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雪梅-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我有时会把联系整个身体的力量说成是电流。电流？今天被我们视为是理所当然存在的东西，却是昨天大胆冒险才能得到的经验。电流这个名词会使人想到霹雳闪电和烧焦了的人体；对上一代的人而言，它是一个可怕而神秘的字眼，就好像我们谈到原子能一样。但今天我们能制造电流，只要问问电力公司需要多少钱，他们就可以很快地把电流接到我们家里来。即使如此，电流还是常常以闪电的形式，以上千条锯齿状的火舌攻击地球，只有勇敢的人才敢在雷神面前站立。

　　这种出现在天空中可怕的东西与连接我身体的几亿万细小神经细胞有何关联呢？比勇敢的富兰克林晚生30年的意大利人加凡尼（Luigi Galvani）对人体神经之谜做过深入的探讨。在加凡尼之前，自公元130年以来，科学家和医生都遵循古希腊名医伽林(Gden)的理论，认为是一种谜样的“动物灵魂之流”，透过一套空心管的网路，造成人体内部沟通的情形，他的理论一直很管用。除了我们这个时代，谁会把爱欲的刺激、对维瓦尔蒂音乐的欣赏和一个圣徒所信仰的神秘主义，降为可测量的化学反应公式和电流刺激呢？

　　可怜的加凡尼，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借化学家、物理学家用以解释无生命物质的理论，来阐明所有生物过程的尝试会带来什么后果。一开始，他只是在某个阴天带回几只青蛙，挂在走廊上准备做晚餐。凭着一种疯狂难以描述的直觉——也就是这种直觉造成科学史上的大改变——他把青蛙的头剁掉、剥了皮、用避雷针上的一条电线把青蛙的脊髓串连起来。他记载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当夏天的雷雨扫过天空时，“闪电一出现，所有的青蛙肌肉也同时剧烈地收缩，闪电闪得愈辉煌，肌肉的运动收缩也就愈剧烈……这种收缩在雷声来临之前出现，似乎是对雷声的来到提出预告。”

　　加凡尼是个科学家，如果他是个作家，也许会下笔大大形容被这些抖动、扭曲，好像正要跳过池塘一样的无头青蛙，吓得惊惶失措的客人的表情。空气中的电流通过青蛙的神经，使这些已死的动物竟活泼地运动起来。

　　加凡尼还用青蛙作了很多别的实验，有些实验多年来经人伪造，因此很难辨认出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加凡尼是个个性害羞的人，直到晚年才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由他的侄儿公开为他的理论辩护。但他最大的发现却是在一个大白天发生的，他把几只去了头的青蛙挂在走廊铁栏杆下的铜钩上，每当青蛙腿被风吹上铁栏杆时，它就会剧烈地抖动。

　　死青蛙在雷雨交加时会跳动是一同事，但在大晴天也会高挂在走廊上跳动？这种发现就不得不令科学界注意了。

　　加凡尼的对手是意大利物理学家伏塔(AlessandroV0lta，1745-1827)认为电流与青蛙无关，而是两种不同的金属借一根导线所引起的结果。他凭这个理论发明了电池；我们要感谢他的帮助，使我们发明了记分板、时代广场的电动报纸、芝加哥城的聚光灯，还有能在零度以下的清晨用以发动汽车的蓄电池。

　　加凡尼则坚称这种反应是由“动物电流”而来，但我们也要感谢他，是他使我们发明心电图检验器、生理反馈器、电击疗法，还有挂在各地医学院实验室几百万只乱跳的死青蛙。

　　又过了150年，科学家才终于找出电流如何通过人体的合理解释。显然，它不能从电插头一样爆出电流，人体内的神经过于细小，像一根毛发宽度的神经就拥有十万条“电线”，人体的电流必须透过钠、钾离子之间的化学反应才能进行。现在医学教科书上都以彩色图描出神经细胞，以正号“+”标识细胞膜外边，而以负号“一”标识细胞膜内，说明分子如何传递神经的信息，如同赛跑选手传递火炬一样。

　　神经元细胞是人体内沟通最重要的单位。人一生下来就有一百二万亿个神经元预备参与身体活动。每隔几年，人体内每两个细胞中就会有一个死去，被新的细胞取代，神经元却不然。如果我们的记忆仓库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陷人混沌状态一次，那我们还能做什么事呢？神经元一旦死了，就不能再长。医学专家都一致同意，在整个机体中，神经元可说是最重要，也是最有趣的细胞。

　　生物学教科书都有单个神经元细胞的图片，从体内取出来后，染上合适的颜色，以它生前从未有过的姿态出现在读者眼前，但即使光靠这种图片，人们还是可以揣摩出神经元原先那种庄伟的样子。它由一团错综复杂、薄似纱的树状突开始，然后汇集成一根轴。再传入神经元上，也就是把信息传回脑部的神经元上，这些树突可以伸展到身体各个报告刺激来源的部分；而在传出神经元上，也就是控制肌肉的神经元，各支于则包住肌肉纤维，最后形成盘状，直接控制肌肉的活动。

　　在课堂上学过排列整齐、标识清楚之人体器官的医学生，第一次剖开人体，看到一大堆血肉模糊、挤成一团的人体器官时，一定会吓一大跳。同样的，一个外科医生剖开人体时，绝不可能只看到一个神经元细胞；他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神经元，好像绳子一样缠绕在一起，形成一根较粗的缆绳，最后连于脊髓。树突错综复杂地绕着，即使用显微镜观察，也不太可能分辨出头尾。我把这种景象想象成冬天站在树林的边缘，横在我面前的是一路排列下去的几百棵树木，每一棵树上又有很多带有雪花的分枝。如果能把这些树压缩成几平方码，让树上所有枝干部保持完整、充满整个空间，彼此又不真正接触，那么这就是体内神经束的模样。

　　几十年来，神经生理学一直在激烈辩论一个问题:树突之间的分枝，到底有没有互相接触？家庭中的电线通常是用螺丝帽与其他电线相连，使整个系统是相通的。但人体内一百二十万亿的神经元，每一个却都正好与最近的神经元分开一点，形成一个空隙，就是所谓神经突触。

　　神经突触的复杂性也足以令人咋舌，就以手上控制肌肉纤维的一个运动神经元为例，在一个神经细胞的度范围内，与几千个其他神经元的点和节形成神经突触（大的运动神经有一万个不同的接触点，脑神经也可能有八千个）。如果有一个信号刺激某个运动神经，使它产生行动，则其他邻近地区的几千个神经细胞也会同时进入警戒状态。生物学课本上所画的单一神经细胞实际上会伸展到皮肤的每一角落、每一条肌肉、每一条血管——它们能渗透到体内各处各方。

　　我想移动我的手，从脑部来的刺激会强到足以引起肌肉收缩吗？需要有多少肌肉纤维参与，才能产生足够的力量呢？对抗的肌肉能适当的抑制自己吗？单一的神经细胞带着以上这一切电子信息，以一秒钟搏动一千次的速率，外加中间适当的休止符，每一次搏动都有一万个神经突触在监听。肌肉运动时那种啪嗒作响的形象，只不过是幼稚园阶段的观念而已，事实上，人体每一时刻都在发出惊人的臣响。

　　我们要不要设法减轻身体因连续沟通所引起的紧张状态呢？我要不要在打字时，稍停片刻，让我手指的神经元能恢复元气？不必的，我们的身体似乎需要极大量的刺激。实验已经证实，剥夺人体每天正常所需的刺激足以引起可怕的后果。有的人把自己蒙在黑暗、壁上有软垫的箱子里；有的人蒙起眼睛，完全不动地漂浮在一缸温水中。如果说自然憎恶真空状态，则头脑也憎恶寂静状态；如果头脑处于寂静状态太久，它就会开始崩溃，很快就会充满虚宅的幻象。这些自愿做实验的人不到几小时就要乞求解脱——没有刺激，他就不能保持心智清醒。

　　头脑不能直接指挥体内的每一项决定——这有损分派职务的管理原则。身体有时是靠一个精确的、一致性的反射系统来处理多种状况。

　　当我轻叩病人膝盖下面的肌腱时，他的腿会飞起来，直到肌肉紧张时，才停下来。我再叩一次，但这一次我会先告诉病人，要抑制反射作用，但他做不到；腿还是一样弹起来。到底他的肌腱有什么魔力，胆敢反抗他的大脑？其实这只是一个先天的保护系统。它是一个细小、纺锤形的结构，就在腱的旁边，借肌肉的伸展，警戒神经纤维马上把信息传给脊髓。通常（医生的反射试验除外），当这块肌腱突然受到压力时，乃是表示他的腿已背负了太大的重担。这种情形往往发生在一个人快要挥跤时，这种快要摔跤的过程激起一种自动把脚伸直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天生的，且是独立自主的。

　　这正好显示出身体良好的管理原则，分派肢体做打喷嚏、咳嗽、吞咽、流口水、眨眼等动作。说到眨眼，我已经提过失去眼睑反射作用的麻风病人，结果会变成可怜的瞎子，因当视网膜干燥需要眨眼来滋润时，身体却不知通知它要这么做。有时候我们可以教病人眨眼，以防瞎眼。人们会以为这些很看重视力的病人会热心学习，但反射作用并没有那么容易学，病人必须靠布告牌、码表、训练、责骂、夸奖、诱导等，才能学会。进步的头脑会告诉他们，不用为这么基本的反射作用操心（谁会去让一个复杂的IBM电脑，做每三十秒要从一数到十的工作呢？）有些病人一直学不会，他们的眼睛最后就干掉。

　　但人体有些功能是与精细的、机械似的反射作用不相合的。脑的基部另有一层指挥部，下意识地规范着呼吸、消化和心脏的跳动。这比反射作用更需要注意:人的呼吸作用要靠90条胸部肌肉来合作，而且身体需要的改变很快；譬如，当我爬楼梯时，心跳和呼吸必然马上急速加快。

　　神经系统的最高阶层是脑半球，它是身体的至圣所——受颅骨保护，如果保护出了漏洞，它则最容易受伤害的。在那里有一百亿个神经细胞和一千亿个胶质细胞(Neuroglia Cell)（提供生物电池供脑部活动）漂浮在一团糊状液体上，做传送资料、贮藏记忆、创造意识的工作。脑部存在着我们罪恶、易怒的倾向，也有朝向纯洁、爱的原动力。

　　科学家已经能够把一个输送器移植到一只暴怒的公羊脑部，用带电流的开关控制它的脾气，使它变成一只温驯可爱的宠物。有些人喜爱把一些复杂的概念，像浪漫的爱、利他主义，或对上帝的观念，微笑地用钾离子、化学平衡、脑部记忆、联想的功能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是行不通。我怎么知道上帝的观念不过是脑部一系列的电流刺激？答案是:我怎么知道电流刺激不是上帝用来对我沟通属灵实际的工具？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途径了解属灵实际。

　　人体的阶级管理似乎安排得很完整。但有一个问题总会不断出现，好像把一枝铅笔丢到滑润良好、正在转动的齿轮中一样。控制肌肉和运动的最后决定——这种地区化的“意志”，并不存在于脑部奇异的缝隙里，而是在于控制肌肉纤维的单一神经细胞或神经元上。神经生理学之父谢灵顿医生（Charles Sherrington）发现了这种使人混乱的特质，很堂皇地标识它为“最后一条民主大道The Final Common Path)”。

　　这种神经元和细胞体从周围的神经中枢接受了一连串的刺激，一直对肌肉张力保持警戒状态；痛苦的出现、相对肌肉的活动，任何活动所需的力度、刺激的频率，可用的氧气、身体的温度、衰竭的因素等都被列入考虑范围。从脑部传来的命令很多:手臂举起来——但箱子很重，因此先把运动神经元编队。经过建议、修正，所有的信号都打出来以后，脊髓下面的运动神经元就要决定是收缩还是放松，因为它不但与大脑，也与成千的不同区域的神经突触有亲密的接触，所以神经元最有资格作此决定。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布洛克(Bullock)教授就这种过程得出结论说:“即使这么低阶层的神经元所享有的自由，足以在人体中产生无限度的复杂性。”我们在看过身体一系列的阶级管理制度后，就会明白一件简单的事，只有让神经无决定怎样做才最好，谁能说自然界中没有民主制度？分子生物学家已在几十年前就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如今我们的头脑和它的下属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只有“最后一条民主大道”可以在无法并行的命令和反射之间做最后决定，我们应当为此高兴。我站立在洛杉矶陡峭的花岗岩悬崖七面，看到有一朵从未见过却十分可爱的野花。我向前倾，遵照大脑的指示，站稳脚步后，开始拍照。我的特写镜头离开野花只有几寸之遥，突然有一根线抽动，我好像一只木偶一样，很快向后倒退。我的心脏狂跳，是谁打扰我照相？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声音沙哑的坚鸟好像在骂我。

　　当我开始从山崖上见到下面两千尺深的溪谷时，我的细胞已经被化学作用所充满，对潜在的危险有了高度的认知。我的头脑希望拍出一张野花的照片，我潜意识的反射作用，却从耳朵的平衡器官中听到危险的声音，因此切断大脑的命令，直接传送紧急信息给控制肌肉的神经细胞，突然用力拉我往后退。

　　同样反抗性的救命行动，也发生在当我赤脚走在卡维尔医院的地板上时。（我是鼎力拥护赤脚走路的，我相信这会使脚健康、强壮，而且也会开启整个感觉世界和对我所走的地板的认知。）如果我踏到刺，我的脚会中途停顿，在痛苦的感觉还来不及传到大脑之前就抽回来。但如果我正要逃离燃烧的飞机，我的细胞会了解脑部对他们的要求，甘心忍受一些不寻常的压迫，以避免更严重的压迫。因此我突然可以有本事跳在燃着的金属板上，因为正常的反射作用被切断了，为要达成更紧急的目标——逃命要紧！柯吉姆(Jim Corbet)在描写有关印度的事时，说到一个很有名的，在受逼迫时靠意志克服痛苦的例子。在检查一个受老虎攻击过的女人时，他发现这个女人因为拼命抓住树枝，以致老虎把她的身体拖走时，她的皮肤还留在树枝上。

　　神经系统的阶级管理制度能帮助我求生存。有时我的大脑会宣布最后的决定，有时它却会将决定权分派给别人，它如何下命令往往要靠各区域的自主细胞——最后一条民主大道——来作最后的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