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老子在講說自己的思想時，充滿無可奈何的神情。
孟子宣講仁政，不僅理直氣壯，而且滔滔不絕，氣勢磅礴。
韓非子講說權術，帶有一種賭徒在賭桌上的衝動和焦灼。
莊子是個詩人，卻開創了中國的散文傳統，自由，空靈。莊子散文是自言自語，不干預他人，不干預生活。莊子散文最精彩的段落，有類於嬰兒的呢喃。
孔子從一開始就註定要成為學問家，不斷地教導別人，卻忘記了自己所知道的乃是毋需贅言的常識。
為了將孔子所說的常識提拔為唯一的思想，後來的帝王索性廢黜百家，獨尊儒家。為了抬着孔子嚇唬他人，後來的學者沒完沒了地填補孔子當年留下的語言空隙，把孔子的話說到了不需要再思考也無法再思考的地步，從而在沒有思想家的年代裡扮演思想家。
孔子由地平線變成高山，是因為歷史地表的下沉，是因為人心的不斷淪落。中國人的不斷墮落，使孔子終於成為聖人。
2
《山海經》裡的人物，乃是最為本真的中國人。就像《尼伯龍根的指環》，照見了最純真的日耳曼人一樣。古希臘神話，荷馬史詩，則是西方人的民族原型。
中國的演義，滿目瘡夷。《三國演義》，《封神演義》，還有《水滸傳》之類，十分生動地呈現了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創傷。
《紅樓夢》是對《山海經》的回歸，天然渾成。
《山海經》故事間雜在山水地理的記載當中，就好比一幅幅壁畫，鑲嵌在亂石嶙峋的懸崖峭壁上。神話就是如此的天然無飾。
禪宗的崛起，讓人回憶起孔子以前的年代，追溯到《山海經》的蒼茫和混沌。禪，在中國人是對自由的回憶和回歸。禪宗開啟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中國式文藝復興，一直到《紅樓夢》的問世，才使人驀然回首，發現那人真的站在燈火闌珊處。
那人是混沌，被孔子開竅，然後由禪宗修復。所以我說，禪宗開啟了中國式的文藝復興。
3
老子的無為而治和小國寡民，並不是在講說一種不存在的理想政治，而是對周以前歷代政治方式的回憶。必須聯繫《尚書》，才能看出老子政治思想的針對性。周王朝建立之後，周公和召公，主要是周公，發布了一系列的誥文，由此開始了中國政治有為而治的歷史。仔細對比一下，所有這些誥文，與老子的政治思想剛好相反。周公在誥文中不僅有為而治，把治國比作“梓材”，而且禁酒，禁娛樂，給民眾規定這個，規定那個，一步一步地剝奪民眾自由生活的權利。從《尚書》中的這些官方文件亦即誥文來看，周公確實奠定了幾千年的中央集權專制政治。
老子的無為而治，乃是對天賦人權的認可；而老子的小國寡民，則是對中央集權的不認同。
中國政治的聯邦制思想，應該追溯到老子。
4
老子的修身養性，以回歸嬰兒，返回自然為原則；而周公的所謂德政，則要求人們以服從國家需要和社會秩序為道德準則。
老子的自然觀，恰好是對從周公到孔子的非自然道德觀的不以為然。這也是歷史記載和傳說中所描述的，孔子拜訪老子時，老子不認同孔子的關鍵所在。
從《尚書》讀到老子《道德經》，可以看出周室的癥結所在；從《道德經》讀到《尚書》，便可讀出《道德經》對周公建制的批判意味。
由於老子的不爭原則，人們讀《道德經》似乎看不出其具體的批判性；但一對照《尚書》，其批判性便一目了然了
5
《尚書》中的《召誥》，雖然記載了召公的誥令，但主要體現的依然是周公的政治思想。
周公的政治思想和後來孔子的道德要求，建構出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
《召誥》中，召公對殷商的批判自相矛盾。以否定紂王一朝推翻整個殷商，同時又承認殷商大多數王者，“茲殷多先哲王在天”。既然殷商多先哲王，那麼周室為什麼不照這些殷商先哲王的無為而治而治天下呢？召公不敢否定整個殷商，於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從而製作紂王無道，周滅殷商有道的彌天大謊。
6
召公諫彌謗，是召公聖明呢？還是周公所建立的專制政治出了問題？周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彌謗問題。言論不自由的根源，不在於周厲王的個人品質，而在於周公(連同召公自己)建立的專制集權。
周公召公建立的專制政治，必然會剝奪言論自由。召公在規勸周厲王的同時，卻想不到反省自己做了些什麼。
倘若擺脫了孔子的陰影讀《尚書》，周公建立周王朝的實質，便可一目了然。周公的專制政治，需要孔子的道德謊言作補充；反過來說，孔子也正是為了維護周公的專制政治而撒謊。
孔子成為教條，成為意識形態，似乎就不需要彌謗了，因為言論有了標準，言論自由被一個最大的謊言在無形中給剝奪了。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家，乃是周公—孔子政治和思想模式的必然要求。
當周公和孔子一步步地剝奪人們的自由時，可將老子的《道德經》歸結為四個字，還我自由。
7
所以，老子強調，天下出現所謂的聖人，表明社會出了問題。真正的聖人，或者說歷史上的聖人，大都是無言的。這也是為什麼老子被人逼着才寫下了《道德經》的緣由。
但也正是因為聖人的無言，造成了孔子的有言和有理，謊言成真，庸人成聖。
愛，是毋須言說的。老子《道德經》通篇不見一個愛字，但愛在其中。而孔子的所謂仁者愛人，並非以慈悲為懷，而是以愛治人。
8
司馬遷寫《史記》，號稱憤發著述。寫詩歌，散文，小說尚且不可意氣用事，更何況寫歷史呢？
遭受冤屈，發憤著書，雖然精神可嘉，卻史識庸常，沒有越出孔子的雷池半步。
可能也因為是憤而著述，結果把老子和韓非子混在了一起。此錯實在離譜，難以原諒。
漢武帝給司馬遷動了宮刑，司馬遷的《史記》給中國歷史做了同樣的手術，只是，那把手術刀，是孔子提供的。
9
司馬遷寫到秦始皇的暴政時，就沒想到，羸政所做的一切，幾乎都可以在周公召公的一系列誥書裡，看到青萍之末。
當然，當年孔子在熱烈讚頌周公時，也根本不會想到那樣的武力統一，最後必然會導致秦始皇式的暴政。
相比於秦始皇，周武王確實明智和仁慈，他不僅恭恭敬敬地請教箕子，還知道馬放南山，刀槍入庫，更知道把人家的國家還給人家，並且還明白不能還給微子啟那種抱着祭器前來投降的傢伙，而是還給了骨子裡依然是個殷商人的紂王之子，武庚。如此等等。相對於秦始皇的暴虐，周武王的聖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司馬遷有沒有想過，周武王為什麼能夠如此聖明？或者說，相對於被周滅掉的殷商，周武王的所作所為，究竟是聖明呢，還是一種懺悔的表示？假如是懺悔，那麼周武王又在懺悔什麼？為什麼會如此懺悔？
司馬遷一葉障目，而那張葉子，就是孔子。
秦始皇把姬姓周室對殷商的那場戰爭，推到了極端，從而以十分暴虐的暴力統一方式，徹底根絕了以和平協議達成聯邦的歷史可能性。
書同文，少數民族不在內，所以他們得以保留了能歌善舞的天性。
車同軌，沒見得道路因此如何的四通八達，倒是同樣的馬車，走了幾千年。
量同衡，歐洲直到今天才統一貨幣，人家沒有秦始皇的後代發達麼？
10
周以前的中國，是個諸侯聯邦，殷商王室，不過是諸侯長而已。殷商的政制方式，便是老子所說的無為而治。當年禹帝制定的洪範九疇，乃是這種無為而治的政治綱領，或者說政治模式。我想，這就是箕子為什麼要耳提面命般地告訴周武王洪範九疇的根本原因。
箕子的勸告，或者說警告也行，周武王可能聽進去了，可是他一年之後便鬱鬱而終，來不及把洪範九疇，也即是無為而治，定為周朝的政治體制。當然，也可能他一直猶猶豫豫，不知如何辦才好。也許他根本就沒有聽進去。但不管怎麼說，周武王一死，周公便為所欲為了，下了一系列的誥令，完全違背洪範九疇的政治傳統，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的有為而治時代。
這就是老子提出無為而治的歷史背景。遺憾的是，司馬遷看不懂這樣的歷史奧秘。可悲的是，由於司馬遷沒有看懂，以後的中國人似乎就永遠看不懂了。
中國歷史之所以會不斷地循環，中國人之所以幾千年不見長進，人心之所以會淪落到黑暗的地步，秘密起始於商周之交，孔子修史，司馬遷寫史等等這一連串的事情上面。在孔子和司馬遷的陰影籠罩之下，後來的中國人還怎麼讀得懂老子的《道德經》呢？
11
老子就是韓非子，人人都那麼說。尤其是那些學者教授，所謂的文化人。
無為而治，小國寡民，這與其說是老子的政治理想，不如說就是周朝以前的政治現實。無為而治，相對於周公的種種誥令；而小國寡民，則相對於中央集權大一統。
司馬遷看不清這些，所以我說，《史記》對中國歷史動了宮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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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境界，有大乘小乘之分。獨善其身，孤芳自賞，張揚個性，追求自由，小乘也。大乘者，或者慈悲，悲憫，或者謙卑，無我，也可說淡出自我，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如雨果，托爾斯泰，如卡夫卡，如曹雪芹。
托爾斯泰從對娜塔莎受引誘的譴責，想到了對安娜卡列尼娜偷情的道德審判，結果一寫卻寫成了對她的同情，最後寫出了對她的悲憫。但這依然只停留在小乘境界。直到《復活》，托爾斯泰終於寫出了偉大的悲憫情懷，從而十分謙卑地請求婦女原諒他的罪過。
寫作《吳越春秋》時流的是眼淚，寫作《商周春秋》時流的是心頭的血。
或說，走到天邊，說話也要口對着心。寫作也一樣，以心為基準。
二00二年十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