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記憶：從曉波承諾到老廖現演

余世存

一．

　　一個人活到了自覺拒絕社會流行的時候，他對榮譽幾乎是本能地拒絕。當獄中人員告訴曉波，他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曉波哭了；他對妻子劉霞說，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在我的印象中，前年決定授予曉波為2008年度當代漢語貢獻獎得主的時候，我把有關材料工作做完後，就離開了北京，第二天在大巴車上接到曉波電話，他笑罵我給他獎也不提前告訴他，他還是從網上看到的消息。我聽他的口氣，他得到這個漢語獎有些不以為意和朋友間的怯情，這中間的微妙，我能理解。他很快寫了一篇獲獎感言，也沒有給我看，就發布了。我讀他的文章，很感動。

     今年8月初，我寫下“夢中的老崔”一文。我幾乎忍不住了。我寫下這樣一句話：“崔健是少有的可以獲得當代漢語貢獻獎或諾貝爾文學獎一類的中國男人。”這篇文章放了一個多月，多次修改，我卻沒把這句話的意思表達精準。結果文章在九月底的最後幾天發表在南方的報紙上，我多少有些後悔沉澱不夠。十月一日，我讀到了劉霞公布的1997年曉波寫給她的書信：“我們對這個社會的拒絕，不是出於憤怒和仇恨，而是出於寬容和愛。”我感動異常。我想我本來可以把男人的尊嚴、榮恥和明德表達得更好的。

　　十月八日下午，曉波獲得諾獎的消息在網上流傳。中國人的自由精神和記憶力終於得到了承認？我一時不敢確信，動了久不翻牆的念頭，爬到牆頭上匆匆掃了一眼外網，結果看到的網文還是舊文，直到在外媒上看到消息，心裡才落實下來。曉波得獎了。曉波得獎了。曉波被揀選了。中國人沒有被忘記。……

　　我坐在家裡，有一陣子失掉了思維。生存的諸種艱難、漫漫長夜的無明、周圍親友的閒碎和關愛，誘惑又挑戰了我們的心智，但現在似乎突然間大地震動、天際現出真實不虛的霹靂閃電來了。我多次引述過這樣的話：儘管我們天各一方，我們同居一城，我們為活着所苦，我們易受誘惑，我們犯下罪錯，但無論如何，這世上還有“我的朋友”，他是世上某處總還存在的一位高人和聖者，他是全知的心靈和畏憫的眼睛，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那麼在地上就還沒有滅絕，將來遲早會傳到我們這裡來，像預期的那樣在整個大地上獲勝。

　　是的，今天，我們勝利了。雖然，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

二．

    一個人的人類情感認知、生命的本義和當代真相、言路和思路的上帝形式、大道似弱和儒俠如懦般的眼睛……要越過市井和中國的虛榮和荒涼，抵達人心的柔軟處或高貴處，多麼困難。要讓自己進而民胞物與獲得適得其所的安慰和救濟，有着不可通過的當代高牆。要做自己的主人，並有所服務於世界，往往報願無門。在無可奈何的日子裡，我經常想起自己和千千萬萬的苟且、沉淪和坎陷，我經常想起愛因斯坦的話來：我的生活都是以別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勞動為基礎的，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着的東西。是的，我們必須努力回報這個世界。但一切都艱難，考驗着我們的耐心和毅力。我從邊陲回到首善之區，說我仍相信自由、正義和良知，這“弱弱的”一聲表決卻難以穿越社會的重重黑幕。

    在網上跟人聊天時，不少人激動起來，告訴我，他或她哭了。是的，這個獎終於讓暗夜中的人們痛快了一次，讓多年來專橫的官商、庸俗或幫凶的無良文人一再蹂躪摧殘的人心得到了一次撫慰，讓人們以為全球化即資本、權力、異己知識相勾結一體化的生存事實由文明、價值、弱者等教訓了一次，讓幾個世紀以來中西方的“公理與強權”、“遺忘與自由記憶”之怨恨爭訟在一個對抗專制生活和帝國的個人那裡得以集中表達或展示……

　　當天晚上跟人飯醉時，我給北大的朋友敲出手機短信：大快人心事，曉波獲諾獎。其由來也漸，當習大直方。我希望我且醉，朋友續。朋友問後面是什麼意思，我回覆說是大地之歌“坤卦”中的意思。朋友說難。我們酒友則忙於接收各地朋友的問候。陳丹青的手機上收到一朋友的短信，是手寫在一張紙條上的，因為曉波是敏感詞，那位朋友居然手寫照相發給了丹青。80後的朋友則毫不顧忌地發來向劉曉波老師祝賀的短信。不少人發短信說，向你們祝賀；他們把此獎看作是一群人的榮譽了，我當然有“與有榮焉”之感，但更願意把此獎看作是曉波實至名歸的榮譽，更願意把此獎看作是對英靈、志士、中國人民的承認。同樣讓人感動的是，居然有不少六七十歲的人，即曉波的上一代人，表達了他們的激動心情。

    第二天早上，我把打油詩敲完整了：大快人心事，曉波承諾獎。其由來也漸，龍戰血玄黃。東方法西斯，正聲何微茫？上昏下暴戾，圍觀變群盲。朝三生暮四，中國劫何長？倖存忠貞士，人生涵憲章。言行抗俗處，敵意在括囊。畫地自獄時，何懼三牢房？且有西風起，天牧又天放。華夏路德金，念茲絕彷徨。中夜浮大白，何人無夢想？和平爭自由，正道是滄桑。

三．

　　想起前年底，我為胡佳、楊佳、曉波寫的一幅對聯：大漠生胡楊，千年荒涼；古井起曉波，死水微瀾。曉波得獎了，曉波、胡佳以及曉波並不喜歡的一些人還在獄中，曉波也不太認同的楊佳仍是孤魂野鬼。曉波得獎並不能改變什麼，倒是關於曉波得獎的過度詮釋和謾罵文字一時撲面而來。這種文字，或者仍是死水中的微瀾。

　　關於曉波得獎的左右評論已經並正在大量生產着，但這種評論除了隨喜或隨怨沒有更多的意義，我國國是問題也並非左右翼的單口相聲或對口相聲可以解答。左翼分子、自由及其派別、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民運和它的愛好者們，直到今天和未來，仍必須解答它們各自的正當性，其次有效，最後才是因名因信稱義。每一個人並非一旦會開口說話、上推表決就有着合眾或完善群己的能力。民主運動的愛好者、毛份子、現世安穩的維穩者、求做奴隸不得和做穩奴隸位置的類人孩、憲政或國家主義的信奉者們，如果仍只是份子或分子，就要麼在浪費人民大眾即納稅人的血汗，要麼在做歷史進程的搭車者。

　　這些分子往往以為自己是精英或成功人士，今天隨着現代技術的加持，他們也強化了自我良好的感覺。有時候我能理解人們的這種感覺，更多的時候我仍想抱持一種曉波說的那種“拒絕”。我寫“老子傳”一書的時候，從個人本位即自由的立場理解了老子絕聖棄智一類的想法。老子的同代人表現了喧譁騷動，但利己少，益人處不多。沒有任何人有權力要求他人去多讀書、逼迫他人致富、命令他人表態或去做戰士……一個自由的心靈必須拒絕這一切誘惑、逼迫或影響。在我看來，分子或信徒們如能棄絕耍小聰明的機會，如能拒絕顯示自己智而聖的機會，真正皈依生命、歲月的大道本身，人們的自處或相處才可能和諧圓滿。記得記者們曾問諾獎的另一得主特蕾莎修女，修女，我們能幫您什麼，能做什麼？修女回答說，回家去，愛你們的家庭和親人。這就像我們中國的另一位聖哲胡適所說：“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沒有立足於個人自由，就沒有真正的歷史記憶，一切熱鬧都是泡沫、權宜、瞞和騙的把戲；沒有介入社會演進，就沒有正義，更沒有個人自由。但我們大多數人以為避席即得個人自由，以為參觀、赴宴即得正義；我們大多數人不約而同或說“合謀”地做了盛世的悲喜劇材料，紙上談兵地推演歷史的演進、評點人物的高低，卻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做真正的立德立言立功者。用年輕朋友的話說，多是假的阿隆信徒，假的胡適分子，真正的阿隆和胡適傳人是少的，真正魯迅和薩特式的人物是少的，真正加繆、沈從文、陳寅恪、錢穆式的人物是少的……

　　從現象觀察，書齋、文字、表態中的信名稱義、智力自負或道德優勝，多無濟於事，多成全了自己一時的私慾。很多不曾捅破天花板的朋友，或腹誹或在天花板外面叫罵，或在眾人面前低聲說話做俏皮相或冷幽默者，多半是孤家寡人，甚至是二丑，是作踐我們人類勞動的絕物。相反，我願意在幾代人面前作證說，曉波雖然拒絕這個社會長達二十多年，雖然他的毛病仍為各種分子或聖者智者們層出不窮地翻出來，他卻是我們中間少有的人脈最廣、人緣最為真實、生存最為純粹的人之一，用我自己的話，他的社會化程度是極為充分的。

　　四．

　　以我的理解，曉波活得真實，正在於他盡命而活，本份地活着自己人生發展的過程。在他的青春時代、他的文藝批評時期、他的政論時代、他的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時期，他的言行並非都“政治正確”或“知識正確”，並非周密自洽，而是矛盾、莊嚴與嗑巴、冷嘲和熱諷、輕蔑與愛……等複雜的統一。曉波受過嚴格的哲學訓練，卻是一個“操蛋”不離口的凡夫俗子。他對朋友的關懷、對劉霞的愛為人稱道，卻是一個出語驚人的社會生活的旁觀者。他是戴着眼鏡的東北漢子，是一個自覺於世俗的精神個體。

　　問題不在於曉波過去有錯現在正確，也不在於他應該如眾人所願，而在於他是否將自己的歲月鍛造成一個可觀的作品。這種可觀，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個人自由和歷史記憶的統一。確實，曉波雖在獄中，卻比絕大多數國人更為自由，更能得到自由對他的護念。曉波雖不曾參與時代社會的主流遊戲，卻比絕大多數國人更記得我們時代世道的來處、現狀和未來，他是蘇格拉底意義上的“牛虻”，是我們社會演進的護法。

　　但我們社會的各類分子們，無視這一人生作品，他們因為各種原因，如跟曉波的某一時期同行過而受過刺激，如記憶特別得只記得曉波說過軟話、錯話、大話、狂話……如看到曉波某個階段的言行可以顯示其知識或思想或道德判官的高明，如對國運民膜的觀察自以為可以教訓曉波，從而言談之間總是把曉波置於自己想象的位置作踐、耳提面命，他們甚至以為這一二十年的一部人生作品，這種人生的拒絕、犧牲當作自找的笑話或有其謀劃的名利。這種思維方式或人生邏輯，其實正是官學威福或大行其道的基礎。

　　這種思維方式或人生邏輯，甚至就是當下大陸社會的生態。斷章取義、攻其一點、捕風捉影……一類的作法，除了顯示心理的卑怯，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他們是不自由的人，他們生活在現代，卻跟原始人的意識相差無幾，他們的心智處於極低的階層。他們以學者、過來人、大師、知情者、通儒、成功人士、權威、網友、才子、偶像等等名義，組成一個喧譁甚至猙獰的漢語江湖，污染毒害了我們生存的環境。十幾億人、數代人的生命展開，無能有着人生的創造，在世界知識、精神和物質創造性服務方面貢獻幾可忽略不計，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受害於我們自己的這種誇誇其談嗎？“活力不及黑人民族，思力不及猶太民族，大創造不及白人民族。”數代人的生存如同空過，還自以為賺過掙過值得過有資質教訓他人……自有史以來，還有此種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經濟實體或欲望動物嗎？

　　這種創造力的匱乏一度引起有識之士的不安。不少人因此研究極權國度的精神奴役現象，並感嘆同樣專制，華人世界不如俄羅斯民族、法蘭西民族、拉丁美洲人……在文明精神高端的創造；結論往往是中國專制文化更強大，“不是我們無能，是中國式專制太狠”。這種研究成果，隨着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以及今天幾乎同步的全球化生存秩序，早就成了一個笑話或偽命題。是的，這種成果，跟專家研究如何永久保存粉筆字寫出的“新家園會有的”一樣，是一種知識笑話，甚至是一種腦殘的精神毒素。

　　五．

　　我華人世界的精神自由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外部的奴役觸目即知，精神的彼此絕緣和孤苦無助卻難為外人道。人們除了參加權力、市場遊戲，就是在圈子的假面舞會裡忘乎所以，人們很少給自己和周圍提供足夠的勞動創造。

　　在我看來，公開承認這一點日益重要，即真正擁有現代精神自由的人極少，且在眾人及其遊戲裡向隅或為其放逐，他們是各種力量躲避或合謀打擊、默殺的純粹精神。即使今天異族文明技術使普通人也獲得了錦衣美食和文字等美和精神方面的簡單擁有感，但對共同體或人類情感認知的此時此刻有清醒意識的，對生命和文明有加持能力的，只是少數人。那些真正生活在歷史長河裡以及生活里此時此刻的人，實際上寥寥無幾。他充分意識自己作為個人的存在，並為此有着最緊張最廣闊的時空意識。由此，我們也知道，儘管歷史熱遍大陸社會，有歷史記憶的專家學家眾多，他們最欠奉讀者大眾的恰恰是民族歷史演進的真相、真精神和遺產，因為他們缺乏真正的精神自由。

　　擁有精神自由的人是命中注定的孤獨者，但其生命力之波動廣闊、創造力之強悍非常人所能理解。他們朝着精神自由的極境趨進一步，就更遠地遠離了他的名利慾望和本能因循地對社會群體的烏合參與。他們的人生精進一步，即意味着自己同圈子人群生活於其中的輿情、權力或協從羅致能力相脫離。他們在很多時候因此顯得是“非歷史的”、“非社會的”，他們的被OUT跟與時俱進者之間有一條鴻溝，他們仿佛犯下了不識時務世故的罪孽。但他們站在時代社會的邊緣，從徹底的孤獨和虛無中生長一切，守望着同胞和文明。

　　與此同時，大眾同胞及其精英們日益失去明認精神自由的勇氣和能力。事實上，在我國近年享用人口、人民和全球化紅利的喜慶、富貴或要債心理中，一大幫沒有價值的人跳過了都市化和全球化的各個階段，並無視自己作為類人孩的心智進化和權力爭取、正義實現等人生任務，由不差錢的偽善、飲食男女的傻美和微博客式的現眼示眾精神，裝飾自身以小康、文化、成功一類的虛假的現代氣概。

　　這種虛偽的現代派、自由派或成功派，無論如何混世或悲壯，誠如孫中山當年感嘆，在精神的專橫和破壞性上，南與北如一丘之貉。值得痛惜的是，他們及其影響的大眾，遮蔽了真正的人類之子，這也是文明史的一個規律性現象。直到今天，我們社會所謂的各類有識之士仍以類人孩式的智力、記憶一較人生短長，老革命黨人的餘熱不過是“宮女說玄宗”的變種，毛澤東的奴僕們則以發現其智力缺陷進而發現馬克思的低下為成就，至於社會病症原因的原因的尋找者們，當然會以記取康有為、孫中山、魯迅等歷史人物的卑下為滿足，示眾以明哲威權之士，自然會從曉波一類的人生犧牲中尋覓並放大其創痕和錯誤……

　　六．

　　我在雲南生活期間，曾跟孩子般純粹的廖亦武多次酒肉歡聚。在飲食、簫聲等“鐘鳴鼎食”般的日子過後，迴蕩在我們心頭的是東方陸沉和親友淪落的惆悵。我們多次談起世運人心，感嘆社會的艱危和生活的無望。我們共同數過那些穿越時間的玫瑰，那些堅持生命理想的朋友，那些拒絕時髦、流行和各種體制圈子的志士，那些在豬圈泥濘里仍特立獨行並仰望天空的同胞，那些長年奔走服務於底層的聖賢。我們都希望為這些人做點兒什麼。

　　老廖以打卦奇准見長，多次卜得“明夷”、“剝”、“井”之卦，我開玩笑說，善易不占，此時占亦無好卦，世運不過是“渙”卦下的大小變種。老廖深以為然，並很快卜得“渙”卦。我們為渙散的社會生活謀，以為世人雖不差錢，在錢權之外，也該有力量夯實價值系統。我們以為以如此不差錢的華人社會，可以有條件彰顯同胞中的人格人生成就。雖然明知真正夠格的人和產品不多，但代不乏人，十數億眾，仍有一些國家社會和文明層面的人格人生。只有鋪直他們的道路，把他們從人群中提撕出來，我們這個蒙昧的社會才堪立心立命。在此之前，社會不過是黑暗中摸索，或混世坐穩小康成功和求做小康成功不得的日子。

　　我們因此商議創辦一個文化中國大獎，老廖甚至為名字費了一番事，在他看來，種族的歷史記憶快要喪失了，故該叫種族記憶大獎。我說給一人的獎金必十萬歐元以上，老廖懷疑，你能找誰要這個錢呢？華人社會出得起這個錢嗎？隨後又同意，是需要這樣的做法，才能在課題費研究、市場商業寫作之外，給世人尤其年輕人安慰，才能在華人社會重建人生價值。

　　這樣的創意當然不了了之。有時候想起跟老廖的“白日夢”來，不免嘆息。我們當時都明白，這個獎一旦創立，那麼老廖自己，包括曉波等人，都是當之無愧、當仁不讓的得主。曉波不用說了；老廖經年累月，在底層生活，他極度悲觀甚至不無殘酷地打量民眾，因為人性的殘酷比他揭示的更為慘烈，他幾乎玩世卻極為悲涼地為無名的國人記錄人生。我們開玩笑又莊重地談起，老廖的寫作已經在司馬遷式的和馮夢龍式的寫作之間轉換自如。我們應該表彰老廖。這種獎勵，不僅在於給經濟動物般的東方生活一種參校，而且可以真正以價值觀輸出或交流對話來服務於文明世界；這種獎勵，也是對老廖等人長達一二十年堅持個人自由和族群記憶的遲到的安慰。雖然我知道，老廖需要錢，更需要去外面的世界去呼吸自由的空氣，去為那些自由的心靈表演他的即興音樂。

　　七．

　　遺憾的是，我大陸社會至今難以在價值和價格統一的高度為人生立法。用先聖的話，這是不為也非不能也，這是有條件人慣常表現出的“肉食者鄙”。因此，無論大陸社會如何成功，如何有勢，我們沒有或平易或高標的人生之道，我們沒有可以演進可以說得出口的價值觀。

　　東生西裁。當大陸社會無能無力說明自身的正當有效時，當我們不足以捍衛我們的道統並教訓廟堂江湖的虛偽醜陋，當我們難以成全自身的價值系統，我們大陸社會就跟外部世界合成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裡，大陸社會的權力及其他各類子民可以以生存權、家累為自己辯護，但將不得不接受其他社會的打量、審判、裁決。如果我們仍不能明認我們的男女之愛，仍以二奶、包養情人來為大陸國情張目，那麼不僅另外世界的愛情來收編我們校正我們，而且生命的性情本身也會教訓我們。如果我們仍以騙出一個新體制或混出一個新生活來自欺欺人，以為經濟學規律政治學規律因果規律不適於大陸社會，那麼無需外面世界的提醒，我們自身也將持續地生活在維穩的高風險壓力中。……在生生不已的數代大陸人生中，人們確實接受了“末日般”的命運和悲憫裁判。

　　當我們無能為曉波加冕光榮的荊棘冠時，當我們無力聽取廖亦武的音樂時，……那麼，自有另外時空的慈悲認可他們的價值。

　　八．

　　曉波承諾，這是多麼苦難的歷程，而且仍在進行時。老廖現演，經歷幾十次的申請、被拒絕、逃亡，終於在異邦痛快淋漓地“耍”了一次。一如自由和文明記憶回報曉波的，文明和自由也回報了老廖。很多人不解老廖的執着：既然人家不給你到自由世界呼吸的機會和權利，你就不必堅持，死了那條心吧。但老廖卻一次次地碰壁、試探、努力，終於出去了。我和他都不是基督教徒，但用得上“曠野呼告”中的意思了：“你仍然要持守你自己的純正嗎？棄掉你的神死了吧？”老廖沒有死，他仍持守着自己的純正，跟拒不出國的朋友一樣，在持守純正的個人自由中取得了勝利。因此，老廖雖然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但他仍義無反顧地回國。

　　有時候想起師友們，曉波、老廖、高爾泰、王康、毛喻原、野夫、陳建霖、王兵……都生活得不容易，一些人的經歷慘苦難為外人道，一些人今天仍為生計奔波；但這些人，無一不活出了個人自由意義上的自己，並在某種程度上保存着民族和時代的記憶。他們爭取了自己自由生存的權利，拒絕了各種熱鬧，拒絕了飯碗，拒絕了聰明、技巧和所謂的道德、派別。他們活着自己，也活出了中國人的風骨、氣象和關懷。

　　在社會生活中，一些朋友不僅是自由的象徵，甚至在記憶缺席時也充當了在場的角色。我們社會欠缺的東西太多，自由是其中之一，想象力是其中之一，哲學理論是其中之一。人們一直這麼理解老廖，他是詩人，王怡說他有“肉體意義”，但在孤苦的生存中，老廖居然也有理論家風範了！因為沒有多少人思想，沒有什麼人提供思想資源，老廖不得不一身多任地充當了這些角色。他不會說體制生存與自由一類的話，但他說他知道吃自己的口糧；他理解司馬遷，但他說馮夢龍的偉大是文學史家和歷史學家們至今低估的；他喜歡編故事，但他說他從未在中國作家筆下看到比現實更有想象力的東西，……都可圈可點。

　　這一次，曉波獲獎，老廖的看法同樣同非一般。他對媒體發表的談話說：“劉獲獎是20多年來，中國記憶的勝利，中共及漢學家及告別革命的文人共謀的遺忘黑幕終於撕破了。”這種認知跟80後年輕朋友們的認知一樣值得我們重視：“劉得獎讓許多我的同齡人，或者比我還小很多歲的青年，受到了一股清新振奮的世界主義眼光的薰陶。這一次的教育，左和右，革命和改良都否認不了。”年輕朋友告訴我：“話說幾個朋友去租房，胡同里老北京房東問他們知不知劉得獎了，房東發覺年輕人居然知道，更為激動，連呼牛逼。”

　　牛逼是市井語。我們說說可以，但作為一個無時不在經驗自由並表達自由的人，卻需要活出並說出更多的東西。我們承認曉波、老廖或一些朋友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有一些前後變化不同，但是，不能因為前面有錯就否定之，後面有價值就神聖之。我們承認的是整個的人，是對自由和記憶的追尋、失而復得的中國人生。曉波、老廖等人值得我們尊重並介紹給世人，正是因為他們活着此普通而自由的人生。正如羅曼·羅蘭在駁斥所謂有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托爾斯泰的論調時所說：“只有一個托爾斯泰，我們愛他整個，因為我們本能地感到在這樣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場，一切都有關聯。”

                                        2010年11月7日定稿

《中國人權》第39期

言論出版自由：無法繞過的政治開放起跑點

何清漣

中國人在熱切期盼政治體制改革儘快來臨，但卻被卡在言論出版自由這一政治開放的起跑點上了。

10月11日中共黨內老幹部李銳、胡績偉、李普、江平等23人發表“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要求中共執行憲法第35條，取消審批制，改行追懲制，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信中痛陳香港的言論自由遠不如回歸前的殖民地時期，提出八項具體要求，包括取消媒體的主管單位、給記者以自由採訪的權利、取消對互聯網的控制、黨史無禁區、轉變宣傳部門職能等等。

這封信通過互聯網廣為傳播。對這類公開信，中國政府以前採取默殺的方式對待之，這一次卻不同，而是在最高黨報《人民日報》與最高黨刊《求是》雜誌上高調地不點名反駁――不點名的原因當然是不希望為23位老幹部做“廣告”。

《人民日報》10月21日發表署名“李平”的評論“如何認識言論出版自由？”這篇文章認為，“事實上，任何一個法治國家都會對威脅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言論進行依法處理，而決不會任其泛濫。我國依法對有關違法行為進行處理，恰恰是為了保 護更多的人享有言論出版自由。”這篇文章的要害是完全迴避了中國立法權由黨高度壟斷，中國的法律已經淪為統治集團用於自利的工具，運用這種法律規範言論自由本身就是個謬誤。

《求是》雜誌在11月1日發表署名“趙強”的文章“輿論失控：蘇聯解體的催化劑”。該文痛陳前蘇聯亡黨亡國的教訓：“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改革使蘇聯經過幾十年努力構築起來的社會主義思想防線，短短幾年間就從內部土崩瓦解。”然後借學者之口把前蘇聯從新聞改革到政權喪失的過程概括為：“新聞改革——媒體放開——外力介入——陰暗面曝光——群眾不滿情緒積累——反制無力——輿論徹底失控——政權喪失、國家解體。”最後表態：蘇聯“前車之鑑不遠，我們不會上當”。

11月2日，在湖南省內頗影響力的《瀟湘晨報》總編輯劉劍、執行總編輯龔曉躍被停職。為兩人引來麻煩的是10月30日該報刊發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湖南省委宣傳部為他們安上的罪名是“影射”。我從頭到尾閱讀了該組文章，發現被引用的史實與觀點，都來自於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繼出版的書籍與文章。只能說這組文章的“錯誤”，只不過是在“錯誤”的時間發表於“錯誤”的地點。於當局而言，中國如今已進入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狀態，那句“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這個國家及其國民的願望，可以歸總為‘憲政’二字”，在輿論警察的眼中看來，是逼迫中共改革政治體制；那段“清廷越處處修牆，人民就越善於翻牆，‘面壁十年圖破壁’。這近在眼前的歷史，實際上就是翻牆者對抗修牆者的歷史，修牆者的心魔之牆高到一尺，翻牆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漲一丈……”，自然會被當局視為對目前互聯網及思想管制的討伐。

《瀟湘晨報》事件再次表明了近十餘年日漸顯化的一個事實：中國政府現在最畏懼的事物還包括自身曾極度推崇的歷史。1989年以後，當局不再強調“五四”與“一·二九”的學運性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農村群體性事件日漸增多，政府不喜歡學界再討論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近幾年以來，則明顯討厭學人談論清末立憲及辛亥革命。儘管太平天國革命、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等，都曾被當作革命先驅運動鐫刻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這種迴避，顯現了中國政府今天的政治虛弱。

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說過，“新聞自由是我們的自由的唯一保護者，而要限制新聞自由就有失去自由的危險。”至今為止，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與示威結社自由均被美國視為人民權利的根本，即保護其它權利的最基本權利。中國如果要想邁向政治開放的大道，言論出版自由仍然是無法繞開的起跑點。我衷心希望，中國能在這個“點”上儘快開跑。

國新辦官員透露打壓《瀟湘晨報》內幕：針對溫家寶/博訊獨家

到10月30日，《瀟湘晨報》特刊刊登了批判清政府的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天朝垮台前，愛新覺羅利益集團已丟盡了它的臉》，隨後，其總編輯劉劍被免職，執行總編輯龔曉躍被調離原部門。這篇文章喜怒笑罵，並不嚴謹，更不用說和袁偉時等老師的文章相比，可是，這次處理卻異常嚴重，讓很多人大惑不解。如果說只是因為借古諷今，實在有些過不去。

    其實這次事件另有內幕，日前北新辦陳華在一次與親友的聚會上說到此事透露，對《瀟湘晨報》下重手，其實這篇文章只是一個藉口，而且是故意用來作為藉口的。否則，再傻的人也不會用這樣一篇文章作為藉口，這不是有意要炒熱這篇文章？還賊喊捉賊地把紀念辛亥革命與當今扯上關係？

    陳華表示，這是一次“秋後算賬”的報復行為，主要是報復前不久《瀟湘晨報》率先刊登溫家寶講話，當時全國那麼多媒體，只有兩個媒體（另外一個是“快報）全文刊登了溫家寶談政改。中國的媒體有一個以前曾經“成文”現在早就成為“不成文”的規矩：凡事涉及中央領導人的消息與講話，一律採用新華社通稿，沒有新華社通稿，就不能做報道，更不能自行報道。可是，“快報”與“瀟湘晨報”恰恰利用了這個“不成文”規定的模糊性，轉載了溫家寶談政改的講話（CNN採訪）文章。

    瀟湘晨報10月13日半版文摘《溫家寶接受CNN專訪談政改》（博訊記者到瀟湘晨報網站查詢，發現該文已經被刪除）

    陳華說，《瀟湘晨報》報道溫家寶後，在國際上引起的猜測——中共內部發生分歧，結果消息傳到中南海，多位政治局常委震怒。可問題在於，雖然宣傳部當時就對《瀟湘晨報》怒火中燒，並多次責令他們檢討，卻沒有一個人在當時就“處理”他們，原因很簡單：一旦處理他們，將會引起更大的國際關注；第二，處理他們名不正言不順，他們只不過報道了堂堂大國總理的講話，如何處理？

    陳華說，從那以後，不但中宣部與國新辦，連幾位政治局常委的手下都把目光盯住了《瀟湘晨報》，他說，這次只不過找到了機會。他說，不會因為那樣一篇文章處理兩位總編的，但也絕對不會放過他們擅自報道溫家寶講話。

    博訊記者北京獨家報道。

《瀟湘晨報》總編因刊登文章批判清廷而被免職·

作者：維權網（肖武）

湖南《瀟湘晨報》因在10月30日出版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中，刊登了批判清政府的文章——《清王朝垮台前，愛新覺羅利益集團已丟盡了它的臉》，其總編輯劉劍被免職、執行總編輯龔曉躍被調離內容部門。)

    據悉，是因為“有關部門”點名批評了《瀟湘晨報》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報社迫於壓力，宣布對總編輯劉劍與執行總編輯龔曉躍進行處理。《瀟湘晨報》將為此刊登認錯函。

    對此，著名媒體人士、前《南方都市報》總編程益中憤怒罵道：“因瀟湘晨報刊登紀念辛亥革命的文章，總編輯劉劍、執行總編輯龔曉躍被宣布停職，繼民主自由人權等等之後，辛亥革命也淪為敏感詞，太雞巴盛世了，太雞巴和諧了。”

    而媒體人士王佩也表示：“聽到《瀟湘晨報》因為紀念辛亥革命，總編、執行總編雙雙被下課的消息，我的第一反應是：‘愛新覺羅家族復辟了？’”

    下面是《清王朝垮台前，愛新覺羅利益集團已丟盡了它的臉》的具體內容：

曾鳴：清王朝垮台前，愛新覺羅利益集團已丟盡了它的臉

2010年10月30日 瀟湘晨報

“假使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不是異族的愛新覺羅王朝，而是同族的什麼王朝，那麼，在社會轉型當中就少了一項種族間的猜忌與傾軋，也許比較容易實施像日本那樣的立憲步驟。”著名學者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曾這樣評價過清王朝愛新覺羅“部族”這個特殊的利益集團。

    滿馭漢，中央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礎。這兩個基礎的崩壞，構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後者的改變，清晰地決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態：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軍、民眾義軍或者外族軍隊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獨立的革命形態中退出歷史舞台。蓄積於民間的“一省之力”的壯大、成熟和獨立，在王朝部族集團自身衰敗的同時，從另一個方向揭示了帝國政治走向革命立憲的獨特的中國道路。

    皇帝的獨裁路徑

    在美國夢之前，大抵無數人有過“中國夢”。中國美夢，就是做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這個國家，皇帝最大，乃至大過一切夢想，可以制約一切夢想。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傳統政治，皇帝獨裁。不過，如果你想做一個獨裁者的美夢，我建議你把夢境放在明清兩朝；在漢、唐、宋諸代，你並不是那麼為所欲為的，那時還有一個宰相，相權與皇權，是制衡政治的二元。

    你說宰相不過就是你的小弟？不不不。就拿唐代來說，宰相可能是你的“一群”小弟--唐代的相權，分賦於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三省合體，才相當一個宰相。宰相不是一個人，這叫委員制。在漢代，宰相是領袖制，那時候，相權才由一個人掌握。

    如果你在唐代當皇帝，你的命令，並不就是國家的命令。唐代政府的最高命令叫“敕”，但這個命令不是由你下的，而是由中書省發令，就是所謂“定旨出命”。那你有什麼權力呢？中書省的命令送到你那兒，你畫一個“敕”字，表示同意。就是說你有同意權。

    但最終拿主意的並不是你。你畫完“敕”，命令還要送去門下省，門下省如果有意見，就大過你的意見，原詔書就要在被批註後送到中書省重寫，這個叫“塗歸”。而你畫的“敕”就等於白畫了。

    最後還有一個尚書省，等到門下通過了敕詔，就送到他那裡去執行，它下面有吏戶禮兵刑工六個部門，專門執行各種命令。這就叫三省六部制。但如前面所說，這個命令，並不就是你的命令。因為你畫的“敕”字之下，得加蓋一個“中書門下之印”，要是沒有，就說明是你直接發的命令，這在當時是認為違法的，不被下面各級機關承認。

    如果你橫一點，一定要自己下命令，那又怎麼呢？武則天幹過這事，結果遭到一個臣下恥笑說，“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當時武則天把中書省改稱鳳閣，門下省則改稱鸞台。這個意思就是，不經過中書門下，怎麼好意思叫“敕”呢？

    後來的唐中宗，也自顧自地下敕封官，但他到底不好意思，於是裝“敕”的封袋，就不敢用平常的，改為斜封；寫的那個“敕”字，也不敢用硃筆，改用墨筆。表示這是皇帝的命令，沒經過中書門下，下級機關請打個馬虎眼通融一下。通融是通融了，那個被封的官，從此被人看不起，得到一個“斜封官”的外號。而皇帝干的這個稀奇事，可稱為“斜封墨敕門”。

    到了宋朝，宰相的地位就差一點了，最明顯的是，他見你的時候得站着。在這以前，群臣朝見，宰相是有座位的，還有茶喝。這個叫“三公坐而論道”。到了宋代，宰相上朝，就站着不坐了。

    宋朝還有一個變化就是，門下和尚書辦公地點搬到皇宮外邊去了，中書省單獨成為宰相。

    同時，宰相的權力也小了，軍事、財政、用人三種權力都被別的部門分割拿去。他主要剩下的事情就是給你寫命令，但跟唐朝不一樣，他寫的只算草案，決定權和同意權都在你。不過，你的命令最終還是要中書省點頭同意。話說南宋寧宗那時，國家快要完蛋了，一個命令轉幾次手才能被同意，就顯得緩不濟急。於是皇帝就寫小紙條，當時叫御札，覺得效率高一點，結果朝臣憤慨，說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

    舉這幾個例子，你就知道，中國的傳統政治，並不全由皇帝一個人說了算，它有它的制度和法律。只不過，唐代以後，相權與君權此消彼長，皇帝的專制，慢慢形成了。而到了明代，由於宰相胡惟庸謀反，朱元璋就撤掉了宰相的職位，並且交代以後的皇帝們也不准再設。到這會，事情都由皇帝拿主意，他差不多可稱獨裁了。

    “部族政治”——清朝統治的基礎

    1903年，《國民日日報》有一篇文章，稱“故至秦而民權盡亡，及宋而臣權盡亡，至明末而漢人之權盡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權專制達於完全極點之時代。”這個意思是，在秦代，民權完蛋了；在宋代，相權完蛋了；在明代，人權完蛋；到了清代；一切權利都完蛋了，無論什麼都是皇帝說了算，專制到極點。

    為什麼一切權利都會完蛋呢？清代一個大背景是：統治者是少數民族，連百萬都不到，他卻要統治幾億的漢人，怎麼辦？這就產生了“滿-漢”二元體制，字面上，是滿族與漢族共同管理；但背後，就是錢穆說的“部族政治”--“政權之後面，有蒙古滿洲全體部族在擁護此政權……他們想拿一個部族來控制政府，掌握政權。”

    牌面上看，清朝沿襲明制，中央設六部，依官階大小分別是吏戶禮兵刑工，每部門有兩個尚書和四個侍郎；六部上面三世內閣，由四名大學士和兩名協辦大學士組成；地方上，有18個行省，總督和巡撫是最高長官，下面分別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道、府、縣（州）。

    這種制度的有趣在哪裡呢？首先，不管是內閣還是後來的軍機處，都沒有給地方上下命令的權力，所有的命令，都由皇帝來下。其次，六部裡頭的尚書侍郎雖然是名義上的上下級，但他們要是意見不合，卻都有向皇帝上奏的權力，這麼一來六部雖然是中央機構，可它非但指揮不了下級，連自身都指揮不了，誰來指揮？皇帝。地方上也一樣，總督比巡撫高半級，但都能給皇帝打報告，所以倆人掐起架來也只能請皇帝來做裁判，如此這般，皇帝就真正成了全國的獨裁者了。

    而清代君主獨裁的最大看點，還要數軍機處和密折制度。

    軍機處產生自1729年，顧名思義，它本來是雍正皇帝就秘密軍務成立的一個小班子，後來因為效率高，就沿用下來。然後，起草諭旨、敕令和詔書這些本來屬於內閣的活，就轉移到了軍機處。軍機大臣作為皇帝的親信幕僚，每天至少與皇帝見面一次，就軍務、邊防、度支、稅收和外交等各個方面提建議。

    “密折制度”，即“寄信上諭”。清代政府的最高命令稱上諭，又分明發上諭和寄信上諭兩種，其中明發上諭由內閣擬好，皇帝看過，再由內閣轉交六部，但這都是些不要緊的事情；要緊的事情，由皇帝從軍機處直接寄給受命令的人，其他人誰也不知。

    錢穆認為，從漢到明，中國是一種士人政權，政府掌握在讀書人手裡，而讀書人既不是皇帝的私人勢力，也不是一個固定集團，因此這個政權是公開、開放的。而到了清代，作為皇帝私人秘書的軍機處加上密折，就構成了一種秘密政治。這種權力集中，也就成為了滿族作為“少數人”卻可以統治“大多數”的制度基礎。

    從官員人數上看，除了道、府、縣這些地方長官都由漢人擔任、理藩院只有滿人和蒙古人擔任以外，其他所有官職，看上去是滿漢平分的，“滿-漢”二元達到了公平。實際上，權力的分配與軍機大臣和皇帝的親疏成正比，而皇帝一般都信任滿人勝過漢人，於是大量特殊和機密的使命都委派給滿族軍機大臣。

    事實上，在太平天國以前，清代的軍政要職都由滿人擔任，漢人在清朝頭兩百年帶滿洲兵做大將軍的，只有一個岳鍾麒。而25歲的和珅卻能在兩年之內從御前侍衛升上軍機大臣，如果他不是滿人，這是不可想象的，怪不得清末革命者鄒容說，“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資兼文武，位裁將相，其中蓋有深意存焉”。

    及至最後時刻被迫立憲政改時，清朝還曾於1911年演出過一台“皇族內閣”的臨終丑戲，徹底暴露了其死也不想開放政權、視國家權力為一姓私產的反動面目：13名內閣成員中，滿洲貴族9人，漢族官僚4人，而滿洲貴族中皇族又占7人！

    著名學者王亞南就此曾寫到：“假使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不是異族的愛新覺羅王朝，而是同族的什麼王朝，那麼，在社會轉型當中就少了一項種族間的猜忌與傾軋，也許比較容易實施像日本那樣的立憲步驟”。

    中華帝國是一艘陳舊而又古怪的一流戰艦，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繼的能幹而警覺的官員設法使它漂浮着，並憑藉其龐大與外觀而使四鄰畏懼，但當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領航時，它便失去了紀律與安全。它可能不會立即沉沒，它可能會像殘舸一樣漂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卻無法在其破舊的基礎上重建起來。--馬戛爾尼，1794

    “部族政治”對清王朝的自我殺傷

    所以，如果你夢想做清代的皇帝，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精力。“朕即國家”的另一面是，萬事都由你做主，你得多忙呀。光奏摺，每天你得批百來份；然後你還是最高法庭，案子你都得過一下；你還是宗教首腦，你要祭拜天地孔聖人封達賴喇嘛；你還要做學術工作，四庫全書編完了都得送你給看一下，殿試由你主持，有時你還要去國子監講課……

    所以，在清代，皇帝能不能幹，就決定國運昌不昌盛。康熙、雍正、乾隆能幹，就是康乾盛世；嘉慶、道光算是才智平庸；咸豐也一般，國家這時開始蒙恥；同治、光緒都是小孩，權柄由慈禧掌握，歷時近半個世紀。慈禧不是庸人，堪稱多謀善斷，但她不得不受制於時代與個人見識，等到慈禧完蛋，大清的陽壽也就被折騰得沒剩下幾天了。

    而整個清代王朝的衰竭，也許就是從乾隆65歲那年遇人不淑開始的。

    話說1775那年，65歲的乾隆遇見了25歲的和珅。當時和珅只是一個御前侍衛，應役在大內抬轎。一次乾隆出行，走到一半發現少了儀仗，大怒，左右皆震懾，和珅卻應答如流，令乾隆異之。

    和珅就此交上好運，之後一年，這個年輕人到了戶部侍郎，再過兩個月後升任軍機大臣，接着一個月後榮升內務府大臣。到27歲時，和珅就有了在紫禁城裡騎馬的特權了，這種殊榮一般是給那些年邁走不動路的極品勛臣的。後來，和珅又執掌戶部和工部，40歲時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兒。

    隨着和珅扶搖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敗壞，他建立的庇護制網絡，滲透到各省官僚特別是軍事部門之中。而圍繞和珅的庇護網絡，親屬關係、同鄉關係，到師生關係、上下級官員關係等私人關係滲透進非私人的政治制度中，不僅破壞行政效率，也成為腐化的根源，這與和珅的貪腐，又互為表里。

    和珅的好運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駕崩為止，他的倒台見證着乾隆朝最後年月的體面喪盡。嘉慶抄查其家產，總值達8億兩。清代國庫在1777年達到鼎盛時，年終結餘亦不過8182萬兩。

    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幾已滅跡，貪墨之徒充塞中外。當平庸成為主基調時，也就是官場上下利用權力埋頭撈錢的時候了。及至道光時期，鴉片走私以新的時代形式，再次極大地敗壞了晚清官僚政治。

    其實，和珅式的“權力決定財富”方式，不過是“部族政治”在經濟上的表述。皇帝以“天下公主”的名義集中一切資源（土地、財富、知識、權威等等）時，這些資源就都被“權力化”了，而這種“權力資源”的“代理人”，就理所當然是和珅這些“部族政治”的得益者咯。

    如學者王亞南所言，真正使晚清官僚政治“把一切弱點暴露盡了，一切丑丟盡了”，以至於成為“中國官僚政治史上結局最悲慘”的，還是清代官僚政治的另一層結構--滿-漢二元體制。

    “滿—漢”“中央—地方”兩個體系的破裂

    “部族政治”的一個命門在於，由於滿人的任命不能進入道、府、縣等地方上的基礎政治，這就要求地方不能夠擁有力量，否則滿人王朝可能會遭到覆滅。而太平天國這場叛亂，恰好調整了“滿-漢”二元結構的力量對比。從此，漢人在官僚行政中得勢，亦令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煥然一新。

    曾國藩正是這種風雲際會的集中見證者。1852年，太平軍叛亂初起時，他還只是吏部侍郎，正在湖南老家為母親守孝。由於太平軍席捲湖南，於是朝廷任命其為“團練大臣”，要求他在湖南組建一支團練。團練是八旗兵和綠營兵這兩種中央武裝以外的地方自衛體系。當時，抵抗太平軍的主力，仍是南京東郊的江南大營，和揚州城外的江北大營，團練充其量不過是輔助力量。

    但曾國藩很清楚，綠營和團練，都不是太平軍的對手，如要有所建樹，必須超越皇帝的命令組建一支新軍。於是一支湘軍，便以類似“戚家軍”的軍制、以共同地方背景的基礎、灌輸以“維持名教”的使命感，建立起來。

    事實上，湘軍的本身，就隱含着對清帝國權力的高度顛覆性。清代的軍隊，如旗兵和綠營，從來都直屬中央政府，曾國藩的湘軍，卻因為士兵都由將佐招募，也只對官佐效忠，而不知有中央。這實際上是成了地方上的一支“私家軍隊”。

    湘軍的軍餉用度影響了清制。湘軍薪餉很高，普通兵士每月餉銀達4兩半銀，是一般家奴的十倍。面對這筆巨額軍餉，地方上就要有固定的財政支持，首先是賣官鬻爵的收入，不久就有更大的來源--厘金。厘金1853年開徵，是對存貨、運輸途中貨物或茶葉等產品按價征取的商業稅，金額穩定，數目很大。曾國藩的湘軍先後征取過湖南、江西、湖北諸省的厘金。這麼一來，地方就慢慢擁有財政權。

    1860年5月，江南大營的再次瓦解，成為清代歷史的拐點。這意味着南京以東的清朝正規軍被全滅，曾國藩和他13萬湘軍成為朝廷唯一的依賴。6月8日，曾被任命為代理兩江總督和欽差大臣，擁有指揮長江下游地區軍事的最高權限。

    在形勢所迫下，“部族政權”終於網開一面，讓一個漢人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這是清代歷史上開天闢地的事情。

    這種“網開一面”，因為曾國藩的用人而繼續擴大。1861年，曾國藩舉薦李鴻章為江蘇巡撫，1862年，左宗棠被任命為浙江巡撫。這些都是漢人。事實上，曾國藩的私人幕僚和將官班底成了輸送行政才幹的溫床、管道，其中湧現出許多一流地方官員，他們在19世紀後來的年代控制中國的軍政大權。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17日後湘軍解散。但在此前，曾國藩已按湘軍形式創建了淮軍，淮軍的繼續存在，使得曾國藩的權力傳遞給另一個漢人--李鴻章。日後，李鴻章身為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在1870-1895年間乃是中國實際上的“首相”。

    曾左胡李等漢族名臣，終於守得清代中興。但如乾隆末期的極盛隱藏衰敗的因素一樣，中興也埋伏着終亡的陰影。滿族君主政體與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人物融為一體的這個保守聯盟，本身就是對“部族政治”的顛覆；王朝在苟延的同時，政府的權力也從滿人慢慢轉到漢人手上。

    太平軍叛亂平定以後，中興名臣盡成封疆大吏，後來，淮軍漸變為練軍，練軍中著名的還有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和張之洞的自強軍。地方上從財政到用人再到軍隊，都有了自己的權力，以省為單位新體制框架慢慢形成了。而“私家軍隊”這種軍閥特徵，尤其成為了“部族政治”的挑戰因素。

    既然滿不馭漢，中央不馭地方，“部族政權”的戲，就漸漸有心無力。待到1911年武昌新軍擦槍走火，各省相繼宣布獨立，而袁世凱又不能完全受中央節制的時候，大清皇朝終於就垮了台。

    （參考資料：費正清劉廣京：《劍橋中國晚清史》；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奮鬥》；謝和耐：《中國社會史》；錢穆：《中國歷代政治的得失》；呂思勉：《白話本國史》；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 原載: 維權網； 《觀察》刊登日期： Sunday, November 07, 2010

華夏快遞 : 北大教授夏業良遭舉報“反黨反社會主義”·

記者：陳蘇

北京大學知名教授夏業良遭學生舉報，說他在授課過程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但學院領導表示不知情。與此同時，夏業良教授說，他的人身行動自由最近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

夏業良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領導找他談話，說有學生反映他“反黨反社會主義”。他解釋說，在講課過程中他談到中國與其他國家在專利發明數量上的差別時，提到台灣，引發了一些誤會。

*因台灣而起的反黨帽子製作過程*

他說：“我當時列舉了很多國家，我說：韓國、以色列、新加坡、台灣、芬蘭、比利時等，我當時想說的是：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但在專利數量上還不如一些小的國家。如果嚴密一點講的話，應該講‘小的國家或者經濟體’，但是由於講課時不是能像念書那麼準確，加上‘經濟體’這幾個字。但是大家都知道，凡是學者，經常看國際論文的，在很多國際組織公布的資料裡面，台灣都是被列入國別裡面的，一長串的名單，沒有說台灣是個地區，把它單獨列出來。”

夏業良說，每年有大批中國學者到海外參加國際會議。在國際場合，沒有人公開說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在討論各種話題時，台灣往往被列入這樣一個名單的行列里。他說，他從來沒有看到哪位中國學者立馬站起來，抗議這種國際間已經習以為常的把台灣列在國家名單裡的做法。

但在夏業良的課堂上，當時就有兩個人站了起來，打斷了他的授課。他們說：“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夏業良當時停下講課，向這兩個人解釋了一下國際間的通常做法。他說，看來他們對我的回答並不滿意。

*北大90後新生令教授震驚*

夏業良授課的對象是北大一年級新生。他說，當時上的是開放性的大課，去聽課的有400人左右，其中應該有他的270名學生，其餘的都是來自其他院校的大學生，也有看上去3、40歲的中年人。

夏業良教授說，他並不認識當時站起來打斷他講話的是誰，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學生還是外來人員。不過，夏業良說，領導表示是學生反映的情況。他說，這令他非常震驚，因為他在北大講課多年，從來沒有發生過有學生告他講課言論的情況。

夏業良說，能考到北大來的學生都是全國各地所謂的狀元，但這批90後學生從小學到高中的成長求學過程是在巨大的升學壓力下度過的，除了考試，他們沒有時間與精力去學習獨立思考，培養健全的品格與人格。

*中國特色：學生告老師思想有問題*

學生告老師，給老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大帽子在中國的學校中時有發生。近年來比較轟動的一起發生在上海華東政法大學。該校人文學院的楊師群教授在講課時的言論被某些學生視為是“反革命”。據楊師群本人兩年前發的博文說，學生把他告到上海市教委與上海市公安局。

夏業良教授說，自1949年以來，從57年之前的一系列思想改造運動，57年反右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學生告老師的現象直到現在一直存在。他說，中國大學目前存在一個讓年輕學生充當告密特務的所謂學生信息員制度。

他說：“學生信息員，名稱很好聽，實際上就是特務。當然他們不是那種正式發展的特務，只是學校的領導、學生的組織找這些學生，要求他們把同學之間和老師中他們聽到的一些不正常的話，或者違反他們的理念的話要及時上報。這些學生信息員會得到經濟上的補貼、政治上的信任，將來實習也好、找工作也好都會得到多方面的關照。”

美國之音記者給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負責人打電話，詢問是否有學生告夏業良教授“反黨反社會主義”，一位接聽電話的學院領導說，他並不知情。

*數名學者、律師人身行動自由最近受限*

與此同時，夏業良對美國之音說，自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這段時間以來，他感到他的人身自由受到更多的監控管制。

他以11月3日警察找他談話3小時，阻止他去電視台接受訪談為例說：“比如說上次陽光衛視約我做個訪談，是崔衛平對我進行訪談，談政治體制改革。當時他們知道後就由北大校方給我參加壓力，說我不能參加。後來我就同意了，我說我不談政治體制改革，我去談經濟問題。結果北大校領導倒也沒說什麼，第二天我一出門，我在我家門口就被三個警察攔住了，不讓我走，非要找我談談。我說，電視台在等我做節目，你們可以跟我走，但他們非要找我談，一直到5點，跟我談了三個小時。”

此外，夏業良教授說，他在11月6日星期六參加財經傳媒大會時，又遭警方騷擾。參加這次經濟峰會的有中國各個部委的部長級官員和國外的一些官員與學者。 夏業良答應英國一家電視台的邀請，在開完這個會議就去接受該電視台的採訪。

夏業良說，有關當局顯然通過監聽電話得知了此事。他們先是通過北大校領導發手機短信阻止他接受英國電視台採訪，於是夏業良答應校領導不去了。

但夏業良沒想到，警察竟然闖到會場要帶走他：“這個會場由於有很多高官在裡面，會場是有嚴格的保安措施的，沒有牌子是不能進去的，結果這個警察非要闖進去，說闖進去的目的是為了找我，要把我帶走。”

夏業良教授氣憤地說：“我還是一名公民，應當享有公民的權力，但事實上我已經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這種限制人身自由、行動自由的做法毫無法律依據。”

最近以來，人身行動自由受到限制的顯然不僅僅是北大教授夏業良。北京電影學院電影系教授郝建受香港中文大學邀請前去參加一個研討會，他11月8日在北京機場被攔截，禁止出境。維權律師江天勇和李蘇濱準備前往美國參加法學界學術交流活動，但10月30日當他們在機場出境時，也被攔截。

報道飆車案．祝劉曉波獲獎．
中宣部令成都記者離職

自由亞洲電台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喬龍2010-11-12的採訪報道〕在西南地區有

影響力的《成都商報》記者殷玉生，因追蹤發表河北大學飆車案的調

查報道，本周被勒令“自動離職”。殷玉生對本台披露，是中宣部下

令，除了發表李剛案相關報道，另一個原因是在慶祝劉曉波獲獎的聚

會上，有人看到他也在場。

10月中旬發生的“河北大學校園飆車事件”，因肇事司機一句：“我

爸是李剛”，經媒體披露後，在中國民間引起極大反響，而追蹤報道

該案的《成都商報》記者殷玉生，本周三在報社的壓力下辭職。該報

的一位記者周五告訴本台，駐京記者殷玉生已經離職，同時透露辭職

還有其他原因，“他辭職了，剛剛辭職。”

〔“記”≈記者；“答”≈回答；“殷”≈殷玉生〕

記：剛剛辭職？

答：我聽說的好象還有其他事，但是這個事我說不太準確。

記：你們報道的河北大學的飆車案，應該是很轟動的。

答：其實全國所有的媒體都在做了。

記：你們商報好象報道的早。

答：是，是。

記：上面的壓力吧？應該是。

答：就是壓力啊！連篇累牘、天天在報道。

記：說可能是受到中宣部的壓力，報社受到壓力，要他轉崗或者降

　　薪？

答：這塊反而我不太清楚。

而網友對此感到惋惜，認為殷玉生作為一名記者，客觀報道了“飆車

案”的事實。記者聯繫到在北京的殷玉生，他告訴記者，已經離開報

社，“正式離開，前天（星期三）。說是因為我一篇河北大學的報

道，裡面他說失實了。”

記：但是網友都認為您的報道是客觀的。

殷：這個我也這樣跟他們說的，所以當他們降我職的時候我不同意。

　　（報道）是客觀的，我都有各方面的證言，多方各方面的證明，

　　我說我的報道是完全符合事實的。

記：那您認為是哪一句報道他們不滿意？

殷：他們說我的失實。就是我報道裡面學生們告訴我校方封口，不讓

　　他們談論“我爸是李剛事件”，不讓他們談論車禍。認為這一點

　　不符合事實。

10月16日晚上9點40分許，位於河北保定的河北大學工商學院學生生

活區，發生“校園飆車案”，導致兩女生一死一傷。幾位目擊者形容

肇事司機李啟銘當時很“囂張”，下車時“一身酒氣”，甚至和門衛

“有說有笑”，還說：“看把我車刮的……我爸是李剛。”引起民眾

強烈不滿，各省媒體都做了大篇幅報道，結果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宣部

下達了封口令。

殷玉生說，報社找他談話時告訴他，是來自中宣部的壓力，而受到警

告的不僅僅是《成都商報》，“我們領導告訴我，因為這版報道，我

們被中宣部點名批評了，受到上級的壓力。好象有幾家吧，我不知

道，但是我們那裡告訴我，通報了不僅是我們，還有別的媒體。”

殷玉生以報道社會及突發新聞為主，他認為這次離職，雖然報社對他

做了一定程度的補償，但既是上級下令，重回記者行列，可能並不容

易。他說：“我是有新聞夢想的人，就這個事情只能說明了中國的新

聞現狀。官方或者直接說中宣部對新聞的控制越來越嚴厲。”

記：本來您好象是可以不辭職的是吧？

殷：他說他要求我調職，調離採編隊伍，記者和編輯都不許做，我不

　　同意。

對於被要求離職是否還有其它原因，殷玉生直言，與劉曉波獲諾貝爾

和平獎有關，“跟諾獎有關係，劉曉波獲諾獎，在當天有一些人慶

祝，我在現場，這可能有關係。”

近期，當局封鎖維權新聞及人權新聞的例子接二連三，尤其對劉曉波

獲獎，訪民網上投訴及因強拆引發的群體事件。殷玉生說：“這幾個

月都一直是大規模的搜索，控制媒體什麼異地採訪，宣傳報道越來越

多。”

記者登陸殷玉生的博客，看到他報道的突發事件及維權報道，網友非

常讚賞，其中一位網友郝景義，對殷玉生被逼離職，他說：“我是在

網上碰到他，加他（為好友），我看他寫的文章不錯。那就大家聲

援，我現在對中國的公檢法有一種仇恨感，現在記者被辭職，律師被

那什麼，這事我是相當氣憤，我現在看到這種事已經很多了。”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2010-11-12；www.rfa.org/

mandarin/〕

內蒙古維權人士高布如特．琴呼被軟禁

                         自由亞洲電台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唐琪薇2010-11-17的報道〕南蒙古民主聯盟成

員、維權作家高布如特．胡琴呼已經被有關當局軟禁一周。胡琴呼本

周三向本台表示，她目前的遭遇應該和內蒙古異議人士哈達即將刑滿

釋放有關。

胡琴呼告訴本台記者，11月11號下午她外出散步，剛出樓道門就被兩

個便衣阻攔，要求她去遼市公安局科爾沁區公安分局走一趟。

　　“我說：‘你們有傳喚證嗎？’他們也沒有。我說我上一趟網吧

　　吧，把這個遭遇告訴我的親朋好友，要不然他們會擔心的，我一

　　下子消失了。他們不讓我去。然後上了他們車裡去了一趟公安

　　局。也沒什麼事兒，到現在為止，公安的哪一個人也沒有正面地

　　跟我說過提起過為什麼要這樣。”

胡琴呼表示，當局對她的監控到本周三已經有一個星期，直到現在她

家樓下還停着兩輛警車。胡琴呼說，雖然警察沒有告訴她為什麼監控

她，但她可以肯定當局這樣做，是因為她的同窗好友、南蒙古民主聯

盟主席哈達將於12月10日刑滿出獄。12年前，哈達因“分裂國家罪”

和“間諜罪”被呼和浩特中級法院判處15年有期徒刑。

　　“15年呀，一天也沒減刑。我是在博客上寫過，我要去看看他，

　　去接他。他們可能早就把我軟禁起來估計是怕我出去宣傳吧。”

胡琴呼說，內蒙古之前並不屬於中國，直到滿清時期才被滿族人收

復。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蒙古族的語言和文化嚴重流失，隨

着大量漢人的流入，蒙古人原本的游牧文化更是強行被漢人的農耕文

化替代，造成內蒙古地區生態嚴重失衡。

　　“比如說我們的五畜，養得家畜被圈起來了。它本來不是那樣的

　　東西，它是一個生態系統中的很重要的一個成員，但是被圈起來

　　了。然後草場都分了，用鐵絲網圈起來了。這個是不符合內蒙古

　　高原無論是氣候還是土壤的。這裡只能適合游牧生活。”

胡琴呼告訴本台記者，哈達被關押了15年，她自己也從15年前開始受

到有關當局無數次的騷擾和恐嚇，心力憔悴。胡琴呼說，她一直贊同

哈達要求內蒙古的高度自治的政治主張，因為在所謂的內蒙古自治區

里，蒙古族人根本沒有任何言論和思想的自由。

　　“第一步我們是爭取高度自治；第二步我們是等到中國變革的時

　　候，我們儘量哪怕是把這內蒙古的一部分土地讓出去，然後我們

　　蒙古人建立一個自己獨立的國家；第三步是全民公決，大家都願

　　意和蒙古國合併的話，我們可以合併。不願意合併的話，我們就

　　不合併。”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表示，在辛亥革命之後，滿清連

同內蒙古一起成了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

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社會也表示各個民族有尋求自由、

表達自身願望的權利。但能否讓一個民族從原有的國家分離出去，建

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這在目前還沒有一個國際通用的準則。但王軍濤

強調，無論如何，有關當局因為哈達發表了一些不同意見就將其判刑

15年，因為維權作家胡琴呼支持哈達的觀點就將其軟禁等做法，是非

常殘酷、不符合國際準則的。

　　“除非她能招致一個直接的嚴重的政治後果。或者是政治上一個

　　實際的違法活動中一個部分的言論，可以考慮是不是要追究法律

　　責任。而且即使她是一個政治過程一部分，如果她是和平表達自

　　己的願望。那麼，你也不應該鎮壓她。”

胡琴呼最後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希望有更多的國際媒體能夠關注內蒙

古維權人士哈達的境遇，關注內蒙古人的生存狀況和人權問題。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2010-11-17；www.rfa.org/

mandarin/〕

特務治國「警察國家」的底色：國保

動向總302期（大陸）劉　水

   「十‧一」國慶日，我不知道該慶祝，還是祭奠，抑或詛咒。

     我依照慣例還是給父親──一位六十一年中共黨齡的老八路致電問候。一九四九年他在西北戰地火線加入中共，時年二十五歲，軍齡六年。國慶對於我的全部意義，除了關乎父子情感，還意味著不自由──多年在國內四處躲藏流亡，被限制出境出國。

　　今天，如果不能與六十一年前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稱建設自由和民主國家的諾言匹配，那就只剩下暴力勝利者及其後代、中共黨員和政府擁護者的狂歡，與人民無關，更與自由民主無關。常識和良知讓我在二十一年前、甚或更早逃離這支勝利大軍，幸或不幸。

 國保具備超越法律的特權

    國慶節與國保，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在政權邏輯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構成「警察國家」的特色，國保、警察、武警和黨軍維護著這個共和國政權的盛大節日，這個日子不是人民自願選擇的節慶。今天天安門廣場密佈的秘密警察，恐怕超過遊客數量。

　　如果你不知道斯塔西，那麼可曾知道契卡？這兩個組織曾是臭名昭著的社會主義陣營東德和前蘇聯秘密警察的別稱，毫不遜色於納粹黨衛隊。其實他們就像魔鬼一樣遊蕩在我們身邊窺探，只不過換個叫法：國保──國內安全保衛的簡稱，其前身叫政保──政治安全保衛。公安部一局即為國保局，省公安廳和直轄市市局下轄國保總隊，地市局和直轄市分局下轄國保支隊，縣市（區）設國保大隊。國保負責組織偵察、處置所轄地區的危害國家安全案件和線索；及時處置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和苗頭；打擊、取締所謂反動會道門、邪教、非法宗教等非法組織的活動，查禁非法出版物，防止境外所謂「敵對勢力」、「敵對分子」以及「敵對組織」的滲透破壞活動；及時收集和掌握影響社會穩定的各類情報信息，分析研究敵情、社情、政情動態；加強對秘密力量和信息隊伍的管理工作；負責信息網絡的監管；對重點部門、對象和重點單位開展安保。

　　國保屬於警察系列，他們每天進出公安局大門，但是很少穿著警服，行動詭秘，面目模糊。他們專幹違法之事──這話有些詆毀這些國家公務員，準確地說，他們具備超越法律的特權，可任意剝奪公民的正當權利，但是卻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國安與國保的區別在於，前者不屬於警察系統，一九八三年由「中共中央社會調查部」改制為國安部，專門針對外國派出特工人員，搜集所在國情報。簡單而言，國保對內，國安對外。

 手機、互聯網成最簡捷監控方式

     跟全國許多地方國保打過交道，但更多的國保躲在背後秘密竊聽、跟蹤監控，他們從不會露面。最為恐怖的一次是在二○○六年四月，我的手機被監控，一路從甘肅、西安、成都、昆明、廣州到深圳都遭嚴密監控，中途在成都落地剛剛幾個小時，甘肅國保竄去親屬家，打問我的去向，同時接到深圳朋友報信，國保去她學校和家裡警告別跟我來往；在昆明到廣州列車上，五名警察藉口查毒品，擁進臥鋪車廂，將我所有行李、書本翻遍，用手持電腦查驗身份證，卻沒查同車廂其他旅客，然後揚長而去；我關閉手機潛入深圳僅僅兩天，國保指揮派出所警察，跟蹤至朋友家，然後將我拘捕，稱我撰文誹謗深圳市公安局，審訊至半夜才釋放，交換條件是讓我書寫保證書：必須在三日內離開生活工作將近十年的深圳。他們稱我「危害深圳治安，破壞深圳形象」；又稱不離開也可以，他們每天會去我工作和居住的地方。隨後兩名便衣警察跟在屁股後面寸步不離，訪友辦事他們駕警車載送，終被甩掉。期間我憤於國保的肆無忌憚，致電深圳市長期監控我的某國保（他們慣用化名）：去公安局跟他談判，被拒絕，他稱你想去哪告就去哪，歡迎去北京上告。三天后我被迫離開深圳。

　　手機和互聯網是最為簡捷的監控方式，當然還有其它秘密方式。對於重點人群──持不同政見者、異議人士、作家、記者、律師、上訪者、宗教人士、NGO等民間組織和群體事件領頭人等等他們認為有違維穩的力量，採用不同的監控和限制方式。他們會去你的家人、同學和朋友處調查──了解經濟收入狀況，與你如何來往，談過什麼，你現在哪裡；甚至剝奪你的工作權利、切斷你的合法收入來源、禁止你出境出國──說你出境會「危害國家安全」。兩年前我隱居南方期間，國安局通過我發表在海外文章和電子郵箱等渠道偵悉互聯網IP地址，然後通知公安局，轄區警察與居委會聯合以查訪流動人口名義登門調查，隨後通過房東轉告實情並威脅房東私自出租房屋未繳稅勒令搬家，稱我是「民叻腫印梗�秉S紉荒陜熱�磦メ紦u＿@已經算是國保比較「文明人性」的驅趕方式。

 國保作為個體非常神秘

     當然國保會發展線人，現在最為時興的叫法為「信息員」──可能是你身邊的每個人，絕大多數人是被蒙騙成為幫兇。必要的時候，國保會非常禮貌地找你喝茶吃飯。他們文質彬彬，措辭得體，甚至會與你主動握手、問好、道別；會給你遞香煙、倒水。但是，他們可能轉眼就會羅織罪名，將你送進監獄；可能去你父母家或兄弟姐妹或同學的單位和家庭調查，我的家人屢屢被國保騷擾、施壓。有人被假象迷惑或出於恐懼和自保，竟會感念國保執法文明，理解他們都是在執行上級命令，從而願與國保交朋友，隨時提供受害者行蹤。國保所做的一切騷擾、迫害和監禁，無非想通過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讓敏感人士屈從於淫威閉口或放棄維權行為。有關國保與國安的介紹，在大陸網絡隨處可見，但作為個體則非常神秘，無名無姓，這也正是他們不怕將來受到清算而為所欲為的原因。

國保肆意剝奪公民權利直接構成「警察國家」底色，他們對人性中恐懼、貪婪與無意識的精準發揮和利用，超過哪怕是最為偉大文藝作品的描述。對於國保的迫害手法，除非作為受害者親身體驗──年年月月，時時刻刻，會將正常人逼到拋棄法律等遊戲規則的復仇境地。用文字和影像展示「警察國家」真相和內心最為真實的想法，有太多的局限性。

我，我們，從未放棄對民主自由的追索，哪怕明天國保就找上門。

德國之聲為中國人權仗義執言

動向總302期（德國）彭小明　

 駁斥中國關於人權的謬論

      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第八屆中德人權對話開始，中國副外長傅瑩在接受德國《時代周刊》採訪時不僅不檢討自身，反而批評說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用不正確的尺度衡量中國，因為中國畢竟還處於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她還指責西方的人權批評表現出「模式化」傾向和「居高臨下的傲慢」。這番講話遭到德國之聲中文部新任主任吳安麗（Adrienne Woltersdorf）女士的反駁。傅瑩的說法在吳安麗的反駁面前顯得缺乏起碼的常識：法國大革命的時代就發表了《人權宣言》；而那個時代卻僅僅擁有蒸汽機工業。吳安麗斬釘截鐵地表示：人權的本質決定了有關人權的要求就必須是「模式化」的。

　　眾所周知，二○○八年德國之聲電台曾經發生編輯的言論不符合聯邦基本法的爭議，一度鬧到議會召開聽證會調查處理。新任的中文部主任吳安麗不僅及時反駁中國副外長缺乏歷史常識的謬論，而且還以聯邦基本法的人權原則為基準，批評德國政府人權事務專員的錯誤言論。本屆政府人權事務專員是馬庫斯‧勒寧（Markus Loening），此人的表現大大遜色於其前任諾克。吳安麗批評說：德國的人權事務專員勒寧也圍著中國的指揮棒打轉，在記者面前聲稱：「對於處於饑渴狀態的人，言論自由相對來說用處不大，這一點必須要看到。有句話說得十分形象：如果根本沒有餐桌，那麼空談餐桌上的禮儀是沒用的」。吳安麗指出，勒寧的這番話可以理解為：處於饑渴狀態下的人不僅對基本人權不感興趣，而且也因為沒有使用這些權利的機會，從而不該擁有這些權利。

　　這位自由民主黨政治家的話並不讓人吃驚。他自從今年四月上任以來，已經好幾次因在人權問題上令人奇怪的妥協調子而引起人們的注意。他似乎完全服務於政府的經濟利益，只關心不要讓德中關係的脆弱幼苗受到威脅。吳安麗寫道：勒寧拍中國的馬屁讓人感到憤怒，因為二十年以來，中國的人權狀況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讓人感到擔憂。獨立作家、《零八憲章》的發起人劉曉波被判處十一年監禁；維吾爾族記者海萊提‧尼亞孜因為接受一次外媒採訪而被判刑十五年。中國還是世界上對媒體實行最嚴格新聞審查的國家，每天都在發生警察和保安人員殘酷對待抗議者和上訪者的事件。吳安麗的評論說：「照顧利益集團和讚揚經濟成就，不是人權事務專員的份內之事。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再次有人落入了這一陷阱，富有吸引力的中國市場已經讓眾多民主人士跌進陷阱。應該一再強調的是：人權事務專員不應該為任何一屆政府的利益服務。他必須要為那些例如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沒有說話權利的人代言。而這些人在忍饑挨餓的同時，也希望他們能說出自己的觀點而不受到懲罰。」

 　　中國文化自古重視人的尊嚴

　　勒寧先生應當聽取吳安麗的批評，改變態度。作為人權事務專員應該為低人權發展國家的弱勢群體做代言人！勒寧的「餐桌禮儀論」也是完全的胡說八道。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人的尊嚴，恰恰是一黨專制戕害了中國文化的仁的觀念。兩千多年前的《禮記》中就有「嗟來之食」這個成語的典故。齊國大饑荒中，有人在路旁設立賑濟點，恰好走來一位餓得不行了的人。賑糧者不甚客氣地讓他來領取飲食，他拒絕了。他說，我就是因為不吃嗟來之食才餓成這樣的。你這樣不給我尊嚴，我餓死也不吃你的飲食。最後他終於餓死路旁。這個成語故事意味深長，任何人即使沒有餐桌和食物，也應該享有尊嚴，因為人權是高於一切的。

　　自從德國之聲建立中文部以來，歷屆中文部負責人，從崴斯Weiss到馮海音von Hein到張丹紅，乃至合同制記者，都可能成為中國使館和中共統戰部門拉攏、統戰或施加影響的重點對象，其手法不露聲色而十分人性化。贈送小禮品，請吃中國點心，品嚐名菜佳餚，邀訪名山大川，關心子女表現。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當局更加注意海外的宣傳和統戰，宣揚所謂的中國模式，遮掩中共當局的獨裁面目。這類拉攏和收買，出手更大方，更帶文化色彩。與中國官方直接開展人權對話的勒寧先生就更應該謹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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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者──畢研韜：中國傳播學者；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　│

│　　　　　　　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傳播學研究所所長　│

│　◆受訪者──茉　莉：瑞典華人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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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者畢研韜，海南大學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傳播學研究所所長

畢研韜（中國傳播學者）：茉莉女士，很高興能就西藏話題向你請教。根據你在西方社會的觀察分析，從整體上看，現在歐美社會如何看待西藏問題？精英階層和普通公民在認知上有沒有差異？相對而言，哪些階層（或行業）對西藏的認識較為客觀全面？

茉莉（瑞典華人作家）：畢研韜先生，作為國內的學者，你敢於觸及西藏問題這個重大而敏感的問題，孜孜不倦地探詢和研究，令人欽佩。我自1993年定居北歐瑞典，從1996年起關注西藏問題。十幾年來，我訪問了印度藏人流亡社區，多次參加國際支持西藏大會和漢藏對話會議。以我的觀察，當今歐美國家從民眾到領袖，大都是同情和支持西藏的。這種同情與關注，源於西方悠久的人道主義傳統，以及維護正義、幫助弱小和捍衛人權的原則。國際支持西藏運動是一個來自民間的草根運動。

當然，認知的差異無處不在。對西藏的認識較為客觀全面的，應當是西方的知識階層。即使是西方普通民眾，由於他們享有新聞自由、信息多元，所以他們對西藏的認知，也比信息被封鎖的中國人更為客觀全面。

我們知道，國際藏學的歷史源頭不是在中國而是在西方。在中國解放大軍兵臨西藏修建公路之前，從印度、尼泊爾翻越喜馬拉雅山，比從中國內地進入西藏更容易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西方人比中國人更了解西藏。這一點，可以從西方浩如煙海的藏學著作中找到根據。

畢研韜：中國和西方對西藏的認知存在巨大差異。至於影響因子，我注意到，由於立場不同，不同的觀察人士強調的因素不盡相同。事實上，在不同的時空區間內，這些因子的結構會有所不同，只是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側面。你認為，在西藏議題上，歐美的新聞媒體、專家學者、政治人物和非政府組織在影響公共認知方面各自發揮什麼作用？

茉莉：你說得對，中國和西方對西藏的認識確實存在着巨大差異。其原因一，中國人被官方統一強加的宣傳所引導，大都被當局的一家之言洗了腦。而西方人對西藏的了解，來自藏學家、媒體記者、歷史作家，以及各種關注人權和少數民族權利的非政府組織，等等。總之，西方的認知系統更分散，更自發，更民間，更多元。

其原因二，中國人是從大一統的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由此看西藏問題，統一本身成為判斷的標準。而西方社會則沒有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有色眼鏡，他們遵循的只是普世價值，因此更能就事論事。

那麼，西方人對西藏的公共認知是怎樣形成的呢？主要是由於西藏內部暴露出來的問題。從八十年代起，西藏人的多次反抗（中共稱之為“暴亂”），都被西方媒體注意到了。當時中國已經開放，中共已經不能再像五十、六十年代“平叛”一樣，關門鎮壓少數民族而不被人知曉。西方媒體自八十年代起可以去西藏採訪，他們傳回來的報道和錄像，引起西方大眾的震驚。從此，西方人開始認識到西藏問題的複雜性。西方人不是傻瓜，人家是有思考能力並享受言論自由的人。

畢研韜：2008年當有中國人站出來反對部分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時，有人說中國人被洗腦了，可中國人針鋒相對地反擊說：認為中國人被洗腦正說明你們自己被洗腦了。我的看法是，中國人沒有那麼笨，在當今時代已不會被輕易洗腦，正如西方人不會被輕易洗腦。

你在《西方人為什麼同情支持西藏？》中說，“西方國家在西藏問題上的態度，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民意基礎，是民主社會中的民意基礎決定了政府與媒體的價值取向。”我所關心的是，西方關於西藏的“民意基礎”是怎麼形成的？民意基礎與政府行為及媒體報道之間的互動是不是良性的？這些“民意基礎”的可塑性究竟有多大？

茉莉：毫無疑問，中國人不笨，而且很聰明。但請問，目前中國的書店能夠出售達賴喇嘛的自傳嗎？如果中國人被禁止閱讀西藏方面的一家之言，他們怎麼能夠正確判斷西藏問題的是與非？即使我這樣的漢人的專集《山麓那邊是西藏》，能在中國大陸出版嗎？

根據我多年的觀察，在西藏問題上，西方民眾比官方要關注得多。很多支持西藏的活動都是從民間發起的，西方政府倒是比較被動。比如說，美國設立一個西藏問題專員辦公室，這看起來是政府行為，其實是民間推動的，是支持西藏的民間人士推動國會議員提出來的。在民主國家，選民的要求使政客不能不有所行動。歐洲的人權活動人士也同樣發出呼籲，要求歐盟設立西藏問題專員辦公室。

你問這種互動是不是良性的，我認為，判斷良性或者惡性，要看以誰的利益為衡量標準。對中國政府來說，西方的民意推動政府行為，他們肯定覺得這不是好事。至於說西方的媒體塑造民意，這就低估了西方民眾的智力。和中國比較，西方的民意更自發，更自下而上，更不容易受操縱。

形成西方民意的內在基礎，是西方人的道義感和同情心。他們不但廣泛閱讀，而且去西藏旅行，也去印度達蘭薩拉旅行，進行實地參觀和田園考察，並與藏族人交朋友。誰想要在當今西方“塑造”民意，幾乎是不可能的。

畢研韜：我判斷民意基礎與政府行為及媒體報道之間的互動是不是良性的，標準是是否推動社會健康發展、是否有利於人類文明進步。我不傾向於從二元對立的“你”和“我”、“官”與“民”的利益關係加以評判。

中國國內的評論者一般認為，“西藏問題”是某些西方國家與中國博弈的一張牌。這是國際政治學的基本常識，只是沒有國家概念、不諳國際政治的人士無法看到或不願承認這一點。我注意到，中國方面十分強調這一點，而境外有人完全否定“國際博弈說”。你認為，哪些因素導致了這一認知差異？

茉莉：我認為，把西藏問題視為西方國家與中國博弈的一張牌，只是中國國內親官方評論者的看法，不可能是國際政治學的基本常識。即使是國內的民間學者，也不都是持這種看法。

所謂西方同中國博弈的一張牌的說法，同西方有反華陰謀論一樣，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打牌總要有目的，但至今沒有人拿出確鑿的證據來，證明西方國家利用西藏問題同中國博弈什麼，目的究竟是什麼。其實西方不是鐵板一塊，特別是在對中國和西藏的問題上，並無統一的政策。

導致這一認知差異的，是某些中國評論者的無知，以及他們奉行的大中國國家主義觀念。中國文化歷來有陰暗的一面，例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很多中國人不相信西方人會沒有目的，他們以己度人，以為西方人要打什麼牌玩什麼花招。中共官方常常把西方民間的行為，放在國際政治的大框架里，視為“反華陰謀”，做出歪曲性的解讀，誤導了很多中國人。

這不是說，西方和中國就完全沒有博弈。中國的專制制度對世界是一個威脅，西方民主國家希望不民主的中國接受普世價值。過去在冷戰中，西方國家也許有過地緣政治或戰略的考量。但就今天的西藏問題而言，由西方民間推動的國際支持運動，主要出於他們對弱小民族的同情。

畢研韜：據我了解，流亡藏人的國際公關能力遠在中國政府之上。國際上支持西藏的組織分布廣、基礎牢，而且協作密切。如果單純從公關作業角度考量，你如何評價中國政府和流亡藏人的國際公關？

茉莉：我認為，西藏問題不是公關能力的高低問題，而是真實和謊言的問題。流亡藏人雖然在公關方面做得不錯，但他們的能力有限，就其經濟實力而言，完全不能和擁有巨大財政收入的中國政府相比。

財大氣粗的中國政府老是被國際輿論批評，並不是由於他們的公關能力差，而是因為他們處理問題所使用的專制手段，例如，武力鎮壓、遮掩真相、不說實話、不准記者自由採訪。這些都使西方人對中國政府缺乏信任感。

現代公關手段可以解決的問題很有限。例如，前年西藏騷亂後，中國當局派出由藏學家組成的代表團，前來歐洲為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遊說。他們以事實和數字來“講真相”，駁斥達賴喇嘛和西方人的“謊言”。但不幸的是，德國《金融時報》記者提出了兩個問題：“為什麼西方記者不能自由前往西藏報導？大赦國際剛剛提出的被逮捕的1000名藏人下落如何？”

振振有詞的中國公關遊說客，立刻就啞巴了。可見，公關手段不是萬能的金手指，它不能化石為金，無法掩蓋一切罪惡與謊言。一個政府的惡劣形象無法由公關手段來改善，只有重視人權的國家才會被世人尊重。

畢研韜：達賴喇嘛每年都會訪問很多西方國家，持續吸引媒體與社會的關注。你如何評價達賴喇嘛的個人努力對凸顯（highlight）“西藏問題”的作用？在“後達賴喇嘛時代”，流亡藏人應該如何填補這個空白？

茉莉：達賴喇嘛的個人魅力具有相當的作用，他的國際感召力甚至無人可以替代。但是，中國政府以為只要達賴喇嘛不在了，西藏問題就不存在了，這是一個很大的認識誤區，因為他們忽視了海外流亡藏人民主建設的努力。

幾十年來，西藏流亡政府堅持非暴力，不搞恐怖活動，堅持走民主的道路，這些都令西方人刮目相看，因為世界上一些其他民族的解放運動具有暴力性質，西方人認同的是和平、民主的普世價值。由此看來，即使在達賴喇嘛身後，由於西藏流亡政府所樹立的正面形象，他們所具有的軟實力，流亡藏人仍然將在國際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畢研韜：西方媒體在報道西藏話題時，常常會提到，“1951年中國軍隊侵入了西藏。”它們使用invade（侵略）這個詞。你認為這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公共認知、塑造“集體記憶”？這反映了西方新聞人的什麼心態？

茉莉：英文invade是個常用詞，比如英美主流媒體都用invade來形容美英軍隊進入伊拉克。現在美軍正在撤出伊拉克，人們仍然稱當初的進入是invade。在他們看來，外來軍隊進入一個未曾進入過的領土，就是invade。

西方人一直使用這個詞，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事實。在西方有關西藏的論著中，使用invade這個詞是很自然的。在這個詞的後面，有他們系統的史實根據和理論根據。許多西方人認為“圖博”（Tibet ）在五○年代之前是一個獨立國家，要討論這個問題，就必須進入歷史學的研究領域。在他們看來，這種集體記憶是由歷史事實本身及其真實描述形成的。

據斯諾的《西行漫記》記載，紅軍長徵到藏區時，藏人曾熱心給紅軍提供了食宿方便，毛澤東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既然毛澤東可以把西藏視為“外國”，西方人稱中國解放軍進入西方是“侵入”，也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畢研韜：在西方學者中，公開表態支持達賴喇嘛的似乎多於支持北京政府的。你認為其中原因何在？你認為這些支持流亡藏人的學者真正了解西藏嗎？他們是否做到了客觀公正？

茉莉：西方知識分子對西藏了解得越多，就越加同情西藏。2008年西藏騷亂時，有350位西方藏學家和學者集體站出來，他們以自己的學術專業資格來發言，要求中國政府停止對西藏的武力壓制。他們說：“我們的專業在於了解西藏的過去與現在﹐文化與社會；對於事態的最近發展﹐我們不能不發出最強烈的抗議。”

我認為其中的原因是，西方學者有研究和調查的自由，他們的研究不受政治約束，只以追求真相為學術宗旨。記得高爾泰先生在其回憶文章中，提到他五十年代在勞改營時，遇見一個精通藏文的中國學者，這位被打成右派的學者私下告訴高爾泰：中共如此對待西藏，藏人決不可能就此屈服。可見，如果給中國學者同樣的學術自由，他們也能得出與官方宣傳很不相同的結論來。

要判斷西方學者是否做到了客觀公正，我們要看他們是否做到了兼聽則明。西方學者具有兼聽則明的條件，同時，他們的研究經費來源是獨立的，不像中國學者大都在政府控制的機構里工作，沒有獨立研究的自由。當然，目前西方也出現了一些逢迎中國政府的西方學者，他們大都和中國政府有利益關係。

畢研韜：國內有學者認為，西方人的“西藏情結”和“香格里拉情結”是西方人誤讀西藏的重要原因。你強調西方社會的人道主義傳統。從整體上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但從國家層面考察，很多國家會把人道主義援助作為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工具。而且細緻考量，對不同職業、不同行業的人士來說，人道主義傳統的影響力度有一定差異。對此，你有何評論？

茉莉：過去西方人曾經嚮往過東方神秘的“香格里拉”， 但現在的西方人早已不局限於“香格里拉情結”。由於媒體的發達，關於西藏的著述大量出版，去西藏考察的人很多，他們在了解西藏的現實後，開始關注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權的問題。

你說很多國家把人道主義援助作為提升國家軟實力的工具，也許存在這種現象，例如對一些伊斯蘭國家的援助。但就支持西藏而言，西方國家是出於人道主義的目的。

中國人總是覺得西方人從上至下都安排好了，覺得他們支持西藏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實，多元社會有多元的聲音，西方實行的民主制度，行政當局和議會都有不同的立場和想法，總統還經常要換屆。大家在西藏問題上之所以一邊倒，是由於西方人道主義精神一脈相承。

畢研韜：3.14騷亂後，中國政府曾邀請部分西方記者到西藏考察。但我注意到，這些記者撰寫的稿件大多是繼續質疑中國政府。你能簡要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嗎？

茉莉：中國政府在2008年騷亂後邀請西方記者考察，是希望這些記者為他們說好話。但是，真相根本就隱瞞不住，例如在拉薩和甘南等寺廟，都有年輕的喇嘛跑出來向記者哭訴，說他們受到怎樣的壓制。這樣的話，西方記者發回去的報道自然不會對中共有利。

按照西方的新聞觀，媒體的天職就是監督和批評政府，揭露被掩蓋的真相。而中國政府的矛盾與尷尬在於：一方面，他們不能再閉關鎖國，畢竟是全球化的時代；另一方面，他們又不願意真的開放，老是要遮遮掩掩。這樣，新聞的本質——真實性和客觀性，就和專制的本質衝突起來。

今年3.14紀念日，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一邊倒地支持西藏，這就證明了，不管中共投入多大的資本，其大外宣在國際上註定不會成功。

畢研韜：國內有人認為，“西藏流亡政府”管理的是“虛擬的疆域”，缺乏實際“治國”經驗。中國民間有“西藏之水救中國”之說。我個人認為，西藏的戰略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北京對西藏的管治模式。這一點海外有些人是不是難以接受？

茉莉：國內人說西藏流亡政府管理的是“虛擬的疆域”也好，缺乏實際“治國”經驗也好，都不能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給幾百萬西藏人自由選舉的權利，他們會選誰？藏人人心所向的，是中國政府還是西藏流亡政府？

你的看法有道理。過去中國政府統治西藏注重於主權，現在更多地從資源上去考慮。中國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國家之一，內地河流大都遭到污染，加上中國內地礦產資源枯竭，由此之故，他們更不願意放棄對西藏的控制。

但是，不管西藏對中國具有何等的戰略價值，中國政府的管治，都不應該同西藏人的自治權利相牴觸，不應該同中國憲法規定的民族自治權利牴觸。

畢研韜：你認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時機是否成熟？目前的主要障礙是什麼？

茉莉：我認為解決西藏問題最好的時機，是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時期。

在1959年血腥的“平叛”之後，達賴喇嘛逃亡印度，此後，漢藏中斷接觸近二十年。在毛澤東執政時期，漢藏談判完全沒有可能。七十年代末毛澤東去世後，繼任的中共領導人着手撥亂反正，對西藏政策有所檢討，與達賴喇嘛恢復接觸。

1980年4月，胡耀邦領導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西藏工作總結報告”，具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但胡耀邦個人對西藏問題的開明看法，無法在當時保守勢力強大的中國實行。不久，胡耀邦就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八十年代末期，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共開明派執政，宣布願意與西藏人談判。但是，中共保守派設置了了種種障礙。一九八九年趙紫陽下台，因此前功盡棄。

直到2002年才恢復中藏談判，此後的幾次談判大都具有作秀遊戲的性質。今天，解決西藏問題的困難更大了。目前解決西藏問題的主要障礙是：中國的政治制度障礙，以及大中國大民族主義思潮。

畢研韜：你個人對解決西藏問題有何建議？解決“西藏問題”的突破口究竟在哪裡？

茉莉：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西藏問題不是一個孤島》。該文的結論是：西藏問題不可能是一個孤島，它必然與整個中國的命運相連。西藏人其實並沒有太多的選擇，他們只有和中國人民一起爭取民主和人權。整個中國的民主制度建立起來之際，才是西藏真正自由之時。

這就是我對解決西藏問題的建議：改變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給西藏像香港一樣的自治地位，真正實現憲法承諾的少數民族自治權利，

畢研韜：謝謝你接受我的專訪，你的分析讓我對西藏的認識更加多元。我越來越感覺到，在西藏問題上，立場已成為決定一切的要素。親北京和親西藏的人士都竭力為自己辯護，同時對對方橫加指責。其實，雙方都只是看到了問題的某些側面。我的看法是，只要立場不中立，觀察、分析和結論就不會客觀公正。在西藏問題上，各方有無可能超越自身認知的局限，這正是我目前着力思考的課題。

（作者賜稿。本文系國際戰略傳播學會“中國與世界”系列專訪之一。感謝愛爾蘭華人作家喻智官醫生協助採訪。原載《北京之春》2010年10月號。）

見證西藏流亡社區的民主選舉：已經非常成熟

陳維健（新西蘭）

在大洋洲的紐西蘭有一位華人的國會議員，他在博文中洋洋灑灑地痛

罵達賴喇嘛要將西藏，回復到奴隸社會。當然這一思想並不是他的獨

立見解，而是如數地拷貝了中共對達賴喇嘛的辱罵，然而中共對西藏

社會長達五十多年的專制統治，於此同時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區卻在一

步一步地走向民主，幾十年來，已成熟為一個不輸於任何一個西方民

主的社會。二○一○年十一月初，我踏上了地處印度北方的達蘭薩

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見證了二場民主選舉。一場是達蘭薩拉地

方行政長官和達蘭薩拉區議會的選舉。另一場是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

政首長總理的初選。

十月十日我到達蘭薩拉，在進入市區時就有裝着高音喇叭的吉普車，

在街道上來回呼叫通知市民們不要忘記明天上午的選舉。達蘭薩拉的

市民基本上都從事商業活動，宣傳車幾趟來回可以做到家喻戶曉。我

在街道上閒逛時隨處可見候選人的競選廣告，當然這些競選廣告僅僅

是一張A4的打印白紙，與西方社會的競選廣告牌無法比擬。十一日上

午，我從下塌的旅館甦醒過來，呼喚大家投票的聲音傳進窗來，我從

陽台上望去，有人背着電喇叭在呼喚着，一此趕早投票的人已經穿着

節日的傳統服裝走在街上了。投票點設在大昭寺，當我們趕到大昭寺

時，大昭寺中心廣場登記投票的桌子前已排起了長龍，人們臉上的表

情平靜中有一份喜悅。選民們拿着綠卡，由選舉工作人員合對選票，

然後發給選民們二張選票，一張是白色的是區議員的選票，一張紅色

的是行政首長的選票。拿到選票的選民們到用布簾隔開的填寫處畫下

他們心儀的候選人。那些沒有文化的選民，則有專門的服務人員幫助

填寫。選民們在填完選票後將選票摺疊起來分別放進二隻綠色的選票

箱。大昭寺整個上午都是川流不息的選民。在投票現場有記者隨機采

訪那些投完票的選民。有許多到大昭寺的外國遊客，也紛紛拍照記錄

着這個西藏流亡社區的選舉。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在達蘭拉的流亡政府外交新聞部召開新聞發布

會，新聞發布會將公布西藏流亡政府總理和議會初選的結果。由於新

聞的重要性各路傳媒早早地到達了現場。十時正本次選舉委員會的三

名主任委員到達了現場。選舉委員會也是通過民主程序產生的，候選

人是由各區提名，最後交由藏民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確定，有着不

容置疑的民主性和權威性。委員會主席首先向大家通報初選情況。據

選委會統計，這次初選投票率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比桑東仁波切當

選總理的這一次大選百分之七十高出了十個百分點。表明藏人流亡社

區的民主更進一步，從投票率這一點來看已遠遠超出老牌的歐美民主

國家。委員會還向媒體表明，這一次選舉所碰到的一些重大問題，比

如在尼泊爾的藏人流亡區遭到尼泊爾政府的干涉，有二個選舉點的十

八個投票箱被警方搶走，從而使三千多選票中有多達一千多張選票成

為廢票。在不丹七個定居點所有的選票在投票結束後，由於不丹政府

不讓這些投票箱寄出，而導致不丹定居點的所有選票全部成為廢票。

委員會主席表示，儘管如此，但是我們不要為此對尼泊爾政府和不丹

政府抱有敵意，因為他們是在中國政府施壓下這樣做的。

流亡社區的選區是以傳統的三區，安多、康區、衛藏和加上一個特殊

的選區寺院組成的。國會議員的候選人推薦名額不限，總理候選人推

薦名額各選區為20人。這次總理初選結果有6名候選人成為下次終選

的候選人，美國的洛桑增格22489為最高票，其次是美國的哲通南傑

12319。達蘭薩拉的副議長嘉日卓瑪2733.票，歐洲的扎西旺堆2101

票。美國的洛桑晉巴1545票。瑪索日的索南傑多605票。最高票的洛

桑增格，是在印東大吉嶺難民區長大的孩子，是流亡藏人的第二代中

的姣姣者，以傑出的成績留學美國成為哈佛大學的博士生，從選票的

高額領先來看，洛桑增格當選為下一屆總理幾乎沒有什麼懸念了，當

然最後確定還要等待到明年二月終選。

從二天的選舉中，我的感受到流亡社區的選舉文化已經非常地成熟

了，流亡藏人已經習慣了民主生活。被中共污衊為野蠻落後的藏人，

被中共指責一心要回復到奴隸社會的西藏，實際的情況卻是在達賴喇

嘛的領導下，西藏流亡社區已經成為一個民主的社區。相對共產黨領

導下的中國，不但民主化遙遙無期，連最起碼的鄉村選舉也形同虛

設，中共對此不但沒有絲毫的羞恥，反而面對西藏流亡社區民主化進

行封鎖、歪曲、辱罵。但是在追求民主化的中國人士心中，西藏流亡

社區的民主化不諦是一個榜樣。是對中共稱說民主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的最好駁斥，同時也反映中共專制政權逆世界潮流的本質。西藏對與

中國內地而言，不僅僅是藏傳佛教在填補着中國民眾的精神空虛，其

民主實踐更是給中國民眾追求民主帶來信心。我們要說，西藏流亡社

區能夠實行民主，為什麼西藏不能實行民主，為什麼在中國境內的所

有省份，十三億中國民眾不能實行民主。西藏流亡社區用事實來證明

民主的可行性，也請共產黨用事實來證明中國的國情為何不適合民

主。

·············

陳維健舊文：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和社區散記（三）

·小鎮上的流亡政府

下了一夜的雪在早晨停了，街道的兩旁還有依稀的殘雪，而山頭幾乎

完全被大雪復蓋了，顯得更為雄偉而又聖潔。寺院時起彼伏的經聲晨

鼓，在山谷間迴蕩，達蘭薩拉開始了它新的一天。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在下達蘭薩拉和上達蘭薩拉之間的山坳里。一

塊高底錯落的方寸之地，經過四十餘年的發展，已成了一個初具規模

的建築群落。從沿街的一座富有藏民族傳統特色的彩繪牌門進去，步

行不足百餘步，迎面的第一幢樓就是我們已經去過的外交新聞部。它

是一個大部委，它的底層附設一個印刷廠和出版社，出版社的名字叫

納塘出版社，是西藏流亡社區的最大出版社。外交新聞部出版四五種

刊物：有中文的“西藏通訊”，有藏文的“知識”月刊，有藏文的

“自由西藏”，還有西藏網站的“西藏之頁”。達瓦才仁和桑傑嘉就

是負責“西藏通訊”工作的。在外交新聞部的頂層是一個非政府的民

間組織，“西藏人權”借用着他們的房間。它的左側的一幢小樓，是

挪威自由西藏之聲廣播電台。這是一個小電台，但卻有中英文廣播。

挪威曾經是瑞典的屬國倍受的欺壓，後來獨立了出來。因為有着這樣

的經歷，所以他們特別同情西藏的遭遇。這個電台是挪威三個非政府

組織，為了支持西藏自由而設在這裡的。總編貢桑班覺和他的二名助

手達珍和德吉美朵是這個電台的主要工作人員。達珍是一位穿袈裟的

尼姑，她們兩位都是在拉薩長大，受的是中文教育。

圖片：作者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新聞部樓外

當我們到達電台訪問時，他們熱情地向我們介紹了電台的情況。貢桑

班覺說我們的廣播，在西藏、青海、雲南都可以收到，我們擁有很多

的聽眾。從電台再往上走就看到了一幢已經是年代久遠的二層木樓。

桑傑嘉指着這幢木樓說，這幢樓是流亡剛到達蘭薩拉時，是政府最上

層人士住的樓宇。我戲稱說，那就是昔日的部長樓了，這已經成為流

亡初期政府領導人生活的見證，已是歷史陳跡了。桑傑嘉說如果要說

歷史的見證，你看前方右面低洼處的那幢石瓦平房，那幢樓更有紀念

意義。我們趨步向前，在右邊的山林低洼處，但見一幢魚鱗似地蓋着

石瓦的房子，差不多被扶疏的樹木掩映了。這幢樓曾經是流亡政府的

集體辦公樓。我們沒有向下走去，但從外觀上即能看出屋內的條件。

那兒寒冷潮濕，終年陽光被樹木所阻，那裡一定漏風漏雨，但卻難以

想象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這些昔日在布達拉宮生活優越的噶廈（噶

廈為西藏政府的藏文名）達官貴人，是如何去承受淒風苦雨，如何承

受流離失所的艱辛，如何承受流亡異國它鄉的苦難，去擔負着六百萬

西藏人自由的重任。

因為他們的苦難和重任幾乎是一夜之間出現的。當年解放軍進藏，已

是大軍壓境，危在歹夕之時，他們卻還在羅布林卡舉行一年一度的宴

會，盡情地享受着他們的世襲富貴。當他們亡命於這印度的小山溝的

陰暗潮濕的板房內，他們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悽慘。我望着這木板

房，一種歷史的滄桑感在心中油然而起。

在這個樓的上方有一幢水泥小樓，它就是流亡政府的審計委員會。桑

傑嘉說，這個機構是專門審查政府部門和官員有無違反財政紀律問題

的，以前屬於財政部，後來從財政部獨立民出來。我說，這個機構到

是相當於中共的紀委，沒想到流亡政府也有這樣的機構。再過去就是

財政部了。財政部由於是一幢沿街的樓房，它的下面又是一個賣百雜

貨的商店，要不是上面貼着財政部的小牌子，一點都看不出是一個機

關單位。桑傑嘉說原先整幢樓都是財政部的，但是這些年來，財政部

為了搞活經濟，就縮減了自己的辦公室，把下面一層租出去做商店

了。我說，財政部倒是親力親為，先有把自己部的財政搞活。桑傑嘉

說，如果財政部如果不能把自已的財政搞活，又如何把國家的財政搞

活呢。財政部七二年開始，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社區收稅，

每個在這些區域內的藏人都能發到一本“自由手冊”。政府對流亡藏

人收稅是完全出與自願，但收稅的標準卻有規定，六至十八歲未成年

的人，每年收三十六盧比，相當於在印度三四瓶可樂的價錢，十八歲

以上每長一年，就多收十盧比。政府對教師和公務人員，每年所收的

稅是全年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對社區的工廠和農業合作社所收的稅，

是利潤的百分之十五。桑傑嘉介紹說，儘管是出於自願的，但流亡藏

人的交稅積極性卻極高。我們外交部住世界各國的辦事處是負責收取

所在國藏民的稅的，他們雖然在所在國交了稅，但還是有意願向流亡

政府再交一份稅。我聽了以後真是十分地感動，深感西藏流亡政府在

藏人中的向心力，流亡藏人可以說世界上最好的交稅公民了。財政部

除收稅以外，世界各國向流亡政府的捐款也由財政部接收。現任的財

政部長洛桑寧扎是出生在印度噶倫堡難民點的，他在流亡藏人學校畢

業後，進入印度昌迪嘉爾大學，就讀於政治和經濟專業，他曾經擔任

過西藏唯一的政黨民主黨的副主席。是屬於新生代，在海外受教育的

藏人。

過了財政部再往前走不多步，我們就到了政府部門的中央區域。在中

央區域有一個不小的廣場，廣場是由碎石鋪就的，廣場的中央是一座

葫蘆型的藏式經塔，塔並不高，大約和周圍有二層樓房的高度相似。

廣場的周圍，是二層樓極為簡易的水泥房子，牆面的石灰粉刷得凸凹

不平。在這樣的房舍中，分別有內政部、安全部、教育部、衛生部、

宗教文化事務部。左面樓的底層有鐵皮捲簾門處，則是政府部門車隊

的庫房。廣場的正前方是西藏人民議會。我們站在經塔下，面對着這

些在極簡陋的水泥房子中的各部委，桑傑嘉一一給我們作了簡單的介

紹：他說，內政部主要是安排照顧定居在印度、尼泊爾、不丹的藏人

的生活的。安全部主要是負責達賴喇嘛的安全，和甄別來自西藏的難

民，撐握西藏地區的情況並作調查研究。它設有西藏研究中心，出版

一本雙月刊“內部資料”。

教育部統管流亡社區的教育。當年西藏難民剛到印度時，尼赫魯總理

建議西藏流亡兒童到印度學校受教育。但是達賴喇嘛考慮保存西藏文

化的重要性，拒絕了這一建議，並着手建立了自己從小學到高中的教

育體系，從而使在印度的藏族孩子在受到英文教育的同時，也受到藏

族文化教育，使他們在畢業後又能順利地進入印度和海外的大學讀

書。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長圖丹熱龍，本人也是流亡社區學校畢業的

學生，繼而又成為學校的老師和校長。教育部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

自己編寫的從一年級開始到十二年級的藏文課本。在教育部的關懷下

流亡藏人社區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都受到教育。我插嘴對正在濤濤不

絕向我們介紹的桑傑嘉說，如果中共知道流亡社區的孩子有如此高的

入學比例，不知有如何的感想。現在中國的廣大農村孩子的入學率非

常的低，你知道江西芳林小學的孩子們，為了能讀書要在學校內製作

爆竹才能入學，而發生爆炸的事故嗎？桑傑嘉說，這個事我在網上看

到過。我說，流亡社區的藏族孩子比起中國農村的孩子來要幸福得多

了。桑傑嘉說，教育在我們這裡是完全免費的，全部開支由政府支

出，而且還包括生活費用。面對桑傑嘉介紹，我真是感嘆萬千。

衛生部是一九八一年成立的，是所有部委中成立的最晚的一個部。它

原來是西藏醫學歷算院，它現在擁有一百十七所醫院，其中八所為大

型西醫院和六十八所門診所，其餘的為藏醫院。它還肩負着傳統的藏

醫藏藥的保存和發揚工作。流亡政府還專門安排我們參觀了藏醫院的

展覽館和它的製藥廠。我在展廳里非常驚訝地發現一張畫有男女交媾

到婦女妊娠的整個過程的詳細掛圖，而這張掛圖卻是遠離科學時代的

公元九世紀的作品。可見藏族對婦女懷孕生子的過程了解，要早於國

際醫學。展廳還陳例着不同時期的醫用器械顯示着藏醫中的外科發

展。藏藥廠的生產設備也已相當的現代化。這家藥廠所生產的藥品不

但名揚印度，也名揚了西藏，因為這兒生產的藏藥是完全按照配方嚴

格地配製的，而在西藏很多藥廠，為了追求利潤而往往不能做到這一

點，而且有許多還是假藥。所以凡是到達蘭薩拉的藏人，回去時都要

帶一點藏藥回去，還有很多藏區的商人來此批發，所以目前藥已處在

供不應求的善之中。因此製藥廠成了流亡政府領導下所有企業中，經

濟效益最好的單位。

宗教文化事務部：作為一個佛教民族，它就顯得格外地重要。它有一

點象設在羅馬的梵帝岡一樣，它可以任命世界各地的藏傳佛教寺院的

主持，並遣派經師到世界各地去弘揚佛法的任務，同時還負責對西藏

的戲劇和繪畫方面的傳承工作。在它下面有一個藏學研究所專門從事

藏學的研究。

我們去政府部門的那天，本來按排好議長接見我們，但是那天議長臨

時有一個緊急會議，就取消了這個按排。我們也就隨意地參觀了一

下。議會和前面的幾個部一樣，是簡樸的水泥樓。所不同的是它的大

門有少許彩繪裝飾。一進門有一個不大的休息廳，有一個秘書值班。

過休息廳，就是議會大廳，大廳和世界各地所有的議會大廳一樣，正

前方是議長席，議員的席位呈橢圓型地排例着。所不同的是因議員的

議席較少，所以席位也少，而且席位製作得也很簡樸。議長席的上方

掛着一張達賴喇嘛的像，象徵着西藏議會是在達賴喇嘛領導之下。事

實上西藏議會和其它國家不同，它是直接由達賴喇嘛個人的意願而組

建的。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後不久，就開始對其領導下的流亡政府（噶

廈）進行民主改革，以其在藏人中的崇高威信，讓習慣於聽命於他的

人民開始實行自己管理自己的制度，進行政教分離，推行西方的議會

民主制。桑傑嘉告訴我們說，在西藏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類似民主式的

推選首領的記載。在大約公元二千多年前，西藏的雅隆部族是推選一

個外族的人來作為他們的國王的，以此來杜絕內部作弊。

雅隆部族後來統一了整個西藏，這可以說是西藏民主的先河。不過這

個傳統卻沒有繼承下來，以後的西藏王都沒能通過選舉產生。但是西

藏的牧業部落和農村的酋長並村長都一直是通過選舉產生的。

目前的西藏人民議會，成立於一九六零年九月二日，這一天成了西藏

法定的民主節。目前的議會由四十六人所組成，它分別代表着西藏三

區（衛藏、康區、安多）和五個教派，分別為寧瑪教（紅教）、噶舉

派（白教）、薩迦派（花教）、格魯派（黃教）和本教（黑教）。其

它還有三位議席是由達賴喇嘛在教育、衛生、科技方面推薦出的傑出

人士，以及在美、加地區產生一名議員。西藏人民議會至今已歷十三

屆，本屆議長為圖丹熱龍，副議長為嘉日卓瑪，她是來自康區的女議

員，也是西藏歷史上第地一位擔任副議長的女性議長，在此我們也能

看出婦女在西藏的地位。

在桑傑嘉介紹過程中，我順着一排排的座椅，撫摸着走了過去。真是

感慨良多。中共一直自誇“和平解放西藏”使西藏從農奴社會，一下

子躍進到社會主義社會，不但跨過了封建主義社會，還跨過了資本主

義社會，使百萬翻身農奴當家作了主人。然而實際上中共所謂的社會

主義社會，其性質並不比中共進藏前的西藏社會好到那裡去，而且還

更少有自由，無論以前西藏社會有多麼的不自由，但是信仰宗教的自

由總還是存在的，而中共進藏後，藏人卻失去了信仰的自由，他們甚

至不能去崇拜他們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而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區，

在達賴喇嘛領導之下，到是成功地實行了制度的轉型，從一個政教合

一的集權社會，過渡到了一個民主化的社會。這一排排的座椅，這一

個一個的議席在證明着轉型的成果。我想今天我來到了這裡，我就有

責任告訴我們的中國同胞們，在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社會，比中國

現存的政治制度要文明先進得多。雖然這裡的幾張簡陋的小小議席，

和北京雄偉的人民大會堂無法相比，但這裡代表的是真正的民意，那

里代表的卻是專制。這裡政府的每一個提案都要進過激烈的討論，被

否決或被通過。而在哪裡所有的提案，都是一致的通過，每一隻舉起

的手，都象是木偶一樣被一根無形的手牽引着。我們隨桑傑嘉走到大

廳中心的一張桌子旁，他翻開放在桌子上的一塊布，裡面包著的是一

枚很大西藏的國徽。桑傑嘉說，議會開會時，這枚徽章就會被打開

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西藏的徽章。

參觀完議會，我們隨着議會左側的石階往上走，就來到了聞名海外的

西藏圖書館。圖書館是流亡政府建築群中最漂亮的建築物，是以藏族

風格所建造的。彩繪的門楣，株紅色的大門，黑色呈梯型的窗框和琉

瓦飛檐。這兒是世界上有關西藏文化方面的書籍品種最為齊全的地

方，世界各地研究藏學的學者們都到這兒來作研究。由於來的人越來

越多，圖書館專門在它的邊上建立起一座樓房，供那些到這兒來作研

究的學者居住。我們走進圖書館以後，桑傑嘉向工作員對我們作了介

紹，使我們得以走進圖書館的機要庫房，《大藏經》藏經閣。在藏經

閣里我們看到了層層疊疊用黃布包裹好的，放在書架上的大藏經。管

理員告訴我們存放在這裡的這套大藏經抄本是最好的一套。除《大藏

經》以外，藏經閣另外還藏有一萬餘包其它經典著作。為了保存好這

些西藏的文化遺產，室內還裝有二架溫濕控制儀。參觀《藏經閣》

後，我們又到二樓的文物室參觀。這裡放着歷年來從西藏帶出的文

物。裡面許多唐卡和面俱都有相當的歷史。

在圖書館邊有一座帶有圓柱子的樓，是西藏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內除

法官審判席以外，也有陪審人員席和被告席。被告席竟然還帶着小木

圍欄，它使你感到它雖小而簡陋，但它是一個真正的法庭。最高法院

是在九二年三月十一日成立，它由一名大法官和二名法官組成，他們

是由達賴喇嘛提名，議會三分之二以上的贊成票通過任命的。他還有

一個協助的常設的機構“公證會”。公證會這三個人必須是有大學畢

業律師資格證書的。他們的任期也不超過三年。在法律上流亡社區使

用一本《流亡藏人憲章》，最高法院就是對這本憲章作出解釋。桑傑

嘉說，由於流亡社區很少有訴訟和犯罪，所以這個法庭實際上使用率

很低。桑傑嘉又說你們知不知道在西藏宗教中有一個小教派，也就是

西藏自已產生的宗教，叫本教，是最古老的宗教，現任最高法院的大

法官嘉德索南桑布就是本教派議員。

高等法院的樓上是內閣部長的辦公室，也可以稱為總理府了。我們在

臨離開達蘭薩拉前，流亡政府安排我們和內閣部長作了一次會見。會

見的時間定在三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即抗暴紀念日的第二天，我

們在達瓦才仁和桑傑嘉二位的陪同下一起前往的。在樓下會客室里，

一位身穿藏服的女子接待了我們，她先讓我們在椅子上坐一會兒，然

後打電話到樓上的辦公室，告訴客人已到了。秘書小姐示意讓我們到

樓上的會客廳稍等候一會兒，部長就會出來見我們。我們隨着樓道上

去，由於樓梯沒有拐彎呈曲尺型，沒有扶手，台階上也沒有防滑條，

所以感到樓梯有些陡險。上了樓即是會客廳，會客廳二面有窗，窗上

有落地的紗簾，中間放着一圈普通的沙發，沙發前面有木製茶几，地

上鋪着提花地毯，靠進口處的一面放着一隻電視機櫃，是用木板釘制

的。廳內左角放着一盆常青植物，右角上放着拉薩市和布達拉宮的的

模型，牆面上是一幅鑲在鏡框中的大型布達拉宮的照片。我們坐在沙

發上等候部長的這一會兒功夫，我打量着這個客廳，我知道這已是整

個政府樓群中最為“奢華”的地方了。而這一方“奢華”也是為了接

待到訪的客人。我們在客廳的沙發上等候不多一會兒，客廳樓道口一

側的一扇門輕輕地打開了，部長和他的機要秘書從裡面出來，我們站

起來向前迎去。桑東仁波切穿着一襲紫紅色的袈紗，雙臂也裹在袈紗

之中，他那剃度的僧人頭上是帶霜的髮根，他是一位神情嚴肅，臉部

的線條充滿着堅毅，但又不失為一個和藹的人。他既是一位行政領

導，又是一位高僧，他曾擔任過瓦那納斯高級佛學院的院長，也是

《西藏流亡憲章》的起草人。我們握手介紹後就坐了下來。

桑東仁波切首先代表政府，感謝我們為達賴喇嘛製作了銅像，他說據

達瓦才仁匯報，你們製作這尊塑像是在條件很艱苦，時間很緊迫的條

件下完成的。在昨天的大會上，這尊銅像已經顯示出非常重要的意

義，他代表着漢藏兩個民族的友誼，相信這尊雕像隨着時間的推移，

將會越來越顯出它的重要性來。我們也向他表示這些天來，政府各部

門對我們的關心和幫助，如果沒有這樣的幫助，我們也是難以完成這

樣的任務的。我們說通過達瓦和桑傑嘉二位的介紹，知道你是西藏曆

史上第一位通過全民直選，當選為內閣部長的，為此我們表示祝賀。

我們說，西藏流亡政府，現在雖然還在流亡之中，但是它卻成功地轉

型為一個民主的政府，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而現在中國卻還處在

共產黨的專制政體中，從制度上來看，西藏已比中國先進了。而一個

國家制度的先進要比科技的先進更為重要。他說西藏的民主不是人民

爭來的，而是達賴喇嘛自上而下的給於人民的。

我說，一個社會能有機會獲得自上而下的民主，是一個社會的大幸，

它能使社會在沒有什麼波動的情況下穩定地進入民主社會。但是中國

卻沒有這樣的幸運，因為中國沒有一位象達賴喇嘛這樣的偉大的人

物，對中國的政體進行民主改革。而且中共不但不進行民主改革，而

且還經常強調專制政體的好處，認為中國各民族和西方民族不同，不

適應推行民主制，並說要推行民主制也必須當人民的教育水平和生活

水平達到一定的程度後方可推行。你們現在實行了民主制是對這些謬

論最好的駁斥。桑東仁波切身子靠在沙發上，雙手交叉着放在膝蓋

上，若有所思地說，我感到越是貧窮落後的地區的人民，越是比富裕

和教育水平高的地區的人民越是需要實行民主，因為他們更需要通過

民主制來保證他們的基本權利。從桑東仁波切的談話中，我深切地感

受到這位高僧對政治民主有着不同凡響的深思邃見。在他凝重的神色

中很少有着笑容，即使在不多的笑容中露出來的笑也顯得非常地沉

重。我深深地感到桑東仁波切作為一個流亡政府的行政首長，在西藏

問題依然毫無前景的情況下，他身上的擔子有多重大，他的心情有多

麼地沉重。而作為一個轉世的仁波切，他來到這個世界上來的目的就

是普渡眾生，普渡處在痛苦生活中的大眾讓他們生活幸福。我們的談

話大約有一個小時，臨別時他從秘書手裡接過了哈達把它掛在了我們

的脖子上，絲織的哈達很輕，但我感到了它的份量，它不僅僅載着對

我們的深厚的情誼，也載着冀望我們漢民族對他們的痛苦和屈辱所產

生的願望的理解。

背靠着喜瑪拉雅雪山，座落在達蘭薩拉山坳中的西藏流亡政府，它已

經是一個較為完整的現代政府了。但是這個政府的建立，所付出的代

價卻是它失去了全部的土地。因為它們是在失去土地以後的流亡生涯

中，在體會到建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政府的重要性。當年的噶廈政

府，如果不是閉關自守，順應時代潮流，以現代國家的方式去改變自

已的政府，使自己有外交關係，參加國際上各種不同的組織，那麼也

不會不明不白地，成了它的鄰居中國的一個地區，一個地方政府。它

以為這個世界只要天不變（它的達賴喇嘛不變），道也不變，自以為

自己是天神屬地，可以不理會世界的變化，以至到了兵臨城下還不自

知已到了滅頂之災。在半個世紀的流浪生涯中，它們臥薪嘗膽，終於

開始成熟了起來，建立了一個現代的政府。這個政府，我想它是這個

世界上最弱小的政府，因為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土地上。這個政府也

是世界上最艱難的政府，因為它擔負着一個弱小民族的興亡，而所面

對的是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專制政體，它們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不

成比例。但是這個政府不幸之中卻有着大幸，它擁有一位世界上最為

傑出和偉大的領導人十四世達賴喇嘛，一個以慈悲為懷，一個以內心

巨大的愛去抵禦罪惡的世無英雄。一個政府，一個民族有着這樣的領

袖，即使再艱難也是有盼頭的，我堅信會有這麼一天，這個政府會帶

着它流亡的人民，翻越喜瑪拉雅雪山，回到他們世世代代生活的雪域

高原，按照他們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情深意濃

三月十日上午西藏人民抗暴紀念會上，我們將所做的達賴喇嘛銅像獻

給達賴喇嘛以後，我們這次來達蘭薩拉的主要工作就基本結束了。

（有關抗暴紀念會和敬獻銅像的情況，我已紀錄在《雪山聖像》一文

內。）會後參加紀念會的民眾開始遊行，我們本想和遊行隊伍一起走

的，但由於雨下得很大，達瓦才仁就勸我們不要去了，早一點到他家

去好了，本來說好是晚上到他家去作客的。我們望着挾着冰雹的大雨

和泥濘的山路也沒有堅持下去，就隨了達瓦才仁一起到他家去了。桑

傑嘉則背着攝像機隨着遊行隊伍幫着我們去攝影了。

達瓦才仁家住的是政府寓屋，就在政府所在地的崗堅齊雄。靠着山坡

是一條長長的水泥房，山坡的一面用石塊壘起了一條石牆擋住泥下

滑，由於是雨天，山坡上的雨水沿着石牆流下來，在石牆下的水溝中

形成了小溪，嘩啦啦地流着。達瓦帶着我們從坡上的石階走下來，到

了樓前，他撩起門帘推門讓我們進去。他的住屋一室一廳，帶廚房和

衛生間，屋裡沒有任何裝修，不過這樣的條件在流亡政府中，已是中

層幹部的待遇了。進了門順着走廊就是客廳，客廳里沿着牆放着二張

床和一張雙人小沙發，中間是一張方型藏桌。進門處的一面，並排放

着電視櫃和冰箱，還有一部擱在床上的電話機，是他們家的三大奢侈

品。左面牆上是一隻鑲在牆上有着玻璃拉門的櫃，被改作了神壇，放

着達賴喇嘛的像供着香燭，整個房間顯得很擁擠。達瓦讓我們坐下以

後，他的妻子扎西就給我們端來了熱騰騰的酥油茶。達瓦說，扎西的

酥油茶做得很有名氣，你們嘗一嘗。在我們藏族一個做妻子的能幹與

否，要看他的酥油茶做得好不好。我捧着盛着茶的杯子，一口一口熱

熱地喝着，帶鹹味的酥油茶香氣四溢。我們還吃了扎西做的糌粑，糌

粑粗粗實實的嚼在嘴裡香噴噴的。達瓦說，糌粑雖然是我們藏人的主

食，但在印度要吃到它卻並不容易，因為糌粑要用酥油和青稞來做，

而印度並不產青稞，這兒的青稞要從西藏進口，所以價格也較貴，酥

油倒是可以用這兒的黃油來做，其實西方的黃油和我們西藏的酥油是

一樣的東西，都是從牛羊奶中提煉出來的。我一邊嚼着糌粑一邊說

道，那麼這樣說起來糌粑就是西方人吃的黃油塗麵包了。青稞面可以

說和西方人的雜糧麵包沒有多大的區別，在我們紐西蘭雜糧麵包通常

要比白麵包貴出許多。而且咸鹹的酥油茶要比西方人的加糖的奶茶更

好，更有益人的健康。

看來藏人身體健康也得益於這二種飲料的食品。達瓦說我到印度這麼

多年了，我還是覺得酥油茶和糌粑是最好的東西。來來來，喜歡就多

吃一點吧。他說着有從那大塊金黃色的糌粑中又掰出一塊分給我們。

我們在喝茶和吃糌粑之間，扎西又從廚房裡端出了好幾盤餐放在了桌

上。我們說，達瓦真是好福氣有這樣一個能幹的妻子，怎樣給你找來

的。達瓦說，這那裡是我的本事，我這位妻子是我的老父親從西藏帶

來給我的，她的父母親都因生病去世了，她被我父親收養在家，老父

來看我時，就把她一起帶來了。達瓦還不無得意地告訴我們說，前些

年，法國電影隊來拍片，選上了扎西做演員，可惜演了沒幾個月，她

懷孕了只好退下來，要不然我們扎西可能成為一個電影明星呢。不過

她仍然得到了一筆錢，你看我們這隻冰箱就是這筆錢買的。不過電視

機可是我買的，那是前幾年政府給官員加薪，所補發的錢買下了電視

機。電話機是你們漢藏協會的秘書長薜偉幫助我按裝的。如果按我的

級別，還無條件擁有電話。有了電話以後我與世界各地的朋友聯絡方

便多了。以前朋友們給我打電話總要算時差，打到我辦公室去，現在

則隨時可以打過來了。

我們談着天時，有幾個達瓦家的親戚進來了，其中一個是他的哥哥，

他哥哥穿着僧袍，是一個出家人。他們和我們打了招呼，達瓦說你們

認識這二位吧，上午在台上給達賴贈送銅像的朋友。他哥哥說大家都

認識他們了，整個達蘭薩拉幾乎已沒有人不知道這二位漢族朋友了。

他們進到屋裡去以後達瓦說，他們現在都住在我這裡，所以家裡就很

擁擠了。我這才想到為什麼達瓦家的廳里要放二張床了。達瓦又說，

在達蘭薩拉的藏人的家，基本上都和我們有相同的情況，家裡總是有

着從西藏過來的親戚朋友住着。桑傑嘉拍完錄相回來了，來的還有一

位達瓦請來的能說漢語的朋友，他是飽讀經文的佛學研究院的研究

員，達瓦介紹說，我的這位朋友有一肚皮學問，也有一肚皮壞水，是

一位高陽酒徒請他來給大家增加談興。達瓦當着我們的面調侃他，可

見是經常在一起的老友。扎西已在桌子上放滿了菜，大家圍着桌子坐

在地上。但是我們因剛剛吃過糌粑不久肚子還很飽，所以吃不下什

麼。對着這一桌子菜達瓦還說，中午沒有準備你們來吃的，只能將就

一下，晚上你們想吃一點什麼，扎西到下達蘭薩拉去買，扎西說你們

這段時間為做達賴喇嘛像辛苦了，也吃不好。一定要好好地招待你

們，盡一點我們的心意。我們說這麼多的菜，晚上不用去買了，達瓦

說那怎樣讓我們盡一點心意呢。

吃飯間我們打開了電視機，電視裡正在播放上午抗暴紀念會的節目。

我們在屏幕上看到了我們在台上給達賴喇嘛贈送銅像時的景象。看到

這樣熱烈而有溫心的場面，我們四個人達瓦、桑傑嘉、維明和我都感

到無比的快樂和溫暖，因為這一個月來，我們四個人終於合力完成了

漢藏協會交給我們製作這尊達賴喇嘛銅像的工作，並獲得了如此的成

功。我們舉着酒杯，心頭滿溢了漢藏兩族人民友誼的喜悅。乾杯吧！

我們今天有理由乾杯了！看着妻子的達瓦在用眼睛徵得她的同意。扎

西那美麗的鳳尾眼睛和她蘋果一樣的臉一起地笑了。乾杯吧！今天是

我們家最快樂的日子，這麼多的朋友在一起。達瓦賣着乖說，你們看

我是多麼地聽老婆的話。佛學院的老友也調侃他說，達瓦每次都借着

有朋友來乘機喝酒，他知道這時候扎西是不會反對他的。

我們邊喝邊談着，達瓦問我們到達蘭薩拉這些日子，你們印象最深的

是什麼。我和維明幾乎同時開口說是治安。晚上我們從集市走過，攤

位上的貨都沒有拿走只是用布蓋了一下，也不怕小偷拿走，而且達蘭

薩拉有這麼多的乞丐，偷卻不曾發生過，這實在可以說是一個奇蹟。

達瓦說我來了這麼多年，也確實沒有聽說過有什麼偷盜之類的事，我

只知道有過一次偷竊，這個賊人進了一戶人家，但只拿走了那戶人家

的一些鍋碗瓢之類的東西。達蘭薩拉在藏人區可以說沒有出過一件刑

事案件。我說從中可見此地的民風之純樸，這樣的君子國，在這個世

界可謂是稀世珍物了。這是不是和這裡的人全民信佛有關係呢？達瓦

說，這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佛教有一戒就是戒偷盜。另一方面作為

一個佛教徒，並不視貧為賤，也不看重世俗的財富，他們珍視的是心

靈的崇高，積德更甚於積財。不知你們有否注意到，前些天大乘法院

開法會，在通往大乘法院的路上，都是乞丐，這些印度乞丐也都知

道，達蘭薩拉一做法會，他們就可以討到很多錢了。達瓦又問我們在

德里時，有沒有去名勝古蹟玩。我們說，德里的那些地方辦事處的司

機基本上都帶我們去過了。我們這次來印度除工作之外，我們想好了

三件事，一是參觀聖廟、二是看舞蹈、三是看電影。這是印度文化三

寶，現在前面二樣都看過了，就剩下去看電影了。達瓦說你們想看電

影我們吃完飯就可以去，下達蘭薩拉有一個影院，不過條件是很差

的，你們如果不嫌棄的話，我們就去吧。扎西也喜歡看電影，我們在

沒有電視機以前經常去看的，現在有好長時間沒去了。有電影看我們

當然很高興，就欣然答應了。

我們起身去看電影時，扎西卻已去下達蘭薩拉購物了。達瓦說沒關係

我們走吧，在集市我們可以碰到他的。我們乘車到了下達蘭薩拉，桑

傑嘉和我們先去電影院，達瓦去找扎西，一會兒達瓦回來了，扎西卻

沒來。我們問有沒找到扎西。達瓦說，她不肯來，說要先回去做晚

餐。維明說，我去找她去。一會兒維明回來了，他也沒能將扎西帶回

來。電影很好看，是一部愛情故事片，但是扎西沒能和我們一起看電

影，我們總感到有些遺憾。電影看完天已黑了，當我們回到達瓦家，

扎西又燒好了滿滿一桌子的菜，令我們感到大吃一驚的，那餐肴中竟

然有一條很大的魚。我這才想起吃中飯時，達瓦問我們喜歡吃些什

麼，我們說喜歡吃魚，但在印度沒有魚。就這麼隨便的一句話，沒想

到……我的眼框有些濕了。我沒有問扎西這條大魚是何處覓來的，但

我明白在這印北山區，要找到一條魚的困難。我吃着達瓦為我挾到碗

里的魚，心中涌動着難以言說的感動，一時竟無語凝噎。詩聖李白

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藏族朋友的深情讓我感

動，讓我不能忘懷。飯後夜空睛朗，雪山映空，我們和達瓦、扎西告

辭，久久不能釋手。

·依依惜別

要離開達蘭薩拉了，要與相處了一個多月的西藏朋友分手，對我們來

說是一件沉重而不容易的事，因為些日子我們已結下了難捨難分的情

感。臨走前的一個晚上，接待我們的單位，流亡政府的外交新聞部，

二位正副秘書長（流亡政府各部委的部長均以秘書長相稱）土登桑佩

和索南達布在西藏飯店貴賓廳設宴為我們餞行，作陪的是這些天來與

我們形影不離的的達瓦才仁和桑傑嘉。宴請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大

小官員一大批，不似中國即使到最貧困的縣去，吃飯作陪的都是一大

批大小官員們，突顯了一個民主政府的簡樸和又不失禮儀的待客之

道。

西藏飯店的貴賓廳並不豪華，但到也不失高雅，一張大餐桌上鋪着潔

白的台布，周邊的一圈沙發椅也由白布罩着，餐桌上放着擦得銀光　

亮的餐具、酒杯。我們到達時二位秘書長和達瓦才仁已在等候我們

了。我們隨即入席，印度待者為我們倒了餐前酒，沒有什麼官式的開

場白，隨意地開始了我們間的交談。剛開始我們還用英語交談了幾

句，但很快我們的幾句英語就用完了。仍然請達瓦和桑傑嘉翻譯。二

位秘書長英語說得特溜，秘書長是印度德里大學畢業的，他十幾歲就

隨達賴喇嘛來到了印度，是流亡政府中最早在海外培養出來的幹部。

助理秘書長則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一個受益於亞洲的民主政治，一

個受益於西方的民主政治。秘書長說話很風趣，他說到西藏需要改

變，需要現代科學來改變落後的面貌時，說到他小時候，只知道兩樣

東西是圓的，只就是車的軲轤和念經的轉筒。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秘書長問我們這些天來在達蘭薩拉有如何的感受。我們說我們這一個

月來可以說無時不感到西藏人民對我們友誼，和政府部門對我們的關

懷。由着政府部門的刻意安排，使我們能在三月十日這樣的重要紀念

會上，將銅像呈獻給達賴喇嘛本人，並有機會得到達賴喇的關愛和得

到達賴喇嘛贈送的厚禮。同時我們也被西藏人民的友情所包圍，我們

到達的每一個處所，都得到了熱情的接待，都給我們贈送了哈達，這

樣的情這樣的意是我們一輩子銘記在心的。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裡，我

們也聽到了許多來自西藏的悲慘故事，而每一個故事都是來自於我們

漢民族，來自共產黨，使我們有深深地負罪感，雖然我們漢民族也同

樣受到共產黨的迫害，但這畢竟是我們本民族的事。秘書長說我們老

一代流亡到印度的藏人，確實很多人沒有把漢族人民和共產黨區別開

來，他們恨漢人，因為他們當年所看到的漢人，就是穿制服的解放

軍。他們甚至認為漢人婦女也是腰裡佩着手槍的。當然現在從西藏過

來的藏人不同了，他們看到了解放軍以外的漢人。他們能夠區別漢人

中的朋友和敵人了。你們這次來到達蘭薩拉得到藏民如此多的友愛，

就足可以表明，過去那種不分敵友的觀念已得到改變。

我告訴二位秘書長說，其實我們漢藏友誼是有傳統的。就拿我們家來

說吧，我們的舅舅萬友竹當年作為私人醫生，就跟隨國民黨元老，也

是一位藏學家的戴季陶先生，得到當時還只有八歲的達賴喇嘛的接

見。這件事在我們家一直作為美談，我很想把這件事告訴達賴喇嘛本

人，但因沒有這樣的機會。秘書長說，那天會上你應該告訴達賴喇

嘛。我說這樣的場合，我覺得有所不妥，所以沒有說。秘書長說，沒

有關係，達賴喇嘛是一個完全不拘泥於這些的人，你如告訴他的話，

他一定會很高興的。我又告訴他們說，我有一個連襟是一位德國博

士，是一位藏學家，由於他中文說得很好，我們每次把他介紹說成漢

學家時，他都要立時地給於糾正，說他是一個藏學家。他曾經到青海

塔爾寺研究藏學達一年多，後來又到南京大學就讀，但由於其在西藏

問題上的觀點和中國政府不同，而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他非常熱

愛西藏，他的書房裡放滿了有關西藏的書籍和佛器。九九年他被波恩

大學亞語系派往拉薩參於整理藏族歷史的年表索引。如今我們兩兄弟

又來到這裡持續了和藏民族的這種關係，從我們這個家庭來說，我們

跟西藏民族有着不解之緣。

助理秘書長說，沒想到你們這個家庭和我們藏族還有着這樣友好的關

系，使我們深受感動。這樣的友好關係對我們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在我們交談中，印度待者不斷來回地為我們斟滿杯中的酒，並送出道

道的餐肴，添加在我們的盤中。主人們也不斷地勸我們多吃一點，多

喝一點。秘書長說你們作為我們的朋友，希望你們能給我們提出一些

意見，因為朋友的意見對我們來說是最為寶貴的。秘書長在說這一些

話時，側着身子戴着眼鏡的臉上充滿了真誠，沒有一絲一毫官場中的

虛偽。作為流亡政府的高官，我們深深地被他的真誠所感動。我們

說，這些天來和各處的接觸中使我們感到有一絲不安和憂慮的事，是

有許多藏人和組織，對達賴喇嘛的和平政策有所懷疑。雖然他們絕對

忠誠於達賴喇嘛毫無二心，但他們有些等待不住了，要想用武力來解

決西藏問題，來獲得西藏的獨立。我說就西藏和中共的力量對比來

看，想以武力來爭取獨立是不太實際的。不是說西藏人民沒有這樣的

權利，而是說力量對比相差太大。另一方面“九一一”以後國際上已

形成了對恐怖襲擊的共識，即不管你的事業是如何正義的，都不能以

此方式來進行反抗。如果西藏採取暴力反抗，那麼必然會削弱國際社

會對西藏人民的支持。目前西藏得到如此眾多的國際社會的支持，應

該是和達賴喇嘛的和平政策分不開的。有人認為達賴喇嘛的和平政策

失敗了，一直都得不到中國的回應，但我們不這樣看問題，我們認為

中共不回應，不是中共不想回應，而是中共沒有辦法，沒有力量來回

應，它們無法以說理的方式來回答達賴喇嘛的和平政策。中國有一句

古話：叫做以柔克剛。和平理性就是柔，暴力專制就是剛。現在西藏

和中共的關係就是西藏的柔在制肘着中共的剛。二位秘書長都很贊同

我們的看法。說我們會把達賴喇嘛的和平政策堅持下去的。民間有這

樣的想法很正常，也不用太憂慮，因為我們的民眾是不會不聽達賴喇

嘛的話的。

我們這樣地談着，不覺時間就過去了。助理秘書長代表外交新聞部向

我們表示感謝，他說，這樣一尊雕塑在印度這樣的社會中至少要半年

才能完成，而你們則用了二個多點星期，只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這

尊像表達了我們兩個民族間的友情。他並對我們這些天來的辛苦表示

慰問。維明表示這次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完成這尊雕塑，也完全和政

府有關部門的支持是分不開的。這些話雖然聽起來有些程式化，但卻

是完完全全發自於內心。最後二位秘書長一定要我再說兩句，我推辭

了一下說，今天我很高興能在此暢所欲言，我已說得很多了，如果還

要說的話，我只想說這些天來，你們是真的把我們當作兄弟一樣地來

對待，我們深深地感到了兄弟的情誼，這種情誼並沒有因共產黨對藏

族人民作惡多瑞而受到影響，這說明西藏人民是一個何等善良的一個

民族，我回去以後，一定要把我在這裡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寫出來

告訴人們，特別是向還帶有歧見的我們的漢族同胞。

我們拿起了酒杯，為我們之間的友情幹了杯，辣辣的酒在心頭燃燒着

濃濃的友情。秘書長拿出了準備好的哈達，把它掛在了我們的脖子

上，助理秘書長把禮物送到我們的手中，我們相互之間緊緊地握住了

手，彼此之間都感覺到了對方的感動。吉普車在崎嶇的山道上下山

了，二位秘書長和達瓦、桑傑嘉一直把我們送到旅館門口，才依依不

舍地告辭。

·後記

飛機在藍天上飛翔，機身下是悠悠白雲，迷迷糊糊中我把舷艙外的白

雲和達蘭薩拉的雪山連成一片了。我的思緒在重蘊着那雪山下的晨鐘

暮鼓，那迎風飄揚的經幡，那道一聲扎西達來男人和女人們，以及他

們的故事。我知道這一切都已經不會在我的生命中消逝了，因為我的

心已有了藏族人民的千千結。

二零零二年六有二十八日於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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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大姐“回”來了

  祭園守園人

      打開郵箱，是林希翎兒子樓信達兩個小時之前的來郵：“林希鄰”。他真是不黯中文，連母親的名字都錯打了一字：

    你好,

    我干(剛）到中國，

    帶了我母親的骨灰。

    這是我手機：xxxxxxxxxxxx
    樓信達

     意料之中亦意料之外，熱淚禁不住奪眶而出：第一次聆聽林希翎大姐就是：“我再也回不來了！”我天涯復天堂的大姐啊，此刻，您終於回來了，終於回到了故國，回到了魂系夢縈的故土！

     人大校友會的問詢，紀寶成的花籃，大使館5000歐元的巴黎葬禮津貼，雖然黑燈瞎火但畢竟還是開了的北京追思會......我知道，這一切都與胡錦濤(當時還是國家副主席）與林希翎大姐那次巴黎握手與祝福有關——“您會活得更好！”

     她終於只能在天涯老病而終！！！

     斷斷續續輕撫着一個個最後慰藉過她的名字之後.....希望遺骨的一部分歸由五一九人葬在北京，希望錢理群先生為她的文集作序,希望兩岸普世、故國一統......這是林希翎彌留時在越洋電話中對我掙扎出的最後遺言。那是北京時間的2009/9/20子夜。我即囑張敏華盛頓電慰，之後巴黎是沉夜——聖卡米拉病房裡的大姐再無可能接觸到他人。

     中國最後的右派林希翎是巴黎的早晨在孤獨與絕望中去世的。

     巴黎—紐約—北京環球鼎祭，天涯歸葬其骨於北京，是林希翎治喪委員會與五一九人莊重的承諾。

      手執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躍上北大三角地講壇，是林希翎風雲之巔，也是她一生苦難與放逐之由。讓大姐以這樣的形象與林昭、張志新聖女雙鵰並列傳世，是我贖罪之祈願。

     遠離自由的土地上，我們能踐履這樣的願望與諾言嗎？

     也是今天，讀到在日本發生的一件千真萬確的事：

     有人為了裝修家裡，拆開了牆；日式住宅的牆壁通常是中間架了木板後，兩邊批上泥土，其實裡面是空的。

他拆牆壁的時候，發現一隻壁虎被困在那裡一根從外面釘進來的釘子釘住了那隻壁虎的尾巴。那人見狀，既覺可憐又感好奇，他仔細看了看那根釘子，天啊！那根釘子是十年前蓋那房子的時候釘的。 
    到底怎麼回事？那隻壁虎竟然困在牆壁里活了整整十年！黑暗中的牆壁里的十年，真不簡單。不對呀？他繼而尋思，尾巴被釘住了，一個步子也跨不出的這隻壁虎，到底靠什麼撐過了這十年？他於是暫時停止了裝修工程看看它到底吃了什麼!他要一探究竟。 
    過了不久,不知從哪裡又鑽出來一隻壁虎，嘴裡含着食物 ...啊！他一時愣住了， 
    這是什麼樣的情形啊？為了被釘住尾巴而不能走動的壁虎，另一隻壁虎竟然在十年的歲月里一直不停地銜取食物餵它。我聽了以後，很感動，真的也不去想它們之間的關係： 
    親子，朋友，異性，手足 ....在人類的社會中隨着計算機的普及，人與人獲取相關的  信息更快速，但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是否也越來越接近呢？......

所以永遠也不要放棄你所愛的人！

精神天地相依相擁的尊嚴的人類啊，更永遠也不能放棄面對價值世界的願望與承諾！

秋雨金菊不老情

——偕倪競雄謁鐵玫瑰園

 祭園守園人

        秋風秋雨，濕漉漉的林昭銅雕胸前晶瑩着燦爛的金菊。

      今天，皆逾80高齡的林昭閨友倪竟雄老師與林昭蘇南新專同組同學、蔣碧薇甥女程女士，不遠千里，從江南來到北京，冒雨拜謁回龍觀鐵玫瑰園的林昭銅雕。

      林昭摯友甘粹先生及其夫人，雕塑家嚴正學、朱春柳夫婦、新聞從業者袁凌以及筆者始終陪同拜謁。

       從土改工作隊滿是蟲子的地鋪到北大27齋同席共枕的閨友，人間天上一對貓痴：尚未進鐵玫瑰園，就見倪老向一隻花貓蹣跚撲去，淚光晶瑩，口中喃喃——

竟真正貓痴祭貓痴來也！

      破天荒地，鐵玫瑰園午宴的主席也終於第一次屬於林昭，連同一杯酒、一雙筷子、一隻不斷添加着佳餚的盤子：貓痴與貓痴親情的滄桑而自然的綿延！尤其弔唁簿上倪老師與程女士這至親至近、亦謔亦悲的祭辭，對於我，更勝漫天泣地的秋風秋雨，掠心而來！——

林昭：

我們看你來了，很想和你一起再去惠山，去崇安寺，吃糖芋頭，海棠糕，雞蛋餅……這回我們請你吃，不用再把媽媽寄給你的毛背心賣掉啦！喔，此地是北京，應該去全聚德吃烤鴨！我們都是饞鬼，哈哈！

你在那邊過得快樂嗎？很想很想你。你還在寫詩嗎？一定在寫！我們知道，你一定還有很多很多願望想寫成詩，那些詩，將表達我們民族最美好的願望，畫出最宏麗的藍圖！

重陽節後，我們去了棗地，那份心情，您明白，別怪我們。

我們還去了北海，那裡有許多許多流浪貓，悠閒自在，甚至還有點“傲慢”。要是你在，一定會把那隻最胖最憨的抓回去養着，你這個貓兒！

倪竟雄   程一瑛

2010/10/18

金菊秋雨，美食藍夢，貓兒與流浪在天堂的貓痴：鐵玫瑰園正見證着地老天荒的不了情！倪大姐與嚴兄往林昭盤中包蘸着烤鴨的當兒，我已在弔唁簿上噙淚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