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六四詩集》


茉莉


“所有的日子 /都繞不過‘六月’。”這是目前在洞庭湖監獄裡服刑的詩人師濤，在2004年所寫的一首詩。那時六四過去已經15年了，但悲哀的詩人仍然在苦苦地吟唱：“六月，我的心臟死了 /我的詩歌死了 /……六月，大地變形、河流無聲 /成堆的信札已無法送到死者手中。”


◎ 帶着悲痛和手中的筆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詩人米沃什的悼亡詩，和師濤的詩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經歷過納粹大屠殺，米沃什哀嘆着：“留給我的只是一個冷嘲熱諷的希望，因為我一睜眼就看見火光，就看見大屠殺和背信棄義。”“……我怎能生活在這個國家/在那裡腳會踢到/親人未曾掩埋的屍骨？”

一位猶太作家曾經說過：“劊子手通常要殺戮兩次，第二次是在他試圖抹去罪行的痕跡之時。”為了不讓作惡者再次殺戮死難者，將受害者逐出歷史，詩人們帶着悲痛和手中的筆，記錄下關於人類苦難的證詞。米沃什因此被稱為“見證詩人”，為一封有關六四的電子郵件被判刑十年的師濤也同樣如此。

就在六四悲劇事件18周年之後，一本封面上印着坦克與人民對峙畫面的新書——《六四詩集》，終於出版了。該詩集主編蔣品超也是一位傑出詩人，他曾在湖北參與學生運動而遭受監禁，後旅居美國。多年來，蔣品超把全部情感聚集在1989年的悲劇中，除了自己寫作不少紀念六四的詩作之外，他還和一批朋友在國內外廣泛徵集詩稿，從大量來稿中選用了215位作者的315篇作品，編輯了這本詩集。

對真正的詩人來說，六四屠殺是一份難以負荷的沉重記憶。有人曾說，奧斯維辛之後不能寫詩。但是，失去歌吟的沉默，可以造成一座時間的墳墓，而時間可能使邪惡增殖——中國“六四”之後的社會情形就是如此。拒絕言說也就拒絕了記憶——關於鮮血與屍骨的記憶，這是劊子手們最願意看到的。

因此，無論怎樣高度評價這部詩集的價值，都不會是過份的。18年來，這一段血跡斑斑的歷史被當局禁止書寫，禁止傳播，它面臨着被遺忘的命運。由於這部詩集的出版，那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通過詩的語言得以保存，留給我們的後代。用詩歌來守護這份記憶，也就是守護人類的良知與道義。


◎ 藝術勾畫出慘烈的畫面


“一夜的屠城碾碎了那些青澀的真誠。”（蔣品超）“暴虐的真相輕易地就將我擊倒。”（師濤）閱讀一首首蘸滿淚水的詩歌，我可以想象，在大屠殺發生後，那些原本天真而又富於理想的詩人，是怎樣愕然、震驚、恐懼而又戰慄，腦袋裡曾產生過怎樣巨大的空洞，生命是怎樣從此失去重心。

藉助詩歌，詩人們找到一個排遣痛苦的途徑，如泣如訴也如刀似劍的詩歌，幫助他們抵禦了沒頂的絕望，使他們不至於走向瘋狂。他們還試圖通過詩的言說，來認識這場不可理喻的巨大災難。

有些詩歌直接抒發了尖銳的心靈痛苦，例如，“那年六月四日 /一顆子彈正中我的心臟 /嵌在兩瓣心臟之間 /十四年了 /它就一直卡在那裡。”（ 趙思運）“六四是一把刀子 /把俺劈成兩半 /……這刀子剁碎俺的理想。”（草根）

不少詩人創造出詩的意境，把自我融入詩歌中去。“意”是詩人所抒發的思想感情；“境”是詩中所描繪的情景或畫面。 這本詩集中，當年慘烈的畫面比比皆是：

———“北京象一捆窒息着的濕柴 /焚屍的惡臭仍然彌散在空中 /一本燒焦的英語字典 /正在路邊隨風翻動 /它的不知姓名的主人 /已經下落不明” (簡楊)。

———“恍惚中誰又在 /那火光四起的城市裡狂奔 /兄弟姐妹們虛脫的身軀已不可見 /只剩那些熟悉的名字澀澀地粘在喉口 /金屬碾壓的聲音從四面八方逼近 /子彈追逐着夢和年輕 /冷冷地流淌在臉上的 /不知是淚是血 ”（亦布）

當時，和筆者一樣人在外地的教師陳破空，立即在廣州中山大學校園張貼他的詩歌，以想象力描繪出北京的慘禍：“血從畫面上滑落 /畫面呈現 /宇宙最初的混沌 /月光遺棄的大地 /翻着黯紅的海洋 /……殺戮，在腦海中肆虐。”

這些生靈塗炭的場景描繪，蒼涼而又淒楚，令人痛徹肺腑。歷史上殘酷血腥的一幕，就在這樣的畫面中得以真實地再現，具有極大的藝術衝擊力。


◎ 追問、質疑、懺悔和反思


個人的經歷，自我的訴說，在這裡變成了流傳於世的公共記憶。詩人們以詩歌記載一部慘烈的歷史，宣泄鬱結在心中的無限悲憤，激烈地譴責製造屠殺的兇手。同時，他們也在詩里追問、質疑，並進行深沉的思索。

台灣著名詩人余光中吟誦道：“媽媽，我死了 /但是我不瞑目 /這麼慘的國家永遠烙在我魂魄。”一個國家為什麼會這樣的慘？為什麼那麼多優秀的年青人會死在槍口之下？歐陽小戎哭喊着：“我的華夏！我的故國！我不信！你這廣袤的大地之上，竟連一株自由的橄欖都不能生長！”

獨裁者是如此禽獸不如。應去在他的悼念詞中寫道：“問鯤鵬雖大，毛羽稀稀，禿翅能飛多久。/飲食獨夫更欲食，群瘋綠狗。/槍下亡，孕與嫗，男與女，老與少，童與叟。/寸鐵全無，慘呼撕肺，亦難感化禽獸。”

在強大的惡勢力壓迫下，善良而脆弱的人性似乎不堪一擊。楊煉的《廣場》描寫了屠殺發生後，在政治高壓下人人自危的情景：“交代材料里，每個人都證明：自己不在六月，沒人在廣場……因此，你也參與謀殺六月。”茅境不堪回首：“我單戀的女友寫了申請書，把鮮花送到天安門廣場 /然後拍一張照片斜倚着屠夫的肩膀 。”

但是，被壓制被扭曲的人性仍然會有甦醒的時候，我們看見方人等詩人在懺悔：“渺小的幸福啊 /我為你出賣了靈魂 /我的卑鄙 /惟有墳墓能埋沒 /真理已在屍體上發芽 /為什麼生不出一粒 /成熟的良心。”


◎ 抒情言志展現人間正氣


“抒情言志”是中國詩歌的傳統，悼念六四的詩歌，在抒情方面要比一般詩歌來得更為真摯，更為強烈。這是由於嚴酷的現實和詩人產生悲劇性衝突，喚起詩人巨大的心靈波瀾所致。眼淚和哭泣，出現在不少詩歌里。

但在哭泣的同時，詩人骨子裡的血性與激昂，對於受害者的同情，作為公民的道義感和責任感，自己的誓言與對未來的期望，也都在詩歌里一一體現。

例如，“一代人扛起一代人的歷史 /一個真理截住無數謊言的泛濫。”（胡曉舟）“雖然我在恥辱中苟活 /但我知道我只要一息尚存 /信念就是那槍擊不倒的風信旗 /昭示那時來運轉的一天。”（鄭貽春）“繁星的天底下，總有不屈的骷髏，破土而出。”（方人）“一年復一年，不會太久 /在同一個永遠的日子 /以心底的淚水釀造祭奠的薄酒。”（方舟子）“待得日出雪化時，萬民一同燒紙錢。”（力刀）

這些詩都充盈着一股浩然正氣，它們以人道主義情懷和莊嚴的歷史感，表達了億萬中國人的心聲。無論邪惡在現實中怎樣橫行，無論生活怎樣令人苦悶絕望，詩人總是不能忘記自己的使命，也不能忘記那些溫暖人心的時刻。

蔣品超在《沉沉的一握》一詩中，寫他在六四後將要入獄之前，他的導師是怎樣臉色凝重地緊握他的手：“永遠忘不了 /那沉沉的一握 /雖是短暫 /意卻那樣深濃 /是寒風折枝的日子 /你如此珍愛花朵。”正是這樣溫暖的情感表示，支撐了蔣品超的獄中歲月。

只要詩人還在歌唱，一個民族就有希望。在閱讀《六四詩集》的時候，我想，發生在一九八九年的悲劇，應該還有更多的文學體裁來表現，例如小說、戲劇和傳記。充滿人性和愛的文學，將會慰籍長久悲傷的我們，鼓舞我們生活與奮鬥的勇氣。

師濤曾以兒童一般的天真之心，紀念我們須臾不曾忘記的六四死難者：“我爬到烈士墓園的草叢間 /想看到自己如初夏的野花般復活。”

——原載《開放》雜誌2007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