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痛從閱讀《逃亡》開始
———答友人問
茉莉
我很難描述我在聽到高行健獲獎之後的憤怒心情。 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我請假在家。廚房裡髒碗髒碟子堆得高高的，一邊大把吃藥，一邊不管不顧地，我寫一篇題為<<高行健離諾貝爾理想標準差多遠>>的文章。不少朋友勸阻這篇文章的發表，他們的擔憂無疑有其道理。一個老朋友天天聒噪不休，我連電話都摔了。我不管不顧地寫下去。 有朋友問：「為什麼你不能有點胸懷，來接受這個對中國來說可能有點可笑的獎賞呢？」 是啊，為什麼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樣接受甚至為之「光榮」？為什麼我的反對態度這麼激烈、我的心情這麼悲傷？ 一切都源於那年我出獄，有機會閱讀到高行健的劇本《逃亡》。 沒有同情，沒有悲憫，只有對八九民運參與者犧牲者的輕蔑與嘲諷，只有自以為是的對「玩政治」的洋洋高論，只有高行健最拿手的有關女人與色情的描寫。在滔滔不絕藉機闡發的個人主義宣言中，高行健也泄露了他那顆冷漠頹廢的心。
他就那麼眼明手快地，那麼高超瀟灑地，將別人正在流淌的血淚做成了一個這樣的「偉大劇本」，並在哲學高度上抽象演繹一番。高行健還自負地宣稱，他要給予此劇：「古希臘的命運悲劇的那種宣敘的格調和東方古典戲劇的那種儀式性的莊嚴。」在別人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時候，他成功了。他很驕傲地說，他在天安門事件後只花了一個月就寫成這個劇本，一個美國劇院覺得這個劇本不對勁，叫他修改，被他拒絕，後來在瑞典皇家劇院上演，瑞典人很喜歡。 人間有多少相似的故事。1980年獲得諾獎的波蘭詩人米沃什，曾經講述過一個叫阿爾法的小說家的故事：雄心勃勃、一心想成為別人眼中權威的小說家阿爾法，其本人是和現實生活徹底脫離的，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在華沙戰後廢墟上，他以最快的速度寫出了描寫戰後狀況的第一部小說，獲得當局的高度讚賞。米沃什因此沉痛地說： 「他這麼快地利用了這個主題，他處理得如此光滑。我們周圍有成千上萬的人於折磨中死去，將他們的痛苦如此迅速地轉化為悲劇的形式，在我們看來似乎有些下流。」 那年，中國剛發過洪水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北京的衛平寫下她的感受：在令人眩
目的舞臺燈下，看見臉上塗着胭脂的大小伙子在重現與洪水搏鬥的那一幕，她覺得十分荒誕，說：「我不知道，那些被洪水捲走的靈魂看到他們的『替身』會怎麼想。」 高行健是不屑去問六四受難者的靈魂會怎麼想的。他說：「我只對我自己負責。」但只對自己負責的創作怎麼會受到西方人如此的青睞呢？因此高行健又玄而又玄地說：「我寫的戲大部份是寫人的普遍生存狀態、人類生存的困境，……比如《逃亡》是一個很政治的戲，但同時又是一個很哲學的戲。……所以西方觀眾接受這個戲不困難。」 聲稱自己「討厭一切政治」的高行健，就是不討厭西方的政治庇護政策（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個體現），也不討厭法國政府對異國藝術家的優待政策；自詡自己了解法蘭西文化的高行健，卻很少體會真正的法蘭西精神－－雨果、加繆的人道主義抗爭精神。 正如瑞典評論家Laos－Olof在他論及《逃亡》的文章中指出：「高行健從來不用他的筆為正義而戰，而是展示那些狂亂－－比最骯髒的泥潭還要骯髒的狂亂，比末日審判還要恐怖的狂亂。」（引自瑞典<<每日新聞報>>10月16日） 瑞典文學院文理不通的新聞公報說：「高行健的寫作脫離任何一種屈從，那怕是屈從於善意。他的劇作《逃亡》不但刺痛了那些當權者，也同等程度地刺痛了民主運動。」這就奇怪了，為什麼刺痛如此脆弱、如此不成氣候的中國民主運動，會是高行健獲獎的理由？難道瑞典文學院持的是雙重標準，唯獨對中國人，不肯使用給其他國家獲獎者的道德理想標尺？ 我是那麼哀傷地懷念四位退出瑞典文學院的院士。他們如果繼續留在那裡，這次諾獎絕不會頒發給這樣一個人。一九八九年發生了《魔鬼詩篇》的作家盧西迪因觸怒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被懸賞追殺的事件，作為堅定的自由與人權的捍衛者，當時文學院的會議主席維拉·阿斯佩斯特羅姆、女作家夏斯婷和院士勞斯，和文學院的其他院士發生了一場大爭執。三位院士指責瑞典文學院對盧西迪的支持不力，因此一起憤然離開了文學院那終身制的固定交椅。1996年，著名作家昂隆德教授也步他們的後塵，因同樣的原因退出文學院。 四位瑞典院士以毅然退出的積極行動，來表示，他們絕不認可世界任何地方對作家寫作自由的剝奪－－他們才是真正具有諾貝爾理想的人。今天仍然留在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他們投票給提倡「個人主義消極自由」的高行健，只能顯示，他們對諾貝爾理想標準已經淡忘到了什麼地步。 所以我不能接受朋友給我的勸告。整整七年的時間，我在瑞典觀察諾貝爾文學獎，今天，我的胸懷已經擴展－－既可以接受非洲叢林的詩人，也可以接受北國冰島的作家，但我永遠無法接受這樣一個高行健。 因為，接受高行健意味着接受一種人生態度－－對他人苦難冷漠的遊戲態度，意味着我們中國人可以被認為道德上次等，需要別人降低要求賞臉給獎。 我不能接受，我相信諾貝爾的地下之靈也不會接受！ 2000年10月29日於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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