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基解密看中共领导到底谁在忧国忧民

史进

据香港《明报》等媒体报道，最新的维基解密材料显示，美国驻北京使馆2009年5月8日发回美国的电文提到了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与到访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会面时，“显得疲倦、并似乎承受很大的压力”，与此相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却显得很“放松并且自信”。两个领导人的不同表现，是由日本驻华公使梅田邦夫（现任外务省南亚部长）向美方通报的。考虑到美日的同盟关系，这一情报应该是相当准确可信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温家宝为什么“显得疲倦”，而胡锦涛却又那么“放松自信”呢？

维基解密提供的说法是，麻生说，温家宝是“因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显得很疲劳，似乎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外国领导人一句话，就把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衬托了出来。也只有温总理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操劳的“很疲劳”，把国家经济治理的蒸蒸日上，另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人，中国的NO.1，才会在外国人面前显得很“放松并且自信”。

中国总理、丞相的辛苦，操劳，是历来有自的。中国是一个总出贤相的国度，中国历史，其实也正是一部圣主少而贤相多的历史。每当遇到弱主时代或危机时刻，总是有贤相挺身而出，为国家操心劳苦，使得王朝中兴，百姓安宁。如诸葛亮、张居正等，都是中国贤相的代表。至于新中国，则前有周恩来、赵紫阳，现有温家宝，这些人的作为，充分诠释了什么叫“鞠躬尽粹，死而后已”。

但中国贤相之命运，往往又系于其主。遇到圣主，如周公之于周武王，管仲之于齐桓公，萧何之于刘邦，房玄龄、魏征之于唐太宗，大多都能有所作为。但若遇到庸主，不仅难有作为，甚至往往不得善终。庸主无识无能，又易受身边宦官亲信所蔽，作为百官之首的丞相，往往成为这些人的眼中钉。一代名相李斯之命运，就充分诠释了明主与庸主的区别。

李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是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在秦始皇在位时，极受重用，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胡亥继位后昏庸无能，听任赵高专权，李斯为赵高所忌，被腰斩于市，夷三族。此外如汉朝霍光，有“汉之周公”之誉，死后霍氏灭族；宋之王安石，变法革新，两度被贬，最后郁然病逝；明之张居正，撑起中兴之业，但终失信于皇帝，死后被栽赃抄家……等等，无不如此。

贤相被庸主所累，半途中即作替死鬼者，真是代不乏书，垒垒成史。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一直是核心。其一，皇权以血统延续，圣明之主少出，而庸弱之主多见。这就使得贤相之作为和命运，往往受困于庸主的短视及喜好，庸主稍不如意，及对贤相生杀予夺。其二，皇权与相权，往往亦是历史争斗之主角。一般到了王朝中期，皇帝国戚及其周围的宦官集团，往往变得骄奢腐败，弄得民不聊生。贤相若想有所作为，对于皇权之滥殇，必设法排除或抑制，这就必然导致贤相与皇亲国戚、皇宫内臣，甚至与皇帝之间的矛盾。皇上若是明主，自然会明辨是非。但前文说过，明主难求，庸主常遇，尤其是到王朝中后期，更是庸主、弱主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庸弱之主，被皇帝国戚所包围，对于试图改革现弊的丞相官僚队伍警惕有加，信任不足，于是上演出不少罢贤相、诛良臣的悲剧。

今日温家宝之劳苦，不过是中国历史上那些贤相之劳苦的现实版。他看到危机，他想改革，他越迫切，来自皇权及其周围的反弹越强烈，改革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他就越“疲倦”。而皇权稳固的程度，与丞相“疲倦”的程度正好成正比，也即皇权越稳固，丞相越疲惫。所以，丞相越累，皇权也就越“放松自信”。

有人批评温总理，说他谈政改是为了个人搏出位，捞取个人名声，掩盖家族腐败。这是不懂中国政治的说法。大家知道，中共是个比较讲内部规矩的组织。所谓有什么意见要在组织内部提，不能没有经过组织内部讨论，就在外面说。温总理是中共高层人物，当然知道中共的规矩。他之所以对外屡谈政改，一定是内部所谓组织渠道已经失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行的“下策”。可以想象，温总对外都谈了八次政改，在常委会上更不知道多少次苦心劝解开导党的其他高层人物要进行政改了。今日之利益集团挟制下的中共，及其魁首昏庸的程度，已逼得连丞相都不得不借外部舆论来提醒的地步，可见愚顽不化到了何种程度。

可惜的是，那些愚顽不化的脑袋，除了在乎自己的家族集团利益外，根本听不进温家宝的劝告，也不关心他说的那些问题。借外界的舆论试图再次提醒那些人，不过是一个当代丞相的良苦用心罢了。

但以愚见，当面提醒他们都不听，通过外界提醒，他们更不会听了。

最近官方媒体对政改呼声和普世价值接二连三的文革式大批判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你要求他们进步，他们就以倒退来回应。这就是典型的专制后期综合征——总是逆潮流而动。一百个温家宝也救不了他们。

但人民会记住，正如胡星斗所言的，“温家宝是中国人民的大英难”。维基的揭密，不过是提醒我们：当下就是历史，中国并没有翻开封建专制那一页。在一党专制下，所谓的共和国，仍然是一个贤相累死亦无力回天，庸主常乐却不知危之将至的专制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