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三糊涂 ——《为袁世凯辩护：以保守主义的视觉》·自序|
在私德愧于满清王室、公德愧于革命党人的主流视觉笼罩下，大张旗鼓的为袁世凯（1859-1916）辩护，既需要良知，更需要勇气。何况还是以保守主义的视觉。众所周知，在革命主义、激进主义、进步主义的光辉照耀下，保守主义直接被视作了顽固守旧、复辟倒退甚至反革命的代名词。当然，我这里所谓的保守主义是英美式的保守主义，尽管保守主义千差万别，尽管英美式的保守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自由主义，保守的是自由的大传统，但是鉴于自由主义在西方常常被激进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窃去以至于被指责已蜕变为社会主义，鉴于古代中国深受轮回的暴力革命的危害、近代中国更是被一波高过一波的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拖进历史的岔路口甚至苦难的深渊，所以保守主义被我首选为理论的武器。
不管是体制之因，还是文化之故，总之，中国民众在智力上是很懒惰的。网名三七、笔名刀尔登的邱小刚称之为“道德下降”。他说中国人“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1]
我们还可以发现，民众在吃“坏人”的时候，其负责的精神和踊跃的情绪令人刮目。北京市民可以争吃袁崇焕的肥肉片，全国人民更是发誓要把“坏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对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之类的政治宣传，对于“打的打的打，打倒刘小奇，打的打的打，打倒王光美”，以及“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之类的民间蛊惑，那是从上到下从老到幼，口诵足蹈歌之咏之，很少有人在心底疑问，或者对事实作一下追寻的。更不妙的是，好不容易出个疑问者、追寻者，其他人就会蜂涌而上，干脆将其也当“坏人”一并吃掉。
不管是“道德下降”还是“智力懒惰”吧，总之，用辞不雅些，就是愚蠢。理智者都知道，千万不能给愚蠢者对话，因为他会把你拉到与他一样的档次，然后再用自己丰富的经验打败你。民间谚语云：有饭给饥人，有话给智人。圣经也云：宁可遇上丢失崽子的母熊，不可遇上无知的妄人。所以理智者最好的办法是自言自语，不要期望听到众多的回声。想当年梁启超很具智力上的优越感和道德上的勇气，1901年写有《举国皆我敌》的诗篇，云：“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当然他也知道，这种挑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他在诗中还云：“阐哲理指为非圣兮，倡民权谓曰畔道。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非今。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2]一句话，他认为十年后，民众就都是他的知音，能听懂他改良与启蒙的呼声了。问题是不但当时的民众没有听懂他，踩着他的身子上位了。半个世纪之后，革命的主流思想还把他骂作保守派、保皇党！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是被伟大的红卫兵当“四旧”直接给破了——康墓遭毁，康的头骨被绑在棍子上，抬着游街示众……
中国民众很怪，有大忽悠说人民万岁，他们就亢奋半个世纪一直下不来；有实在人说民智低下，他们就恼得，恨不得把人拉过去撕扒着吃掉！某种程度上，中国百姓就是《让子弹飞》里的鹅城居民，谁赢跟谁，谁输抢谁。所以，我这辩护更多的是自言自语。当然，托改革开放及互联网的福，现在自言自语的人多了，民众道德的下降与智力的懒惰也正处于消退中，对此我们应该表示谨慎的乐观。
事实上我一直很纳闷。某种程度上研究历史从来都是后见之明，问题是在中国后见之明都难得。有些人士表现得，比身处历史当局中还要无知无觉。这其中最不能原谅的当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也许他们的专业精神及情趣偏好只是不问青红皂白的搂政治的腰子，总之他们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表现得智商低下，道德更低下——这种双重低下，对民众造成了严重的误导与伤害，比傻帝国就此形成！历史已经处于轮回中，他们却还在狂喊新时代。如果非要我举个例子的话，我想举吴晗。从民国到新中国，一个《朱元璋传》，吴晗先后写了四个版本：1944年版、1949年版、1954年版和1965年版。[3]初版认为朱元璋是从“流浪青年”到“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二版中出于政治的需要，拿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于是“流浪青年”改成了“流氓”，“三个伟大”变成了“暴君”——“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云云。这稿子被□□□看了，可能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要求吴晗把朱元璋写好些。于是，“流氓”又改成了“流浪青年”，“暴君”变成了“农民领袖”。至于吴晗本人，还在1965年版本的序言中津津乐道，当初民国某编辑部让他把朱元璋的“红军”改为“民军”，而他很有骨气地拒绝了：“宁可不出书，这字万不能改”！[4]可是□□□先后给他三条不伦不类的改稿指示，[5]他却屁颠屁颠地努力遵行。直到最后跟不上，成为“文革”祭旗的第一道牺牲。
据1949年版本，吴晗把元朝的专制统治概括为：“构成了天罗地网，铜墙铁壁，没有一点漏洞，透不出一点气，没有声音，连耳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数说历史都是犯法的。”[6]对朱元璋开国大典后的政治形势描述曰：“奉天殿受贺后，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进爵。……一霎时间闹闹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满了蓬勃的气象，新京师里平添了几百千家新贵族，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新朝代。”[7] 对于朱元璋的文字狱，概括得更形象：“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外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8]
看着这些预言或者说恶谶式的历史片段，难免让人冷战。吴晗哪里是在说史，分明是在总结现实指向未来。所以，无论是吴晗治史，还是吴晗制史，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们，与其说我们的历史学家是在研究历史，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制造相同的历史。吴晗可能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分明是在奉毛泽东之命“数说历史”，为什么也是“犯法”呢？
连吴晗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没有看透：哪里有法，皇帝只有新旧之分，历史学家也只有御用与秉笔独书之分。既然选择了御用，新宠终归要变成旧宠，而且难免失宠。
某种程度上讲，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历史学家似乎比政治学家更加不能让人原谅。因为他们的政治投机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那样简单，而是直接混淆贼、鸡、米之间的关系，贼不是贼、鸡不是鸡、米不是米的。还拿吴晗来说话。一方面，他把新朝认作了现实与历史的决裂，却没有看出现实仅是历史的延续与轮回；另一方面，一直以来，官方史学总是把吴晗的倒霉归之于《朱元璋传》中的“后妃不得干政”惹恼了江青。[9]可事实上，哪怕就是脑残，看了吴晗的《朱元璋传》和《海瑞罢官》都应该明白，最该恼的根本不是江青，对号入座还轮不上她是不？
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就是个挖历史墙脚的。所以无论出于哪个角度，那种道义上的谴责也轮不到我身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没事了，我有我自己的事儿。那就是，以良知与勇气赢得另一种谴责——寻历史的真相，探文化的陷阱，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历史人物呼吁，给过多涂饰的历史事件脱彩。有些人会因此而恼怒：第一，他可能是既得利益者；第二，他可能是既得利益者正在利用的牺牲。如果说前者可恶，那么后者只能是可悲。之所以沦为牺牲，正是由于智力的懒惰与道德的下降。但是这种懒惰与下降又羞于被人指出。他们喜欢听的话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卑贱者最聪明”之类。这种鬼话，明显是哄傻子，但是他们乐意被哄，你不哄他们跟你急，你哄得好了，他们就喊你英明！智力上你越道德，在大众眼里你反而越不道德；智力上你越不道德，在大众那里反而赢得感恩戴德。这真是一种令人头疼的中国式病症。按英国保守主义的首席代表柏克的逻辑，说鬼话的这些人对于卑贱的人民大众并不是真心看得起，事实上他们对卑贱民众真正的态度是“极其鄙夷”，只不过，由于要利用他们，特别是要把他们当成“权力的贮蓄所”，[10]也就是要把自己弄成人民的代表，从而拥有人民授权，进而拥有统治之合法性与正当性，才把人民当作口红抹在自己唇上的。吃饭的时候，口红就被吃掉了；洗脸的时候，口红就被洗掉了。在利益当口与真实状态中，口红是碍事的，至少是多余的。只有在对外或者表演时，口红才是需要的。要命的是，口红不知道这一切，它处于光彩照人的晕炫中，直到如今还没有清醒过来！
我不想媚众，更不想媚愚众。有人把它搞成民粹。哪里是民粹？简直是民秽！因为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大量的民众，在面对袁世凯的时候，既不乏智力上的自信，更不乏道德上的优越。简直是千夫所指，万民唾弃，也不想想，你配吗？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云：“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11]问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却告诉我们，皇帝还是有的，只不过改换其它名称罢了。中国百姓没人不答应，他们喊万岁喊得比上辈老奴隶还要投入还要激昂。不信你看看当年的红色海洋，那简直神经病大聚会，脑残者大狂欢！而且，启超如果有幸身处红朝，那么他本人，铁定要先做右派，后做反革命，不是自绝于人民，就是被下放、被劳改、被专政甚至不经任何正常的法律程序被秘密枪崩，到时候还有人找他娘要那五分钱的子弹费！
海派学者李劼说：“历史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在中国遇到了其天敌——中国人顽强的文化心理定势：在没有皇帝的年代里人人都想做皇帝。一个皇帝推翻了，千万个皇帝在成长”。他还说：“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12]
可惜，袁世凯缺少李劼的智商，像梁启超一样脑子不转弯儿，不知道在中国，不穿龙袍，照样是皇帝。巴巴的搞小女人扶正的游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小样儿嘛！ 更小样儿的是中国人民，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当初要是理智地支持袁世凯称帝，我们今天就是立宪帝制了——曾经有一个美好的制度，放在全中国人面前，可是没有几个人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会说：我们要立宪帝制！如果非要在前面加一个期限的话，我们希望是——一万年！
按保守主义的视觉，政权掌握在一个人（皇帝）、少数人（贵族精英）或者多数人（民主）手里，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权力运作的方式！一句话，国体无所谓，关键是政体！ 历史走到今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吗？ 不明白，还对着袁世凯翻白眼吐唾沫！ 当然，躲开这些政治上的宏大叙事，我还可以指出一个简单的中国逻辑——成王败寇，人家不就是没弄成、退位了吗？如果他是在位之身，这么对待他，像美国百姓写信骂奥巴马白痴、法国百姓当面骂萨科齐混蛋那样，也算符合做人的正当性和做公民的正常逻辑。 遗憾的是，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中的许多人既没有读懂袁世凯，也没有提升自己的智力与道德——不如回家面墙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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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刀尔登：《刀尔登读史：中国好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2] 汪松涛：《梁启超诗词全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3]吴晗：《朱元璋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苏双碧序：《吴晗和朱元璋传》。此版依据的1965年版。 [4]吴晗：《朱元璋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自序。 [5]这三条指示是：其一，吴晗认为西系红巾军首领彭莹玉功成不居，起义成功后回到人民中间去了，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彭这样坚强的领导者，不应有回避行为，不是自己犯了错，就是史料有问题。其二，毛泽东认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其三，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6]吴晗：《朱元璋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此版依据的是1949年版。 [7]吴晗：《朱元璋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8]吴晗：《朱元璋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9]吴晗：《朱元璋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苏双碧序：《吴晗和朱元璋传》。 [10]柏克（英）：《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3页。 [11]《饮冰室文集点校·第5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1页。 [12]李劼：《我们的文化个性和个性文化：论世纪现象》，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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