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人知道李璜這個人的應該是為數不多，但他在中華民國時期可是個重要的人物。因為他不僅是最早批判馬克思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中國人之一，亦是堅定反共的“中國青年黨”的領袖之一。有人說，如果當年孫中山能像青年黨一樣認清共產黨的本質，那麼中國歷史將是另外一種走向。

1895年出生的李璜，曾入成都洋務局英法文官學堂學習；1914年至1916年在上海震旦學院學習法語，結識了後來亦是青年黨領袖的曾琦、左舜生二人。1918年，他在北京加入了王光祈、李大釗、曾琦等發起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該會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氣”。

不過，由於該會是一個新文化運動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會員成份複雜，政治傾向很不一致。一派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主張社會主義的李大釗、毛澤東等人，一派是以曾琦、李璜為代表，反對共產主義，主張國家主義。兩派在學會中形成了對抗。

1919年李璜赴法留學前，看到毛澤東等人在不了解俄國及俄共革命的情形下就開始大肆宣傳，甚覺危險，因此寫了一封《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書》，寄與北京王光祈。該信後來發表在當年3月學會會務報告第一期上。在信中，李璜批評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的學說以及其所提倡的“工人無祖國”的世界革命行之無效，稱社會主義是一種“假道德”，認為俄共十月革命“彼此相殺”，甚為殘酷，是故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並盼“少中”同仁善為擇別，不宜盲從等。

據李璜後來回憶，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和俄共革命，完全是根據民國七年在北京閱讀法文書報後憑理性做出的判斷，與當年毛澤東等人不懂外文、在根本不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情況下就辦雜誌宣傳是完全不同的。

在李璜留學法國期間，他還親眼目睹了共產國際是如何在精神和物質上籠絡留法中國學生，如何成立了中共在法國、德國、比利時的支部，如何以煽動、鬥爭的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的”。

在其回憶錄中，他寫道：在莫斯科第三國際派人來在巴黎宣傳、領導兼組織中共之前，在法國奠定中共基礎的是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他不僅將國內寄來的《新青年》供人借閱，而且於1920年夏天和趙世炎、王若飛、蔡和森一起在巴黎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周恩來、李富春、李立三、徐特立、陳毅、向警予、蔡暢、聶榮臻等留法學生都是其成員。

李璜認為，該組織之所以發展迅速，主要原因是留法學生在法國法文進步很慢，無書可讀，精神煩悶，而陳延年提供的中文刊物可謂是精神食糧；此外，法國的共產運動發展迅速，留學生亦多少受到感染。但因為語言問題，留法學生無法融入法國的共產組織，而且事實上對共產主義了解甚少。

就在此時，第三國際從莫斯科派人過來，並通過同路人、法國小說家亨利•巴爾比斯所建立的巴黎光明社引誘外國留學生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及國際共產革命。李璜曾親自參加光明社的活動，在聽演講期間有人派送《共產黨宣言》，因此證實這是國際共產黨的宣傳機關。他還發現周恩來亦有參加。

李璜還發現，那些原本生活窮困的留學生，在信奉共產黨後一個個生活都好了起來，但他們依舊連法文版的《共產黨宣言》都看不明白，更不用說了解什麼“唯經濟史觀”和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了，只是跟着學時髦，高喊幾聲“打倒資本家”與“打倒帝國主義”而已。

因周恩來英文較好，可以直接與第三國際代表直接溝通，所以其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地位變得重要起來。透過周恩來等人，共產國際代表開始訓練“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們如何從事鬥爭，即藉故煽動，糾合群眾，指定目標，從事打鬥、示威，以引起多數學生注意、附和並與其一起鬥爭。而這種方式中共此後屢試不爽。

在共產國際代表和周恩來等人的指揮下，青年團的團員們不僅攻打巴黎的中國留法學生會館，而且還圍攻使館、進軍里昂，每次果然引來不少附和者。不過，在進軍里昂時，引起市民反感，最終法國政府將一百多留學生遣送回國，其中包括蔡和森。

在回國的蔡和森等人的建議下，陳獨秀同意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草擬一份宣言，宣告“中共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並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中共之贊成並加入國民黨以從事民主主義革命，乃是養成無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據張國燾回憶，該宣言從此決定了中共的命運，也把中國此後必為俄共所擾亂的命運決定了，而國民黨卻是在幾年後才明白中共加入國民黨乃是別具野心。

1922年7月，巴黎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在與上海中共取得聯繫，將其改為中共旅歐總部，並同時成立旅法支部、旅德支部與旅比利時支部，還先後出版了《少年報》和《赤光》油印中文小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由鄧小平負責。在法國這個言論自由的國家，中共可以盡情痛罵帝國主義；但由於中共刊物喜謾罵，尤其時常批評那些留學生中那些不贊成他們主張的人，而且公開指名道姓，因此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反感。比如曾琦就多次撰文批駁中共。

1923年國慶節時，為喚起愛國運動，他與友人租下Zataria飯店的大客廳，召開國慶紀念會，到會者共計六百多人。不料半夜，周恩來率共黨十餘人闖入飯店，高舉紅旗，並大唱國際歌，有意搗亂。後見眾人怒目而視，乃繞場一周后，呼嘯而去。

經歷此事的一些人由此更加認為中共眼中根本沒有國家，因此在1923年12月2日，曾琦、李璜等人成立了“中國青年黨”，打出了反共的旗號。“見國際共產主義，因有黨的組織，在國內外，皆得青年知識份子暗中趨赴，如不及早起而與之對抗，將令斯大林赤化中國詭計更易成功”。同時並刊發《救國》雜誌，專門揭發俄共指揮中共的陰謀事實，指出每個中共黨員每月領取俄共津貼七百盧布為生活費，因此稱共黨為“盧布黨”。

之後，一名中青黨成員在一同住的中共黨員床上睡墊下發現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之秘密決議案》，內為第三國際對中共中央加入國民黨、如何掌握權力的指示。曾琦得到後，一方面托人將其轉給國民黨，一方面發表文章反對國民黨聯俄容共，並揭破共產黨的篡奪國民黨的陰謀，稱其“毫無黨德，影響革命救國的合作前途”。

可惜，孫中山沒有聽從其他國民黨要員的忠告，仍舊採取“聯俄容共”政策，最終導致國民黨分化。而在歐洲的中共黨人針對青年黨人，也一改往日雖在理論上辯爭但在行動上還在合作的態度，而搗亂所有聯合的會議，並造成了兩次流血衝突。

1924年春夏間，任青年黨外務部長的李璜與曾琦歸國，原因是周恩來等旅法共產黨紛紛回國，“預料國內的共產活動必日益加強，認為非跟蹤追擊不可”，並“抱勇士赴難以決心，準備回國與國際共產黨奮鬥到底”。10月10日，青年黨人在上海創辦了《醒獅》周報，作為青年黨的機關報，聲稱要發動一個“醒獅運動”，“掃除一切家內家外的小竊大盜”。因此，社會上也稱青年黨為“醒獅派”。

李璜與曾琦回國後，“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於1925年冬從巴黎移到上海，該黨的活動中心便由國外轉移到國內。在這段期間，李璜在各地發展黨員、建立青年黨組織，使“中國青年黨”組織在國內迅速發展。1926年8月1日，“中國青年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李璜出席了這次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大會宣言反對“共產黨式的包辦國事”。

1927年，李璜在上海英租界主持青年黨黨務，並與張君勱合辦《新路》周刊，撰發了《論中共的流寇策略》等文章，批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革命鬥爭，並創辦“知行學院”，以訓練黨的骨幹分子。此，青年黨在反共上雖然與蔣介石取得了一致，但由於蔣介石堅持一黨專制，不承認青年黨，所以青年黨在反共的同時，也反對蔣介石的“黨治”。

1931年，日本占領東北後，李璜向蔣介石提出“政黨休戰”，“一致對外”的主張，並策動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活動，但並沒有放棄反共。1933年秋，李璜又回四川組織了“四川安撫委員會”，協助四川軍閥圍攻川陝邊界的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9月，他還到廬山面見蔣介石，要求蔣介石給予軍事援助，並向四川軍閥宣傳蔣介石圍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經驗。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李璜被聘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參議。1938年6月至1945年4月，歷任國民參政會第一、二、三、四屆參政員，並任《中國日報》社社長。為了“護黨反共”，他積極配合蔣介石的反共政策，籌劃“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四川青年黨的機關報《第二代》創刊號甚至提出“嚴厲禁止”共產黨的“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

抗戰勝利後，青年黨迅猛發展，約有黨員30萬。領袖李璜則被選派為赴美出席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代表。1946年11月，他當選為制憲國民代表大會代表，1948年任“總統府”資政，1949年赴香港，後到台灣，仍任“總統府”資政，並任“中國青年黨”主席，1991年去世。而另一位青年黨的主席曾琦也先後任國民政府委員和總統府資政，1951年卒於美國。

可以說，民國時期，正是以曾琦、李璜等為領袖的“中國青年黨”堅持不懈地、堅定地反共，才沒有使更多的年輕人為馬列思想蠱惑；而當年他們對馬列和共產黨清醒的認識，足以讓身受中共荼毒的今人慨嘆不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