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華東師範大學就讀、執教前後十四年，印象最深的前輩，乃施蟄存老先生。這並不僅僅是施先生在學術上的聲譽，而更是老先生在數十年淒風苦雨中的從容和鎮定。

要說學術聲譽，施先生與海內外學界所仰慕的著名學者錢鍾書齊名，人稱“南施北錢”，南有施蟄存，北有錢鍾書。其實，這個稱謂並不確切，因為這二位學者都是南方人。錢鍾書是無錫人，施先生祖籍上海松江，可謂地道的老上海。之所以有南北之分，可能是錢鍾書後來在北京出任學術高官，而施先生卻一直在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默默任教。

沒有在大陸經歷過數十年的淒風苦雨，要明白這其中的辛酸苦辣，實在是不容易。不少當年退避到台灣或者有幸在美國受教育的成功人士，如今競相興沖沖地回到大陸去光宗耀祖，那種心境固然可以理解，但在那樣的幸運背後，卻像高山一般聳立着不知多少同胞付出的代價。那些遇難者大都是相當有才情的人士，那樣的才情又是根本無法以在什麼學府讀了什麼學位那類世俗標準來衡量的。

施先生雖然與錢鍾書齊名，但在精神風骨上，卻更與陳寅恪相近，要而言之，叫做壁立千仞。最初知道施先生有如此氣度，是我在“6·4”出獄以後，被下放到資料室勞動的時候。我在那裡看到了施先生做的許多資料卡片，字跡柔中帶剛，筆鋒紋絲不亂。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些卡片是施先生做的，我只是從那字跡上看出做卡片者很不尋常。及至問起，有個老資料員才悄悄地告訴我說，這些卡片出自施先生的手筆。我當時不由哦了一聲，敬意油然而起。緊接着，那位資料員又告訴我說，當年施先生在文革中彎腰曲背地站在批鬥台上遭受凌辱時，照樣風度翩翩。頭上的帽子被打飛掉了，他撿起來，拍拍塵土，重新戴上，從從容容地站回原地，繼續挨批挨打。聽完這個故事，我當即請我一位與施先生相熟的朋友，帶我一起去上門拜訪。

隨着朋友從狹窄的樓梯走上去，走進施先生的房間時，我看到了一個精神抖擻的老人。施先生個子不高，臉色平和。他一面請我們入座，一面趕緊戴上助聽器。聽我朋友介紹過後，老人眼睛一亮，伸過手來與我相握着對我說，我知道你的，讀過你的文章。你現在步我後塵，進了資料室。那地方是變相牛棚。短短幾句話，千言萬語，盡在其中。我當時感動得差點落淚。

跟施先生聊過之後，才知道老人雖然足不出戶，但對外面世界發生的事情，全都清清楚楚。老人問我，進去後關在什麼地方，我告訴他，是第一看守所。他點點頭，對我說，那地方關過很多人。賈植芳以前就關在那裡。還有郇洵美，是死在那裡面的。

老人又告訴我說，那年事發時，有許多人來找他，要他簽名，要他如何如何。他說，我一律回答他們八個字，天下興亡，匹夫無責。

天下興亡，匹夫無責，有着極為豐富的潛台詞。其中最為直接最為簡單的就是，管理國家的人在幹什麼？在位的權力者們在幹什麼？憑什麼動不動就要叫不在其位的人們去謀其政？憑什麼動不動就要叫無權無勢的人們去承擔救國救民的重任？

老人的這八個字，又讓我想起了當年魯迅指責他提倡讀莊子的往事。魯迅是個很有責任感的人，有責任感的人很喜歡指責沒有責任感的人。早在唐朝就有詩人指責過“商女不知亡國恨”。到了後來，讀書人書還沒有讀完，就得“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既然如此，權力者也就不客氣了，一到權力鬥爭白熱化的時候，就使用各種辦法，把學生趕到政治鬥爭的角斗場裡，用孩子們的鮮血鋪平政途。一場血案過了，回頭一看，不由大吃一驚：沒有一個政治精英流血，沒有一個知識精英流血，甚至都沒有一個學生領袖流血。死難者全是一些無名又無辜的普通人。

我想，當年的陳寅恪正是因為看透了這種政治把戲，所以既不去北京高就，也不去台灣躲避，而是不聲不響地在南方選擇了一所學校落腳，最後寫出了千古絕唱《柳如是別傳》。

我跟施先生沒有談起過陳寅恪，但我相信他與陳寅恪是相通的。至少是同樣的目光如炬，同樣的洞若觀火。記得他說起過他曾寫過的一篇文章，責疑所謂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他說，既然是在群眾當中的，那麼為什麼還要出來？假如出來了不肯回去了，那又該怎麼辦？本來都是芸芸眾生，為什麼要這樣的來來去去？

權力者玩弄政治遊戲，一個常見的前提就是，民眾的愚昧。至於權力者玩弄文化人，則是大棒加胡蘿蔔。打過之後，往往小小的一點恩惠，就可以讓剛剛挨了打的可憐蟲感激涕零。唯有像施先生這麼有定力的老人，才會不為所動。有一年，官方給上海的學者頒發大獎。候選人幾選篩選，再三平衡，最後塵埃落定，落到了從來沒有得過任何獎勵的施先生頭上。這要在一般的學術老人，上台領獎不是受寵若驚，就是感恩不盡。然而，施先生走上領獎台，劈面一句：你們這個獎發錯人了。既不感恩，也不拒領，而是提醒發獎者，此獎發錯人了。謙虛也罷，幽默也罷，意味深長也罷，反正聽眾品出什麼味道就是什麼味道。

“6·4”出獄以後，我在學校里的處境非常艱難。即便當局什麼都不做，那些從歷次政治運動中鍛練過來的同事也會心領神會地不斷給我顏色看。施先生先很知道這些高校里的“革命群眾”，私底下一再叫我三緘其口。實在待不下去，施先生十分明確地告訴我，要麼經商，要麼出國。我最後選擇了出國，並且還不是躲進美國學校，而是坦坦蕩蕩地在紐約流浪。當有人來找我如何如何的時候，我回答他們的，就是施先生當年說的那八個字，天下興亡，匹夫無責。

一晃數年過去。我在流浪中完成了我想完成的一些書稿。正當我很想告知施先生的時候，傳來了施先生過世的消息。享年99。應了九九歸一。

在一個冬日的夜晚，我枯坐良久，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我在文章里，將施先生比作是整個時代的最後一道人文風景。作為最後一道人文風景，施先生的不同凡響不是在於經歷了多少苦難，還是在於在其生命在苦難中的開花。有不少經歷了苦難的人們，最後都加入了製造苦難的行列。還有不少靠着販賣苦難為生，以各種各樣的方式。

施先生沒有被苦難嚇倒，也沒有被苦難壓倒。他在苦難中站直了身子，挺直了腰背。他的名片上，除了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之外，沒有其它任何頭銜。不少平反了的右派，全都揚眉吐氣，更有的搖身一變，成了新的權貴。但施先生卻依然低調，並且不曾忘記當年那個把他打成右派的權勢者，說那人欠了他多少多少工資，連最後的零頭都算得清清楚楚。施先生還說，他跟那個權勢者是同齡人，他因此要跟那人比一比，誰活得長，誰笑到最後。施先生最後勝出，比那人多活了六年。在一個最最沒有記憶的民族當中，記性如此之好的受難者，實在是彌足珍貴。

生命在苦難中開花，說難很難，說容易也很容易。與人們喜歡忘記了不該忘記的事情，記住了不該記住的事情不同，施先生總是記住了應該記住的事情，從而將不值得記住的事情輕輕揮去。這樣的品性，不在於學問有多好，也不在於記性有多強，而在於心地的純真不純真。

施先生是個有赤子之心的學者，他有時笑起來的神情，像個孩子一樣。也是這樣的單純，施先生不喜歡過於世故的為人，不喜歡過於世故的文學。記得他曾說起過一段往事，他與錢鍾書一起去造訪詩人王辛笛。王辛笛請他們吃飯，還送給他們一人一本詩集。賓主道別之後，錢鍾書私下裡對他說，這個王辛笛，他的一隻手在寫詩，另一隻手在做什麼呀？王辛笛當時是個銀行家，錢鍾書的意思是暗示詩人的另一隻手在賺錢。施先生對此很不以為然，說，錢鍾書太刻薄。我還記得，有一次曾問起他對錢鍾書小說《圍城》的看法。老人回答說，一句話，洋才子說刻薄話。

施先生也不太喜歡我讀研究生時的導師錢穀融先生在“6·4”後的縮頭縮尾。記得他有一次突然對我說，錢穀融怎麼變得如此膽小了呀？施先生曾將他的書送給我，在上面寫了話，題了字。我事後告訴過我導師，我導師讓我轉告施先生，他也想要。我對施先生說了之後，施先生拿過二本書讓我轉交。我當時接過書，傻乎乎地問施先生，怎麼不題字簽名？施先生回答說，你去告訴他，等我死後，把書賣了，或者燒掉也行。我當然沒有告訴我導師。即便我後來當面批評我導師的時候，也沒有援引施先生的話。

施先生對前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的世故和浮躁，也有過批評。他告訴我說，那個李歐梵，跑到我這裡來，又是錄音，又是錄像，弄了好幾個星期；然後回去寫了本書（即《上海摩登》），裡面全是我說的話呀。有關李歐梵的這種做學問方式，我曾在我的《八十年代中國文學備忘錄》一書裡，有過專門的批評。施先生是個非常透明的人，任何人找上門去請教，都會毫無保留地傾囊相授。他不在乎別人拿去做文章，他痛心的是，李歐梵那本書寫得太浮躁了。

苦難可以把學問壓得彎彎曲曲，但苦難無法壓得住生命的底氣。能夠在苦難中做出學問的學者，不在少數。施先生不同於一般學者之處，在於他從苦難中顯示出來的生命底氣，在於他在苦難中依然保持着的赤子之心。這是許多學者無以望其項背的。如此的從容，如此的鎮定，即便當年批評他的魯迅，也望塵莫及。施先生當年提倡讀莊子，並非戲言。魯迅當年沒有明白此中深意。施先生讀莊子是讀出境界的。施先生的所作所為，頗有莊子之風，榮辱不驚，軟硬不吃，往往能在關鍵時刻以十分幽默的語氣，向權勢者說不。

苦難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苦難中的委頓和扭曲。學問大小無所謂，重要的是生命有無底氣。假如現在要我說一句，在與施先生的交往中悟得了什麼，我的回答是，生命在苦難中的開花。

2005年6月4日寫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