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刚之柔-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我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个事，你们听了就会感到惊讶：我现在八十岁了，我真正作为一个自由人，生活在中国，只有，只有六年时间。1925年我出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打进来。这六年是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他推行的一套东西，我的记忆好像是自由主义，那么，接下来就是日本人占领，十四年，我完全在日本人占领下生活。接下来，抗战胜利。接下来，内战。然后就是国民党、共产党，统一中国。四九年之后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还不如日本人占领时期那么自由，至少在意识形态、在文化上，日本人从来也没有像毛泽东、更没有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统治中国。

我就只说一件事。1939年，日本占领哈尔滨已经八年啦，学校里用的课本还是张学良时代的课本儿。没法想像！你可以出书，假如你是作家的话。你可以自费出书，你可以拿到街上去卖。我的一个大朋友，一个作家，当年也就是21岁，已经出了两本小说集了。现在你到北京看看，那些跟着共产党走了几十年的老干部，比方说胡绩伟，出了几本书，都要自费出，但是不许上市！你就干赔。然后你还得搭上邮费，送给朋友。多么可怜啊！

这就是我从四九年以后，唉，到七九年的时候，损失了二十二年，就是从32岁到54岁，最好的那段，人生的那个中段，没了！还算我身体好，所以回到这个世界呢，还是做了一点事。不相信后来有今天这样的大倒退。不相信，过于乐观。

接下来就是十七年，（笑）八九年之后十七年的流亡。你说，完全失去自由嘛，也不是，而且在美国享有的自由比中国要多一点。但是我失去了祖国。

所以，我这八十年的一生啊！嗯，我真正做事情，啊……今天这个隆重的这样一个会议主题……我真正为中国人做事情的时间不超过九年。八十年里面的九年。就是1956年到1957年那一年，然后1979年到1987年1月那八年。大家想想看，中国人多可怜哪。而我在中国人中间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没死。我精神没有崩溃，身体没有垮掉，没有家破人亡。这在右派里面绝对是，嗯，最幸福的中间的一个。当然，王蒙比我更幸运一点（众笑声）。这是一件事我要告诉大家的。我相信大家听了会感到新鲜，一个80岁的人只有八年是自由的，而且——是不是？——是在张学良时代。

第二件事，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这件事背后的这个——是个什么规则？是个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你们一定会感到很惊讶。我是在八十年代才悟出了这个道理，就是，1957年我当右派，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我不当右派，我就完啦！我现在（笑）要么就死去了，要么我现在是一文莫名，就是，嗯，一无所成，这一辈子。

四种可能，不当右派。

第一种可能，就是给你记在账上，给你党内严重警告啊，嗯，或者留党察看哪，但是你还是党员，你还可以当记者。对不对？然后我就会继续写文章，继续讲话，攻击大跃进。对不对？然后再给我记到账上，或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然后六二年再给我平反。这样的话，到了六六年文革一开始，那就新账老账一起算，绝对跑不掉！我非死不可！有个别的右派，很有才华的，是部队的作家海默，沉默的默。我当年非常羡慕他，因为他戴着右派的帽子，1962年，陈毅老总在广州开戏剧工作会议，就请他去了。就问他在哪儿：“海默在哪儿？”说“没有。海默（两字不清）劳动呢。”就派专机把他接到广州来。我当时羡慕极了。可就这样一条，假如没有这一条，海默能活到今天。就因为有这样一条，文革期间，就把他装在麻袋里，活活地摔死了。因为什么？陈毅的……（四字不清）呀，他怎么看中了你啊？

这是一种可能，死掉！

第二种可能是活下来，而且是很安全地活下来，养尊处优。我当时也算是高级干部了。然后，我就可以像今天的刘白羽、林默涵、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我家里也，也不会受苦，跟我一样地活下来。结果怎么样？结果什么也没有。我就见到很多老记者，很好的人，他不能不跟着人说谎，不能不跟着人去写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结果到了最后连一本集子都编不出来，干了几十年！

这是第二种可能。并不值得羡慕。对不对？

第三种可能，就是我跟“四人帮”搞在一起（众笑声）。因为我是，我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啊，有很多人当年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认为这是又一个机会来了：1957年反右派被卡断的历史又恢复了，要解决各种危机。非常兴奋地想投入，但是我右派问题还没解决，根本不行。啊，张春桥我跟他还有点关系（众大笑声），所以很可能，跟，跟姚文元差不多了（众大笑声）。那就是五十几岁犯错误了（众大笑声）而不是二、三十岁。那就完了这辈子（众笑声）。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我记不得了。总之没有好下场（众大笑声）！所以，只有当右派最好（掌声、笑声）！

还有一条，就是精神不要崩溃，身体没有垮下来，生癌症的时候还能挺得住。对不对？还有着这样的因素。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块儿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知识分子道路为什么这么窄？

最后，我还希望大家跟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觉得我们八十年以来的教训就是我们，太狭窄了。我们的眼睛就是看着政治。一天到晚是改革派如何如何，邓立群如何如何。太过于集中到政治上面了。现在看来，不是，远远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就算明天早上胡锦涛暴毙、暴死，那又怎么样呢？嗯，恐怕连一个接替他的人都没有。这不必说了。我想，我们应该往深处想。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我认为根本的根本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

回想一下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有那一页历史上写得不是“失败”两个字？哪怕是胜利！1945年打败了日本，谁打败的？反正我，我的同辈私下议论，没有一个认为中国四五年能够打败日本。假如不是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假如不是美国在太平洋战胜了日本，还早着呢！1955年能不能打胜？1965年能不能？绝对是问题。我经历整个那段历史，我敢说这个话。没有几个中国人真正想抗日的。比汉奸少得多（众笑）！这是一个——说明一百年的历史，值得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争气？为什么这么多人抽大烟、为什么那么多人娶姨太太？为什么英国的农业问题这么早就解决了，中国的地主有点钱都进了城，躺在那儿抽大烟？英国农业问题解决就是英国的地主参加经营。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百年，唉，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想，你看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了。第二个问题是……（笑），想不到了。总之是，总归是我们往深处看一看。比如今天我们回不去。你说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刚才说每一页写着“失败”两个字，还忘了说，1989年，那“失败”两个字本来应该没有的。我绝对相信，1989年，我们是能够取胜的。当然不是推翻共产党。谁也没想推翻它。为什么是这么个结果？你说都算到邓小平账上，我看不公平的。在那个紧要时刻，假如有几个知识分子站出来，学生真能听他们的，撤出来不就完了吗？连吾尔开希5月15日都去动员学生撤退了，结果撤了半场。

何况那十年时间，他们到底，你们知识分子到底干了些什么，那十年？那十年应该说是有相当大的自由的。你小说哪怕写出两部，一部小说，真正帮助年青人认识中国，至少不把赵紫阳看成坏蛋吧！那情况就会好得多。没有这样的作家！

我为什么能够，我今天在这儿接受大家给我的这么重的、我难以承担的、这样的荣誉？还不是因为写这种东西的人太少了吗？假如再有五个，王蒙、冯骥才、邓友梅，那多了，上海的茹志鹃，啊，她的女儿王安忆。二十五年了！你们哪一个人哪怕写一篇也可以嘛！没有什么危险。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被逮捕，更没有一个人戴帽子或者是，或者是，或者处死，没有哇！你们心里难道没有一点愧疚吗？没有！也没有人追究，没有人评论。啊，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很少很少，形不成一个压力。所以才会有张艺谋的“英雄”出来，所以才会在“康熙大帝”、“乾隆皇帝”之后，现在又在演“汉武帝”。据说艺术上相当成功，看得人多得很。

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社会！我有时就在想：“活该”（众笑声）！真是活该！哎呀，没办法。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得宽一点，看得远一点，看得深一点。不要一天到晚老是看着中南海。中南海越来越不重要了。现在也许我们真正是在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有人对国内形势估计比较乐观。我相信他们不是没有根据的。假如他们不是陷于极端的恐惧，胡锦涛不会这样子。他不是一个白痴，他不会愚蠢到今天这样倒行逆施。他一定有他的苦衷。

好了。谢谢大家。

2005年2月27日

《刘宾雁纪念文集》编辑小组根据录音记录整理

2006年春月

哭刘宾雁五周年冥诞

黄河清

五年前的2005年，刘宾雁逝世时我有诗咏之曰：

飞来塑像金非铜，铸就肉身不倒翁。

中国良心未灭绝，流亡不死是刘公。

五年后，值刘宾雁五周年冥诞12月5日将临之际，我哭之曰：

鸦雀无声雁有声，百禽折翅翼消翎。

真文真话八年讲，假义假仁十亿听。

儒犬新饰公早辨，人妖旧扮党先灵。

阴间绛帐设如何？阳世门徒叹伶仃。

注：“真文真话八年讲”，出自刘宾雁“我这八十年”：“我真正为中国人做事情的时间不超过九年”。

注：“儒犬新饰公早辨”，典出刘宾雁1994年撰写《走出幻想·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文。

昨天，友人电话要我找一篇他五年前为刘宾雁写的纪念文章。他的电脑多次受攻击，已没有了这篇文稿，以为我作为《刘宾雁纪念文集》的编辑，会保留着。未料，我的电脑遭遇也是一样，换了几次后，也没有了。我想，友人为什么现在要这篇五年前写的文稿，应该是刘宾雁冥诞在即，恐怕有话要说。果然，次日，我收到友人邮件，其中曰：

“中国当代文学最可贵的不是小说，不是诗歌，不是戏剧，而是刘宾雁开始的报告文学传统，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包括我也不认同其马克思主义观念，但是他开创的是‘讲真话’的文学传统，要揭露社会现实，…… 12月5日是宾雁忌日，五周年了。我们是否要做点什么。……我相信，如果他在世，他还是会讲真话的，而不会随便吹捧刘晓波。……也许你认为我太天真了。这个世界，不再是宾雁在世时那个样子了。知识分子普遍讲假话，真是荒唐透顶。”

友人所言，我深有同感。刘宾雁与他的文字能传世，不是他的“第二种忠诚”，而是他的本真，在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境况下发出来的真话、真实。这使他成为一位大写的人，一位名垂青史的人。这对于目前“沉沦堕落内输外，喧嚣浮躁假赢真”的中国海内外现状，无疑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我重新翻阅《刘宾雁纪念文集》，找到刘宾雁生前的最后一篇演说词：“我这八十年”。我又找到刘宾雁另外一篇文章《走出幻想》。这是两篇带有真正回顾忏悔自己一生的文字。前者高度凝练，后者具体而微。虽然有着作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局限，然而都是讲真话的。这是需要勇气和道义的。还有彻底反叛者王若望自传的文字，也是如此的真诚真实。这是当下的中国最需要最缺乏的。这与时髦者作秀做买卖投机倒把式而误导世人的忏悔是一个万分鲜明的对照。《走出幻想》载《北京之春》1994年1、2、3、4期，网上可以查到。“我这八十年”网上无。这是我作为《刘宾雁纪念文集》编辑之一的失职失责。我将另打字成稿，发到网上，以飨读者。这样真实深刻的好文字早就应该让更多的读者大众、中国人民看到的了。

刘宾雁在最后的演说中，以他八十年的教训和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我是觉得我们八十年以来的教训就是我们，太狭窄了。我们的眼睛就是看着政治。一天到晚是改革派如何如何，邓立群如何如何。太过于集中到政治上面了。现在看来，不是，远远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就算明天早上胡锦涛暴毙、暴死，那又怎么样呢？……我想，我们应该往深处想。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刘宾雁辞世五年了，他的这一告诫似乎无人记得，更无人提及。刘宾雁又说：“我认为根本的根本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你们知识分子到底干了些什么，……回想一下二十世纪这一百年，有那一页历史上写得不是“失败”两个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争气？……让我们好好想一想，把眼光放得宽一点，看得远一点，看得深一点。不要一天到晚老是看着中南海。中南海越来越不重要了。现在也许我们真正是在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

如果说，“第二种忠诚”是刘宾雁思想的一个高峰，那么上引这段话则是刘宾雁由此升华的思想顶峰。毕竟是刘宾雁，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毛泽东死了，又怎么样呢?邓小平死了，又怎么样呢？江泽民早下台快死了，又怎么样呢？乞哀求怜六十年了，又怎么样呢？六十年来，专制制度的凶残腐败愈演愈烈，远过民国满清。知识精英们乞哀求怜之余绪流亚也更精当更无耻了。1950年，史良（司法部长，民盟中央常委）还只说“镇压不足，宽大有余”以顺服配合镇反运动。1955年整肃胡风，知识人随声附和，摇旗呐喊，投井下石。1957年反右，知识人匍匐在地三呼吾皇圣明臣罪当诛。未料新世纪，竟进化到诅咒杨佳、程玉娇、瓮安抗暴民众是法西斯暴徒的程度。如此“顺服配合”、“良性互动”，比主子还着急凶狠一百倍，“又怎么样呢？”难道要再交六十年的学费，再垒叠八千万尸骸，才能“良性互动”成功，“双赢”至分得残羹冷炙，一分半点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知识精英不仅仅是刘宾雁责问的“你们知识分子到底干了些什么”，而是可以断语：你们在犯罪！在与专制制度一起犯罪！君不见，曾昭示悬世哄骗欺负八个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胡萝卜和大棒，六十年内容依旧，六十年领受依旧，六十年迎合依旧，更换的只是包装和一茬一茬新面孔。九斤老太之叹，在知识界远比鲁迅笔下乡间的直接要来得委婉华丽体面。时贤余英时有诗：“右袒香肩梦未成，负心此夕泪纵横。世间多少痴儿女，枉托深情误一生。”“独坐钓台君不见，休将劫数怨阳谋。”“九儒十丐成新谶，何处青门许种瓜。”“人亡家破无穷恨，莫叩重阍更乞怜。”献媚乞哀求怜若九州之错已铸，迈越而走向民主的路还很长很长。

刘宾雁这些闪耀着光芒的金子般的遗言不能够忘记。纪念他五周年冥诞时重温先哲这些遗产，继承发扬其真其深的精神是最重要的。我们自己重复它们需要八十年。我们的眼睛要像刘宾雁一样，向下向下再向下，向着人民大众，向着底层，向着杨佳、向着程玉娇、向着赵连海、向着汶川学童、向着遭三鹿奶粉致残致死的婴儿、向着西藏新疆被残杀的同胞、向着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作殊死抗争的王炳章、黄金秋、秦永敏、杨天水、力虹、刘贤斌、胡佳、陈光诚、高智晟、郭泉、郭飞雄、冯正虎……们。我们万不能再走老路！而我们正在走着老路，更加倒退，更加荒谬，更加假模假式，更加堕落，更加无耻。不可能以歌舞升平粉饰六十年血淋淋的史实，不可能以合唱莺歌燕舞顺服配合乞求民主宪政，不可能以此自欺欺世这是“良性互动”能够“双赢”！回复刘宾雁提倡和践履的“讲真话”是当务之急，是走上新路，走向民主宪政的首要前提、基本要义。专制制度柏林墙的倒塌需要压力，需要众志成城，需要“力拔山兮气盖世”，绝非乞哀求怜。

最近两年来时髦精英有意无意地将犬儒现象、投机买卖、机会主义演绎、粉饰、制作、吹捧为新时代改革、民主、宪政新精神。这是从根子里改变、掏空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中国人的精神资源，六十年来本来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假大空、欺世盗名居然得逞，那么还有什么伪民主伪宪政伪道德伪崇高伪哲学伪科学伪宗教，不能在中国肆虐，大行其道？这比搞什么假博士文凭、精英学者流搞学术抄袭剽窃、借助上帝排斥异己诸沉沦堕落，危害深刻深远得多多。这是对中国文化重建的重大破坏、根本破坏！是犯罪！刘宾雁对此早有警惕，“儒犬新饰公早辨”，此之谓也。刘宾雁在“早辨”后更深刻地指出“不以为耻，并不足怪；但不被谴责，逍遥自在，如入无人之境，就很危险了。……我们几时才能不再以息事宁人、明哲保身、不得罪人为处世准则呢？”岂独不被谴责，已经粉饰美化为新神新圣了。夫复何言！“阳世门徒叹伶仃”，此之谓也。

如何重建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化，应该是每一位知识人认真负责思考行动的时候了。

我再检出五年前为刘宾雁所写文章《静静的顿河与刘宾雁》中的一段，以为“哭刘宾雁五周年冥诞”小诗的注脚，更为怀念、崇仰、传扬“讲真话”的刘公宾雁先生。

“人有善根，也有恶念。人性之丑陋，在《静静的顿河》里随处可见，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其丑陋的一面。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萧洛霍夫不避忌此，也是铸就《静静的顿河》垂之不朽的原因之一。刘宾雁当然肯定也有其人性丑陋的一面，同萧洛霍夫一样，刘宾雁不避忌不讳言自己的丑陋，他明言自己可能会成为帮闲、会成为学棍姚文元。环境改变人，形势比人强。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软弱的一面是经不起反复的揉搓‘考验’的。

“八十年的人生，对人生的感悟，不可能永远心明如镜、一以贯之，曾有的迷惘、徘徊、矛盾是最自然不过的真实，穿云破雾，找到光明是一种可能，最终仍然在两难的抉择中也不是不可能而是很自然的。无论是那一种真实，都是善的、美的，唯独矫饰、作假，会破坏真实，从根基上拿掉了善美。

“那些拍着胸脯，慷慨激昂振臂高呼豪言壮语者或许真是一时的英雄；那些超然者，无论是真超然，还是假作超然，置身事外，语总玄虚，高人一等，或许是智者隐者；但只有历经磨难炼狱、遍尝甜酸苦涩识得真的平实、平实的真的生活后，无论身心踞颠峰处低谷而仍然直面生活绝不回避者，才是人生的俊杰、人生的悟者。刘宾雁就是这样的人生俊杰、人生悟者。

“刘宾雁的那次演讲借助现代科技，以录像的形式留给了后世。我有幸当场聆听且事后观看了录像。刘宾雁彼时已在癌症后期，可谓病入膏肓，但几乎看不出他的病相，也绝无耄耋老人垂垂老矣的龙钟之态。东北大汉的伟岸身躯，温文儒雅的学者风范，自然真诚的笑容，庄重肃穆的沉思，让人感觉到象一座沐浴在晚霞的青山。他面向数百大多数不识的大众，如对朋友若与家人，不疾不徐，不高不低，掏心掏肺，娓娓而谈。其间，有一大段的停顿空白，是忘了彼时所讲内容很重要的‘之三’，只见他抓抓头发，敲敲脑袋，冥思苦想了半天，终于放弃了，‘忘了！’一笑，无奈的一笑，自嘲的一笑，也是淡然而辗然的一笑。我在聆听的当时，有过后一定设法去查查资料，查出他要说的这‘之三’是什么的想法。但过后、至今，我没有去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何须查呢？！真的平实、平实的真的演讲中间出现的‘忘了’本身，就是一种平实的真、真的平实的极致。什么都没有这种真的平实、平实的真重要，又何须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呢！”

2010、11、28午夜于马德里蜗居

王康：怀念宾雁

五年前的今天，一颗高贵而怅惘的心停止了跳动，在十三亿同胞无缘相送的自由新大陆。寒彻天地的冰雪为逝者献上无边祭障，无数分布和流散世界各地的中外人士为亡灵举行了一场空前浩大的追思。

流亡作家刘宾雁以“中国良心”的封号入驻我们尚未动土而终将峻工的中华先贤祠，正如但丁之于意大利，弥尔顿之于英吉利，雨果之于法兰西，索尔仁尼琴之于俄罗斯。

正如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是精神流亡的结晶一样，18世纪的欧洲是世界流亡文学的发源地，因为自由号角率先从那里吹响；19、20世纪俄罗斯成为天才和殉道者的流亡出发地，因为同样的号声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上空回荡；从1949年到1989年，中国以两次流亡居于世界风暴的中心，一种现代俄狄浦斯式的宿命降临中国。

收容了众多来自大洋此岸流亡者的普林斯顿，接纳了刘宾雁的永别，正如55年前送走了犹太民族和人类良知的伟大代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样。

刘宾雁是一个时代的代名，是地球上最大生命共同体半个世纪的发言人。从《本报内部消息》到《人妖之间》，从《三十八年是与非》到《第二种忠诚》，刘宾雁曾以其赤金般的纯粹和警钟式的正声震撼过亿万中国人。刘宾雁远远没有穷尽他那时代的实情和启示，——没有谁能穷尽。但是，他以一生的天真、激情和勇气，以“亦狂亦侠亦温柔”的东方风格，以生命的悲剧性终场，见证并注释了中国这一当代世界之谜，却是我们时代最丰厚的精神遗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于西欧，滥觞于俄国，弥漫于东方。自耶酥上十字架并复活，两千年来人类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如何从“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世界性乌托邦翻转到人类自由解放的正道，曾是我们时代的最大难题。自由在苏俄东欧的凯旋，如同地球自转太阳升起时另一半球还将陷于黑暗中一样，中国还笼罩在专政暗夜里。刘宾雁像所有的历史侯鸟一样，率先鸟瞰到远方地平线隐约出现的微曦。在光明与黑暗的交接处，他的内心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感受。

五年时光不过一刹，我们永远不能确证，究竟是欣慰的希冀还是悲观的绝望进入他那庄严的弥留之际。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在中国最终迎来自由光明的神圣时刻，在山呼海啸般的庆典中，有刘宾雁伟岸的身影和他浑厚的声音；当中国乌云倒卷黑暗复辟的历史溃退时刻，有他高昂的头和冰锋般的目光。

五年实在太短，真正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应当以世纪来计算。待到刘宾雁十年、二十年和一百年祭辰的时候，中国的心情和方式将大不一样。

谨以小文怀念恩师刘宾雁先生

王康 2010，12，3 重庆

附王康诗一首：

中國的大雁，中國的十字架

—— 憑弔賓雁

　　你總是孤單地起程，

　　總在寒氣如磐的深夜返航，

　　在世界的歲末回歸，總是

　　停落在中國的十字架上。

　　西風為你送行，

　　沒有國籍的星雲為你送行，

　　普林斯頓的白菊濺滿清淚，

　　白色小狗深不可測的瞳子裏，

　　閃爍訣別的憂傷。

　　你的白髮融入亞美利加積雪的長空，

　　每一片羽毛都顫抖著狂喜，

　　翅膀下夾帶的松枝，

　　冰晶像淚珠無聲流淌。

　　眩目的陽光輝耀天穹，

　　身下飛逝著太平洋的蔚藍浩瀚，

　　你貪婪地呼吸亞細亞的黃色寒潮，

　　像嬰兒吮吸母乳的芬芳。

　　八十年雲路漫漫，

　　八十年月影茫茫，

　　八十年凜冽如符咒的天空，

　　八十年最後的飛翔。

　　我盛產悲劇的故園，

　　我山河鑿刻的皺紋，

　　我魂牽夢繞的戀人，

　　我念茲在茲的中國，

　　你的兒子也已白髮蒼蒼！

　　長眠多年不曾瞑目的父母，

　　分明最後一次抬起手臂，

　　等候在空曠的墳崗，與獨生子

　　痛話別後淒涼。

　　比俄羅斯民歌更憂鬱的

　　該是良宵拉響的病中吟，

　　比美洲黑人聖歌更深沉的

　　該是滿江紅以遠的蘇武牧羊，

　　比阿巴拉契亞更綿延更傷感的

　　該是我老眼昏花裏的長白山，

　　比密西西比更湍急更動情的

　　該是老母浣衣的黑龍江。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哪位神靈定下如此嚴酷的戒條？

　　這是季風，這是洋流，

　　這是不可更改的生命年輪，

　　這是宇宙深處噴薄而出

　　萬古不易的人間時尚。

　　你的血管早已被定型，

　　你的神經早已被編碼，

　　你的腦髓早已被收購，

　　你的靈魂只有在被稱做中國的時空

　　才能感受世界的蒼茫，

　　（才能）體驗真理的力量，

　　（才能）領略人生的悲愴。

　　葉落歸根，中國的萬有引力，

　　多麼幸福多麼痛苦的魔法，

　　多麼情願多麼無奈的宿命，

　　你在這宿命中誕生，

　　你在這宿命中穿越，

　　這就是你的老巢，你的太陽，

　　無人窺見你滲血的目光！

　　你沒有飛向天堂，

　　斯德哥爾摩沒有你領獎的地方，

　　你生來不帶那份逍遙，你的才華

　　無法譯成外語流行他鄉。

　　中國的天空足夠遼闊，在這裏

　　穿雲破霧是你命定的抉擇，本性

　　不批准你擅自偏航，

　　你無論如何無法飛往

　　與中國相反的方向！

　　即使比所有的鳥兒都惆倀，

　　惆倀也只惆倀在中國的天空裏，

　　即使比所有的生靈都彷徨，

　　彷徨也只彷徨在中國的大地上。

　　背負青天的懸暈，你一生的軌跡，

　　身中霰彈的踉蹌，沉入夢底的創傷，

　　想低也低不下來

　　母親孕育的碩大頭顱，

　　想冷也冷不了的赤子心腸。

　　心碎的俯瞰，泣血的高崗，

　　季節顛倒的遷徙，失去年曆的流亡，

　　越老越纏綿的憂端，

　　彌留之際永恆的倘佯。

　　誰頒發了那個致命的頭銜：

　　中國的良心，命邚拇�

　　把你俘獲，把你禁錮，把你鎖在

　　中國的阿爾卑斯山，中國的十字架上。

　　誰讓西方締造了那個隱喻：

　　鐵釘，十字架，流血的胸膛，

　　東方怎能缺席，中國怎能不回應

　　這人神共建的宇稱守恆定律，

　　這世界歷史的統一法場！？

　　唯有你知道，這是怎樣的宿命：

　　五千年的滄桑，五分之一的人類

　　五十六年的茫昧黑夜，

　　通往荊冠的骷髏野徑，

　　無法丈量的茫茫大荒。

　　唯有你獨自在

　　無限推遲的破曉時分起飛，

　　哪怕一次又一次跌落在

　　一柄又一柄深陷血污的

　　中國的十字架上。

　　這是怎樣的歸程，

　　這是怎樣的朝聖，

　　這是怎樣壯麗如日落的生命凱旋，

　　這是怎樣天鵝之死般的美麗棲遑。

　　你不奢求，像雨果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那樣宣告：

　　自由將降臨，我將歸來，

　　你不期望，像索爾仁尼琴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那樣

　　穿越西伯利亞，俄羅斯大地無數

教堂鐘聲，一齊敲響。

　　你只選擇這個時辰，在生命最後一刻，

　　在寒凝大地的嚴冬降臨，只需要

　　一本叫做護照的紙頁，你就能降落在

　　你在夢裏老淚縱橫，屈膝下跪

　　親吻了一萬次的土地上！

　　即使所有的護照都黯然失色，

　　所有的航班都幸福地取消，

　　僅僅為了你，一名中國老人，一隻

　　中國的大雁在自己的土地上

　　匍匐哭泣，寸斷柔腸！

　　僅僅為了這出我們久違的場景，

　　我們久違的儀式，也會使

　　東方的黎明曙光乍現，也會使

　　支撐你到最後一息的

　　苦情、悲憫、信仰、希望和愛，

　　刹那間化成我們久違的陽光！

　　即使只有一位老姐姐在懸望，

　　只有一盞舊式臺燈在等待擰亮，

　　這也是值得徹夜期待的奇跡，

　　連上帝也為你祈叮站o了他

　　冷漠多年的心臟。

　　它們卻不許你回家！

　　它們拒絕你回家，

　　它們禁止你回家，

　　它們懼怕你回家。

　　這些盤踞中國的

　　無所畏懼的爬行類，

　　寬面盤的龍蛇，戴眼罩的蛤蟆

　　鷹揚鴟張，都一齊飛上天空，

　　它們冒著恐高症和中風的危險，

　　手拉手，跳起了無伴奏的連體舞蹈，

　　橫亙在你回家的路旁。

　　它們要折斷你的翅膀，

　　它們要屏蔽你的航向，

　　它們要取締你與生俱來的權利，

　　它們要像禁絕禽流感一樣把你堵死在異國他鄉！

　　它們盤桓著，鴰噪著，烏雲般地佈陣……

　　像所有冷血動物一樣，它們

　　憎惡陽光，嫉恨飛翔，它們無法忍受

　　你到死也朝著中國的方向。

　　誰叫你翼若垂天之雲，形如中國，

　　誰叫你早早揭穿人妖顛倒的名堂，

　　誰叫你的嗓音至死深沉洪亮，你的名字

　　連同你的聲望，你的影響，連同

　　你的老邁你的忠眨愕墓陋毮愕木髲姡�

　　都是它們又熟悉又陌生的恐慌！

　　都是你客死異邦他們可以推卸的罪狀！何況

　　它們一直在等待，它們可也等待了十八個年頭，

　　它們一直在看，懷著禿鷲的耐性、毒鴆的竊喜在看

　　它們安排的你的下場！

　　這跨世紀的血腥荒誕劇終於落幕，

　　因為一隻垂死大雁的故事，瞬時凝固成

　　用高貴和卑污、神聖和邪惡兩種文字篆刻的

　　使我們再次蒙羞蒙恥蒙難蒙受榮耀的中國的十字架，

　　在這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寒徹天地的早上。

　　星雲黯澹，

　　萬籟俱寂。

　　簫聲如虹，

　　東君如儀。

　　看哪，我們的慈母正用

　　彌天飄拂的繈褓，

　　垂淚裹護又一名

　　飄零天涯的遊子，

　　一隻遍體鱗傷的大雁，終於

　　停落在中國的十字的架上。

　　你的心臟依然堅強，

　　你的頭顱依然高昂，

　　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

　　阻止你回家，阻止你飛翔，

　　你已經永遠停落在融化在

　　中國的十字架上。

　　王康 2005.12.5

悼念蔡定剑先生

时间:2010-11-23 11:45责任编辑:左小刀

　　当代中国法治思想和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推动者、法律实践行动的先行者、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11月22日晨3点3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54岁。告别仪式定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在北京八宝山东大厅举行。

　　从病查出来到离去的16个月，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的病情，可在这16个月里，一直高度紧张地忙于组织学术活动，撰写学术论文，全力争取时间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弥留之际仍在思考中国的宪政改革，他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去世前一晚，昏迷中的他说，“打了一个败仗”，然后就这么走了。

　　这一场“战斗”远未结束，他是不屈的战士，他没有失败，只是没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他是为我们鸣锣开道的骑士，如今斯人已去，但斯文犹存，他的思想已经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我们将接下他手中的接力棒，更奋然而前行。

蔡定剑先生追悼会（组图）

作者：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整理

本站按语：2010年11月26日上午八时，蔡定剑先生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本站特辑录微博网友实时发布的追悼会现场照片，共寄我们的哀思。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网友敬悼蔡定剑教授

@丁补之：「蔡定剑先生千古」惜别三千里家国，不舍一条路宪政。

@罗昌平：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蔡定剑教授

@义派公益团队：蔡定剑先生千古！

追思宪政专家蔡定剑教授

前中国改革杂志社首席记者赵岩

几天前，我在台北看五都选举，在给博X发《中国人搞民主幷不比美国人差》时，忽然发现博X网上刊发蔡定剑教授突然因癌症去世的消息，我有些不敢相信，与国内的朋友核实消息，朋友告诉我的与博X消息别无二样。

人生实在是无常的事太多，上帝也时常与人生开玩笑。当中国社会进入大转型之时，恰恰需要向蔡教授这样年富力强，懂得中国应向何处去的、又有良知的中年骨干之人才。上帝不顾中国的大势，生生地把毛麟凤角般的蔡教授请到天堂里去了，实在是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也许天堂也没有宪政，也没有民主，天堂和上帝也需要蔡教授这样的才俊，重新制定天堂的新规，天堂更需要蔡定剑教授。
       我与蔡定剑教授相识是在2002年的夏天（那时的蔡教授在全国人大办公厅工作，当时他是秘书处的要员，也是北大的客座教授），蔡教授在北大搞《村民组织法》的研讨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国家行政学院的杜刚建教授，民政部的基层政权司的副司长詹成付，北大的湛中乐教授等人，我是参会的记者唯一一个被杜刚建教授推荐可以发言的记者。可是民政部的某官员，因对我策划中国宪政第一人-----刘杰大姐，向国务院行政复议了民政部的不作为，幷直接挑战了违宪的、现行的《社团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时下领导严厉地批评了民政部，回文要求民政部给予答复一事不满，故在会上非常霸气地阻止我的发言，当时杜刚建教授对那位民政部的官员毫不客气地反驳说：“有些官员自以为自己是学着型的官员，有话语权，就可以不尊重冲在一线的记者，这是北大，不是官府，我希望你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杜刚建教授说完愤然离开会场。那位官员看着主持会议的蔡定剑教授，我也因在北大首次获得发言的机会，虽然不满那位官员的野蛮，但是也不想放过向与会的学者介绍一下，我从1998年下半年后，借《村民组织法》实施贯彻几多年的观察体会。蔡定剑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说：“赵岩是中国用《村民组织法》策划了中国罢免‘村官第一案’事件的记者，也是报道了河北石家庄藁城岗上镇，因罢免村官，中国首起八名农民被判刑的记者，这两篇报道，前一篇发表后，中央领导和全国人大领导批示：要关注农民在新形势下，用法律维权-----，第二篇再次引起高层关注，XXX大领导在山东特意召开《村民组织法》六省研讨会。他写的中国首起公民用宪法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艰难的起诉》，是中国真正的宪政意义上的第一案-----”
      蔡教授介绍我以后，我向与会的学者和记者介绍了，各地官员正在用刑法和刑罚对抗《村民组织法》的现况，那位民政部的官员听的也满是认真--------
        第二次见蔡定剑教授是2003年的春天，那是非典前的事，蔡教授打电话给我：“小赵，你把你近几年写的代表作给我送来，我如约去了全国人大办公厅，到了那，蔡教授才告知我：“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李本教授来中国代美国政府考察中国记者，我推荐了你。”我听后很是感动，蔡教授与我非亲非故，这么大的好事他想到的是萍水相逢一面之交的我，可见蔡教授的人格有多么的高尚，他让我第二次肃然起敬。李本教授一周后找到我，同我谈的很愉快，幷直接代表美国政府欢迎我去美国访问数月，只是那年不久非典，我被安排的那轮访问计划被取消了。
        2003年6月5号，中国改革杂志社接到体改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的通知，指示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温铁军带记者参会，幷采访在北京翠微西里西部乐园举行的宪法修改研讨会。因该会议是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指示：修宪要征求学者的意见。温铁军接到通知后立即招我到办公室，因我是在2002年8月在中共16大没召开之前，就写了《必须用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指导宪法的修改》，我把该文交给了时任综合版，内参版编辑的“笑蜀”（现在南方周末供职），笑蜀二话没说就编上了《改革内参》，到临时代温铁军审稿的副总编史克毅手中也通过了，但是史克毅把已三校的样板电邮给温铁军，温铁军立即发现了问题，幷叫停了该稿。等温铁军从美国、墨西哥考察回来当天开会时，首先批判了我的文章和思想，温说：“我发现，在我们单位有人的错误很严重，他们乘我不在家，大搞自由化，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我希望你们能自己检讨。”我知道温铁军在中央军委时因提“军队国家化”受到过整肃，我不希望因此事史克毅和笑蜀受到连累，但是我也不会轻易向温铁军承认，他所认为的错误纯在于我身上。我回答：“我只是按照你们党的第三代领导的倡导的精神，创造性地说修宪必行---人权和执政党的领导权的合法性等问题，是让你们党认识政治权利没有一劳永逸地--------”
     事后为了求证自己，我把该文发给了蔡教授，教授看过后说“没有原则任何问题”。2002年岁尾《南风窗》和《财经》发表了关于修宪的讨论，温铁军才肯把我的文章在删去三分之二文字后发表在内参上。
       西部乐园的修宪研讨会，因非典只能在房顶举行。到会的有法学泰斗江平、经济学家吴敬琏、宪法专家杜刚建、李林、李强、蔡定剑等30 多学着。大家就宪法是“大改”还是“小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蔡定剑认为不会大该，顶多是“三个代表”和“人权”两个词入宪。事后证明蔡教授的判断是基本准确。温铁军那天找了个理由，没去会场，他怕秋后算账，他让我代表他去开会后又后悔了，为了不让我发言，他派有杂志社“小特务”之称的某女士，追到西部乐园，幷呈上温铁军不准我发言的“手谕”，那一刻我实在觉得13亿人的中国改革太悲哀了，怎么就选了这么一位学者当中国改革的总编呢？
       2009年6月，全国人大的一位代表在北京读博士，她很想听蔡教授的课，我给蔡教授打电话问他何时有课，教授与我已是几年没见过了，我很想念他，他告诉我第二天在北大讲欧洲的国家“参与式民主”。
       第二天，北大能装80人的教室进去了100多人，来听讲的有大学的教授，有博士、硕士，本科生，有进修的干部，还有上访者。蔡教授把欧洲几个国家的参与式民主向大家介绍，幷回答了包括上访者的提问。我等到大家问题提的差不多了，走到蔡教授的讲台前与教授握手，蔡教授热情地问我：“小赵，你还在《纽约时报》吗？”我一时脱口而出：“教授你看，国内哪家新闻机构敢用我这没完没了说真话的记者？”蔡教授点点头：“可也是啊，”
        我把那位蔡教授的粉丝介绍给教授，因急着去接女儿，教授希望一起吃个晚饭我也只能谢了。哪承想？这一次见面竟成最后一面的永别！
        蔡教授为人善良正直，他临终的话：“宪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身为蔡教授的编外学生，再次借X讯这民主之声的平台，向教授的亲人道一声珍重，也向驾鹤西去唤一声：“教授，人间比天堂更需要宪政，如果人有转生，教授请早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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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编辑部：蔡定剑的最后一句话竟如此悲怅

作者：杨开亮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0-11-25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26 8:00:00

阅读量：6867次

今天，蔡定剑教授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蔡定剑教授在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年头离我们而去，不知道是偶然，还是与上苍达成了共识，勉励我们在下一个100年继续推进前人和他未竟的事业。也许我们都应该思考，为何一个大学教授的辞世让中国那么多人感到牵挂和揪心？我们肯定需要自问，宪政启蒙一百余年，人口泱泱十三亿，从康梁启蒙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怎么还在启蒙？真是时光倒流，江河回流，历史又回到了原点。然而，蔡教授的离世引发的震撼又让我们坚信，历史是永远不会在原地停滞不前的。

【编者的话】

　　11月22日上午打开人大与议会网，只有黑白两种颜色了，肃穆得让人空灵。一篇《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头条挂出来的时候，已经被标上“蔡定剑先生遗作”。我知道——他走了。

　　愣愣地盯着这几个字，顿感生命之无常。一个灿烂的生命怎么可以随便消失？就在昨天，我还看见于建嵘教授在微博里下令“不准离去”。孰料，一夜之间竟阴阳两隔。

　　“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是蔡定剑先生留下的一句遗言。一个终生为宪政奋斗的战士，看不到自己奋斗结果，人生悲凉莫过于此。

　　宪政启蒙一百余年，人口泱泱十三亿，从康梁启蒙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还在启蒙。时光倒流，江河回流，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慷慨悲凉，临文嗟悼，喻之于怀。

　　去吧，先生。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如果不堪忍受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就修住妙法莲华往生净土吧。

【文章链接】

童之伟：缅怀和追思蔡定剑教授

蔡定剑教授是一个把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法治、推进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改革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人。他有很好的学问，但他从来不满足于写书发表文章，不求虚名，而是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通过学术活动切实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法治发展和促进改革事业上。他在顺乎时代潮流，走入社会，用学识服务社会方面，是我国中青年一代社科知识分子的典范。

浦兴祖：忆定剑教授

　　定剑教授，你走得太早了！五十四，正当年呢！

　　以后，你真的就不能再来参加我们的学术研讨会，真的就不能再与大家一起来助推人大制度吗?

　　定剑教授，你放心走好吧！你所关切的人大制度会前行，中国的民主会前行。我们相信，你也可相信。

李楯：为了宪政中国——悼蔡定剑教授

对生死，我们这样的人已能很平静地对待了。记得5月时，我与蔡定剑谈：“干活，要悠着劲儿;治病，以减少痛苦为要”。蔡定剑是我今年送走的第三个比我年轻的人——另两个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白南生——他曾对中国的改革，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改革作出过卓越贡献，以及，只有一些人知道的赵铁林——他以他的镜头记录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对于朋友们的离去，我不悲伤，不惋惜，因为他们已经做完了他们自认为应做的事。我只是在有生之年会持续地怀念着他们。我相信，在我之后，仍有人会记住他们，怀念他们，因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关键的时段，为人类，特别是为中国人做了他们自以为是应该做的事。而他们身后可以留下“不生不灭”的是，表现在他们和我们身上的人类的向善之心与人类追求公正、正义与和谐的美好愿望。

蔡定剑：“可是，我没有时间了”

他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型官员。在全国人大工作的时候，他曾是仅次于委员长收信数量的工作人员。他常常坚持给普通的寻求法律帮助的人回信，也在一些具体的立法过程中关注宪法权利和民主法治。但在2003年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要把一个理念变成一个有形的制度，并通过制度化的程序来实现这个理念”的想法，“让宪政用起来”就是蔡定剑走出全国人大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

木然：请把火炬传给我——悼蔡定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生命就是这样的延续，

历史就是这样的传承，

文明就是这样的累积。

蔡定剑逝世：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何为

蔡定剑教授曾隐晦地提过，当年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时任领导是比较喜欢的，后来新领导来了，很不喜欢他的言论和做法，他也就处处感觉与新体制的不适应，以致最终完全离开体制。但回头看，这一次次人生选择，“有一个主线，就是对自由的追求。”

宪政践行者，一路走好

来之不易，愈加珍惜。这些年，尽数他做的事情，貌似具体而微，但都是民主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从人大制度到司法改革，孙志刚事件到违宪审查，从选举制度到公共财政预算改革，从反就业歧视到公共参与，从城管到拆迁，比起现在很多流水线式精致的学术研究，蔡老师的研究脚踏实地，解决问题。

海外学者谈蔡定剑

在中国，很少有像蔡定剑一样优秀的为了宪政改革而奋斗的人。他是一个和善的，善于分析问题的人，他把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实际经验和学术上的研究和见解相结合。我还记得他多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做报告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此之后，我和他也保持着长期的联络。在7个月前，我还和他一起吃过一次早餐。那是他已经被疾病困扰，但是他仍然是那么的积极向上，充满智慧，幽默和仁爱。我对他不能等到中国进一步的改革表示深深的遗憾。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蔡定剑，象战士一样离去

阿计

11月22日上午10时左右，同事一把推醒正在打磕睡的我（因为赶稿而一夜无眠），告知：蔡定剑老师已于凌晨3时离开人世。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我打懵了，也把我打醒了。虽然早就知道蔡老师患上晚期癌症，但我还是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而且两个多月前，我还见过他一面，谁料竟是永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心仿佛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泪水在流淌，为蔡老师，也为别的什么……

著名宪政学者，曾在全国人大为官十多年，官至副局级，后调至中国政法大学成为全职教授，任法大宪政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获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所有这些标记以及蔡老师的传奇一生，诸多媒体已经为历史留下详细记录，我不想过多重复。我只想说，只有蔡老师11月19日留下的那句话，才能总结他一生的心愿和追求，也才能让我们理解他对于这个时代和国家的意义。那时，已经被下达病危通知书的蔡老师向前去探望的媒体记者留下了这样的临终遗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然而，就象我的大学同学赵践发来的短信：“蔡老师的身体无法承重他的思想”，上天没有给蔡老师足够的时间完成他的使命。54岁，正是一个思想家能够激发出生命中最绚烂光芒的时刻，蔡老师却象一支拚命燃烧的蜡烛，终于把自己燃尽，也把自己的理想带进了天国。所谓天妒英杰，说的就是这样的人间悲伤吧，苍天可以无情，但活着的人，必须说点什么！

说起来，1979年法大复校后首批入学、被江平校长赞为“79级学生中的佼佼者”的蔡老师，还是我的师兄。不过我1985年入学时，蔡老师已经毕业离开法大两年。与蔡老师的初次相识，大约是在1995年，当时他已在全国人大工作，而我报道的主要方向正好是人大制度、选举制度、立法改革等等，因为这个缘故，全国人大的朋友早就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一个著名的才子——蔡定剑，是“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第一人”，我为法大校园能走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师兄而倍感自豪，而蔡老师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也因此成了我的案头书。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通过朋友的引见，我第一次见到了蔡老师，我们没有交谈太多，但他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学术著作、调研资料，语气谦和，待人诚恳，没有半点故作高贵的官架子，完全是一位饱学儒雅的学者。

与蔡老师真正交往多起来，还是在他离开人大、回归母校后。对于这次“从官员到学者”的转型，媒体有大量解读，大致是官员身份与个人表达发生冲突。而真正的细节，蔡老师从未与人谈起过，或许也将随着蔡老师的离去而湮灭于记忆深处。但知情人都清楚，这次转型既是一次主动的选择，也是一次被动的选择。就象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所言：“他是中国少数有良知、讲真话、办实事的学者型官员。”也象他曾经的同事所言：“老蔡敢讲真话！” “讲真话的官员”受媒体和社会的欢迎，但有人不喜欢。我不妨把话说得明白些，只要蔡老师闭上他那童言无忌的嘴巴，或者说些不痛不痒的官场套话，他依然可以延续那条看似远大的官僚仕途。但蔡老师选择了离开，追寻他思想和表达的自由。

现在看来，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2003年以48岁年龄弃官从教的蔡老师，都完成了个人生命最重要的一次转折，也为这个国家和时代贡献了一个更加优秀的蔡定剑。蔡老师曾经跟我谈起，以前，他主要关注的是人大制度，走入学界后，他的“视野彻底拓宽了”，目光开始投向宪政、民主等更为广阔的领域。

于是，从孙志刚事件到佘祥林案件，从官员财产公开到公车改革，从行政体制改革到反社会歧视，从基层选举到预算透明，从拆迁困境到城管乱象（他最后的遗作正是《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透过一个个宏大议题或细微个案，我们看到了一个四处讲学启蒙社会的蔡定剑，看到了一个在公共媒体上频频发表真知灼见的蔡定剑，看到了一个为民主辩护、为宪政呐喊的蔡定剑。

与一些埋首书斋或卖弄学问的“大家”不同，蔡老师是典型的“行动派”，他把自己的脚印踏踏实实地扎进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我相信这与他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情结有关，虽然已经离开体制，但他始终秉持温和、理性、建设性的思想立场，一直相信或者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推进体制内的改革。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蔡定剑，每当有与民主宪政、人大制度有关的法律案进入立法或修改程序，都会频频召集学术研讨会，然后将精心总结的立法建议书送往官方机构；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蔡定剑，以全部的热诚积极介入、支持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上海闵行区预算改革及区委全委会改革等诸多地方政改，或者带领自己的学生，将反歧视的宣传战场摆到了街头……

与一些曲高和寡或顾影自怜的权威不同，蔡老师从来都不希望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一直召唤更多的同行、媒体和他一起加入他所追寻的事业。我相信所有和他接触过的媒体记者都体会过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美妙感觉，从来没有居高临下的教诲，有的只是平等谦和的交流，从来没有房子、车子之类的小私，有的只是宪政、民主的大义。后进者和蔡老师相处，决不会成为杯觥交错的哥们，但一定会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我相信，正是这种巨大的人格魅力，让蔡老师赢得了无数同行和媒体的尊重，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同行者，最终成为近年来公共领域中最活跃的发言者之一，成为推动国家政治进步最有力的思想力量之一，正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占阳教授所言：“定剑是中国民主事业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一员大将。”

我与蔡老师的交往，正是在他弃官从教后才渐渐多了起来，我曾去亚运村他那堆满书籍的住宅采访过他，也曾应他邀请，多次参加他组织的研讨会，常常因为话题的“敏感”，我无法将研讨会内容变成公开报道，但蔡老师从不计较，下次研讨会照叫不误。蒙他不弃，我有时还被要求脱离记者身份，谈谈自己的看法。曾经，蔡老师还希望我帮助打理一下他主持的“人大与议会网”，并在网上给我留了一块“专栏”，但由于事务繁忙等原因，我很快就放弃了，“专栏”也疏于更新。蔡老师走后，想起这些往事，我心里涌起的，只能是无尽的惭愧。

大约是去年七八月间，有朋友告知，蔡老师被查出癌症晚期，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这个消息让我震惊万分，同时也让我难过地猜想，也许从此以后，江湖上再也见不到蔡老师的影踪。因为我已见过太多的人，遇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会一蹶不振，彻底关起门来，在痛苦自闭中熬完生命的最后旅程。当然也有个别名谓的名流，明明患的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却借此上电视大秀病情，博取眼球。

我万万没有想到，蔡老师选择的居然是不同于所有人的离去方式，他比患上绝症前，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讲台和各种研讨会上（蔡老师去世前的10月份，还组织了三个研讨会，其中两个是临时增加的），更加积极地介入各种公共事件，对媒体的采访也是有求必应。用一位记者同行的话来说就是，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他从不提自己的病情，病情发作时也是独自默默忍耐，他抓紧一切机会和时间，尽可能多地讲出他的观点和思想，话语尺度也越来越开放，似乎竭力要在生命最后的期限内，为这个世界留下全部的“政治遗言”。

就是在这样的“疯狂”节奏中，原本被医院判定为没有几个月的生命，顽强延长到了一年零五个月，甚至会让人产生蔡老师已经“没事”的幻觉。究竟是什么创造了生命史上的奇迹？我想答案只能是——信仰、思想和责任的力量！

至此我明白，蔡老师选择的是世上最凄美壮烈的离去方式，是战士的离去方式！

如果说以前我对蔡老师是尊敬，那么现在，即使是“崇敬”这个词也不足以表达我对这位战士的敬意。

写到这里，我不妨先引用一段北大张千帆教授的感叹：“定剑教授的过早辞世，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官场、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逆淘汰’的残酷。他是为中国宪政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以至操劳过度、积劳成疾而死的，是当代中国真正为宪政事业捐躯的第一人。当我们看到一位‘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斗士倒下，众多碌碌无为、饱食终日的官员却依然春风得意；当我们看到一个个体育明星、电影明星、央视名嘴、房地产老总等媒体捧出的各式‘名人’在镁光灯聚焦下谈笑风生，而为了真正的民族利益奋斗一生的学者却默默黯然离世；当我们看到一位忧国忧民的绝症病人在经受极大痛苦后死去，而他为之奔走呼号的多数黎民百姓却依旧浑浑噩噩、无动于衷，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民族正在向哪里去？”

张教授的这番话，实际上点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大困惑。在我看来，蔡老师是一位当世已十分稀有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所作所为，无不让我想起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大学时所体验过的理想主义激情。只不过与当时洋溢于全社会的理想主义氛围相比，现在的时代语境已截然不同，理想主义者早已被驱至社会边缘，几无存身之处。

我常常悲哀地怀疑，蔡老师所毕业追求的“宪政”、“民主”，至今也是中国的敏感议题，百姓未必理解，更有人会因此紧张，他所干的，只不过是一件吃力又“冒险”的事；蔡老师披心沥血组织、提练的那一份份立法建议书，真的会起作用吗？甚至，会有人感兴趣吗……

9月5日，我应蔡老师邀请，参加他召集的代表法修改研讨会。有一段时间未见，他衰老了许多，头发也因为化疗而更加稀疏，当我询问他的病情，他只是笑笑，不置一词。只是从他主持整场会议低沉而缓慢的语调中，能隐隐看出病魔对他的折磨。

在这次研讨会上，包括郭道晖、张千帆、王占阳、蔡霞等在内的许多关心民主宪政的学界精英都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意见，蔡老师希望我也能发言，我放弃了，因为我一直被一种悲观情绪所缠绕：在这里讨论得热火朝天的一些问题，已经成为话语禁忌，说得再多有用吗？更何况，学者们在这里声嘶力竭、拚命为代表争取权利，可对某些视代表头衔为“政治光环”的人来说，他们会在乎吗？会珍惜吗？

在饭桌上，我坦率谈了我的看法，蔡老师沉默半天，幽幽地说了一句：“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没用，可总得有人出来做点什么，让大家明白这些问题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蔡老师，两个半月后他驾鹤仙去，而那句饭桌上的话，也成了我所听到的蔡老师的绝响。

我想说，有蔡老师的存在，是这个时代的幸运。但身处这样的时代，却是蔡老师的不幸。从某种程度而言，蔡老师的生命悲歌，恰恰映衬了这个国家民主、宪政之艰难。

至此，我终于知道心中那莫名的泪水，除了为蔡老师而流，还在为谁而哭泣。

蔡老师走后，从媒体、网络和民间席卷起的追思之潮（就我本人而言，也收到了许多久不联系的朋友发来的短信，表达心中的痛惜和敬意），早已超越了对一位学者的简单怀念，而是变成了一种公共情绪和公共诉求。这些年来，还没有哪一位达官贵人能得享这样的身后哀荣。这让我相信，这世上是有公道和人心的。我不知道，这样的场景会不会象一块沉重的石头，压醒某些残存的良知，让他们生出些许的羞愧。

已经有许多人建议，应当抓紧整理出版蔡老师的遗作，在其逝去周年时召开蔡定剑学术思想研讨会……但在我看来，没有谁比蔡老师的儿子更理解他的父亲，没有什么话语比蔡公子的表达更震撼人心。11月23日晚上9时，400多位法大学生手持菊花和蜡烛，在法大老校自发地为蔡老师举行追思会，全场一片呜咽。到场的蔡公子说：“我希望能在祭奠父亲的时候，在他墓前烧一张选票。”

坦率地讲，我对我们这一代能否见到民主、宪政的理想图景，毫无信心。但象战士一样离开的蔡老师，以及他最后留给我的那句“总得有人出来做点什么”，却让我明白，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我们连子孙们到墓前烧一张选票的可能都不会有！

不能再写了，此时已是凌晨五点，再过三个小时，蔡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就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我一定要去送他最后一程，让他知道这世上有许多人祁愿他在天堂获得幸福，也让他知道这世上有许多人都会为他在人间活着。

面对社会问题，蔡定剑教授坚持仗义直言（视频）

22日晚9点，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在校内为蔡定剑教授举行烛光追思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