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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秋天，我争取到了一个到湖南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英语的机会。这是一个英语培训班，两位老师都来自加州。一个叫John, 30岁，身高近一米九的白人大个子；一个是美籍华人杨先生，34岁，身高一米六五左右的小个子。两个人站在一起，反差极大，很像是两个讲相声的搭档。当年这种全外教的英语培训班还很少，所以很有吸引力。学员基本上都是不到30岁的大学毕业生，有单位送来的，也有几个自费来的。大家英语基础都比较好，有些正在考托福联系出国。杨先生是柬埔寨华人，在红色高棉屠杀华人的时候跟着家人逃出柬埔寨，几经周折到了美国。他是在美国上的学，英语比较地道，虽然还是有一点点华裔说英语的味道。会说广东话，普通话也会一点。John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看上去虽然高大但很斯文安宁。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中国每到一地都会去找教堂，周末他一定会去教堂做礼拜。杨先生和John来中国一年了。虽然他们都来自加州，但以前他们并不认识。杨先生原来在江浙那边教英语，而John是在西安教英语。然后分别联系来长沙教一年。 John身材高大，脚也大，要穿46码的鞋。当年中国市面上能买到最大号的鞋是43码。因为我穿43码的鞋，我知道43码的鞋就很难买。要么没有，要么就一种，最多的就是解放鞋。老人说：“头大当官，脚大讨米”。我头大，从小就只能戴大人帽；脚也大，不但长而且宽，有时43码的鞋穿着也很挤脚。既符合做官也适合讨米，做 “讨米官”似乎最合适。文雅一点，叫做“乞丐帮帮主”。 John的头不是很大，但脚却非常大。他来中国的时候显然对他的脚不符合中国国情完全没有预计到，所以只穿了一双鞋，没有带备用鞋。结果来了以后，想买一双鞋时才发现西安根本没有他的鞋卖。学校外事办的人托人去北京上海和其它城市都没有买到。随着脚上的鞋磨损越来越多，买鞋由一般事情变成了紧急事件。因此在他联系来长沙的时候，就向学院提出是不是可以帮他解决鞋的问题。当时他的鞋已经破了，大脚趾常常擅自出来透气，这让他很尴尬。那个时候外教不多，所以对待外教都比较重视。湖南经济学院先是派人去长沙各商场转了一圈，没有找到。西安那边已经跑遍全国也没有买到，学院只好请求上级领导帮助。领导出面请长沙制鞋厂为John解决鞋子问题。制鞋厂没有这么大的鞋模，只好专门定做一付46码解放鞋的模子，专门为John做两双解放鞋。杨先生已经提前几天到了学校，John直到开学的那一天才到学校。不过他的鞋竟然还没有交给学校，所以John还不得不穿着他那双开口子的旧鞋来见我们这些学生。看得出他对脚下很在意，总是往后缩。有些人没有注意到，有些人看到了，但装着没有看见。到了星期六，他的鞋终于到了。周末我们有活动，他穿了新鞋子来参加。就是普通的解放鞋，但好歹把他的脚趾头都装了进去。那鞋真大，就像是两只小船。John本来就很帅，脚下不漏风了，他就自然多了，也神气多了。因为大家英语基础不错，培训主要放在提高口语与听力上。除了固定的听力练习，上课基本上就是讨论的方式，杨先生与John轮流上课。那时候，中国开放不久，大部分人都不太了解美国，但对美国很感兴趣。可是就连大学生对美国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的印象里，提问总爱说你们美国人怎么样，总将白人与美国人划等号。杨先生和John好像感觉到了，就多次解释“什么是美国人”的概念。他们说，美国是移民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在美国的大街上，有像John那样的白人，也有像杨先生那样的亚裔，还有印度裔，墨西哥裔等等，但他们都是美国人。美国也是信仰自由的国家，同一种族的人想法可能不一样，不同种族的人可能有相同的见解。反复说 “美国人”是外表各异，思想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一些美国人的行为和思想并不代表所有的美国人。当时大部分同学们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丰富，科技发达，但犯罪率高，性开放，同性恋盛行，艾滋病泛滥的社会。上课的时候，有几位同学特别喜欢问这类问题。杨先生一般回答一点，但如果有同学老问，他就笑笑，不再理睬，继续讲课。John一般不主动说这些话题，但有人问的话，他总会尽量去回答。所以有两位同学就老问，作为基督徒的他其实不想谈那些话题，有两次他看上去很难受几乎说不下去了。他心里很痛恨那些行为，却不便从宗教的角度公开批评，处于两难的境地，所以显得很无奈。不过除此之外，他显得很幽默，很开朗，常常开些小玩笑。上课时喜欢说一句："How much wood would check ...... " ，好像自言自语，也好像问大家问题。我们那个时候英语听力并不好，我就只听见他嘴里含含糊糊地说着“wood, would, check， check”，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像是类似中国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那样的拗口令。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但谁没有问。他似乎也不需要大家回答，调皮地笑笑，也不解释，接着讲他的课。等到下次上课，他又会突然“how much wood, would, check, check"一番，大家只能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反应。慢慢地这变成了他上课的一味调味剂，偶然说一下，然后坏坏地笑一下，算是自娱自乐，活跃一下课堂秩序。一个学期过了大半了，大家也没能搞明白他的”How much would wood check check"是什么。每次我听了都会琢磨一下，但却总是找不到头绪。有一天，我突然奇想: 他老问 “How much ......”，是不是一种脑筋急转弯的问题，看似很难，其实很简单，很可能就是一个没法定量的东西，并不是真的要你计算的问题。所以当他又“would wood"的时候，我就举手了。他有点诧异看我一眼，然后让我说。我说：“It is countless" 。他瞪大眼睛，张开口，停了一下，笑着说：“You are right!"。其实我并没有听懂，只是猜。从此后，他再也没有说“How much would wood check check”了。到美国来了很多年以后，我想起这件事，于是上网查询，才知道完整的问题是：” How much wood could a woodchuck chuck if a woodchuck could chuck wood? "。当时我不但没有听懂，而且把"could" 听成“would", 把“chuck" 听成“check"。其实这是英语中的一句众所周知的拗口令。说是如果一只土拨鼠扔木头，它可以扔多少木头？哈哈，这就看它的心情了。一两根，十几根，上百根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问题。 1990年春季晚会上，洋相声演员大山与姜昆，唐杰忠合说相声<<名师高徒>>中提到过这句英语拗口令，但是他说成了：“If a woodchuck could cut woodcut, would that woodchuck cut woodcut?"(大概如此)。他用中文解释为”如果一个土拨鼠能够做木雕，它会去做木雕吗？”。据说后来他妈妈听说他在中国成了大名人，特意在加拿大找了他的演出视频看，她不懂中文，就只想看看他儿子在中国怎么受人欢迎。结果没有想听到了这句英文，但她觉得大山错了，特意打电话告诉他说，英文的拗口令不是那么说的。应该是“How much wood could a woodchuck chuck if a woodchuck could chuck wood? ”。不知道大山当时是不知道正确的说法，还是有意创造一个新的拗口令。这个拗口令非常出名，如果在Google搜索这句话，可以得到八万多个搜索结果。对怎么答，有很多讨论。我的答案虽然不是最好，但却是那个意思了。反正瞎猫逮着了死耗子。一晃一个学期过去了，我们的培训就算结束了。大家觉得收获不小，英语听说能力都有很大进步，对美国社会了解的更多。考试后，我们举行了一个聚会，杨先生与 John都来参加。大家唱歌，聊天，很高兴，也感谢两位老师的别开生面的授课，让我们学了很多东西。他们很感动，同时鼓励我们以后坚持学英语。同学们各奔东西，他们会去香港一趟，然后学校安排他们暑假旅游，下期还会回来教其他新来的学生。过了两天的周末，我在五一路湖南旅社附近的大街边的人行道上碰见John，我们聊了起来。我记得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来中国这么久，有什么感受？”。他想了一下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外国像一面镜子，让我可以更好地看美国”。这话当时听了似懂非懂，到了美国多年以后，似乎慢慢理解它的涵义。是啊，美国也是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