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痛从阅读《逃亡》开始
———答友人问
茉莉
我很难描述我在听到高行健获奖之后的愤怒心情。 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我请假在家。厨房里脏碗脏碟子堆得高高的，一边大把吃药，一边不管不顾地，我写一篇题为<<高行健离诺贝尔理想标准差多远>>的文章。不少朋友劝阻这篇文章的发表，他们的担忧无疑有其道理。一个老朋友天天聒噪不休，我连电话都摔了。我不管不顾地写下去。 有朋友问：「为什么你不能有点胸怀，来接受这个对中国来说可能有点可笑的奖赏呢？」 是啊，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接受甚至为之「光荣」？为什么我的反对态度这么激烈、我的心情这么悲伤？ 一切都源于那年我出狱，有机会阅读到高行健的剧本《逃亡》。 没有同情，没有悲悯，只有对八九民运参与者牺牲者的轻蔑与嘲讽，只有自以为是的对「玩政治」的洋洋高论，只有高行健最拿手的有关女人与色情的描写。在滔滔不绝借机阐发的个人主义宣言中，高行健也泄露了他那颗冷漠颓废的心。
他就那么眼明手快地，那么高超潇洒地，将别人正在流淌的血泪做成了一个这样的「伟大剧本」，并在哲学高度上抽象演绎一番。高行健还自负地宣称，他要给予此剧：「古希腊的命运悲剧的那种宣叙的格调和东方古典戏剧的那种仪式性的庄严。」在别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他成功了。他很骄傲地说，他在天安门事件后只花了一个月就写成这个剧本，一个美国剧院觉得这个剧本不对劲，叫他修改，被他拒绝，后来在瑞典皇家剧院上演，瑞典人很喜欢。 人间有多少相似的故事。1980年获得诺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曾经讲述过一个叫阿尔法的小说家的故事：雄心勃勃、一心想成为别人眼中权威的小说家阿尔法，其本人是和现实生活彻底脱离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华沙战后废墟上，他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描写战后状况的第一部小说，获得当局的高度赞赏。米沃什因此沉痛地说： 「他这么快地利用了这个主题，他处理得如此光滑。我们周围有成千上万的人于折磨中死去，将他们的痛苦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剧的形式，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下流。」 那年，中国刚发过洪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京的卫平写下她的感受：在令人眩
目的舞台灯下，看见脸上涂着胭脂的大小伙子在重现与洪水搏斗的那一幕，她觉得十分荒诞，说：「我不知道，那些被洪水卷走的灵魂看到他们的『替身』会怎么想。」 高行健是不屑去问六四受难者的灵魂会怎么想的。他说：「我只对我自己负责。」但只对自己负责的创作怎么会受到西方人如此的青睐呢？因此高行健又玄而又玄地说：「我写的戏大部份是写人的普遍生存状态、人类生存的困境，……比如《逃亡》是一个很政治的戏，但同时又是一个很哲学的戏。……所以西方观众接受这个戏不困难。」 声称自己「讨厌一切政治」的高行健，就是不讨厌西方的政治庇护政策（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体现），也不讨厌法国政府对异国艺术家的优待政策；自诩自己了解法兰西文化的高行健，却很少体会真正的法兰西精神－－雨果、加缪的人道主义抗争精神。 正如瑞典评论家Laos－Olof在他论及《逃亡》的文章中指出：「高行健从来不用他的笔为正义而战，而是展示那些狂乱－－比最肮脏的泥潭还要肮脏的狂乱，比末日审判还要恐怖的狂乱。」（引自瑞典<<每日新闻报>>10月16日） 瑞典文学院文理不通的新闻公报说：「高行健的写作脱离任何一种屈从，那怕是屈从于善意。他的剧作《逃亡》不但刺痛了那些当权者，也同等程度地刺痛了民主运动。」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刺痛如此脆弱、如此不成气候的中国民主运动，会是高行健获奖的理由？难道瑞典文学院持的是双重标准，唯独对中国人，不肯使用给其他国家获奖者的道德理想标尺？ 我是那么哀伤地怀念四位退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他们如果继续留在那里，这次诺奖绝不会颁发给这样一个人。一九八九年发生了《魔鬼诗篇》的作家卢西迪因触怒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被悬赏追杀的事件，作为坚定的自由与人权的捍卫者，当时文学院的会议主席维拉·阿斯佩斯特罗姆、女作家夏斯婷和院士劳斯，和文学院的其他院士发生了一场大争执。三位院士指责瑞典文学院对卢西迪的支持不力，因此一起愤然离开了文学院那终身制的固定交椅。1996年，著名作家昂隆德教授也步他们的后尘，因同样的原因退出文学院。 四位瑞典院士以毅然退出的积极行动，来表示，他们绝不认可世界任何地方对作家写作自由的剥夺－－他们才是真正具有诺贝尔理想的人。今天仍然留在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他们投票给提倡「个人主义消极自由」的高行健，只能显示，他们对诺贝尔理想标准已经淡忘到了什么地步。 所以我不能接受朋友给我的劝告。整整七年的时间，我在瑞典观察诺贝尔文学奖，今天，我的胸怀已经扩展－－既可以接受非洲丛林的诗人，也可以接受北国冰岛的作家，但我永远无法接受这样一个高行健。 因为，接受高行健意味着接受一种人生态度－－对他人苦难冷漠的游戏态度，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可以被认为道德上次等，需要别人降低要求赏脸给奖。 我不能接受，我相信诺贝尔的地下之灵也不会接受！ 2000年10月29日于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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