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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道德分析（上）》中使用了罗尔斯的正义论作为分析的工具。在我看来，罗尔斯的正义论没有跳出“分配（再分配）的正义”（以下简称“分配论”）的窠臼。

分配论把社会正义的领域等同于分配的领域；因此，在分配论看来，社会正义的问题就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如何合乎道德地、妥善地分配（再分配）社会福利和负担的问题。

艾丽斯•扬在《正义与差异政治学》指出：分配论的两大弊病为：

其一，忽视了导致不正义的社会结构、程序和实践。其二，没有认识到把分配论延伸到非物质的物品和资源时存在着逻辑局限。

先说第一点：对社会结构、程序和实践的忽略。分配论采用了个人主义的看法，把人们和他们所占有的商品之间的关系看作外在的、肤浅的；把人与人之间关系简单化为一种比较关系，即占有商品数量上的比较；而完全忽略了导致社会不正义的体制性环境。正是这种体制性环境作用于分配机制——分配什么、如何分配、谁来分配、谁来接受，以及结果如何，等等。

例如，经济上的不平等问题。扬认为分配论常常省略了对于决定经济关系的决策结构的分析。她指出：经济上的压迫并不仅仅是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占有更多财富和获得更多收入；和占有多少同等重要的是企业和法律上的结构和程序，这些结构和程序赋予某些人权力来为成千上万的人做出经济方面的重要决定。这个决策结构的运作保证了经济不平等的现状得以繁殖和再生。

关于第二点，扬认为分配论是误导的，因为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与其被理解为东西（因而可以被分配），更应该被理解为规则的作用、关系和程序。

比如，权利和机会，二者都不是可以占有的东西，分配和再分配它们就不能和分配和再分配收入一样。权利不是东西，而是关系。权利更多地在行使中而不是占有中实现。经常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可以拥有某种权利但是却不能行使这种权利，因为某些具体的社会约束条件的限制。例如，一个贫穷的人有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但是他聘不起好律师，因而他无法行使这项权利。

类似的，机会也是在利用中得以实现的。人们可以有某些机会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实践的局限，他们实际上不能真正利用这些机会。例如，在北美，原住民拥有受教育的机会。然而，他们的学校通常教学质量差、资源有限、他们较少能够获得课外辅导和接触电脑的机会；如果他们的孩子到聚居区之外的学校上学的话，他们又会因为强烈的文化冲击而感到很不适应。结论：原住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不等于他们能够真正利用这一机会。没有被利用的机会和没有被行使的权利一样，不具有实际意义。

因此，扬把社会正义定义为“消灭体制性的统治和压迫”。另一个学者阿格尼斯•海勒认为：正义首先是公民权的特质；在这种特质中，人们集体思考在他们的体制和行动范围内的问题和议题，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免受压迫和统治，且带着互惠互利和对差异的宽容的态度。如果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社会的不正义不仅仅包括不公平的对商品和资源的分配，而且包括任何标准、社会条件、社会程序或社会实践阻碍或限制一个人完全地参与到社会中，或者说，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公民。

从这样的社会正义观点出发，前一阵子加拿大的麦考林杂志炮制的Too Asian 事件就一种社会不正义的表现。利用新闻实践来（鼓吹）限制亚裔加拿大学生完全地行使他们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限制亚裔加拿大学生充分利用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是该事件的性质。而导致这种社会不正义的根源在于加拿大压迫性的社会结构。要消灭社会的不正义，分配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如果昭君只是从分配论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道德分析的话，我认为，这种分析也将会是“盒子中的思维”，相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