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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的信主見證中所表現出的違背基督教基本教義的地方我已經在前面大致討論過了。但是其中的一個大謊言我感覺似乎還沒有說透，就是柴玲今天突然謊稱她是撤離的帶領者。因為就撤離來講，至今眾多親歷者和關注六四的人們還在爭論不休，其中的焦點人物之一當然是柴玲，而重中之重就是撤離。既然柴玲今天突然又有了一個她二十年來從未有過的說法，那麼我個人認為當然有必要再把這個問題重新審視一下，並試圖做些稍微全面點的分析，以求能夠說明問題。

柴玲在她的信主見證中說：“６月４日清晨，在多數同學決定撤離時，我們指揮部帶領着最後5000名學生中的許多人，走出了廣場。”

對於那些對六四事件不是很了解的人來說，如果看了柴玲的這個說法，一定會認為柴玲是學生撤離的領導者、主使者，因為“帶領”的含義是再分明不過的了。因此柴玲就會給人造成這樣的印象，她在最後的緊急關頭起到了主導作用，是她作為指揮部的總指揮把學生們帶離了險境。也許，甚至會有人認為柴玲是那五千學生的拯救者。而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一）首先，就在柴玲的同一份信主見證中，她都可以說出互相矛盾、前後不一的話，例如她說：“今天晚上，我們就是站在祖國最前線的螞蟻。因為我們的死亡，會換來一個自由民族的誕生……”

試想，同一個人在前後相距也就是幾個小時的時間裡怎麼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今天晚上”才說過“我們就是站在祖國最前線的螞蟻。因為我們的死亡……”，怎麼“６月４日清晨”就有了“我們指揮部帶領着最後5000名學生中的許多人，走出了廣場。”呢？這中間，從準備“死亡”到“帶領”學生走出了廣場是怎麼發生的？一個總指揮怎麼會在那麼短的時間裡產生了那麼大的兩級變化？而如此之大的事關生與死的變化之間居然會毫無中間環節？這過渡也太過於跳躍，太過於突然，太過於不合情理了吧？而這“死亡”云云是當時說的，這“帶領”云云是現在說的，這兩者之間哪一個才是事實？哪一個必然是謊言？

（二）就撤離的前期，也就是從五月二十七日到六四前的這段時間來看，柴玲是撤離的最主要的反對者之一，並在這段時間裡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據劉曉波後來的回憶說：“五月二十七日在社科院政治學所開過一個會，王丹、柴玲、封從德等都去了，大家都舉手同意撤出廣場，而且決定當天晚上由王丹、吾爾開希和柴玲他們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撤離廣場。但是，因為柴玲回廣場後變卦，新聞發布會沒有開成” （1）

柴玲自己是這麼說的：“二十七號的決議是所謂“愛國維憲各界聯合會議”決定的。他們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當時我也在，但是我沒有很明確地意識到這麼大的危害力。當時興奮點集中於有些人要通過運動樹立起自己的形象，什麼的，而且我沒有堅決抵制這種東西。我就想告訴大家，現在廣場是我們唯一的陣地了，我們再失守這個陣地話，那麼中國就要復辟了。” （2）

（三）再從後期，也就是六四那天來看，柴玲仍然是力主堅守者，對撤離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周舵在回憶中說：“六.四凌晨，那時已經打槍打得一塌糊塗了。午夜一點鐘，……
廣場的大喇叭里，一邊是學生領袖柴玲在領頭宣誓：“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 （3）

吳仁華：“四周的槍聲越響越近，犧牲的氣氛籠罩了整個廣場和每一個人的心靈。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的帶領下，全體人員起立，莊嚴地宣誓："我宣誓，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真正的繁榮昌盛，為了偉大的祖國不為一小撮陰謀家顛覆，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喪生，我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人民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 （4）

再看看劉曉波先生是怎麼說的，劉曉波說：“當時就商量了一個辦法，找戒嚴部隊去談判。我們派兩個人，再跟柴玲他們商量，叫他們也派兩個人，一塊兒以我們四個人的名義和廣場指揮部的名義去跟戒嚴部隊談，叫他給予我們時間，我們撤離廣場。” （5）

劉曉波：“我們找到柴玲，希望他們廣場指揮部派一個人跟我們一起去和戒嚴部隊談判，他們不同意。” （6）

封叢德：“我們指揮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們可以去談判，但只代表你們，你們作為第三方，不能代表我們指揮部。” （7）

侯德健：“當時柴玲就跟我們講，說趙紫陽和閻明復聽說要希望學生能留下來堅持到天亮。劉曉波就告訴她說，我不管這個事情是真的是假的，沒有任何人有權利拿現在廣場上幾千上萬的學生的生命來作賭注！” （8）

周舵：“我和侯德健正要出發去找戒嚴部隊談判，德健忽然說，是不是把柴玲拉上？我說你試試看吧。過了一會兒他跑回來，氣憤地說，媽的，她不肯去，她說她是廣場總指揮，不能離開！” （9）

（四）要撤離就必須說服不願意撤離的同學，可是在侯德健、周舵等出面和戒嚴部隊談判之後，勸說學生們撤離者中仍然沒用柴玲。是劉曉波、侯德健、周舵等用學生廣播站的廣播對同學們進行反覆勸說的。

周舵說：“我們在廣播裡反覆動員，我先講，然後侯德健、劉曉波、高新全講了，一定要讓大家撤。” （9）

封從德說：“三點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絕食四君子趕到廣播站，要勸說同學們撤離。”、“接下來，「四君子」開始勸撤了。滔滔不絕有半個小時。停頓之間，紀念碑上一片沉寂；凝重的夜色中，火光與槍聲如除夕的炮丈，從遠處傳來。” （10）

即使在這之後的學生口頭表決過程中也看不到柴玲對撤離表示認同，更看不到她對此有任何作用。封從德說到最後的學生口頭表決時的柴玲是這樣的：“這時，劉光非常清醒地催促我：「必須作個表決！趕快！趕快！」話筒在我手裡。柴玲蜷在我旁邊似乎睡著了，我不忍心去驚動她。” （11）

即使是最後主持了學生們口頭表決並宣布撤離結果的副總指揮封從德也沒有說過“帶領”學生撤離廣場，他有關的話是：“撤離時同學們非常沉默，速度十分緩慢。走下紀念碑，向東南形成一股龐大而緩滯的人流。我夾在這人流中，默默然，一種決戰後的疲憊，幾絲對未來的茫然。”（12）

從以上多位親歷者的所言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是在撤離的前期，還是後期，柴玲所表現出的都是力主堅守，而不是撤離。以至到最後的勸說、口頭表決都沒有柴玲對撤離的認可，更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柴玲也從來沒有提到過她是否同意過最後的撤離，更沒有說起過她帶領學生撤離。那麼今天，柴玲又憑什麼說當年一貫反對撤離的她是撤離的帶領者呢？

（五）而且，從柴玲所說的“最後5000名學生”這個數字來看，也能看出她的前後不一，起碼是對這個數字很不負責。首先，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親歷者能夠給出一個準確的數字，而且恐怕永遠也沒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了。

其次，即使在撤離前柴玲對廣場上最後的學生人數有一個比較準確的估計的話，但是如果按照柴玲現在的說法，她是撤離的帶領者，那麼她所處的位置勢必是在隊伍的前端。封從德、張伯笠等人也多次強調過柴玲走在撤離隊伍的第一排。如果柴玲真的是處在這麼一個位置，那麼她怎麼可能知道後面的情況？後面所有的人都撤離了廣場了嗎？柴玲當時是不知道的，這有她自己的錄音講話為證。

在脫離了廣場之後的頭幾天裡，逃亡途中的柴玲作了錄音講話，輾轉送到香港播放。其中柴玲說：“我是柴玲，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着。自六月二號到六月四號這段時間整個廣場情況，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可是我們事後才知道，我們仍然有些同學，他們對這個政府，對這支軍隊還報有希望。他們以為頂多是軍隊把大家強行地架走，他們太疲勞了，還在帳篷里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碾成了肉餅。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12）

當時都是“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的柴玲，怎麼現在又給出了這麼一個數字呢？

另外，既然柴玲當時說“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怎麼會聽信死了四千多的說法？說這話的難道是比柴玲還更有資格的評論家？如果死了四千多為真，也就是5000人中的大多數都死了，那麼5000名學生的許多人怎麼又走出了廣場呢？

可見，從實質意義上講，柴玲不是撤離的帶領者；從數字上講，5000也是個看似非常精確但實際上卻很不可靠的數字。總之，“６月４日清晨，在多數同學決定撤離時，我們指揮部帶領着最後5000名學生中的許多人，走出了廣場。”這句話是個謊言。也就是說，受了洗信了主的柴玲先在上帝面前撒了個大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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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members.multimania.co.uk/ ... Min/ZhangMin011.txt
（2）http://tsquare.tv/chinese/film/ghp08.html

（3）http://www.bullogger.com/blogs/water/archives/284884.aspx

（4）http://boxun.com/hero/201004/wurenhua/3_2.shtml

（5）、（7）、（8）http://tsquare.tv/chinese/film/ghp10.html

（6）http://members.multimania.co.uk/ ... Min/ZhangMin011.txt
（9）http://www.bullogger.com/blogs/water/archives/284884.aspx

（10）、（11）、（12）http://www.*/XHC/show.php?bbs=11&post=1062534

（13）http://tsquare.tv/chinese/film/ghp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