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９人黑名单”要告诉我们什么？

一九九五年二月，纽约《北京之春》杂志曾发表署名“小山”的文章《中共限制入境的黑名单》。文章称，“《北京之春》透过朋友获得了一份中共当局限制入境的‘黑名单’”，而这份“黑名单”的正式名称为“４９名境外重点控制反动组织人员情况一览表”（简称“４９人黑名单”）。此后，几乎每隔一年半月的，或者每逢海外民运爆发内斗之际，总有人不厌其烦地反复对外提起那份“４９人黑名单”，并且不断在互联网上张贴和扩散，似乎是向外界暗示：唯有“黑名单”上所提到的那四十九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而其他的海外民运人士，有些可能也属于“反共人士”，而有些则可能“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份“４９人黑名单”给那四十九人打了“政治保票”。

前些日子《北京之春》又刊登了一篇由陈奎德采访《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的谈话内容，题为《北京新出炉的二百七十三人黑名单问题》。两人在谈话中强调，“最近根据可靠消息的渠道，得知过去在海外广为流传的中共限制入境的黑名单从四十九人，已经扩展为二百七十三名”，“而这次二百七十三人黑名单，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具体的姓名”。这就是说，目前海外民运中算得上真正的“反共人士”已经不止原来的那四十九人，但是具体指谁仍是不确定的，而唯有那四十九人是必信无疑的。

但是，有没有人认真想过，“４９人黑名单”的散布者或炮制者，有没有可能其真正的用意恰恰是为了掩护和隐蔽其中一名、两名（或者更多）真正的中共特务吗？殊不知竭力为某些人打“政治保票”、贴“政治标签”的做法，往往失之于欲盖弥彰的败笔，反而露了马脚。暂且不论那“４９人黑名单”中的“反共人士”有好几位已经回国多次，有的已定居国内，有的获当局重用而跃居要职（如朱嘉明等），只要我们看一看那四十九人中到底有哪些人曾经对于海外民运的发展、声誉和团结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

还有不容忽略的一点，既然《北京之春》声称那份“４９人黑名单”是由中共政府机关所编列和下达的，那么，名单中的人就不应当使用化名，否则边境检查部门就根本无法执行。打个比方，倘若公安部将冯素英女士的化名“羊子”（海外民运一向如此称呼她）列入“限制入境”的文件，那么，她护照等证件上的姓名“冯素英”就会让检查人员对不上号，而漏网放行。然而，“４９人黑名单”偏偏在“93.4.13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名单 公境外(1993)971号”条文所指的对象薛伟却是化名，而非真名实姓，这难道不可笑吗？如此明显的漏洞这么多来却一直被蒙混过关，海外民运还怎么能与中共国家机器进行斗争和较量呢？

要揪出长期潜伏在民运组织内部的中共特务，看来还真的要请一些查案高手出来把关。徐水良先生不久前撰文指出，目前海外民运暴露出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是“台湾出钱，养中共特务”。甘心当特务的小人，大多唯利是图，见钱眼开，过去看见台湾有钱便拼命巴结，如今中共阔了，便又暗中卖身投靠，将台湾情报卖给大陆。这些年来，北京的国安部截获了那么多有关台湾情报机关与海外民运人士合作的绝密文件，到底是谁泄露的呢，至今成迷。还是侦察经验丰富的台湾国安局薛石民局长警觉性高，他并未被那份“４９人黑名单”所迷惑，而就把疑点放在名单中被打了“政治保票”的薛伟身上，一眼看出了破绽。我们不要以为那些整天高喊“台独万岁”或“打倒中共”的人就一定是“反共人士”，因为在海外无论喊什么样的口号其实都伤不了中共一根毫毛。口号越激进，表演越过火，非但涨不了民运的声势，反而还会让民运毁了自己的招牌，失去了群众。

[ 附 ] 《中共限制入境的黑名单》 （摘自《北京之春》95年2月号 总第21期）
http://www.bjzc.org/bjs/bc/21/05.htm

中共限制入境的黑名单

小 山

严家其 陈一谘 万润南 苏晓康 吾尔开希 柴 玲 梁擎暾 封丛德 王超华 张志清 张伯笠 李 禄 岳 武 张 钢 远志明 王润生 陈宣良 郑 义 吕京花 王炳章 胡 平 徐邦泰 韩联潮 曹长青 刘永川 刘宾雁 韩东方 熊 焱 赵品潞 程 凯 方励之 李淑娴 于大海 伍 凡 倪育贤 姚月谦 汤光中 郭罗基 吴宏达 沈 彤 王若望 冯素英 刘 青 薛 伟 陈 军 杨建利 赵海青 朱嘉明 许家屯

中共不准一些民运人士入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倪育贤、韩东方等人曾以身试“法”，闯入国门，结果遭到中共驱逐。那么，都有哪些人属于不准入境者呢？最近，《北京之春》透过朋友获得了一份中共当局限制入境者的“黑名单”。这份“黑名单”的正式名称为“49名境外重点控制反动组织人员情况一览表”。名单的内容包括：“序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证件种类及号码”、“证件期限”、“是否通缉”、“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相片”(是否有)、“处理办法”。这里，我们将名单的主要内容作一介绍。

名单上的四十九人依照“处理办法”被分为三类。对“第一类人员”的“处理办法”是：“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如发现该人入境，立即拘留，进行审查，依法处理”。这类人共有十九名，全部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后的被通缉者。他们是(序号为名单上所有)：1、严家其，2、陈一谘，3、万润南，4、苏晓康，5、吾尔开希，6、柴玲，7、梁擎暾，8、封丛德，9、王超华，10、张志清，11、张伯笠，12、李禄，13、岳武，14、张钢，15、远志明，16、王润生，17、陈宣良，18、郑义，19、吕京花。

以上十九人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除吕京花外均是：“91.8.20我局发密电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发电(91)1041号 无控期”。吕京花的则是：“93.8.14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881号 1998.8.14前不准入境”。

对“第二类人员”的“处理办法”是：“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如发现该人入境，阻止入境，令其立即返回”。这类人共有十一名，他们是：1、王炳章，2、胡平，3、徐邦泰，4、韩联潮，5、曹长青，6、刘永川，7、刘宾雁，8、韩东方，9、熊焱，10、赵品潞，11、程凯。

这十一人中，前七人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91.8.20我局发密电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发电(91)1041号 无控期”。韩东方、熊焱、赵品潞是这十一人中仅有的三名“六四”后被通缉者，他们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93.7.19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778号 1998.7.19前不准入境。程凯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93.6.21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642号 1996.6.21前不准入境”。

对“第三类人员”的“处理办法”是：“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如发现该人入境，视情况处理”。这类人共有十九名：1、方励之，2、李淑娴，3、于大海，4、伍凡，5、倪育贤，6、姚月谦，7、汤光中，8、郭罗基，9、吴宏达，10、沈彤，11、王若望，12、冯素英，13、刘青，14、薛伟，15、陈军，16、杨建利，17、赵海青，18、朱嘉明，19、许家屯。

他们当中，只有方励之、李淑娴为“六四”后被通缉者。前五人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91.8.20我局发密电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发电(91)1041号 无控期”。姚月谦的是：“93.9.2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926号 1998.12.31前不准入境”。汤光中的是：“93.10.11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1033号 1998.12.31前不准入境”。郭罗基的是：“93.8.13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879号 1998.12.31前不准入境”。吴宏达的是：“91.10.18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外(1991)873号 1996.12.31前不准入境”。沈彤的是：“92.11.12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2)1202号 1995.11.2前不准入境”。王若望、冯素英的是：“93.3.8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246号 1998.3.8前不准入境”。刘青的是：“93.7.19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778号 1998.7.19前不准入境”。薛伟的是：“93.4.13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外(1993)971号 1998.9.27前不准入境”。陈军的是：“93.9.2公安部将该人列入不准入境人员名单 公境出(1993)926号 1998.12.31前不准入境”。杨建利、赵海青、朱嘉明、许家屯的“边控日期、文号及有效期”是：“目前未在控”。

根据初步资料，以上四十九人中，有五人(万润南、封丛德、岳武、王润生、陈宣良)现居法国，二人(韩东方、程凯)在香港，一人(姚月谦)在日本，一人(张志清)下落不明。黑名单上的其余四十人均在美国，他们的居住地为：纽约十六人、加州八人(吾尔开希、梁擎暾、王超华、徐邦泰、刘永川、伍凡、吴宏达、许家屯)、普林斯顿四人(陈一谘、苏晓康、郑义、刘宾雁)、波士顿四人(柴玲、沈彤、杨建利、朱嘉明)、华盛顿三人(张伯笠、韩联潮、赵海青)、亚利桑那二人(方励之、李淑娴)、其他地区三人(远志明、熊焱、汤光中)。

黑名单上除“六四”后遭通缉者二十四人外，有中国民联骨干成员前后共十二人(王炳章、胡平、徐邦泰、于大海、伍凡、倪育贤、姚月谦、汤光中、王若望、冯素英、薛伟、陈军)，民阵骨干成员二人(杨建利、朱嘉明)。这些民联、民阵成员中，有的目前在民联阵中担任职务。《北京之春》的八名编辑顾问中，除余英时教授一人外，均列名于黑名单上。

需要说明的是，被中共限制入境的人，远远不止以上这四十九名。比如，中共使领馆曾要求一些曾参与民运活动的留学生写悔过书，作为回国的条件。又比如，诗人北岛并不在这份名单上，但不久前他入境时同样遭到中共刁难，并因拒绝接受公安人员的问讯而被拒绝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