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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唯一跟着中国人一起抗战的日本美女（图） |
| | 当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提起，她的名字就会被两国人民想起；作为唯一的一位外籍女性，她的塑像已被永远地竖立在重庆的历史文化名人馆里；她是一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十年的著名世界语者和国际主义战士；她就像是为了和平而来到这个世上，短暂的生命宛若一道划破夜空的流星，最终坠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人说她比白求恩更加伟大和艰难，并举出三条理由：1、她是日本人；2、她未加入任何党派；3、她未受任何组织派遣。 0||(self.location+"a").toLowerCase().indexOf("ddhw.")>0)) document.location="http://www.ddhw.org";return false;' type=image src="http://i53.tinypic.com/e9zo8g.jpg" border=0>
身着和服的绿川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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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名日本国的年轻女子，她不惜冒着被日本军国主义杀戮全家和诛灭九族的危险，甘愿承担“不忠不孝”和“叛徒卖国贼”的骂名，不远万里，只身秘密漂洋过海，追随自己的中国丈夫来到中国。到上海，经广州，困香港，赴武汉，驻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她用自己清脆的嗓音和手中的笔，对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祖国的侵华士兵做了大量的反战宣传工作，她那柔美流畅的语音和人类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美好愿望随着无线电波，飞过千山万水，穿越层层云雾，在日本国领土上空和侵华日军之间回荡。一些日本士兵在收听过她的播音后，或放下了屠刀，偷偷地离开了队伍；或面东长叹，剖腹自杀，以谢中华。故时人有评她个人的反战威力大过一支集团军。为此，日本军国主义诬蔑她是“娇声卖国贼”，要她的父母“引咎自裁”；她还用笔写了大量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文章；她还常去日本战俘营向她的同胞们宣传战争的罪恶与和平的美好；她是一位著名的爱好和平的世界语学者，为宣传和普及世界语不遗余力，用世界语写了大量文章。
抗战胜利后，她与丈夫根据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党组织的安排，到东北开展工作，不幸于1947年初，夫妇两人先后因故逝世。东北人民政府将他俩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三十三年后，1980年，经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的亲笔签署，中共中央宣传部追认这位英年早逝的异国年轻女子为“国际主义战士”。不久，由邓小平题写片名的、中日两国影视界以她为原型合作拍摄的电影《望乡之星》开始在两国同时放映。日本著名影星栗原小卷扮演了她。她的故事在中日之间一时传为佳话。1983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佳木斯烈士陵园为她修建了陵墓和纪念碑。这位去世时年仅35岁的日本女子就是绿川英子。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底至1945年底，整整七年时间，她就生活、工作和战斗在重庆，重庆至今还完整地保存有她当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好几处旧址。
绿川英子，她的本名或者说原名叫长谷川照子，“绿川英子”是她在日本读书期间，接触并热爱上世界语之后，她自己用世界语取的名字，如果用世界语称呼的话，就叫维尔达·玛约（VerdaMajo），意思是“绿色的五月”。“绿色”象征着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五月”则代表着团结与斗争。自从她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后，她就一直用这个名字对外和写作。因此，好多人都只知道她叫绿川英子，而不熟悉她的本名：长谷川照子。
绿川英子于1912年3月7日出生在日本山犁县都留郡大原村猿桥的一个富裕的土木工程师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叫长谷川幸之助，在东京市政府担任土木建设课课长多年。1929年，绿川英子毕业于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女校，以后又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此时的绿川英子，开始接触了奈良地方的劳农组合与各种进步的文化团体。1931年中日“九·一八”事变爆发，震动了绿川英子，她对此事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这段时期，她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32年6月，她参加了以日本著名进步作家田雨雀学为理事长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的进步活动。开始学习世界语，并与反对侵略战争的左翼文化人士有所接触。在一次世界语的学习会上，她激动地表示：“作为一名绿色的世界语者，我毫不掩饰地反对侵略，反对侵略战争。”不久，绿川英子就因“具有危险思想”和“共产党同情者”的罪名被日本警视厅逮捕，释放后又被学校开除。此时，离她可以拿到大学毕业文凭仅差三个月。但绿川英子没有懊悔，她在写给女友的信中表示：“尽管环境恶劣，但我心情平静，今后的生活纵然最不安定，而我的意志绝不会动摇。”
1935年，绿川英子认识了在东京留学的中国东北青年刘仁，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相互倾慕。1936年秋，绿川英子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与刘仁举行了婚礼。这在当时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对她来说，无疑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当时日本人普遍有一种瞧不起中国人的偏见。在当时的日本，嫁给中国人被认为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何况绿川英子是与一位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国留学生结婚，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她的父亲对此事大发雷霆，许多亲朋好友也大惑不解。就连当时日本著名进步作家鹿地亘这样自诩为革命者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对绿川英子风言风语，大加奚落。但绿川英子丝毫没有理会这些旁人的看法，她认为刘仁值得她这样去做，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她与刘仁的爱是真挚和值得的。
1937年1月，刘仁因为祖国的需要先期离开日本回到中国，4月15日，绿川英子在刘仁弟弟刘维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顺利地离开了养育她多年的父母和可爱的家乡，搭乘英国“皇后号”轮船，只身来到了中国。气愤的父亲没有去送她，病中的母亲没能去送她，只有理解她的姐姐和弟弟以及小叔子刘维，默默地与她在横滨的港口告别，祝她一路顺风。
四天后，绿川英子顺利地到了中国上海。在码头上，刘仁握住她的手风趣地说：“我们终于会师了。”不久，绿川英子就与上海的世界语协会取得联系，并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和上海世界语协会会刊《中国怒吼》的编辑工作，并为会刊撰写文章。1937年6月，她参加了上海各界群众要求释放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救国会七君子”的示威游行，她是当天游行队伍中惟一的一名外国女士。事后她自豪地说：“幸亏我是个世界语者，在这里，我不是多余的人。”
在上海，绿川英子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八·一三”事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她怀着无比愤恨的心情，以笔代枪，写下了《爱与恨》、《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等文章，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她大声疾呼：“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我的心叫喊着：为了两国人民，停止战争！”她满怀悲愤地写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燃烧弹，又给地上的平民洒上了汽油，他们封锁了道路，用机枪扫射那些逃命的市民。………这些士兵屠杀着中国人，而他们自己也是日本法西斯的牺牲品。”
在上海期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原来，绿川英子到上海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她一直未穿和服，穿着打扮尽量和中国妇女一样，没有暴露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七·七事变”后的某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日本女子突然闯进了绿川英子的家中。这位同胞不知道怎样打听到绿川英子的日本人身份，她是来找绿川英子，想和她一起结伴回国。绿川告诉她：“你找错了地方，我不是日本人”。这位同胞还是再三恳求。最后，她告诉绿川说：“几乎所有在上海的日本人都已回国了，听说明天还有最后一班轮船开往日本。我想搭乘这条船，但一个人又不敢。难道你不想跟我一块儿回国吗？”她的话语中已经露出哀求的声调。绿川硬着心肠，背过脸去，还是坚持对这位同胞说：“太太，很遗憾。这儿除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日本人，你还是请回去吧，祝你明天一路平安。”最后，那位失望的日本女人只好悻悻而去。
绿川英子没有敢看自己同胞离去的背影，她一直背对着门口，直到再也听不见同胞“踏、踏”的木屐声。她才用手撑着桌子，慢慢地坐了下来。是啊，祖国——多么迷人悦耳的字眼!那里有生她养她的父母家乡，有自己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人们可以断言，那位回国的日本女人比绿川英子幸福，因为她有自己的国家可以作为庇护。而绿川英子却是既有国不愿回，因为自己的祖国正在犯着军国主义的罪行，她不愿与它同伍，又不能进入丈夫的国土，因为这时她和丈夫还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里。她就像一只双方都要捕捉的小兔，漂泊在危险的“中立地带”。
绿川英子既然义无反顾地背叛了家庭，离开了祖国，追随丈夫来到中国。不仅仅是因为她深爱自己的丈夫，更重要和根本的原因，是她那一颗自从学习世界语、接触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来，就坚定地立誓要反对任何侵略战争，争取和追求人类与世界和平的心。哪怕反对的是自己心爱的祖国和手足同胞，她也在所不辞。这，才是她选择了要来中国，并坚定地留在中国的真正目的和原因。她仿乎就是一个为和平而生的人。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推断：即使绿川英子没有与刘仁结婚，她也会以种种理由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在艰难的抉择面前，她选择了危险，也选择了“孤独”。然而，满怀一腔热血的绿川英子在中国的境遇又如何呢？她随时有可能遭到仇视日本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中国民众的误伤，甚至有可能会以生命作为代价。
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正忙于应付战事，无暇顾及像绿川英子这样的日本反战作家的正义之举和她的到来。她要用自己始终不渝的真诚和不懈的努力，来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接纳，同时要用更长时间的忍耐和理性，来面对自己祖国的仇视和攻击，面对自己同胞的不理解和咒骂。
1937年11月27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在友人的帮助下，坐船离开上海，准备辗转经广州，再去当时中国的抗战中心——武汉。
这年年底，她和丈夫在广州与郭沫若相识。她向郭沫若表达了渴望投身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愿望。在两国交战的非常时期，一个日本人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许可，绝对难以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行动。在日本过了十年流亡生活的郭沫若，自然非常理解绿川英子此时的心情和她面临的困难，同时也十分钦佩她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勇气和难能可贵的中国情节。这段时间，绿川英子和刘仁恢复了广州的世界语组织，他们创办刊物，编印小册子，用世界语作为抗日的工具。同时，她耐心地等待着国民政府对她的认可。
就在这时，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发生了：一天，正在广州街头行走的绿川英子突然遇到日机空袭。羊城的天气热得很早。焦急中的绿川英子一边随着人群奔跑疏散，一边用红色的小手绢不停地擦着头上的汗水。突然，几个国民党特务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地将她绑架进拘留所。在拘留所里，她被诬为“日本间谍”，舞动红手巾是在给俯冲的日本飞机打信号。原来，自从绿川英子一踏上中国的国土后，他对中国政府就一直没有隐瞒自己的日本人身份，所以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一直就有特务在暗中监视她的行踪。就这样，一个反战的日本女子，瞬间就成了“日本女间谍”。
在国民党特务的拘留所里，绿川英子百口难辩，被以“日本间谍嫌疑”为由，由广州强行遣送到香港。从1938年2月到6月，生活拮据的绿川英子在香港棚屋里困局了四个月之久。直到6月底，在郭沫若等人的积极帮助下，国民党政府才终于发给了绿川英子入境通行证，准许她到武汉。须知当时中国的国情，如果没有这样的特别通行证，作为日本人的绿川英子，是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国境内的。
然而，绿川英子并没有把中国政府的这次误解当作一回事，她仍然热衷于中国的抗战工作。她要用自己真诚的努力来向中国政府证明自己一颗热爱和平的心。
一到武汉，绿川英子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立即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在郭沫若的推荐下，她立即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负责对日播音工作。具体工作地方就在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室，担任日语播音员，执行瓦解日军士兵的广播任务，绿川英子正式公开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8年7月2日，绿川英子从她在汉口的住处上海路15号，来到设在武汉关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楼上的国际宣传处。从这天开始，她那柔和而流畅的女中音，就随着电波传向四面八方。她用流畅的日语向日本国内人民，向正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大声疾呼：“现在是中国广播电台对日播音时间，日本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时，你们可曾想到过，这是罪孽，这是全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洒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在为谁卖命？又是在为谁效忠？圣战祭台上的亡灵，是英雄，还是罪犯？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她那动人心弦的话语，撞击着日军官兵的心灵，使许多日军官兵觉醒、忏悔，有的跳海自杀，有的喊着妻子的名字剖腹自尽，有的拒绝参战。
绿川英子的对日广播，非常有效。她用甜美的语言，欢快的节奏，感人的话语，打动着被日本法西斯驱赶到中国充当炮灰的那些日军下层士兵。她的播音像一把钢刀，刺向敌人的咽喉，让敌人惊恐万状，胆战心惊。
这时，绿川英子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我爱日本，因为那里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人民。我憎恨，我竭尽全力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他们之中谁成了牺牲品，我都会陷入悲痛而不能自拔。作为一个妇女，一个人，我本能地渴望和平。作为一个世界语者，一个世界文明的爱好者，我愿意保卫中华，使她不受强盗魔爪的糟蹋。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加入中国军队，因为他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他的胜利也将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
7月中旬的一天，绿川英子由汉口乘船过武昌，来到设在昙华林的政治部第三厅，会见了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母亲、抗日女英雄赵老太太。会见时，赵老太太拉着绿川英子的手对她说：“孩子，谢谢你来帮助我们中国抗战。我们两个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哪！”又说：“你的娘家是日本，婆家是中国，你应该为咱们两个国家努力工作啊！”绿川英子感动地回答说：“老妈妈，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厚望！”
7月29日，绿川英子参加了法、比、瑞同学会欢迎《日本的泥足》的作者、英国女作家阿特南的茶话会。这是武汉文艺界的一次盛会，出席者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老舍、胡秋原、邵力子、胡风、盛威、白薇、叶君健等30余人。轮到绿川英子发言了，她首先说：“我说不好中国话和英语，也不好意思用侵略者的日语来向大家讲话，我只好用世界语来表达我的愿望，因为世界语标志着人类的爱与和平！”最后，她用世界语高呼：“中、日、英三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当叶君健分别用中文和英文翻译出她的这段话时，会场上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一九三八年八月，她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可惜得很，我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两只手，假如我有百个身体，我要到前方的日本军队中去，不让他们再杀中国兄弟、中国老百姓。假如我有千只手，我要到所有的战线去，给中国士兵绷一绷受伤的地方，替他们洗一洗衣服。”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时，日本东京警视厅才查明了那个在中国操着流畅日语对日广播的播音员就是长谷川照子。11月1日，日本东京报纸《都新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登出了绿川英子的照片，骂她是“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和赤色败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给她的父亲写恐吓信，要他们全家“引咎自裁”，在她家门口挂上“卖国贼”的牌子。对此，绿川英子嗤之以鼻。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攻击，绿川英子英勇地表示：“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
她坚信：“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甚至全人类走向明天的关键所在。”她常怀着深挚的感情说：“我爱日本，爱我自己的双亲、姐姐、弟弟、亲戚和朋友等许多值得怀念的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祖国。同时我也爱中国，爱这有那么多的亲切而勤劳的伙伴围绕着我的第二故乡。”她说：“我恨，我要拿出全身的力量，最最憎恨两国人民之间的杀戮”；“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法西斯。”她呼吁中国人民：“你们无情地、顽强地打下去吧！我也在后方用一切方法来支援抗战。”这是多么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啊！
对于在武汉的战斗岁月，绿川英子一辈子也不能忘却。1944年，她在自己所著的《在战斗的中国》一书的后记中说：“这一阶段虽然只有三个月，时间很短，但却是多么振奋，多么活跃，多么紧张啊！......我看到了和感觉到了我终生难忘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定将感动任何国家爱好正义的人们。”
在武汉期间，除对日广播外，绿川英子还参加了武汉人民群众的“义卖献金运动”等各种抗日募捐和文化界的救亡活动，与中国的文化界人士逐渐熟悉起来。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同年12月，绿川英子经桂林等地撤往重庆。继续在中央电台作对日播音工作。不久，国民党中宣部专门成立了由国际宣传处直接管辖的国际广播电台，负责对全世界各地区的播音工作，与中央广播电台在一起，地点就在现在的渝中区中山三路151号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处，原大楼已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拆毁。这时，绿川英子就住在附近的两路口大田湾，每天步行到不远的国际广播电台工作。这段时间，与她一起担任对日播音工作的还有一位由日本回国的中国青年池步洲。
这段时间，绿川英子在重庆发生的两件事值得我们一提。
1939年初，重庆各界群众为支援前方抗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卖献金活动。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献金台：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贩夫走卒、扁担棒棒……，也有一些达官贵人、军政显要、富家少奶，甚至妓女娼妇、鳏寡孤独，人们把一分、一角、一元、十元，乃至百元大钞毫不犹豫地投进献金箱里，更有人把手表、金镯、戒指等名贵细软送到献金台上。面对中国人民这种激昂的爱国热情，绿川英子深受感动。她也要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晚上回到家中，她翻箱倒柜地折腾出全部家当。可是，经过广州、香港两次贫困的洗礼，能当的东西早就进了当铺，只剩下几本不值钱的书，工资也还没有发。下班回家的刘仁见她愁眉不展的样子，就安慰她说：“我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要不你就不去献了”。“你这是什么话？亏你还是中国人！”绿川英子生气地瞪了刘仁一眼。最后一狠心，撸下了手上的戒指和手表，这是她身上唯一还值点钱的东西了。也是她母亲和姐姐送给她的最珍贵的纪念物。“快帮我选一下，我献哪一个？”刘仁琢磨了好一会儿才说：“还是捐戒指吧，上班你不能没有时间呀。”睡觉前，她把戒指小心地放在枕边，说最后陪妈妈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绿川英子就匆匆赶到设在都邮街的献金台，等待献金的人们早已排成了长队，等了好一会才轮到她。正当她高举双手把戒指恭恭敬敬地递上去，对方还没有接住之时，后面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她是日本人！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要她的几个臭钱，快滚她妈的蛋吧！”“什么？日本人？她是日本人？”人们开始骚动了。几个码头工人挥拳喊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人们叫骂着向她挥起了拳头。绿川英子尽量蜷缩着自己瘦弱的身体，她觉得黑压压的一片愤怒的拳头正在向自己挥来。
突然，情急之中的绿川英子想起台上的人可能是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她便慌忙地向台上的工作人员伸出求救之手：“快拉我一下！快拉我一下！”楞在台上的几位政治部三厅的工作人员这才猛醒过来，一把把她拉上了台去。一位认识绿川英子的三厅干部向台下骚动的人群大声喊道：“同胞们，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是同情中国人民的，她在三厅工作，她是来献金的，我们不应该排斥她，我们应该欢迎她才对呀！”说完，他向绿川英子鞠躬致敬，并接过她手中的戒指举过头顶。
“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您表示感谢！您是第一个来献金的外国朋友。”台下的人们再次骚动起来，一张张愤怒、惊愕的脸庞霎时变成了赞美和钦佩，人们对绿川英子肃然起敬，随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绿川英子站在台上，不好意思地向下面的中国人民鞠躬致意。尽管绿川英子一再婉言拒绝，但几个好心的青年学生还是坚持把她送回了家。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1939年，时间是在下半年8、9月间。
绿川英子在大田湾的家距地处上清寺的国际广播电台不远，每天她都是步行上下班。当年的大田湾可是市郊，一条荒僻的小道是她每天的必经之路。一天傍晚，下班后的绿川英子正走在这条小路上。忽然，她觉得背后有几双杂乱的脚步声跟了上来。她回头一望，果然有几个工人模样的人在跟着自己。跑？她肯定跑不过那几个“工人”，叫？荒郊僻壤谁能听见。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刘仁那魁梧的身材，于是，她一边大声喊着刘仁的名字，一边向着家的方向跑去。可是，刚跑几步，她就被人从后面推到。跌倒在地的绿川英子从地上摸索着拾起眼镜，转过身来，仰视着几双正在向她逼近的凶狠而冰冷的目光。
“同胞们！你们……，这是……？”绿川英子用生硬的中国话向他们问到。
“哼！哪个是你的同胞？”
“先生，您们……，要干什么？”'“日本婆娘，东洋鬼子，肯定是个特务！我们要送你上西天！”
“先生们，请你们别误会……，我是……。”绿川英子的话还没说完，一只拳头就落在了她瘦弱的肩上。
“打死这日本婆娘！”一个工人愤怒地嚷道。
眨眼之间，她的前胸后背着实地挨了几拳。有一拳正打在女人的要害处，她疼得弯下腰去，曲卷着身子。
另一个工人夺下她的提包，翻着里面的东西：“看你偷来的情报。”
“放下，你们给我放下。”提包里有下午刚写好的明天的广播稿和一篇就要完成的文章，要是被他们毁了，明天在播音室里自己拿什么对着麦克风讲呢？绿川英子急了。她奋力冲上前去与之抢夺。可她哪里是那几个“工人”的对手，一个“工人”将她的胳膊猛力拧向后背，疼得她“哎哟、哎哟！”直叫唤。
这时，另一个工人从包里拿出文稿，结结巴巴地唸到：
敬爱的中国士兵们：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诚实的敬礼！我老想到前线去，同你们在一起……，拼命地斗争，好打败侵略者。但我又怕你们杀了我，至少要骂我、恨我，因为我是从敌国来的女子………。
假如我有两个身体，我就要到前方的日本军队去，同他们好好地谈谈，不让他们屠杀中国兄弟……。假如我有一千只手，我就要到所有的前方去，给你们中国士兵绑一绑受伤的绷带……。你们勇敢、顽强地打下去吧！我将在后方用一切方法支援你们！
你们的日本朋友：绿川英子
几个人顿时傻眼了。好一会儿才走到绿川英子的面前：“小姐，真是对不住你，我们还以为您是……，快看看打伤哪儿没有？”
绿川英子宽容地笑了，向他们习惯地鞠着躬：“没什么，没什么。只要稿子在就好，几位大哥你们回去吧。”
“您先走，我们看着您！”
“那好吧”。绿川英子忍着身上的疼痛，一步一步地捱回家去。她没有告诉刘仁刚才发生的事情。但是，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晚她上下班时，就会有那几个工人中的一个，在她身后远远地跟着她，护送她，一直到她离开国际广播电台，参加文工会，搬到歌乐山上为止。
1940年7月，日本著名反战活动家鹿地亘在重庆发起组织了“在华日人反战革命同盟”，总部就设立在重庆，绿川英子被选举为总部的领导成员。为此，她经常和鹿地亘等人到设在南泉的日本战俘营去，对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本战俘进行反战宣传工作。同时，她还与青山和夫、鹿地亘等人应邀受聘到国民政府举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用日语讲课，她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向学生们讲授“对日宣传技术”，深受学生们欢迎。
1940年9月，国民政府撤销了军事委员政治部第三厅。重新设立以研究工作为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还是请郭沫若当主任。这时，绿川英子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已经两年多时间，她逐渐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便辞去了原来的对日播音工作，加入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表示愿与以郭沫若为首的进步文化人共进退。她在文工会里专门从事对日宣传与敌情研究的文字搜集整理和编写工作，负责文化工作委员会下属的世界语工作室，同时也协助重庆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作编辑工作。1940年11月7日，文工会成立的那一天，绿川英子兴高采烈地来到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礼堂，参加了郭沫若主持的文工会成立的招待会，她在来宾签名的宣纸上，谦虚地用毛笔写下了小小的“绿川”两个字。在这次招待会上，绿川英子得以结识了更多的中国抗战文化名人，为以后的工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以后，她和刘仁就搬到了歌乐山上赖家桥文化工作委员会租住的三塘院子附近，先租住在邻近的农民家里。第二年，绿川英子夫妇与几位文化人在三塘院子后面的小山丘上，面对着金刚坡，合伙集资修建了十余间草屋，大家称它为“金刚村”，绿川英子夫妇就住在这里。
1941年7月27日，重庆文化界在歌乐山赖家桥全家院子举行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四周年纪念活动。周恩来、邓颖超亲临会场。绿川英子高兴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周恩来知道绿川英子的事情已久，在向郭沫若敬完酒后，他端着酒杯来到绿川英子面前，提议大家“为在座的绿川英子同志和鹿地亘等日本朋友干杯！”。周恩来热情地对绿川英子说：“日本军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友，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绿川英子听了十分激动，她对周恩来说：“您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她的回答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在为别人的折扇签字时，邓颖超也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绿川英子的名字旁边。签完字后，她对绿川英子说：“让我们一起并肩战斗！”
生活相对安定以后，1941年10月，绿川英子在歌乐山金刚坡下三塘院子的草房里生下了她和刘仁的第一个孩子刘星。
在日本蛰居了十年后回国参加抗战的郭沫若，对绿川英子十分了解和器重。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虚岁49岁的生日，按照我国民间“男办九，女办十”的风俗习惯与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安排，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为郭沫若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祝寿活动，借以打破“皖南事变”后陪都上空沉闷的政治空气。绿川英子积极响应，怀着对郭沫若先生的无比崇敬，她撰写了《暴风雨时代的诗人》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祝寿活动集会当天，绿川英子抱着刚满一百天的儿子在会场上热情洋溢地朗诵了她的这篇祝词。郭沫若听后十分兴奋和激动，当场即兴亲笔为绿川英子在一块二尺见方的红绸上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相赠：
茫茫四野弥黮暗，历历群星丽九天。
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
诗中的“照”字，一字双关。“绿色之星”是世界语者佩戴的标志，“照子”又是绿川的原名。郭沫若在诗中把绿川英子比作寒夜中一颗闪亮的星，一盏明亮的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着身边的同志们。对绿川英子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为了希望的未来我们不惜流血成海，
五年的抗战奠定了中国解放的基石，
筑成了人民和平的堡垒。
今天我们挺着胸脯高唱黎明的赞歌吧！
这响亮的歌唱在明年第七个“七七”，
一定会变成侵略者的黄昏葬送曲。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正当中国抗战处在极其艰苦的年月，绿川英子以《黎明的合唱》为题，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这首充满国际主义激情和气贯长虹的诗篇。
1944年下半年，绿川英子和丈夫刘仁接受了当时我党的外围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负责人高崇民等人的邀请，负责该会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的编辑工作，刘仁任主编。这时，她和丈夫又举家搬到了现江北猫儿石建新西路28号的“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机关驻地。这里地处嘉陵江边，坡下几百米的一处地主院子，就是《反攻》杂志的排字和印刷车间。
绿川英子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和世界语者。她勤于工作，勤于学习，更勤于写作。在《反攻》半月刊的编辑室里，她总是孜孜不倦地写作。除了她年幼的儿子偶然打扰她一会，使她不得不暂时停下手中的写作外，她几乎没有一刻休息。她开始以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用世界语写一部书，书名就叫《在战斗的中国》。该书的第一部于1944年底就在猫儿石《反攻》杂志的编辑部里完成。1945年初开始在《反攻》杂志上连载。
她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要看到新的斗争仍在延安所指挥的全国各地进行着。中国人民绝不会在暴力面前屈服，在远东的这一角落，中国人民必将把反对法西斯的斗争进行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该书计划写三部，遗憾的是后来因为工作紧张和时间关系，后两部没能完成。但仅就是这一部用世界语写成的著作，就奠定了绿川英子在全球世界语界至今无人能及的地位和境界，而且享誉文坛。世界语前辈栗栖继就曾这样评述道：“如果此书得以完成，那就不仅在世界语文学界，甚至在全世界也会成为主要著作。”日本世界语学者宫本正男说绿川英子“堪称是二战前和二战中第一流的散文家。”
绿川英子给人们的印象是温柔、深沉而娴静的，就象一汪明镜似的湖水，平静无波。然而，她又是一个性格开朗、思虑深沉、对人生和社会都有着透彻理解的女作家，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怀有鲜明信念的一个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当时的《反攻》半月刊社附近，国民党特务设有暗哨，人们经常都处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之下，而绿川英子却总是处之泰然。1945年5月，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了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等三部著作，她把所得稿费全部捐献给了抗战中的中国人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这天晚上，兴奋的绿川英子和《反攻》杂志社的同仁们一道，从江北的猫儿石一路狂奔至城区，参加了全市人民的火炬大游行，她为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而取得的民族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欢乐之余，绿川英子想到了她的祖国——日本将向何处去？第二天，她只身一人慢慢地来到了江边，面对东方，坐在江边的礁石上，思念着她远在家乡的父母姐弟。她说：“离开祖国已经八年了，怀念之殷莫过于今日。但是我们要和平的日本，要民主的日本。”面对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绿川英子在思考着自己祖国的前途，她的心情十分复杂和充满了焦虑。过了几天，高崇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东北干部迅速返回东北开展工作。绿川英子向先行的聂长林等人嘱咐，她有个弟弟叫长谷川弘，如果在日本俘虏中发现他，请把自己的消息告诉她弟弟。9月18日，《反攻》半月刊停刊后，绿川英子夫妇带着儿子开始北上。
当绿川英子夫妇到达武汉时，却发现4岁多的儿子刘星失踪了。绿川英子夫妇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止他们北上而采取的卑劣手段。经过多方营救，他们终于迫使国民党特务把刘星放了出来。
1946年1月11日，绿川英子夫妇带着儿子秘密到达了上海，随后又登上了北去的轮船。
经过奔波。绿川英子一家终于安全地到达了哈尔滨。1947年1月，经东北行政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任命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
后来因解放战争迫近，又加上绿川英子刚生了女儿刘晓兰不久，为了安全，组织上安排他们一家撤退到佳木斯，她还被聘到东北大学讲课。就在此时，绿川英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决定做人工流产手术。手术过程中，由于感染，病情恶化。1947年1月10日，35岁的绿川英子永远地离开了她为之战斗了整整10年的中国。
她的丈夫刘仁，为失去心爱的妻子悲伤不已，不愿离开绿川英子的遗体。由于悲痛致病，在绿川英子逝世100天后，4月22日，刘仁也离开了人世。
佳木斯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了纪念这位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把绿川英子夫妇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里。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日本女性。1952年春，高崇民同志率领中央代表团到佳木斯一带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时，特地到墓地去凭吊了绿川英子和刘仁同志。
1973年中日两国复交后，中国应邀参加日本第60届日本世界语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叶籁士在大会上曾这样评价绿川英子：“为日本和中国真正的和平共存而作出贡献的人，以历史上曾有记载的为限，为数是不少的。但到近代，在不幸的日中关系中，献身两国亲善事业的就少了。何况，反抗祖国日本，为日中人民真正友好而进行活动，甚至把自己的骨头都埋在中国的日本女性，除了绿川英子外，再没有别人了。对于这样一位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整整十年之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献出自己青春的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83年8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佳木斯烈士陵园为绿川英子夫妇修建了陵墓和纪念碑，墓碑上镶刻着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的手书：“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暨刘仁同志合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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