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自然状态 自然状态的哲学讨论；现代生命科学彰显人性，并彰显政治的生物学基础；黑猩猩和灵长目中的政治；诱发政治的人性特征；人类出现于世界不同地域 西方哲学传统中，讨论“自然状态”一直是理解正义和政治秩序的中心议题。而正义和政治秩序，又是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古典政治哲学，把本质和惯例（或称法律）截然分开。柏拉图(Plato) 和亚里斯多德 (Aristotle) 主张，合理城市必然存在，与之相匹配的是永久人性，而不是昙花一现和不断改变的人性。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les) 、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和琼·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给予这差别，以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撰写有关自然状态的论文，试图以此作为政治权利的基石。讨论自然状态，其实是讨论人性的手段和隐喻，以建立政治社会应予培育、等级分明的人性美德。 其中有个关键，亚里斯多德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泾渭分明。他主张，人类天生是政治的，其自然天赋使之在社会中兴旺发达。而这三位现代早期的哲学家，则恰恰相反。他们争辩说，人类天生不是社会性的，社会只是一种手段，使人类得以实现单凭个人所无法得到的。 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罗列人类的自然激情后主张，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害怕是暴毙。他由此演绎出，基本的天赋人权是大家享有保护自己生命的自由。人性中有三项诱发争端的特征：竞争、缺乏自信 (害怕) 和荣誉；“第一项，诱发人类侵略以获好处；第二项，以获安全；第三项，以获荣誉。”因此，自然状态被描绘成“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为逃离这一危险处境，人类同意放弃随心所欲的自由，以换取他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权。国家，也就是利维坦，以社会契约的形式，来执行这一相互的允诺，来保护他们天生拥有、但在自然状态中无法享受的权利。政府，也就是利维坦，藉保障和平，来保障生命权。(1) 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之二》中对自然状态的观念，比霍布斯的温和。他认为，人类所忙碌的，主要是将劳动与自然物结合起来，以生产私人财产，而不是彼此的打斗。洛克的基本天赋人权，不限于霍布斯的生命权，还包括“生命、健康、自由，财产。”(2) 依照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不受节制的自由会引发战争，为保护天赋的自由和财产，社会契约便成为必要。依照洛克，国家虽是必要的，但也有可能成为天赋人权的褫夺者。所以他建议，有权反抗不公正的权威。美国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提倡的生命、自由和追寻幸福之权，直追霍布斯的天赋人权，再辅以洛克有关暴政的修正。 霍布斯暴力的自然状态中，人生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且又短暂的”，与卢梭较和平的版本，一直形成对照。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论不平等》)中，好几处公开批评霍布斯：“最重要的，让我们与霍布斯一起总结：人类天生是坏的，因对善良一无所知；他品行不端，因为不知道何谓美德；他拒绝为同类做事，因为自信不亏欠；他因此理直气壮要求得到一切想要的，进而愚蠢地视自己为整个宇宙的主人。”(3) 卢梭认为，霍布斯实际上没能发掘出自然人；《利维坦》讲述的暴虐人，其实是数世纪承受社会污染的产物。对卢梭而言，自然人虽很孤独，但却是胆小恐惧的；彼此可能互相躲避，而不是交战的。野蛮人的“欲望，从不超越他的物质需求；除了食物、配偶和休息，他不知道任何其它财产”；他害怕疼痛和饥饿，而不是抽象的死亡。政治社会的产生，不代表拯救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反而因相互依赖，而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奴役。 卢梭在《论不平等》中开门见山，“我们此时所从事的研究，不可当作历史真相，只能是假设性和有条件的推论。它适合于解释事物的本性，并不适合于显示其真正起源。”对卢梭和霍布斯而言，自然状态与其説是历史敍述，倒不如説是揭示人性的启发教具——那是指，去掉文明和历史所附加的举止后，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特徴。 很清楚，《论不平等》的意图是提供人类行为的发展史。卢梭谈论人的完美性，推测其思想、激情和行为的长期进化。他引证新大陆加勒比人（Caribs)和其他土著的丰富资料，评判观察动物行为所获的论据，尝试弄清什麽是天生人，什麽是社会人。自认理解伟大思想家的真正意图，总是很危险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解释，涉及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至关重要。将之对照于我们因生命科学最新进展所认识的人类起源，不能算作不公平。 此类认识存在于若干领域，包括灵长学、人口遗传学、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当然还有进化生物学的总构架。我们可以更好的实证资料，再次运行卢梭的思考试验。所得到的结果，既确认他的部份洞察力，又对其它的提出疑问。以现代生物学来寻找人性，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将提供最基本的部件。我们可藉此，来理解人类机构后来的进化。 卢梭的有些观察是非常精彩的，如他认为，人类不平等起源于冶金、农业和私人财产的发展。但他、霍布斯和洛克，在一个重要论点上是错误的。这三名思想家，都视自然状态的人为隔离中的个体，都视社会为非自然的。根据霍布斯，原始人类的相处，主要表现为害怕、羡慕和冲突。卢梭的原始人更为隔离，性是自然的，但家庭却不是；人类的相互依赖几乎是意外发生的，如农业的技术发明，使大规模的合作成为必要。他们认为，人类社会随历史进展而出现，人与人相互妥协，从而放弃自然的自由。 但事实并不如此。英国法律学家亨利·缅因，在1861年的《古代法律》中，以下列词句批评这些自然状态理论： 这两种理论（霍布斯和洛克的），将英格兰的严肃政治家，长期分裂成敌对两派。其相似处，只有对史前无法取证的人类状态的基本假设。其分歧处，则有史前状态的特征，以及人类将自己提升入社会的反常。我们熟悉的，只是社会。但他们一致认为，原始人与社会人之间有一道鸿沟。(4) 我们可将此称为霍布斯式谬误：人类一开始各行其是，仅在发展中较迟阶段，进入社会，因为他们作出理性推算，社会合作才是达到各自目标的最佳方法。原始个人主义这个假设，支撑美国独立宣言对权利的理解，也支撑后来兴起的民主政治社群。该假设更支撑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其各项模型的前提是：人类是理性的，并希望将自己的功效或收益发挥到极点。但在事实上，人类历史上逐渐获得发展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社会性。今天，个人主义似乎是我们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核心，那是因为我们发展了相关机构，以克服身上更自然的群体本能。亚里斯多德说人类天生是政治的，他比这些现代早期的自由理论家更为正确。从个人主义角度理解人类动机，有助于解释今日美国商品交易商和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的活动，却不是理解人类政治早期发展的最佳途径。 现代生物学和人类学所介绍的自然状态，完全相反：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没经历过隔离个体的时期；人类的灵长目先驱，早已开发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的技巧；促使社会合作的功能，是人脑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可被描绘为战争状态，因为暴力是自发的。实施暴力的，与其説是个人，倒不如説是密切结合的社会群体。人类不是因自觉且理性的决定，进入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公共组织在他们中间自然形成，虽然环境、思想和文化会塑造出各自独特的合作方式。 确实，人类出现的数百万年前，就有合作的基本形式。生物学家找到合作行为的两个自然来源：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 和互惠利他 (reciprocal altruism)。关于第一，生物进化的竞争，不是指有机体本身的继续生存，而是指有机体体内基因的继续生存。这种情形一再出现，以致生物学家威廉·哈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将之定为包容适合性原则(inclusive fitness 或亲属选择)。该原则认为，有性繁殖物种的个体，对待亲属时是利他的，利他程度与它们分享的基因呈正比。(5) 父母和小孩，亲兄弟姐妹，分享50%基因。他们之间的利他，更强于他们与堂表亲之间的，因为后者仅分享25%基因。这种行为，可见证于各类物种：譬如，黄鼠在筑巢时竟能分辨嫡庻姐妹；就人类而言，现实的裙带关系，不仅基于社会缘由，更基于生物学缘由。(6) 将资源传给亲属的欲望，是人类政治中最持久的常态。 与遗传上的陌生人合作，被生物学家称作互惠利他。这是亲属选择之外，社会行为的第二生物学来源，可见证于众多物种。社会合作取决于如何解答博弈论的“囚犯困境”游戏（prisoner’s dilemma )。(7) 在那些游戏中，如大家合作，参与者都有可能获益；如他人合作而自己免费搭乘，则可获益更多。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艾克赛洛德 (Robert Axelrod) 组织了解答“囚犯困境”游戏的电脑程式比赛，优胜的战略是针锋相对：如对方在较早比赛中是合作的，则采用合作态度；如对方以前不予合作，则采用拒绝态度。(8)艾克赛洛德以此论证，随着理性决策者彼此间长期互动，道德可自发产生，尽管一开始是由自私激起的。 除人类之外，互惠利他还出现于其它卸辔镏帧�(9) 吸血蝙蝠和狒狒被观察到，在群居地内喂养和保护它人的后代。(10) 另一些情况中，就像清扫小鱼和它们所清理的大鱼，相互帮忙的纽带可存在于全然不同的物种。狗和人之间的交往，显示这两个物种相互进化得来的行为。(11) 黑猩猩政治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 进化生物学，为我们弄懂人类如何进化自灵长目先驱，提供了广泛框架。我们知道，人类和现代黑猩猩共享一个类似黑猩猩的祖先。人类分支出来, 约在五百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染色体，约有99%的重叠，多于灵长目内任何其它一对。（12）（除了解剖上的重要差别，那1%的偏离与语言、宗教、抽象思维等有关，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当然不可能研究这一共同祖先的行为，但灵长学家花费很长时间，在动物园和自然栖息地，观察黑猩猩和其它灵长目的行为，发现它们与人类拥有显著的连贯性。 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兰格汉 (Richard Wrangham), 在他《魔鬼的雄性》一书中，敍述成群结队的野外雄性黑猩猩，远离自己领土，去攻杀邻近社区的黑猩猩。这些雄性彼此合作，悄悄追踪包围，先杀死单独的邻居，再逐一消灭区内的其它雄性，然后捕获雌性，以纳入自己的团队。这很像新几内亚高地男人的所作所为，也像人类学家拿破伦·查格纳恩 (Napoleon Chagnon) 所观察到的亚诺马莫印地安人的（Yanomamo Indian）。根据查格纳恩，“甚少动物生活于雄性组合的父系群体，其雌性为避近亲繁殖，经常去邻区寻求交配。已知道的仅两种，是如此做的,它们系统发起雄性引发的领土进攻，包括突袭邻近社区，寻找弱小敌人，再加以攻击和消灭。”(13) 它们就是黑猩猩和人。 根据考古学家斯蒂芬·勒伯兰克 (Steven LeBlanc) ，“非复杂社会的人类战争，大部分与黑猩猩的攻击相似。在那个社会水平，人类大屠杀其实是罕见的。由消耗战而取得胜利，是可行战略之一，另外有缓冲区域、突袭、收纳女俘和刑辱敌人。黑猩猩和人类的行为，几乎是彻底平行的。”(14) 其主要差异，只是人类更加致命，因为他们的武器更多样，更犀利。 黑猩猩像人类群体一样，保卫自己的的领土，但在其它方面又有甚多不同。雄性和雌性不会组成家庭，以抚养小孩，只是建立各自的等级组织。然而，等级组织中的统治权运作，又令人想起人类群体中的政治。黑猩猩群体中的雄性老大(Alpha Male) ，不是生来如此，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大佬 (Big Man) 一样，必须藉建立同盟来赢得。体力虽然要紧，但最终还得依靠与它人的合作。灵长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荷兰阿恩亨动物园，观察被驯养的黑猩猩群体。他敍述两只年轻黑猩猩，如何联手取代较年长的雄性老大。篡夺者之一，取得雄性老大地位后，即凶狠对待它曾经的同盟者，并最终将之杀害。(15) 雄性或雌性黑猩猩在等级组织中，取得各自的统治地位后，便行施权威——即解决冲突和设定等级规则的权力。黑猩猩透过卑顺的招呼来承认权威：一系列短促的呼噜声，加上深鞠躬；向上级伸手，亲吻上级的脚。(16) 德·瓦尔介绍一只占统治地位的雌性黑猩猩，名叫妈妈，相当于西班牙或中国家庭中的老祖母。“群体中的紧张气氛达到颠峰时，参战者总是求救于她——甚至成年雄性。我多次看到，两只雄性之间的激烈冲突，却告终于她的手臂。冲突升到顶点时，对手们没有诉诸暴力，反而大声尖叫，奔向妈妈。”(17) 在黑猩猩社会建立同盟，不是直接了当的，需要评判它人品质的能力。像人一样，黑猩猩擅长欺骗，所以需要评估潜在同盟者的可信度。在阿恩亨动物园长期观察黑猩猩行为的人注意到，每只黑猩猩都有显著个性，有的比其它的更可信赖。德·瓦尔描述一只名叫普依斯特（Puist）的雌性黑猩猩，被观察到常常出其不意地攻击伙伴，或假装和解，等其它黑猩猩放松警惕，再有所行动。由于这些行为，低等级的黑猩猩都学会离她远远的。(18) 黑猩猩似乎懂得，它们被企盼遵循社交规则，但不总是照办。如违反群体规则，或违抗权威，它们会流露像是犯罪或困窘的感觉。德·瓦尔讲起一件轶事，名叫伊冯的研究生，与名叫可可（Choco）的年轻黑猩猩同住： 可可变得益加淘气，该管管了。一天，可可多次把电话听筒搁起。伊冯一边把可可的手臂攥得特紧，一边给予严厉的责駡。这顿责駡似乎蛮有效果，伊冯便坐下沙发，开始读书。她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突然可可跳上她的膝盖，伸出手臂搂她的脖子，并给她一个典型的黑猩猩亲吻（嘴唇敞开）。（19） 德·瓦尔很清楚将动物人格化的危险，但贴近观察黑猩猩的人们，绝对相信这些行为背后的情感潜流。 黑猩猩行为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人类和黑猩猩，都进化自同一的类人猿祖先。现代黑猩猩和人类，尤其是住在打猎采集或其它相对原始社会的人，表现出相似的社交行为。如霍布斯、洛克或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敍述是正确的，那我们必须假定，在进化为现代人类的过程中，我们的类人猿祖先短暂抛弃了自己的社交行为和情感，然后在较迟阶段，重新开始第二次进化。较为可信的假定是：人类从没作为隔离的个体而存在；现代人类出现之前，社交和融入亲属群体已成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人类的社交性，不是因历史或文化而取得的，而是人性中天生的。 唯独人类 将人类与类人猿祖先分开的1%染色体，还含有什麽？ 我们的智力和认知力，总被认为是我们人类身份的关键。我们给人类的标签是智人（Homo Sapiens)，即人属（Homo)中“有智慧的”。人类自类人猿祖先分支出来，已有五百万年。其间，人类的脑容量翻成三倍，这在进化史上是异常神速的进展。不断增大的女人产婴通道，勉强跟上人类婴儿硕大头颅的需求。那麽，这认知力又来自何方呢？ 乍看之下，人类似乎需要认知力，来适应和征服他们的自然环境。更高的智力，为狩猎、采集、制造工具、适应苛刻气候等，提供优势。但这解释，并不令人信服。很多其它物种，也狩猎、采集和制造工具，却没能获得类似人类认知的能力。 很多进化生物学家推测，人脑如此迅速增长的理由：是为了与人合作，是为了与人竞争。心理学家尼古拉·韩弗理（Nicolas Humphrey) 和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 (Richard Alexander) 分别建议, 人类实际上走进一场相互的军火竞赛；运用新的认知力来理解彼此行为，以建立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成为竞赛中的优胜者。(20) 先前的博弈论建议，经常与人互动的个人，愿意与诚实可靠人合作，而避开机会主义者。但要行之有效，他们必须记住彼此的过去，并揣测动机，以预测将来。这颇不容易，因为潜在合作者的标记，只是诚实外表，而不是诚实本身。譬如，依照经验你似乎是诚实的，我愿意与你携手合作；你如在过去是故意积累信任，便能在将来从我这里骗得更大好处。所以，私利推动了社会群体中的合作，也鼓励了欺骗、行骗和其它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 黑猩猩能达到数十成员的社会团队水平，因为它们拥有所要求的认知技术，来解答基本的“囚犯困境”游戏。如阿恩亨动物园的普依斯特，因她不可靠的历史，而被其它黑猩猩避开；妈妈取得领袖地位，因她调停纠纷时为人公正的声誉。黑猩猩拥有足够的记忆和沟通技巧，来解释和预测可能的行为，领袖和合作遂得到发展。 但黑猩猩无法迈进更高水平的社会组织，因为它们没有语言。早期人类中出现的语言，为改进合作和发展认知力，提供了大好机会。有了语言，谁诚实和谁欺诈，不再取决于直接经验，而变成可传送他人的社会信息。但语言又是说谎和欺骗的媒介。发展更好的认知力来使用和解释语言，从而测出谎言，能这样做的社会群体，对其竞争者就占有优势。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 争辩, 求偶对认知力的独特需求，促进了大脑皮层的发展，因为男女不同的繁衍战略，为欺骗和侦测生育能力，创立了巨大奖励。 男性繁衍战略是，寻求尽可能多的性伙伴，以取得最大成功。女性繁衍战略是，为自己后代谋求最佳雄性的资源。这两种战略，其目的截然相反。所以有人争论，这在进化方面激励人类发展欺骗本领，其中语言扮演了重要角色。(21) 另一位进化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 争辩，语言、社交能力和掌控环境在相互加强，为精益求精施加了进化压力。(22) 这解释了脑容量增加的必要，大脑皮层很大一部是用于语言的，它恰是行为上现代人类（Behaviorally modern humans) 所独有的，而在黑猩猩或古人类身上，是找不到的。(23) 语言之发展，不仅允许短期的行动协调，还令抽象和理论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所独有的关键认知力。词语可指具体物件，也可指物件的类别（狗们和树丛）。甚至可指抽象的无形力量（宙斯和地心吸力）。综合两者，便使智力模型（Mental model）变得可行——那是指，因果关系的一般声明（“因为太阳发光，所以变得温暖”；“社会强迫女孩进入定型的性别角色”）。所有的人，都在制造抽象的智力模型。以此进行推论，给予我们巨大的生存优势。尽管哲学家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还有无数一年级统计学教授一再告戒，关联不表示因果关系，但人类经常观察周遭事物的关联，来推断其间的因果关系。不要踩蛇，不吃上周杀死你表亲的树根，你将免遭同样命运，并可迅速将此规矩告诉子孙。 制造智力模型的能力，将原因归于冥冥中的抽象概念，是宗教出现的两根基石。宗教——笃信一个无形的超自然秩序——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很不幸，试图重建早期人类血统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其精神生活，只能提供甚少线索，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化石和营地的物质记录。但我们尚未发现没有宗教的原始社会，并有考古迹象表明，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s) 和其他原始人类群体，可能有宗教信仰。(24) 今天有人主张，宗教是暴力、冲突和社会不协调的主要来源。(25) 但在历史上，宗教恰恰扮演相反角色，它是凝聚社会的源泉。经济学家假设，人类是简单、理性和自私的参与者。宗教则允许他们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广泛更安全。据我们所知，彼此一起玩囚犯困境游戏的参与者，应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合作。但经济学家曼柯·奥尔森（Mancur Olson)显示，随合作群体逐渐扩展，集体行动便开始瓦解。在庞大群体中，越来越难监察每个成员的贡献，免费搭乘和其它机会主义行为会变得司空见惯。(26) 宗教得以解决这集体行动的难题，通过奖罚，大大增强了合作的好处，甚至在今天。如我认为，部落领袖只是像我一样的自私家伙，我就不一定服从他的权威。如我相信，部落领袖能调动已死老祖宗的灵魂来奖励或处罚我，我可能更尊崇他。如我相信已死老祖宗在旁监视，比活人亲戚更能看清我的真正动机，我的羞耻感可能更大。与宗教信徒和世俗者的见解恰恰相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是很难得到证实或证伪的。即使我怀疑部落领袖与已死老祖宗的联系，我也不愿承担风险，万一这是真的呢。根据巴斯卡打赌（Pascal’s wager),我们应该相信上帝，因为他可能存在。这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适用，虽然在早期，怀疑者可能很少。(27) 在加强规范和支撑社区方面，宗教的功能一直是公认的。(28) 针锋相对（Tit-for-tat) ，即以牙还牙和报李投桃，是反复互动的合理结果，也是圣经道德的基础，更是人类社会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你待他人，如他人之待你，这条黄金定律只是针锋相对的异体。它强调善，不讲恶。（由此看来，基督教以德报怨的原则是反常的。人们可能注意到，即使在基督教社会，它也很少付诸实施。没有一个我所知道的社会，赞成以怨报德，作为其群体的道德准则。） 进化心理学家主张，凝聚社会所提供的生存优势，是人类天生偏向宗教的理由。(29) 思想可增加集体的团结，宗教不是其唯一方式——今天，我们有民族主义，还有世俗意识形态，如马克思主义——但在早期社会，宗教在社会组织走向复杂一事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宗教，很难想像人类社会得以超越团队的水平。(30) 从认知观点出发，可把任何宗教信仰，称作现实世界的智力模型。它们把因果关系，归于日常世界之外的无形力量，归于形而上王国。改造自然界的理论，由此而生。例如，上帝的愤怒造成乾旱，把婴儿血洒入大地的犁沟，便可使之平息。之后，它又导向礼仪，即有关超自然秩序的重复表演。人类社会希望藉此，来获得对环境的主导。 礼仪反过来又帮助区分群体，标记边界，使之有别于其他群体。它促进社会团结，最终会脱节于导致其产生的认知理论。譬如当代世俗欧洲人，仍继续庆祝圣诞节。礼仪本身和支持它的信念，会被赋予极大的固有值（Intrinsic value)。它不再代表智力模型，不再是遇上更好选择时，可抛弃的普通理论，而变成目的本身。 红脸颊野兽 促使人类合作和存活的智力模型和规范，产生时可能是理性的，恰似经济学家所建议的。但宗教信仰在信徒眼中，从来不是可丢弃的简单理论，即便证明有错。它被视作无条件的真理，如指控其谬误，会受到社会和心理的沉重惩罚。现代自然科学带来的认知进步，为我们提供了检验理论的实验模式，允许我们更好地改造环境（使用灌溉系统，而不是人的血祭，来提高农业生产力）。这里有个疑问：人类为何忍受如此僵硬不改的理论构思？ 基本正确的答案是：人类之遵循规则，主要植根于情感，并不依靠理性过程。人脑培养了情绪反应，犹如自动导航装置，以促进社会行为。喂奶母亲看到婴儿，便会分泌乳汁。不是因为她清楚想到，她自己的小孩需要食物，而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她大脑产生荷尔蒙，诱发了乳腺分泌。对陌生人的好意表示感激，对无缘无故遇害表示愤怒，这不是精心考虑的反应，也不一定是学来的情感（尽管通过实践，这些感受会获得加强，或受到抑制）。同样，当有人表示不敬，在朋友前蔑视我们，或评论我们母亲或姐妹的美德，我们不会核算评论的精确度，也不会考虑为未来交往而保护声誉。我们只是感到愤怒，只想痛揍这不尊重他人的家伙。这些行为——对亲属的利他主义，捍卫自己的声誉——可用理性的私利加以解释，但确是在激动中作出的。一般情况下，情绪化的反应却是理性的正确答覆。为什麽？这是进化的安排。行动经常是情感的产品，而不是计算的产品。所以我们经常弄错，打了更强壮和更会报复的人。 这种情绪化反应，使人类中规中矩，遵循规范。规范的独特内容由文化决定，（“不吃猪肉”；“尊敬祖先”；“宴会上不点香烟”），遵循规范的能力却是遗传的。同样的，语言因文化而异，但都植根于人类普遍的语言能力。例如，在违反规范和他人都遵守的规则时，被人看到，大家都会感到困窘。很明显，困窘不是学来的举止，因为小孩通常比父母，更易感到困窘，即使是小小过失。人类能将自己置于他人位置，并透过他人眼睛观察自己行为。今天的小孩，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被诊断为具有自闭症的病理征兆。 透过愤怒、可耻、有罪和骄傲的特殊情感，遵循规范的习惯得以嵌入人性。规范受到侵犯时，如陌生人费尽心思羞辱我们，或团体分享的宗教礼仪受到嘲笑或忽视，我们会感到愤怒。无法跟上规范时，我们会感到耻辱。达到大家赞许的目标，从而获得群体的称赞，我们会感到骄傲。人类在遵循规范中，投入这麽多情感，以至失去理性，危害自身的利益。帮派成员因受到侮辱（实际上的或想像的），向另外帮派的成员施以报复，但心里很清楚，这将导致暴力的逐步升级。 人类也将情感投入后设规范（Metanorm) ，即如何恰当地阐述和执行规范。如没有遵守妥善的后设规范，人类会发起生物学家罗伯特·特拉维斯 (Robert Trivers)所称的“说教型进攻”。(31) 某案例的结局与自己的利益毫不相关，但人们仍想看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解释了犯罪影片和法庭戏剧的特受欢迎，还解释了人们对大丑闻和罪行的执迷。 规范化行为植根于情感。它促进社会合作，明显提供生存优势，协助人类进化至今。经济学家主张，盲目遵守规则在经济上却是理性的。如每一次都要计算得失，就会变得非常昂贵和适得其反。如必须跟伙伴不时谈判新规则，我们会陷入瘫痪，无法从事例行的集体行动。我们把某些规则当作目标本身，而不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一事实大大增强了社会生活的稳定。宗教更加强这种稳定，并扩充潜在合作者的圈子。 这在政治上造成难题：很多案例中成效明显的规则，遇上短期的特殊情况，却变得苍白无力，甚至功能失调，因为导致其产生的情形有了变化。机构规则是很“粘糊”的，抗拒改革，是政治衰败的主要根源之一。 为获认可的斗争 规范被赋予固有值后，便成为哲学家乔治·黑格尔（Georg Hegel）“为获认可的斗争”的目标。(32) 为获认可的欲望，与经济行为中为获物质的欲望，是截然不同的。认可不是可供消费的实物，而是一种相互的主观意识。藉此，个人承认他人的价值和地位，或他人的上帝、习俗和信念的。作为钢琴家或画家，我可能很自信。如能获奖或售出画作，我会有更强的满足感。自从人类把自己组织起来，进入社会等级制度后，认可往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使为获认可的斗争，大大有别于经济交易的斗争。它是零总和(Zero sum) ，而不是正总和 (Positive sum)。即某人获得认可,必然牺牲他人的尊严，地位只是相对的。在地位比赛中，不存在贸易中的双赢情形。(33) 为获认可的欲望有其生物学缘由。黑猩猩和其它灵长目，在各自的团队中，争夺雄性老大和雌性老大的地位。黑猩猩群体的等级制度提供繁衍优势，因为它控制群体内的暴力，凝聚成员一致对外。雄性老大获得更多性伙伴，以保证繁衍成功。在包括人类的各式动物中，寻求地位的行为已成为遗传，与寻求者大脑中的生化变化直接有关。当猴子或个人顺利取得高级地位时，其血液中重要的神经传递物复合胺（Serotonin)，会获得大幅提高。(34) 人类具有更为复杂的认知力，其寻求的认可不同于灵长目。黑猩猩雄性老大只为自己寻求认可，而人类还为抽象概念寻求认可，如上帝、旗帜和圣地。当代政治的大部，以寻求认可为中心。对少数民族、女性、同性恋者、土著等来説，尤其如此。他们有历史理由相信，自身价值从没得到重视。这些寻求可能有经济色彩，如同工同酬，但通常只是尊严的标记，并不是目标本身。(35) 我们今天把寻求认可，称作“身分政治”。这类现象，主要出现于流动且多元的社会，其成员可具多重身分。(36) 甚至在现代世界出现之前，认可已是集体行为的重要动机。人类奋斗，不仅为自身利益，而且代表群体，要求外人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习俗、上帝和传统。所采取的形式，有时是统治外人，更多时候是相反。人类自由的基本涵义是自治，即避免隶属于不值的外人。犹太人三千多年前逃离埃及的奴役后，每逢逾越节所庆祝的，即是此种自由。 认可现象的根本所在，是裁决他人的固有值、规范、思想和人为规则。强迫的认可毫无意义，自由人的赞美，远远胜过奴隶的卑从。群体钦佩某成员，因为他显示彪悍、勇气、智慧、或判决纠纷的公平，政治领袖遂得以产生。政治可説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但也是追随者的故事。大懈首鞑渴簦父枇煨涓叩匚弧Ｔ谀矍页晒Φ娜禾逯校獠渴舻匚皇切母是樵傅模诹煨溆腥ㄍ持握庖恍拍睢� 随政治制度的发展，认可自个人移至机构——转移到持续的规则或行为模式，像英国君主制或美国宪法。在这两个范例中，政治秩序都基于合法性，以及合法统治所带来的权威。合法性意味，社会成员大体上承认制度是基本公正的，愿意遵守其各项规则。我们相信，当代社会合法性，表现在民主选举和尊重法治。但在历史上，民主制不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政治力量最终以社会凝聚为基础。凝聚可源自私利，但光是私利不足以诱使追随者，为群体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政治力量不仅是社会可掌控的公民人数和资源，也是对领袖和机构合法性的认可程度。 政治发展的基础 现在，我们有了一切重要和自然的构建部件，来兴建政治发展的理论。人类是自私但理性的，如经济学家所称的，为私利而学会互相合作。此外，人性提供通向社交的既定途径，为人类的政治披上下列特征： * 包容适合性、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是人类交际性的预设模式。所有的人都倾向于照顾亲属和互换恩惠的朋友，除非遇上强烈的惩罚。 * 人享有抽象和理论的能力，以智力模型探究因果关系，又偏爱在无形或超越的力量中寻找因果关系。这是宗教信仰的基础，而宗教又是凝聚社会的重要源泉。 * 人倾向于遵循规范，以情感为基础，而不是理性。智力模型和其附属的规则，常被赋予固有值。 * 人渴望获得他人的主观认可，或对本身的价值，或对自己的上帝、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获得的认可，成为合法的基础。合法本身，则允许政治权力的实施。 这些自然特征，是社会组织益加复杂的基础。包容适合性和互惠利他，不仅属于人类，也见于众多动物，为（主要是）亲属小群体的合作，作出了解释。人类初期的政治组织，很像在灵长目中看到的团队社会，如黑猩猩的。这可被认作社会组织的首选。照顾家人和朋友的倾向，可通过新的规则和奖励，加以克服。譬如，颁发规定，只能雇用合格者，而不是家人。某种意义上，较高水平的机构则显得颇不自然，一旦崩溃，人类就会返回较早的社会形式。这就是我讲的家族制（Patrimonialism)的基础。 人类以其抽象理论的能力，很快建立征服环境和调节社会行为的新规则，远远超过黑猩猩中存在的。尤其是祖先、精神、上帝和其它无形力量的思想，订下新规则和相应的奖励。不同种类的宗教，大大提高人类社会的组织程度，并不断开发社会动员的新形式。 与遵循规范有关的丰富情感确保，関于世界如何运作的智力模型，即使不再符合现实，也不是可丢弃的简单理论。（甚至在现代自然科学领域，虽有测试假设的明确规则，科学家偏爱现存理论，而抵制相反的实验证据。）智力的模型和理论易被赋予固有值，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允许社会的大扩展。但这显示，社会是高度保守的，将顽强抵制对其思想的挑战。这在宗教思想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世俗的规则，以传统、礼仪和习俗的名义，也被赋予极大的情感。 社会在规则上趋向保守，是政治衰败的来源之一。因应环境而建立的规则或机构，在新的环境中变得功能失调，却得不到更换，因为人类已赋予强烈情感。这表示，社会变化不会是直线的——随时势的变动，作频繁的小型调整——而是延长的淤滞，继之以剧烈变革的暴发。 由此说明，暴力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霍布斯指出，对暴毙的恐惧，与获益或经济欲望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很难为自己的生命，或爱人的生命，标出一个价格。所以，害怕和不安全所激发人类的，往往是单纯私利所激发不起的。政治出现，是为了控制暴力，但暴力又是政治变化的背景。社会可能陷于功能失调的机构平衡中，因为既得利益者否决任何必要的变革。为打破这一平衡，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有时就变得不可或缺。 获得认可的欲望，确保政治不会降成简单的经济私利。人类对他人或机构的固有值、价值和尊严，不断作出裁决，再藉此建立等级制度。政治力量最终基于认可——领袖或机构被公认的合法程度，得以赢得追随者的尊敬。追随者可能以私利出发，但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其合法性是以广受欢迎的思想为基础的。 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发展的构建部件。横跨不同社会的人性，是基本不变的。我们所看到政治形式上的巨大差异，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上，首先是人类所处环境的产物。人类社会分支蔓延，递补世界上多种的自然环境。他们在特别进化（Specific evolution)的过程中,开发出与众不同的规范和思想。此外，各群体也在互动，在促进变化方面，其重要性与自然环境的不相上下。 分隔甚远的社会，对政治秩序问题，却提出异常相似的解决方案。几乎每个社会，都曾组织于血缘关系，其规则逐渐变得复杂。多数社会，随后发展了国家机构和非私人管理方式。中国、中东、欧洲和印度的的农业社会，都得以发展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以及益加官僚化的政府。甚少文化联系的社会，却开发了相似的机构，如中国、欧洲和南亚政府所建立的盐业专卖。近来，民主负责制和人民主权，成为普遍接受的规范思想，只在实施程度上，有高低之分。不同社会，经不同路径而走到一起，这一重聚提示了人类群体在生物学上的相似。 进化与迁移 古人类学家得以追溯，从灵长目先驱到“行为上现代人类”的进化。人口遗传学家所作的贡献，则是追踪人类朝地球不同地区的迁移。普遍认为，类人猿至人类的进化在非洲发生。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世界各地，经历了二次大迁移。所谓的古人类——古直立人 (Homo Erectus) 和古匠人 (Homo Ergaster)——早在1.6—2百万年前，就离开非洲，迁去亚洲北部。30—40万年前，古匠人的后裔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自非洲抵达欧洲。他们的后裔就是欧洲后来的人类，如散居多处著名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37) 解剖上现代人类（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其尺寸和体格特征，大致等同于现代人类的——出现于约20万年前。行为上现代人类的出现，约在5万年前；他们能用语言进行交流，并开始发展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 依据时下的理论，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上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其全部成员，可能仅150人。他们约在5万年前，离开非洲，穿越阿拉伯半岛的霍尔木兹海峡。即使缺乏书面材料，人口遗传学的最新进展,使古人类学家得以跟踪此一进程。人类的遗传，包括Y染色体和含历史线索的线粒体 (Mitochondria DNA)。Y染色体归男性独有，馀下的DNA，则由母亲和父亲的染色体重组，代代有别。Y染色体由父亲单传给儿子，基本上完好无损。相比之下，线粒体是陷于人类细胞的细菌痕迹。数百万年前，它就为细胞活动提供能源等。线粒体有它自己的DNA，可与Y染色体媲美，由母亲单传给女儿，也基本上完好无损。Y染色体和线粒体都会积累基因突变（Mutation) ，然后由后代儿子或女儿所继承。计算这些基因突变，弄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人口遗传学家可重建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血统。 于是有下列的假定：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上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因为在中国、新几内亚、欧洲和南美洲，当地人口都可囘溯至同一的父母血统。（非洲本身有较多血统，因为现居非洲外的人口，只是当时非洲数个群体之一的后裔。）该群体在阿拉伯半岛分道扬镳，一个团队沿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海岸线，进入现已不存的孙达大陆（Sunda，连接现今的东南亚诸岛）和萨浩尔大陆（Sahul，包括新几内亚和澳洲）。他们的迁移，得益于当时出现的冰川期；地球的大部分水源，已冻成冰帽和冰川；与今日相比，当时海平面足足低了数百英尺。依据遗传定时法，我们知道，目前居住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的美拉尼西亚人和澳洲土著，已在那里定居了将近4万6千年。这表示，他们的祖先离开非洲后，仅花费不长时间，便抵达这一偏远角落。 其它团队离开阿拉伯半岛后，朝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迁移。前者经近东和中亚，最终抵达欧洲。那里，他们遇上早先脱离非洲的古人类的后裔，如尼安德特人。后者则在中国和亚洲东北部定居繁衍，再穿越其时连接西伯利亚和北美洲的陆地桥梁，最终南下至中南美洲；约在公元前1万2千年，已有人到达智利南部。(38) 巴别塔（Tower of Babel) 的圣经故事称，上帝把统一联合的人类，驱散去各地，令他们讲不同语言。在比喻意义上，这确是真相。人类迁移去不同环境，随遇而安，开发新的社会机构，开始退出自然状态。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看到，开初的复杂社会组织，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其出现，全靠宗教思想的协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