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因人而异，读什么书，怎么读法，可谓千差万别。然而，千差万别中似乎也可以找出几种不同的类型。

      　　最大量的当然是“求知型”。书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要想增进自己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除了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就必须认真读书。特别青少年，正是应该发奋读书的年龄段。大、中

      、小学以及各类职业学校的设立，适应了这种客观需要，“求学”读书成了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最大面积的“求知型读书”。这种“求知型读书”的最大特点便是如饥似渴，“求知欲”极端旺盛。中外古今都有许多“苦读”的例子（像中国古代的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等），成了人们的美谈和榜样。刻苦努力的结果，是造就了很多有用的人材，也就是社会的栋梁。

      　　“求知型读书”当然不限于正规的“科班”教育，未入“科班”而自学成材者也数不胜数。俗话说“皇天不负有心人”，只要努力耕耘，就会有丰厚收获，关键在个人的刻苦和得法。古人一方面强调“开卷有益”、“书到用时方恨少”，但另一方面也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任何一位读书成功的人士，都是他把书读“活”了，把书本知识变成了实践知识，也就是把知识变成了力量。

      　　人们在走出学校、进入社会之后，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还会不断有“求知欲”，还会不断继续读书，正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现代人称这种实践过程中的读书为“充电”，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这正是一种“求知型读书”。

      　　从数量上说，仅次于“求知型”的，应该是“消遣型读书”。所谓消遣，也就是游戏，也就是“玩儿”，和游山玩水、听戏听歌、看电影、打麻将……同属一个范畴。民间将这种“消遣型读书”称之为“看闲书”，实在再恰当不过。世上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大概都看过“闲书”，也都需要“闲书”。一天到晚营营役役，身心俱惫，不看看“闲书”何以恢复疲劳？何以心神俱旺？所以，“闲书”往往成为“热门书”、“畅销书”，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的眼球，且长盛不衰。这种“闲书”，并不限于文学书，但往往是文学书，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琼瑶、亦舒等的言情小说走俏走红、畅销不衰，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消遣中也难免有借鉴，“金庸迷”中没准儿也能出几个“小金庸”。但这和专门的“借鉴型读书”毕竟不同。厨师看菜谱，画家看历代名画，诗人读中外名诗，小说家读中外名著……简言之，任何一个行当的人读自己的专业书，都可谓之“借鉴型读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讲的就是借鉴。借鉴不是模仿，而是启发、吸收、创新。杜甫说的“万卷”，并不限于文学，更不仅限于诗，至少包括文、史、哲各个领域。后人将杜甫诗意发展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概括得更为全面。

      　　借鉴中自然也有欣赏和消遣，但那是感悟性的“副产品”，和借鉴密不可分。而“研究型读书”，欣赏和消遣的成份便更微弱了。首先，学术研究本身主要是一种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很少，相当枯燥乏味。如果说也有乐趣，那不在阅读本身，而在研究成果的激荡。胡适说（大意）：发现一个字不下于发现一颗恒星，就是指的这种研究意义和学术愉悦。韩愈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在日以继夜的苦读、研究中，得到了答案，推进了学术，发现了真理，于是，快莫大焉。但这种愉快，实在是苦乐参半，寓乐于苦之中的。

      　　不难看出，求知型、消遣型、借鉴型、研究型四种阅读型态虽有交叉，但区别是主要的。如果让消遣型读者去读艰深苦涩甚至佶屈聱牙的学术著作，绝对看不进去，无法读懂从而索然无味。即使那些“借鉴型读者”，对于枯燥的学术著作也往往是敬而远之的。反之，如果让研究型读者（即所谓“学者”）一天到晚去读那些“闲书”（假如不是为了研究），他们也会觉得浪费光阴甚至无聊透顶。

      　　所谓“开卷有益”，应该说是读书对路，找到了自己的阅读形态，因而如鱼得水，乐在其中。所谓“读死书”、“越读越蠢”，则是读书不对路（比如到学术书中找消遣，到消遣书中寻学理之类），南辕北辙，苦不堪言。自然，从思想内容上说，也并非所有的书都有益。比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鼓吹的是专制独裁、血腥屠杀的法西斯主义，对于读者（尤其青少年）有百害而无一利。有些黄色小说，淫秽下流，影响也极其恶劣。包括一些打打杀杀的武侠小说，也往往把青少年引入歧途。“开卷未必有益”，对这些书来说，可谓不幸而言中。

      　　在封建科举时代，莘莘学子皆需按科举考试的要求而读书，比如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之类，可称之为“应试型读书”。鉴于它已伴随科举时代而消亡，也就不必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