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之争乃意识形态之争

最近关于重庆模式之争掀起一个小高潮，一方是贺卫方，一方是刘仰，很有意思，而这两个人是国内两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个是右派自由派，一个是新左派。

那么贺卫方的公开信与刘仰的对贺卫方公开信的回复，两方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贺卫方的观点，简单一点就是，要保持司法的公正，尤其是司法程序的公正性，而不管你是什么动机，或达到了什么好的效果，如果你的动机是好的，效果也好，但如果不合司法程序，那么也要否定。而刘仰的意思是，重庆的一些新举措，也没有超出司法公正的范围，仅仅是行政干预与司法程序的结合，而且动机是好的，效果也是好的，因此应该肯定。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些观点都是表面上的，内里有更大方面的分歧。右派自由派对重庆模式非常的忌惮，非常的警惕，经常将重庆模式与文革挂钩，认为重庆模式的方式就是文革的翻版，也是毛的大民主方式的翻版，是用大民主的方式，打着民意的旗号来搞掉一些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得利益者，包括唱红打黑什么的。

而新左派认为，改革三十年以后，的确是产生了权贵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团，而且还有黑社会集团，这些集团侵占了百姓的利益，尤其在社会公正性方面，问题很大，因此赞同用行政手段与司法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来打掉那些利益集团和影响社会公正的势力。

双方的表面分歧是在运用的手段上的分歧，一个认为应该是司法独立，司法公正至上，司法程序至上；一个是认为可以从权，在法律在中国还没有达到至上的时候，用司法和行政相结合的手段，达到好的目的和效果，也是可以的。其实两者的分歧的最关键之处是在于，一个是想用更西方化的方式，也就是宪政法律至上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另一个是认为，可以不用完全西方化的方式，用中国自己的独有的方式，也可以解决问题。其实这就是右派自由派与新左派之间的核心之争，也是意识形态之争。

从他们之间的核心之争我们可以看出，右派自由派有理想化的一面，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只有靠进一步的西化，才可以解决，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的现实是没有法律至上这个观念，老百姓也不认为法律可以至上，在这个时候，用未来的方式来解决现在急需的问题，多少有点远水解决不了近渴，而中国自己独有的方式，就是行政干预与司法结合的方式，还有调动民意的方式，可以立即马上解决问题。

笔者认为，重庆模式就是将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观点，与毛的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的观点相结合，并将公正性与理想相结合的东西，将民意放在首位。重庆有很多的举措，不仅仅是唱红打黑，而是关注老百姓的利益，包括廉租房的建设，包括城市户口的打破，解决城乡二元分裂，包括将干部撒到贫困地区去了解真正的民情，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当然，在许多的举措中，重庆比较偏重行政干预的做法，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的做法，也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那么右派自由派他们为什么担心文革会重新来呢？原因就是重庆很注重调动民意，包括检举举报。按说，民意是民主政治非常重要的方面，有了民意有什么不好吗？

他们担心的是民意的滥用，因为在历史上，民意本身不是绝对正确的，包括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民意，包括西方政治中的民意的暴政。但问题是右派自由派有的时候是双重标准，也就是在讲反对专制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或绝对化民意，认为民意就是民主，民意万能和至上，但当民意真的来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讲法律。这就好比有一个段子，说的是，你给我讲专制，我给你讲民主，你给我讲民主，我给你讲法律，你给我讲法律，我给你讲人权，你给我讲人权，我给你讲监督，你给我讲监督，我给你讲自由。总之，话语权在他们手中，他们总是有理，可以循环往复。这真的很奇妙。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革是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如果一点道理都没有，怎么可以持续那么长的时间，连毛都控制不住局面了？文革的大民主的形式，打击了很多的人，尤其是既得利益者，在那个时候就是整个的官僚集团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些人对文革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是文革的受害者。现在很多的利益集团也怕文革再一次发生，原因也是他们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文革再一次爆发，他们的利益也会被剥夺。攻击重庆模式，其动机里面有很多是利益在起作用，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而不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说话，这也是右派自由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在，因为他们永远是精神贵族，在骨子里对百姓是蔑视的。

当然，民意的滥用也有问题，关键是找到平衡点。这也是富人与穷人的问题，是利益的既得者与利益的丧失者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不是谁推翻谁的问题，而是平衡的问题。在中国实现法律至上以前，还是要靠行政干预与司法相结合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