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当众读一遍，“宣言”就算全体通过了
---- 做贼心虚的“民运柏林大会”

一份声称代表各方共同立场的政治宣言，却在事先做尽手脚，不让参加会议的各方逐项讨论和审核，只找来一个半老妓女当众读一遍，就算全体通过了，接着便下令立刻散会，指使人驱赶还在会场里争论的代表们----这种事情就发生在标榜所谓民主自由的“民运柏林大会”上，令人叹为观止。

为何会出现这种下流的闹剧呢？据与会者透露，是由于台湾当局在这份民运会议的书面宣言中塞入“相当敏感的内容”，担心引起“海外民运”拒不认账和闹场，而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招术。

一名专程从澳洲坐飞机前往柏林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至今余怒未消，他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

“……在这个程序动议中，我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求宣言内容能提前告知与会者，让与会者尽可能地拥有更多的思考时间；二是要求宣言内容应该以书面的形式提供给与会者----由支持人在大会上朗读一遍便算通过一个严肃的政治文件实在应该视作一个弱智的政治玩笑。”

2006年5月14日至19日，德国柏林市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公园旅馆”里，悄悄聚集了一些台湾间谍以及“海外民运”的代表们，召开“首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煽起新一波反华舆论，旨在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以削弱中国震慑台独分裂是势力的军事力量。据主持人介绍，“台湾民主基金会”、“民阵”、“柏林欧洲研究会”、“人权无疆界”等组织共同举办了这次会议。台湾“驻德代表”谢志伟、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和金恒炜、台湾“世盟”总会长饶颖奇、“台湾民主基金会”代表董立文和Kay Moller、日本议员前法务部次长牧野圣修、香港议员梁国雄、欧洲“大法协会”主席吴曼扬、“阵线”主席费良勇、“人权无疆界”主席Willy Fautre，以及澳洲参议员Victor Perton、Michael Danby和Bob Brown等人到会，并作了发言。

虽然组织者声称，“这次大会将深入探讨专制制度不能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和平演变进程、维权运动、海内外民运的分工合作，民运的困境和机遇等”等等，然而，却在会议过程中淡化了这些议题，而突出了呼吁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吞并台湾、反对中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谴责所谓中国摘取学员器官等内容。

组织者更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两个星期，未与会各方商量，突然以“民运柏林大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极具争议性的“宣言”，声称“在两岸关系上,我们坚持三个原则：人权至上、和平至上、人民的福祉至上。同时，我们认为欧盟卖武器给中共，会加剧两岸战争危机。中共购买先进武器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发动台海战争。如果中共用武力攻下台湾，就是专制战胜民主，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所以，我们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当这份“宣言”在互连网上出现后，立刻遭到人们的批评。6月15日，“民阵”澳洲理事黄济人撰文指出，近年来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有了很大变化，“维权运动”有燎原之势，“海外民运”还没有针对这种变化有组织地进行相应的讨论，“民运柏林大会”却把主要兴趣关注在台海领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黄济人表示，会议的组织者似乎努力想达成一个人权高于主权的“共识”，但是，人权和主权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政治概念，怎么可以简单地进行比较并且成为“海外民运”政治宣言的一个重要部分呢？他写道：“主权决不是可以用一把尺以人权的名义在地图上任意切割的（百年前的殖民主义曾这样做过，切割的理由不是人权，而是赤裸裸的掠夺）。人权虽是民主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但是并不意味着人权可以任意地超越主权，两者不存在主从关系。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当今阶段，主权问题依然还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国家间的冲突的核心问题更多的是和主权相关的利益问题。”

“为什么会如此，”黄济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原因是‘民阵’中的个别人为了迎合台湾民进党的需求。‘人权高于主权’的潜台词在这个特定环境里其实就是台独的合理性。同样，在‘宣言’中强调反对欧盟对华武器解禁也顺理成章了。这个现象在去年的澳洲大会上也出现过。”

他痛心疾首地说，“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台独的立场，也可以表达支持台独的立场，然而作为海外民运组织的重要负责人在海外民运大会的场合表达支持的立场并不妥当。如果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海外民运组织的资源，利用民运组织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将支持台独的个人立场塞入海外民运的政治理念，最终可能是挖掉了中国海外民运的生存土壤。成就个人名利，却丢弃海外民运的核心价值，何其忍哉？！”

黄济人质问会议组织者：“凡是中共反对的我们就应该拥护吗？这种简单的思维，相信没有人会认同。但是事实上一些现象表明，这种思维方式却依然存在。专制的中共反对台独，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力量就应该支持台独。中共抓了一个小偷，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赋予这个小偷以‘政治小偷’的荣誉。同样，赖昌星也不能因为是中共政府通缉的走私集团首脑的嫌疑人，而可以成为‘政治走私犯’。同样的逻辑，我们不能因为中共在台海问题上坚持主权而因此偏激地践踏国家主权。”

“凡是中国反对的我们就支持”，是近年来“海外民运”加强与台独、藏独、合作的主要理由。中国要抓远华案走私犯赖昌星，而阮铭、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加拿大法庭为其辩护，把赖称作是与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中国谴责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而魏京生、盛雪等人就跑到台湾向李登辉说“山东也可以独立”；中国反对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而王丹、胡平等人就跑到台湾说“废统只有李肇星不高兴”；中国抓了台湾间谍高瞻、李少民、程翔，而刘青、吴弘达等人就在美国吹捧他们是“良心犯”和“英雄”；中国否定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而刘国凯、王希哲等人就跳出来唱反调，提出“人民文革”论；中国痛恨殖民侵略历史，而北明、远志鸣等人就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中国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项小吉等人就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自诩民主精英的“海外民运”，在内部连最起码的民主程序也没有确立，说明什么呢？黄济人等代表曾多次要求将“宣言”的草本分发给大家进行讨论，但是，做贼心虚会议的组织者们自始至终相互推诿，阳奉阴违地进行搪塞，最后找来一名四十多岁的半老妓女匆匆读了一遍就算全体通过了。与会代表们提出异议时，组织者便立刻宣布会议结束，并叫嚷什么“接送大家去机场的车已在外面等候，过时不候”，紧接着便指使工作人员前来清场。这一切都是事先精心策划的，目的只有一个----强奸民意。

动辄对提批评者扣帽子、打棍子，也是“民主精英”的惯用伎俩。在“柏林大会”上，刘国凯鼓吹“人民文革”论遭到康正果、茉莉、冯国锵、黄翔等人批驳后，居然列了一份黑名单，张贴到互联网上，加以影射攻击。刘国凯声称自己感到，否定“人民文革”并不是认识问题，“因为属于认识观点问题的从行文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如澳洲张鹤慈、国内的邓焕武（他们的特点都是文革时期在狱中，没有参与文革乘机造反运动）”。接着他煞有介事地造谣诽谤一名批评者，说：“其他有的，如贵州的曾宁，其行文几近狂乱般的叫嚷。我很奇怪，去信问贵州诸友。他们说，他们早都知道，曾宁早已被国安局收拢。”

曾宁是否真的“已被国安局收拢”了？无从考证。不过，据了解，此人曾因为反对中国政府而入狱十多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民运”。而刘国凯呢？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革造反派”而已，如今是台湾的小特务，难道他还有什么资格诋毁那些留在国内坚持抗争的民运人士吗？“民族精英”们平时装出几分卑谦，可是一旦触犯到自己利益，便立刻露出青面獠牙，非要清算异己，看来他们身上的“文革”恶习是很难改得了的。这些人真要掌权了，恐怕比共产党还专横！幸亏他们的白日梦注定只能带入自己的棺材了。

黄秀端
2006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