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之前，我十八岁的时候在老家农村当生产队长。当队长很简单，体力劳累不怕，怕的是心里劳累。那年头，我们在田地里插秧，累得腰板直不起来，狗爬式到田埂上，顶着大太阳，盖个草帽，就睡着了。

心里有时极度疲惫的是，生产大队要开阶级批斗大会，我们找不到被批斗的对象，我们一个生产大队的，都姓谢，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没有一个是 “地富反坏右”，况且，我们大家无法“阶级划分”，家家户户都是贫农阶级，一穷二白苦度日。我这生产队长“失职”，每次找不到“地富反坏右”来批斗，只好让社员们批斗自己。斗私批修嘛，这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果是公社派人来了，我们的批斗会必须有个批斗对象，那肯定就是我的堂伯伯。伯伯据说是“坏 分子”，也不知道是谁封的，我们只知道伯伯在“旧社会”读了几年书，经常帮助父老乡亲看相择日，比如婚嫁择日，乔迁择日，等等，文革来了，伯伯凭这本事就是闹迷信的“坏分子”。

其实大家都不舍得批斗伯伯，就连公社书记也不舍得，有一次公社书记在台上说：“您会择日，就给我们大家择一些好的富的日子，过过嘛，省得大家穷得发慌！”引起台上台下众人苦闷大笑。批斗会变成黑色幽默会。

当时生活在海南岛很贫困的人民公社，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种地的人没有粮食，没有饭吃？那时的农民个个都像我一样饥饿，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农民，也救活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我很不喜欢赵紫阳，甚至曾经怨恨他，因为他主政广东省时，把广东搞得一穷二白，他主政广东“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害我好不容易才摆脱苦难的农村到了城市，而又被强硬地下放到农村。后来我认识到那不是他的错，是制度的错。再后来，我思考，其实制度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好坏之分，制度只有合理或不合理。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1980年代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80年-1987年）和中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1989年）。在任期间，是党内改革派的重要领袖之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还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打击腐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作出了许多同情学生的言行，而招致以邓小平为首的北京元老们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15年的余生，于2005年1月17日逝世。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国官方对于赵紫阳的评价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错误” 为重点。但是他注重经济发展、同情民主主张、反对集权镇压等言行，却在中国民间以及大陆以外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成为现代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赵紫阳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 ”

5月19日，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是有关文革后北京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最有资料价值的一本书之一。杨继绳说，在六四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是很信任的。1989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当时江泽民任市委书记，市长是朱镕基）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赵紫阳对杨继绳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政治上分手有几年的发展过程，而他和邓小平关系破裂则纯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学生，邓小平主张镇压，两人严重分歧，其中陈希同、李鹏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提出三项处理意见：一、劝导学生复课；二、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抢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当时赵向邓小平汇报，邓表示同意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对策。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访北韩，向李鹏交代了这三条意见，但赵一走，李鹏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会，听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汇报学运，他们讲形势，说得很严重，谎报军情。赵紫阳说，“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这次常委会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赵指这个定性“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俑者，万里上了当。”

 

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及以此为基调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关于对“分裂党”的错误性质问题，赵紫阳显然是不同意的。他说：“我是党的总书记，我为什么要分裂党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作为我个人，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又要服从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不做不利于党的事业的任何事情，这是我始终的态度。”

 

赵紫阳认为，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没有这种制约和监督就没有正常的国家生活。如果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到了党不党，国不国，政不政的地步和环境，就是国家的灾难而决不是什么好事。

 

赵紫阳最初和邓小平相识是在1945年，当时，邓小平是他的上司的上司－－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最初，邓小平知道这位赵某人完全是因为知道了赵紫阳的政绩－－土改工作的卓尔不群，等到见面以后，邓小平知道这位比自己年轻15岁的地委书记对农村的工作了如指掌时，非常兴奋，他对身边的人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贝啊！”邓小平称赵紫阳为“宝贝”，这是他赏识赵的开始。

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以后，赵紫阳紧紧追随其后，他在广东虽然只干了一年。1976年，邓小平再度被打倒，赵紫阳在北京被张春桥点名批判。

邓小平77年复出以后，集中火力抓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工作，赵紫阳在四川果然不负重望，77、78两年四川粮食增产100亿斤，以致于百姓流传：要吃粮，找紫阳。

 

北京官方对赵紫阳的评价：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其他国家或组织对赵紫阳的评价：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赞扬赵紫阳在困难时期捍卫个人信念，作出牺牲，具道德勇气。麦克莱伦又形容赵紫阳协助中国经济转型，并经由贸易及投资，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联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则说，人们记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赵紫阳直接走到群众前，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推选赵紫阳为“亚洲英雄”人物。

 

 

 

 

改革的力量由下而上，并不存在什么“设计师”，人无法设计改革，人可以设计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少有三次“逼迫”。

 

第一次“逼迫”。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访美国。当邓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向观众招手致意时，他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美国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之后邓小平回国，下定决心“摸石头过河”。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中央决定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当年深圳是开放的前沿地，也是改革的试验场。

 

第二次“逼迫”。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以及解除报禁、党禁等政策，北京高层极端被动，他们再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台湾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于是北京高层更加大胆地“摸石头过河”：至少让海南岛不要落后台湾太远（1949年海南岛和台湾岛的情况差不多）。于是北京高层决定办中国最大的特区，开发海南岛。北京高层给梁湘一个任务：去海南作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梁湘兴奋地在海南考察一个星期，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写了报告。王震将报告分送邓小平和赵紫阳。海南要建省，中央决定，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出任海南省委书记，梁湘任省长。

 

海南岛永远追赶不上台湾，因为制度不同。

 

海南穷困最缺资金，引进外资成片开发洋浦，那是“丧权卖国”。

 

1989年六四学潮刚过去，许士杰和梁湘奉时任总理的李鹏之召去北京汇报洋浦开发方案。不料，翌晨梁湘被隔离审查，主要问题是：一说梁湘在“六四事件”向中央发电文支持学生，支持赵紫阳；一说洋浦开发计划“丧权卖国”。后来梁湘终于病倒，海南岛的最大“特区”也病倒。

 

第三次“逼迫”。六四学潮后“左右相争相斗”， 北京高层第三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世界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1992年春天，邓小平逼迫再度“出山”，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赵紫阳没有错，制度也没有错，还是我错了，因为我发现，制度没有好坏之分，更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理或不合理之分。

 

三十年前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因为那时中国的制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觉得不合理，无法接受。

邓小平赵紫阳改革有功劳，但是，改革的力量来自民间，就是来自农民。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农民，也救活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像民主不是好东西一样，制度也不是好东西，没有一种制度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乐意接受的。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是否合理，如何做到合理，如果你的制度只有百分之四十九（或以下）的人能接受，那么就不合理，可能你就要用武力（比如军管）才能维持，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人都能接受的制度，可以说是可行的制度，当然能接受的程度越高越好。若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都能接受，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制度。

你想制度合理或比较合理，那么制度的接受者（被管理者）的权益的代表必须是从下而上，每个板块的代表（代言人）必须以民意为基础，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三个代表”。

 

我读卡夫卡的《在法律门前》，那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怎么请求也无法进入法律之门。我就联想到中国的制度（法律、政策、社会保障法规等）对于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来说，好像是个玻璃房，里面的制度什么都可以看得见，就是进不去。

 

国内很多学者比较悲观，说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悲观有悲观的道理，因为中国现行的很多制度，太不合理，限制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的权利，导致这些人贫困。这种悲观至少说明一个道理，不合理的制度只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为什么要占有？农村的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的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为什么要比乡村便宜？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不覆盖农民？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就不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为什么不在这个话语里？劳动法保护的是城里的工人，失业保障为什么与农民工没有关系？

 

人类社会制度是否合理，最根本的是看你私有财产的保障，而土地的私有又是私有财产保障最大的根本。

 

“土地流转”我问国内很多学者和平民，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楚，说明你就是玻璃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改革开始时可能是对的，但是你把当成“永久真理”就是永久制造不合理的制度。杜绝“土地流转”的不合理制度，首先就是引进不是最坏的“权力流转”。

 

 

蔡定剑教授英年早逝（于2010年11月22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临别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改革没有设计师，但是，所有为中国民主宪政添加一砖一瓦的人，都值得尊重。

 

 

 

写于2011年2月25日，德国班贝格

 

 

恢复高考之前，我十八岁的时候在老家农村当生产队长。当队长很简单，体力劳累不怕，怕的是心里劳累。那年头，我们在田地里插秧，累得腰板直不起来，狗爬式到田埂上，顶着大太阳，盖个草帽，就睡着了。

心里有时极度疲惫的是，生产大队要开阶级批斗大会，我们找不到被批斗的对象，我们一个生产大队的，都姓谢，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没有一个是 “地富反坏右”，况且，我们大家无法“阶级划分”，家家户户都是贫农阶级，一穷二白苦度日。我这生产队长“失职”，每次找不到“地富反坏右”来批斗，只好让社员们批斗自己。斗私批修嘛，这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果是公社派人来了，我们的批斗会必须有个批斗对象，那肯定就是我的堂伯伯。伯伯据说是“坏 分子”，也不知道是谁封的，我们只知道伯伯在“旧社会”读了几年书，经常帮助父老乡亲看相择日，比如婚嫁择日，乔迁择日，等等，文革来了，伯伯凭这本事就是闹迷信的“坏分子”。

其实大家都不舍得批斗伯伯，就连公社书记也不舍得，有一次公社书记在台上说：“您会择日，就给我们大家择一些好的富的日子，过过嘛，省得大家穷得发慌！”引起台上台下众人苦闷大笑。批斗会变成黑色幽默会。

当时生活在海南岛很贫困的人民公社，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种地的人没有粮食，没有饭吃？那时的农民个个都像我一样饥饿，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农民，也救活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我很不喜欢赵紫阳，甚至曾经怨恨他，因为他主政广东省时，把广东搞得一穷二白，他主政广东“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害我好不容易才摆脱苦难的农村到了城市，而又被强硬地下放到农村。后来我认识到那不是他的错，是制度的错。再后来，我思考，其实制度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好坏之分，制度只有合理或不合理。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1980年代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80年-1987年）和中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1989年）。在任期间，是党内改革派的重要领袖之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还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打击腐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作出了许多同情学生的言行，而招致以邓小平为首的北京元老们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15年的余生，于2005年1月17日逝世。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国官方对于赵紫阳的评价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错误” 为重点。但是他注重经济发展、同情民主主张、反对集权镇压等言行，却在中国民间以及大陆以外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成为现代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赵紫阳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 ”

5月19日，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是有关文革后北京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最有资料价值的一本书之一。杨继绳说，在六四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是很信任的。1989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当时江泽民任市委书记，市长是朱镕基）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赵紫阳对杨继绳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政治上分手有几年的发展过程，而他和邓小平关系破裂则纯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学生，邓小平主张镇压，两人严重分歧，其中陈希同、李鹏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提出三项处理意见：一、劝导学生复课；二、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抢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当时赵向邓小平汇报，邓表示同意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对策。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访北韩，向李鹏交代了这三条意见，但赵一走，李鹏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会，听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汇报学运，他们讲形势，说得很严重，谎报军情。赵紫阳说，“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这次常委会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赵指这个定性“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俑者，万里上了当。”

 

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及以此为基调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关于对“分裂党”的错误性质问题，赵紫阳显然是不同意的。他说：“我是党的总书记，我为什么要分裂党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作为我个人，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又要服从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不做不利于党的事业的任何事情，这是我始终的态度。”

 

赵紫阳认为，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没有这种制约和监督就没有正常的国家生活。如果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到了党不党，国不国，政不政的地步和环境，就是国家的灾难而决不是什么好事。

 

赵紫阳最初和邓小平相识是在1945年，当时，邓小平是他的上司的上司－－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最初，邓小平知道这位赵某人完全是因为知道了赵紫阳的政绩－－土改工作的卓尔不群，等到见面以后，邓小平知道这位比自己年轻15岁的地委书记对农村的工作了如指掌时，非常兴奋，他对身边的人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贝啊！”邓小平称赵紫阳为“宝贝”，这是他赏识赵的开始。

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以后，赵紫阳紧紧追随其后，他在广东虽然只干了一年。1976年，邓小平再度被打倒，赵紫阳在北京被张春桥点名批判。

邓小平77年复出以后，集中火力抓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工作，赵紫阳在四川果然不负重望，77、78两年四川粮食增产100亿斤，以致于百姓流传：要吃粮，找紫阳。

 

北京官方对赵紫阳的评价：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其他国家或组织对赵紫阳的评价：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赞扬赵紫阳在困难时期捍卫个人信念，作出牺牲，具道德勇气。麦克莱伦又形容赵紫阳协助中国经济转型，并经由贸易及投资，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联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则说，人们记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赵紫阳直接走到群众前，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推选赵紫阳为“亚洲英雄”人物。

 

 

 

 

改革的力量由下而上，并不存在什么“设计师”，人无法设计改革，人可以设计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少有三次“逼迫”。

 

第一次“逼迫”。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访美国。当邓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向观众招手致意时，他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美国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之后邓小平回国，下定决心“摸石头过河”。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中央决定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当年深圳是开放的前沿地，也是改革的试验场。

 

第二次“逼迫”。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以及解除报禁、党禁等政策，北京高层极端被动，他们再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台湾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于是北京高层更加大胆地“摸石头过河”：至少让海南岛不要落后台湾太远（1949年海南岛和台湾岛的情况差不多）。于是北京高层决定办中国最大的特区，开发海南岛。北京高层给梁湘一个任务：去海南作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梁湘兴奋地在海南考察一个星期，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写了报告。王震将报告分送邓小平和赵紫阳。海南要建省，中央决定，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出任海南省委书记，梁湘任省长。

 

海南岛永远追赶不上台湾，因为制度不同。

 

海南穷困最缺资金，引进外资成片开发洋浦，那是“丧权卖国”。

 

1989年六四学潮刚过去，许士杰和梁湘奉时任总理的李鹏之召去北京汇报洋浦开发方案。不料，翌晨梁湘被隔离审查，主要问题是：一说梁湘在“六四事件”向中央发电文支持学生，支持赵紫阳；一说洋浦开发计划“丧权卖国”。后来梁湘终于病倒，海南岛的最大“特区”也病倒。

 

第三次“逼迫”。六四学潮后“左右相争相斗”， 北京高层第三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世界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1992年春天，邓小平逼迫再度“出山”，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赵紫阳没有错，制度也没有错，还是我错了，因为我发现，制度没有好坏之分，更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理或不合理之分。

 

三十年前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因为那时中国的制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觉得不合理，无法接受。

邓小平赵紫阳改革有功劳，但是，改革的力量来自民间，就是来自农民。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农民，也救活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像民主不是好东西一样，制度也不是好东西，没有一种制度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乐意接受的。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是否合理，如何做到合理，如果你的制度只有百分之四十九（或以下）的人能接受，那么就不合理，可能你就要用武力（比如军管）才能维持，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人都能接受的制度，可以说是可行的制度，当然能接受的程度越高越好。若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都能接受，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制度。

你想制度合理或比较合理，那么制度的接受者（被管理者）的权益的代表必须是从下而上，每个板块的代表（代言人）必须以民意为基础，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三个代表”。

 

我读卡夫卡的《在法律门前》，那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怎么请求也无法进入法律之门。我就联想到中国的制度（法律、政策、社会保障法规等）对于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来说，好像是个玻璃房，里面的制度什么都可以看得见，就是进不去。

 

国内很多学者比较悲观，说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悲观有悲观的道理，因为中国现行的很多制度，太不合理，限制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的权利，导致这些人贫困。这种悲观至少说明一个道理，不合理的制度只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为什么要占有？农村的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的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为什么要比乡村便宜？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不覆盖农民？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就不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为什么不在这个话语里？劳动法保护的是城里的工人，失业保障为什么与农民工没有关系？

 

人类社会制度是否合理，最根本的是看你私有财产的保障，而土地的私有又是私有财产保障最大的根本。

 

“土地流转”我问国内很多学者和平民，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楚，说明你就是玻璃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改革开始时可能是对的，但是你把当成“永久真理”就是永久制造不合理的制度。杜绝“土地流转”的不合理制度，首先就是引进不是最坏的“权力流转”。

 

 

蔡定剑教授英年早逝（于2010年11月22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临别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改革没有设计师，但是，所有为中国民主宪政添加一砖一瓦的人，都值得尊重。

 

 

 

写于2011年2月25日，德国班贝格

 

 

恢复高考之前，我十八岁的时候在老家农村当生产队长。当队长很简单，体力劳累不怕，怕的是心里劳累。那年头，我们在田地里插秧，累得腰板直不起来，狗爬式到田埂上，顶着大太阳，盖个草帽，就睡着了。

心里有时极度疲惫的是，生产大队要开阶级批斗大会，我们找不到被批斗的对象，我们一个生产大队的，都姓谢，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没有一个是 “地富反坏右”，况且，我们大家无法“阶级划分”，家家户户都是贫农阶级，一穷二白苦度日。我这生产队长“失职”，每次找不到“地富反坏右”来批斗，只好让社员们批斗自己。斗私批修嘛，这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果是公社派人来了，我们的批斗会必须有个批斗对象，那肯定就是我的堂伯伯。伯伯据说是“坏 分子”，也不知道是谁封的，我们只知道伯伯在“旧社会”读了几年书，经常帮助父老乡亲看相择日，比如婚嫁择日，乔迁择日，等等，文革来了，伯伯凭这本事就是闹迷信的“坏分子”。

其实大家都不舍得批斗伯伯，就连公社书记也不舍得，有一次公社书记在台上说：“您会择日，就给我们大家择一些好的富的日子，过过嘛，省得大家穷得发慌！”引起台上台下众人苦闷大笑。批斗会变成黑色幽默会。

当时生活在海南岛很贫困的人民公社，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种地的人没有粮食，没有饭吃？那时的农民个个都像我一样饥饿，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农民，也救活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我很不喜欢赵紫阳，甚至曾经怨恨他，因为他主政广东省时，把广东搞得一穷二白，他主政广东“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害我好不容易才摆脱苦难的农村到了城市，而又被强硬地下放到农村。后来我认识到那不是他的错，是制度的错。再后来，我思考，其实制度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好坏之分，制度只有合理或不合理。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1980年代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80年-1987年）和中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1989年）。在任期间，是党内改革派的重要领袖之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还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打击腐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作出了许多同情学生的言行，而招致以邓小平为首的北京元老们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15年的余生，于2005年1月17日逝世。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国官方对于赵紫阳的评价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错误” 为重点。但是他注重经济发展、同情民主主张、反对集权镇压等言行，却在中国民间以及大陆以外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成为现代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赵紫阳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 ”

5月19日，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是有关文革后北京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最有资料价值的一本书之一。杨继绳说，在六四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是很信任的。1989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当时江泽民任市委书记，市长是朱镕基）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赵紫阳对杨继绳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政治上分手有几年的发展过程，而他和邓小平关系破裂则纯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学生，邓小平主张镇压，两人严重分歧，其中陈希同、李鹏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提出三项处理意见：一、劝导学生复课；二、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抢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当时赵向邓小平汇报，邓表示同意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对策。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访北韩，向李鹏交代了这三条意见，但赵一走，李鹏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会，听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汇报学运，他们讲形势，说得很严重，谎报军情。赵紫阳说，“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这次常委会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赵指这个定性“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俑者，万里上了当。”

 

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及以此为基调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关于对“分裂党”的错误性质问题，赵紫阳显然是不同意的。他说：“我是党的总书记，我为什么要分裂党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作为我个人，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又要服从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不做不利于党的事业的任何事情，这是我始终的态度。”

 

赵紫阳认为，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没有这种制约和监督就没有正常的国家生活。如果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到了党不党，国不国，政不政的地步和环境，就是国家的灾难而决不是什么好事。

 

赵紫阳最初和邓小平相识是在1945年，当时，邓小平是他的上司的上司－－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最初，邓小平知道这位赵某人完全是因为知道了赵紫阳的政绩－－土改工作的卓尔不群，等到见面以后，邓小平知道这位比自己年轻15岁的地委书记对农村的工作了如指掌时，非常兴奋，他对身边的人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贝啊！”邓小平称赵紫阳为“宝贝”，这是他赏识赵的开始。

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以后，赵紫阳紧紧追随其后，他在广东虽然只干了一年。1976年，邓小平再度被打倒，赵紫阳在北京被张春桥点名批判。

邓小平77年复出以后，集中火力抓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工作，赵紫阳在四川果然不负重望，77、78两年四川粮食增产100亿斤，以致于百姓流传：要吃粮，找紫阳。

 

北京官方对赵紫阳的评价：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其他国家或组织对赵紫阳的评价：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赞扬赵紫阳在困难时期捍卫个人信念，作出牺牲，具道德勇气。麦克莱伦又形容赵紫阳协助中国经济转型，并经由贸易及投资，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联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则说，人们记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赵紫阳直接走到群众前，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推选赵紫阳为“亚洲英雄”人物。

 

 

 

 

改革的力量由下而上，并不存在什么“设计师”，人无法设计改革，人可以设计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少有三次“逼迫”。

 

第一次“逼迫”。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访美国。当邓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向观众招手致意时，他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美国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之后邓小平回国，下定决心“摸石头过河”。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中央决定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当年深圳是开放的前沿地，也是改革的试验场。

 

第二次“逼迫”。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以及解除报禁、党禁等政策，北京高层极端被动，他们再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台湾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于是北京高层更加大胆地“摸石头过河”：至少让海南岛不要落后台湾太远（1949年海南岛和台湾岛的情况差不多）。于是北京高层决定办中国最大的特区，开发海南岛。北京高层给梁湘一个任务：去海南作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梁湘兴奋地在海南考察一个星期，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写了报告。王震将报告分送邓小平和赵紫阳。海南要建省，中央决定，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出任海南省委书记，梁湘任省长。

 

海南岛永远追赶不上台湾，因为制度不同。

 

海南穷困最缺资金，引进外资成片开发洋浦，那是“丧权卖国”。

 

1989年六四学潮刚过去，许士杰和梁湘奉时任总理的李鹏之召去北京汇报洋浦开发方案。不料，翌晨梁湘被隔离审查，主要问题是：一说梁湘在“六四事件”向中央发电文支持学生，支持赵紫阳；一说洋浦开发计划“丧权卖国”。后来梁湘终于病倒，海南岛的最大“特区”也病倒。

 

第三次“逼迫”。六四学潮后“左右相争相斗”， 北京高层第三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世界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1992年春天，邓小平逼迫再度“出山”，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赵紫阳没有错，制度也没有错，还是我错了，因为我发现，制度没有好坏之分，更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理或不合理之分。

 

三十年前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因为那时中国的制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觉得不合理，无法接受。

邓小平赵紫阳改革有功劳，但是，改革的力量来自民间，就是来自农民。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农民，也救活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像民主不是好东西一样，制度也不是好东西，没有一种制度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乐意接受的。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是否合理，如何做到合理，如果你的制度只有百分之四十九（或以下）的人能接受，那么就不合理，可能你就要用武力（比如军管）才能维持，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人都能接受的制度，可以说是可行的制度，当然能接受的程度越高越好。若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都能接受，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制度。

你想制度合理或比较合理，那么制度的接受者（被管理者）的权益的代表必须是从下而上，每个板块的代表（代言人）必须以民意为基础，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三个代表”。

 

我读卡夫卡的《在法律门前》，那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怎么请求也无法进入法律之门。我就联想到中国的制度（法律、政策、社会保障法规等）对于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来说，好像是个玻璃房，里面的制度什么都可以看得见，就是进不去。

 

国内很多学者比较悲观，说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悲观有悲观的道理，因为中国现行的很多制度，太不合理，限制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的权利，导致这些人贫困。这种悲观至少说明一个道理，不合理的制度只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为什么要占有？农村的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的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为什么要比乡村便宜？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不覆盖农民？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就不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为什么不在这个话语里？劳动法保护的是城里的工人，失业保障为什么与农民工没有关系？

 

人类社会制度是否合理，最根本的是看你私有财产的保障，而土地的私有又是私有财产保障最大的根本。

 

“土地流转”我问国内很多学者和平民，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楚，说明你就是玻璃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改革开始时可能是对的，但是你把当成“永久真理”就是永久制造不合理的制度。杜绝“土地流转”的不合理制度，首先就是引进不是最坏的“权力流转”。

 

 

蔡定剑教授英年早逝（于2010年11月22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临别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改革没有设计师，但是，所有为中国民主宪政添加一砖一瓦的人，都值得尊重。

 

 

 

写于2011年2月25日，德国班贝格

 

 

恢复高考之前，我十八岁的时候在老家农村当生产队长。当队长很简单，体力劳累不怕，怕的是心里劳累。那年头，我们在田地里插秧，累得腰板直不起来，狗爬式到田埂上，顶着大太阳，盖个草帽，就睡着了。

心里有时极度疲惫的是，生产大队要开阶级批斗大会，我们找不到被批斗的对象，我们一个生产大队的，都姓谢，不是三姑六婆就是堂哥大叔，没有一个是 “地富反坏右”，况且，我们大家无法“阶级划分”，家家户户都是贫农阶级，一穷二白苦度日。我这生产队长“失职”，每次找不到“地富反坏右”来批斗，只好让社员们批斗自己。斗私批修嘛，这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如果是公社派人来了，我们的批斗会必须有个批斗对象，那肯定就是我的堂伯伯。伯伯据说是“坏 分子”，也不知道是谁封的，我们只知道伯伯在“旧社会”读了几年书，经常帮助父老乡亲看相择日，比如婚嫁择日，乔迁择日，等等，文革来了，伯伯凭这本事就是闹迷信的“坏分子”。

其实大家都不舍得批斗伯伯，就连公社书记也不舍得，有一次公社书记在台上说：“您会择日，就给我们大家择一些好的富的日子，过过嘛，省得大家穷得发慌！”引起台上台下众人苦闷大笑。批斗会变成黑色幽默会。

当时生活在海南岛很贫困的人民公社，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种地的人没有粮食，没有饭吃？那时的农民个个都像我一样饥饿，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农民，也救活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我很不喜欢赵紫阳，甚至曾经怨恨他，因为他主政广东省时，把广东搞得一穷二白，他主政广东“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害我好不容易才摆脱苦难的农村到了城市，而又被强硬地下放到农村。后来我认识到那不是他的错，是制度的错。再后来，我思考，其实制度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好坏之分，制度只有合理或不合理。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赵修业，1980年代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80年-1987年）和中共中央总书记（1987年-1989年）。在任期间，是党内改革派的重要领袖之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还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打击腐败，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作出了许多同情学生的言行，而招致以邓小平为首的北京元老们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15年的余生，于2005年1月17日逝世。

 

由于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场与态度，以及他在事后面对党内声讨时坚持己见为自己辩护，中国官方对于赵紫阳的评价直至其逝世后仍然以六四的“错误” 为重点。但是他注重经济发展、同情民主主张、反对集权镇压等言行，却在中国民间以及大陆以外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成为现代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1989年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赵紫阳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 ”

5月19日，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是有关文革后北京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最有资料价值的一本书之一。杨继绳说，在六四之前邓小平对赵紫阳是很信任的。1989年春节，邓小平、李鹏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领导人（当时江泽民任市委书记，市长是朱镕基）向邓反映了赵紫阳不少问题，但邓小平当场明确表态，“不能倒赵”。而邓回北京后不久即向赵提出要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赵，自己完全退下来。杨继绳说，“如果没有六四，赵紫阳将会成为真正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一把手。”

 

赵紫阳对杨继绳说，邓小平与胡耀邦在政治上分手有几年的发展过程，而他和邓小平关系破裂则纯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学生，邓小平主张镇压，两人严重分歧，其中陈希同、李鹏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提出三项处理意见：一、劝导学生复课；二、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抢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当时赵向邓小平汇报，邓表示同意赵紫阳这一温和的对策。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访北韩，向李鹏交代了这三条意见，但赵一走，李鹏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会，听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汇报学运，他们讲形势，说得很严重，谎报军情。赵紫阳说，“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这次常委会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赵指这个定性“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俑者，万里上了当。”

 

邓小平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四二五”讲话及以此为基调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关于对“分裂党”的错误性质问题，赵紫阳显然是不同意的。他说：“我是党的总书记，我为什么要分裂党呢？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作为我个人，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见表达清楚，又要服从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不做不利于党的事业的任何事情，这是我始终的态度。”

 

赵紫阳认为，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没有这种制约和监督就没有正常的国家生活。如果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到了党不党，国不国，政不政的地步和环境，就是国家的灾难而决不是什么好事。

 

赵紫阳最初和邓小平相识是在1945年，当时，邓小平是他的上司的上司－－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最初，邓小平知道这位赵某人完全是因为知道了赵紫阳的政绩－－土改工作的卓尔不群，等到见面以后，邓小平知道这位比自己年轻15岁的地委书记对农村的工作了如指掌时，非常兴奋，他对身边的人说：“将来我们解放了，像小赵这样的同志都是党的宝贝啊！”邓小平称赵紫阳为“宝贝”，这是他赏识赵的开始。

在邓小平二次复出以后，赵紫阳紧紧追随其后，他在广东虽然只干了一年。1976年，邓小平再度被打倒，赵紫阳在北京被张春桥点名批判。

邓小平77年复出以后，集中火力抓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工作，赵紫阳在四川果然不负重望，77、78两年四川粮食增产100亿斤，以致于百姓流传：要吃粮，找紫阳。

 

北京官方对赵紫阳的评价：新华社在2005年1月29日发表关于赵紫阳遗体火化的消息时，评价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其他国家或组织对赵紫阳的评价：美国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赞扬赵紫阳在困难时期捍卫个人信念，作出牺牲，具道德勇气。麦克莱伦又形容赵紫阳协助中国经济转型，并经由贸易及投资，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联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则说，人们记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赵紫阳直接走到群众前，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讨论民众对民主、自由的渴求。

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推选赵紫阳为“亚洲英雄”人物。

 

 

 

 

改革的力量由下而上，并不存在什么“设计师”，人无法设计改革，人可以设计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少有三次“逼迫”。

 

第一次“逼迫”。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访美国。当邓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向观众招手致意时，他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美国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之后邓小平回国，下定决心“摸石头过河”。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经济特区，1981年3月，中央决定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当年深圳是开放的前沿地，也是改革的试验场。

 

第二次“逼迫”。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民众前往大陆探视、奔丧，以及解除报禁、党禁等政策，北京高层极端被动，他们再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台湾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于是北京高层更加大胆地“摸石头过河”：至少让海南岛不要落后台湾太远（1949年海南岛和台湾岛的情况差不多）。于是北京高层决定办中国最大的特区，开发海南岛。北京高层给梁湘一个任务：去海南作调研，提出加快开发海南的意见。梁湘兴奋地在海南考察一个星期，就加速开发海南给王震写了报告。王震将报告分送邓小平和赵紫阳。海南要建省，中央决定，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许士杰出任海南省委书记，梁湘任省长。

 

海南岛永远追赶不上台湾，因为制度不同。

 

海南穷困最缺资金，引进外资成片开发洋浦，那是“丧权卖国”。

 

1989年六四学潮刚过去，许士杰和梁湘奉时任总理的李鹏之召去北京汇报洋浦开发方案。不料，翌晨梁湘被隔离审查，主要问题是：一说梁湘在“六四事件”向中央发电文支持学生，支持赵紫阳；一说洋浦开发计划“丧权卖国”。后来梁湘终于病倒，海南岛的最大“特区”也病倒。

 

第三次“逼迫”。六四学潮后“左右相争相斗”， 北京高层第三次想到同一个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不能这么搞，不然落后世界太远太远、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太远。1992年春天，邓小平逼迫再度“出山”，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赵紫阳没有错，制度也没有错，还是我错了，因为我发现，制度没有好坏之分，更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合理或不合理之分。

 

三十年前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因为那时中国的制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国人觉得不合理，无法接受。

邓小平赵紫阳改革有功劳，但是，改革的力量来自民间，就是来自农民。安徽凤阳县的农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坚决要打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包产到户。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产到户救活了农民，也救活了中国农村和农业。

 

像民主不是好东西一样，制度也不是好东西，没有一种制度是百分之百的人都乐意接受的。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是否合理，如何做到合理，如果你的制度只有百分之四十九（或以下）的人能接受，那么就不合理，可能你就要用武力（比如军管）才能维持，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人都能接受的制度，可以说是可行的制度，当然能接受的程度越高越好。若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都能接受，应该算是比较合理的制度。

你想制度合理或比较合理，那么制度的接受者（被管理者）的权益的代表必须是从下而上，每个板块的代表（代言人）必须以民意为基础，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的“三个代表”。

 

我读卡夫卡的《在法律门前》，那个农村来的男人走上去，怎么请求也无法进入法律之门。我就联想到中国的制度（法律、政策、社会保障法规等）对于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来说，好像是个玻璃房，里面的制度什么都可以看得见，就是进不去。

 

国内很多学者比较悲观，说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悲观有悲观的道理，因为中国现行的很多制度，太不合理，限制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的权利，导致这些人贫困。这种悲观至少说明一个道理，不合理的制度只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为什么要占有？农村的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的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为什么要比乡村便宜？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不覆盖农民？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就不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为什么不在这个话语里？劳动法保护的是城里的工人，失业保障为什么与农民工没有关系？

 

人类社会制度是否合理，最根本的是看你私有财产的保障，而土地的私有又是私有财产保障最大的根本。

 

“土地流转”我问国内很多学者和平民，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楚，说明你就是玻璃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改革开始时可能是对的，但是你把当成“永久真理”就是永久制造不合理的制度。杜绝“土地流转”的不合理制度，首先就是引进不是最坏的“权力流转”。

 

 

蔡定剑教授英年早逝（于2010年11月22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临别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改革没有设计师，但是，所有为中国民主宪政添加一砖一瓦的人，都值得尊重。

 

 

 

写于2011年2月25日，德国班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