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远了，再回到四九年的香港。爷爷父子三人到了香港后, 找到了家中的老朋友袁主教，经他的安排把爸爸和二叔被送进圣类斯中学(St. Louis School)寄读。圣类斯是天主教教会学校，家长每周可以去探望一次,寒暑假才能回家。住校生全部睡在一个大厅里，每天九点关灯睡觉，早上六点意大利神父大声拍手叫大家起床。很短时间内就要洗漱完毕下楼做祷告，然后才吃早餐，每天都是一样的椰汁粥和盐水绿豆芽。两个从小在奶妈丫头照顾下长大的小少爷，要学习照顾自己和适应学校的集体生活，十二岁的哥哥就担起了照顾九岁弟弟的责任，也是从那时起，爸爸挑起了以后几十年“长兄为父”的担子。我们常听过那时二叔背不了英文单词，气得主教让他把字典煮了来吃的故事，当时又有谁能料到他后来的博学多才呢？所以“从小看大”这句话也不完全有道理。

而爷爷这位在家有佣人，出门有勤务兵，大事小事有奶奶操心的大少爷，忽然要担当起照顾儿子和承担生活的担子，也是一时手足无措，很难适应。

在香港上学时有一位同学姓陈，上海人，长的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的，喜欢和爸爸二叔一起玩。他也是刚从大陆逃难出来的，也不懂广东话，富家子弟，没有市井生活应变的机灵劲，香港同学欺生欺负他，因为境遇相同，他和爸爸兄弟俩很贴近，一起应付学校的生疏环境，尤其是对爸爸很佩服。看样子他家里很有钱，经常通过他给老师送礼，一盒一盒的，都写上“笑纳”，二叔说“笑纳”这个辞就是这时学会的。相处的时间久了，知道了他是陈立夫(“蒋家王朝，陈家党”的陈氏兄弟之一）的儿子。

有一次，爸爸问他：“你见过蒋总统吗？”他吞吞吐吐不肯说，被逼急了，才说“见过”。爸爸又追问：“你怎么称呼蒋总统？”他说：“我叫他蒋伯伯。” 后来爸爸二叔离开香港，就与他失去了联络。

我还看过一张照片是爸爸二叔还有另外两个男孩在香港中环汇丰总行的铜狮子前照的，四个小帥哥穿着笔挺的西装校服和皮鞋。爸说那两弟兄姓孙，记不清他们是孙连仲还是孙立人的孙子了，总之他们的爸爸叫孙祥德。好像台湾的麦当劳总代理就是其中一人，洋名叫孙戴卫，那时候一起玩过一段时间。

这样过了两年多，听说国内形势稳定了，几十年来中国第一次不打仗了，共产党统战部在海外四处游说国人归国，很多当时外逃的知名人士纷纷归去希望能为新中国建设出点力。香港当时只是巴掌大的一块殖民地，没有新中国的生机勃勃，在统战人员的力劝下，爷爷把日夜思念母亲的爸爸二叔送回了成都，回到了奶奶身边，爷爷自己也开始做些生意，就留在了香港。

这一归去，又改变了爸爸和二叔的命运。以后的二十年，中国经历了比打仗更大的浩劫，人的自尊被践踏了，道德观被颠倒了，连人性都被扭曲了。我们家每次运动都是被整对象，尤其是父亲兄弟逐渐长大，就理所当然地被纳入了“阶级敌人”的候补行列之中（他们经常自嘲说：肥猪养够秤了），动辄得咎，总之不对。有时候他们和奶奶说："当年不该把我们从香港送回来"，奶奶说了一句让人心痛的话：“谁知道中国会被他们祸害成这个样子！连彭德怀这样的抗日名将都被他们整死了，日本人没做到的事, 他们都做到了!”。

然而,但夺不去的，是父辈野活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和对生活的兴趣和热爱。

我长大后也听父辈感叹说，当年他们如果去了台湾会如何如何，当年如果留在香港又怎样怎样。我就劝他们，人生有很多的转折点是当事人无法意识到的，他们那一天如果随老蒋去了台湾，会不会飞黄腾达不知道，说不定会成了一事无成的公子哥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如果没有回国，留在国内的奶奶和家人的日子肯定会更艰难，可能比杜家在国内日子还更不甚。爸爸二叔回国帮奶奶挑起生活的担子，在风风雨雨中陪伴她走了几十年，孝顺她老人家到最后，爷爷也能够从香港在经济和物质上稍微救济国内家人的生活。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在父辈心中那将会是个多少钱也买不回的遗憾。而这段划时代的，令人刻骨铭心更回味无穷的人生阅历，赋予父辈智慧，让他们能处乱不惊地对待人生和教育后代。.

当年去了台湾海外的后人们，现在很多都在找回大陆发展的机会。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谁又预料得到今天的中国气势如虹？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捉弄世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角度，永远滚滚不停地向前。当年两岸不共戴天的仇恨在后人眼里慢慢变得渺小甚至无谓，再过六十年，历史又将怎样定论国共之争？ 大中华又将会是如何？

写到这里，才发现离题远了。就当是一篇杂乱而又真实的故事吧。

奶奶常说：“世事无常，做人要提得起放得下。”怎样才能做到提得起放得下？万法唯心，心外无法，我相信冥冥之中，世间万物都是有因果的。

最后，感谢二叔这几天从记忆深处搜索出这些宝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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