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

大学毕业前夕，系里有一个毕业分配的领导小组，由一个系里的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和年级辅导员组成。毕业前是人生的一个修炼和将来社会厮杀的排演，看似纯纯的学生时代想来后面却有很多刀光剑影，用现在的话讲叫暗战。很多人都使出杀手锏，有些农民的孩子却有着丝丝缕缕或者筋筋条条的关系通到学校。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我们的年级辅导员最后时刻，被二班几个来自苏北老区的学生举报然后，被学校拿下了调到校报。其中举报他的一个同学平时并没有露什么山水，居然留学做了这个辅导员，再后来做了系里的党总支副书记。新的辅导员只比我们高了一届，留校才一年，跟我有一个例行的谈话，意思是对毕业分配有什么想法，我就很谦卑很诚恳地说了，我不想去中学，能不能去个不要坐班的单位，比如说中专什么的。张辅导员大概是把我的话带到了。但是毕业前几天有风传出来，来自南京郊县高淳的一位同学自诩自己进了中专，而南京的唯一的一个中学的名额由我顶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始在宿舍的走廊宣布我对人生的怀疑，感慨世事的不公。最后一天我们全体中文系的毕业生坐在大教室里坐等宣布名单：XX同学，江苏省商业厅，XX同学扬州市国家安全局，引起一片唏嘘，主要是羡慕，而大多数同学则是XX县的或者XX市的教育局也就是到教育局报道然后分到县城的中学或者乡下的中学，还有的人甚至分到原来自己读过书或者毕业的中学，你看看，上了四年大学居然还回到乡下，自己就觉得自己混得不行啊。难怪这个学校的宿舍里或者课桌上有人会改写杜牧的诗：四年一觉扬州梦。在扬州混了四年，最后回到自己凋敝的乡间中学，那算怎么回事啊。也有一些奇怪的分配。我有一个一起踢球，然后喝点小酒的朋友，后来在走廊里争论是法国队强还是巴西队强的时候，闹翻了，他爸爸是苏北一个市的宣传部副部长兼当地日报的总编，他被分配到了一个当地的工厂。当时大家觉得有点奇怪。一年后这个同学就调到了当地的电视台。为什么呢？原来他如果要是分到教育系统，调出来就比较麻烦。这个同学没几年就当了电视台新闻部的主任。现在中国大学毕业生拼命也要当中学老师，很多人研究生毕业也进不了大城市的中学，而当时中学老师有点像古代的低贱的工匠，一旦入了籍，从教育系统出来是很难的。当时有很多行业招聘，比如新闻，公务员什么的，明确规定中小学教师不得报考，其用意是稳定教师队伍，如果一个队伍需要稳定，就说明这个队伍是有问题的。 睡在我上铺的同学来自江阴，相貌奇特。此位仁兄1米80，体重不足50公斤，高度近视。背功一流，高考时的分数高出录取线30多分。因为体育不及格，只算是大学肄业，被分配到溧阳的一个劳改农场。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新奇的了。不过当年有一个政策，那就是有明确恋爱关系的同学是不能分在一起的。有一个同学，现在成了国内知名的作家，当年学校把他和她女朋友特意分在不一个地方。

轮到我的时候，系副主任念到：XX南京市纺织工业学校。如了我这个懒人的愿。

然后大家拿着报到证乱哄哄地跑到一个教学楼的下面领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迁出证，还有遣散费。我看到一个商经系的球友，就把自己的热水瓶和脸盆都送给了他。当天就有很多同学走了，散伙的滋味很难受，毕竟在一起混了四年了。我和我大学四年的球友老董，非常无聊地在校园闲逛，我们还在露天的排球场上踢了会足球，一二十米的球传来传去，索然无味。大学四年，我们和女生的楼是挨着的，我四年里从来没有去过女生宿舍，那天老董带我去了女生宿舍，只记得当时那个宿舍里只有一个也姓董的女生还在，我记不清楚我们说了些什么。之前的夏天，我和老董，还有那个闹翻了的朋友，三个人常爬到宿舍的楼顶聊天，偶尔会撇一眼女生宿舍的走廊，不过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过，只看到过一个化学系一个常在操场上训练跑步的女生拿着脸盆去盥洗室，我们就在一起意淫了很久，恶作剧似地告诉别人我们看到她穿着小裤衩去盥洗间的，其实她那时是穿着整齐地去的。这让我想起自己曾读过一本大学生诗集，其中一首诗叫：今夜我们去了女生宿舍。我觉得自己很悲哀，我到毕业了才进了一次女生宿舍。不过我没有什么太后悔，我们班上乃至系里的女生我看上眼的真的很少。

当时的毕业领导小组还住在学生宿舍，密切关注学生动态。二班有个黑大个是淮安人，当时是二班的副班长，觉得自己毕业分回淮安，很不公平，就在走廊里破口大骂，被姓王的系副主任叫到房子里给训了一顿。为什么拿了报到证还不敢狠呢？因为据说学校随时可以取消你的报道证。黑大个马上认怂，而且是哭着认怂。

多少年后我在杭州读书，每到毕业前夕，本科生的楼就会有骚动，这种骚动是有传染性的。一个宿舍仍出窗外一个水瓶，别的就会跟进，骚动就来了，敲盆子，狂叫，哐哐地扔水瓶，这就让我想起我的本科读得太不精彩了。一个没有闹事的大学算是什么大学，没有闹事的学生算是什么学生啊？夏天，毕业，分离，对未来和社会的新奇，青春的一个章节的关闭，性的压抑等等都是闹出点事情的再好不过的理由。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圆明园的，我比较同意导演的阐释：其实六四是和学生的性苦闷有很大的关系，而政治事件的触发是发泄大学生焦躁和压抑的很大的一个借口，到街上游行和从宿舍往外扔热水瓶，当然看起来有道德上的天壤之别，可是都有排解青春的焦躁的功能。中国的大学其实还有西方大学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未婚性压抑的学生高密度地集体居住，从好处讲便于集中管理，坏处自然也是做坏事容易发动。

毕业前夕，大多数人心情是不好的。我也觉得心里酸酸的，觉得这个大学生活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 我还没有好好地去谈一场恋爱呢。我们班上我唯一看得上的女孩子，在大三的时候被我一个还算是哥们的同学拿下了，大学四年我都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在室内篮球场托运行李的时候，我的这个还算是哥们的同学跟我说，我老婆让你给她的毕业几年册上写几句话。我不记得到底写还是没有写，反正这两个人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了。

回到南京等待报道的日子里，我就开始畅想自己的人生了。我觉得自己读书真的读厌了，终于工作了，又不要像中学老师那样坐班，又不要像大学老师那样要写文章评职称，而且是纺织学校，一定有很多女生，在很多女生里面一定有很多漂亮的女生，而漂亮的女生里面一定有喜欢文学，喜欢小说的女生，要不然就有喜欢我打乒乓球和踢足球的女生。然后我的人生就这么顺流而下，做一个快乐的市民，上课，下课，放假，旅游，恋爱，结婚，安乐到死。这就是我23岁的时候，从扬州回到南京对这个世界的畅想。事实上后来发生的一切和我的美好设想差得很远很远。

那都是那年夏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