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知道李璜这个人的应该是为数不多，但他在中华民国时期可是个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是最早批判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国人之一，亦是坚定反共的“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之一。有人说，如果当年孙中山能像青年党一样认清共产党的本质，那么中国历史将是另外一种走向。

1895年出生的李璜，曾入成都洋务局英法文官学堂学习；1914年至1916年在上海震旦学院学习法语，结识了后来亦是青年党领袖的曾琦、左舜生二人。1918年，他在北京加入了王光祈、李大钊、曾琦等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该会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

不过，由于该会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会员成份复杂，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一派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主义的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一派是以曾琦、李璜为代表，反对共产主义，主张国家主义。两派在学会中形成了对抗。

1919年李璜赴法留学前，看到毛泽东等人在不了解俄国及俄共革命的情形下就开始大肆宣传，甚觉危险，因此写了一封《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书》，寄与北京王光祈。该信后来发表在当年3月学会会务报告第一期上。在信中，李璜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学说以及其所提倡的“工人无祖国”的世界革命行之无效，称社会主义是一种“假道德”，认为俄共十月革命“彼此相杀”，甚为残酷，是故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盼“少中”同仁善为择别，不宜盲从等。

据李璜后来回忆，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共革命，完全是根据民国七年在北京阅读法文书报后凭理性做出的判断，与当年毛泽东等人不懂外文、在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就办杂志宣传是完全不同的。

在李璜留学法国期间，他还亲眼目睹了共产国际是如何在精神和物质上笼络留法中国学生，如何成立了中共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的支部，如何以煽动、斗争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在其回忆录中，他写道：在莫斯科第三国际派人来在巴黎宣传、领导兼组织中共之前，在法国奠定中共基础的是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他不仅将国内寄来的《新青年》供人借阅，而且于1920年夏天和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一起在巴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李富春、李立三、徐特立、陈毅、向警予、蔡畅、聂荣臻等留法学生都是其成员。

李璜认为，该组织之所以发展迅速，主要原因是留法学生在法国法文进步很慢，无书可读，精神烦闷，而陈延年提供的中文刊物可谓是精神食粮；此外，法国的共产运动发展迅速，留学生亦多少受到感染。但因为语言问题，留法学生无法融入法国的共产组织，而且事实上对共产主义了解甚少。

就在此时，第三国际从莫斯科派人过来，并通过同路人、法国小说家亨利•巴尔比斯所建立的巴黎光明社引诱外国留学生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国际共产革命。李璜曾亲自参加光明社的活动，在听演讲期间有人派送《共产党宣言》，因此证实这是国际共产党的宣传机关。他还发现周恩来亦有参加。

李璜还发现，那些原本生活穷困的留学生，在信奉共产党后一个个生活都好了起来，但他们依旧连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都看不明白，更不用说了解什么“唯经济史观”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了，只是跟着学时髦，高喊几声“打倒资本家”与“打倒帝国主义”而已。

因周恩来英文较好，可以直接与第三国际代表直接沟通，所以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透过周恩来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开始训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如何从事斗争，即藉故煽动，纠合群众，指定目标，从事打斗、示威，以引起多数学生注意、附和并与其一起斗争。而这种方式中共此后屡试不爽。

在共产国际代表和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青年团的团员们不仅攻打巴黎的中国留法学生会馆，而且还围攻使馆、进军里昂，每次果然引来不少附和者。不过，在进军里昂时，引起市民反感，最终法国政府将一百多留学生遣送回国，其中包括蔡和森。

在回国的蔡和森等人的建议下，陈独秀同意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草拟一份宣言，宣告“中共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中共之赞成并加入国民党以从事民主主义革命，乃是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据张国焘回忆，该宣言从此决定了中共的命运，也把中国此后必为俄共所扰乱的命运决定了，而国民党却是在几年后才明白中共加入国民党乃是别具野心。

1922年7月，巴黎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与上海中共取得联系，将其改为中共旅欧总部，并同时成立旅法支部、旅德支部与旅比利时支部，还先后出版了《少年报》和《赤光》油印中文小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由邓小平负责。在法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中共可以尽情痛骂帝国主义；但由于中共刊物喜谩骂，尤其时常批评那些留学生中那些不赞成他们主张的人，而且公开指名道姓，因此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反感。比如曾琦就多次撰文批驳中共。

1923年国庆节时，为唤起爱国运动，他与友人租下Zataria饭店的大客厅，召开国庆纪念会，到会者共计六百多人。不料半夜，周恩来率共党十余人闯入饭店，高举红旗，并大唱国际歌，有意捣乱。后见众人怒目而视，乃绕场一周后，呼啸而去。

经历此事的一些人由此更加认为中共眼中根本没有国家，因此在1923年12月2日，曾琦、李璜等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党”，打出了反共的旗号。“见国际共产主义，因有党的组织，在国内外，皆得青年知识份子暗中趋赴，如不及早起而与之对抗，将令斯大林赤化中国诡计更易成功”。同时并刊发《救国》杂志，专门揭发俄共指挥中共的阴谋事实，指出每个中共党员每月领取俄共津贴七百卢布为生活费，因此称共党为“卢布党”。

之后，一名中青党成员在一同住的中共党员床上睡垫下发现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秘密决议案》，内为第三国际对中共中央加入国民党、如何掌握权力的指示。曾琦得到后，一方面托人将其转给国民党，一方面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联俄容共，并揭破共产党的篡夺国民党的阴谋，称其“毫无党德，影响革命救国的合作前途”。

可惜，孙中山没有听从其他国民党要员的忠告，仍旧采取“联俄容共”政策，最终导致国民党分化。而在欧洲的中共党人针对青年党人，也一改往日虽在理论上辩争但在行动上还在合作的态度，而捣乱所有联合的会议，并造成了两次流血冲突。

1924年春夏间，任青年党外务部长的李璜与曾琦归国，原因是周恩来等旅法共产党纷纷回国，“预料国内的共产活动必日益加强，认为非跟踪追击不可”，并“抱勇士赴难以决心，准备回国与国际共产党奋斗到底”。10月10日，青年党人在上海创办了《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机关报，声称要发动一个“醒狮运动”，“扫除一切家内家外的小窃大盗”。因此，社会上也称青年党为“醒狮派”。

李璜与曾琦回国后，“中国青年党”中央党部于1925年冬从巴黎移到上海，该党的活动中心便由国外转移到国内。在这段期间，李璜在各地发展党员、建立青年党组织，使“中国青年党”组织在国内迅速发展。1926年8月1日，“中国青年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宣言反对“共产党式的包办国事”。

1927年，李璜在上海英租界主持青年党党务，并与张君劢合办《新路》周刊，撰发了《论中共的流寇策略》等文章，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并创办“知行学院”，以训练党的骨干分子。此，青年党在反共上虽然与蒋介石取得了一致，但由于蒋介石坚持一党专制，不承认青年党，所以青年党在反共的同时，也反对蒋介石的“党治”。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李璜向蒋介石提出“政党休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策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但并没有放弃反共。1933年秋，李璜又回四川组织了“四川安抚委员会”，协助四川军阀围攻川陕边界的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9月，他还到庐山面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给予军事援助，并向四川军阀宣传蒋介石围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经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璜被聘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1938年6月至1945年4月，历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三、四届参政员，并任《中国日报》社社长。为了“护党反共”，他积极配合蒋介石的反共政策，筹划“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四川青年党的机关报《第二代》创刊号甚至提出“严厉禁止”共产党的“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抗战胜利后，青年党迅猛发展，约有党员30万。领袖李璜则被选派为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46年11月，他当选为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8年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赴香港，后到台湾，仍任“总统府”资政，并任“中国青年党”主席，1991年去世。而另一位青年党的主席曾琦也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和总统府资政，1951年卒于美国。

可以说，民国时期，正是以曾琦、李璜等为领袖的“中国青年党”坚持不懈地、坚定地反共，才没有使更多的年轻人为马列思想蛊惑；而当年他们对马列和共产党清醒的认识，足以让身受中共荼毒的今人慨叹不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