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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片

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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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别却江南路：战犯之子文贯中的故事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文贯中教授与当过战犯的父亲文强，在抵达“而立”之年前的人生，有天渊之别。文强成长的年代，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人们能够自主寻求真理之路；而到了文贯中成长的年代，真理之路已经被官方垄断，个人只能亦步亦趋，稍有独立见解，就大祸临头 ◆高伐林　　将文强与文贯中抵达“而立”之年前的经历做一比较，是一件不无意义的事。　　文强18岁：考入黄埔四期，入团，转成中共党员，入国民党；　　文贯中15─18岁：苦苦争取加入共青团不可得，一气之下宣布放弃；　　文强20岁：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军三师党委成员；　　文贯中20─21岁：先为黑五类子弟，后被打成“反动学生”，关进“牛棚”；　　文强29岁：当报纸总编、办通讯社，被聘为中校教官、上校参谋；　　文贯中29岁：以东北知青身份调回北京待业。　　当然可以说，时代风云有起有伏，看各人赶上了哪一段；也可以说，头衔、地位并不能完全体现生存质量和人生价值；但是有一点毋庸质疑：文强成长的年代，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人们能够自主寻求真理之路；而到了文贯中成长的年代，真理之路已经被官方垄断，个人只能亦步亦趋。母亲　　文贯中说：“父亲第一个夫人周敦婉死得很早，留下遗嘱要他娶第二个夫人葛世明——就是我的亲生母亲。父亲命中无女，五个孩子都是儿子，我是老四，现在只有我在美国，其他兄弟都在国内。大哥二哥一直在湖南农村，大哥致中比我大十几岁，现在洞庭湖旁的南县，二哥四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三哥一中，长期在安徽农村；弟弟定中在新疆十几年，现在北京经营餐饮业和搞古董收藏。”

文贯中的母亲葛世明于五十年代初绝望自杀。（文贯中提供）

　　文贯中的外公家是宁波鄞县的大户。他母亲葛世明出生时，外婆因双胞胎难产而去世，两个孩子倒顺利产出。外公为双胞胎姊妹各找了个奶妈，母亲的奶妈，就是后来把文贯中兄弟抚养大的阿婆。　　文贯中说，母亲小时由外公包办订亲。她上过宁波的私立女子中学，追求自由，观念上就和外公有了冲突。母亲在同学（我叫她陈妈妈）帮助下假装投甬江自杀，逃婚到了上海，完成高等教育，为此也一直没有与家人联系。　　文强与葛世明在1940年代初结婚，1948年，文强去徐州打仗，家眷到了台湾。文强被俘后，一心以为根据日内瓦公约，停战6个月内双方会交换战俘，托人捎出一封信来，要妻子快来营救他。葛世明从台湾赶去淮北、鲁南和苏北，颇有孟姜女寻夫的意味，到后来只能变卖首饰和衣服，有时甚至跟乞丐抢吃食。　　陈妈妈后来写信告诉葛世明，上海马上要封港，提醒她不要让丈夫、本人、老人孩子分在三处——至少应该让两方团聚，然后等待与第三方团聚。她的本意大概是劝葛世明回台湾，但是葛世明的决定正相反：发了一份电报到台湾，要阿婆带孩子立即来上海。　　不到三岁的文贯中，就这样从台湾回到大陆，正是上海易手前夕。葛世明在苏北苦寻丈夫不得，蓬头垢面、满脸憔悴地回到孩子身边。第一件事是要谋生，她便去上海很有名的立信高级会计学校补习，很快将十多年以前学的东西重新拣起来，并被该校聘为老师。　　“父亲在监狱里交待家里有20多条枪，他并不知道搬到台湾又从台湾匆匆赶回，枪枝早已散失。当局就来人要母亲如数交出。当时剩一支镶了宝石的勃郎宁小手枪，是国共谈判时父亲陪同的一位美国将军作为纪念品送他的，像个玩具一样，稍远一些便没有什么杀伤力。母亲觉得这是父亲的纪念品，保留应该没问题。1953年风声一紧，母亲把手枪丢到壁炉里。当局一再追问，母亲承认了。公安局把我们家壁炉敲开找到了这把枪，又把地板掀起，里里外外查了一遍。” 　　因为这把枪，葛世明被判管制三年，失去教学权利，去清理厕所，工资减了三分之二。学校里的师生对她呼来喝去，她的心理无法承受这样的羞辱，回家后常常泪流满面。街道里也开了斗争会，将“罪状”一一公布，邻居不敢再与她有来往。“像她这样一个美貌、聪慧、性格刚强而又喜欢无拘无束与人往来的女子，世态炎凉使她痛苦万分而又无处倾诉。她意识到管制结束后日子也许更难熬，一天天趋于消沉，绝望。” 　　1955年春天一天晚饭之后，葛世明把孩子都召集在身边，要阿婆也坐下。“她说要给我们讲几个小故事。一个故事讲一个老人临终拿了一把筷子扎成一捆给孩子们，谁也折不断；一根一根折呢，就容易折断。还有一个故事是讲如何孝顺老人。她说：阿婆是我们家的恩人，我是她带大的，你们也是她带大的，你们应该永远对她好。最后一个故事是讲一个父亲临死前对孩子说，我在后院葡萄园埋了很多金银财宝，忘了在哪儿，我死后你们去挖。孩子们将葡萄园挖了一遍又一遍，什么也没发现。到秋天葡萄结得特别大，孩子悟出来了：金银财宝就是勤劳。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觉得这些故事都很有意思，但并未意识到母亲是在留临终遗言。” 　　就在这天半夜，葛世明在厨房打开煤气自杀。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将厨房里所有门窗缝都用布条堵上，厨房到厕所的排气管也被碎布严严实实地堵死……

　　文强在四子文贯中出生之后没多久就上了战场。妻子葛世明抱著小贯中1946年摄于沈阳。（文贯中提供）

求学　　阿婆看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太可怜，毅然挑起了全家重负。文贯中小小年纪，已经知道发愤读书，因为成绩较好还能领到一些奖学金，寒暑假也到工厂打工，减轻家里的负担。（关于这位阿婆，文贯中满怀感情地专门回忆，我也就专门写成一篇文章，将另外贴出）　　小学毕业，他的梦想是考进上海最好中学之一的51中，从成绩看他很有希望，是学校里唯一能考这所全市重点中学的人。但是小学穆校长打开他的档案袋，才发现几乎是空白。穆校长把他叫去，想帮他补上，问他父亲职业？“不知道”；家庭出身？“不知道”；母亲为何死亡？“不知道”…… 　　51中学当然不会收一个家庭情况模糊不清的考生，文贯中掉进一个无论设备还是声誉都极差的中学。一位同学说，如此家庭出身还想考51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文贯中心似乎被锋利的匕首狠狠扎了一下。“阶级路线”这几个血红的字从此永远烙在他心深处。　　重点学校上不了，入共青团更不要想。升初三时，他和校团委书记大吵一场。“因为勤工俭学，我已经很忙，他还让我‘学雷锋’做许多社会工作。例如，要我在寒暑假帮同学补课，要我组织数学小组、物理小组，要我当各种带头人……整天疲惫不堪。只要我有些犹豫，团委书记就会说，要入团就要做这些事情。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对他说，既然我离入团那么远，那我就做个团外人士吧！我不想入团了。他听后大怒，从此将我列入另册（这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名言，即进入黑名单之意）。” 　　文贯中是五个兄弟中唯一上了高中的人。邻居认为以他的出身，实在是非常幸运了，他的三个哥哥连初中也没上完，弟弟呢，“聪明、漂亮又健壮，成绩也非常好，但就是不让他考高中，一去新疆十几年。他唱歌、演戏的天赋十分突出，很多部队文工团想招他。但政审时，总会有人说，怎么能让一个战犯的儿子上我们的舞台呢？” 浩劫　　中学“文革”，便是以“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名义，挑动黑五类子弟、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这三类学生之间的斗争，有时极为残酷。　　“文革”前文贯中和这三类同学关系都较好，“文革”初期他没受什么冲击。1967年初，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要批判“血统论”，来动员他，说：难道你不关心“文化大革命”？这可是顶很大的帽子，他只好加入。当时徐汇区中学两派学生决定在他们中学操场上开辩论会，他被推作主要辩论人，上千人的辩论会结果以他这派占上风而告终。渐渐地这一派的文章、大字报的执笔都落到他头上。　　文贯中没有想到厄运正在降临。“我没有高人指点和提醒。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家长大多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对政治运动的经验十分丰富，知道利害关系，他们管教孩子尽量不多说多写，要随大流。但我的阿婆目不识丁，太相信我不会出岔子了。” 　　文贯中成了对立派别恨之入骨的对象。光天化日之下，抢他的书包，用自行车冲撞他，派流氓打得他鼻青眼肿。甚至派人来他家砸暖壶，剪棕棚床，浇湿所有床被……还绑架他关在学校的黑屋里折磨。　　对“血统论”的批判剖析，不可避免地延伸到“文革”之前。他们又认为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生红色政权”上海市革委会没有采取行动去清算“血统论”——“现在想来，我们当时多么幼稚！” 　　1968年，文贯中被上海市革委会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以莫须有罪名宣布为“反动学生”。他先被军宣队关在市里一个学习班，军宣队说他出身反动，“文革”中反毛泽东、反市革委会。三个月查不出什么证据，又把他在徐汇中学“牛棚”里关了近一年，每天打扫厕所，清理教室。他经常挨红卫兵打骂，几次差点被整死。1968年夏天一个下午，一群红卫兵围住他，要他长时间弯腰、鞠躬、“认罪”。晚上他们将他押到一间黑屋，将他眼睛用黑布蒙上，死命打他，椅子腿都打断几根。“他们离去时，我遍体鳞伤，只能在夜幕掩盖下慢慢爬回家中。身上没有一块好肉，连衣服都变成碎片，浸透了血，牢牢黏在身上。阿婆帮我脱衣，一脱便连皮带肉撕下来……那几天我彻夜无法入睡，白天咬著牙照样要去学校劳动。”令人发指的是，红卫兵见他身上贴了膏药、纱布，又逼他交待是谁治疗他，竟然气势汹汹去那人家兴师问罪。　　又一次，他打扫操场，一帮学生逼他紧靠墙根，低头向毛泽东请罪，他们竟从楼上将一把铁脚椅子狠狠摔到他的头上，打得他昏死过去。　　这样下去，他很有可能要给活活整死的。工宣队对这样的后果也害怕了，把他转移到一个工厂的牛棚里去。虽然体力上累一些，虐待和生命危险总算躲过去了。插队　　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贯中几乎是被从“牛棚”直接送到吉林省梨树县刘馆公社。领队要公社干部警惕这个“反动学生”，传达下去，农民跟他说话时眼光都怪怪的，似乎在琢磨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坏人？不过，第二年以后农民就不理这个茬了。　　下乡使他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说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文贯中第一次看到了赤裸裸的贫穷——房子全是用土坯和泥建成，知青和农民一样整年吃窝窝头和高粱米，一年只有一斤大米和一两斤白面；菜呢，大半年只靠臭大酱、腌酸菜；农民一年只吃两次肉：一次是上冻前后，除了老母猪外农民将所有的猪都杀掉，因为没有粮食喂养它们过冬；农民留著最好的肉，挂在户外梁上冻上，到春节才化开大吃一顿；有些农民的孩子十几岁了还没一件遮体衣服。　　农村生活也使文贯中第一次了解到毛泽东极左路线、政策造成的灾难。有一次田间休息，他和一位出身为下中农的老大爷聊天，要他讲讲一生中最悲惨的经历。老农见其他人都在地头另一边抽烟说笑，无人注意，便悄悄说起有一年村里饿死许多人，活著的也人人皮包骨，气息奄奄。充饥的只有野菜，大家整天肚子淌清水。他的老娘饿死了，他自己饿得两眼发黑。不过他的命还算好，活下来了，他的老弟饿病在炕上，支部书记说他“装病”，一定要他下地干活。老弟挣扎不起来，书记命令人将他押到地里，他老弟东倒西歪干了没多久，便倒在地上再没起来……最后他吞吞吐吐地说，这是1959年、1960年。“我听了他的回答，一时目瞪口呆。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提起大跃进时因严重饥荒而造成大范围死亡，不啻是一场心理地震。” 　　第三年后，男知青中仅剩了文贯中一人没有任何招人单位要，其他知青有的上调省城，有的到了县里。东北的冬天几乎长达半年，冬天夜幕降临特别早，农民无事可干，早早上炕。他就利用漫漫长夜博览群书，其中很多都是英语、日语和法语书。“当时很多中文书被禁掉了，即使弄到了手，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看。但在乡下看外文书，别人就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内容。外文书不但满足我对知识和文化的饥渴，而且提供一种保护。” 　　文贯中记得，大队党支部书记听说他“看洋书”，打算来突然袭击。一位上海知青连夜跑来向他透露风声，文贯中心生一计，要她回去暗示书记，如果来抄书就要犯“严重政治错误”，因为他看的是马列著作——马克思、列宁等都是外国人，当然用外文写书！　　他的外文书中，确实有些马恩列斯著作，但更多的是文艺、历史和政治著作：从上海带去的，朋友寄去的……英文版《双城记》和《悲惨世界》，他都是在下乡期间读完的，书中悲剧性英雄成了支撑他坚强地生活下去的精神榜样，也使他更加爱憎分明，更同情农民和世间一切受歧视受迫害的人群。祖孙　　因为阿婆病重，文贯中顾不得扎根边疆，奔个前程，他回到上海要陪老人走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三年让他不堪回首。“我经常要去街道作种种抗争：去力争医疗费的报销，力争阿婆的生活费的如期发放。街道经办此事的干部不知出于何种阴暗心态，经常冷嘲热讽地刁难，一会儿扬言要将我赶回东北，一会儿又威胁要送阿婆进养老院。我往往被她气得七窍生烟。”1974年起上海允许至少一个知青孩子回城照顾老人，文贯中便也申请。市知青办接待人员认为他的情况太符合“优先照顾”的范围了，不料街道那位干部坚持认为阿婆与文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要他趁早回东北，并扬言今后不再报销药费、支付生活费。　　文贯中走投无路，只有一个信念在支撑他，那就是绝不在阿婆最需要的时候抛弃她！绝望中，文强又获准和家人通信，文贯中以前给父亲的信都报喜不报忧，这次他决定豁出去，如实告诉父亲家中凄惨详情。他写了一封用泪水和心尖滴血凝聚的长信。“我描述了阿婆如何含辛茹苦，在艰难环境中带大我们兄弟几人，我们又如何一个一个天南海北地远离了她。即使阿婆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难道她不就已经是我们真正的长辈？何况户口本上‘户主’一栏我们历来填写她的名字。在她瘫痪在床，随时可能撒手人间的时刻，难道我们不应守候在旁，报答她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于万一吗？一定要将她与我活活拆散，天各一方，天下有这样逆情悖理的事吗？” 　　公安部果真派人来上海调查。当时上海是“四人帮”天下，来人并没有直接找文贯中。估计街道一定说了很多坏话，文强從狱中接连给儿子写了三封长信，劝他服从街道处理意见，返回东北。文贯中意识到父亲可能也出于无奈，只好不再给父亲去信，免得他左右为难。他坚决地对街道说，只要阿婆活一天，街道不要指望我弃她而去！　　那三年文贯中起居饮食完全颠三倒四，随阿婆需要而定。阿婆大小便失禁，因双目失明，也就没有昼夜意识，常常在半夜要他帮她翻身、喝水、大小便。三年中没有一天好好睡过一个整觉，文贯中的双眼永远红肿，布满血丝。　　文贯中也错失一些机会。当时梨树县八中急聘一名高三物理老师，公社有位干部强烈推荐文贯中，县八中来了信。这个教职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但是想到阿婆确实须臾离不开自己，文贯中只好谢绝。转折　　1975年，文强被“特赦”，濒于绝境的文贯中面前才出现一线曙光。他与阿婆来到了北京。不过，户口虽然转进了城，工作却不好找，当了好几个月无业游民，用人单位一听文贯中的出身就摇头。“文革”结束后，经街道介绍，当了一段时间公共汽车售票员，后来又到食品厂当搬运工。　　真正的机会，是1978年到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还叫学部）从乡下迁回，情报研究所大概是中国国内订阅外文期刊最全的机构，需要有人将论文翻译成中文。文贯中听说了，就寄去一份从英文翻译成的中文作品。所里派了一位老先生对他进行笔试和口试。以前苦学的外语派上了用场，他去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里上班了。“工作两年，我找到了这一生的使命！” 　　那段期间也是中国的转折点，社科院上上下下充盈著忧国忧民的气氛，大家痛定思痛，都在严肃地思考、争论，探索中国走进“文革”的深层原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体制才能稳步走向民主自由和现代化的目标。院外事办公室有时来情报研究所借人帮助接待外宾，所里常常让文贯中去，他随外宾拜访院长或副院长，以及各所所长，亲耳听到著名社会科学家和活动家对“文革”的深刻批判和对未来的憧憬。当时社科院有一个在小礼堂举行的内部双周吹风会，请思想家、理论家来讲十年反思的心得，演讲者们对政治、经济改革的设计远远走在了现实前面。文贯中总是千方百计地钻进去旁听，“很奇怪，并没有人拦我。” 　　1979年夏，33岁的文贯中决定报考研究生。女友在上海工作，他决定优先报考复旦大学。学什么专业呢？他想解答萦绕在脑海中的数不清的问号：中国发展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大部分人为什么那么贫困愚昧呢？中国的现状为什么和中国古代的历史地位完全不相称呢？——中国曾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是个万方来朝的国度啊，但是当今神州，感受到的是人与人残杀的血腥…… 　　文贯中反覆思考的结果是：中国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普遍的贫困和愚昧，这是专制和暴君的最肥沃土壤。当时复旦有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专业，“我觉得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就去报考了这个专业。” 幸运　　文贯中幸运地考上了。　　毕业时复旦要留下一些人当老师。文贯中幸运地被选上了。　　一年后，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遇到芝加哥大学校长，芝大欢迎复旦派一个访问学者去作一年访问。复旦举行了一次考试，主要是考英语。文贯中又幸运地被录取了。　　三次幸运。“幸运”这个词是文贯中自己说的，但人们知道，“幸运”眷顾的是洒下汗水的人。　　“那时人们都弄不清芝加哥大学是个什么档次的大学，连复旦一位教授也不清楚。他跟我说，美国好大学像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都不是以地名命名，以地名命名的大学都是二、三流大学，芝加哥大学大概是一个社区大学。” 　　来到美国，文贯中才知道芝加哥大学何等了得，光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吧，当时就有三位，到2002年共有9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高居全球各大学之首！文贯中决定最有效地利用这一年时间，他像普通学生一样到处听课，一样参加考试。　　一学年快结束时，当时的芝大经济系主任约翰逊教授对他说，你好像很喜欢经济学？我现在给你一张往返机票，你回去告诉复旦大学，你已经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全额奖学金，我们同意接受你成为博士班正式学生。奖学金是对你考察之后才决定给你的——也只给你，不能转让。如果复旦不同意你回来，就不要回来了。文贯中问：那机票呢？约翰逊说：作废。“他叮嘱我记住两点：第一，一定要取得复旦同意才能回来；第二，这笔奖学金是跟着你的。事后想来，他给我的是锦囊妙计。” 　　文贯中怀着希望又忐忑不安地匆匆赶回上海。要回芝大读博士，关键是找到一个愿意代他长期上课的教师，谁能帮他？在系里打听，找校方求助，终于找到一个一块编过教材的老师，同意代课。系里讨论后开了恩，1984年9月，文贯中登上了飞回美国的飞机，开始了正式博士生生涯。

文贯中教授（高伐林摄）

博士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不是好拿的。学生必须在经济学每个领域起码得到一个学分，“我的博士专业是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但在宏观、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这些基础课的资格考试通过之后，要再在劳动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贸易、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等领域拿到学分。然后在自己的两个专业领域里面修完一系列课程，通过每个课程考试之后，再通过这两个专业的大考，才能开始写博士论文。我正式开始上博士班已37岁，朋友们对我说，一定要忘记自己的年龄！第一年结束，使我极为宽慰的是，经济系居然同意给我全额奖学金。” 　　写博士论文面临的困难是，不但要有好题目，还需要一个模型和用以实证的数据，也就是说，模型要经得起数学上的推敲，其结论要获得实证支持。文贯中的题目是研究中国当代土地制度对土地投资的影响。由于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要模型化没有先例可循。许多不眠之夜后，他突然意识到可以改造金融学里的两阶段两状态的模型，用来描写在“包产到户”后仍然坚持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中所存在的问题：虽然第一阶段土地的使用权私有化了，但是人口的增长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要求土地不断重分，这种压力就造成第二阶段土地产权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土地投资风险增大。无法知道对土地的使用权是否会变动，农民必然会缩减投资，以减少风险。这种决策对农民个人来说完全合乎理性，但是对中国农业经济来说却有害。　　文贯中将这个金融学上的模型改造和重新诠释后用于中国的现实，正巧快速增长的中国农业1984年以后变得相当不景气，现行土地制度对生产会产生负面影响，1990年代后政府就把有效承包期延长了30年。“导师们似乎很喜欢我的博士论文。使我感动的是，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虽然不是我的正式导师，但是认真看了我的初稿，提出许多疑问，与我多次讨论，并对我的第二稿作了许多润色。我每次从中国回来，总会应他和约翰逊教授要求，写一份报告，向他们通报中国农村最新情况。” 　　1989年秋天，文贯中在纽约市立大学勃鲁克学院得到在北美的第一份工作。但由于他关注的中国当代土地制度和中国农业，对该校来说太偏了，1994年文贯中去了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大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三一学院，并于四年后获得终身教职。文贯中最高兴的是：有180年历史的三一学院十分支持他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现在，文贯中一共教五门课：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尤其是研究全球化问题），亚洲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第五门，是对没有经济学背景的亚洲学系学生讲亚洲经济，偏重于历史、文化。　　尽管文贯中站的是美国大学讲台，写了不少英文论文，但希望中国早日完成政治与经济改革、早日富强的心情更为迫切，有余力时，他愿意第一时间与中文读者交流，介绍国外经济理论、经验与教训的中文文章越写越多。文贯中参加了创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1999年到2000年，还担任了会长。不仅是经济学研究上的交流，也尽力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希望21世纪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能够避免19、20世纪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往往伴随的那种波及全球的血腥战争。” 　　本文标题“从今别却江南路”，是他的24世祖文天祥的诗句，借用来正可以形容文贯中的心情：希望国人永远告别他在上海遭受过的苦难，希望中国绝不要重蹈覆辙，在追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能找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免除恐惧和迫害的新通途。　　（写于2004年）

　　文贯中的父亲，全国政协委员文强，于2001年10月22日在北京去世。（文贯中提供）　　相关文章：　　专访文贯中：父亲与国共的世纪恩怨（上）　　专访文贯中：父亲与国共的世纪恩怨（下）　　官府恨我们，老百姓可不这样——文贯中回忆“我的阿婆是最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