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到民族文化宮的文房四寶博覽會挑選些寫字用品，正逛着，有網友打來電話說中午北京市委黨校有一個小型的紀念江青離世二十周年的座談會，希望我也去聽聽。考慮到現在正是政經形勢空前緊張的歷史關鍵點，社會處在建國六十一年以來最為廣泛的一個政治結構抉擇路口、這個民族更是臨近一個近幾千年來最深刻的經濟生存狀態抉擇的時間窗口，我們高來高去低來低走的悠久文化文明，是龍是蛇可能因此亦就要終見分曉，故而之前已經決定，作為無依無靠、百無聊賴、流離失所的P民百姓身份，在這個節骨眼兒除了景山這類被允許進行公開聊天的場所，其他室內的小活動就躲得遠遠的為妙，免得被國保。但回來路過車公莊時，轉念又一想，畢竟是首都的市委，維穩力量未必會像對百姓活動場所那樣嚴厲監控，所以不由自主還是拐彎進了三塔寺的市委大院。進入會場了解到，是市委裡面的東方紅網組織的座談會，還有不少外地來的。網友主要是控訴改革三十年的倒行逆施，比較具體，但感覺不是很有批判深度。
有些網友說到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侄子茅院士最近的反毛言論極為氣憤，相約要去其家理論。在下覺得，經過三十年的邪路，中國群眾已經從改革教的反動蠱惑中猛醒，重新覺悟到私有制下被壓迫者必然所處的階級地位。此刻，毛派（或曰革命派）有義務，幫毛等老一輩革命者洗冤，通過各種途徑讓勞動群眾重用階級觀念認清階級敵人，回歸公有制的康莊大道。這也是對包括江青在內的所有革命失敗者的最好的紀念。只有恢復了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體制，茅袁們自然再無機會對人民群眾進行非毛等階級蠱惑。否則，你今天打倒了一個80多歲的茅院士，明天還會有更多年輕的剝削階級打手跳出來讓你打不勝打；你現在可以讓學術帶頭人元騰飛不能在原單位上班，以後必然還會湧現更多官僚階級的維護者進行反毛污毛的階級鬥爭。
關於紀念主題，看到不少網友對江青的感情比較深，也比較情緒化，本想只聽不說，後來還是跟着說了幾句。在下認為，江青當年的個人政治立場，從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大方向的角度而言，無疑是正確的，即使是過去對她盲目否定過的那些糊塗群眾，經過三十年來改革教對社會主義的瘋狂掠奪和破壞的不爭事實，也可以很明了了。但也必須承認，雖然其政治正確，也仍然是個悲劇性的政治失敗者。故而，與紀念毛澤東不同，我們今天紀念失敗的英雄，應從參悟其失敗的前因後果入手，找出若干失敗的原因以警策後輩。否則徒有哀憫，客觀上未必是對逝者的尊重。而對於江青以及‘四人幫’中的其他同志的政治失敗和歷史責任，只要把下面兩個問題參悟清楚，即可很容易分析出於此事的其它問題的答案：既然毛當時可以團結黨內外左右兩派群眾共同建設社會主義，那麼，毛去世後的左右兩派政治勢力，有無除不共戴天決裂之外的另一種機會，讓左右兩派繼續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發展建設互相學習進步？到底是什麼促使華這麼弱的一位政客完全偏向了一方，有無主觀因素之外的其他原因？

在眾人面前不便也沒有時間於此深入分析，從表面簡單說就是，‘四人幫’等人所代表的造反派群眾偶然失敗的必然性，在結果上講主要是他們沒有能力發揮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的思想法寶，使毛費盡心機開創的大好局面盡喪己手。這個政治策略層面的教訓是深刻的，也是很有現實的意義的。比如會中有朋友建議左翼現在不要爭論，應團結一致地耐心等待十八大後重慶模式等來引領中國社會向毛時代的回歸，問題也是出在這裡。今天革命派群眾如果不能自己覺悟並讓廣大群眾充分提高革命覺悟以認清修正主義路線對國家發展的災難性危害，單靠個把左派高官的政治手腕，單槍匹馬闖入敵營當領導，不打可能領導剝削階級的組織團隊回到無產階級路線上來，勢必重演當年‘四人幫’政治失敗葬送文革成果的大悲劇。因為老毛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曾有個很英明的論斷：“修正主義頭子要改也難”，已為歷史所證，毛派亦難例外。當年的走資當權派劉鄧，從歷史上講，也都是毛派的幹將！而就現階段重慶薄書記的唱紅興毛運動而言，也是這樣，只有深入群眾、發動群眾和依靠群眾，才有可能對官僚階級形成壓力，才有可能踢出回歸公有制的臨門一腳，否則，如果僅僅停留在唱紅打黑的階段，會像當年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口號一樣，被特色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利用為顛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維穩工具紅色外衣的概率還是蠻高的~

發言中，有老同志認為現在社會思想混亂，人心不古的道德環境，讓社會太不和諧，要對年青人加強道德教育。還有的同志發言說，現在的法律失去公正性，法官階層素質差。在下沒忍住，也對這些糊塗的觀念用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基本方法做了開釋：現在的中國社會，在修正主義路線的牽引下，已經陷入嚴重的階級對立，尤其在經濟上。比如在下這樣沒有工作的失業人員，只能舉債度日；而據說壟斷着絕大多數中國社會生產生活資料的紅色資本家族所占有的財富，有的已經比國外壟斷首富還多，多到可以買下除去非物質文化遺產水分之外的大半個北京城！不同的階級，道德標準自然不同，所以不是當下的社會思想混亂不是什麼道德教育缺失造成的，而是階級對立造成的，只有依據憲法劫富濟貧，才有可能消除階級對立、於全面混亂中統一社會道德標準。
另外，法律是維護道德的工具，剝削階級的法律，如果被認真執行的話，自然要維護剝削階級的利益，必然不會主動維護被壓迫階級的利益。比如在下半年前為了支付暴漲的房租經濟緊張，有萬把塊錢的信用卡沒錢還，現在只能等掙到錢後再還，如果經濟執法機構為維護信用卡公司的合法利益秉公執法，那在下就要倒霉了，這位認為現在的法官們執法不公正的同志是思維陷入了誤區，現在各地很可能正是因為法官們執法太‘公正’了，有效的維護了在社會各個領域全面代表着‘公’的壓迫階級的利益，才讓階級壓迫的事業更為嚴重和突出。所以，整個社會對法律別那麼認真不是壞事，象美國政府對自己的國民就做得比較好，經濟危機來了，沒有為了富人利益仗勢欺人，而是政府出面把被壓迫階級的很多債平了。當然就中國的具體情況而言，在這點上學美國也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只有及時終止三十年來必然製造階級對立的修正主義改革路線，摒棄私有制恢復生產和生活資料公有制私有制，才有可能讓法律對全體公民公正！否則，被壓迫人民永遠都得不到公正，法官執法越盡職，越秉‘公’職守，多數百姓越被不公正。在下也只能希望革命派早些成功光復無產階級政權，在信用卡欠債被依法成功追究之前，中國能趕緊回歸憲法既定的公有制社會。
座談會結束前，最後有朋友發言道，毛為革命犧牲了那麼多，死後卻被袁騰飛毛院士之流潑髒水誣衊，太冤了,咽不下這口氣。在下順勢接過話茬講道，毛被其事業所打倒的階級對立面誣衊是自然的事，並不冤。真正冤的是，毛為中國的廣大人民群眾的解放、為了解除他們的階級壓迫，奉獻了畢生的精力，自己剛一死，多數愚昧深重的中國百姓，為了些許蠅頭小利便支持政客們打倒毛們千辛萬苦流血流汗建立的公有製發展路線，敲鑼打鼓遊行歡慶逮捕包括其妻在內的左翼分子。由此可見中國人文化劣根之深，反證了毛澤東所謂文革應七、八年來一回反覆搞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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