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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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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怎样改变命运——首届青春诗会回忆之五

　　回想那个年代，何等意气风发。1979年，诗歌在中国就像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它就像那个时代的舒筋活血丹，人们压抑在心里几十年的话一下子像潮水一样涌出来，而诗歌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当时，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高校、首都体育馆经常举办大型诗歌朗诵会，而且每次都座无虚席

　　高注：一位年轻朋友在网上刊出了向诗坛伯乐、青春诗会“教父”王燕生遗体告别时的一组照片。人们那真挚的吊唁和缅怀，让人动容。从照片上看，中国诗歌界老中青许多人士都出席了，不少人挥泪，甚至还有人下跪致哀。
　　无疑，我也算是被王燕生发现、而后改变命运的诗坛新人之一。
　　我还记得，1977年夏天的一个瓢泼大雨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在震耳欲聋的雷声、雨声中，我依稀听到一个陌生的男声：“我是诗刊社的编辑王燕生——对，燕子的燕，生命的生……我到湖北来组稿，住在省招待所×××房间，在武昌××街。你今天下午有时间过江来谈谈吗？……那好，下午见！”那个电话，让我多么喜出望外！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诗歌史上的特殊年代，可遇而不可求，更无法要求当今民众喜爱诗歌。但我在这里重刊中国两份重要媒体对王燕生的专访，还是十分感慨：　　杜甫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当年诗坛上纵然也有比“做鬼也幸福”更恶劣的所谓“诗人”，那个年代更没有互联网，但是一旦出现为民请命的诗歌，顿时会洛阳纸贵，不胫而走，赢得无数读者传诵；而今呢？民众虽然逐渐告别穷困，逐步进入小康、温饱，社会矛盾却空前尖锐，诗人理应大显身手，何况又有互联网如虎添翼；然而，即使诗人们“为人民鼓与呼”，读者却大都冷漠以对，少有共鸣，任其自生自灭……

诗歌改变人的命运：专访王燕生《新京报》记者张映光

　　王燕生，《诗刊》原编辑，第一届“青春诗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因为诗歌，王燕生的命运被改写了。被他发现的众多诗人的命运，也因为诗歌被笼罩在了掌声与鲜花的光环之下。　　王燕生被许多诗人称作“青春诗会”的教父。从1977年，调往《诗刊》，王燕生发掘了大量年轻诗人，并与邵燕祥一同组织了第一届“青春诗会”。青春诗会使一批处于民间状态的业余诗人一跃成为时代的宠儿，它就像诗歌界的晴雨表从另一角度折射着80年代文化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体制与民间的微妙关系。第一届与第六届青春诗会是最辉煌的，第一届诗会令朦胧诗的代表舒婷、顾城等迅速成为诗歌明星，第六届诗会则使韩东、于坚等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过完70岁生日的王燕生从进入《诗刊》起便养成一个习惯，他记录了与每一个诗人的交往。这其中包括北岛因出国未能在《诗刊》发表的诗稿，也包括风云人物刘波弃诗从商时平静的自白。不久前，王燕生将陆续发表于杂志的一些回忆文章编辑成《上帝的粮食》一书出版。　　“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很多人正在淡忘那段历史，甚至故意轻视那段历史。” 王燕生说，“这本书只是一部分，我还想给很多人写上一段，可有的时候写到一半我就写不下去了，顾城不在了，饶庆年也走了，他们走的时候还那么年轻，我一直到现在都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还有像刘波这样的诗人，当时说不写诗就不写了，那时他正处在创作的巅峰时期啊。”王燕生细数着诗人们的命运，80年代的诗人们从时代的巅峰跌入低谷，如今或阴阳两隔或各奔东西。青春诗会如今只是这段辉煌的一个标识，也是许多诗人从民间跨入主流的青春的分水岭。　　以下为王燕生口述记录：从无名作者到《诗刊》编辑　　我是在1950年1月参的军。1952年的时候，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首诗。那时候，也没想成诗人，朋友聚会的时候，用诗当个贺词。1955年-1956年间，我写了不少关于铁道兵的诗。大概22岁的时候，我给《解放军文艺》投稿，稿子没被采用给退了回来，但编辑特别认真用红毛笔在稿子上圈圈点点，做了不少批改。而且告诉我，这篇稿子本来是能发的，只是因为觉得缺少些生活底蕴所以才没发。这件事对我鼓舞特别大，就是因为这封退稿信，我觉得自己能写诗。之后，我开始陆陆续续的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一些诗歌和组诗。后来，臧克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当时比较著名的谈论诗歌的文章，其中提到我写的一首诗，还给了比较高的评价。我逐渐有了点小名气。　　1977年，《诗刊》到各地选拔人才，希望湖南推荐一个人去工作一段时间，当时的工农兵文艺工作室也就是作协的前身推荐了我。1977年春节我只身来到了北京。1978年7月，经过特批，我才正式调入《诗刊》。举家迁到北京。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以前也是一个无人知晓的业余作者，所以我到《诗刊》以后就特别关注业余作者的作品。这使我发现了不少年轻诗人。发了很多从没听过名字的作品。1979年到1981年第一届新诗奖，有8首都是我直接编辑的，占了很大比例。
1978年-1979年：诗歌的复苏　　1978年-1979年是诗歌界新人辈出的时期，除了《今天》中的北岛、舒婷、芒克、顾城等人，还有另一批主要是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诗人，包括杨牧、高伐林、梅绍静、叶延滨等也崭露头角。其中很多新人的涌现是很偶然的。张学梦就是一个例子。　　1978年，我接到一叠用油光纸寄来的稿子。这种纸连格子都没有，现在根本见不到了，稿纸的左上角用铁丝穿着。看到里面的内容，我和邵燕祥都十分震惊。诗的名字是第五个现代化，谈的是人的现代化的问题。邵燕祥当时就决定把这首诗放在头版显著的位置发表，为了怕被扣上乱提口号的帽子，诗的名字被改成《现代化和我们自己》。但这首诗的作者张学梦对整个诗歌界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人，以前也从没见他发表过什么作品。在诗决定留用以后，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去唐山寻找张学梦。唐山刚经历过大地震，四处都是废墟瓦砾。我找了很久才在一处废旧的工厂里找到了张学梦。他那时住的是地震后的简易棚。房子里什么家具也没有，但却在床的上面钉了块木板，放着几十本书。　　还有辽宁的女诗人才树莲，本来是个普通农民，在《鸭绿江》上发表了《我说真话》在东北影响很大。而舒婷那时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诗刊》当时的做法是把这些年轻诗人的作品集中发表。让他们逐渐形成一种力量，一个群体。　　1979年，诗歌在中国就像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它就像那个时代的舒筋活血丹，人们压抑在心里几十年的话一下子像潮水一样涌出来，而诗歌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当时，除了《今天》等民间刊物，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高校、首体经常举办大型诗歌朗诵会，而且每次都座无虚席。　　我和邵燕祥当时就比较关注民间诗刊。而且挑选很多作品在《诗刊》上发表。1979年的时候，就发表过北岛的作品。他当时经常挎着个小黄包到《诗刊》来，然后把《今天》拆散了，贴在诗刊社的大门口。　　转型时期，最主要转变的是一种观念，这个时期，大家都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以前那些假大空的东西不能发了，诗歌是要写心灵的东西，要回到诗本身来。第一届青春诗会　　1980年，7月-8月，在《诗刊》前几年集中发表了许多青年诗人作品后，我们决定选择全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诗人到北京做一次集体亮相。最初，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了15位诗人，入选的诗人必须是在当时已经有一些名气的优秀诗人。后来恰好梅绍静回京探亲，也加入进来。在诗会即将举行的时候，东北师大的徐国静不知从哪儿得来青春诗会的消息，拿着自己的诗来毛遂自荐。邵燕祥在看了他的诗以后，觉得还不错，就把他也吸纳了进来。第一届青春诗会就这样扩大到17个人。　　在选择第一届青春诗会诗人的时候，我们也留下了很多遗憾。像北岛等人也有实力，但没有入选。《今天》的成员中，我们选择了舒婷、顾城等人。　　第一届青春诗会是历届诗会中最认真的一次。中国诗歌界最有名的诗人和理论家都来到诗会上为年轻诗人讲课。除了老一辈诗人艾青等还包括研究外国诗歌的高莽、袁可嘉、蔡其矫。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诗刊四位领导每个人辅导四个年轻诗人。这种规格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第一届诗会最早不叫青春诗会而叫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诗会结束后，诗刊为这些参加诗会的诗人们发了一期专号，总题用的是“青春诗会”，青春诗会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因诗歌改变命运的人们　　第一届青春诗会的情形我至今难忘，那一个月我就住在诗刊的资料室里，负责照顾这些年轻诗人们的生活，白天照顾他们吃饭，晚上帮他们赶蚊子。大家相处非常融洽。后来都成了特别要好的朋友。青春诗会后，这些诗人们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舒婷不久以后就从工厂调到了作协，之后就成了作协副主席，张学梦也从工厂调到了市文联工作，1981年就当了省作协副主席，叶延滨从广院毕业就到了《星星》诗刊，现在已是《诗刊》常务副主编了。　　在青春诗会的同时，诗歌界乃至整个社会发起了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福建文学》用半年时间讨论舒婷的诗，有人说她的诗是看不懂的诗，是小资情调。而另一些人则努力为朦胧诗辩护。舒婷形容那段时间自己就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　　如今，这些诗人们青春时候的面孔经常在我眼前晃动，我想给很多人写上一段，可有的时候写到一半我就写不下去了，顾城不在了，饶庆年也走了，他们走的时候还那么年轻，我一直到现在都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还有像刘波这样的诗人，当时说不写诗就不写了，那时他正处在创作的巅峰时期啊。那时我替他惋惜，他给我写信说他发明了一种磁性乳罩还申请了专利，准备下海经商，后来他发财了，没忘记诗歌，出了厚厚的一套《传世藏书》，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口述：王燕生（《诗刊》原编辑）
　　（此文后收入《追寻八十年代》（《新京报》主编、中信出版社）

王燕生：中国诗歌的缩影《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实习生汪乾

　　第一届青春诗会已经过去了28年，王燕生晃着他的满头白发感慨着。那时最活泼爱闹的舒婷，现在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顾城死了，陈所巨死了。其他人都已经或马上退休了。“连青春都要退休了！” 　　作为第一届以及后来五届青春诗会的班主任，王燕生的人生跟那些来来去去的年轻人紧密相连着。直到今天，王燕生仍然对诗坛的情况了如指掌。说到哪个诗人，什么事情他往往都能如数家珍。在《诗刊》做了几十年的编辑，多年青春诗会的“教头”，很多地址、人名乃至电话，问他是最清楚的。“现在你要问我哪个诗人，很少有我不知道的。” 　　不管是朦胧诗、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立场，其中的代表人物都曾一一在青春诗会里亮相，多年后青春诗会被誉为诗坛的“黄埔军校”，王燕生则是那个“教务长”，他像一个勤恳的保姆，为那些年轻人解决从吃饭、睡觉、上课到旅游、打蚊子的种种琐事。这些人，有的今天已是诗坛名宿，有的在国外生根发芽，有的早已放弃了诗的事业……坐在自家客厅里，扳着指头一个个数起这些人和事，王燕生的语气里充满了甜蜜和辛酸交织的感慨。那时，吃饭要自己掏钱，还要自带粮票　　南方都市报：你负责什么工作？　　王燕生：我是作品组副组长，主要是看稿子。我们作品组当时有7个人，分成几个大区，每个人负责一个区。比如东北、华东、中南等等。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中国诗歌创作的势头怎么样？　　王燕生：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诗歌成了时代的晴雨表、人民情绪的温度计。1979年《诗刊》召开了建国来第一次大型诗歌座谈会，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到会讲话，指出每个省都可以办自己的诗歌刊物。早在三中全会前，《诗刊》就组织了艾青、张志民、雷抒雁、邵燕祥和叶文福五位诗人去采访四五运动的英雄，然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朗诵会，上万个座位座无虚席。　　老一批的诗人当时纷纷复出，中年一批如雷抒雁写了首很著名的诗《小草在歌唱》，写张志新的，也是在工体朗诵，影响很大。白桦写了《阳光，谁也不能垄断》。1978年底，边国政写了一首《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暗示刘少奇的平反问题。　　南方都市报：青春诗会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王燕生：青春诗会和整个诗歌的发展都有关。在“文革”文化沙漠中有那么一些青年与诗歌偶然相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岛、舒婷、顾城、杨炼、芒克等，后来被称为“今天派”。后来《诗刊》管编辑部的邵燕祥有眼光、有胆识地从《今天》上选了一部分诗到《诗刊》上，像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个时候，老诗人纷纷复出，年轻人也起来了。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诗刊》在1980年搞了两期《新人新作小辑》和《春笋集》，每次介绍15个青年诗人，反响都很好。《诗刊》的领导于是决定搞一个培养青年诗人的活动。从开始定名单，到写邀请信等等我就负责具体工作。当时我要给每个诗人写两封信，一封写给他的单位，还有一封给本人。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们是怎么确定人选的？　　王燕生：名单主要还是领导和作品组一起定的。当时有个标准，叫“小有名气”。就是说我们发过他的诗，最好是组诗。还要注意写作风格。有写现实主义诗歌的，我们选了一部分；被称为朦胧诗人、写具有现代气息诗歌的，我们也选了一部分。这些人的年龄、身份差别都很大，中间有国家干部、农民、工人、学生。　　南方都市报：你们负责他们吃住行的费用么？　　王燕生：吃要自己掏钱，还要自带粮票。第一届青春诗会我们只解决了两个人的路费，唐山工人张学梦，因为误了工，我们给补了，还有一个才树莲，公社社员，当时一块多钱一个工分，给她补了。其他人都是自费。　　第一个到的是梁小斌，我去接舒婷，他要跟我去。到了火车站我问梁小斌，你认识舒婷么？他说不认识。但是就是有那么一种敏感，她一出来我们就把她找到了。戴眼镜，穿连衣裙，很不像女工。　　南方都市报：他们来了住哪里？　　王燕生：当时在虎坊桥的《诗刊》也没有房子，连《诗刊》主编严辰夫妇都住办公室。《诗刊》为第一届青春诗会腾出了四间房子。实在住不下，当时就有个规定，在北京的要走读。当时《诗刊》也没有食堂，离我们一两百米就是北京京剧院，他们有食堂，每天我带他们过去吃饭。　　我们原来定的是15个人，梅绍静是北京下放在陕北的知青，她当时回北京探亲来找我们，临时加上了。报到的时候，东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徐国静带着她的诗稿来自荐，就让她参加了。就这样变成了17个人。　　南方都市报：青春诗会的名字怎么来的？　　王燕生：一开始不叫青春诗会，叫作“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不是“学习班”，因为邵燕祥当时对“学习班”非常反对，他说学习班是“文革”时整人创造出来的。这个活动完了以后，这些人的作品在1980年12月专辑发表，邵燕祥提了一个通栏标题叫“青春诗会”，我也写了个侧记叫作《青春的聚会》。　　南方都市报：第二届起就直接叫青春诗会了么？　　王燕生：不，第二届叫“青年诗作者改稿会”，后来就习惯地叫作青春诗会了，第一届青春诗会我们请了很多名家来给大家讲课，像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蔡其矫、李瑛、冯牧、黄永玉等等都给他们讲过课。不过我发现一些当年参加过青春诗会的人，写文章表示对青春诗会不以为然，这不符合实际。他们当时也是毕恭毕敬的，让他们来他们也是受宠若惊的啊。舒婷偷苹果，顾城自称“留级生” 　　南方都市报：第一届诗会，你每天都跟着他们么？　　王燕生：我是他们的“班主任”。我为了陪他们，一个月没回家。《诗刊》有个资料室，里面有个阅览台，我晚上就把杂志清除了睡在上面。当时没有蚊帐，七月份蚊虫正多，每天晚上一吃完饭我就轰他们出去玩，我给他们房间喷滴滴梯杀蚊子。　　当时我们的管理也是比较严的，有个女孩子叫常荣，一次听报告她来晚了。我很不高兴，她眼泪汪汪就哭了。还有一次张志民讲课，讲到一半江河就跑了。我去找，他在房间里，他说，讲的什么东西，没法听。我说要尊重别人。他说，他首先要尊重我们，他拿些陈芝麻烂谷子给我们说，我们怎么尊重他啊？我这才意识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　　南方都市报：他们的想法很新？　　王燕生：这些年轻人很敏锐，比如对传统的看法。江河说传统是条河流，流到我们这儿，我们加入进去就成为传统了。过去我没听过这样的话，现在听到了还觉得蛮有道理的。比如徐敬亚拿着后来受批判的《崛起的诗群》来的，论点也非常尖锐。关于他们的观点我还写了一份简报，报给了作协和中宣部，比如他们是怎么认识诗歌和政治、诗歌和生活的关系的。从那份简报来看，他们的思想是很超前的，关注到了人性这样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这个学习会开了多久？　　王燕生：一个月零一天。现在的青春诗会一星期就结束了。去年我参加了一下，有的人把稿子一交就走了。那你不要来嘛，来了没有交流，没有碰撞。我们第一届17个人，每个人要读同学的16份稿子，要给别人挑毛病，相互传阅。到目前为止，我都认为这是很必要的，要不干吗还来交流呢？　　南方都市报：你们编辑也提意见吗？　　王燕生：《诗刊》当时有四个领导，严辰、邹荻帆、柯岩和邵燕祥，每个人负责三四个学生，除了讲大课之外，平时还要单独辅导。比如严辰带四个人，这四个人就到严辰那里去，他一个个辅导，这叫作单兵训练（严辰是诗刊社主编，邹荻帆、柯岩是副主编，邵燕祥是编辑部主任。记得我在青春诗会期间是由邵燕祥负责指导的，他跟我谈话，对我的诗歌，提出过十分中肯的批评和修改建议。后来，严辰和邹荻帆分别写过对我的诗歌的评论。与今天一味说好，变相当托的评论完全不同，他们的批评都相当有份量。——高注）。上大课、出大操，还开小灶。辅导以后，他们也要花时间修改，然后还创作新作品。现在这些活动都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诗会期间有新作品出现吗？　　王燕生：会议期间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就是我们在渤海上的勘探船“渤海二号”沉了，大家都很激动，就纷纷写了诗。舒婷在会议室的中国地图前面站了很久，义愤填膺。她一向写诗比较柔弱的，后来也写了一首很阳刚的《风暴过去之后》。还有高伐林，写了一首《长眠在海底的人的控诉》。　　8月4日开始进入创作和修改作品的阶段。梁小斌修改他的《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他犹豫应该用“中国”还是“祖国”，我跟邵燕祥都觉得还是“中国”好，“祖国”太甜了，跟这首诗的主调不符。　　当时张学梦在他的房门上贴个字条“诗人难产病房”，在这里写出了《宫墙下》。这首诗是在天安门得到的灵感。晚上我给他们打蚊子，他们就在外面逛。逛到天安门，张学梦就想到了《宫墙下》，“我的喉结高过那城墙的墙头”。杨牧则写了近百行的长诗《天安门，让我怎样爱你！》，对中国为什么发展缓慢做了反思。同时杨牧也在这里孕育了后来他很有影响的一首诗，叫作《我是青年》。有一天我们到北京京剧院食堂吃饭，从吃东西讲到过苦日子，杨牧就问才树莲，你们那个时候吃什么呀，才树莲一笑，说我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这一句话深深刺痛了杨牧。　　南方都市报：他们年纪差那么多？　　王燕生：差十六岁，几乎是两代人，但现在作为同学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就对这个感触特别深，他不是没有青春，他的青春被那个时代淹没了。后来他就写了《我是青年》，“人们还叫我青年/哈，我是青年……”这也是创作学习会的产物。　　我带过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第六届、第七届的青春诗会，每一届都有人写出新作，而且都是好作品。比如欧阳江河在第七届青春诗会的时候写了《玻璃工厂》，现在也成了经典之作。　　南方都市报：最后组织他们去了北戴河？　　王燕生：我领他们去游览过颐和园、十三陵，还照了很多照片，当时他们就趴在十三陵神道的骆驼边上合影。最后，邵燕祥和我把大家拉到北戴河，放松肉体、放牧灵魂。给他们的这个待遇是规格很高呀，以前没有过的。　　南方都市报：在北戴河的情形如何？　　王燕生：这里有两个小故事。当时河北省作协也在北戴河开诗会，两家相逢，年轻人就要联欢聚餐。我说吃饭没问题，酒只能上啤酒和葡萄酒。我专门安排王小妮守着常荣，一定不能让她喝多。吃完到海边沙滩上，常荣对张学梦说，张学梦，敢不敢吻我一下？张学梦说，你饶了我吧。她又对杨牧说，你敢不敢，杨牧没理她。最后是徐晓鹤说这有什么，上去亲了一下脸。后来我听说了就找常荣，常荣说，这有什么呀？你看电视上、电影上不都有。过了三年，到整党的时候，说是我组织纪律性不强，没向组织汇报，还挨了批评。　　我们住的院子里有苹果树，树上都结了青苹果。这些年轻人谁看过苹果树啊，舒婷她们几个女孩子就偷人家苹果。临走的时候，邵燕祥给大家做小结，说明天就回北京。舒婷贪玩不高兴了，说干吗明天就回啊，我不回。邵燕祥就生气了，拂袖而去。舒婷说，哦，真的生气了？第二天她老老实实就跟着回来了。　　南方都市报：之后就散了么？　　王燕生：回来以后，我们专门把北京的新闻界、出版界还有杂志的编辑喊到一起，和诗会的同学见了一次面。熟了以后，他们发东西都方便一些，所以《诗刊》是能做的都做了。我还拿了笔墨让他们每个人签名，这变成我的文物了，没有第二本。1980年的青春诗会无论其规模还是影响都是最大的，后来青春诗会被人称为“诗坛的黄埔军校”。　　南方都市报：你应该挺舍不得他们的吧？　　王燕生：是啊。我把我的地址留给他们，说，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你们到我家来，我请客。第二天我给他们做了十几个菜。　　南方都市报：当时徐敬亚和王小妮是一对么？　　王燕生：当时是恋爱关系。后来大家都走了，就把他俩留下来了，让徐敬亚写诗会的侧记。他不可避免就把他自己敏锐的诗歌观点一股脑地都加进来了，不到两天时间就写了万把字，洋洋万言。写完以后领导一看说不行。只好由我重写了一篇。　　那时他们还没结婚，现在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几年前有一次我遇到孙武军的学生，晚上给孙武军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张学梦快退休了，还嘟囔了一句“连青春都退休了！”我们都很感慨。第一届青春诗会里的人，梅绍静、叶延滨也要退休了。还死了两个，顾城死了，陈所巨死了。　　南方都市报：1980年办完第一次诗会以后，1981年没办，有什么原因吗？　　王燕生：第一届办了以后，总体反应很好。本来1981年也考虑再办。但有不同意见，有人说你们《诗刊》不是青年诗刊，是整个中国的诗刊，中国人民的诗刊。1981年文艺界批白桦的《苦恋》，整个大气候不是很好，当时规定涉及到“文革”的不能写，涉及到部队的不能写，所以1981年就没有搞，1982年是第二届。　　南方都市报：网上有人评价认为最好的就是第一届和第六届。第六届有谁？　　王燕生：其实每届都有一些代表人物。《诗刊》选人参加诗会没有门户之见，完全是从诗出发，所以各个流派的诗人都有。第六届有于坚、韩东、翟永明、车前子，还有阎月君。于坚和韩东一起办的民刊《他们》，当时看来是不入流的，所以被邀请参加诗会觉得很意外。当时于坚和韩东已经通信多年，还没见过面。于坚先到，韩东发电报让他接站，他还有些发愁，因为还不知道韩东长什么样。　　南方都市报：你对顾城的印象怎么样？　　王燕生：第一届顾城就参加了。刚开始大家自我介绍，顾城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政治口号只是一阵风，大自然要长久得多。比如一只瓢虫背上的花纹，就比许多国徽的图案美丽长久。顾城有点被他妈妈宠坏了。他参加青春诗会的时候，他妈妈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说什么我们顾城年纪小啊，还不懂事，要我多加照顾和管教。后来1981年为了让顾城进北京作协，他妈妈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多美言几句。其实顾城那时都已经25岁了。　　我见过顾城有一个本子，记着各地报刊杂志的通讯地址。他有一段时间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发诗很“滥”的，什么县文化馆的报刊他也发，有的稿费才几毛钱他也要。　　南方都市报：他当时创作了什么作品？　　王燕生：“青春诗会”那一期上发表了顾城的《小诗六首》，还引起一些人的不理解。我一位朋友是大学中文系的主任，指着顾城的《弧线》说，这也是诗吗？什么“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小孩撒尿难道不是弧线？后来还有一场争论。　　我也批评过顾城，认为随着年龄增长，他应该写些大手笔、大气的诗了。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给我写信的时候自称“留级生”。他每次给我寄诗稿都要捎带把谢烨的寄来，不过我一次也没发过。因为我觉得她写的诗太像顾城的了，中国有一个顾城就够了。　　南方都市报：一些参加过青春诗会的人后来不再写诗了。　　王燕生：对，我在一篇文章里谈过这个问题，我挺替他们惋惜的。刘波是第四届青春诗会的，后来做企业。写他的时候，我就很惋惜，他正是在写作势头正好的时候，他自己就拉闸断电了，自己熄灭了自己的写作。还有“移情别恋”的，像舒婷现在就很少写诗，但舒婷还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散文也写得不错。第二届青春诗会的筱敏现在也写散文。第四届的马丽华现在也是以散文著称。　　南方都市报：有没有一些人是因为参加了青春诗会，他的人生都发生变化的？　　王燕生：张学梦就是一个例子。他在1979年投了一篇诗给《诗刊》，用油光纸写的，用一截粗铁丝穿着。他的诗叫作《第五个现代化》，对新的事物充满了激情，意思是实现四化需要先解决人的现代化，我看了很高兴，马上送审，邵燕祥又把题目改成了《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我们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人，我说我去看看，邵燕祥支持我。我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一片废墟上搭建的临时宿舍里，找到他了。　　参加青春诗会以后，张学梦还发表了诗歌，得了奖。当地觉得他是一个人才，就调到市文联，不久又当选为文联副主席。有好多因诗得福的，包括舒婷，来参加诗会的时候是厦门灯泡厂的工人，也是因为参加青春诗会，很快也就调上去了。当然并不是命运对每个人都发出微笑的，才树莲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不是诗会，她或许能在农村过着平静的生活。一下子接触到那么多新鲜的人和思想，自己想改变拼命去进修，没学到新东西，又失去了最早的优势。后来就不能写诗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也有人好奇，就是第一届青春诗会为什么没有邀请北岛、芒克参加？　　王燕生：从今天来看，现在作为诗坛主力军和中坚的，很大一部分都参加过青春诗会。像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王家新啊、西川啊；民间写作的代表于坚、韩东、伊沙都参加过青春诗会。但也不是说最优秀的都“一网打尽”了，比如北岛、杨炼、芒克。没有让北岛参加和《今天》受到广泛关注有关。还有些人属于阴差阳错，比如杨炼，在青春诗会之前《诗刊》就发过他好几首诗。但毕竟不是一个都不能少，有名额的限制，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虑。　　南方都市报：今天你怎么看青春诗会的意义？　　王燕生：青春诗会到现在已经20多届了，应该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有开拓意义，对发现、扶植、培养新人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还是有遗珠之憾，但不能改变中国诗歌不断涌现新人的创作态势。我们在看青春诗会的时候，基本上能看到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缩影。　　相关文章：　　舒婷：寸草心——首届青春诗会回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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