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取決於這個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兩種力量的強弱。

　　硬實力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科技力量； 軟實力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等影響自身發展的因素。通俗地說，硬實力是看得見、摸得着的物質力量，軟實力是精神力量。

　　一個國家成立以後，它的軟實力就定型了，它只能在現有的內外部條件的基礎上參與全球鬥爭，通過增加自己的硬實力來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獲得國家的更大發展。那些軟實力差的國家往往會成為大國鬥爭中的犧牲品，甚至會被消滅而陷入混亂狀態，失去了國家保護的人民群眾會在動盪與混亂中作出一種“整體的反思”，產生出新的社會文化成果。如果他們產出的社會文化成果足夠優秀，就可以在此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家，形成一套新的社會制度，擁有新的軟實力，並在這個新的基礎上再次參與全球鬥爭。這個過程也就是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不平衡規律的體現。

　　舉個例子來說，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中國一直在世界上處於的領先地位，這種情況直到明朝中後期才開始改變，隨着西方國家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中國慢慢落後了，到了清朝末年，中國的國際地位徹底跌入了低谷，中民華族經歷了一百多年受壓迫、受奴役的痛苦歲月，在這期間，無數優秀的中華兒女在探索民族崛起的道路，不知道有多少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終於，在1945年中華民族孕育出了自己新的社會文化成果——毛澤東思想，有了它，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快就建立了，經過60多年努力，中國再一次具備了成為世界最強大國家的能力。再舉個例子，猶太人是西方世界金字塔尖上的民族，在西方世界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可是，在西方社會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前，猶太人經歷了一兩千年的苦難與折磨，在這一千多年的歲月里，猶太人錘鍊出了他們的金融術，憑着這一點，他們才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才有機會主導歐美世界。

　　在許多人眼裡，日本是個發達國家，日本人做事認真、團結而又守紀律，又有先進的科學技術，是個極有前途的國家。其實不然，日本根本沒有什麼未來可言。

　　縱觀日本的歷史可以發現：飛鳥時代和幕府時代的日本是跟着中國學，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是跟着美國學。這個民族從來沒有自創過一個可以指導自己民族發展的社會文化成果，並以此成果為基礎建立一套社會制度。這樣一個不能生產真正“精神成果”的民族，鑄定要再吃很多年的苦頭。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精神成果”，就沒有長遠的戰略眼光，這就是為什麼日本歷屆政府的領導人在全球戰略問題上都是“近視眼”的原因。關於這一點，從中日兩國對東亞經濟圈主導權的爭奪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整合東亞經濟，日本比中國有先發優勢，因為中國在中美建交以前一直是處在被封鎖狀態。上世紀五十年代，日本首相岸信介就打算把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一直不斷地通過加強援助來實現對東南亞國家的控制。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希望以自己為中心組建一個可以與北美自由貿易區、西歐經濟共同體相抗衡的東亞經濟圈（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日元區）。在這時，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也提議建立東亞共同體，由東盟和中日韓三國組成自由貿易區。但是，馬哈蒂爾提出的東亞共同體把美國排除在外了，由此引發了美國的強烈不滿，美國警告日本不要單獨行動，日本不得不放棄了這個組建東亞經濟圈的大好機會。東亞共同體雖然沒有建成，日本在東南亞苦心經營多年後，還是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海外生產基地。

　　從1985年的廣場協議①開始，美國對日本經濟發起了金融攻擊，經過十年的打壓和搶劫，日本經濟受傷嚴重。1997年，歐美金融資本聯手對東南亞國家進行了一場金融大掃蕩，搶走了東南亞國家數十年的辛苦錢，也摧毀了日本的海外生產基地。當時，這些受傷的國家希望建立一個“亞洲基金”來進行自救，這個計劃遭到了歐美國家的一致反對，日本本來是“亞洲基金”積極的倡導者，但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屈服了。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說：“我們不至於自大到認為我們有能力充當復甦亞太地區（經濟）的火車頭。”這種軟弱的態度讓東南亞國家徹底失望了。不扛事也就算了，日本為了減少自身的經濟損失竟然跟東南亞國家搞起了貨幣貶值競賽，讓這些國家的經濟雪上加霜。這時，北京站了出來，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幫這些東南亞國家度過了難關。從此，中國擁有了整合東亞經濟的主動權。

　　進入21世紀，中國準備和東盟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小泉政府唯恐落在中國的後面，搶先在2002年1月提出了建立“共同行動、共同前進”的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並強調日本要在東亞經濟聯合中發揮主導作用。從那以後，日本多次與東盟各國以及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討論東亞共同體，卻不跟中國討論。日本不甩中國，中國也拉着韓國一起不買小泉純一郎的帳，日本的主導作用也就一直沒能發揮出來，倒是中國-東盟自貿區建立得非常順利。

　　2002年11月，中國和東盟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在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貿區。

　　2003年10月，中國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成為東南亞地區以外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大國。過去，由於美國不簽這個條約，日本一直不敢簽，中國簽字以後，日本有了簽字的理由——再不拉一把東盟東盟可要被中國搶走了。兩個月以後，小泉純一郎在日本-東盟特別首腦會議上也簽字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在這次會議上，小泉再次強調了建設東亞共同體的目標，但是由於小泉要求把美國也納入東亞共同體，遭到了東南亞國家的集體抵制。

　　2004年11月，日本在10+3領導人會議上正式提出了“關於東亞共同體的建議”。就在這個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自由貿易區《貨物貿易協議》和《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為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提供了法律保障。

　　2005年7月，中國－東盟自貿區全面降稅進程正式啟動，中國與東盟的貿易合作進入全面深入發展的新階段。當年年底，第一屆東亞峰會在菲律賓召開。會前，小泉純一郎一直在鼓譟“東亞共同體”的概念，由於參加峰會的國家不僅僅是東亞國家，還有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峰會宣言隻字未提小泉純一郎的“東亞共同體”，小泉再受挫折。

　　2009年9月，離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建成只有三個月的時候，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向中國伸出了橄欖枝，願意與中國合作共同推進東亞共同體。鳩山很清楚，再不搭中國的順風車，東亞共同體就沒有日本的份了。

　　從中日兩國對東亞經濟圈主導權的爭奪過程中可以看出，北京一直是在踏踏實實地做事，而日本政府更多的是在耍嘴皮子，使小聰明。也許，日本這樣做有不得已的地方，因為日本一直受制於美國。美國為了不讓日本蓋過自己在東亞的影響力，一直刻意約束日本，只有美國看到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力壯大到威脅自己利益的時候，才願意放鬆一下對日本的約束，讓它去跟中國爭一把，這也是日本被美國大兵保護着的悲哀。

　　①廣場協議是在1985年9月，由美、德、法、英、日五國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時簽署的一項協議，五國政府同意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秩序地下調，解決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