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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访陈小雅：民族情绪容易借什么题发挥 |
| | 十多年来，达赖及西藏流亡政府与汉族知识分子的接触明显增多，西藏问题进入更多汉族知识分子的视野。现居北京的学者陈小雅今年出版了一本新书，提出一系列独特的看法，例如，藏族“精神向南，身体向北”的民族性格，“西藏与内地社会其实是异质同构”等
◆陈小雅／高伐林
“这本书写了两年。期间我几乎坚持不下去，想把草稿和所有资料送人。但最终，我还是自己完成了这本书，感觉是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混战！”现居北京的学者陈小雅，因2005年脑部受伤，近年著述较少。正因为如此，2010年初夏她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著《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更加引人瞩目。在该书上市之后，她在邮件中回答了我提问。
民族情绪很容易借“题”发挥
高：谈到西藏问题，让人们常常感到困扰的是，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搅合到一起——新疆问题也有类似困扰，你认为这两者的关系如何？
陈：人类分为不同的民族，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赋予一定人群的特性；人类分为不同的宗教群体，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发展历史交互作用的结果。有差异就会有矛盾，即使有一天世界大同，还会有男女的矛盾，老少的矛盾。差异越大，矛盾的结构越复杂，不同民族加上不同宗教，矛盾本身就更复杂。多民族国家本身是自然、历史和人类经济活动和文化交流的产物。在这类国家形成时，各民族并非都是出自心甘情愿，也并非都是被迫。
成吉思汗征服西域和吐蕃有一个背景，那就是他的政策：如遇抵抗，一旦城破，则一个不留；如果归顺，除了纳贡，则一切照旧。他走出蒙古高原时，也真的做出了示范，开始是大片的屠城，以后威名在外，便势如破竹，横扫欧亚。再后来，忽必烈将西域各民族和吐蕃旧部带入了中华民族，在大部分时期，各民族相处还是很好的。蒙族人畜牧，女真人狩猎，汉族人农耕，藏族人农牧兼营，在这些民族之间，有一个很会做生意，也很讲信义的民族——回族，把不同民族的物产进行交流，人们互通有无，在东亚大陆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的经济互惠体系，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辛亥革命提出“五族共和”，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有这样一个背景。
再则，民国政府为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了令人感动的努力，但中共接掌大陆政权后，为了意识形态战争，不承认其合法性。例如，将有西藏代表参加的那次国民大会称为“伪国大”，这是割裂“中华统绪”的危险动作。这正是藏独运动可以利用的。
从小学到大学，我的同学中都有少数民族（回族、瑶族、朝鲜族、土家族）。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中国政府一直奉行的是优待少数民族政策。这使我们从小就视他们为“珍宝”！所以，不存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对立和歧视。但与中国历代的情况一样，这并不妨碍执政党（执政民族）垄断其他民族地区的统治权力。现代人都知道，在国家机关中，处级以上正职必须是中共党员。这其实是从蒙族和满族统治者那里学来的。在元朝的官制中，有个叫“达鲁花赤”的官名，这是个什么官呢？就是中央政权以下的各级行政首长，是正职。副职一般由汉人担任，叫总管、知府州尹之类。次官一般由“回回”担任。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也有类似严格等级。共产党没有这样的民族限制，但有党籍、阶级限制，说明也是少数统治。同时，它也没有真正施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许诺，这是有目共睹，而并非无关紧要的。所以，少数民族有意见，是肯定的。但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民族或宗教问题。“文革”在少数民族地区造成的灾难也是一样，这都是政治的欠账。由于有这些历史欠账，又没有兑现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法许诺，所以，民族情绪很容易借“题”发挥。
那么，今天的这个“题”是什么呢？是一个大问题，我把它称作“现代化—全球化”时代民族生存竞争能力的问题。不论是西藏问题，还是新疆问题，其实和中国文化、中国人所面临的总体问题都是这么一个。（未完待续）
注释：
1，藏民族“精神向南，身体向北”：是陈小雅在《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她认为，藏民族处在中印两大古老文明的交汇点，这使得藏族在精神上倾向位于南边的印度，在追求生存和财富的实际活动中，却是向北、向东，即向中华文明的版图扩张。
2，藏汉“异质同构”：陈小雅在本书中提出，民主改革（1959年）前的西藏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内地社会，二者看来差异很大，其实结构相同：
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同是国家“宗教”的权威和诠释者；由于政治特权的存在，“权力寻租”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文化上，二者都是“一花独放”，使得文学、艺术、宗教、医学、天文等等文明成果，不得不托庇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陈小雅在书中说：
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的背景，当我看到无所不在的、热烈的宗教氛围时，难免会想起文革时期的“红海洋”；当我阅读藏传佛教各宗派之间的内战史时，难免会想起文革各派之间的“语录仗”；当我发现原始苯教得以借佛教之身还魂，而佛教和苯教结合方能在雪域扎根的解说时，难免想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命运……
不仅如此，在西藏，寺院办经济，与“党经营产业”、“产业办社会”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藏人踊跃送弟子出家，喜欢把田产赠与或托庇于寺院，与内地人争取入党，农村人口向往城市户口、“集体所有制”向往“全民所有制”、“体制外”向往“体制内”……均有相似的诱因。而无论是古代寺院从王朝包养的“大锅饭”转变成百姓“承包制”的改革；还是近代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们遭到的厄运，也与我们所熟悉的内地社会大同小异。最有趣的发现，莫过于僧侣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噶厦政府中法定的僧人任职比例，到普通喇嘛在民众婚丧嫁娶事业中如同政治思想工作般的“念经”……每每都使我想到党的作用，及其无处不在的身影；而十四世达赖全球劝善的讲演，更使我想到从来不曾忘记的《毛主席语录》。
陈小雅问道：问题是，许多现象，在内地疯狂了数十年后遭到鄙弃和否定；而在藏地，却延绵不绝了几百上千年，在人的心理深处至今仍未动摇，是什么原因呢？
陈小雅小档案
陈小雅，1955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已出版著作有《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中国“丈夫”：毛泽东的情事》、《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地下的热泉——过渡文化的十年（选章）》、《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汉尼拔》等；主编有《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政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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