黨』；這樣我天天打罵妻子和孩子，就是打罵『共產黨』！」人性扭曲到如此程度，多麼可悲啊！

　　時間與質量直接相關。就政治立場而言，做一天的反對派容易，很多人如流星般升起又落下；但是做二十年如一日的反對派難，劉曉波一直堅守在中國本土成為中共當局「眼中的一根刺」。而從愛情到婚姻也是如此，做一天的恩愛夫妻容易，哪對新婚的夫妻不是如膠似漆的？但是做二十年如一日的恩愛夫妻難，尤其是像劉曉波和劉霞這樣在逆境中風雨兼程的夫妻。與劉霞結婚之後，劉曉波不再是八十年代的那個風流名士，而蛻變為一名標準的好丈夫，在朋友圈子中，若說劉曉波是排名第二的好丈夫，沒有人敢說自己是排名第一的。跟朋友一起在外面吃飯的時候，如果劉霞沒有一起來，吃到好吃的東西，劉曉波立即會掏出手機來給劉霞打電話：「這裡有個某某菜太好吃了，我給你打包一份回來！」曉波在的時候，劉霞是個「苯孩子」，連過馬路都要曉波牽着手，甚至不會用手機和上網。

　　曉波被捕之後，劉霞才逐漸學會了這些新科技。不過，劉霞也是一名標準的好妻子，她做得一手美味的西餐，正好滿足了喜歡吃西餐的曉波的胃口。劉曉波是少有的喜歡吃各式各樣的西餐的中國人，甚至連麥當勞這種快餐，他都說每隔一兩個星期就饞得想去吃一次。於是，劉霞在家中準備了各式中國人家中少有的做西餐的配料，時不時就親自下廚，為曉波做出一大桌子美味的法式或意式大餐來。

日常生活簡單而溫馨

　　他們的日常生活溫馨而簡單。他們都是夜貓子，喜歡在晚上工作。晚上如果有飯局的話，跟朋友吃飯聊天，盡興而歸，差不多是十點。對一般人來說，是要上床休息的時候，對他們來說，才是工作的剛剛開始。劉曉波泡上一壺濃茶，在書房裡打開計算機寫作，或者在電話上跟朋友們聊天。劉霞則在小小的畫室里畫畫、寫詩、讀書，或者擺弄自己的攝影作品。可以說是自得其樂，各不干擾。他們家裡有電視，可一般情況下沒有人打開看，除非有精彩的球賽，曉波才會被吸引到電視屏幕前面。後來，劉霞去獄中探望曉波的時候，曉波對她說，監倉有電視，可看遼寧台和中央台綜合頻道，但沒有報紙。劉霞說：「他在家從不看電視，所以看到那些節目他覺得怪怪的，跟現實生活完全不一樣！」

　　劉曉波寫作非常勤奮，這些年來，就政論而言，數量之多，視域之廣，中文世界幾乎無人可比。有人曾經婉言建議劉曉波說，他的文章寫得太多，有些文章打磨沉澱得不夠，稍顯粗糙。劉曉波坦率地解釋說，他要趁着精力還旺盛的時候多寫，多給劉霞存一些稿費，萬一自己哪天出事了，劉霞也可以靠着這些稿費衣食無憂，而不必靠別人的接濟。劉霞透露，他們的家庭開支完全靠丈夫的稿費來維持。

　　此次劉曉波被判處十一年重刑之後，劉霞去探監的時候，告訴曉波，她父母說，現在最好不要動那些錢，十一年坐牢出來後，寫東西太累，要省點以後花。幸虧劉霞還有愛她的、經濟上也有餘力幫助她的父母，她母親將自己的工資卡給了她，隨便她使用。

　　劉曉波經常說，與中共的對抗，乃是一場耐力的比賽，一點都不能夠着急，誰着急誰就失敗了。想當年，如果光緒皇帝比慈禧太后活得長，中國的局勢肯定又不一樣了。因此，他有一種從容不迫的氣度，在他身上從來沒有在異見人士那裡頭常見的焦灼感。用曉波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與這個獨裁政權不依不饒地「磕」上了。劉霞更是一個慢性子的人，每次吃飯的時候，她總是最後放下筷子的，她喜歡過一種「緩慢」的生活，有一種不怕折磨的耐心和韌性。這是一場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般的戰鬥，這場戰鬥也只有劉曉波與劉霞互相支持和安慰才能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開放》雜誌2010年11月

余杰：看哪，這個口吃的讀書人—— 劉曉波的俠骨柔腸

“好人進監獄
酒徒成英雄
這個國家是一台戲
演給魔鬼看。
為那個有些口吃的讀書人晨禱。”

蘇小和《無題》

2010年10月1日，我在亞特蘭大華人教會的陳雪濤弟兄的陪同下，參觀了馬丁·路德·金的故居。一如大部分的美國城市，亞特蘭大的老城區衰落而破 敗，而這條”馬丁·路德·金之路”上依然穿梭覑熙熙攘攘的遊客。這個當年典型的中產階級小區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其中有馬丁·路德·金出生的那棟房子，也有 他事奉過的那座教堂。在紀念館中，我聽到喇叭中正在播放馬丁．路德．金1964年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

“我相信總有一天，人類要躬身在上帝面前，為其制止戰爭和流血的行為得加冕。非暴力的救贖之路在世界各地延伸，直到每個角落。”

歷史彷佛凝固，他似乎依然在場。那一刻，我想起了獄中的劉曉波，我親愛的師長與兄弟。馬丁．路德．金天生就是一個演說家，他的演說鏗鏘有力、激動人 心；劉曉波則是一個口吃的讀書人，柔和而堅韌，如同壓上的蘆葦卻始終不折斷。

陳雪濤弟兄特意在紀念館中購買了一本馬丁·路德·金的畫冊，托我送給他最尊敬的劉曉波先生。我帶覑這本書飛越了大半個美國，一個星期之後的10月8 日，我在洛杉磯南加州大學一所酒店的房間內，徹夜不眠，等待覑諾貝爾和平獎揭曉的消息。凌晨兩點半左右，當電視屏幕上出現劉曉波那張熟悉的照片的時候，我 在黑暗的房間裡跪地祈禱，失聲痛哭。我在成年之後從未如此痛哭過，我將頭埋在枕頭中，任由眼淚汩汩地流淌。是因為等待的時間太久了，還是因為好消息到來時 毫無心理準備？此時此刻，我的身體中彷佛有一顆21年前射入的子彈被取出來，無比疼痛卻又無比舒暢。

我一邊觀看電視上的評論，一邊再次翻看這本畫冊，朦朦朧朧中，劉曉波的臉龐與馬丁·路德·金的臉龐重合在了一起。我認識曉波已經整整10年了，這10年來的風雨兼程，一幕接一幕，如電影中的場景浮現在眼前。孤獨與苦痛，被輕蔑與被羞辱的經歷，此時全都得到了安慰。我記得，早在90年代初期，劉曉波在一封給老朋友、作家廖亦武的信中便沉痛地指出：

“與其它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 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特別是我們這個民族，更需要道義巨人，典範的感召力 是無窮的，一個符號可以喚起太多的道義資源。”

那個時候，曉波也許並沒有意識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此後二十年如一日，在此監獄與彼監獄之間挪移轉換，即便在獄外的時候，被隔絕與被騷擾亦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卻從未停止過持守與抗爭，以及對非暴力的堅定信念。正如70年代死於獄中的基督徒倪柝聲在一首詩歌中說寫的那樣：

“你若不壓橄欖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醡，它就不能變成酒。”

如今，劉曉波百鍊成鋼，鳳凰涅盤，蠶化為蝶，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馬丁·路德·金，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曼德拉，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哈維爾。

10月14日下午，我從舊金山返回北京。在首都機場，海關工作人員有針對性地搜查我的行李，將我的4件大小箱包翻了個底朝天。一位海關工作人員如獲 至寶地發現了這本馬丁．路德．金的畫冊，一頁一頁地仔細翻閱了15分鐘左右。我不知道他究竟是真心喜歡讀這本書，還是希望從中找到將其沒收的蛛絲馬艫。最 終，他還是將這本畫冊還給了我。但是，由於監獄中規定不能送入大陸之外出版的外文書籍，這本書不知道還將在我這裡保留多長時間。什麼時候，一名早已離開人 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祝福，才能送達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那裡呢？

馬丁·路德·金說過：“每當有事情發生的時候，懦夫會問：『這麼做，安全嗎？』患得患失的人會問：『這麼做，明智嗎？』虛榮的人會問：『這麼做，受 人歡迎嗎？』但是，良知只會問：『這麼做，正確嗎？』”在歷史轉折的關頭，馬·路德·金和劉曉波都作出的正確的選擇，那就是順應良知的選擇。

此刻，回憶是甜蜜的。過去10年以來，能夠與劉曉波並肩走在爭取與捍衛自由與人權的道路上，是我莫大的幸運與榮耀。2004年12月13日下午6 點，我與曉波同時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傳喚。此事緣於我與曉波一起計劃寫作一份年度中國人權狀��報告。每年美國國務院都會發布一份中國 的人權狀��報告，而中國方面則以一份自我表揚的人權白皮書來應對之。我和曉波認為，其實最有資格撰寫這份報告的，應當是我們這群生活在中國國內的，獨立於 任何政治勢力、政府和機構之外的民間知識分子，我們有責任自行撰寫一份更加真實的人權報告。就在我們剛開始商討如何撰寫這一文件的時候，秘密警察侵入我們 的電郵信箱，知曉了這一切，遂對我們進行傳喚，並強行從我們家中抄走計算機，刪去所有的數據和文章。

“你知他拿了中情局多少錢嗎？”

在長達14個小時的通宵審訊中，最為拙劣的一幕是：一名警察從外面拿來幾張小紙條，故作神秘地放在負責審訊我的一名年長的便衣警官的桌子上。這名主審警官故作驚訝地看了幾分鐘之後，語重心長地對我說：

“你還年輕，你的問題只是交友不慎，誰讓你跟劉曉波這樣的漢奸、賣國賊做朋友呢？他誘惑你誤入歧途了，你知道他拿了中央情報局多少的錢嗎？你不知道 吧？他沒有分給你吧？你看，他在那邊什麼都招供了，他將所有責任都推卸到你身上。所以，對你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揭發劉曉波，跟他劃清界限，這樣黨和政府 會原諒你的。否則的話，你離監獄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他們以為這樣的把戲就可以欺騙我嗎？不過，他們有一點說對了：若非曉波的引導，這些年來我不會在反抗專制的道路上走這麼遠。

這個把戲在5年多之後又故伎重演了。2010年7月5日，我因為計劃在香港出版新作《中國影帝溫家寶》，再次遭到北京警方的傳喚。在這次長達4個半 小時的審訊中，一名自稱對我研究了10年之久、手上保存覑全世界最完整的關於我的數據的朱姓的國保警官，煞有介事對我說：

“劉曉波是你的老大嗎？你看看他的下場有多慘。那麼多西方國家施加壓力又如何呢？我們根本不怕。劉曉波的判決書中提及的那6篇文章，在你發表的那些文章中，可以找到類似的，我們要像判他那樣判你，易如反掌。我勸你立即放棄在香港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這本書的計劃，否則劉曉波就是你的前車之鑑。”

他們以為這樣的恐嚇就能讓我放棄言論自由，並自動與曉波“劃清界限”嗎？曉波失去了寫作的自由，只能激勵我承接其使命，無所畏懼地寫下去。

此種挑撥與威脅，根本無法動搖我與曉波之間的關係。我們的相交，既是道義之交，亦是友愛之交。不僅我與曉波是最好的朋友，而且我的妻子與曉波的妻子 也是最好的朋友。許多時候，這是一種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心靈的契合。在一些重大的公共問題上，我們不必互相探問，就可以明確知道對方會持何種立場，這就是 “心有靈犀一點通”。曉波與我一樣，都是說話口吃的人，他卻比我健談得多，人愈多的場合，他的談興便愈濃；而人少的時候，他的口吃就顯得比我更厲害，尤其 是在一對一的電話中。劉霞經常打趣我們說：

“上帝選擇你們兩個結巴成為說真話的中國人，可真夠幽默的。”

在日常生活的領域裡，我們深知對方的嗜好與習慣。既是精神之友，更是“酒肉朋友”：每當發現哪裡開了一家好吃的餐廳，便會馬上通知對方，約好時間一起去品嘗。我們都愛吃川菜，作為東北人的曉波的“耐辣力”，居然超過了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四川人。我們常常去朋友忠忠開的那家堪稱全北京城最辣的川菜館“食盅湯”大快朵頤。曉波最愛吃的菜是麻辣牛蛙，他總是戰鬥到最後一刻，直到吃完火鍋中最後的那點食物，然後撫摸肚子作意猶未盡狀。我和曉波都好肉而不好酒， 劉霞倒是一位品酒大師，舌尖一舔能品出各種紅酒的優劣來。每次劉霞喝酒的時候，曉波都在一邊溫情眽眽地看覑她，甚至比自己喝酒還要感到陶醉。

在這些年的交往中，我感受到：在曉波的身上，既有俠骨，亦有柔情。曉波對丁子霖老師等“天安門母親”群體、對許多下獄的政治犯的家屬，無不悉心照料、噓寒問暖。雖然他自己長期遭到中共當局的封殺，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公開授課，只能靠在海外發表文章的有限的稿費維持生活，卻從不吝於幫助那些處境更加困難的人士。曉波曾對我說，他在獄中的時候，深知在外面的劉霞的苦楚。在獄中的人，其實日子要好過些，刑期確定了，心情反倒很平靜，每天的生活起居都有規律，時間就會過得很快。而獄外的親人的生活，才是一種莫大的煎熬，那種等候與企盼，那種憂傷與絕望，讓人度日如年，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曉波分外珍惜與劉霞一起的日子，對妻子倍加關愛與呵護，他常常對劉霞說：“你去買最漂亮的衣服穿！”也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曉波對許多素不相識的難屬都無私地伸出援助之手。他經常與劉霞一起陪一些良心犯的妻子吃飯，這甚至成為了一種慣例。吃的未必是山珍海味，但曉波的傾聽與安慰，給了許多難屬支縈下去的勇氣。

愛，是恆久忍耐。愛，是永不止息。難屬群體對曉波的尊敬與感激，並不僅僅是他的那些被余英時教授譽為“獅子吼”的、為弱勢群體發聲的文字，更是因為他的慈悲心腸和不求回報的愛。比如，因撰文評論”六四”而被判10年重刑的作家師濤，是我見過幾面的朋友，而與曉波並沒有見過面。師濤的媽媽曾經告訴我這 樣一個細節：有一次，她去探望兒子，問師濤說，應該信任哪些朋友？師濤悄悄地告訴她，一個是“波”，一個是“傑”。由於旁邊有警察監聽，師濤不能說出全名來，但師濤的媽媽心中清楚了，一個指的是劉曉波，另一個指的是余杰。師濤如此信賴未曾謀面的曉波，可見曉波在這個圈子裡具有何等的人格魅力，他如同太史公 在《史記·遊俠列傳》中所說那樣“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

曉波對我亦是如此。有一次，我爸爸媽媽到北京來玩，曉波知道了之後，一定要請他們吃一頓飯。他定了一個很好的餐廳，點菜的時候也專門挑好菜，聽到我爸爸說喜歡吃北京烤鴨，便點了那種最貴的烤鴨。雖然我爸爸媽媽只比曉波年長不到10歲，曉波卻禮貌地稱呼他們“叔叔”、“阿姨”。曉波說，我知道您們兩位 老人很擔心兒子的安全，其實當年我的父母也是如此。但後來他們都想通了，覺得既然阻攔不了我，還是尊重我選擇的人生道路。您們要為孩子感到自豪，他做的這些事情，儘管現在遭到強權的打壓，也不被大多數人所理解，但歷史肯定會有一個公正的評價。曉波的一番話，讓我爸爸媽媽很受感動，他們在回家的路上反覆說， 想不到文章如此凌厲的劉曉波，生活中卻如此體貼和周到。

我們的孩子滿月之後，曉波和劉霞是第一個上門來探望的朋友。他們帶來了一幅劉霞的新作《如花》作為給孩子的禮物，畫面上是一朵深藍色的、幾乎黑色的 怒放的花朵。是啊，只有如此倔強的花朵，才能在最貧瘠、最荒寒的土地上怒放，如同曉波和劉霞一樣。曉波曾經與前妻有過一個兒子，”六四”之後，曉波被捕入 獄，家庭瓦解，前妻帶覑6歲的孩子赴美定居。在多年的交往中，曉波從來沒有提及過孩子的情��。劉霞後來悄悄告訴我們，他們父子之間已經失去了聯繫。我想， 這一定是曉波心中最深沉的隱痛，他沒有能夠盡到一個父親的義務。這就是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先驅者不得不付出的慘痛代價。

後來，曉波與劉霞結婚的時候，他們便約定不再要孩子，因為他們的生活狀��不適宜於孩子的成長。這個國家太黑暗、太陰暗、太邪惡了，不能讓孩子在這裡 繼續受到有形無形的傷害。是的，後來我看到被捕入獄的良心犯杜導斌、劉賢斌等人的孩子受到秘密警察的騷擾和同學的歧視的消息，這才更加理解了曉波與劉霞的 良苦用心與苦痛抉擇。雖然他們決定不要孩子，但看到我們的孩子的時候，立刻便像寶貝一樣抱在懷裡端詳，曉波說，還是跟媽媽長得像。那一刻，我想，如果他們當了爸爸媽媽，該是多好的父母啊。

中共當局試圖讓我們成為一群”不可接觸”的“賤民”，我們卻形成了一個相濡以沫的小圈子。其中，晚年的包遵信先生常常與曉波夫婦和我們夫婦相聚，我 們就像是一個由老、中、青三代構成的大家庭。在80年代的思想舉蒙運動中，包先生是一位旗手式的人物。八九之後，他先是經歷牢獄之災，然後淪為一無所有的 “無業游民”。不能繼續著書立說、編輯出版、組織聯絡，失去所有的言論與活動的平台，他一直困頓而落寞。在壓抑與孤獨中，脾氣也愈來愈大。有一次，我們到 四川駐京辦的餐廳，剛坐下來點菜，包先生便因為服務員的怠慢，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曉波趕緊尾隨出門，替包先生招來一輛出租車，並扶他上車。曉波說，包先生 心裡憋悶，我們要像孩子一樣哄覑他。所以，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沒老沒小地說說笑笑。這時，包老師不再是昔日知識界叱耮風雲的大人物，曉波也不再是名噪 一時的文壇黑馬，他們都成為被劉霞和我妻子取笑的對象。劉霞直呼包老師為”包包”，並遵照師母的叮囑，毫不容情地奪走他手中的香煙。包先生跟我們在一起的 時候，是他難得的開懷大笑的時刻。

2006年，包先生突發腦溢血入院搶救。由於包先生沒有醫療保險，個人難以承擔巨額的醫藥費用，曉波便發起了為之捐款的活動。再後來，包先生不幸病 逝，曉波廢寢忘食，日夜操勞，為其組織追悼會。曉波說，包先生一生悽苦，一定要讓他老人家走好。在警方的壓力與騷擾之下，曉波和朋友們一起克服重重困難， 終於使得包先生的追悼會順利舉行。那時，我正在美國訪問，不能親身與會，曉波在電話中告訴我說，他幫我們買了一隻花籃並寫了輓聯。後來，我聽到有一個朋友 批評曉波那天的穿著與平時一樣隨意，沒有西裝革履，不夠肅穆，在致辭的時候，面前還挎了個破舊的書包。我便在電話中問曉波，曉波解釋說：”追悼會上的事情 千頭萬緒，我根本就忘記了自己的着裝。我的書包里裝的是需要給殯儀館的幾萬塊錢，這些錢都是大家湊的。為了避免丟失，我只好挎在自己身上，自己承擔這個責 任。而且，當時外面是數百個警察虎視眈眈，哪敢有半點疏忽啊。”

再後來，就是2008年10月28日，包先生去世一周年，曉波率朋友們到西郊為包先生舉行安葬儀式。曉波坐在我的車上，一路上詳細介紹了為包先生選 擇墓地的過程，我想不到他平時大大咧咧的，在關鍵時刻卻心細如髮。包先生新落成的墓地，坐落在一座視野開闊的山坡之上，金秋的北京風輕雲淡，包先生終於可 以在這裡自由地看雲起雲落了。大家剛剛侍立在墓地四周，曉波第一個跳入墓穴之中，不顧泥土沾滿衣服，先探頭進去測試好安放骨灰的地方，然後接過包先生的子 女遞過來的骨灰，彎下腰去恭恭敬敬地安放好。之後，他才從墓穴中爬出來，含淚鏟下第一堆土。在旁邊配合的墓地工作人員，都以為曉波是包先生的親生兒子，過 來就許多具體事務徵求他的意見。曉波也不作解釋，一一作出妥善的安排。

在這10年的交往中，我看到曉波有兩次大聲地哭泣。一次就是在安葬包先生骨灰的時候，曉波哭泣覑宣讀了”包包，我們愛你”的短文。我想，要是包老師 再多活兩年，親耳聽到曉波獲獎的消息，一定會笑逐顏開。再有一次，是2003年7月，我第一次訪美歸來，約上曉波夫婦，到丁子霖老師家中，播放萬人傑文化 新聞獎頒獎典禮的錄像帶。我和楊逢時是當年的得主，我們的獲獎都與我們的”六四”情結有關。楊逢時本來是一位單純而高雅的音樂家，天安門屠殺讓她從藝術世 界回到現實世界，此後在芝加哥堅持舉辦每年一次的”紀念六四音樂會”，並由此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而我的獲獎感言也圍繞”六四”展開，我說：”天安門的坦 克和鮮血是最為直接的舉蒙。我發誓要說真話、要拒絕謊言、要擺脫奴役、要捍衛自由、要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聽到這裡，曉波突然從沙發的另一邊走過來，將我抱在懷裡，嚎啕大哭起來。平時，曉波是我敬重的師長，雖然偶爾也會跟他開一個玩笑，但我對這位精神上的舉蒙者始終懷覑深切的敬意。此刻，曉波在我的面前 卻像個委屈的孩子一樣，鬱積已久的哀傷如潮水般湧出。我擁抱覑曉波，拍拍他寬闊的背部，能感覺到他身體的顫抖，我也哭了起來。丁老師、劉霞和我妻子也在一邊抹眼淚。此刻，我們都是迷路的孩子，被欺騙的孩子，我們一直在等候公義與慈愛的降臨，公義與慈愛卻長久地在這個國家缺席了。

如今，我們的傷痕終於被上帝之手所撫慰。胡錦濤誇口說，要拿出幾十億美元來阻攔劉曉波獲獎這件事的發生，但它還是施施然地發生了。有錢就能顛覆人類勤古有之的是非、善惡的標準嗎？有錢就能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嗎？光終將照射在黑暗裡，即便黑暗不接受光。對於黑暗來說，被光所穿透，是一個註定了的結局。 曉波獲獎的次日，劉霞去獄中探望。後來，劉霞告訴我們說，曉波獲知自己獲獎的消息之後，神色平靜，舉止正常。後來談及天安門母親，曉波哭了，說這個獎應該 屬於所有“六四”的亡靈。我沒有親眼目睹這一次曉波哭泣的情形，但我相信，從上一次的哭泣到這一次的哭泣，已經是苦盡甘來。

此刻，我又想起了2005年7月30日我們方舟教會的一次戶外洗禮。那天，我邀請曉波同行，他欣然應允。我們選擇的地點是北郊懷柔的一個水庫，為了 避免被遊人打擾，凌晨5點大家就從城裡出發，6點多便到達了。在”流不斷的綠水悠悠、遮不住的青山隱隱”之間，我們的洗禮還沒有正式開始，曉波便將外套一 脫，縱身躍入湖中。在整個洗禮的過程，他都如同守護者一般，在周圍游弋和觀禮。他仰泳的時候，宛如與天、地、水融為一體。是啊，這麼多年了，這個如此熱愛 自由的人，卻從來沒有享受過一天自由的生活。出了”小監獄”，又進”大監獄”——警察乾脆就在他家樓下修建了一個如同交通崗亭般的移動房屋，一天24小時 都待在其中，監視曉波的一舉一動。冬天，警察甚至可以在裡面使用電爐取暖。而曉波每次到外地遊覽，都有一支浩浩蕩蕩的車隊跟蹤，跨越省界的時候，便有鄰省 的國保前來交接。誰能二十年如一日地過這樣一種幾乎沒有隱私的生活呢？但當曉波在水中游泳的時刻，他像回到天父的懷抱一樣，終於自由了，如一條魚一樣暢快 而輕盈。我低頭為曉波祈禱，願主賜予他從天上而來的力量、智慧與勇氣，願他因真理而得自由。

曉波在獲獎之前給劉霞寫的最後一封信中說，我們托劉霞帶去的兩袋大棗已經收到了。那是我們特意從河南訂購的一種最好的大棗，肉厚而糯軟。曉波說，中秋節的晚上，同一個囚室的6名囚徒各自拿出一件自己珍藏的食品來，大家一起分享。曉波便拿出我們送去的大棗，大家都說，這是他們平生中吃過的最好的大棗。 劉霞告訴我們這個細節之後，我和妻子一起禱告，願曉波早日歸來，帶覑天使的翅膀和天使的心靈歸來。曉波每一次失去自由，都是為了讓更多的國人擁有自由；曉波說過，當所有的中國人都獲得了自由之後，他的願望是到加繆所熱愛的地中海去，沐浴覑那無比熾熱的陽光，暢遊一番。

那一天，已經不再遙遠。

2010年10月16日、17日，北京家中樓下有一群警察守候

（小標題由編者所加）

作者按：我自從10月18日起被北京警方非法軟禁在家，妻子自從10月28日起也被北京警方非法軟禁在家。夫妻二人不能出家門一步，吃飯亦只能叫外賣送到家中。手機也被非法停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