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终身勞苦，才能从地裡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Gen3:18 -19

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作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虔敬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靈要以知識为美。--Prv2:7-12

GF大学是GF市的市属大学。1990年其药剂实验室有一位教授，一位讲师，两位研究助手老师，3位博士生和8位硕士生，以及日本一些公司派去学习的研修生。那3位博士生中，一位就是台湾来的L先生，另两位是日本两家公司派来研究兼读的。我则属于外国来的合作研究员，合作研究的时间是6个月。ΚΜ教授称呼我先生，这样其他人也跟着称我先生。这使得我下定决心要作出点成果以便不辱华人。但我遇到了令我十分气馁的英语瓶颈。实验室的所有文献都是英语，每周都有英文文献阅读介绍和实验结果介绍两次讨论会。开会时要用日语讲给大家听，但必须用英语写材料给每人发一份，而我读英语材料必须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词典，翻译成日语。那时没有电脑投影，虽然已经有了静电复印机，但因为太贵发给每个人的材料不准静电复印，必须用制备蓝图的重氮氨气显影法给每位复印一份材料。实验从制备样品，到用各种仪器手段进行定性定量测试分析，到打字复制材料都必须自己动脑动手。在国内我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条件练习这些制备，分析，准备会议报告的必备技能，一切都必须从头学起。虽然日本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特别友好，第一次使用仪器时都会叫我给我示范；我也很努力，每天早晨8点就进入实验室，制备，测试，电子显微镜观察，常常当眼睛离开荧光屏看到的周围全都是一片暗红色的墙壁，直到深夜11点回宿舍把晚饭和第二天的中午饭做好。就这样我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才终于收集到比较全面的数据第一次在日本国内的学术会议上发表。日本人参加学术会议发表时一般全研究室的人都会到场，我由于用日语发表、回答提问等都比较顺利，因而同研究室的人都很开心，ΚΜ教授就更加开心。当天同研究室的人都去会餐，我也得去，但组织会餐的助手老师就是不肯收我的钱，说KM教授已经替我付过了费用。我坚持要付给KM教授餐费、助手老师说KM教授会不高兴，我也只好作罢。餐后，KM教授又带大家去在斯纳库一边喝着加冰的威士忌，一边问起我家的情况，并问我家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有没有受到伤害。我对他做了真实的回顾。

那是1938年的早夏，日军占领了我故乡。我故乡的农村河网交织，日军不可能完全阻止游击队的活动。日军为了保证安全，大势砍伐农家林木沿运河插篱笆，在要冲建筑碉堡，以便把游击队控制在运河以东地区。我家原来有一片被小河四面围起来的小树林，上面长满了的松树、杉树、栢树全部被日军强行砍光。而游击队正好也利用靠海的大片芦苇荡里作掩护，白天休息夜晚骚扰日军。有一天晚上，游击队来到我家做饭、吃喝；夜里游击队员就轮流到大约1km西边的运河东岸点燃放在铁皮煤油桶里的鞭炮，鞭炮声听起来就像是打机关枪。日军躲在运河对岸的碉堡里朝河东开了一夜的枪，天亮后就划船来到河东搜查游击队。游击队这时早已不知到哪里去了。我爷爷全家人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看到日本人过来吓得只好躲进棉花地里。我奶奶小时裹过小脚又要抱着还不满一岁的我父亲，在棉花地里怎么也跑不快，就听到日军对着棉花地一阵扫射的机枪声，周围的棉花被打得七零八落，而我父亲却觉得好玩笑起来，家里请来帮忙的妇人是个大脚，见此情形一把抢过我父亲捂住嘴，叫我奶奶和她赶快一起趴下在棉花地里爬行。日军不敢贸然进入棉花地，机枪扫射后没有看到动静，就冲开我家竹院的大门，走进屋里看到大桌子上碗盘交错杯盘狼藉，立刻猜想到我家与游击队有关，认定这是游击队窝点，于是四处放火。我爷爷看到家里大火冲天，想从家里抢救出一些东西来就忘了危险，从棉花地里冲了出来，一下子就被一个日本士兵抓住按跪在地上。那个日本士兵举起手中的三八大盖步枪就要开枪。说时时迟那时快，另一个长官模样的日本兵在那个士兵的身后伸手一把摁下那把三八大盖步枪的枪托，一声枪响，子弹没有射向我爷爷却飞向了天空。那位日军军官拉过我爷爷的手一看，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上长满了老茧的农渔民手掌。这位日军军官气得哇哇大叫，举手打了我爷爷两个耳光，就带着一队日军继续往东往海边去搜索游击队去了。等我爷爷知道日军走远了，跑进院子里，连晒在屋外的衣服也都烧得差不多了，好不容易只找到一条丢在地上还没有着火的打渔时用的套裤外，其余的一概烧得精光。我爷爷没有任何文化和手艺，面临房产、衣物、农具、家畜全部烧毁的窘迫，为了全家的生活只得卖地盖房置产，一个原来比较富有的家庭，就这样变为一个中产之家……

KM教授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严肃阴沉。我以为他非常生气就把眼睛盯着斯纳库墙壁上画着瀑布的巨幅油画，默默地停止了叙述。没想到，KM教授用非常低沉的语气对我说："お宅及びご家族にこんなに酷く加害したことで、ほんとうにもうしわけ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我对贵府遭到如此残酷的加害表示诚恳的道歉）"。 "あのことはKM先生と関係はありません。KM先生はこう言ったら、私は恐縮となります（那些事与KΜ先生没有关系，您这样说我会感到过意不去）"我安慰道。

到1990年年末，GF大学开全校员工忘年会的时候要我即席致辞，不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5分钟的致辞引起1次呼叫，2次掌声，3次大笑。会后，KM先生告诉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能讲出让他那些不苟言笑的同事笑得那样开心的话。从此以后KM教授对我更加友好，每次教研室聚餐都不让我付会费。这引起自费从台湾去读博士的L先生觉得非常不公平。我虽然从GF市政府拨给GF大学的国际交流经费里只能领取每月6万日元的生活费，但不需要交房租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L先生不仅要自负所有他自己的生活费还得交学费，并且已经读了5年也看不到毕业的时间。为了让L先生开心，我直接向KM教授要求后来的所有聚餐都由我自己付费，如果不同意我就不参加，理由是所有的人都是自己付费，我不能特殊。没想到就因为我的这一要求使得KM教授以及全教研室的人都付与我更多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