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越来越对中华民族的前景感到担忧。担忧的主要原因，还不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或环境上的。比如，台海危机，族群冲突，道德沦丧，腐败泛滥，贫富 悬殊，银行坏帐，通货膨胀，资金外逃，经济泡沫，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等，所有这些困难都有缓解的办法，只要找到办法，都有可能一步一步慢慢克服。

我的担忧主要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可以表述为思维，已经被人阉割，失去功能。中共的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有可能加重势态的恶化。由于失去灵魂，这个民族失去了解决任何重大矛盾的能力，只能使这些矛盾继续激化，以至于不可挽回直到爆炸。而展望下一次峰回路转的机会，则遥遥无期。一个民族，只有意识到危险，才有可能避开危险。所以，每个为民族指出真实危机的人，都不应该受到歧视或压制。 这次危机不同上个世纪30年代。危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民族内部。尽管几年来，海内外的观察家，根据大量中国官方和海外的研究资料，判断出中国在经济上持续高速度增长，有人假设，按照这个速度持续不变，在2025年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前景的确很美好。然而这个假设忽略了一个前提，即，这个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从综合能力上讲，能够搬掉拦路的大石，照此速度一跤也不跌地走下去吗？ 事实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就总体而言，已经被人从灵魂上、精神上彻底打败了。打败他们的不是外来入侵者，而是本族的统治者。打败他们的武器是谎言和暴力。最强大的一个敌人是毛泽东（见我所写《一个领袖的成功和他的民族的失败》）。后来的领袖们有的试图阻止灵魂的頹败过程，但没有止住反而在加速。 我的理解，历史上的各民族都是由本民族的精英，也就是受教育最完善、经济实力最雄厚的那一群人，组成民族的骨干，吸引和带动民族中其他各个不同部分，形成一个有机的群体。中坚的结构，常常是多元至少是二元的，有利平衡和相互弥补制约。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是，由于中共独霸天下，权力和利益的磁性，把中华民族的绝大部分精英吸引过去。前年开始的“资本家入党”，更加大了这个磁力。我观察到的这个民族的中坚部分，几乎全部聚在党内或它的周围。而其余尽管在人口上占了多数，大都是农民、工人，城市无业游民等，他们的引导力非常微弱，只是跟随。因为他们既没有独立的产权，又没有因之而来的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话语权，而仅有的几个良心代言人还被主流社会排斥。这种一元结构，一旦核心垮掉，全盘皆垮，没有缓冲余地，十分危险。我将会另做一个题目来讨论。 因此，本文对民族灵魂危机的分析，主要分析精英中坚这部分。共分四点：一，在信仰上失去方向；二，在人格上失去诚信；三，在认知上失去能力；四，在互动上失去渠道。其他方面问题还有很多，由于篇幅不可能一一谈到。但仅就上面四点而言，就已经使这个民族失去了前进方向，失去了康复能力和发展能力。 首先，在信仰上失去方向。中华民族的信仰，是由最高权力即中共决定的，信仰自由始终只被限制在纸张上。其余的所有传统信仰、宗教信仰、自由信仰，都已经或正在被现政权用暴力摧毁。而被这个权力唯一承认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却是一个伪信仰。所谓伪信仰就是说，这个信仰建立在非真实的基础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已经在十五年前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其实在中国，这个时间还要早，差不多在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阶级斗争理论”，就已开始被悄悄地抛弃。 其实，信仰不在于多“正确”，而在于多真实。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上辈人影响，注重节约粮食。直到现在，我几乎从不把剩米饭倒进垃圾。大人一向告诫说：“扔掉米饭是要遭雷打的。”这个影响了我大半生的信仰——如果也算一种信仰的话，前提并非是“正确”的，但内容是真实的：如果人人都不珍惜粮食，将会受饥荒惩 罚。信仰对一个人的行为规范的正面作用，这只算一个极小的例子。凡是尊重自由宗教信仰的地方，社会中大部分成员的友善，诚恳和拒绝罪恶，是不争的事实。人的生态社会，说到底是混沌的，凡是进步向上的精神力量，都不是“邪教”。 从我懂事以后，所有在中国看到的、比共产主义更为真实的信仰的出现，只有两次：一次是五十年代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次是八十年代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两个世俗的、有益的信仰观念，出现在舆论相对较为宽松的年代，后来都被正统意识形态不由分说地打败了。到今天为止，全社会只剩下两个不可打 败的“信仰”：“钱”和“民族主义”，这两个“信仰”等于无。对信仰自由高压摧残的结果，是信仰危机。在一个信仰自由的社会里，不会出现信仰层次下滑的现象。 一个失去真实信仰或只依赖“钱”或“民族主义”信仰的民族，对自己对邻居都很危险。这个道理不言自明：当他们需要在历史关头作重要选择的时候，要么盲目无从选择；要么撤消底线，作出最可怕的伤及人类的选择，他们将受到的报复也一定惨重。 其二，在人格上失去诚信。信仰迷失的最直接结果，是放弃价值的底线。今天，遍视全民族，还有几个人主动把人格的起点——诚信，当作自己精神追求的价值？《工人日报》发表评论员郭振清的文章问道：“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不讲真话？”可以断言，哪怕就是这类提问，也很快将在意识形态控制下消失。著名作家巴金，穷一生的探求，得出结论：只有说真话，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他的结论至今没有得到主流响应。 事实上，谎言和暴力教给这个民族：说真话要付出代价，而且往往是血和生命的代价；而说假话可以获利，从短期看来，获利的成本很低。不说真话的价值取向，并非这个民族自己的选择。有人说，这是花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时光训练出来的，现在说假话的习惯已经渗入了骨髓里，即使想他说真话，也得花半个世纪时间。 社会前进依靠的唯一道义力量是诚信。不论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从日常起居到商业流通，从培育后代到科学夺冠，都离不开“诚信”二字。许多人以为作假可以帮助成功。事实上，即使成功了，也只是他个人的成功，代价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被腐蚀。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完全崩溃，经济往来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商 业信用投资信心大量消失，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不信任，一个好端端的民族被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其三，在认知上失去能力。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长期不断的“正面教育”，信息封锁，摧毁了独立个人的思想功能，造成群体思想功能极度退化。二是，高度压制所谓的 “危险言论”，越来越多的所谓“敏感词汇”，束缚了思想，使思想只能萎缩在极小的一块“风月”地带。而这种认知能力的丧失，当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将极度可怕。因为只有两种可能出现：“盲从”和“混乱”。不要以为“盲从”中共就有解救，中共自身不可逆转的腐败瘫痪，一定在某一天让“盲从”调转方向，毁灭它自己。 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族情绪被燃起的根据，似乎是发达国家的“欺负威胁”， “八国联军”马上又要来了。可是真实的情况完全相反。那些出国旅游经商探亲的国人，一定用眼睛看到世界各国平民并无对中华民族的仇恨，相反很友好，希望和中国人交往做生意。至于来往中个别的磨擦，也不足引起民族对立。有一个我认识的加拿大律师，在上海执业40年，一向对中国友好。他回忆说，近年来，涉外商业的官司，九成是外国公司输掉。他即使看到当中的偏袒，也没有掺入民族情绪。那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情绪从哪里来的呢？是误判。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误判而引起的民族情绪，已经开始被少部分人利用，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其四，在互动上失去渠道。长期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打压斗争，长期的敌对情绪的宣传，长期的弥漫性谎言的浸泡，这个民族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已经不再交流。不交流的出路只有一个：分裂。而良性互动，这一最理想的人际间关系，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而且不知归期。 交流不是“今天天气哈哈哈”，也不是酒席上的“黄段子”。交流是指开诚布公地讨论双方的真实分歧，实事求是地寻找共同利益的所在，发现缓解矛盾的方法，最终达到“双赢”。不交流的现象，不仅仅限于利益群体，还存在于政治领袖之间、党群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学者之间、师生之间、两代人之间、家庭之间、邻里之间，更不用说对于不同政见者、不同信仰者。长期以来的事实教训人们，“说了也无用”，“少说为妙”。不交流的结果，是误解、歧见、仇视、敌对日见增加，社会中充满暴戾之气。 互动必须有双方的诚意，首先是实力强大的一方，必须先作出诚恳姿态。拒绝承认、拒绝交流、拒绝和解、拒绝互动，不但是僵化的表现，也是虚弱的表现。一个人的肌体的各个部分，只有流通循环才可能健康，一个民族的肌体也是同样原理。不能够交流互动的肌体，必将离死亡不远。 呼吁交流互动，呼吁放弃对抗和意识形态之争，呼吁和解。承认危机，在对话中寻求化解危机，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拯救中华民族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