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 一个最有争议性的民运人物

一九九八年王丹刚出国时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为他举行的记者会上当众表示，他不会参加海外的民运团体，而要做“独立知识分子”，以示自己洁身自好，不趟民运这潭浑水。此举让所有的海外民运团体深感失望。你有权不参加民运，但何必在记者会上说这般贬低海外民运的话呢？后来，王丹又在“多维新闻网”的专栏里撰文称自己“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以示自己已经与“大陆人”划清界线，是一个能够完全融入台湾社会的“新台湾人”。不久，王丹便受邀到台北接受了陈水扁总统的接见，紧接着，台湾“军情局”也决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策划成立“中国宪政协进会”，并委派王丹出任“军情局”所辖的《北京之春》月刊的“社长”，以此作为“北美地区民运的活动平台”。当然，除了徐斯俭、陈小平、王军涛等少数几个人参与其中之外，绝大多数民运人士均对此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然而，两年前王丹又突然到台北向记者宣称“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此举又让所有的海外民运团体由失望而变为愤怒，纷纷拍案痛斥。既然“已经彻底失败”，你为何还要盗用“海外民运”之名争夺经费资源？

如今王丹与曹长青、阮铭等人频频成为台独势力的座上宾，以“大陆民运人士”的身份到台北大放厥词，并“列席”民进党的“中常会”，却与海外民运渐行渐远，甚至彼此水火不容。随着台海两岸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演习日益加剧，最近陈水扁当局又再次安排王丹、曹长青到台北活动，由王丹以“大陆民运人士”名义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林正义、台湾“经济研究院”院士吴荣义和研究员洪才隆、台湾“国际研究学会”副秘书长纪舜杰、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罗致政等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由此可见，王丹只是被台独势力所利用的一颗棋子，充其量是走狗一条，而不再是那些推动中国民主的“民运人士”了----尽管他二十岁那年确曾在方励之、李淑贤夫妇的指导下一度参加过北京学潮，并蹲过监狱，难道就可以因此一本万利了吗？

王丹自称“独立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他既非“知识分子”，且毫无“独立”见解可言。在“六四”那批北京学生中，王丹是唯一靠着父母的关系，以“北大教工子弟”的特殊待遇，经“北大附中”评为“市优秀团干部”，而保送进入“北大”国际经济系，而才读了一学期便读不下去了，然后又走后门转到了历史系，混了几个月便卷入“六四”，接着遭判刑四年，实际上没有正而八经地读过什么书。奇怪的是，他到了美国之后，却由台湾当局出巨资把他送进哈佛大学，直接读“硕士”、“博士”，却同样不经考试，也几乎不在哈佛大学上课，而是四处参加由台湾资助或主办的各种会议以及“民运活动”，并定期在反华的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时事评论”，为台湾搞“主权公投”及反对“一国两制”造舆论。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口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不劳而获的王丹何来“独立”的人格？更令人作呕的是，王丹还经常去台湾的男同性恋场所搞色情活动，直至被《TVBS周刊》曝光而成为丑闻。虽然王丹本人从未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但是他总是以“属于私人问题”为由刻意回避电台听众的质问，甚至诡辩说“对我的私生活说三道四”的人是“中共特务”，从这一点来看，他还缺乏起码的做人诚实品德。

既然王丹那么热衷于抛头露面搞政治，那么，社会公众就有权知道他的学历背景、收入状况以及私生活内幕。如果王丹感到这些问题都难于启齿，别人都议论不得，那么，他干脆就别玩政治，因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会被人问及这些问题。除非实行专制----在专制国家里，只有那些被打倒的政治人物才会被抖出丑闻来。

陈破空
2004年9月17日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