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皇子的老師，先後有張英、熊賜履、李光地、徐元夢、顧八代、法海等人，均為滿漢宿儒。他們都是經玄燁親身試用，反覆考察後才入選的。康熙希望通過嚴格的教育，使諸子成才。然而，康熙帝重視對皇子的教育，卻忽略了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項“尊師”。

      　　康熙帝最嚴重的教育失誤
      　　玄燁教子中，品格教育是一薄弱環節。在這方面，他不僅缺乏切實有效的措施，甚至有時還因自己的不當言行，給皇子以錯誤導向，無形中助長了他們的不良意識和思想。尊師問題，就是最明顯的一個方面。

      　　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玄燁決定讓詹事府詹事湯斌、少詹事耿介、吏部尚書達哈塔等三人，“朝夕於皇太子(胤礽)前講書”。當月初九日，三位老師輔導胤礽學習的第一天，玄燁當着胤礽面，考問湯斌、耿介有關書經中的典故與詞語，並令湯斌背詩，結果湯、耿二人或不能答，或背不全。(《康熙起居注》第2冊，第1637、1641頁。)玄燁在胤礽面前故意刁難其老師，近似侮辱的作法，不利於對胤礽的教育，很不明智，但如果考慮到湯、耿二人雖是太子之師，但終究是皇帝的奴僕，此舉也就不足為怪了。

      　　當時正值盛夏。湯斌、耿介等都已年邁，每日在太子書房陪侍，從早上直到薄暮。長達十幾個小時內，他們大部分時間是侍立書房東側，每逢與胤礽講話，或為胤礽指定背誦章節，都須首先下跪，捧接經書後，等胤礽背誦完畢，才起身退立原處。胤礽偶爾讓他們坐一下，也要叩頭謝恩。即使年輕力壯者，在酷暑高溫之日，精神高度緊張地持續勞作十餘小時，也難以堅持始終，更何況這些老人!《康熙起居注》中記載了當時的情形:“時盛夏初伏，溽暑炎蒸。皇太子凝神端穆，冠服嚴整，儀度從容，伏案作書，持筆甚敬，而湯斌、耿介常常昏倦，幾至顛仆。”“於時日已正中，甚暑。皇太子不揮扇，不解衣冠，端坐無惰容，而達哈塔、湯斌、耿介不能支持，斜立昏盹而已。”(《康熙起居注》第2冊，第1642、1644頁。)胤礽剛過13周歲，精力旺盛，酷暑中堅持學習，自然算不了什麼，而且他一直是坐着念書習字。但湯斌等三位老師，若非實在不能支持，絕不會在皇太子面前“斜立昏盹”，這種“非禮”表現，很可能招致重罪。他們如此失態，恰恰表明其身體承受力已到達極限。起居注官如實記下當時的情形，使太子與湯斌等人形成鮮明對照，旨在褒揚胤礽的刻苦精神，但實質上，這是對玄燁教子中存在弊端的真實寫照和揭露。

      　　令人驚訝的是，對於胤礽不尊敬、善待老師的行為，康熙不僅默認，還着意為之辯護。六月十一日早，胤礽習字時，侍立於側的耿介突然暈倒在地。玄燁得知後，派侍衛到皇太子書房向老師們傳旨:“向來講書，爾等皆坐。今以皇太子委付爾等，應坐應立，宜自言之。爾等侍立，朕焉得知?凡大臣啟奏時久，朕皆賜之坐論，起居注官皆知之。皇太子欲賜坐，未奉朕諭，豈敢自主?”達哈塔趕忙回奏以作解釋:“臣等學識疏淺，不敢當輔導重任，是以臣等自行侍立。”(《康熙起居注》第2冊，第1646頁。)胤礽身為太子，當然有權令老師坐講，況且他也這樣做過，只是次數極少。他明明看到老師的疲憊之態，卻讓他們長時間侍立一旁，而玄燁並未指責一句，反將責任攬到自己身上，並有埋怨湯、耿之意。這種做法，只會促使胤礽其後遇到類似事情時，更加為所欲為。

      　　湯斌等人僅為皇太子“早晚講讀”了四五天，便先後病倒。不久，湯斌因“擅用(實際上是奉太子之命)硃筆錯圈太子倣內甚好之字”而被參劾，加之當時朝內黨爭相陷等複雜因素，受到降級處分，耿介則被革職。玄燁擇選大臣日輔太子左右的計劃，徹底失敗了。

      　　時隔三載，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玄燁率軍赴塞外與噶爾丹作戰途中，突然發起高燒，病勢較重，特從京城召來皇太子胤礽和皇三子胤祉。胤礽見到正受病痛折磨的皇父，竟絲毫無動於衷，玄燁“以允礽絕無忠愛君父之念，心甚不懌，令即先回京師”(《清聖祖實錄》第147卷，第22—24頁。)。胤礽對皇父的這種冷漠態度，與其三年前不體恤年邁老師的行為一脈相承，玄燁自食教子不當的惡果，這大概是第一次。

      　　對於其他皇子的老師，玄燁求全責備，更有甚之，而由此給皇子們造成的不良影響，也具有普遍性。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玄燁在瀛台教皇子們射箭，隨去的皇子之師徐元夢因不善騎射，遭到“蜚語詰責”。徐元夢進行解釋後，玄燁“震怒，命撲責，被重傷，命籍其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而，為了不耽延皇子學業，徐元夢受重傷的當夜，玄燁“命醫二人治其創。翌日，復召詣皇子書堂。時大雨，(徐元夢)裹瘡至宮門，跪泥中，見御前侍衛，即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五百金。望聖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尚能勝甲兵效命。’眾皆掩耳去之。有關保者最後至，斥公(指徐元夢，下同)而入，盡以公言奏”。玄燁“立赦公父母，則已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徐元夢遂復職，“仍侍皇子”。(《國朝先正事略》第9卷，第262頁。)這時皇子們還都年幼，玄燁當着他們的面，對其老師大打出手，下令籍沒其家，將其父母流放黑龍江，這一切會在皇子們稚嫩的心靈上留下很深的陰影，使其本能地意識到自己的高貴身份與老師的下賤地位。如此情形下，何談再讓他們尊重師長!當然，玄燁重懲“不能挽強”的徐元夢，也是故意做給諸子看，使之引以為戒，學好弓箭技藝，但客觀上，卻在更為重要的方面收到相反效果。這一事例真實地反映出康熙朝皇子之師的可憐處境。儘管玄燁最終動了惻隱之心，將徐元夢復職，其父母也免於流放，可是由此帶給皇子們的消極影響和作用，則是玄燁永遠無法挽回的。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二十二日，玄燁離京，開始第六次南巡。二月初七日，“御舟泊臨清州堂邑縣李官營”，玄燁收到胤祉等12個皇子、皇孫自京城發來的請安折。他在折上做了如下硃批:“讓隨朕前來的三個小阿哥念書，經朕看試，伊等皆不明文義，生疏而不流暢，這俱由徐元夢不盡心教誨所致。見今在這裡反覆誦讀，大有長進。擬將徐元夢革職，當着全體阿哥之面，由乾清門侍衛杖笞三十板。令伊於朕外出期間，勤勉教誨在京阿哥。如若徐元夢仍履復轍，再加板笞之，斷不寬恕。”(滿文硃批奏摺，胤祉等奏，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初五日。)

      　　二月十一日，胤祉等八個皇子向皇父奏報:“臣等傳諭內務府總管凌普，將徐元夢革職。並傳旨徐元夢，在臣等共同看視下，由乾清門侍衛輪換而為，將徐元夢着實杖笞三十板，並交付道:‘(我等)皇父外出期間，爾須盡己所能，勤勉效力，教在家小阿哥們念書寫字。’徐元夢所奏認罪之言，臣等未予承領。”玄燁閱後硃批:“知道了。”(滿文硃批奏摺，胤祉等奏，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十一日。)胤祉等皇子中，很可能有人曾是徐元夢的學生，或者依然從學於徐元夢。當徐元夢教授他們儒家典章，為他們講釋尊師愛友之道時，大概不曾料到，自己會在學生的指揮、看視下，遭到眾人的羞辱，忍受杖笞之痛。

      　　第二次廢黜皇太子後，玄燁曾斥責胤礽“舉動乖張”，即如對掌院學士徐元夢，竟“在朕前背立以手指伊，詈及父母推入河內，復引出毆打”。(《康熙起居注》第3冊，第2483頁。)此刻，玄燁顯然早已忘記他本人動輒將徐元夢的父母發配流所，並讓皇子們共同看視對徐元夢杖笞的事實，更不會想到這與胤礽的“乖張”表現之間，存在着因果關係。

      　　還應看到，八旗制下，皇帝與所有旗人均為主奴關係。徐元夢隸屬於皇帝自將三旗之一滿洲正白旗。他雖是諸皇子之師，但無從改變其奴僕身份。玄燁讓諸子看視杖笞徐元夢，折射出主人對奴僕的凌虐蔑視。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雍正帝胤禛之子與老師們初次在書房見面，胤禛遣內侍總管傳諭:“皇子見師傅，禮當拜。”當皇子們遵旨行禮時，老師們“固辭不敢當，遂行揖禮”(張廷玉《澄懷主人自訂年譜》，第20頁。)。自此，皇子與老師相見，互行揖禮，遂成一項定製，為雍正以後各朝所遵行。這說明在康熙朝，玄燁並未定立過類似的規制，而胤禛對此明確降旨，可見他已認識到乃父在這方面的疏忽。雖然這是形式上的禮節，無法代替尊師重道之實，但最為重視皇子教育的玄燁，卻將此完全置之腦後，實在令人詫異。事實上，沒有任何尊師觀念的皇子，不可能對自己的父兄長輩真正懷有孝義之心，因為兩者密切相聯，很難截然分開。這一顯而易見的道理，玄燁竟沒有認識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玄燁教子費盡心血，根本目的就是為吸取“古昔賢君，訓儲不得其道，以致顛覆”的教訓，(《康熙起居注》第2冊，第1638頁。)使皇太子能接好他的班，諸皇子能成為他的得力助手，父子兄弟同心協力，鞏固清朝的統治。但結果卻適得其反，皇太子胤礽被廢黜，諸皇子激烈爭奪儲位，他精心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兒子，客觀上竟成為其晚年統治中最大的掣肘因素，嚴重妨礙了皇權的集中與鞏固。

      　　皇子們諸如此類的表現並非偶然。由於他們是被作為統治王朝的接班人而培養，因此所受品德教育勢必帶有很大局限性，而其高貴的身份，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權勢，統治階層巧取豪奪的榜樣，以及包括建儲制度在內各種制度的漏洞，都在助長他們的貪婪與私慾，為其揮霍無度，覬覦儲位，拉黨結派，提供了便利條件。這是其所處環境與時代造成的必然結果，不以玄燁的個人意志為轉移，也不是任何教子舉措能夠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