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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真大姐：看到結石寶寶的事，您可否先放一放我的文章，在周末分享中先發布這一網頁。中國人命，實在艱難。我們也只能盡心盡力而已。余世存

世存，你的愛心讓我感動，謝謝！我會廣為傳播的，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都能伸出援手！

【傳知行按】近日傳知行辦公室接到來自湖北的結石寶寶父親周雄的緊急求助信息，他的寶寶因為一直食用三鹿奶粉，2008年6月份才六個月大時左腎就開過兩刀，今年9月份醫院檢查時發現右腎已經完全萎縮消失，如今面臨發炎壞死甚至併發症的威脅，而左腎在開刀之後也一直沒有痊癒，一直都有積水和結石。醫生認為周雄應當立即將孩子送到大醫院檢查及治療。但周雄只是普通小鎮居民，為了治療孩子，積蓄花光外還借了數萬外債，現在沒有錢為孩子做一次全面完整的檢查與治療，希望能通過傳知行向外界求助。

傳知行誠懇的請求大家，如果有錢的話，請為周雄的孩子捐點錢；如果熟悉相關的醫學知識，也請與周雄聯繫，幫忙為周雄的孩子提一些專業的醫學意見。感謝！周雄孩子的詳細情況和周雄家庭的相關聯繫方式請見下文。

周子煊是一個來自湖北赤壁的可愛寶寶，可是因為自出生之後一直食用三鹿奶粉，如今才不到三周歲就已經經受了成年人都沒法想象的痛苦經歷：右腎萎縮消失，左腎結石兩次開刀，還積水兼結石，另外時斷時續的淋巴結髮炎等等。

六個月大時，他突然連續數天無法排尿，左腎嚴重積水，充滿了大大小小的結石，最大的有3*8mm，全身浮腫到衣服都無法脫下來，武漢兒童醫院的醫生判斷他已接近死亡邊緣，勸家長放棄，但是他父母不能忍心放棄，決定哪怕手術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進行，甚至給主治醫生下跪。於是三天內，醫生在他才六月大的纖細身體上開了兩次刀，從左腎里取出了一些大塊結石：奇蹟出現了，他恢復了排尿，活下來了。

九個月大時，三鹿事件爆發，這時他的父母才知道原來讓他受苦的根源是三鹿奶粉，可是在知道時，手術之後他又吃了三個月三鹿奶粉，他的身體也沒再恢復健康；他父母再次帶他到武漢兒童醫院，在接受了8天不痛不癢的治療後，醫院突然通知他父母，因為國慶節即將來臨，病床不夠用，請立即出院，即使他還左腎積水、結石。於是束手無策的父母只能把他帶回老家，湖北赤壁市趙李橋鎮。

從那時起，他再沒有正式住院治療，他的父母原來在小鎮上開一家糕點店，為了照顧他，父母把小店關了，可是很快家裡就入不敷出，父母只能又出去賺錢。開始是父親，遠赴蘇州打工，冀望能賺夠給他繼續治療的錢，此後家裡債台高築，母親也只能跟着出門打工，把他留給奶奶照顧：一個小鄉鎮上的家庭，真的沒有什麼選擇，如果父母在家照顧孩子，整個家庭就失去了經濟來源；如果父母都出去打工賺錢，那孩子又沒有人照顧。

一歲零四個月的時候，鎮上的幹部來家裡了，說國家出台賠償方案了，按照他的情況，國家的賠償標準是一次性現金賠償2000元；儘管他的左腎開過兩刀，幹部說，他只能按普通患者對待。他的父親非常生氣，拒絕了，此後再沒有幹部來提賠償的事情。有不少跟他父親一樣拒絕這個顯然不合理賠償方案的父母，在北京請願上訪、去法院告狀、去三鹿公司門口示威，結果在他快兩周歲的時候，領頭的一個父親，趙連海，被逮捕了，再過一年，他被人民的法院以尋釁滋事罪一審判了有期徒刑兩年半。

就在他逐漸長到快三周歲的這一年多里，他的右腎不斷的萎縮變小，沒有一個醫生能解釋或給出治療方案，只是不斷的對家長說，多喝水，多喝水；可是這當然沒有用，他的父母只能看着他的右腎變小，再變小。兩周歲時他的右腎還有蠶豆大小，到三周歲還差三個月左右時，縣裡的醫院用什麼機器都找不到他的右腎：他的右腎已經萎縮到消失了。

因為沒錢，他的父母一直沒法再送他到武漢的大醫院做一次徹底的檢查。現在右腎消失，情況變得非常嚴重：他的左腎已經動過兩刀，結石並未排乾淨並且還積水，如今卻要承擔更重的為身體排毒的負擔；而且右腎消失會對他幼小的身軀造成什麼樣的後遺症甚至併發症，都需要一次仔細的檢查才能確定。有好心的醫生非常嚴肅地對他父母說，必須儘快送到大醫院徹底檢查一次。

可是他家裡真的沒錢了。他六月大時的兩次手術花掉了家裡全部積蓄，還外借了4萬多的債；為了照顧他，家裡還斷了一段時間的經濟來源。如果這次檢查和治療需要找一家大的、專業的名牌醫院，那沒有數萬估計是不可能的。走投無路之下，他的父親只能向外界求援，希望能有好心人在知道他的遭遇後能救助他的家庭，哪怕只是100或者200。

周子煊，結石寶寶，手術前名為周一哲，出生地：湖南岳陽市臨湘縣，與湖北赤壁一江之隔；
周 雄，周子煊之父，湖北赤壁人，聯繫電話：18936145840；

開戶銀行（戶主為周紅華，周子煊之母）：蘇州交通銀行吳中商城支行
賬號： 6222600140006815353；
支付寶賬號（戶主周紅華）：zhouhonghua2000@gmail.com

2007年12月4日，出生於湖北省赤壁市趙李橋鎮，從出生就開始食用三鹿奶粉。

2008年6月21日，突然無尿，趕往武漢兒童醫院，檢查結果：右腎萎縮，左腎最大結石3*8mm，嚴重積水。

2008年6月25日，全身浮腫，血鉀升到了7.7，進行第一次腎衰竭手術，之後進入重症監護室。

2008年6月27日，進行第二次腎衰竭手術，兩日內收到兩份病危通知書。

2008年9月11日，三鹿事件爆發，再次入住武漢兒童醫院免費救助，8天后接到醫院通知出院。

2008年10月，回到湖北赤壁市趙李橋鎮，之後家長發現孩子右腎一直萎縮，淋巴結髮炎不斷，左腎依然結石與積水。

2010年9月，右腎徹底萎縮消失，有發炎壞死的可能，縣醫院醫生建議應該立即到大醫院入住徹底檢查與治療。

我叫周雄，來自湖北省赤壁市趙李橋鎮，愛人叫周紅華，在蘇州打工。我們的孩子叫周子煊（原名周一哲，手術後改名），現在快3歲了。07年12月4日出生，因沒有母乳，就購買了標有國家免檢商品，質檢總局推薦的三鹿奶粉作為孩子的母乳替代品食用。因他出生以後一直食用三鹿奶粉，到2008年6月的時候突然無尿。

6月中旬我們到當地醫院就診,因醫療條件有限,醫院拒絕接診，並建議我們立即到省級醫院治療。我們馬上把他轉到武漢市兒童醫院,經三天的保守治療還是無尿。當時孩子的體質已經非常虛弱,全身浮腫,整夜不能入睡,血液中的毒素已經危及到他的生命,醫生數次向我們下達病危通知書。在萬般無奈之下,我們只有請求醫生手術 ,當時醫生認為孩子目前的身體狀況可能禁不起大型手術，我小孩這次的手術是透析手術，專業人士可能知道，其實這就是一個保命的手術。在手術中隨時有可能死亡。但我們當時也想不了那麼多，為了最後的一線希望，我們只有含淚簽了手術中可能發生意外的保證書，含淚把孩子送進了手術室。

在手術室門口我向醫生跪下了，沒辦法啊！這是我長這麼大第一次向別人下跪，當時我向醫生說：“你們一定要救救他，他還只有幾個月大”。當時我的孩子臉已經腫得很大了，呼吸也很微弱，孩子雙眼盯着我，我抱起來親了他一下，說：“孩子你一定要挺住啊！爸爸相信你一定會平安出來的”。我望着醫生把他推進了手術室，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我的心臟正在承受一種從未有過的壓力。我擔心隨時都有醫生出來告訴我孩子發生意外。我的愛人幾次都暈倒在手術室門口。艱難的一個多小時終於過去了，當手術室門被打開的一剎那，我甚至連面對自己、面對醫生的勇氣都沒有，我真的承受不了任何意外。我覺得此刻醫生就是一個生死宣判官。當醫生告訴我，你們的孩子命暫時保住時，內心懸起的石頭終於落地了。我緊緊握着醫生的手不停地說謝謝，激動之情難以抑制。隨後我的小孩被送進了重症監護室，我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了，希望老天保佑他。

在當天晚上的十二點，護士把我叫出來輕輕地對我說：“你的小孩情況還是很不好，血壓還是很高，呼吸也很微弱，你們要隨時做好思想準備。”當時我一下就蒙了，稍稍平復的心又懸了起來。我心裡想：“老天怎麼這麼殘忍，讓一個這麼可愛的小孩受這種苦。”（當時還不知道三鹿奶粉事件）就這樣過了一天，實在沒有辦法了，我只有要求醫生第二次手術，雖然我也知道一個六個多月的小孩在三天內動兩次手術對他有多大的傷害，可事實已經容不得我再去考慮過多了。我當時只有一個念頭，救孩子的命。孩子又一次被推進了手術室，我只能遠遠的看着，什麼都做不了。當時醫生對我說：“這次手術如還不能來尿，意味着他很難救過來了”。我一言不發，只靜靜的期待，不知道孩子還能不能像上次一樣幸運。這次手術是做腎臟引流手術，艱難的一個小時終於過去了，孩子又被送進了重症監護室。我們又一次陷入焦急的等待，徹夜難眠，沒有經過這種事的人可能永遠體會不到這種感受、經過一夜漫長的等待，醫生告訴我，我的寶寶來尿了，那一刻，我像從禁錮的牢籠里得救，想向所有人擁抱，向他們高呼：“我的孩子得救了”。此刻我們和孩子承受的所有傷痛都化為煙雲，因為孩子命保住了。過後醫生跟我們說：“你的孩子創造奇蹟，血壓7.77意味着什麼？在醫學上已經認為接近死亡”。孩子是頑強的，在與病魔的鬥爭中，他表現的是如此的勇敢。在醫院經過幾天恢復性治療後我們就出院了。出院後我們繼續給他食用三鹿奶粉，直到九月份才知道三鹿奶粉事件。小孩手術後石頭還沒有完全排出，九月份我們又去武漢治療，打了幾天沖石頭的針，就出院了，醫生說床位緊張，叫我們回家喝水排石，現還在觀察中。

我的小孩自出生以來直到三鹿事件曝光以後一直食用三鹿奶粉，發病也很突然，才幾個月大的孩子僅僅幾天時間就經歷了生死，孩子受了這麼大的苦，是應該得到補償的，並且要一直對他負責下去。當然，賠錢只是一種手段，只是希望孩子以後的生活能夠有所保障。孩子是無辜的，命運該給予他補償。磨難過後，希望孩子能夠平安無事，快樂成長，這是我作為一個受害人家長的最大心聲。！　

孩子雖然已經出院了，但是目前的狀況依然很糟。小孩的右腎已經完全萎縮，沒有了任何功能，有發炎壞死的可能。左腎也因為動過兩刀，受過很大的傷害，還有結石和積水、淋巴結髮炎等症狀，情況很不好。醫生提醒我們一要好好的保養左腎，到大醫院去做治療和保養，如果萎縮的右腎出現發炎壞死的情況，以後可能要考慮換腎。現在去醫院檢查治療，加上後期的保養，都需要一大筆錢，換腎對我們來說更是天文數字。前期的手術就花了五、六萬，家境又不好，大部分都是借的，現在還欠4萬多沒有還，更別說去醫院治療了。我們現在實在沒有辦法，孩子就一直在家裡拖着，上次淋巴結髮炎也沒有錢去醫院，就在家裡吃了一些消炎藥，到現在也沒好，我真的不知道這樣拖下去，孩子會是什麼結果，但我們有時候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也沒有任何辦法。實在是走投無路，借都借不到了，希望大家幫幫這個可憐的孩子，好心一定會有好報的。本人泣血拜謝。

但現在政府沒有出台任何研究三聚氰胺後續治療的方案，難道這些可憐的孩子就在家裡等發病嗎？到那時，一切都為時已晚。孩子是祖國的未來，我們該對他們的生命負責。怎麼可以任由這樣的事件繼續下去？希望任何與此事有關聯的人都來關心，不然我們大家以後都有可能受到傷害，再一次泣血拜謝！

昂山素季演講全文

昂山素季

┌────────────────────────────┐

│　在結束了軟禁期後，重獲自由的緬甸民主運動領導人昂山素　│

│　季，於14日在緬甸最大的城市，緬甸全國民主聯盟的大本營　│

│　──仰光舉行了演講，以下為此次演講的全部內容。　　　　│

│　　　　　　　　　　　　　　　　　　　　　　　　　　　　│

│　　　　　　　　　　　　　　　　　──《朝日新聞》編按　│

└────────────────────────────┘

首先，我衷心的感謝大家來到這裡以這樣的方式來支持我，我也有一

些話想和大家分享。雖然我們分別得太久，但是，即使是無法相見，

我也知道我們（人民與我之間）相互之間因慈悲心與信賴感而緊密相

連。全仰賴於此，我了解大家所期待的是什麼。重要的是要明白這樣

的期待能否實現。就我個人看來，所謂的政治其實是“一個學習的過

程”。　　

我在和年輕人們說這番話的時候，並不是說你們中間存在好人、壞人

的區別。我也不相信所謂的績優生與差生的區別。人與人之間的區別

僅在於會學與不會學。而我相信我的同胞們皆是能學會學的。

然而，僅有希望是不夠的。如何把希望變成現實。以一種正確的方法

來追求希望是十分重要。

為什麼要以正確的方法行動，不是因為我們想成為聖人。以我的經驗

來看，如果行動的方式不正確的話，目標也不可能是正確的。因此，

必須用正確的方法實現自己心中的目標。我知道你們有很多問題想問

我。我也想聽聽你們的聲音。但如果大家這樣亂鬨鬨的發問的話，我

將很難明白你們想要表達的內容。我希望可以聽到你們每一個人的聲

音。

即使是在被軟禁期間，我還是堅持收聽（廣播或電視節目），並以此

了解到人們說了些什麼，又需要些什麼。每天必須花五、六個小時收

聽廣播，這對於我來說並不是件輕鬆的事。然而，為了大家我將這個

收聽習慣堅持了下來。通過這樣的方式，我逐漸了解到我們的人民正

處於一種怎樣的生活當中。

然而，並非所有的一切我都了解。我想我更願意以彼此互相傾聽的方

式來和你們每一個人交流。通過此，我也能好好的思考我應當做些什

麼。

我想你們都明白，如果沒有你們的參與任何事情都無法實現。人民為

了自身而爭取民主，我希望這不僅是在我們國家也能成為全世界人民

的共識。正是基於此，我們不懈的努力。我相信我們可以通過和平、

正確的途徑來實現我所提出的目標。

必須要做的事還有很多，但如果不付諸行動的話一切都只是空談。

我們緬甸人，無論遇到什麼事都會輕易的認為“這就是命運”。我也

不止一次和年輕人們談論過。你們真的知道所謂命運一詞的含義嗎。

行動是命運的基石。無論你再怎麼強調“命運”，也不外乎是你自己

行為的使然。

如果說有什麼值得你為之爭取奮鬥的話，那就必須為此付出行動。

“把不可能實現的變為現實”這樣簡單的承諾是無法凝聚民心的。

我們都在努力。人民應當朝着他們開創的道路前行。在這條前行之路

上我希望能盡我一份綿薄之力。民主的開創之路行之不易，需要我們

共同邁步向前。而我們的目標也唯有通過此來實現。

民主的實現不是坐享其成，也不能強迫他人參與，唯有自發自願的參

與到其中來才有可能實現。大家來到這裡以這樣的方式支持我，我知

道這是因為你們對我有所期待。肩負着如此的期待讓我覺得重擔在

身。然而，並非是我畏懼這份責任。我所擔心的僅在於不能盡責。所

以我將盡我所能擔負起這份責任。

在這其間，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能給我以建議、忠告。賜予我力

量。給予我批評。真心的、正確的批評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幫助。你們

給予我的這些批評建議，對於目標的實現將起到非常大的幫助。

在這裡，我懇請大家。無論面對任何事，我們都正直以待不要畏懼。

儘管說出你心中的話，如有所言，當言無不盡。當我們持不同意見的

時候我會提出反駁。而這也是民主主義中最基本的言論自由。所謂言

論自由並不是七嘴八舌的口角之爭。

偶爾我們可能也會大聲爭論。但是，最重要的是相互之間的交流要能

理解對方。即使是雙方意見能達到一致，對於這種能力的訓練也是必

不可少的。通過訓練我們將掌握這樣的交流技巧。

今天，當我來到這裡的時候最先發現的是許多帶有拍照功能的手機。

這樣的手機在現場隨處可見。這也是一種“交流”。

在通訊領域我們取得了很大的發展。請為了良好的目標而善用這樣的

發展。我希望你們使用它，是為了在交流的時候，能增進彼此間的理

解，促進相互間的團結。

昨天，我第一次用上了這樣的手機。而在六年前還沒有這樣的東西。

在使用手機的時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該把嘴湊到哪兒說話。

現在，我想給那些聽不到我聲音的人們看一樣東西。（高舉起一張大

紙，紙上寫着“我愛我的人民”。）愛不只是終點。我們必須喚起行

動。愛為何物？愛就是懷抱着為了能讓彼此感受到幸福的願望而發出

的行動。

我想要懇求大家，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那樣，希望大家都能內心的想法

傳遞給我們。你可以寫信，當然，如果你不信任郵局的話，也可以直

接把信交到我手裡。我所關心的是，大家都有些什麼樣的想法。

在這六、七年間裡，我無法正確的了解到，人們的想法都發生了怎樣

的改變，變成了什麼樣。而這種了解又無法立即獲得。因此，對我來

說必須要重新開始學習。

我無法和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進行直接的交流。如果可能的話，我

希望能有這樣的機會。現在我只能坐着聽你們說話，但是我卻希望你

們每個人都能和我說說話。

我想反覆強調，請不要認為“政治和自己無關”。這種說法獨立以前

就有，即使你認為政治與己無關，政治也會主動找上門來，是躲不開

的。

一切都是政治，並非只有到這裡來支持我們才是政治。在家做飯的主

婦也在運用政治。因為她必須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來做飯，那就是政

治。送孩子上學也是政治，一切都是政治。

誰都不能脫離政治。“政治與我無關，不想跟政治扯上關係”之類的

想法源於對政治的不了解。

請我們的人民去了解政治，也請大家來教我們。我們必須互相學習。

有了人民對我們和為了民主主義奔走的人們的教導，我們才不會犯

錯。

民主的關鍵是什麼？後方的人們必須能夠使喚在前方開展工作的人，

必須擁有這一權利，才是民主主義；占多數的人民必須擁有使喚少數

統治者的權利，才是民主主義。

我能夠接受人民來使喚我們，但不屬於人民的那些人想要限制我們的

自由，我們難以接受。我說這句沒有別的意思，只是把我心裡想的說

出來。

在我被軟禁家中的這段時間，我和那些看管的人有過很多交流，他們

對我很好。我講的都是實情。對該感謝的人就要感謝，我想感謝負責

看管我的那些人。這是我的真心話。

人民之間應該互相體諒，彼此抱有感恩之心。

在我很小的時候，有位高僧曾經說過：“有感恩之心的人少之又少，

知道感恩的人也少之又少”，那時候我還小，並不贊同這句話。

懂得感謝的人很少這一點，當然我也是認同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成

為懂得感謝的人。但是，我不認同“知道感恩的人很少”，是人都應

該知道感恩。不過也有人不知道。如果是值得感謝的，我們就應該去

感謝。

大家很想知道我今後會怎樣開展政治活動吧？想要依靠人民開展工

作，必須和人民的觀點保持一致。

我和人民之間、和所有人之間的對話將繼續下去。絕對不存在與這個

人難以溝通、與那個人無法商量的情況，不管對方是什麼人，只要有

心想好好溝通，就能做到，有心想交談就能做到，今後我將採取這種

做法。我們需要人民的力量。

正如我剛才所說，一旦決定接下來該做什麼，我們會告訴人民。目前

我還沒有與我的黨派的領導階層認真討論過，而討論之後，也不是我

們也不會自行其是，我們將聯合所有為民主主義奔走的團體一起行

動。

當我們決定開展工作之後，會向人民說明。有時候人民會不認同我們

的工作，這種情況是有可能出現的。所有人持同一意見是不可能的，

接受這種不同意見也是民主主義的主張之一。

但是我們要作說明。為什麼我們必須開展這方面的工作、為什麼人民

不認同我們也要做，這些必須得到人民的理解。爭取人民的理解就是

指這一點，是為了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理解，而不是為了拉票。

我們將贏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並堅持開展工作，請原諒我今天不能說

得太具體。畢竟對我的軟禁剛剛解除，即使我說了現在準備開展這方

面的工作，那也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我要多聽最近人們的呼聲，

傾聽的同時，我們來決定該怎麼走接下來的路。

最關鍵的一點是，我們將依靠人民的力量展開行動，我將和所有要求

民主主義的團體攜手共進。我們會為了實現對話而工作，為了實現對

話而努力，採取最大程度避免人民受到傷害。但我不能保證完全不受

到傷害，做那種保證那就是賄賂民意了。

我不敢說，支持我不會受到任何傷害，有時候可能會受到傷害。支持

我的人可能受到傷害，我們也可能受到傷害。但是，我們要去探尋最

大程度避免人民受到傷害的方法。

我們的人民也請不要害怕有時會受到傷害。今天我想說，我們必須明

辨是非，我們必須擁有堅持正確事情的勇氣。是與非有時會隨着時間

而改變，時過境遷，答案也會發生變化。

但是，請大家想清楚，該做還是不該做。怎麼說呢，我父親曾經說

過：“我能夠問心無愧地接受良心法庭的審判”。

在我接受到了現實中法庭的審判，不過我一直希望接受良心法庭的審

判。希望我們的人民也在良心的法庭上，每天主動接受審判，如此受

到審判之後，就會得出答案，自己是否做了應該做的。如果得到了答

案，我們的努力就是具有大價值的。

努力不用在正道是很危險的，只有用在正道才能體現其價值。努力用

在正道，其功效不會因任何人而喪失，希望大家記住這一點。希望大

家擁有一顆體諒別人的心，理解別人的心，容忍別人的心。

請允許我再次提出剛才對大家的請求，共同付諸行動才能成事，一味

期待不會成事。單憑心中所想是無法獲得的，只有付諸行動去爭取心

中所想，只有具備了付諸行動的勇氣，只有真正行動起來，才能如願

以償。

我將去探尋最佳的方法。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再說一次，我們必須找

出最佳的方法來實現目標。我只相信對話，我相信，我們必須使用這

種方法。

今天我來到這裡，來到總部，希望在支持我的各位面前說出真心話。

對於看管我的那些人，我並沒有憎恨。

我的性格決定了我不會憎恨任何人，我心中沒有恨意。在我被限制人

身自由的時候，負責看管我的人對我非常客氣。我說的是事實，他們

真的對我很客氣，我會牢記這一點，感謝他們。

我希望大家也能這樣，不管地位高低，不管屬於哪個領域，每個人都

心懷體諒與人交往。如果大家能象客氣地對待我一樣，以體諒的姿態

對待全國人民，善莫大焉。

請不要象將我軟禁家中一樣，軟禁人們。我要請求你們象客氣地對待

我一樣，客氣地對待人民。不要因為自己不喜歡，就否定一切。凡事

均有好壞兩方面，如果被人指出不好的地方也沒必要發怒，不要做壞

事，但要對抱有好的方面抱有珍惜和感恩的心。

懂得感謝會令人的心靈世界更充實，碰到值得感謝的事情就要感謝。

請讓我看到值得感謝的事情，我會銘記並感謝你們。不過現在，我必

須感謝我們的人民。

對感謝這個詞我多說幾句。大家要堅強，我們緬甸人的勇氣就象棉花

上的火焰，我討厭這種說法，這種情況不允許發生，為了避免這種情

況，人必須活出人樣。人是有尊嚴的。你想擁有人權嗎？記得人權宣

言的開篇寫了什麼嗎？它以“人生而有尊嚴”為始。我們必須維護這

一份尊嚴，維護不與他人權利相牴觸的尊嚴。

我不會片面地說話。我不會說“為人民做點什麼吧”，應該自己處理

的事情人民要自己來做，人民必須知曉自己的職責，履行自己的責

任。

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我們的國家才會發展。我們的國家是不是在發

展，大家比我更清楚。沒有發展，但我不會指責是誰之過，我只是想

說，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和大家齊心協力為發展鞠躬盡瘁。

我不會乞討，我也不認為各位願意乞討。我們只是在為了自身的進步

謀求應得的權利。

我們必須繼續開展工作，讓我們的人民為了自身的進步獲得應得的權

利。但這不是說，我會為大家奉送上好飯菜，我只是想讓大家獲得掙

夠錢讓自己吃飽飯的素養。

我們將和信奉民主主義的團體協商並採取行動，而不是全國民主聯盟

自行其是，我們將和許多人攜手共進。這裡的支持來自我們的人民，

缺少了人民我們將一事無成。如果需要人民的配合我們會發出請求，

在發出請求的時候，請信任我們，伸出你們的援手，這是我現在就要

拜託你們的。

老實說，與我們共事的人裡面，有些已經無法看到我們實現目標的那

一天。朝着正確的目標前進是人生中有價值的行為，沒有人能夠玷污

這種價值。

人總有一死，重要的是活着的這段時間怎樣度過。今天，我們要向那

些獻出生命的民主活動家們致敬，也要向身陷囹圄的民主活動家們致

敬，希望所有的活動家都能獲釋。

（譯者：eroica/畫眉；校對者：eroica/畫眉〕

〔原文是日文，原載《朝日新聞》2010-11-15。提供者：（紐約市）

胡平〕

翁山蘇姬在緬甸的地位就像是未加冕的女王，她因遭到多年軟禁，很少緬甸人有緣見到她本人，但其大無畏的勇氣、堅忍不拔與和平抵抗的形象，早已深植人心，猶如緬甸版的曼德拉。

用傳奇人物來形容這位一九九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點也不為過。父親是帶領緬甸從英國殖民地獨立的國父翁山將軍，但她年僅兩歲，父親就遭人暗殺。她過去二十二年來，靠著出眾的個人魅力及外界無法想像的毅力，領導緬甸的「二次獨立鬥爭」。過去二十一年中，逾十五年遭到囚禁或軟禁。

翁山蘇姬本人一如照片，是一個美人胚子，配上脫俗儀態與端莊氣質，這些都與她早年因母親為駐印度大使，而在新德里上英印女子社交禮儀學校有關。

翁山蘇姬雖不是天生的政治致約遙部贍懿恢O如何才能讓自己的國家脫胎換骨，但她非常清楚國家需要哪一種體制。諾貝爾委員會在頌詞中，就形容她是「無權勢者的力量」之輝煌典範。

翁山蘇姬出生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兩年後適逢緬甸獨立。一九六○年，她與母親一同出國。一九六四年，她在英國牛津大學聖休學院學習政治學、哲學與經濟學。一名友人回憶，她做事一板一眼，而且有與生俱來的優雅社交儀態。

她後來在倫敦大學擔任研究助理，之後又在紐約替聯合國工作。一九七一年她與英國籍男子艾瑞斯訂婚，她每天寫信，直到兩人隔年完婚。她說：「我只要求一件事，如果我的人民需要我，你會幫我盡我的職責。」她還說：「我無法釋懷環境與國家大事可能讓我們分開的憂慮。」

不過，這已是十六年後的事。一九七三年，她的長子在倫敦出生，接著次子在牛津出生。她在產後重拾教職，先在日本教授緬甸研究及從事研究工作，再去印度。一九八八年三月底的一個晚上，她在牛津接到一通改變其一生的電話：母親中風，她旋即返國。

回到緬甸後，當時自一九六二年起執政的獨裁軍政府正鎮壓學生領導的民摺０嗽擄巳渣/st1:chsdate>，軍方開槍射殺多達五千名抗議群眾。

不到兩週後，翁山蘇姬在仰光的瑞德貢大金塔對五十萬人演說。她說，身為緬甸國父的女兒，她不能再坐視。翁山蘇姬說：「沒錯，我在海外定居。也沒錯，我嫁給了外國人。這些事實從未減少我對祖國的熱愛與奉獻。」

接著，翁山蘇姬成立「全國民主聯盟」，爭取自由民主、多黨政府及自由公平選舉。儘管遭到軍政府羈押與恫嚇，全民聯在一九九○年大選囊括國會八十二％席次，但不被軍政府承認。她被軟禁到一九九五年，接著又被禁止旅遊。

一九九九年，丈夫在倫敦死於癌症，翁山蘇姬不敢前往英國參加葬禮，因為她擔憂一旦離開緬甸就無法回來。二○○○年翁山蘇姬再度入獄，直到○二年獲釋，○三年五月再次被捕。○九年，一名搞不清楚狀況的美國人耶托游泳擅闖其寓所，害翁山蘇姬軟禁延長一年半，軟禁期限到十一月十三日到期，正好是緬甸最近大選的六天後才獲釋。

緬甸民主精神領袖翁山蘇姬，於當地時間今天中午在全國民主聯盟總部，發表7年來首次的公開政治演說。（法新社）

翁山蘇姬發表演說時，現場擠滿數千名支持群眾。（法新社）

〔本報訊〕歷經7年的軟禁，緬甸民主精神領袖翁山蘇姬昨天終於重獲自由，媒體報導，她今天在數千名支持者的歡迎中發表演說，她呼籲民眾爭取民主和權利，她表示希望能聽到人民的聲音，她將與所有民主的力量合作，以正當的方式去爭取，此外，她還向律師表示想用推特（Twitter）與年輕人溝通。

　翁山蘇姬在當地時間今天中午於她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總部（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發表7年來首次的公開政治演說，現場擠滿支持群眾，她表示相信人權與法治，而民主就是言論自由，以及人民對政府作出監察，她也願意接受這項監察，她也表示，無意與軍政府為敵，在軟禁期間她受到良好待遇。

　據報導，緬甸官員表示翁山蘇姬無條件獲釋，但目前不清楚她的行動是否會受到限制，支持者們憂心軍政府隨時可能把她再度抓起來，就像過去軍政府曾給過她短暫的自由一樣；她在軟禁期間，與外界唯一的溝通管道只有律師，65歲的她表示重獲自由後，第1件想做的事就是，開設國外風行的推特帳戶，和國內外年輕一代溝通，且每天都要推文。

　翁山蘇姬為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當時緬甸政府不讓她出國，而由其子代為領獎。據悉，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已公開向翁山蘇姬發出邀請，希望她儘快訪問挪威，並發表得獎演說，而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也要求緬甸當局保證，她若訪問挪威，未來還是能返回緬甸，否則翁山蘇姬是不會出國的。

緬甸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因緬甸政府軟禁令今日屆滿終於獲釋，她呼籲民眾，一定要團結，唯有團結才能達到目標。（路透社）

現場一千多名恭候多時的支持者和記者，看到翁山蘇姬步出門外，情緒高昂。（法新社）

〔本報訊〕緬甸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因緬甸政府軟禁令今日屆滿終於獲釋，恢復自由的她今日向群眾呼籲，大家必須團結一致，才能達到目標。

　65歲的翁山蘇姬曾獲諾貝爾和平獎，在1962年以來一直遭軍事統治的緬甸，她已成為民主邉擁南筢紜Ｋ罱@次遭監禁，時間長達7年半，而過去21年來她總共有15年時間遭監禁或軟禁，去年因一名美國人游泳渡湖，獲翁山蘇姬收留，緬甸軍政府以此為藉口再延長軟禁期限18個月，今天到期。

　翁山蘇姬今日獲釋後，身穿傳統粉紅服裝，在律師及醫生陪同下，走出家門，向約1000名恭候多時的支持者和記者揮手微笑，現場群眾掌聲如雷，情緒高昂，紛紛開始大聲喝采、歡呼甚至唱起國歌。

　翁山蘇姬在接受群眾獻花後開口表示，很感謝大家這樣子的歡迎，自己已經很久沒有見到大家了，有很多話想跟大家說。

　翁山蘇姬在短短的幾句話中強調，希望大家都要團結合作，唯有透過團結，我們才能實現我們的終極目標。爾後她呼籲群眾到她的政黨總部外，聽她發表講話，也希望支持者明天能到反對派辦公室門外，聆聽她演講。

　英國首相卡梅倫得知翁山蘇姬獲釋後，率先發表聲明表示，這是遲來的正義，翁山蘇姬是所有相信言論自由、民主、人權的人的精神領袖。美國總統歐巴馬則稱翁山蘇姬是「我的英雄」。

　此外，這次翁山蘇姬重獲自由有多大的尺度，受到外界關注，緬甸流亡媒體「伊洛瓦底江雜誌社」（The Irrawaddy）今天引述翁山蘇姬律師那溫（Nyan Win）的話指出，軍政府一定會想限制她的行動，讓她無法與大眾和少數民族會面，但她不會接受那樣的限制。

　緬甸政治分析人士翁奈歐（Aung NaingOo）表示，這次釋放，顯示軍政府選後對控制緬甸有相當的信心，即使翁山蘇姬軟禁期限已到所以獲釋，但像緬甸這樣的國家，統治者還是可以利用各種法律再拘禁她。

關於昂山素季獲釋的數篇報導

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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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山素季獲釋引來慶祝和謹慎　　　　　　　　　美國之音　│

│　昂山素季在黨部向支持者講話　　　　　　　　　美國之音　│

│　昂山素季：同大家一起推進民主　　　　　　　　美國之音　│

│　昂山素季尋求和軍人統治者和解　　　　　　　　美國之音　│

│　網民熱議昂山素季獲釋．促釋放劉曉波　　　　　美國之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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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季獲釋引來慶祝和謹慎

〔美國之音記者科隆本特2010-11-14華盛頓報導〕長期受到軟禁的緬

甸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昂山素季被當局釋放，讓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們

感到高興並為此舉行慶祝活動。但是支持者也表示謹慎，他們指出，

這位長期為民主獻身的活動人士、被暗殺的獨立活動領導人昂山的女

兒，曾經有過先被釋放又被關押的經歷。

☆緬甸旅法人士上街慶祝

在法國的緬甸社區民眾以及其他支持昂山素季的人士得到消息後立即

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對她獲釋的喜悅心情。

米雷耶．布瓦松是在巴黎參加活動的人士之一。

她說：“你能猜得到，我們現在只有高興。我們所有長期為民主而

戰、為昂山素季而戰、為支持她的緬甸人民而戰的人們都只有高興，

我們心中真的充滿了喜悅。但是同時我們也非常謹慎，那是因為現在

為她獲釋感到高興，我們希望她安全，同時我們也要求緬甸當局保證

她的安全。”

在華盛頓頓努力幫助數百名支持民主的緬甸人士獲釋的一名叫作賈里

德．金斯勒的律師也表達了對昂山素季獲釋的謹慎態度。

他說：“昂山素季已經三次獲得自由，但是緬甸並沒有發生變化。事

實上，最近幾年，緬甸軍政府從來沒有顯示任何想要妥協的意願，沒

有做出任何行動和昂山素季開展對話。”

☆國務卿克林頓發表聲明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發表聲明說，她和世界各地幾十億民眾共

同慶祝這位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獲釋。

她的聲明同時呼籲緬甸軍政府領導人對她的釋放不附加任何條件，以

便她可以不受限制地旅行及參加政治活動。

現年65歲的昂山素季曾領導緬甸全國民主聯盟，並在1990年的大選中

贏得選舉，但當局完全忽視這個結果，隨後將昂山素季軟禁，她在過

去20年來多數時間都在軟禁之中度過。

昂山素季星期六被從她在仰光的家中釋放，此前緬甸剛舉行了全國大

選，軍方支持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贏得全面勝利，不過決定參加競選

的反對黨也在全國議會和地方立法機構中贏得了更多的席位。

昂山素季在黨部向支持者講話

〔美國之音記者2010-11-14華盛頓報導〕緬甸民主運動領袖昂山素季

從軟禁家中獲釋得到自由後發表了一次罕見的講話，她敦促緬甸人民

挺身維護自己的權利，在軍人統治的緬甸尋求民主。

昂山素季在仰光的全國民主聯盟總部發表講話，數千名支持者向她歡

呼。她說，言論自由是民主的基石。在給美國之音的評論中，一名在

現場的記者形容人們對她的釋放“非常興奮，非常高興”。

昂山素季告訴人群說她願意和所有的民主力量合作，她還鼓勵人們向

她的政黨傾訴他們的擔憂。昂山素季星期六從她位於仰光湖邊住宅里

走出獲得自由時，數千名支持者為她鼓掌。

世界各國領導人也讚揚了同緬甸軍人政府進行了幾十年鬥爭的昂山素

季。她過去七年的軟禁是一系列拘留行動中的最新一起，她在過去21

年中有15年被拘留。

昂山素季：同大家一起推進民主

〔美國之音記者施瑞福2010-11-14曼谷報導〕緬甸民主運動領袖昂山

素季，星期六被解除了軟禁。星期天，她面對無數支持者，多年來第

一次發表講話說，她將同所有民運組織一道，推動民主事業。

☆昂山素季：同一切民主人士合作

昂山素季在仰光全國民主聯盟總部對大批支持者發表了講話。她說，

她還沒有同緬甸民主聯盟的其他領導人交談，因為她剛剛獲釋。但

是，昂山素季談到自己時說，她已經做好準備，同緬甸任何願意推動

民主的人士展開合作。

緬甸民主運動領袖昂山素季今年65歲了，她說，因為她剛剛獲釋，所

以，她想先聽聽民眾的意見，然後，再決定下一步如何行動。

星期六晚上，緬甸軍政府解除了對昂山素季這位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實施的軟禁。之前，昂山素季被軟禁了7年。

☆世界各地：歡迎昂山素季獲釋

世界各國和人權組織都對昂山素季獲釋表示歡迎，但是，也同時譴責

緬甸當局監禁昂山素季多年，並呼籲緬甸當局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星期天早些時候，在緬甸駐泰國大使館前，來自“自由緬甸同盟”組

織的一些抗議者，高呼口號，要求在緬甸實現民主。

☆緬甸反對派在泰國活動

這些示威群眾向使館送了一束鮮花，感謝緬甸政府釋放昂山素季。但

是，他們同時表示，即便一個魔鬼這樣做，他們也會表示感謝的。示

威群眾代表梯米萊羅宣讀了聲明，說監禁昂山素季的人都是非常不人

道的犯罪分子。與此同時，她也認為，釋放昂山素季代表了某種變革

的跡象：

她說，誰知道呢？也許緬甸軍政權真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當

然，這裡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不大。如果政府真的棄暗投明，那他們

就必須開始關注兩千兩百多名其他的政治犯，並陸續釋放他們。

☆緬甸大選，不許昂山素季參加

昂山素季是星期六獲釋的。而星期五，緬甸軍政府舉辦了全國選舉，

再度引起了爭議。政府說，將通過選舉恢復文職政府治理國家。

世界各國領袖以及民運人士都批評了緬甸的選舉，他們認為，這只是

當局想通過民主的假象來鞏固自己的權力。

當局不讓昂山素季參加選舉，正因如此，當然還有其他不公平的選舉

規定，緬甸全國民主聯盟抵制了這次選舉。

緬甸政府以此為由解散了緬甸全國民主聯盟，如今，這個聯盟只是一

個社會慈善機構。

一個軍方支持的政黨宣布他們贏得了這次選舉。抵制這次選舉的反對

黨認為，這次選舉有舞弊現象，而且還有不少威脅利誘事件發生。

緬甸政府說，軍方必須在國家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樣，才能不讓

少數民族武裝分子，把國家搞的四分五裂。

昂山素季說，她將根據這些指控展開調查，但目前為止還不得而知，

政府是否會阻止她這樣做。

緬甸全國民主聯盟贏得了1990年的大選，但是，軍政權卻不承認選舉

結果，並長期軟禁了昂山素季。從那以來二十年來昂山素季就不時遭

到這樣的待遇。

昂山素季尋求和軍人統治者和解

〔美國之音記者2010-11-14華盛頓報導〕剛被釋放的緬甸民主運動領

袖昂山素季向在過去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剝奪她自由的緬甸軍政權拋

出橄欖枝。

這名65歲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接受美國之音獨家採訪時說，她和她

的支持者絕對不會致力於跟軍人統治者發起衝突。她補充說。“我們

非常希望軍人政權能理解，衝突不是緬甸問題的解決方法”。

昂山素季星期六在她位於湖畔的家中被解除軟禁，她走出家門的時候

有幾千名支持者迎接她。

星期日，昂山素季在她的全國民主聯盟黨的總部發表講話，她說，言

論自由是民主的基石。昂山素季說，她要和所有的民主力量合作，尋

求改變緬甸，但是她說改變必須通過和軍方領導人進行討論等“正確

的方法”來實現。她說，“否則，無論多麼高尚和正確，民主勢力都

不能實現他們的目標。”

網民熱議昂山素季獲釋．促釋放劉曉波

〔美國之音記者黎堡2010-11-14香港報導〕中國當局目前看來還沒有

將昂山素季作為敏感詞在網絡媒體上進行封鎖，但一些網民擔心，當

局不久後就會封殺有關的討論。

緬甸民主派領袖昂山素季獲得釋放後，許多中國人感到鼓舞，並希望

同樣是諾貝爾獎得主的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早日獲得自由。中國官方

媒體發布昂山素季獲釋消息時顯得相當謹慎。

緬甸當局星期六晚上結束了對民主派領袖昂山素季長達七年的軟禁，

讓這位65歲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重新獲得自由。同樣是這個獎項得主

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他所稱的英雄的獲釋表示歡迎，其它多個國家的

政府也紛紛發表聲明，對緬甸當局的這項舉動表示歡迎，並敦促當局

釋放所有政治犯。

☆北京未表態．官方消息少

中國政府還沒有對昂山素季獲釋表態，國家媒體新華社網站星期天的

首頁上也看不到這條重大消息，讀者在點擊新華國際版後才可以看到

這條消息。中國的一些地方媒體則轉載了新華社在前一天發布的新聞

稿，報道了昂山素季軟禁期滿獲釋的消息。

中國網民對昂山素季獲釋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在百度貼吧中，一些網

民向昂山素季致敬，祝賀她獲釋，同時也不指名地祝某人早日出來。

☆維權人士：北京將感受壓力

在不受中國政府控制的推特上，一些網民直截了當說，他們希望另一

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國的異見人士劉曉波也能獲得釋放。一位網

民說，“昂山素季獲釋了，劉曉波獲釋的日子還能有多遠？”

浙江省杭州市維權人士何士林對美國之音說，昂山素季獲釋顯然會使

北京當局感受到要求它釋放劉曉波的壓力。

何士林說：“它一定會有一個壓力，因為劉曉波畢竟是一個諾貝爾和

平獎得主，而且他還是在監獄裡，在國際和國內，它都有壓力。”

廣東維權人士鄭創添也認為，中國政府會因為昂山素季獲釋而感受到

壓力，但不太可能因此而釋放劉曉波。

鄭創添說：“我相信對他們是有壓力的，但是非常多的事情證明這些

壓力對他們無效，我也從來不指望政府會做出什麼好的舉動。”

與此同時，鄭創添認為中國的民眾應該從緬甸人民追求民主與自由的

努力中受到啟發和鼓舞。他在推特上說，“醒醒吧，中國人，向緬甸

人學學追求自己民主的勇氣。”

昂山素季星期六傍晚獲得釋放時，數以千計的民眾不畏當局的嚴密監

視到她的住所外祝賀她重獲自由。

☆李卓人：中國當局還不如緬甸

在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敦促北京以緬甸當局釋放昂山素季

作為參考，儘快釋放劉曉波，讓他去挪威出席下個月的諾貝爾和平獎

頒獎典禮。李議員對美國之音說，緬甸當局沒有阻擋幾千名昂山素季

的支持者前往她的住所祝賀她獲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當局的表

現還不如緬甸。

李卓人說：“我們想象一下，如果在中國出現同樣的局面，警察和公

安會不會鎮壓？大家的答案是肯定的。現在，緬甸政府起碼給他們有

個集會的機會。起碼，對昂山素季的釋放和讓他們集會，這比以前有

了進步。”

中國當局目前看來還沒有將昂山素季作為敏感詞在網絡媒體上進行封

鎖，但一些網民擔心，當局不久後就會封殺有關的討論。

〔原載《美國之音中文網》2010-11-14；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

對於1991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緬甸政治領袖昂山素姬，可能很多中國人都不太了解。即使了解，但卻少有積極的評價。其原因我想可能有兩方面：1，她作為一個佛教領袖，並且獲得過諾貝爾獎，還被政府關押多年，實在讓人不得不想起那個連名字都不能提起的某個神秘老人；2，很多中國人從建國以後的思維就定格在這樣的邏輯上：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如果簡單的引申的話就是“親西方的就是壞人，敵視西方的就是英雄。”
　　這種簡單的幾乎白痴的邏輯根深蒂固與很多人的腦海里。這也就不難理解中國在兩個非洲小國所遭遇的國際尷尬和為什麼很多國人依然把薩達姆和米洛舍維奇看成是民族英雄的原因。
　　我可以善意的把這個理解為個人喜好，個人喜好是一個人的自由，我無權干涉。但我想作為人類的一分子，我們的喜好應該有一個底線。
　　當我們看到2個月前，緬甸這個中國的“友好鄰邦”遭受特大災難，造成數百萬人受災，10萬人以上死亡時，緬甸軍政府採取的“救災”措施只有一項，那就是“封鎖”，封鎖一切受災信息，並拒絕外國援助。他們把那數百萬無辜災民像垃圾一樣封存在塑料袋裡，任其發酵腐爛。面對這樣的軍政府，你如果再說這是“個人喜好”，可能就讓人感覺有點人格變態了。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友好鄰邦是我國的幸運還是恥辱。（只可惜很多友邦都這個德性）
　　
　　
　　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近二十年來一直有一個傷疤是軍政府不願觸及的，那就是昂山素姬。
　　從早先的照片上看，我們不難發現她是一位異常美麗的女子，當我看到她時，總會情不自禁的去想象，她是個什麼樣的人，過着什麼樣的生活。事實上，她本可以在安靜的牛津大學裡，看書，彈彈琴，相夫教子安詳的度過一生。可是，命運把她推向了另一面。
　　
　　
　　她1945年6月19日出生於緬甸仰光，是領導緬甸獨立的民族英雄昂山將軍的女兒。緬甸於1044年形成統一國家，19世紀後成為英國殖民地，1942年被日本占領。緬甸國父昂山組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起義抗擊日軍。日本戰敗後，昂山帶領緬甸人民向英國殖民政府要求獨立，終于于1948年1月4日緬甸獨立。遺憾的是昂山已於頭一年的7月被政敵暗殺，時年32歲，當時，昂山素季2歲。
　　1960年15歲的她，隨擔任大使的母親到了印度。在當地一所女子學院學習期間，“聖雄”甘地的政治和哲學“滲入她慢慢發展的心靈”。
　　　　1963年，昂山素季被送到英國，就讀於著名的牛津大學，大學期間，昂山素季利用課餘時間搜集各種有關她父親的緬文或英文資料，撰寫父親的傳記。在寫作過程中，昂山素季被她父親無私無畏的精神以及熱愛國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所深深地感染，她多次向同學表示，她一定要返回緬甸，為那裡的父老鄉親們能過上更好的生活而奮鬥。她在這裡也認識了後來成為她丈夫的人英國學者邁克·阿里斯（Michael Aris）。可以說這段時間是她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時光。
　　
　　
　　但是在昂山素季離開的日子，緬甸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1962年，奈溫將軍發動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開始了至今的軍人統治。軍政府宣布走社會義主道路，沒收剝削階級——主要是勤勞的華人——的資產，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到1980年代末在軍政府的統治下，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緬甸已經淪為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之一。
　　幾代軍頭都用赤裸裸的暴力來維繫他們的權力，悍然取消緬甸人民基本的人權和自由，將這個昔日的佛國變成了“動物莊園”。回顧近代以來緬甸的歷史，是一幕仍然在上演的悲劇。比昔日的殖民者更可怕的是本國軍頭的“自我殖民主義”。利用暴力和恐懼，軍政權將緬甸人民都變成了自己的“人質”，這是一種更加直接的“國家恐怖主義”。這就不難理解緬甸政府在這次救災行動時的表現。
　　上世紀80年代起，為了反抗緬甸軍政府的壓迫，學生和僧侶們組織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議活動，這也把昂山素季推向了歷史的舞台。
　　
　　
　　昂山素季於1988年回到緬甸照顧生病的母親。她親眼目睹了祖國所遭受，那個自己父親為之付出生命的土地被一些人如此蹂躪，她感到心痛不已。
　　八月二十六日，仰光近百萬群眾在瑞德貢大金塔西門外廣場集會，昂山素季第一次面對這麼多的民眾發表演說。她一身雪白的長裙，宛如一隻從仙境飛來的白天鵝。她那慷慨激昂的神態、鏗鏘有力的聲調、擲地有聲的言詞令所有在場的民眾印象深刻。　昂山素季敏銳地發現了緬甸悲劇的根源，她說道“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這一刻緬甸人民盼望已久的領袖誕生了。
　　從此昂山素季走向了歷史的舞台上，也走向了一條不歸路。
　　
　　
　　她深受聖雄甘地的非暴力理論影響，昂山素季開始參與政治並致力於民主進程，但也因此得罪了獨裁政府。1989年她被軍政府以一些莫須有的罪名遭到軟禁，並一直關押至。
　　　
　　
　　軍政府（獨裁者都是這麼白痴）於1990年舉行了“實驗性”的大選，本以為軍方似乎穩操勝券，結果出乎意料，卻好像是情理之中，昂山素季的政黨“全國民主聯盟”贏得了絕對優勢。在正常情況下，她應該成為國家總理，但選舉結果被作廢，軍政府拒絕交出政權。這件事在國際產生了巨大迴響。
　　1991年，國際社會為了她在維護緬甸人民權益上做的貢獻，授予她諾貝爾和平獎。但此時被軟禁的她無法親自前往挪威領獎，只好讓兒子代替自己發表了答詞。這份答詞中引述了昂山素季的名言：“在緬甸追求民主，是一國人民作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與平等的成員，過一種充實全面、富有意義的生活的鬥爭。它是永不停止的人類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證明人的精神能夠超越他自然屬性的瑕疵。”
　　1994年10月21日，聯合國下屬有關機構在菲律賓召開“文化與經濟發展關係”國際研討會，被緬甸軍政府軟禁的昂山素季寄去一篇論文，由菲律賓前總統科·阿基諾夫人在會上代為宣讀，文章尖銳地駁斥關於發展中國家“應該經濟先走，民主緩行”的觀點；指責許多當權者不分青紅皂白，將民主運動與要求落實人權問題一概說成是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而加以否定；呼籲聯合國重視和支持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貧窮落後國家的民主運動和人權問題。這篇演講也在整個亞太地區造成了很大的轟動效應。
　　
　　
　　對比她坎坷的政治經歷，更讓人感到扼腕嘆息的是她和那位英國丈夫之間悽美的愛情。
　　早於1970年代，兩人在牛津訂下婚姻盟誓前，研究西藏文化的英國學者邁克·阿里斯已經知道，有一天命運會叫他們在家與國之間作出抉擇。他清楚知道，眼前這個容顏清麗的妻子絕非一般緬甸女子，她體內流着的是緬甸獨立運動領袖昂山的血，生來就跟國家人民扣連一起。她內心明白，當人民需要她，她必會毫不猶豫付出自己。
　　婚後十多年，她隨他在牛津靜靜過日子，照顧家庭，讓他專心學術研究，那是他們婚姻中最美好祥和的時光。直至1988年3月，昂山素姬獲悉母親中風病危，便匆匆告別丈夫與兩個兒子，趕返緬甸侍母，想不到此一去，卻是夫妻天涯斷腸之始。
　此後，阿里斯多次要求到緬甸探妻，均遭到軍政府拒絕。幾經爭取，幾年間兩人只短暫會面五次。
　　夫妻最後的相聚是在1995年底，可是此後他便不再獲准進入緬甸。1999年3月，阿里斯因癌症在牛津逝世，在軍政府多番阻撓下，昂山素姬最終也無法赴英奔喪。
　　“我永遠不會站在你和你的祖國之間。”當年阿里斯這句愛的承諾，最後通過死亡來體現。他的愛，是別在昂山素姬發上的那朵白花，素淨而堅貞。而今，則化作她孤獨長路上的一盞溫柔的燈，靜靜為她照亮前路。
　　
　　
　　2005年6月19日：全球14個國家爆發反緬甸示威，要求釋放昂山素季因為這一天是她60歲的生日。Damien Rice的這首Unplayed Piano也創作於此。據說被軟禁期間，昂山素季沒有消沉。她的生活十分規律，閱讀詩歌、散文，學習法語和日語。她愛聽搖滾樂，美國搖滾樂隊“感激的死者”是她最喜歡的一支搖滾樂隊。她還經常在夜裡獨自彈奏鋼琴曲，但是她的鋼琴壞掉之後想修復卻受到了層層的阻撓。這也是damien這首歌歌名《unplayed piano》的來源。
　　
　　 Damien rice和lisa hannigan唱到：
　　 "Come and see me
　　　　Sing me to sleep
　　　　Come and free me
　　　　Hold me if i need to weep
　　　　Maybe it's not the season
　　　　Maybe it's not the year
　　　　Maybe there's no good reason
　　　　Why i'm locked up inside
　　　　Just cause they wanna hide me
　　　　The moon goes bright
　　　　The darker they make my night
　　　　
　　　　Unplayed pianos
　　　　Are often by a window
　　　　In a room where nobody loved goes
　　　　She sits alone with her silent song
　　　　Somebody bring her home ”
　　
　　如泣如訴的歌詞描繪了昂山素姬悽美的愛情和悲慘的現狀，讓人無法不為之動容。
　　
　　
　　從昂山素姬身上，我看到了人類的尊嚴。和許多偉大的政治家和人道主義者們一樣，她具有堅韌的人道信念和精神追求，和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圖圖主教一樣，昂山素季也是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少有的具有大仁大智的政治家。精神的永恆和心靈的偉大，是那些獨裁者和軍頭們無法理解的。他們不明白是什麼力量支撐着安妮為在集中營里寫日記，他們也不明白堅固的柏林牆為何會在一夜之間倒塌，他們更不會明白為什麼那個弱女子能捨棄自己幸福的生活，敢於和火槍大炮還有陰險的男人世界進行抗爭。儘管墨索里尼，齊奧塞斯庫等人的屍體早已曝光於全世界人民的眼前，但還是有那麼多獨裁者和軍政府們繼續走上這條可恥的不歸路。是的，昂山素季的生命是如此的美麗，她改寫了亞洲人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惡毒的詛咒，總有一天她會帶領她的人民由屈辱走向光榮，從奴役走向自由。
　　我們相信歷史，因為所有陰暗和獨裁都會被逐漸的碾碎在歷史的車輪下；我們相信未來，未來將告訴我們任何武力與恐嚇都不能壓制人類奔逸的思想和對自由的追求。

中國的危局與願景

王策
在台灣舉辦的《中國民主化展望和探索》國際會議上的講話稿

┌────────────────────────────┐

│　王策的這一篇建言含着對於台灣人民和中國少數民族的善意　│

│　和關懷。我想，只要中國人讓自己的政府向世人清楚明白地　│

│　“復誦”並“承諾踐行”它所已經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　│

│　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頭　│

│　條首款──“所有人民都有自決權”──，願意把一切統獨　│

│　問題按照這個原則處理。那麼，東亞將會立即出現一個和平　│

│　繁榮的轉機和景氣，而它的崛起將被世人所祝福。　　　　　│

│　　　　　　　　　　　　　　　　　　　　　　　　　　　　│

│　　　　　　　　　　　　　　　　　　　 ──洪哲勝編按　│

└────────────────────────────┘

主持人、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

今天下午我要向各位報告的題目是《中國的危局與願景》。

早上有幾位教授已經對中國社會的危機作了演講，很精彩。我在這裡

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對中國面臨的各種內外矛盾，作一個全局的透

視。首先我將分析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圍堵遏制、中國自身邊疆地區的

分離傾向、以及內部興起的人民的維權運動帶來的社會不穩等等狀

況。我援引了漢代政治家徐樂有關國家“土崩”與“瓦解”的論述，

指出中國當前的危局是內有土崩之憂，外有瓦解之患。然後談談我個

人對如何化解這些危機的看法，其中也提出了對僵持達半個多世紀的

海峽兩岸關係以“一國兩國”的模式來解決的構想。最後我指出中國

現在正面臨着“逆勢崛起”與“順勢崛起”這兩條道路的選擇，選擇

前者，將給中國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只有選擇後者才能使中國在21世紀崛起成為一個自由、民主與繁榮的大國。這就是我要講的大概內

容。

那麼，還是從這些天最熱門的話題講起吧。10月8日，挪威諾貝爾評

獎委員會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給中國系獄的異議人士劉曉波，在其頒獎

辭中深刻表達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作為畸形崛起的大國之不滿和擔心。

他們指出：“過去數十年，中國經濟長足發展，史上罕見，成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億萬人民已經擺脫貧困，政治參與的範圍也在擴大。

中國享有新的國際地位，理應承擔更多責任。但人們看到的卻是，中

國不但以締約國身分，違反多項國際協議，更違背了本國的政治權利

條文。《中國憲法》第35條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

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實際上，中國民眾的這些自

由顯然受剝奪。”所以他們無法忘記那些僅僅是公開表達自己觀點、

以和平方式尋求與政府對話的中國政治抗議者的現實處境和命運。諾

貝爾和平獎評委主席還表示：“如果我們不投票給劉曉波，我們等於

是背叛了中國境內的人權。我們不能坐視中國境內持續發生的人權侵

害。”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中國的異議人士，其實就是當今國際社會對

中國在經濟改革的同時拒不進行政治改革，蔑視與踐踏自由、民主、

人權等普世價值的頑劣態度的反彈與警示。

由於中共統治集團的頑固不化，已迫使國際社會重新考慮如何實現其

對中國戰略的政策取向。在前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極權集團解體後，

實行共產獨裁的中國依然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上構成對

自由世界的最主要的威脅，西方戰略目標就是要促使中國民主轉型。

布什政府曾宣示說：“美國將鼓勵（中國）推行民主與經濟開放，因

為這是國內與國際秩序穩定的最佳基礎。”只有中國在政治、經濟、

價值觀上全面融入國際社會，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值得信賴的成員，

才會將自己的國力增長與經濟發展建立在與世界其它國家互利的建設

性基礎上，世界才有和平可言。

至於在實現這一戰略目標上究竟採取“接觸”（engagement）政策或

“遏制”（containment）政策曾經一度引起熱烈的爭議。

主張接觸者認為，中國在與外部世界頻繁交往中，會對自由世界的政

治與文化價值增加接觸和了解，通過融入全球化的經濟秩序和參與各

種國際組織，會與國際社會趨向合作而非對抗，凡此種種將逐漸引起

中國國內漸進的政治民主和社會自由的變化。他們尤其相信，經濟的

自由化和發展，必然會帶來政治的民主。這就是克林頓政府時期主張

最惠國待遇同人權問題脫鈎，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者的觀點。

與之相反，遏制論者則主張採取相同於冷戰時期對前蘇聯集團軍事圍

堵的方法來抑制中國的崛起。他們力主在亞洲組織強大的軍事同盟，

強化冷戰時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聯盟體系，如《美日安全條約》、

《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澳新條約》，

把台灣納入導彈防禦系統，增強台灣的軍事力量等等，向構建“亞洲

的北約”發展。並由原來的海上新月形第一島鏈（起自阿留申群島、

千島群島、日本群島、琉球群島、台灣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

群島等群島）、第二島鏈（以關島為基地，起自南方諸島、包括小笠

原群島與硫磺列島、馬里亞納群島、雅浦群島、帛琉群島及哈馬黑拉

馬等島群）與第三島鏈（主要由夏威夷群島基地群組成）等島群構成

包圍圈，加上通過印度洋，南亞、中亞、西亞這種新的陸上新月形包

抄，形成一個“Ｃ”形包圍圈，從地緣政治上嚴密圍堵中國。

他們認為，隨着中國在軍事和經濟實力上的崛起，如果又拒不願意進

行民主轉型，就會象二戰時期的德國和日本一樣，必然會挑戰西方民

主社會，特別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戰爭將不可避免。遏制

論者查爾斯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他的《我們為何必

須遏制中國》一文中說：“遏制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戰爭。但是，一個

在制度上轉變為寬容、民主的中國是對和平的最好保證。”所以他主

張長期向中國施加壓力，並向中國不斷發出強烈的信號：“自由化或

者被驅除”（Liberalize or be ostracized），除此別無選擇。還

有更極端的遏制論者，他們甚至主張在必要時應採取先發制人的預防

性打擊，把魔嬰扼殺在搖籃之中。

西方社會為什麼非要促使中國向民主國家轉型不可呢？原因主要是基

於他們相信國際關係中的“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該理論認為所有自由民主制度國家不會，或極少與另一個

民主國家發生戰爭。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領導人都深深服膺此一理

論。民主黨的前總統克林頓說：“保持我們國家安全並維持長久和平

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它地區的民主發展。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

爭戰。”共和黨的布什總統也說：“我這麼強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

是因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交戰。我對民主能促進和平有着極大的

信心。”

近20多年來，西方對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以接觸為主，遏制為輔。他

們對中國打開市場，讓中國走向世界。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對美國

享有永久最惠國待遇。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近年來中國一直是貿易順差國，從2005年至2009年，累計貿易順差達一萬多億美元。截止到今年6月底，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高達約24,500

億美元，占據着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的地位，其儲備量之大，超過

了全球世界主要經濟大國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

意大利外匯儲備規模的總和。中國也風風光光的獲得奧運會和世博會

舉辦權，顯示了一個大國崛起的形象。

這些年來，國際社會已經給與中國一個和平發展的機會，他們期望在

此期間能看到中國會象他們預期的那樣進行和平演變，逐步走向民主

自由的社會，但是他們的希望落空了。他們看到的是中國成為象朝

鮮、伊朗這些流氓國家的堅強後盾，他們聽到的是中國要用核武器摧

毀美國200個城市的戰爭叫囂，他們痛心的是中國依然在國內堅持一

黨獨裁，踐踏人權，剝奪人民的言論和信仰自由。中國在全球炭排減

問題，核不擴散問題（向巴基斯坦、伊朗、朝鮮輸出導彈與核技

術），在貿易順差與匯率問題上，都沒有擔當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角

色。當西方發達國家全都陷入金融風暴，焦頭爛額，阮囊羞澀時，卻

發現錢都跑到中國政府的口袋裡了；而中國政府正在用這些錢擴充軍

備，武裝警察，對外威脅鄰國，對內鎮壓人民。中國現在活脫脫的是

一副獨裁者兼暴發戶的嘴臉，財大氣粗，不可一世。此情此景，使西

方社會不得不檢討對中國的政策取向而予以調整。

美國在今年已經強勢重返亞太地區，以3月朝鮮擊沈韓國的“天安

艦”為契機，譴責朝鮮的軍事攻擊行為，積極參與東盟會議和區域論

壇，並介入南海爭端。2010年9月24日美國與東盟十國領導人又在紐約舉行峰會，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海上安全”與“自由航行”的重要性。

隨着外交活動的展開，軍事活動也接踵而至。美國同亞洲的盟國自6

月起頻頻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矛頭直指朝鮮和中國。

首先是從6月23日開始一直持續到8月1日的《環太平洋2010軍演》，

美國聚集了環太平洋13國的34艘戰艦、五艘潛艇、上百架軍機和二萬多人在夏威夷海域進行演習。在7月底和韓國在日本海舉行了《不屈的意志》演習；8月11號美國與越南出動包括華盛頓號核動力航母在內的多艘大型艦艇，展開首次海軍聯合演習；8月16日美韓又舉行名為《乙支自由衛士》的聯合軍演；從9月27日開始，兩國在韓國西部海域（黃海）再次舉行反潛聯合軍事演習。10月美軍在關島舉行了為期十天的《勇敢之盾2010》演習。日本自衛隊還將同駐日美軍在11月底或12月初舉行聯合“奪島”軍演，模擬日本遠離本土的島嶼被“敵國”占領後，美日如何協同作戰，殲滅敵軍，予以奪回。

在美軍的亞太的演習中，《勇敢之盾》與台灣的關係最為密切，這項

演習原來就是2006年為了因應台海危機而設，當時美軍還特別邀請解

放軍軍官觀登艦觀察演習，向其展示威懾軍力。在2007年又派了三支

航母戰鬥群在台灣東部海域舉行了第二次演習。今年則由喬治．華盛

頓號航母率1.4萬兵力在關島舉行演習，表示協防台灣，堅守第一島

鏈的態勢。

由此種種跡象看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策略已從接觸為主而調整為加

強遏制。因為他們覺得接觸政策並未收到他們期待的效果，反而使中

國政府從中坐大，因而有經濟與軍事實力去建立一個中國特色的新國

際秩序。一個在經濟與軍事上強大而政治上專制的的新強權迅速崛

起，以所謂的“北京共識”與“中國式的民主”來挑戰現存民主世界

的普世價值和國際秩序，這是他們極不願意看到的。西方社會決不會

容忍這種挑戰。北京的當權者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自由世界曾經挫敗

二戰時期德國─意大利納粹的挑戰；挫敗冷戰時期蘇聯─東歐社會主

義陣營的挑戰；挫敗當今薩達姆─塔利班恐怖主義的挑戰；他們也必

將有能力和意志來挫敗中國─朝鮮的太子黨─家族東方封建血緣式社

會主義專制向他們的挑戰。

將美國當前應對太平洋地區的中國挑戰定位為“第二次冷戰”

（Second Cold War）的羅伯特．Ｄ．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在和華盛頓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邁克[1]維克斯（Michael Vic-

kers）討論到將來如何結束同中國的戰爭時，維克斯說：“結束和中

國的戰爭，可能意味着導致某種政權形式的更替，因為我們不要讓那

些受傷的、憤怒的政權留在原位繼續執政。”（見：《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By Robert D. Kaplan）

這種所謂的“政權形式的更替”，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說的“改朝換

代”。就目前來說，導致中國改朝換代的各方麵條件已經隱然成形。

從歷史經驗來看，中國曆次的改朝換代大都是由內部的人民起義動亂

加上外敵的大規模入侵而實現的。遠的不必細說了，近的從明代開始

都是如此。明末由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迫使明崇禎皇帝在景山上吊，

進而由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徹底滅了明朝而建起清朝。清末內有洪秀

全的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白蓮教起義，外有甲午海戰、鴉片戰

爭、八國聯軍侵華等不斷的內亂外患，削弱了清廷的統治，終於爆發

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建立了中華民國。再看中華民國在中國大

陸統治的末年，內有共產黨領導的農民起義，外有日本的大規模入

侵，經八年對日抗戰動搖了國本，終於在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中敗退

台灣，結束了在大陸的統治，共產黨得以在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

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的外部情境如前所述，正處在被“Ｃ”形包抄圍

獵的危局，戰爭隨時可以爆發。可以是因朝鮮問題而捲入象當年一樣

的抗美援朝戰爭，也可以是因同日本爭奪象釣魚島之類的“離島”而

同美日開戰，或是因用武力統一台灣而引起同美國的正面衝突，還可

能因為爭奪南海的諸多島嶼同越南、菲律賓等東盟國家擦槍走火，也

可能同印度爭奪藏南而再爆中印戰爭。一旦引發外部戰爭，中國的改

朝換代必將隨之到來。

至於中國內部社會，由於官僚腐敗、司法不公、貧富懸殊、強制拆

遷、下崗失業、勞資糾紛、物價飛漲、環境污染、風氣敗壞，諸多因

素造成社會上不斷地發生大規模的群體性騷亂事件，特別是官民對立

嚴重，人民群起衝擊地方政府，燒警車、打警察，而且以自焚的方式

抵抗暴力拆遷亦時有發生。據統計，自2007年以來，中國每年發生的

大規模群眾抗議騷亂活動都超過九萬起。除群體性反抗外，個體性的

報復政府、社會的事件也不斷發生，如楊佳隻身闖入上海公安閘北分

局，一連砍殺六名警察，另致五名傷殘，引發人民的喝彩，贏得刀

客、大俠的美名，成為反抗暴政的英雄象徵。更可悲的是還有些人積

怨難申，心理扭曲，竟然闖入學校、幼兒園殘殺無辜的學童以泄憤。

今年3、4月間，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各地連續發生六起校園血

案，諸兇手共殺死學童17名、傷82名，令人觸目驚心，深刻地投射出末世社會土崩魚爛的現象。

面對人民群眾風起雲湧的維權活動，中共政府採取了強力維穩的手段

進行鎮壓和監控。據財政部向人大提供的預算報告，今年用於內部保

安的預算達到5,140億元人民幣，直逼5,320億元的國防預算。中國政府已經把自己治下的人民視為同外敵一樣可怕，甚至更可怕的敵人。

中共把中國變成了警察、特務密布的國家，除了用200萬的公安、100

萬的武警、400萬的各種保安人員來對付人民外，還在各級政府設置

龐大的所謂“維穩”機構，把維穩作為政府的“第一責任”。

他們設立什麼“維穩辦”、“綜合治理辦”、“應急辦”、“維穩信

息中心”、“群眾工作室”、“人民調解委員會”等等名目繁多的機

構，配備先進的設施和專職的工作人員，對各種不穩因素和人員作全

天候與一對一的監控，唯求把不穩事件扼殺於萌芽狀態。據《法治快

報》2010年2月2日報道：“擁有170萬人口的太原市，有人民調解委員會2,622個，調解員18,442人。廣西貴港縣、鄉兩級維穩工作平台專門從事維穩工作的人員600多人、村級維穩信息員3,500多人，維穩工作力量滲透到了基層的每一個角落。”

這種“維穩信息員”就是過去所謂的特務、線民，現在已經遍布社會

的每一角落。據《博訊》報道，劉曉波獲獎後，北京大學出現了對

“臉罪”的懲罰。就是那天獲悉這一消息後，有出外聚餐的，或臉上

表情“異於尋常的開心”的學生，有的被取消獎學金，有的被校方

“約談”警告。使學生感到恐怖的是，竟然他們臉部的表情都有“學

生信息員”向上匯報！只聽說中國封建社會有“腹誹”罪，現在共產

黨的“和諧”社會中竟出現“臉部表情”罪！

中國政府對維穩工作做得如此縝密細緻，恰恰反襯出社會的極度不

穩。它貌似強大，骨子裡卻非常脆弱，正面臨着被人民顛覆的危險。

一個政權不能使人民成為他的立國根基、社會土壤，反而視人民為寇

仇，官迫民反，則傾國傾城之亂一觸即發。

不僅大陸內地的社會遍地烽煙，其邊疆的少數民族地區也是騷亂四

起，最主要的就是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與2009年的新疆

“7．5”事件。

2008年3月發生多起藏人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的事件，從西藏首府拉

薩波及一些甘肅、四川藏族自治縣等地，起因是部分藏族人士為了紀

念1959年3月初藏人武裝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49周年。最嚴重的是發生在3月14日，部分藏族人士起初在拉薩集體示威抗議，引來中國部隊鎮壓，導致藏人襲擊平民、商店、汽車等民用設施，造成18名平民的死亡，受傷群眾382人，公安、武警傷亡242人，最後被中國政府武裝平定，逮捕953人，判刑76人。

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市發生大規模群體騷亂事件，起因是維吾爾族群眾走上街頭抗議中國政府對6月底發生在廣東的漢人和維吾爾族工人之間發生的群毆事件處理不公。那次韶關的漢、維工人衝突是由於有人謠傳漢族女子被維人強姦，引起漢族工人和維人斗

毆，導致兩名維吾爾族人死亡。此次烏魯木齊事件由群眾的集會請

願，演變成暴力騷亂與軍隊鎮壓，造成184人死亡，1,684人受傷。事後有1,000多人被捕，其中14人被判處死刑。

兩次騷亂事件的發生表明了中國政府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統治的失

敗。西藏、新疆雖然號稱自治區，但同內地一樣是一黨專政統治，特

別是在政治上採取高壓手段，嚴防獨立勢力的抬頭和蔓延，因而引起

當地人民的反抗。中共派往新疆，坐鎮邊陲20年的“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黨委書記”王樂泉有一句名言：“對疆獨要狠狠打、追着打，往死

里打，一有想法就打，一露頭就打！”可想而知，這“新疆王”的手

中沾滿多少維吾爾族人的鮮血！

中共總是把少數民族的集會請願看作是民族分裂分子煽動的鬧事，把

不幸的後果扣到達賴、熱比婭等人的頭上，而不去檢討自身的專制獨

裁根源。你越是把他們當藏獨、疆獨分子來打，他們越想爭取民族的

自由獨立，這是必然的結果。清代的龔自珍就曾提出治疆的根本精神

就是要以誠信平等的來待維吾爾族人：“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己

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由

於中共的高壓統治，使回、藏人民深感歧視和壓迫，對漢人產生不信

任甚至仇恨，所以一有騷亂，漢人自然就成為中共高壓政策的替罪

羊，成了回、藏族民的泄憤對象。

我們知道西藏、新疆是中國西南與西北的兩扇門戶，戰略地位非常重

要。西藏面積120多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的八分之一，全境

被喜馬拉雅山、崑崙山脈和唐古拉山脈所環抱，國境線近4,000公

里，是我國西南邊防的天然屏障。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面積166

萬平方公里，占中國總面積六分之一，邊境線5,600多公里，周邊同

八個國家接壤，則為西北邊防重鎮。兩地面積加起來約占全中國的十

分之三，相當於80個台灣的面積。一旦西藏、新疆分離出去，中國的

西部邊疆將向內地收縮上千公里，現在的中國中央腹地就變成了邊

疆。現在是中國的1,500枚導彈對準中華民國的領土台灣，屆時如果

西藏、新疆獨立並同印度或北約結盟，部署在西藏高原上的戰略導彈

將居高臨下，直接瞄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心臟了。

不僅西藏、新疆有獨立的傾向，正北部的內蒙古也一直有分離的活

動，就連東北三省也出現滿洲國復國的要求，中國正日益面臨着周邊

疆域解體的危機，可以說是四海離心，中原鼎沸。回首1911年孫中山

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提出“五族共和”的觀念：“合漢、

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

現在時過百年，構成中華民族的五大主要民族，竟有四大民族要求分

離出去，獨立建國，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專制、社會黑暗、官僚腐

敗、民情不恤，因而造成國家凝聚力的喪失，落得漢民族有孤家寡人

之嘆。

古人說“得人者興，失人者崩”，中國政府的“失人”之治，終究會

造成“失土”，繼而“失政”的土崩瓦解結局。從失去人民，導致失

去土地，最終失去政權，這是一個邏輯發展的鐵律。

漢代的政治家徐樂有一段關於國家“土崩瓦解”的論述頗值得借鑑。

徐樂在他上漢武帝的書中寫道：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

　　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

　　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

　　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

　　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

　　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

　　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

　　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

　　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他所說的“土崩”就是政府所治下的人民基礎的崩潰，其原因有三：

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改而政不修。正是由於這種狀

況，所以秦末的陳勝、吳廣才能奮起窮巷，偏袒大呼，天下風從，一

舉推翻暴秦的統治，應了“祖龍死而地分”的預言。他所說的“瓦

解”指的是漢景帝時期因為削藩引起七國諸蕃王起兵反抗中央朝廷的

叛亂。這些作亂最後被平定，原因是“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由於人民尚能安居樂業，基礎不失，所

以七個藩國的叛亂得不到中原人民的支持，未能造成國家的瓦解。他

認為人民的基礎是最重要的，所以說“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

解。”而且他提醒這土崩與瓦解“二體”，是國家“安危之明要”，

賢明的統治者必須留意而深察。

考之當今中國一黨專制之政權，可謂是內有“土崩”之憂，外有“瓦

解”之患，已呈岌岌可危之勢。

從內來說，可以說是“俗已亂而政未修”，貪污腐敗，亂象叢生，民

怨沸騰。人民的諸多權利受到剝奪侵犯，促成維權運動風起雲湧。人

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渴求一直被政府置之不理，政治改革遲遲未

能啟動。凡此種種已使政府民心盡失，基礎動搖。據網上問卷調查對

美國喬治華盛頓號航母到黃海軍演的看法，有網民回答：歡迎到中南

海軍演！由此可見民心一斑。中國內部的“土崩”之勢已經成熟。

從外來說，首先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已通過太平洋上的三條島鏈

和陸上的南亞、西亞、中亞的新月形包抄，形成“Ｃ”形圍堵圈，這

是針對中國的來自境外之第一層“瓦解”機制；我們特別要注意到，

在這首當其衝的第一島鏈中，台灣占着極其重要的樞紐位置，在未來

的變局中將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其次是西藏、新疆、內蒙、滿洲等起自西南終於東北的外圍邊疆領土

蘊含着分裂的危機，這是來自中國境內之外圍邊陲的第二層“Ｃ”形

“瓦解”機制。這內、外二層“瓦解”機制也正在蓄勢待發。可以

說，現在的中國已是危機四伏，或因土崩爆發，帶來瓦解跟進；或因

瓦解啟動，引起土崩爆發；一旦土崩瓦解同時並發，偌大的中國必將

一潰不可收拾，已經不僅僅只是簡單的改朝換代而已。

鑑於以上的全局分析，中國如何能化危機為轉機，是我們每一個負責

任的中華民族子孫所應該嚴肅認真對待的問題。由於我們愛我們的土

地，我們愛我們的民族，我們愛我們共同的家園，我們不願意看到我

們的國家象現在的伊拉克、阿富汗那樣，成為一片滿目瘡痍，生活中

充滿死亡恐怖的廢墟；我們不願意看到我們的兄弟民族陷入象前南斯

拉夫解體後發生的波黑戰爭，這場穆斯林、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三個

主要民族為了統一或獨立互相殘殺的內戰，使總共只有430多萬人口

中的27.8萬人死亡，200多萬人淪為難民，全國85%以上的經濟設施遭到破壞。我們不忍看到在即將到來的變局中有可能帶來的災難，但我們中國人民同樣不能容忍繼續生活在不變的專制制度之下，因為我們渴望自由，我們渴望民主，我們渴望享有做人的權利與尊嚴，我們渴望幸福的生活！

有鑑於此，我們認為目前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啟動和平漸進的政治改

革來實現中國社會的民主轉型。只有這種溫和的、平穩的改革才可以

避免社會轉型有可能帶來的動亂，使土崩的危象不致於發生，又能滿

足人民對自由與幸福的渴望。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也要全面

調整對邊疆民族的治理，同台灣的關係與對美國的國際戰略方針，從

而化解內外兩重瓦解的危機，使中國在21世紀能作為自由民主的泱泱

大國，側身於世界民族之林。

本着對國家民族前途負責任的宗旨，我們“中國民聯陣─自民黨”一

直在為推動中國和平有序的轉型而堅持不懈地努力。我們先後提出了

《中共執政30年不變改良案》與《中國民主憲政之20年重建方略》兩個文件。為了推動此項政治改革線路圖，本人曾在1998年以非常的方式回國，向中國當局上書該30年改良案，就在12年前的本月2日被捕入獄。今天我有幸在台灣這個民主寶島重提這些方案，也算是對我被捕12周年的一個有意義的紀念。

我們的方案的基本精神就是為了確保中國社會政治變革能平穩進行，

免給社會帶來激烈的動盪。我們設計了一個政治權力移交的“增量遞

進”模式。該模式首先是設計中國未來的政治體制改為議會制，然後

通過對議會席位比例的法定控制，保證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多數黨在20

或30年設定的年限內繼續執政，但開放給黨外直選的席位比例則逐屆

遞增，從10%直至49%；對地方行政首長的直選，則是從縣級開始，逐

級上升開放。這樣經過一段設定年限的權力轉移和民主實踐，最後達

成全部議會席位和各級行政首長的開放直選，民主憲得以圓滿實現。

由於時間關係，具體的內容在這裡不再詳細論述了。

對於中國的政治改革，當然還有很多不同的思路和方法，這就是要廣

泛聽取各方的建設性意見，我想這也是本次研討會的主要議題，所以

我也希望能聽到諸位的高見。而且除了討論以外，最重要的是怎樣促

使中國當局能採納實施，得以達成中國民主轉型的目的，這也有待於

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面我想再就中國該如何因應邊疆民族地區的政治情勢和解決同台灣

的關係問題等等，談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想要治理好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也同治理好大陸其它地區一樣，首先

要解決政治民主化問題。只要這問題能解決，少數民族人民能夠自己

選舉他們信任的人出任當地的議員和行政領導人，他們真正自治的政

治要求就能達到，其它的問題就比較容易在憲政的框架下予以解決。

實際上達賴喇嘛的“中間路線”也只要求在西藏實現民主，實現自

治，並不追求完全的獨立。至於部分人士要求獨立的問題，我們應盡

可能通過各種舉措適當化解。

為了因應這些地區的分離傾向，一些民運組織和政治學者曾經研究討

論過如何改變中國單一制的國體為複合制的國體，從而組建“中華聯

邦共和國”，這樣既能滿足這些地區的自治要求，又能維繫國家的完

整。他們曾經提出一個《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的建議性草案。該憲

法草案規定：中華聯邦共和國由自治邦、自治省、自治市及特別區等

四種不同的行政區組成。自治邦計有：內蒙古自治邦、台灣自治邦、

西藏自治邦、新疆自治邦、寧夏自治邦、廣西自治邦；自治市有：上

海自治市、天津自治市、北京自治市；特別區有：香港特別區、澳門

特別區。其它的原來的省份都稱自治省。

該草案又賦予自治邦與特別區以不同於自治省與自治市的許多特權。

比如：“自治邦有權以“中國某自治邦”名義與外國締結非軍事性協

議，有權自行決定參加各種國際組織，設立駐外代表機構；香港特別

區和澳門特別區在公元2050年之前，有權發行本區貨幣，簽發本區護

照，旅行證件及簽證，設立終審法院，管理郵政電訊，保護著作權，

專利及其它知識產權，並得以中華聯邦共和國特別區名義與外國締結

非政治性、非軍事性協議，參加非政治性、非軍事性國家組織，設置

駐外經貿辦事機關，”等等。

對該草案的這些設計，我個人覺得有值得商榷之處。主要是這種劃分

四類不同級別的行政區，並賦予不同的特權，有的甚至擁有自己的軍

隊，實際上是從本質上違背了該草案第六條的“中華聯邦共和國國民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條款。首先是各行政區在聯邦共和國內的法律

地位不平等，人家會問，為什麼某些權利有些行政區有，有些沒有？

由於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和擁有的權利不平等，必然也會造成不同行政

區內公民權利的不平等。設立四種擁有不同權利的行政區，就會分出

四種不同等級的公民權利，這就是一個憲法內在的結構性違憲問題。

比如說香港與澳門特區可以自發特區護照、旅行證件，那裡的聯邦公

民必然可以享有更多的個人遷徙和旅行自由的便利，而象貴州、雲南

等自治省的聯邦公民就不能享有同等的自由。而且現在內地的人民不

能自由進入港澳特區，而港澳特區的人進入內地很方便，將來是否能

雙向自由平等地來往？諸如此類等等。

所以我認為聯邦制是個可取的國體建制方向，但應該考慮採取美國式

的聯邦制。所有的行政區一律統稱邦也好，區也好，省也好，不要再

劃分不同的等級，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統一划分和協調聯邦政府和地

方自治政府這兩級政府的權限，這樣才能保障各地方政府法律地位與

權限的平等和聯邦公民權利的平等。至於具體的設計，這裡不可能進

行討論，我只是提出個人的建議，一切有待於憲法學專家的工作。

另一點值得商榷的是，該憲法草案把現有的“中華民國”列為“台灣

自治邦”，我覺得這既不尊重歷史，又不符合現實。中華民國已經有

100年的建國歷史，它的領土曾經涵蓋中國大陸和台灣。由於中國共

產黨發起武裝革命，奪取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領土，建立了獨立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而中華民國戰敗退守台灣，保住了台灣的領土，繼續

存在至今。現在的現狀就是在原來中華民國的領土上並列存在着中華

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這兩個國家政權。中華民國一直是個主權獨立

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中華民國的領土台灣是它的一個省是沒

有法理根據的。這就象甲原有100元錢，乙搶走了甲90元錢。由於甲

打不過乙，帶着十元錢逃走了。乙不能宣稱為了保持100元錢作為統

一的整數，甲手裡的那十元也是他的，要交給他，只有他才是這十元

錢合法的擁有者。這種說法是勝王敗寇，欺人太甚。如果現在乙有意

把這100元錢重新湊合完整的話，就要正視歷史與現狀，反省自己過

去強奪的行為，認清造成兩岸國土分裂的歷史責任在自身，不能再拿

導彈對着人家威逼，非要你拿過來不可。

所以我認為不能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法律地位，在未來的聯邦中國

中，被取消國號，降格為等同於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一個自治區

的地位。這是中華民國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這一聯邦中國的構想，

也只能是空中樓閣，無法達成。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應

該定位為兄弟的國與國的關係。如果要讓兩國重新回到一個中國的大

框架下的話，同樣也不能用大陸方面宣示的使台灣等同於港、澳地區

的“一國兩制”的模式來實現的。

我個人的想法是如果真的要實現一個中國，合兩家為一家的話，既無

法用前述的聯邦方式，也不能用“一國兩制”的方式，而是要用“一

國兩國”的方式來達成。具體的來說，就是兩岸政府首先要簽署和

平協議，結束戰爭狀態，對內戰歷史有個交待。接着就是在現有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範圍內組建一個民主的“中華聯邦共和國”（或者是只

改制不改名，仍然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以），以此作為一方，然後

以中華民國作為對等的另一方，聯合組成一個“大中華聯合國”，簡

稱中國；英文名稱可以叫“The United Nations of China”，簡稱

China。在這個“大中華聯合國”的“中國”名義之下包含“中華聯

邦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這兩個主權國家，這就組成了“一國兩

國”的一個“中國”（China）。這種結構就是以一個中國作為統一

的“母國”下轄兩個聯體但獨立的“子國”，一母兩子，一國兩國。

兩個子國分享一個“中國”的主權，允許中華民國重新在聯合國取得

一個席位，實現“一國兩席”。一個中國在聯合國占有兩個席位，擁

有了更多的發言權、決策權，對中國來說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兩個子

國自然要在“大中華聯合國”的一個中國層次共同制定聯合憲法、組

成相應的政府議事機構，來界定權限、處理協調兩國的內外事務。這

是後話，就不必細論了。

本人認為這“一國兩國”的模式是兼顧歷史與現狀的最為合適的辦

法。而且這種模式也是有歷史根據的。追溯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雛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當年在江西瑞金建立時，就提出“一國兩

國”的模式，為自己在當時中國的疆域內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作合法

性的定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於1931年11月7日，為中國共產黨所建，首都為江西省瑞金。其中央政府成立後頒布憲法，發行貨幣，

設有國旗，將其所屬控制區域稱為“蘇區”。隨後在該年的12月1

日，毛澤東、項英、張國燾聯名簽署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

委員會布告》，其中明確宣稱在一個中國疆域內有兩個中國：“從現

在起，中國疆域內有不同的兩國，一個是中華民國，是帝國主義的工

具，另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剝削與壓迫下廣大工農兵的國

家”。（見：《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

教研室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下冊，第201頁）這就是本人提

出“一國兩國”的歷史依據。只是當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土面積

小，中華民國的領土面積大，現在剛好相反。雖然是時過境遷，物是

人非，80餘年來雙方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恩恩怨怨，但在一個中國

的疆域內有兩個不同國家的事實，從毛澤東等人宣稱那時開始，至今

依舊存在，所以這“一國兩國”的模式仍然可以採用。

本人認為這種“一國兩國”的模式可以解決兩岸僵持了60多年的困境與將來可能的危機。

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來說，可以走出目前象海外棄兒的外交困局。自

從退出聯合國，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喪失了合法的地位，難以合法

身分參加各類國際組織和相關的互動，其人民與國家的權益深受傷

害。即使能參加一些組織與活動，由於名稱的問題，總是受到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干擾阻撓，爭吵不休。象最近參加的東京影展，就因為這

問題，中國大陸方面宣稱台灣只是中國的一個省，非要把中華民國降

格為“中國台灣”不可，雙方大吵，困擾主辦當局，結果誰也沒有出

場。這種吵架只能使全體中國人在國際社會丟臉而不是增光。你強

勢，你有本事欺負兄弟，你就了不起嗎？如果以這種“一國兩國”的

模式建立兩岸關係，則名稱、地位非常明確，一切國際關係問題可以

順理成章，依法解決。

對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一個中國終於實現，滿足了他對統

一的強烈願望和對歷史的交代。當然，這種統一是一種雙方平等的聯

合，而非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統一。這種形式的統一雖然不能盡如大陸

方面所願，但能達成這一結果，中國大陸也應該知足了。

話再說回來，如果兩岸不能和平理性地解決相互之間的政治關係和地

位問題的話，從地緣政治和國際安全戰略的角度來說，雙方極有可能

再次爆發大規模的熱戰，重陷當年國共內戰的噩夢，而給兩岸人民帶

來不可估量的災難。如前所述，在美國及其盟國圍堵中國大陸的第一

島鏈中，台灣島位於其中央樞紐位置，又是該島鏈距離大陸海岸線最

近的一環。在這一戰略位置上可以就近發起對大陸的進攻，也可有效

地扼控東海與南海間的航道，切斷中國通往“第二島鏈”內海域的航

道及通向遠洋之便徑。台灣島就象擋在中國東南海域上的一塊巨石，

封住了中國進入太平洋的大門。

將來如果中國大陸按奈不住，決心以武力“統一”台灣，則根據美國

《對台關係法》，和《美、日安全條約》已經把台灣列入周邊地區事

態的關注範圍，美國和日本必將介入，中國和美、日、台之間的戰爭

不可避免。如果中國同周邊國家的矛盾不斷擴大，美國和其亞太的同

盟國一旦從其“Ｃ”形圍堵圈上主動啟動對中國的“瓦解”機制，則

台灣有可能成為他們攻擊與登陸中國大陸一塊最近、最大的跳板，其

所起的作用，豈止是一隻“不沉的航空母艦”而已。

總而言之，中國大陸目前雖然由於經濟改革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顯示出一個新興大國的形象，但是里里外外各種問題正在困惑阻礙着

它的崛起之路，表面的風光中正孕育土崩瓦解之深刻危機。在這歷史

的關鍵時刻，它正面臨着重大的抉擇，要麼走逆勢崛起之路，要麼走

順勢崛起之路，不同的選擇將決定它不同的命運。

所謂逆勢崛起，就是一方面堅持他的“北京共識”與“中國式的民

主”，以一黨專制的政治輔以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繼續以這種非規

范的市場經濟手段來賺取全球化經濟中的順差，壯大自己的綜合國

力；另一方面則繼續聯合象朝鮮、伊朗等美國的敵對國家，成為邪惡

軸心的軸心，走原蘇聯和美國等自由國家爭霸的老路，擴充軍備，幻

想有朝一日能以武力吞併台灣，並在在太平洋上與太空中和美國決一

雌雄，打敗美國，建立自己在國際上的霸權地位。如果中共認定這條

路，堅持和世界自由民主的潮流逆勢而動，一路走到黑，那麼中國大

陸現政權的結局必將是爭霸失敗，崛起夢碎，慘遭滅頂之災。

所謂順勢崛起，就是順應國內的民心所向與世界自由民主潮流，接納

普世價值，融入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大家庭，消除周邊國家的疑慮

與恐懼，作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從而成為受人尊重的，真正

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國。

說的具體一點，就是首先要真正啟動政治改革，讓人民有參政選舉的

權利和言論的自由，通過民主政體的建立以消除官民對立的矛盾，化

解了內部“土崩”的危機。與此同時要着手以“一國兩國”的模式解

決兩岸政治上的聯合問題，這是非常關鍵的一步。解開了兩岸關係這

個結，很多問題都能迎刃而解。首先是切斷了美國從外部對中國圍堵

的第一島鏈的中段，破解了來自海上外部“瓦解”的中樞環節，打開

了中國進入太平洋的咽喉通道。其次是通過和台灣的聯合，消除了台

灣獨立的態勢，從而給西藏、新疆等有離心傾向的邊陲地區做出良好

的示範，使他們更容易留在中國，化解了這些地區獨立要求帶來的

“瓦解”隱患。第三是通過同台灣的聯合，消除了中國歷來因美國向

台灣軍售和對台協防問題同美國的衝突，進而改善同美國的關係。台

灣的問題一旦解決，又加上中國的民主化，成為國際自由陣營的一

員，美國就根本沒有必要再把中國當成敵人來圍堵。如此一來，則內

外兩重“Ｃ”形瓦解的危機均在無形中一一化解。

在今後的數十年中，由於中國理順了政府同人民的關係、大陸同台灣

的關係、以及中國同美國與自由世界的關係，中國就能在和平安定的

環境中加快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民主化，社會開放自由，人民安居樂

業，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大中華聯合國”必定能和“美利堅合眾

國”攜手合作，共同維護世界的自由、和平與繁榮。這就是中國的順

勢崛起之路。只有走這條路，中國在21世紀的和平崛起之夢才能最終

得以實現。這也應該是我們海峽兩岸人民共同的美好願景！

最後，我想援引美國政府在2002年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

一段話，來結束我的講話：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是我們在促進一個穩定、和平與繁榮的亞太

　　地區戰略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歡迎一個強大、和平與繁榮的

　　中國崛起。中國的民主發展對這個地區的未來是關鍵性的。但

　　是，在其開始擺脫共產主義傳統最惡劣特性的這一進程的四分之

　　一世紀後，中國的領導人尚未對他們國家的性質作出下一步最基

　　本的一系列抉擇。在尋求能夠威脅亞太地區鄰居的先進軍事能力

　　方面，中國正在走一條過時的老路。這將最終阻礙中國追求國家

　　崇高的目標。或遲或早，中國會發現，社會與政治的自由是實現

　　國家崇高目標的唯一途徑。”

謝謝大家！

（該文為王策在2010年11月11日在台灣舉辦的《中國民主化展望和探索》國際會議上的講話稿）

現在議論“中國模式”變得很熱鬧。有人說已經有了這麼個模式，有人說還沒有。在說有的人中，有的說這是個好模式，有的說它是個壞模式。而在說好的人中，有人說它可以推廣，有人說它只適合我們的特殊條件，不宜到處鼓吹。而所有這些爭論的前提，就是所謂中國模式究竟是什麼？

　　我覺得中國當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長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說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世界上都不只中國有，就是什麼兩者結合的“第三條道路”、“中間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經濟”，也幾乎可以說是普遍現象--畢竟現在“純資本主義”或“純社會主義”在這個地球上可以說都找不到，各國都可以說是混合經濟，而且從更多點資本主義到更多點社會主義的各種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見到，我們談不上有什麼特別。

　　但是中國當然也有一些特點，無論叫它“中國特色”、“中國道路”、“中國經驗”還是中國模式，總之就是那麼回事。其實就是個比較出來的概念。而這個比較的主要參照系，應該說就是西方。無論是所謂“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對舉，還是“中國走出了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的說法，說的都是中國與西方的不同。

　　問題在於其實“西方”內部也千差萬別。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總結中國模式的特點，一是比較注重平等，二是有個“中性政府”。這第二條容俟後述，至於第一條，如果說我們比美國“注重平等”，這雖有爭議，至少有人還可以這麼說。但是與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義，我們好意思說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嗎？

　　所以，如果我們要說“中國模式”體現了與“西方”的不同，那當然不是說與西方某一個國家例如美國的不同，而是與所有西方國家、至少是主要的西方國家的不同。如果我們在所謂的西方、即從美國到瑞典的那些國家歸納出某些他們共有的特點，而這些特點中國恰恰沒有。同時中國又有一些東西是那些國家--從美國到瑞典--都沒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國模式了。

　　這次危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這些“特點”的難得機會。我們知道所謂“西方”其實是個萬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樣比中國還要“社會主義（社會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國家，也有像美國那樣講究自由競爭、市場開放的“右派”國家，而且他們每個國家內部也是萬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裡爭論。但一個共同點是他們現在遇到了難題，而且說實在的，兩派都沒有萬全之策。“金融危機”以來國外左右兩派吵翻了天，左派說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監管不嚴之過，右派說左派搞凱恩斯主義赤字膨脹弄得國家財政破產了。

其實擯除派別的偏見，左派和右派所主張的那些理論各有優缺點，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情況不是這兩種毛病的任何一種。現在西方，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這次爆發危機的核心問題就是民間和國家借債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資金鍊斷裂了。民間借債比較複雜，但根源和國家負債的根源是一樣的，對此我另外寫了文章討論，這裡從略。而國家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負債呢？不管是左派主張的高稅收高福利，還是右派主張的低稅收低福利，儘管各有缺點，但理論上都是賬面平衡的嘛，凱恩斯主義承認赤字財政，也是要可控的嘛。為什麼會搞成現在這樣？

　　其實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他們的左、右派都處在一個民主的平台，雙方都要為老百姓說話。左派說高福利理直氣壯，說高稅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說低稅收理直氣壯，說降福利他們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稅收，或者低福利、低稅收都不會有這種情況。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稅收、高福利，當然就成了財政大窟窿了。他們的左派一上台就說國家要為老百姓花更多的錢，右派一上台就說國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麼多錢。這麼折騰幾次，國家財政不破產才怪，而且左右互相埋怨管什麼用呢？這本來就是你們兩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這樣運作，早就破產了。

我當然認為民主比專制好（用更為低調的說法，也可以講作為一種制度，民主比專制的壞處小）。但民主的問題我從來不迴避。那麼為什麼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運作？其實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財政真要出了一些問題，本來很快就會反映到社會上，造成一些小危機，老百姓感受到了，覺得這是個問題了，那麼無論是稅收增加，還是福利減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實民主制度一兩百年稅收就是明顯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稅，豈能維持到現在？福利也是一樣，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末這幾十年為什麼不這樣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為什麼不是這樣呢？這與全球化在深度與廣度上的大幅進展有關，同時更與這種全球化在性質上的扭曲有關。

　　所謂深度，就是經濟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為金融的全球化，原來在全球做買賣，問題不大，現在可以全球借錢、全球透支，這就有問題了。因為債務窟窿通過透支來填補，就反映不到社會上，老百姓感覺不到危機，自然會把“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遊戲玩下去。尤其是美國，憑藉美元的地位就透支得更厲害。但是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後一旦爛包，就不是小危機了。

　　所謂廣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他們的殖民地，現在發展中國家加入進來，冷戰結束後“前計劃經濟國家”也加入進來，全球透支的對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更是他們的最佳透支對象。

因為中國正好跟他們相反，這就是“中國模式”了：中國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國的左右兩派理論，比如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也都是從西方傳來的，老實說談不上什麼“特色”。中國的特色不在於“主義”，而在於那個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國的左右派卻是在一個相反的平台上。於是中國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為“皇上”考慮，而不是為老百姓考慮--我這並不是進行“道德譴責”，中國的左右派也許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問題在於他們生存的平台不一樣。於是他們無論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與西方截然相反：咱們的左派鼓動國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錢，不收就是該死的“新自由主義”；而咱們的右派就說國家不必為老百姓花錢，否則就是可惡的“福利國家”。過去說我們的做法是“打左燈，向右拐”。其實西方也有類似的問題。只不過方向相反：咱們的政府擁有“社會主義式的權力”卻只承擔“資本主義式的責任”，而他們的政府只有“資本主義式的權力”，卻要承擔“社會主義式的責任”。

　　用我們以前的一句話來講，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讓老百姓“不找市長找市場”。這句話很有意思。其實理論上講，市場經濟應該要限制政府權力，是“市長不找，市場找”，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下“市長”不能隨便找老百姓的麻煩。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藉助市場。

　　比方說“市長”喜歡官辦企業，計劃經濟下他可以找民營企業的麻煩，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官辦企業只能在市場上與民企競爭。計劃經濟下哪張報紙惹了“市長”，他就可以“找”上門去把它滅了，但市場經濟下不行，你不喜歡它，你就得自己辦一張老百姓更愛看的報紙，在市場上把它競爭垮嘛。這就叫“市長不找市場找”！這就是西方的市場經濟。

　　但是在我們這裡，這樣說，“市長”不愛聽。於是只好撿他愛聽的說：計劃經濟下老百姓什麼柴米油鹽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煩不煩？現在搞市場經濟，就可以讓他們自生自滅，不會“找市長”您的麻煩了!於是“限權”就這樣變成了“卸責”！責卸了，權還不受限；“市長”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長”，多好！

　　可是，問題在於市場經濟下要你這個市長幹什麼？就是給老百姓提供服務的，怎麼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場”？“市長”可以隨便找老百姓收稅，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長”要福利，如果是這樣的話，哪個國家不富的流油呢，我講的富的流油是講國家財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錢包。我們現在看到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什麼？就是政府特有錢。他們的政府捉襟見肘到處化緣，我們的政府花錢如水揮金如土。我們一個鎮政府的豪華大樓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廳還闊的多，我們的城市充滿“形象工程”，奢侈得讓那些“富國”來的遊客目瞪口呆。“大褲衩，水煮蛋，別人不敢，咱們干！”就這樣錢還花不出去，正好美國要透支，不借給他，藏着掖着咱們也不放心呀！

　　這就有了咱們的“模式”！其實中國並不比別的國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過，中國“左”起來給政府擴大權力很容易，但追問它的責任卻很困難；中國“右”起來呢？那推卸政府的責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權力卻很困難。這樣搞，當然也有優越性，那就是原始積累的速度快，此外應付事態的能力也特別強，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錢，要搞刺激經濟計劃當然容易，要擺平什麼人什麼事，出手也特別闊綽。可是這樣搞的後果是什麼？通常人們都會說像這樣加速投資會不會加劇產能過剩，壟斷部門謀取利益會不會導致兩極分化的加劇，人為壓低居民消費導致內需不足，以及權力集中的種種風險等等。這些我們就姑且不論。現在我要講的是：假如這樣的模式，以及以這種模式和前面說過的西方那種模式的互動為特徵的、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的話，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將會怎樣。

“共識”的背後：“左”“右”派經濟學家為什麼都誇獎中國？

現在國際上社會學界、政治學界對中國批評還是有的，但是在經濟學界我所看到是一片讚揚聲，一開始是“左派”、凱恩斯主義者讚揚，說中國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後來“右派”也跟上來，說中國不搞福利國家，真行！奈斯比特（J.H.Naisbitt）1997年在中國出了一本書叫《亞洲大趨勢》，後來有人寫了書評題曰：《亞洲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嗎？》。這本書說全世界現在都給福利國家搞壞了，只有中國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奮鬥，因此特別吃苦耐勞，創造了經濟奇蹟。其實他當年寫這本書是專門跑到中國即時讓人給他翻譯成中文本出版，在中國炒成暢銷書大賺一筆，卻沒有先出英文本。那時他發表這些言論還不太有底氣。但是最近他又寫了本《中國大趨勢》以英文在法蘭克福書展上高調推出，又把這觀點進一步膨脹，這時是信心滿滿了。中國的確行，在世界上開創了一條衝破福利國家的道路。張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講中國創造了人類最好的體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沒有工會，還說世界的趨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高福利國家要學低福利國家，低福利國家要學負福利國家。總而言之現在西方經濟學的左右派都覺得中國模式的確有吸引力，左派表揚中國低自由，右派表揚中國低福利，出現了一場大合唱。

　　可是老實說，他們表揚歸表揚，要學中國都學不了，除非他們廢了民主制度。道理很簡單，在他們那個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幾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們就真想這樣？其實他們左右兩邊不過是拿“中國奇蹟”當自己的論據來敲打對方：左派誇獎中國低自由是要證明福利國家有理，右派誇獎中國低福利是要證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們是不去想的。

　　當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體現出“競爭優勢”，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後才出現的。如果兩個模式關起門來競爭，我不認為這種模式有什麼優越。北朝鮮就是一個例子，中國改革前也是一個例子。但是如果打開國門，在一個市場、投資行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權標準沒有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競爭，那這種模式的“優越性”就體現出來了。因為自由經濟真正的優勢是它的創新激勵，要講讓人玩命地幹活它就未必敵得過鐵腕體制。福格爾（R.W.Fogel）曾經論證過內戰前美國南方奴隸制比北方有“效率”，多馬（E.D.Domar）也曾論證過17世紀以來東歐“二度農奴化”經濟比自由農民經濟有效率。當然那都是在大市場背景下（福格爾講的是在全美經濟一體化情況下，多馬講的是向西歐市場出口的東歐商業化農奴制莊園）。其實奴隸制下也可以有“物質刺激”，並非“干多干少一個樣”，主人完全可以重獎奴隸中的“勞動模範”。人們經常談論的監督成本問題，如果說在福格爾與多馬探討的農業中都可以解決，製造業應當更有可能。自由經濟不是憑人們拼命幹活、而是憑它活躍的不斷創新去勝過鐵腕體制的。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條件下，前者創新出來的東西後者可以學，後者的鐵腕卻是前者沒法學的。於是後者不僅在一定意義上有“優勢”，而且我認為的確有一種可能，即在目前全球化的運作中會形成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這裡我只講可能，我從來不認為歷史有什麼“必然性”，我甚至也不認為這種可能有多大的實現概率，因為畢竟這種做法的積弊明顯可見，其可持續性很成問題--但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也的確面臨困境，很難說哪一邊的問題先爆發，所以這種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當然相反的趨勢也存在。中國如今這種“模式”的積弊，識者也已講的夠多了。尤其這一波危機發生後，外需萎縮了。轉而靠投資拉動，投資形成產能後又會造成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去年提升內需據說是頗有進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這主要是政府消費而非居民消費、是“官內需”而非“民內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潛藏着隱憂。總之，如今“轉變增長方式”（其實就是轉變體制的委婉說法）已經勢在必行。

　　同時這種轉變也不是沒有條件。華生先生說他不同意我剛才的分析，他認為改革以來自由與福利都是進步的。當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人權是“縱向有進步，橫向有落差”。“低人權優勢”主要是橫向比較而言，這種“優勢”與縱向比較人權仍有進步並不矛盾。中國改革30年來無論自由還是福利兩個方面，人權無疑都是有進步的。改革前中國的人權狀況肯定比現在差，因此我對改革的進步性是肯定的，而對於那種認為改革後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論是不贊成的。但這並不排斥對如今我們的人權水平持批判態度。

　　其實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嘗不是如此？種族隔離時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時代，乃至種族隔離時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權狀況都是有改進的。尤其是1978後的幾年間，這種改進還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們批判“流動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徵發勞工制更糟糕。人們批判“宿舍勞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種族隔離晚期黑人勞工家居化程度已經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國高。就經濟高增長而言，在指出黑白懸殊的嚴重不平等的同時，也不能說黑人從增長中絲毫沒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縱向比以前增加、橫向比南部非洲周邊各國黑人更高，甚至與白人的差距也在縮小。其實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個早上的突如其來，它也是個積“量變”為“質變”的過程。而且這也是此前黑人民權運動漸進推動的結果。但是所有這一切，並不排斥人們對整個這一時期的南非人權狀況持批判態度。

　　而所謂橫向比較意義上的“低人權優勢”，也並不是要否認縱向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率的正面作用（對經濟增長質量或增長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幾乎無爭議，這裡就不談了。）中國改革時代相對於改革前的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當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們說“流動工人”這種低人權勞動方式對南非經濟增長有作用，但從“流動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徵發勞工制而言仍算進步這個角度講，也可以說是人權進步對經濟增長起了作用。

　　問題在於：僅僅這樣說就不能解釋，為什麼在橫向比較中人權進步明顯更大的那些國家，增長率反而(至少在相當一個時期)相對較低？例如，為什麼民主化了的中東歐國家經濟增長率沒有中國高（儘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沒有中國好）？為什麼非洲一些民主國家經濟增長率也沒有種族隔離下的南非高?為什麼國際資本不是爭相投入中東歐，而是爭相投入中國？為什麼巨量廉價商品不是從中東歐、而是從中國湧向世界？所以，只有把縱向比較的人權進步和橫向比較的“低人權優勢”都考慮到，才能對“奇蹟”有可信的解釋。

有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篤信經濟越自由越能帶來高增長，他們說中國儘管不那麼民主，但由於地方政府進行GDP競爭，因此往往會實行比西方更徹底的經濟自由政策。的確，一些民主國家由於更偏好社會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麼“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專制國家倒可以在經濟上更加自由，這種現象無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歡“新自由主義”的“左派”看到一些專制國家比民主國家經濟增長快就大喜，委實有點莫名其妙。

　　但是中國有所不同。中國固然不像這些“左派”想象的那樣偏好福利與平等，但並不屬於“專制國家實行自由經濟政策”的典型。這並不是否認中國經濟比改革前更自由化並因此推動了經濟發展，而是說，那種所謂中國經濟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長更快的說法違背了起碼的事實。儘管中國在為公共福利和弱勢者保障而限制經濟自由的方面的確遠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國，但是在為權貴、壟斷寡頭和特權利益集團而限制經濟自由的方面不僅超越了美國，甚至也遠遠超越了在“右派”看來經濟很不自由的瑞典！

　　舉例而言：瑞典所謂不自由主要是指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限制了財產積累，但稅後的財產還是有充分保障的，不可能發生像中國司空見慣的強行“徵地拆遷”那樣赤裸裸的產權侵犯。瑞典的工會可能限制了雇主任意解僱員工的自由，但中國禁止自治工會和取締罷工權利不是從另一方面限制了勞資之間的自由博弈、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奴工”制嗎？更不要說戶口管制、否定遷徙自由、對進城農民搞野蠻“城管”這類南非式的“流動勞工”制度對正常勞務市場的干擾與衝擊了，從這個角度講，這樣的勞務市場難道比瑞典更自由？瑞典的福利性住房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商品房自由交易的空間，但中國的“負福利”住房、土地壟斷和對低水平住宅的任意“清理”、即“既不給福利、也不給自由”的驅趕窮人政策，難道不是更加扭曲了住房市場？

　　上面所說的自由主要是對窮人而言，我認為這非常重要--因為現在認為支持自由（指經濟自由）就只能“為富人說話”、和認為自由只對富人有利因此必須反對，這一右一左的兩種誤解都很盛行。而我卻認為至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窮人受不自由（包括經濟不自由）之苦不亞於富人，窮人需要自由也不亞於需要福利。而且至少在中國這樣的“負福利”國家，窮人的自由與富人（指平民富人，而非權貴）的自由並不是對立的。有些人認為的中國“比西方更自由”主要是就富人的自由而言。但即便在這個意義上這個說法也仍非事實。即便就是像瑞典這種通常認為經濟自由較少、尤其是富人的自由更少的國家，他們的自由積累受到“高稅收高福利”的限制，但我們的窮人雖然沒有高福利，我們的廣義高稅收難道比瑞典少？我們的平民富人受國家聚斂、官僚勒索之苦比瑞典輕嗎？瑞典富人的經濟行為受法律的約束，而我們的富人也許更有本事鑽法律的空子，但他們受種種官場陋規與“潛規則”的限制難道少嗎？瑞典的資本家也許惹不起工會，但他們不會在官員面前低三下四。瑞典的老闆固然不能隨便解僱工人，但瑞典的官府更不能隨便對老闆搞抄家沒產、“國進民退”！當然這種現象一方面導致中國的“資本外逃”、“投資移民”現象比所謂富人不自由的瑞典嚴重得多，另一方面卻完全不影響中國“招商引資”，因為只要搞定了政府，權貴富人或“紅頂商人”不要說比在瑞典、甚至比在美國都更“自由”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如果說“窮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衝突，“官自由”與“民自由”卻一定是衝突的。官府不受制約，民眾（無論貧富）必無自由！這也是無論“福利國家”還是“自由放任”的主張者都承認的吧！

這就涉及到所謂“中性政府”問題。姚洋先生最近一再把“中性政府”作為“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徵。他認為別國的代議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實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窮人搞“民粹主義”，只有中國政府既不是窮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窮人（他舉的例子是國企改革一下子讓4000多萬工人下崗，別的政府都不敢），也不怕得罪富人。這個說法倒是描述了許多事實。但他說這種“中性政府”只是中國才有，就未免少見多怪了。

　　其實皇上“對所有人都一樣”，不像代議制政府總是要顧及他們的選民（左派的窮人選民或右派的富人選民）--這種“中性政府”理論早在100多年前就被人用來描繪不同於“西方模式”的“沙俄模式”特徵。俄國的極右翼思想家薩宗諾夫(Г·Π·Сазонов)當時說：西方的“統治機關是選舉的，選出來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們欺壓窮人。俄國的統治機關不是選舉的，一切都由專制沙皇來管，沙皇高於一切人，既高於窮人也高於富人，……沙皇對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論對窮人和富人都一樣”。

　　然而，問題在於這個窮人與富人都無法制約的“中性沙皇”自己就是個強勢利益主體，他玩起自我謀利的“政府公司主義”來蠻不講理也是“不論對窮人和富人都一樣”。無怪乎據說是代表富人的俄國自由派固然嚮往西方的代議制，自認為代表窮人的列寧當時也羨慕代議制的西方，並大罵“中性沙皇”：“這種話完全是撒謊。哪一個俄國人都知道，俄國統治的公道是怎麼回事。……可是在歐洲其他一切國家裡，工廠的工人和種田的僱農也都能參加國會：他們在全體人民面前自由地講工人的貧苦生活，號召工人團結起來，爭取比較好的生活。誰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講這種話，沒有一個警察敢動他們一根毫毛”。

　　所以，中國不是福利國家並不能證明中國就比西方更“自由放任”，正如中國壟斷、管制與特權的發達也不能證明中國是個福利國家一樣。事實上，陳志武、李維森等先生近來一再指出的中國政府聚斂財富占到國民財富如此高的比率，就與所謂“比西方更自由”的經濟完全是相反的圖景。

　　的確，中國地方政府競相入市牟利的所謂“政府公司主義”現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統制下的死氣沉沉，確實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權力“自由牟利”與民間的經濟自由完全是相反的東西，這應該是任何經濟學尤其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常識。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不是20世紀的福利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但也不是19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如果一定要在歷史上尋找相似性的話，它倒更類似於17世紀原始積累時代、“重商主義”時代或“舊濟貧法”時代的“資本主義”。眾所周知，那個時代的“重商主義”不是民間工商業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視對工“商”活動的管制與壟斷，甚至重視自己入市牟利！那個時代的“舊濟貧法”不是窮人有權利要求政府救濟（如同民主時代的“新濟貧法”那樣），而是政府有權強行收容、圈禁、管教、懲罰窮人（因此當時又被稱為“血腥立法”）。而那個時代的官辦經濟，無論是國家（皇家）企業還是國家（皇家）特許壟斷公司（如東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經濟中與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權利的市場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務的財政承擔者，而就是“公權私用”的聚斂機器。無怪乎不僅今天自由經濟學的鼻祖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等古典學派對此反感，社會主義的祖宗馬克思也認為這樣的“國家干預”與“國有經濟”比自由放任更反動！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確出現了一種現象，那就是似乎“20世紀的資本主義”競爭不過“19世紀的資本主義”，“19世紀的資本主義”又競爭不過“17世紀的資本主義”。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未必可持續，但是它應當引起關注。那種以“地方政府競爭”來解釋“中國奇蹟”的說法倒是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好多地方不擇手段地競相“招商引資”，其提供的條件的確具有任何民主國家（無論是福利國家還是偏重自由競爭的國家）無可比擬的吸引力，這條件當然包括低工資低福利，但也同樣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遷帶來的用地便利、野蠻城管驅逐窮人創造的“高貴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謂“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沒有哪個經濟學家，無論“新自由主義”者還是凱恩斯主義者，能夠把這些謂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福格爾影響”與“蘇利文影響”：“20世紀、19世紀與17世紀資本主義”的競爭？

但就是這些條件促進了“中國奇蹟”。其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並不是個太深奧的問題：如果說“招商引資”方面的“競爭力”在全球化市場經濟背景下對增長率至關重要的話，那麼一個沒有工會、可以任意圈地的國家比工會發達、圈地困難的國家（如中東歐國家）哪個更能“招商引資”，這不是明擺着的嗎？

　　至於血汗工廠比福利國家有“優勢”，就更不用說了。不要說國際競爭，國內競爭就明擺着：美國的汽車業，工會強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會主義汽車廠”現在都陷入谷底，而美國南方那些工會弱、福利少的日韓資“資本主義汽車廠”日子都還可以，要是他們再像我們那樣用“農民工”搞“原始積累時代的汽車廠”呢？那還不興旺死了，能有我們中國汽車業的戲？最近沃爾沃的故事更能說明問題：高福利國家瑞典的沃爾沃幾年前就不行了，賣給了低福利國家美國的公司，現在美國又不行了，再賣給負福利國家中國的公司，整一個故事剛好坐實了張五常的那句話：天下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

　　過去他們為什麼行？不是因為他們的工人比我們的賣命，而是因為今天好汽車所仰賴的一切，從原理、技術、材料到款式都是他們的發明創造（這就是他們“模式”的優勢）！我們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賣命也只能造些沒人要買的“老牛車”。但是現在全球化使我們能夠把他們創新的那一切都學得來，而我們能使工人如此賣命，他們卻學不來。於是我們就顯得比他們行了。道理不就那麼簡單嗎？

　　問題就在於：如果我們靠這種“優勢”真能把他們競爭垮了（前提當然是我們自己要繼續為這“優勢”付代價，而且由此積累的矛盾不會爆發），全球汽車業就靠我們這種“賣命模式”一家獨大，那今後誰來創新呢？全球汽車業的未來在哪裡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廠，沒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購買力，我們的產量再大又讓誰來買？我們“模式”最大的問題即產能過剩的問題到那時不會蔓延到全世界嗎？

　　這樣的“低人權優勢”的確存在着“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我曾徵引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福格爾對美國南北戰爭前南方奴隸制經濟“效率”問題的研究來說明這一點。而相反的趨勢，即全球化條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權”地區對“低人權”地區狀況改變的作用。我曾引證當年歐美在南非的企業實行“蘇利文原則”（外資企業不搞種族隔離，並引進西方式工會等）促進了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瓦解與黑人權利的進步來說明。我把這兩者分別稱為“福格爾影響”與“蘇利文影響”。總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國的互相影響明顯增強，但哪一種影響最終勝出，並沒有一種決定論的答案。

事實上無論政治關係如何，只要經濟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兩種影響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邊講的：今天西方那種“左起來國家要為百姓多掏錢，右起來國家要向百姓少收錢”的體制形成民眾高消費高透支（歐洲表現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勵，而中國那種“左起來國家就向百姓多收錢，右起來國家就少為百姓掏錢”的體製造成民眾低消費高生產、正“需要”有人來透支他們。於是“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就形成了所謂Chimerica（中美互補，其實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補）現象，而且還似乎產生了某種程度的“互相依賴”。西方通過透支維持高消費並緩解其債務困境，中國通過“被透支”獲得高增長並克服其過剩危機。但是這次危機使這樣的全球化互動方式顯出其不可持續性，於是在兩邊都出現了變革的要求。

　　由於目前階段的危機在西方更為突出，而且西方言論自由，社會情緒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們首先表現得亂了分寸。美國要加強監管，歐洲要降低福利，那種“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好日子難以為繼，而民眾也深感煩躁。於是有人說，美國也要向中國“學習社會主義”了。

　　但說實話，美國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與其說是濟貧不如說首先是“救富”，這連福利國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談“社會主義”？至於奧巴馬醫改倒確實有福利國家的趨向，說是“社會主義”也可以，但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會主義”，說是學歐洲還庶幾近似。說是學“負福利”的中國，豈不南轅北轍？

　　我曾指出憲政民主、尤其是普選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傾向。反對民主的李嘉誠先生說“民主將導致福利社會”（大陸也有因厭惡福利而反對民主的類似言論），就事實而言不能說他錯。當然民主未必一定導致瑞典式的高福利，但民主制下不論高低，肯定會導致正福利，像我下面還要講到的“負福利”，在民主國家肯定是沒有的。社會保障在西方也幾乎與市場機制一樣歷史悠久，絕不是有了蘇聯式國家才開始的。所謂羅斯福“學蘇聯”、奧巴馬是“毛巴馬”之類說法與1930年代有人說羅斯福學希特勒一樣，都是反對福利國家的右派人士攻擊之詞，福利國家的擁護者從來竭力否認。這只能說是極權國家的“國家管制惡例”給反福利人士提供了藉口，使人們對民主國家的干預也心生疑慮，因而阻礙了福利國家建設。怎能反過來以這些“潑髒水”之詞來證明社會保障就是學的極權國家？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國正在出現的低保、全民醫保和廉租房這類並非按特權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貧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與過去的強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為“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濟制度，才是我們改革前從未有過、如今向西方學來的東西。

　　但是，這當然不是說西方就不可能“學中國”。相反，自由與福利儘管都很重要，但目前這場與西方民眾“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相關的危機的確使人眼熱中國：那裡的馬兒可以不跑，而民眾還必須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方紹偉先生最近概括的：“好政府日子難過”，“壞政府日子好過”，不學中國這日子好像沒法過？

　　當然，這決不是向中國學“社會主義”。但“世界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老實說，張五常這話不是一點譜都沒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戲言：1949年“社會主義救中國”；1978年“資本主義救中國”，1989年“中國救社會主義”，2008年“中國救資本主義”。這最後一句其實就是：中國的“專政”可以免除“民主給資本主義帶來的麻煩”。如果美國真的學中國，廢棄民主，鐵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還敢消費？左手取消自由：看你還能消費？如此，美國人的“消費狂”症將立馬消失。而美國的汽車企業不是因為“他們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嗎？跟咱學！取消了工會自治和罷工權利，工人只會自殺但絕不會鬧事：誰鬧事誰就是“破壞招商引資”，“專政”侍候！這一下，企業還不立刻就恢復了血汗工廠的“競爭力”！

　　但是美國人能願意嗎？！就算他們願意，美國恢復血汗工廠來與我們競爭，對我們究竟有什麼好處？我們會因美國如此向我們學習而感到很“光榮”嗎？

說實話，中國無論政府還是民眾倒確實沒有輸出“中國模式”的動機，因為我們的血汗工廠就是在別人學不來的條件下有了競爭力的。別人不學我們，我們儘管吃苦還能賺個“競爭力”和高增長，別人要學了我們，我們連這也賺不到，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們並不願意別人也這麼幹。但問題是全球化競爭中“劣幣驅逐良幣”的壓力客觀存在。民主國家民眾並不是當代才想“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但只有中國這個特大型的冤大頭可供他們透支後他們才被慣成了這樣。“福利國家病”並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國這個特大型國家發揮“低人權優勢”後，嬌生慣養的福利國家才真正遇到了過不去的坎。近來一些歐洲國家由於危機壓力下出台減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動盪的現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種“中國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國朋友講了個“昂納克寓言”：東德前統治者假如沒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羨慕“紅磨坊”而放棄了烏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牆的情況下開放經濟，用“專政”手段“招商引資”，把全東德變成個大號血汗工廠，那邊的資本全給吸引過來，這邊的廉價商品再覆蓋過去。那時就不是東德的失業問題，而是西德的失業危機了！如果危機大爆發出了亂子，甚至東德統一了西德都不是絕無可能！即便不至如此，西德為了與東德競爭也必須學習“低人權”，實際上也就是被東德所“演變”。當然那就不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而是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17世紀的資本主義打敗了20世紀的資本主義，或者說是“專政資本主義”打敗了“民主社會主義”！但是，你們東德人願意看到這樣的“勝利”嗎？

　　顯然，儘管民主統一後東德由於變成了和西德大體一樣的高工資高福利高人權國家，西部資本寧可不遠萬里投奔中國，也不願去東德“剝削”那裡的民眾，致使如今一些東德人因製造業不振失業率高而頗有怨言--但是，我描述的那種“勝利”他們更不願看到。尤其是如今怨言更多的東德左派，就更不能接受血汗工廠的“勝利”。而西德人不能接受就更不用說。所以那種“勝利”其實是雙輸之局--既是東西雙輸，也是左右（社會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雙輸。

　　這與當年福格爾論證全美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南方奴隸制經濟的“效率”有點類似：按他的邏輯，如果南方真獨立了（也就是沒有了與北方的經濟一體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南北方經濟一體化之下，北方卻未必能靠“經濟效率優勢”改造南方（這是他真正的創見和引起爭議之處）。甚至按他的“反事實推論”繼續延伸的話，我們說北方反而會被南方所改造也說不定--如果北方資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隸受束縛，是無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價商品湧入北方，從而在北方引起大失業與混亂，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學習“低人權”，否則沒法贏得這種條件下的“競爭”）。當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為自由經濟真正的優勢是它的創新優勢，沒了創新也就沒了經濟進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進北方技術創新導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這樣的“競爭”可能是雙輸之局。顯然，福格爾認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為改造南方的動力。他實際上是以此證明南北戰爭的必要：只有北方通過戰爭強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經濟一體化下“低人權優勢”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危險，北方的創新優勢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當然還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當然如果南方能夠自己完成改造，那就是南北雙方之幸，也不會有什麼“南北戰爭”了。美國的歷史沒有那麼幸運。但今天的“經濟全球化”應當能夠避免當年“經濟全美化”的舊轍，因為走出舊體制、改變“低人權”的動力就在於我們自己！

總之，在如今這種全球化互動中，他們向我們學“社會主義”是根本沒影的事，他們向我們學“低人權”在邏輯上倒是有可能，但那對他們對我們都不是好事。那麼，假如我們學他們呢？如果通過“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的努力使我國的自由與福利都得到持續的進步，這實際上也就是上面講的那種所謂與西方相反的“中國模式”的淡出和中國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過程。

　　問題是如今的“金融危機”出自美國，大家罵他還來不及呢，你反而要學他？！

　　但這有什麼不好理解的？中美的“病”既然是兩個極端，則他們的“病因”就是我們的“良藥”，這又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攝入熱量太多，我們乾瘦病人學習他們多攝入一點熱量，不恰恰是對症下藥嗎？

　　如果讓歐洲、日本人學美國，那絕對是拆爛污。因為他們已經比較肥胖，當然不能愈發增肥！而我們攝入再多熱量，離肥胖病還遠着呢。別說什麼“都像美國人那樣消費得有20個地球”，其實誰都清楚，中國無論搞什麼“主義”都不可能消費到那種程度。但是，改變一下我們只當苦力不消費的現狀，不應該嗎？咱們操心拉動“內需”已經十幾年而苦無良策，美國的“內需”卻旺盛得壓都壓不住。我們學學他那兩下子，如何？

　　有人說：美國人靠先透支後賴帳剝削全世界來維持其高消費，太缺德，我們不能學。這話很對。

　　可是我們已經分析過：美國能夠這麼“缺德”一是靠美元霸權，別說我們，即便歐、日，沒有這玩意也是想“學壞”都學不來的。即便就算我們建立了“人民幣霸權”，像今天的美國一樣，但是我們又上哪裡去找另一個“中國”讓我們透支呢？世界上“低人權國家”倒還有不少，可是都太小，供不起如此透支，否則美國也不會這麼賴上咱們了！

　　所以我們即便再學美國，也不可能去透支別人。但是美國要透支我們也就不行了。他們的“惡習”不就被制住了嗎？

　　如果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我們也能積極參與“人權全球化”，無論是“左派人權觀”主張的社會保障，還是“右派人權觀”主張的經濟自由，還是左右派共同主張的人權觀強調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發展。左手爭福利但決不壓自由，右手爭自由但決不壓福利--這一套在西方導致了“自由福利雙過分”的“反向尺蠖效應”，但在我們這裡，這不恰恰能夠消除導致我們“自由福利雙不足”的尺蠖效應嗎？有保障的人敢花錢，有自由的人會花錢，我們的“內需”還會是個問題？而可惡的美國人還能借我們如今對“外需”的依賴來“剝削”我們嗎？今天很多人恨美國，但要說“反美”，這才是反到點子上了。這也叫“師夷長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卻是另外的兩種“反”法：

　　或者堅持市場全球化但抵制所謂“西方人權標準”，繼續堅持我們的“低人權優勢”，繼續憑藉這個條件低消費高出口讓別人透支，也就是繼續玩現今的這種“Chimerica”遊戲，甚至玩得更過火（否則補不了危機中暴露的美國窟窿）。那美國人恐怕會偷着樂呢！或者由於“反美”乾脆連經濟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像以往的北朝鮮那樣關閉國門。那美國人當然不樂意，問題是我們自己樂意嗎？

　　簡單地說，就我們自己而言，出路在於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當然，這不能僅僅理解為開黨禁、搞選舉這些狹義的民主。我過去說過，憲政制度固然包含一系列規則，但其實質都是要使統治者權受限而責可問。我們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體問題上未必激進、但卻持續地朝這個方向努力，包括具體的民生問題。通過在這些問題上“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逐步推進權責走向對應，也就是逐步走向民主化，消除“左手壓自由，右手壓福利”的尺蠖效應，產生“左手爭福利，右手爭自由”的“反向尺蠖效應”。當然，這未必能夠保證繼續維持以往那種GDP的“奇蹟”式增長，但那種增長本來就難以持續，我們完全可以在追求正常增長的同時通過“自由、福利雙增加”實現消費率的提高，使國內的增長成果分享更為合理，國際的全球化進程更為健康。

自從美國實行反危機的國家干預政策以來，我們一些人突然感到很牛氣：“現在美國也搞社會主義”了！但是我前面就講過，要講照顧窮人，要講“他們工人有力量”，要講福利國家和分配正義，甚至要講對於“公有”財富（例如公共預算）公共性的保護，他們哪點不如我們？在左派看來美國也許不如歐洲（尤其是北歐），但是比起我們，何止“現在”？過去他們就一直比“負福利”的我國更“社會主義”！

　　就以住房、醫療而論，改革前中國與美國這兩個領域的“福利”覆蓋率差不多，但是，覆蓋的方向卻相反：他們從最弱勢者覆蓋起，而我們從最強勢者覆蓋起，這兩種“社會主義”能一樣嗎？

　　因此在學習自由主義的同時，我們就不能學學他們的“社會主義”？

　　最近建設部領導提出要推進廉租房建設，這就是向他們學習“社會主義”嘛。要知道過去我們從來沒有這種制度。美國的住房福利與歐洲相比覆蓋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們過去哪有這種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單位”按特權等級配給，農民沒有份（但他們的“宅基地”卻莫名其妙地被沒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輕企業”沒有份，大中型國企工人名義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實，只有黨政文教機關尤其頭頭是有保證的。這覆蓋率也就是10%左右吧。但那些沒有“單位”、因而也往往沒有收入的可憐人，在他們那裡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蓋的對象，在我們這裡卻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來的，他們自己搞個“窟”還被犁庭掃穴，還敢妄想什麼福利房！現在建設部要搞針對窮人的廉租房了，還說“最後”也要考慮農民工的問題。這無疑是一大進步。但“最後”是何時且不論，在仍然堅持南非式的“清除貧民窟”政策的情況下，就算到了“最後”，這廉租房讓誰來申請呢？如果住在窩棚里不是要求廉租房的理由，而是被趕走、被“清除”的理由，難道讓住豪宅的人申請廉租房？或者窮人尚未進城就預先給他們一套廉租房？或者不由申請，乾脆抓人來住廉租房？

醫療問題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發達國家福利有高低，所謂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窮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國就是這樣。所謂高福利就是福利覆蓋率大，不那麼窮的人也管。例如美國通常被認為是福利過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醫療保障覆蓋率比歐洲國家都小。它只覆蓋兩種人：一個是65歲以上老人，一個是保貧困線以下的窮人，兩種人占美國總人口的18%。這個制度確實有問題，但為什麼奧巴馬的醫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麼難通過呢？很簡單，就是因為美國原來那套制度已經解決了最弱勢的18%的人的醫療，因此這18%的人並不支持奧巴馬的醫改，他們認為新增加一大筆開支會減弱國家將來為我們進一步搞福利的能力。而富人當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對美國醫改的人最振振有辭的理由就是，沒有醫保的這一部分人是美國的次弱階層，不是最弱的。明明買得起而你不願買，讓國家買單，讓國家買單又會引起各種各樣的副作用，這是反對醫改者的一個主要理由。

　　美國的醫療制度的確有毛病，實際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們這些國家所謂低福利就只保最窮的，所謂高福利是指不那麼窮也可以保。而我們呢？我們國家提供的福利性醫療覆蓋率有多高？改革前不會比美國高，美國是18%，我們那時享有公費醫療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應該說很少，農民沒有，二輕企業沒有。大中國企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屬沒有，而且大家知道報銷標準有非常大的差距。前衛生部副部長退休後說中國的公費醫療資金80%用在領導幹部身上。你說這是低福利還是高福利呢？覆蓋率並不高，但覆蓋的方向和美國正好相反，不是覆蓋最低的，而是覆蓋最高層的，而且是從最高往下覆蓋的。

　　中國最近幾年在醫保方面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大家都知道現在農民也開始有醫保了，這個新農合和以前人們津津樂道的文革合作醫療不一樣，以前的合作醫療國家不買單的，現在的新農合是國家買單的。2007年時，江蘇省的新農合是走在前頭的。當時國家規定新農合的醫療基金要達到每人50元，江蘇省就超額達到每人76元。4300萬農民參加了新農合。但他們能使用的福利性醫療資源其實還是很少的。而享有全額公費醫療，也就是可以任意動用國庫不管花多少錢國家都給你報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員，當年只有14萬人，享有的福利性醫療資源每人6千元，加上其他幾個階層，用基尼係數算一下，福利性醫療資源在江蘇省分配的基尼係數是是0.7，而江蘇省初始分配的基尼係數不過0.4左右，這是什麼概念呢？這就是說二次分配以後江蘇省的不公平不是減少了而是擴大了。

　　即使這樣我仍然認為江蘇省的醫療改革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原來農民醫療保障一點都沒有，現在無論如何還給了他70塊。從這個角度講現在0.7的福利資源分配，負福利的成分比過去要小了，過去可能是0.8。現在中國的進步就在於負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離“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後進入“正福利”了，才談得上低福利還是高福利的問題。

　　可見在我們這裡，推進自由與推進福利絕不是矛盾的。當然，我們不能學到慣出了他們“惡習”的“自由福利雙過分”的程度，但是要知道，我們離這種“雙過分”有多遠？

　　就福利而言，美國“為窮人當業主給全球投資者下套”當然太過分了，但我們對“農民工”的住房不僅根本不承擔責任，還要禁止他們自己解決問題的做法不改，就連廉租房也談不到，何況談“業主社會”？

　　就自由而言，美國民營金融業的“過度創新”確實是要管管。可是我們對正常的民間金融、尤其是國有金融不過問的農村民間金融也不給生存空間，這不是另一極的“過分”嗎？

總之，現在有兩種對中國未來的預言，我都不希望其變成現實：一種是中國崩潰論，說中國這樣幹下去總有一天會天下大亂。老實說按照中國目前的經濟能量和對世界經濟影響的勢頭，如果中國崩潰，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潰。即使現在達不到這樣的影響，將來也不能排除這種趨勢。中國崩潰肯定不是中國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好事。可是中國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維持“低人權優勢”下的發展，實際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剝削的方式成為別人透支的對象。這個優勢有什麼好？對世界不好，對中國人就真的好嗎？我想只是對一些寡頭好。

　　所以，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完全是兩回事。說中國崛起就會威脅世界，這樣的“中國威脅論”我們要堅決反對。不要說作為中國人我們都希望國民富強，即便並非站在中國利益的立場上，在今天“中國的崩潰”對世界的威脅肯定也比“中國的崛起”更大。

　　但是“中國模式的崛起”如果意味着“低人權優勢”在世界上風行起來，張五常先生說的那種“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真的成為現實，那決不是什麼好事，即便從中華民族利益或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說也是如此。最簡單的道理是：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完全是兩回事。正如學習了蘇聯的中國當年曾是蘇聯的敵人，學習了中國的越南曾與中國反目成仇，學習了越南的紅色高棉更成為越南的死敵一樣。

　　所以，如果“對華友好”的意思是對我們的政府友好，那麼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也是兩回事。而如果“對華友好”的意思是對我們的國民與同胞友好，那麼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就豈止是兩回事，而且肯定是截然相反的兩回事！把自己人當人的西方人曾經把我們不當人，因此激起了中國人的正義抗爭。即便這樣，他們“把自己人當人”這一點仍然值得我們學習。但是相反，假如西方人也學會“把自己人不當人”了，他們難道還會把我們當人嗎？

　　無怪乎多年以來，我們這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們認為的“友好國家”乃至“兄弟國家”，對我們的同胞--華人、華僑和華商大都態度很壞，而且似乎國家越“友好”，對我同胞越窮凶極惡！反之，我們當成敵人的那些國家，對華人、華僑與華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國家的敵人”，對我們的同胞越好。就以東南亞為例。在這個素有排華虐華傳統的區域，印尼、越、柬、緬、馬，都曾有過那種紀錄，只有泰國，對華人、華僑與華商應當說是最友善的。然而在改革前的年代，泰國曾是我們在東南亞的頭號敵人，我當年在插隊的那個山旮旯里也經常收聽到“泰國革命之聲”，這個在我國支持下設立於昆明的電台天天號召要推翻“他儂-巴博反動集團”（即泰國政府）。而我們稱為“同志加兄弟”的某國，卻對華人採取嚴厲的剝奪政策，而且早在與我們交惡之前好多年就已是如此。但是那還不是最糟。與號稱是我們“毛主席的最好學生”的紅色高棉相比，該國算客氣的了。而紅色高棉，對華人就不是什麼剝奪而已了，而是屠殺與滅絕。而且紅色高棉不僅屠殺一般華人，還尤其把我國在華人華僑中培養的“僑共”幾乎斬盡殺絕！但就在這同時，紅色高棉卻是我國政府認為的第一號鐵哥們，為了救它，我們簡直不顧一切，甚至不惜與“同志加兄弟”的某國發生一場血戰！

　　今天我們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可是這種奇怪的“國際地位”似乎並未結束，君不見今天在工業化國家中，對華人、華僑、華商最開放最友善的是誰？不就是那個被我們視為“世界首惡”的國家麼？比例如此少的華人卻能進入社會主流，大批成為教授、科學家、高官等上層精英，這世界上還有哪裡能夠如此？就是同為民主國家的西歐各國也做不到，眾所周知，那裡的華人基本上只能做小生意、開餐館等，很少有機會進入主流社會。我們不少朋友是那裡的“名校優博”，卻鮮能在那裡的高校謀職。當然，西歐各國對華人華僑華商也還算不錯的，這僅從我們經常報道我們的同胞在那裡舉行遊行示威就可以看出--而在“友好”的緬甸，華人還敢示威？不“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就燒高香了！那麼主要工業化國家中對華人華僑華商最惡劣的是誰？我想恐怕公認的就是俄羅斯了吧，那裡不僅對我們同胞的刁難與勒索司空見慣，“灰色清關”、“新星號事件”那樣的惡性事件也層出不窮。（不過與前述“更友好的”國家相比，應該承認俄羅斯仍然可以了，至少大規模排華屠華的事那裡還沒有過。）但是，奇怪的邏輯仍然是：對華人最好的國家似乎是我國的“首惡”，次好的西歐算一般，而最糟的俄羅斯又是我們在同類國家中的最愛！

怎麼會有這麼古怪的邏輯呢？我倒不是說對華人最好的國家就一定能與中國達到國家關係也最好。善於利用華人華僑華商的人力資源，與在國際政治及國家關係中跟中國競爭乃至對抗，也許不一定構成矛盾。也就是說，善待我們的同胞與公民也許並不是在政府層面與我國形成友好、親密關係的充分條件。但是在正常情況下，前者肯定是後者的必要條件！善待我們同胞與公民的國家未必一定是我國的友好國家，但虐待、屠殺乃至大規模殘殺我們同胞與公民的國家必定是我國的敵對國家，而絕不可能是什麼“友好國家”--如果我們這個國家搞外交真的是為了我們的“民族命運”，而不是僅僅為了皇上的面子。

　　只有那種不是為國民辦外交、而只是為皇上辦“洋務”的體制，才會遵循這樣的邏輯：只要恭維好了皇上，虐待幾個草民算什麼事？如果再殷勤些，奉承得皇上龍心大悅了，就是對吾華草民大開殺戒，皇上照樣會青眼有加！

　　我們當年和今天都在為中國的崛起而奮鬥。但撫今追昔，我們所追求的到底應該是何種“崛起”？如果按上述那種邏輯我們“崛起”了，結果把那些我們討厭的高人權國家（因而也是善待我們同胞的國家）成功地壓了下去，而使那些我們喜歡的低人權國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國家）大行其道、越來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之際，我們的同胞在這個世界上還有立足之地嗎？

中國當然要崛起，但必須是換一種模式的崛起，而不能是現在這種“模式”的崛起！不要說我們今天只是GDP總量增長很快（還不知道能持續多久），人均水平還差的老遠，就算人均GDP也上去了，甚至就是我們在軍事上把人家打敗了又怎麼樣呢？當年沙俄打敗了拿破崙，俄軍占領了巴黎。但是俄軍中那些青年精英到那裡一看：法國人生活得多麼有尊嚴！而我們俄國人把自己當人了嗎？於是勝利者羨慕失敗者之餘，回國後他們就成了開創俄國變革與自由之路的十二月黨人！

　　而我們離“俄國打敗法國”那種狀態還有多遠就更不用說了。中國應該改變，改變老實說也很簡單，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學習。政治自由的意義自不待言，經濟自由也還要增加，要反壟斷，改變“國進民退”的做法。其實不要以為這是什麼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這其實是中國共產黨的老主張。1949年以前共產黨把那時的國有資產叫“官僚資本”，而私營企業叫做“民族資本”。“官僚資本”被列為罪惡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時的“國進民退”被共產黨叫做“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所以讓“民族資本擺脫官僚資本的摧殘”其實也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的專利。

　　至於說到福利國家，的確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國還遠遠沒有到所謂的福利病那種程度。我覺得中國在福利問題上最應該避免的就是負福利現象。我們的福利和自由都應該更多，現在我們沒資格講什麼福利國家病，首先把我們的負福利問題解決了再說。如果你是自由主義者，你首先應該否定特權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現在中國剛剛才起步，反什麼？而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你應該首先應該推動國家對弱勢群體承擔責任。

這裡我要講，這是責任，不是皇恩浩蕩。福利國家和“皇恩國家”一個最大的區別在於：後者那個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賜的，給了你要謝恩，不給你也不能跟他要的，這種狀態一定要改變。像瑞典人從搖籃到墳墓都是國家包的，哪個瑞典人會因此高呼“萬歲”，稱頌“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經有右派政府不喜歡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為這是國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應該的，不做就要被問責，所謂福利國家就是這個意思。

　　瑞典式的福利水平我們中國現在顯然還做不到（也有人說不該做，這姑且不論），但這種國民可以進行福利問責的機制並不是高福利國家才有，低福利的美國也一樣是“只需問責，不必感恩”的。這樣的公民權利和政府責任，我們為什麼就不該有？“只能感恩不許問責”也許就是中國既不同於美國也不同於瑞典的獨特“模式”吧，但憑這樣的模式我們能走出“負福利”狀態嗎？

　　至於自由應該增加就更不用講了。如果我們在這兩個方面都不斷進步，中國與世界就有希望了。

·趙連海為結石寶寶爭取權益，卻被北京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兩年半，引起大多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簽名聯署求情。立法會更休會辯論該案，打破香港建制派不公開議論內地政府施政的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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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雖然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法治建設，中國大陸的這條防線仍然經常遭受衝擊。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家長趙連海為受毒奶粉事件影響的兒童爭取終生免費檢查治療等權益，發起組織「結石寶寶家庭同盟」為受害家庭集體維權。十一月十日，卻被北京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監禁兩年半。對趙連海的一審判決引起香港社會震驚，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紛紛站出來表示關注及不平，並投書上一級法院要求維護公平正義。守護中國的公平正義不僅是內地的司法責任，更變成香港人的期待。趙連海案件令香港建制派打破不公開議論內地政府施政的慣例，改變了兩地的政治生態。

十一月十七日，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批准由議員馮檢基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對此事進行辯論，議案提及「事件引起國內外人士強烈關注和質疑判決有違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會議當天，已有十八名議員答應聯署全國人大和最高法院。

零八年在中國大陸造成三十多萬兒童受害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曝光，曾擔任過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屬下中國質量報記者的趙連海也是眾多受害兒童家庭中的一員，他匯集其他受害兒童家屬組織了「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維權聯盟」，並創建「結石寶寶之家」網站，呼籲所有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兒童的家長聯合起來合法維權。零九年十一月，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將他刑事拘押，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被北京大興區檢察院批捕。今年三月三十日，北京大興法院不公開開庭審理此案，十一月十日，以「尋釁滋事罪」判處趙連海有期徒刑二年半。趙連海當場在法庭上表示不服判決並宣布無限期絕食抗議。

「依法維權」成為「尋釁滋事」，「受害的原告人」成了「犯罪的被告者」，中國公平正義的防線在不少人的心中受到衝擊。趙連海受到庭審判刑一事引起抗議之聲，許多維權人士和毒奶粉受害兒童家長身佩黃絲帶在法庭外聲援趙連海，在法庭外高喊「趙連海無罪」。趙連海五歲的兒子趙鵬潤舉起寫上「爸爸回家」的紙牌，亦在法庭外聲援父親。被阻進入法庭的趙連海妻子李春梅更在法院外情緒激動，怒斥政府此舉「喪盡天良」。

香港也有兒童因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趙連海的判刑結果牽動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對此事件的關注，更希望可以通過此事件，重塑中國公平正義的防線。十一月十二日，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在香港幾大報章以整版廣告刊出《非法的法　無罪的罪》一文。文章指：「這宗判決，是對中國公民憲制權利的踐踏，對執政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背叛，也是對人類良知的侮辱，必須全民共斥之，全國共討之！」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認為，參政議政「責任大於榮譽」，在中國轉型時期，更肩負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任。他在文章的最後寫道：「趙連海冤案有如反面教材，就是當某些地方的司法黑暗到連一個疼愛子女的好父親、一個見義勇為的好市民都容不下時，任何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政改應由法治始，誰不政改誰下台！」

在一些重大事件發生時，劉夢熊經常以廣告形式刊文表達意見。面對有人質疑，政協委員應該通過正常渠道向上反映情況，他向亞洲週刊表示：「通過媒體表達意見同樣是正常渠道。」他認為，強調法治建設的中國，冤假錯案依然，譚作人追查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工程被判五年；河南趙作海被冤殺人，坐監十一年，要等死者復活了，冤案才得以昭雪，這樣的例子在神州比比皆是。劉夢熊指出，追求公平正義的責任更重，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監督氛圍。

十一月十五日，劉夢熊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寫信給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希望北京高院在審議趙連海上訴案件過程中，「兼顧情、理、法，撥亂反正，作出趙連海的訴求和作為基本上是履行公民憲制權利的認定，宣布大興區法院定罪有誤，量刑失當，判趙連海無罪釋放！」

同一天，由羅范椒芬發起的港區人大代表聯署簽名的求情信也速遞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曾任香港廉政專員、咻斒鶚瘂L、教育署署長等職的羅范椒芬在趙連海被判後，向三十五名港區人大代表發出呼籲，要去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為趙連海求情。呼籲獲得二十七位港區人大代表簽署支持。信函動之以情，強調了趙連海動機單純，只為受苦兒童討公道，即使有衝動之處亦情有可原，希望可以考慮將判刑減至一年。趙連海已被拘押超過一年，港區人大代表們希望以此刑罰換得趙連海即時釋放。

參與聯署的香港立法會議員何鍾泰表示，他亦會撰寫另一封信，與劉秀成、梁美芬等，以專業會議名義聯署寄給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寬待趙連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及田北辰都在不同場合時表示，輿論普遍認為趙連海的兒子是結石奶粉事件的受害者，但卻被判監兩年半，並不公道；又質疑兩年半的刑期過重。他們又指，最高法院作為為人民爭取公義的守護者，有責任向下級法院了解情況。全國政協常委及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也在公開場合表示，認同部分港區人大代表的看法，趙連海一案的量刑需要檢討。

同樣身兼人大代表的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卻持不同看法，指不可用香港標準去看內地法例，更稱內地有獨立司法制度，即使港人不認同都須尊重，不可肆意挑戰。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顧敏康向亞洲週刊表示，尊重內地的司法制度是必須的，但根據相關法律，全國人大有很重要的監督法院執法職能，「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有參政議政的責職，不存在『一國兩制』干預內地司法的問題」。

三聚氰胺毒奶粉案涉及上千萬中國孩童，直接受害腎結石孩童達三十萬之眾，趙連海為兒童維權被判刑的遭遇，在內地的人大、政協、媒體都沒有反響。顧敏康認為，這類被認為敏感的事件，中國控製得比較嚴格。「但香港是法治社會，利用法制建全、輿論自由的特殊環境表達聲音，可以給中央領導更多的參考意見，可以有更多的反思，也有利推動中國的法治建設。」

趙連海在看守所絕食多日，代表律師李方平十一月十五日申請看望，被當局拒絕了。下午北京市司法局律師管理處處長約見李方平，表示案件敏感，引起各界關注，對社會影響大，要求律師保持低調、謹慎發言，減少接受媒體採訪。李方平向亞洲週刊表示，十六日聯絡看守所，但仍然被告知不能見趙連海。他說：「趙連海的上訴會在十九日如期完成，如果上訴期內不讓見趙連海，書面上訴會有問題。好在他當庭就提出上訴，只要法庭有記錄，應該也可以採納。」

香港各界都在推動聲援趙連海，希望維護公平正義。李方平表示：「接近體制的正義人士給予的關切，我想中央及維穩系統能考慮其合理及合法性。」但李方平又認為，對這類敏感案件，上訴在一般情況下都會被駁回，成功率微乎其微，關鍵還是看其他因素多大程度可以起到影響作用。■

·地方法院對趙連海的判決，為西方攻擊中國人權問題製造口實，陷中央政府於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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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轍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教育學術交流中心常務理事、中國智業發展戰略委員會副主任、港澳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著有理論專著《世紀之交的求索》、《中國崛起與挑戰》、《危機下的中國》、《崩潰邊緣》、《中國大轉型》及長篇小說《商界恩怨》、《角逐》、《囫圇在愛河》等。

兩年前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震驚中外，時至今日毒奶粉事件尚未完全平息，卻又發生毒奶粉事件的維權代表趙連海被北京大興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的案件，再次震驚中外。

眾所周知，當年的毒奶粉事件，禍及全國，坑害了數以百萬計的嬰孩，僅僅因此而患上腎結石的嬰孩就高達三十萬之眾。趙連海因為其受害患腎結石的兒子維權，也為全國受害嬰孩維權，卻觸犯了地方政府維穩的政績觀和禁忌，因而零九年十一月便被地方當局逮捕。

如果說劉曉波被判十一年還有政治上的原因的話，但是把一個弱勢的維權人士關進監獄，實在讓人忍無可忍。作為一個毒奶粉受害者的家屬，趙連海所作的上訪維權並沒有什麼過份之處，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的權利；至於所謂的利用為安徽籍女青年李蕊蕊被強姦報案而「惡意炒作」，實際上是非常正義的公民行為，是一個公民維護法治、保障人權的正義之舉，「炒作」之說到底是什麼罪名？北京地方法院對趙連海的判決，荒謬決定，讓人不能不說話。港區政協委員劉夢熊也在報紙上登廣告，抗議北京地方法院的枉法判決。

然而，作為毒奶粉受害「結石寶寶之父」和「結石寶寶之家」創辦人聞名中外的趙連海，儘管身陷囹圄，但仍受到全國毒奶粉受害嬰孩家屬的擁戴和聲援，受到社會輿論和媒體的關注和支持，因而毒奶粉受害者的家屬常有為維權來京上訪者寄宿趙連海窄小的家，媒體記者也常有登門採訪趙妻李雪梅。似乎這構成了對地方當局維穩的威脅，因而社區居委會和公安派出所多次警告李雪梅：不准接待患兒家長，禁止接受媒體採訪。

顯然，為了消除趙連海維權活動觸犯維穩的影響，為杜絕患兒家長繼續與趙連海家聯絡開展維權而影響維穩，北京地方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決趙連海兩年半徒刑，實有敲山震虎，殺一儆百的政治意圖。然而，地方當局的政治盤算和刑法處罰可謂十分不智和錯上加錯。

從憲法和保護消費者權益法來看，以趙連海為代表的毒奶粉受害患兒家長維護子女權益，尋求社會公道，開展維權活動，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正當、正義的行為，並不觸犯任何法規。把他們正常而公正的維權活動視為「尋釁滋事罪」，完全是一種從所謂維穩出發的政治陷害。所謂「尋釁滋事罪」完全是一種莫須有的政治罪。

以這樣的罪名加害趙連海，不僅全國毒奶粉受害患兒家屬極為不平和不滿，不少患兒家長在義憤填膺的同時，聲言要「陪趙連海坐牢，把監獄坐滿」。事態真的如是發展下去，該如何收場呢？這豈不是與地方政府維穩的目的背道而馳嗎？豈不是越維穩越不穩嗎？

再者，如此的維穩和審判也是同中央「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保障百姓權益及和諧社會建設的方針路線格格不入的。說得嚴重點，這是給中央保障人權政策抹黑，是對全國數以千萬計毒奶粉受害患兒及其家長權利的踐踏。這是在為西方攻擊中國人權問題製造口實，提供砲彈。這樣的做法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事與願違、適得其反，事實上陷中央政府於不義。

顯然，有關主管部門必須對趙連海案件高度重視，重新審視和審理趙連海案，還趙連海以公道，還毒奶粉受害患兒及其家長以公道，還全社會以公道；平息廣大受害患兒家屬的不滿，平息社會的不滿，如此才能達到司法公正、社會維穩的目的。

有鑑於此，中央對地方如此維穩的作為亟須明察，亟須責令地方黨政不得以維穩為名嚇阻維權、壓制維權。在考核地方黨政業績時，也應像要求地方改變重GDP增長速度而輕視GDP增長質量那樣，要求地方改變重維穩而輕視維權的執政行政做法。唯有如此，地方經濟增長才能越增越強，地方維穩才能越維越穩！■

·中國必須讓人大政協尋回被剝奪的權力，建立權力制衡機制，避免黨政權力濫用與民心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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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也是內政改革的動力。這是觀察當前中國政治的視點——為什麼當中國的GDP已經躍升至全球第二之際，中國卻面對著對外形象不斷下跌的危機？

這也是近日中國積極推動「公共外交」的緣起。今年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就組織了察哈爾論壇，邀請了媒體、學界、企業界和非政府組織來探討，怎樣提升中國的形象。這代表中國權力當局爭取和國際接軌，也讓中國各界精英潛心思考外交和內政的互動關係。

在中日釣島之爭的問題上，全球華人和十三億中國人都誓為北京政府後盾，外抗美日強權。但中華民族主義的「雄起」卻不能掩蓋民權被閹割的悲哀，不能讓某些官員以民族主義作為遮羞布，侵犯人民的權利。

真實的中國在網絡上，往往超越了任何的包裝，不能再被一元化的消息來源來壟斷。而中國最近一些弱勢群體的維權行動被打壓，尤其毒奶粉受害者家長的代表趙連海，從原告變成了被告，還被重判了兩年半的徒刑，就引起了民間的強烈反彈，也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帶來莫大的損害。

這也激起了政協和人大港區代表的緊急行動。他們有些人聯署反對判決，要求平反，指出這是千古奇冤。政協的港區代表劉夢熊甚至在報章上刊登廣告，認為這是違反憲法，也傷害了全國人民的心，批評北京大興區法院重判趙連海，是踐踏中國公民憲制權利，背叛共產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侮辱良知。他指出毒奶粉事件是有關部門監察不力，但法院用司法腐敗壓制民眾合理訴求以掩蓋行政腐敗，損害人民根本利益。他並將這問題提升到中國政改的層次，認為「政改應由法治始，誰不政改誰下台」。

這是香港政治的突破，也是中國政治的突破，人大政協打破了橡皮圖章的刻板印象，也多少扭轉了中國對外的負面形象，說明公道不僅自在人心，也在體制內爆發反思的力量。任何認同國際規範和普世價值的公民都不能袖手不顧當前法治不彰的缺失，也不能忍受政法單位的權力傲慢。它們都是以維穩的名義損害中國的穩定，激發強烈的民怨，也抹黑中國的國際形象。有這樣的法官，中國還需要敵人嗎？有這樣指導審判的政法領導，中國還需要法治和穩定嗎？

因而中國的公共外交，也呼喚內部政治改革的力量。中國的國際形象，要依靠內部社會的大變革。要讓中國人在國際舞台上有尊嚴，不能再靠財大氣粗，只談經濟，不敢談政改，因循茍且下去。

這次劉夢熊等政協代表挺身而出，不僅是對趙連海事件的不平之鳴，更深層的問題是當前人大政協代表「被代表」的荒謬與無奈，也使民間積怨失去宣洩與解決的管道，讓整個社會陷於火山爆發的邊緣。

中國政治必須讓人大政協尋回被剝奪的權力，建立一個權力制衡的機制，避免黨政權力的濫用，也避免民心的流失。■

【明報專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昨致函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要求審理趙連海上訴申請時，能「兼顧情、理、法，撥亂反正」。劉氏期望法院認同趙連海的鳴冤或其它抗議行為只是履行公民憲法權利，並希望高級人民發院宣布原審的大興法院定罪有誤，量刑失當，判趙連海無罪釋放。

劉夢熊在信中說，趙連海身為受害兒童家長，訴求完全正當，不涉及任何政治異見，大興法院列出的罪證純屬「莫須有」，於情不合，於法無據，重挫人們對中國司法制度的信心。他並形容大興法院早前的重判，乃「天理難容、喪盡人心」。劉夢熊在信中指出，如果把趙連海無罪釋放，既符合中央依法治國、有錯必糾的方針，亦可令案件對中國司法的影響，由負面變正面，由失分變得分，有利鞏固國家長治久安。

【明報記者報道】趙連海昨日仍被禁止與代表律師李方平（右圖）見面。對於司法局早前要求李方平「慎言、低調」，他表示「自己已經很低調了」，該案目前很少有國際媒體關注。

李方平對本報表示，昨晨致電關押趙連海的大興看守所時，工作人員「斬釘截鐵」地表示仍不能見趙連海，未有解釋原因和透露何時可以會見。李方平表示，若今日仍然無法與趙連海會面，明日會再往看守所交涉，以趕在周五前完成上訴書。按照規定，趙連海現階段只能和代表律師見面，這意味趙連海與外界通訊被完全切斷，李方平相信趙連海絕食仍在繼續。

日前北京司法局曾傳召李方平，表示趙案敏感，對社會影響大，要求他在媒體前「慎言和低調」。他響應道，自己並無渲染性言論，完全根據事實「就案論法」，覺得「自己已經很低調了」。李方平指出，目前接觸他的主要是香港傳媒，較少有國際媒體關注此案。

毒奶粉受害苦主趙連海（1972-）的一審上訴期，將於19日期滿，但辯護律師李方平被禁會見他。

據now記者周月翔在北京大興區拘留所外的現場採訪報道，李氏於星期一到拘留所欲會見趙氏商討上訴書，拘留所稱「領導剛打電話」，說律師不得會見被告。李氏未有提及禁令是否違法，但面露無可奈何的表情。

因維護毒奶粉受害者合法權益，趙連海於2009年11月被拘留。今年11月10日，大興區法院對他一審判決，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兩年半徒刑。他在庭上抗議判決，稱自己無罪。

趙連海案的處理，有違反法律之處，涉及律師法、刑事訴訟法（刑訴法）和最高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以「尋釁滋事罪」重判，是常見的政治裁決。

各地對趙案的評論，多從弱勢群體的處境為切入點。本欄認為，對趙案的觀察，首先要以法律的視角，分析法律訴訟中趙氏合法權益被侵害、擁有公權力者（地方公檢法官員）與弱勢群體的權利不對稱。

先從趙氏的辯護權說起。大興區拘留所禁止律師李方平會見趙氏，違反了律師法31條、33條。

31條規定，擔任辯護人的律師，有權「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33條規定，律師「有權會見嫌疑人、被告人並了解有關案件情況」（據官方法律出版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全編》591頁）。

律師擬會見趙氏，是關於一審上訴的提請，上訴權在「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內；拘留所禁止會見並不說明原因，涉及上訴權的程序公正性，也侵害了律師的會見權。

拘留所禁止會見，還違反刑訴法96條（1294頁）。這一條規定，律師有會見權。

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等曾發出「法釋」（指對司法的解釋，人大對法律的解釋則稱為「釋法」）文件，題為〈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第四部分〈律師參加刑事訴訟〉11項規定：「對於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經過批准」，不能以「需要保密作為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人民日報1998年1月21日3版）

大興區拘留所提及的「領導」，是拘留所的主管還是大興區委政法委員會官員，不得而知。他下會見禁令，如不是「法盲」（不了解刑訴法、律師法和「法釋」文件）就是知法犯法，侵害律師和被告的合法權益。

刑訴法152條規定，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

今年3月法院對趙案一審時，並未公開，連趙氏之妻李雪梅亦不准入庭。趙案的起訴是涉及「擾亂公共秩序罪」，並非涉及「泄露國家機密」或「顛覆政權」之類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也無關強姦之類的個人隱私案，法庭沒有不公開的理由。

趙案從一審開庭到宣判，相隔八個月，違反了刑訴法168條。這一條規定，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後一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

在何任司法獨立的法治社會，代表公權的一方如違背法律、損害程序公正，被告都可能獲當庭釋放。在「一黨領導」體制之下，地方官習慣於以「長官意志」行事；在「維護領導威信」的藉口下，法律成為政治丫環。

地方檢察院的起訴、法院的一審判決，以「尋釁滋事罪」追究刑責，是否符合刑法的「刑、罪、責相適應」的原則，頗令人質疑。

檢、法方稱，趙氏利用河北石家莊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中毒事件，煽動糾集群眾到石家莊、北京大興區和豐臺區「滋事」，「嚴重擾亂社會秩序」。起訴書還稱，趙氏也「糾集」境外媒體記者，在公安機關門外「滋事」。

法院重判趙氏兩年半徒刑，是引用刑法第二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一節（擾亂公共秩序罪）的293條4款。

293條規定：「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第4款列入判刑的是：「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

趙氏與毒奶粉受害苦主在公眾場所請願，是表達對毒奶事件透明化的願望，這是正當的對知情權的期望。他們要求追查事件、懲治貪腐、對受害者作合理賠償和醫療，是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趙氏組「結石寶寶之家」、請願，只是想為毒奶受害者「討回一個公道」，並無「尋釁滋事，破壞社會秩序」的主觀意圖。趙氏和受害苦主的請願抗議，雖然有時難免有激情之處，但大體是和平、有序，並無「造成公共場所嚴重混亂」的後果。

從電視台的現場畫面來看，受害苦主並無「尋釁滋事，破壞社會秩序」之舉；相反的，是受到警察的推撞甚至恫嚇。

在北京，「尋釁滋事」被民間稱為「口袋罪」，警察可輕易從口袋裡拿出來加到他人頭上。以此「口袋罪」重判趙氏，是地方官對弱勢群體的政治陷害。把境外（如香港）記者合法的採訪活動，說成是趙氏煽動的「滋事」，也是欲加之罪。

■一個受毒奶粉傷害的孩子，其父為他和其它受害孩子討回公道時卻反成囚徒；在沒有公義的大國下，「我愛爸爸」只是孩子一句最卑微的抗議。（網上圖片）

48-101118 看守所指趙連海不想見律師　阻撓上訴蘋果日報

內地毒奶粉受害兒童家長兼維權代表趙連海上訴受阻。趙連海的代表律師李方平昨欲到看守所與趙見面，但看守所以趙不願見律師為由拒絕。李擬好的上訴文件未能取得趙的簽名。有學者認為，看守所此舉有違上訴程序，疑是阻撓趙上訴。
趙連海自上周三（ 10日）被北京大興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一審判處入獄兩年半後，在獄中進行無限期絕食抗議裁決。

趙的代表律師李方平連續兩天到大興區看守所欲與趙見面，均被拒。李方平說，昨日上午他再致電大興區看守所查問，對方指趙不想見律師，叫他不要再致電查詢。
李方平質疑，這是看守所單方面的解釋，並非趙連海本人的意願。他說，趙連海一案的上訴期將於明天屆滿，但草擬好的文件未能取得趙連海簽字，法院或者不受理。另一方面，趙已絕食多天，他十分擔心趙的身體，因此今天會再到看守所交涉。
而趙的另一名代表律師彭劍則表示，本周一曾經探望趙連海，當時趙在一張白紙上簽名，授權他和李方平處理上訴事宜。

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王友金指出，根據中國法例，所有已判刑被告都有與律師會面商討的權利，看守所阻止趙連海與律師見面是不合法及違反訴訟程序的。他說，上訴文件的最終本必須有趙連海簽名核實才可受理，質疑看守所有心阻礙趙連海上訴。
2008年內地三聚氰胺毒奶粉引致約三千萬兒童患上腎結石，趙連海的兒子是其中一個。此後，趙除了為兒子外，也協助各地家長索償，但受害人反成階下囚，案件連日來廣受國際關注。本港立法會昨也進行休會辯論，關注趙案。

說台灣民主化帶來“亂”，是基於一個前提：台灣在政治轉型以前很“靜”，很有秩序，而且只要維持原來的威權體制，還會繼續“靜”下去。這個前提，根本不存在，不是事實。

《自由荊冠：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序 （附新書簡介）·

公元2010年10月8 日，當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口中緩緩地念出“劉曉波”三個字時，正在屏息聆聽的世界與中國，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這歎息，凝結成了歷史的碑文。

從此，中國的劉曉波，與德國的卡爾·馮·奧斯茨基（193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緬甸的昂山素季、西藏的達賴喇嘛尊者、南非的曼德拉和圖圖主教、捷克的哈維爾、前蘇聯的索爾仁尼琴、薩哈洛夫、帕斯捷爾納克……諸位前賢一起，在這片背負厚重文明和深重災難的神州大地之上，卓然而立。

就這樣，滿載著一節節重負而輝煌的人文故事的諾貝爾列車，終於，駛進了中國。

在該諾貝爾列車上，每一個故事，都裝載著一顆自由、深邃和倔強的靈魂，都能瞥見一個龐然大物的強固鐵弧；贗皦m，那些靈魂與鐵壞膶χ藕筒┺模V寫了一曲曲近代歷史的沉重樂章：

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雀屏中獎，前蘇聯當局殫精竭慮，力阻他出境領獎，軟硬兼施無效後，亮出殺手鐧：若他堅持出國領獎，則他的情人伊文斯卡婭將被處以重罰。帕斯捷爾納克並不懼死亡和流放，但深摯的愛情，卻阻斷了他領獎的航程。

索爾仁尼琴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然而他並未出境領獎，因爲擔心無法歸國。可是當他的《古拉格群島》1973年在法國出版後，蘇聯當局以叛國罪逮捕了他，並在1974年將其驅逐出國，嚴禁返國；

獲得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的薩哈洛夫，則是被流放到蠻荒之地，任其自生自滅，禁其返家；

其他自由之魂：奧斯茨基、哈維爾、曼德拉、昂山素季、圖圖們……，情形亦大抵相似，坐牢的坐牢，軟禁的軟禁，在如磐大山似的政權面前，似乎個個纖弱似水，無力對抗。恰如村山春樹所說，較量雙方，雞蛋對高牆，不成比例。

然而，曾幾何時，那些曾經固若金湯的鐵唬癜蒼讜眨磕切┮謊躍哦Γㄈ松賴拇筧宋錚難Y去了？人們發現，今日巍巍乎赫然於青史之上的，卻是當年那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和“罪犯”們，而當時無所不能的龐然大物，卻化作了縷縷歷史青煙，隨風飄散了。

遺憾的是，如今，北京當局又踏上了老路。它不由使人想輕聲提醒它一句：你能否吸取哪怕是一星半點的教訓呢？你的想象力，就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極權前輩一絲一毫？註定要遵從上述軌道，一絲不苟地乖乖步其後塵？

坦率地說，筆者相當悲觀。只要看看他們正在毫無想象力地、亦步亦趨地在重蹈其前輩的覆轍，精確地複制其前人的政策、動作和語言，就足以窺知他們的智商、膽識與格局，也就能預見其基本的結局了。其始作俑者毛澤東對其敵手的詛咒，恰好是對他們自身的寫照：他們正在把一個個包袱背在自己身上，把一根根絞索套上自己脖子，欲罷不能。獄中的劉曉波，如北京手心中的燙手山芋，握之不可，棄之無方，令他們惶惶然不可終日。然而囿於其想象力，卻只能依樣畫葫蘆地追尋其前任獨裁者。

曉波獲獎，實至名歸，千壑回響，贏得舉世高度的認同。這是頗為罕見的人文景象。當然，我們也知道，針對此獎，仍有某些異議。這也是不難預料的人情之常。事實上，曉波並非聖人，他當然也有過自己的軟弱幽暗的時刻。但是，杖緦_曼·羅蘭所指出的，“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候，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沒；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 劉曉波，正是這樣一位坦盞爻嗦懵愕夭粩嚳詞〔粩嘧載煵粩喑階約旱娜恕＿@是他身上至為顯著的高貴特徵，也從而呈現了其人性的高度複雜性和豐富性。

真正的桂冠，都是由荊棘編織而成。獄中劉曉波頭上的諾貝爾和平獎，正是一頂“自由荊冠”。在為自由跋涉的荊棘長途上，這一桂冠所承載的痛苦、血淚和責任，甚至蓋過了它耀眼奪目的光芒。

有鑒於此，值此重要歷史時刻，我與夏明教授編選了這本《自由荊冠——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以銘刻這一歷史事件，以答謝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以回應全球支持中國人權事業的仗義執言者，以舉杯朝向至今仍身陷囹圄無法與親友暢飲的劉曉波先生。

本書旨在把這一中國民間“飯醉”的時刻“定格”，從而使國人在轉捩點上，駐足反思，思考中國自由事業的以往、今生和未來。可以想見，若干年後，當回首憲政中國的來路時，人們自然會把目光投向這個日子：2010年10月8日。就在這一天，國際社會對“中國號列車”亮出了清晰的綠色轉彎路標。而本書，正是一組長鏡頭的回放——它聚焦於那個令無數人涕淚交流的歷史關節點，挖掘了圍繞那個日子中國的歌哭生死，曉波的千腸百結心路歷程。

一百三十年前，也是在落葉紛飛的季節，“秋風立馬越王台”的康有為, 曾慨然浩歎：“十七史從何說起，三千劫機歷輪回”。今天，是結束的時候了。我們正面臨終結中國歷史輪回的重要關口。眺望前路，會通文明世界、複興中華古典的歷史轉機——“大地山河跨海來”的那鐘鼓齊鳴的神聖時光，已經指日可待了。

《自由荊冠：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 ·陳奎德夏明編，晨鐘書局 2010年11月出版

本書收入了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博士的友人和同行介紹、回憶和評估劉曉波作為一個為和平、人權、民主、自由而鬥爭的行動者其人其言其行的重要文章，展現了劉曉波真實、豐富、感人的立體形象，係第一次彙編成書，向讀者推出。

本書也收入了劉曉波作為長期非暴力抗爭的人權戰士，因言獲罪的"罪證"及他的自辯，展示了他捍衛言論自由、推動中國和平轉型的無畏勇氣與識見。

劉曉波是獨立中文筆會的創始會員之一，2003-2007年間先後連續兩屆擔任會長，目前是該會榮譽會長。劉曉波任獨立筆會會長期間，該會在中國國內成為唯一一個公開、半公開存在的非營利、非政府、非政治的作家、知識分子的獨立組織，成員跨越海內外，促進表達自由，構築公民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本書也收入劉曉波他的筆會同仁的文章，難得地展示劉曉波作為一名獨立知識分子的同時，在民主潮流不可抗拒的時代氛圍中，作為一位中國的NGO負責人的公共形象。

本書的獨特價值體現在：朋友們近距離地記錄了劉曉波的人生軌跡，學者們有深度地分析了其精神思想的演變和超越，民主活動家前瞻性地探討了他的政治社會活動的歷史影響。

本書除【序言】和【結語】外，共分【鐘聲響起】、【曉波流變】、【精神之道】、【憲章邉印俊ⅰ咀凡ㄖ饎ⅰ俊ⅰ久破曉】六部分。

【曉波流變】包含獲獎之前有關劉曉波生平以及思想人格發展背景的文章

【精神之道】包含八九天安門事件時劉曉波的代表文章以及導致其獲刑文章及自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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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由陳奎德（《縱覽中國》主編、獨立中文筆會前副會長）、夏明（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主編。

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將於下月10日在挪威舉行，但誰人將代表身在獄中的劉曉波抵場領獎，包括領取1000萬瑞典克朗（約1176萬港元）獎金，至今仍是未知之數。劉曉波弟弟劉曉暄早前在廣州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無論誰人領獎，哥哥已經交代過，和平獎的獎金「一定要公用，不能私用」。

劉曉暄並說，目前所有親戚都遭到當局的「三不」警告﹕不得接受外國機構訪問，不得接受傳媒採訪，不得前往挪威領獎。他稱，自己已經習慣這種生活，「自六四以來就沒有停過」。

現年53歲的劉曉暄比劉曉波小約兩歲，是家中第四子，也是兄弟之中與劉曉波關係最好的一個。他們全家都在上周分別收到警告，不得接受外國機構訪問，不得接受傳媒採訪，不得前往挪威領獎。

劉曉暄現時是廣東工業大學教授，學校保衛處領導約他談話，特意問他「聽說你要去領獎？是不是真的？」他表示不會去，並說早前有海外傳媒報道他「有意」領獎只是誤傳。

劉曉暄說，覺得自己一家人都天生「腦後有反骨」，家中長輩因「文革」中被劃為「地主」而被迫下鄉接受「勞動改造」，學校停課，當年還是10多歲的劉曉波和劉曉暄處於「無王管」狀態，每天一起到處玩，恢復高考制度後，二人又一同考大學，劉曉波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劉曉暄則考入大連理工大學。

去年12月23日，劉曉波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審，其妻劉霞都不准進入，劉曉暄是唯一獲准入場旁聽的親屬。他說，當時庭上坐的都是80後年輕人，「他們對六四事件懂個什東西？」，一看便知是特意安排。

今年10月，劉曉波獲諾獎的消息傳來，不少同事、研究生都向劉曉暄祝賀，更笑稱他有一個「世界名人」哥哥，劉曉暄也在本科生課堂上提及此事，有學生特意來問他，政府似乎對劉曉波獲獎不滿，問他的看法，劉曉暄又嘆一口氣說，現在的學生與八九時不同，「什都不懂」，他再也不會在課堂上講述民摺Ⅻ/SPAN>

劉曉暄特別透過本報表示，感謝外界向來對他哥哥的事的關心，特別是給傳媒「添了不少麻煩」。他表示，他們一家人已不可能出國領獎，而無論誰人代為領取，「哥哥已經交代過，諾貝爾和平獎的獎金一定要公用，不能私用，每當我想到這裡，都被深深感動」。劉曉暄說到這裡，眼圈已經發紅。

近日新華社等官方傳媒大量發表批判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暄回應說，其中很多內容是造，「什劉曉波痛哭流涕去認錯，都是假的」。但他表示不會寫文章反駁，因為「沒有用」。不過，如果當局以為這樣可以控制輿論，「那是腦子進水」。

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秘書長倫德斯塔德說，頒發給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的和平獎有可能成為“歷史上最重要”的諾貝爾和平獎之一。

倫德斯塔德說，由於中國政府的立場，劉曉波可能將成為過去100多年以來不能親自前來、不能派代表來領獎的第一人。

倫德斯塔德在奧斯陸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說，劉曉波的和平獎也許會成為諾貝爾委員會歷史上頒發的最重要的獎項之一。

倫德斯塔德的辦公室牆上，貼滿了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照片。其中包括反納粹人士奧西茨基、前蘇聯異議人士薩哈羅夫、前南非大主教圖圖、前南非領導人曼德拉等。

倫德斯塔德說，諾貝爾委員會關注過納粹德國、南非、緬甸、伊朗等問題，對中國也不會例外。

今年的頒獎儀式將於12月10日舉行，但是劉曉波目前仍在監獄中服刑，他的妻子劉霞行動自由受到當局限制，劉曉波的兩個兄弟也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夠離開中國。

倫德斯塔德表示，頒獎儀式將如期舉行，但是很有可能在當日不頒發獎章、證書，而是在以後的日期再發。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Nobel Committee）具影響力的執行秘書倫德斯塔（Geir Lundestad）今天表示，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遭監禁的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可能在歷史上流傳後世，成為歷來“頒出的影響最重大和平獎之一”。

倫德斯塔又說，由於北京立場強硬，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不但本人無法到奧斯陸領獎，也無法請代表代領，恐怕又將創下諾貝爾獎上百年歷史的唯一例子。

他在奧斯陸的諾貝爾協會（Nobel Institute）接受訪問時說：“這可能是諾貝爾委員會歷史上頒出的影響最重大和平獎之一。”

倫德斯塔解釋說：“就許多方面而言，這個獎項是個‘經典’選擇，符合我們頒獎給異議人士的傳統。”

他辦公室的牆壁上掛了其他贏得和平獎的各國着名反對派人士肖像，包括德國反對納粹黨的和平主義者奧西艾茲基（Carl von Ossietzky），他在1935年贏得和平獎。

此外還有前蘇聯時代異議人士沙卡洛夫（AndreiSakharov），1975年得獎；波蘭團結工聯領袖華勒沙（Lech Walesa），1983年得獎；以及南非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大主教屠圖（Desmond Tutu）與曼德拉（NelsonMandela），他們分別在1984和1993得獎。

倫德斯塔說：“諾貝爾委員會以往正視納粹德國、蘇聯、南非、緬甸和伊朗的情況。對中國不能例外。”

由於劉曉波仍在獄中，他的妻子劉霞遭到軟禁，而劉曉波的兩個兄弟也不確定能夠離開中國，諾貝爾委員會還沒決定12月10日頒獎典禮時應由誰代為領獎。

倫德斯塔表示，無論如何，頒獎典禮將如期舉行，但他承認：“當天我們很可能無法頒發獎章和獎狀。”

倫德斯塔表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宣布後，“這將是這個獎第1次無法（實質）頒發出去”。

奧西艾茲基當年關在納粹集中營，他得的獎在1936年頒發時，本人無法到奧斯陸領獎，但有1位鮮為人知的德國律師現身，代他領走了獎金。

奧西艾茲基在1938年過世前，曾於出庭時最後1次公開露面，那次開庭是為了審理律師侵占他的獎金案，那名律師被判處強迫勞動2年。

當年華勒沙因害怕出國後無法返回波蘭，沙卡洛夫則是遭當局禁止前往挪威，兩人都由妻子代表領獎。

1991年和平獎頒給緬甸反對派領袖和人權運動人士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她和如今一樣遭到軟禁，由2個兒子代表到奧斯陸領獎。

隨着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接近，中國官方又大動作地批判諾貝爾和平獎，並威脅各國官方代表不能參加十二月十日舉行的典禮。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消息傳開後，中國官方媒體大力批判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背離獎項設立初衷。尤其是《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這份民族主義立場鮮明的媒體刊出多篇批判文章。頒獎典禮即到來，中國官方「消毒」動作再度升溫。

中國駐挪威大使館發函給駐挪威的歐洲各國使館，要求各國不得參加在奧斯陸的頒獎典禮。接着，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利用即將登場的Ｇ二○高峰會記者會，警告歐洲國家不能聲援劉曉波、不要出席頒獎典禮。他語帶威脅地說：「如果他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他們就得承擔相應的後果。」

對內，《人民日報》五日又在二版刊出近五千字長文〈與諾貝爾遺願背道而馳的和平獎〉，作者郭述指出，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被挪威各黨派瓜分把持不具客觀性。諾貝爾和平獎「反映出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極度恐懼。」中國國力快速上升，經濟強勁成長，讓復甦乏力的歐美國家「心態失衡」，「不願意看到中國這樣一個強大且在許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國家，擁有不同於西方的政治制度。」頒獎給劉曉波就是「發起新一輪反華浪潮」。

從十月初至今，中國官方媒體對諾貝爾和平獎的批判和郭述最近這篇基調都一致：強調中國崛起讓西方不安，西方不樂見中國擁有不同政治制度，用盡各種方法讓中國陷入混亂，進而失去崛起機遇。這些評論要中國民眾不受到西方「陰謀」影響動搖了對國家發展的信心，就如《環球時報》十月十日一篇評論就指出：「十三億人不斷發展的未來將是鐵一般的事實，終將像過去推倒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之牆那樣，徹底抹去西方人那些帶着臭味的唾沫。」

中國官方媒體對劉曉波獲獎的反制透露一個矛盾心態：一方面對三十年來經濟成就自豪，但又意識到這個發展模式有其脆弱之處，社會內部的矛盾擴大，政府花在「維穩」成本愈來愈高。即使如溫家寶也承認：「人民對自由民主的渴望不可抗拒。」但中共在政治改革上還是不敢放手，擔心因此政權土崩瓦裂。這種混雜了驕傲與缺乏自信的心態，形塑出防衛性很強的民族主義：一方面不斷告誡自己要「韜光養晦」，但一遇到外界挑戰又隨即用情緒性語言反擊。

繼續維繫舉世僅存的集體領導威權體制，才是讓中共安心的一條路。十七屆五中全會之後，《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鄭青原」的評論〈沿着正確政治方向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為「政治體制改革」定調，強調要維持「政局穩定」、「高度集中」、「堅持黨總攬全局」、「必須堅持走自己的路，決不能照搬西方政治體制模式，搞多黨輪流執政和三權鼎立那一套。」這篇被視為「政治局」層級的評論，粉碎了溫家寶發表有關民主談話後各界對改革的想象。

周末分享2010.11.19

附二：結石寶寶家長周雄的求助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