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自然狀態 自然狀態的哲學討論；現代生命科學彰顯人性，並彰顯政治的生物學基礎；黑猩猩和靈長目中的政治；誘發政治的人性特徵；人類出現於世界不同地域 西方哲學傳統中，討論“自然狀態”一直是理解正義和政治秩序的中心議題。而正義和政治秩序，又是現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礎。古典政治哲學，把本質和慣例（或稱法律）截然分開。柏拉圖(Plato) 和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主張，合理城市必然存在，與之相匹配的是永久人性，而不是曇花一現和不斷改變的人性。托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les) 、約翰·洛克 (John Locke) 和瓊·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給予這差別，以進一步的發展。他們撰寫有關自然狀態的論文，試圖以此作為政治權利的基石。討論自然狀態，其實是討論人性的手段和隱喻，以建立政治社會應予培育、等級分明的人性美德。 其中有個關鍵，亞里斯多德與霍布斯、洛克和盧梭涇渭分明。他主張，人類天生是政治的，其自然天賦使之在社會中興旺發達。而這三位現代早期的哲學家，則恰恰相反。他們爭辯說，人類天生不是社會性的，社會只是一種手段，使人類得以實現單憑個人所無法得到的。 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羅列人類的自然激情後主張，人類最深刻最持久的害怕是暴斃。他由此演繹出，基本的天賦人權是大家享有保護自己生命的自由。人性中有三項誘發爭端的特徵：競爭、缺乏自信 (害怕) 和榮譽；“第一項，誘發人類侵略以獲好處；第二項，以獲安全；第三項，以獲榮譽。”因此，自然狀態被描繪成“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為逃離這一危險處境，人類同意放棄隨心所欲的自由，以換取他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權。國家，也就是利維坦，以社會契約的形式，來執行這一相互的允諾，來保護他們天生擁有、但在自然狀態中無法享受的權利。政府，也就是利維坦，藉保障和平，來保障生命權。(1) 約翰·洛克在《政府論之二》中對自然狀態的觀念，比霍布斯的溫和。他認為，人類所忙碌的，主要是將勞動與自然物結合起來，以生產私人財產，而不是彼此的打鬥。洛克的基本天賦人權，不限於霍布斯的生命權，還包括“生命、健康、自由，財產。”(2) 依照霍布斯，自然狀態中不受節制的自由會引發戰爭，為保護天賦的自由和財產，社會契約便成為必要。依照洛克，國家雖是必要的，但也有可能成為天賦人權的褫奪者。所以他建議，有權反抗不公正的權威。美國獨立宣言中，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所提倡的生命、自由和追尋幸福之權，直追霍布斯的天賦人權，再輔以洛克有關暴政的修正。 霍布斯暴力的自然狀態中，人生是“孤獨、貧困、污穢、野蠻且又短暫的”，與盧梭較和平的版本，一直形成對照。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論不平等》)中，好幾處公開批評霍布斯：“最重要的，讓我們與霍布斯一起總結：人類天生是壞的，因對善良一無所知；他品行不端，因為不知道何謂美德；他拒絕為同類做事，因為自信不虧欠；他因此理直氣壯要求得到一切想要的，進而愚蠢地視自己為整個宇宙的主人。”(3) 盧梭認為，霍布斯實際上沒能發掘出自然人；《利維坦》講述的暴虐人，其實是數世紀承受社會污染的產物。對盧梭而言，自然人雖很孤獨，但卻是膽小恐懼的；彼此可能互相躲避，而不是交戰的。野蠻人的“欲望，從不超越他的物質需求；除了食物、配偶和休息，他不知道任何其它財產”；他害怕疼痛和飢餓，而不是抽象的死亡。政治社會的產生，不代表拯救於“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反而因相互依賴，而製造人與人之間的奴役。 盧梭在《論不平等》中開門見山，“我們此時所從事的研究，不可當作歷史真相，只能是假設性和有條件的推論。它適合於解釋事物的本性，並不適合於顯示其真正起源。”對盧梭和霍布斯而言，自然狀態與其説是歷史敍述，倒不如説是揭示人性的啟發教具——那是指，去掉文明和歷史所附加的舉止後，人類最深刻最持久的特徴。 很清楚，《論不平等》的意圖是提供人類行為的發展史。盧梭談論人的完美性，推測其思想、激情和行為的長期進化。他引證新大陸加勒比人（Caribs)和其他土著的豐富資料，評判觀察動物行為所獲的論據，嘗試弄清什麽是天生人，什麽是社會人。自認理解偉大思想家的真正意圖，總是很危險的。霍布斯、洛克和盧梭對自然狀態的解釋，涉及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至關重要。將之對照於我們因生命科學最新進展所認識的人類起源，不能算作不公平。 此類認識存在於若干領域，包括靈長學、人口遺傳學、考古學、社會人類學，當然還有進化生物學的總構架。我們可以更好的實證資料，再次運行盧梭的思考試驗。所得到的結果，既確認他的部份洞察力，又對其它的提出疑問。以現代生物學來尋找人性，作為政治發展理論的基礎，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將提供最基本的部件。我們可藉此，來理解人類機構後來的進化。 盧梭的有些觀察是非常精彩的，如他認為，人類不平等起源於冶金、農業和私人財產的發展。但他、霍布斯和洛克，在一個重要論點上是錯誤的。這三名思想家，都視自然狀態的人為隔離中的個體，都視社會為非自然的。根據霍布斯，原始人類的相處，主要表現為害怕、羨慕和衝突。盧梭的原始人更為隔離，性是自然的，但家庭卻不是；人類的相互依賴幾乎是意外發生的，如農業的技術發明，使大規模的合作成為必要。他們認為，人類社會隨歷史進展而出現，人與人相互妥協，從而放棄自然的自由。 但事實並不如此。英國法律學家亨利·緬因，在1861年的《古代法律》中，以下列詞句批評這些自然狀態理論： 這兩種理論（霍布斯和洛克的），將英格蘭的嚴肅政治家，長期分裂成敵對兩派。其相似處，只有對史前無法取證的人類狀態的基本假設。其分歧處，則有史前狀態的特徵，以及人類將自己提升入社會的反常。我們熟悉的，只是社會。但他們一致認為，原始人與社會人之間有一道鴻溝。(4) 我們可將此稱為霍布斯式謬誤：人類一開始各行其是，僅在發展中較遲階段，進入社會，因為他們作出理性推算，社會合作才是達到各自目標的最佳方法。原始個人主義這個假設，支撐美國獨立宣言對權利的理解，也支撐後來興起的民主政治社群。該假設更支撐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其各項模型的前提是：人類是理性的，並希望將自己的功效或收益發揮到極點。但在事實上，人類歷史上逐漸獲得發展的，是個人主義，而不是社會性。今天，個人主義似乎是我們經濟和政治行為的核心，那是因為我們發展了相關機構，以克服身上更自然的群體本能。亞里斯多德說人類天生是政治的，他比這些現代早期的自由理論家更為正確。從個人主義角度理解人類動機，有助於解釋今日美國商品交易商和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的活動，卻不是理解人類政治早期發展的最佳途徑。 現代生物學和人類學所介紹的自然狀態，完全相反：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從沒經歷過隔離個體的時期；人類的靈長目先驅，早已開發出廣泛的社會和政治的技巧；促使社會合作的功能，是人腦與生俱來的。自然狀態，可被描繪為戰爭狀態，因為暴力是自發的。實施暴力的，與其説是個人，倒不如説是密切結合的社會群體。人類不是因自覺且理性的決定，進入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公共組織在他們中間自然形成，雖然環境、思想和文化會塑造出各自獨特的合作方式。 確實，人類出現的數百萬年前，就有合作的基本形式。生物學家找到合作行為的兩個自然來源：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 和互惠利他 (reciprocal altruism)。關於第一，生物進化的競爭，不是指有機體本身的繼續生存，而是指有機體體內基因的繼續生存。這種情形一再出現，以致生物學家威廉·哈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將之定為包容適合性原則(inclusive fitness 或親屬選擇)。該原則認為，有性繁殖物種的個體，對待親屬時是利他的，利他程度與它們分享的基因呈正比。(5) 父母和小孩，親兄弟姐妹，分享50%基因。他們之間的利他，更強於他們與堂表親之間的，因為後者僅分享25%基因。這種行為，可見證於各類物種：譬如，黃鼠在築巢時竟能分辨嫡庻姐妹；就人類而言，現實的裙帶關係，不僅基於社會緣由，更基於生物學緣由。(6) 將資源傳給親屬的欲望，是人類政治中最持久的常態。 與遺傳上的陌生人合作，被生物學家稱作互惠利他。這是親屬選擇之外，社會行為的第二生物學來源，可見證於眾多物種。社會合作取決於如何解答博弈論的“囚犯困境”遊戲（prisoner’s dilemma )。(7) 在那些遊戲中，如大家合作，參與者都有可能獲益；如他人合作而自己免費搭乘，則可獲益更多。20世紀80年代，政治學家羅伯特·艾克賽洛德 (Robert Axelrod) 組織了解答“囚犯困境”遊戲的電腦程式比賽，優勝的戰略是針鋒相對：如對方在較早比賽中是合作的，則採用合作態度；如對方以前不予合作，則採用拒絕態度。(8)艾克賽洛德以此論證，隨着理性決策者彼此間長期互動，道德可自發產生，儘管一開始是由自私激起的。 除人類之外，互惠利他還出現於其它卸轡鎦幀(9) 吸血蝙蝠和狒狒被觀察到，在群居地內餵養和保護它人的後代。(10) 另一些情況中，就像清掃小魚和它們所清理的大魚，相互幫忙的紐帶可存在於全然不同的物種。狗和人之間的交往，顯示這兩個物種相互進化得來的行為。(11) 黑猩猩政治與人類政治發展的關係 進化生物學，為我們弄懂人類如何進化自靈長目先驅，提供了廣泛框架。我們知道，人類和現代黑猩猩共享一個類似黑猩猩的祖先。人類分支出來, 約在五百萬年前。人類和黑猩猩的染色體，約有99%的重疊，多於靈長目內任何其它一對。（12）（除了解剖上的重要差別，那1%的偏離與語言、宗教、抽象思維等有關，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當然不可能研究這一共同祖先的行為，但靈長學家花費很長時間，在動物園和自然棲息地，觀察黑猩猩和其它靈長目的行為，發現它們與人類擁有顯著的連貫性。 生物人類學家理查德·蘭格漢 (Richard Wrangham), 在他《魔鬼的雄性》一書中，敍述成群結隊的野外雄性黑猩猩，遠離自己領土，去攻殺鄰近社區的黑猩猩。這些雄性彼此合作，悄悄追蹤包圍，先殺死單獨的鄰居，再逐一消滅區內的其它雄性，然後捕獲雌性，以納入自己的團隊。這很像新幾內亞高地男人的所作所為，也像人類學家拿破倫·查格納恩 (Napoleon Chagnon) 所觀察到的亞諾馬莫印地安人的（Yanomamo Indian）。根據查格納恩，“甚少動物生活於雄性組合的父系群體，其雌性為避近親繁殖，經常去鄰區尋求交配。已知道的僅兩種，是如此做的,它們系統發起雄性引發的領土進攻，包括突襲鄰近社區，尋找弱小敵人，再加以攻擊和消滅。”(13) 它們就是黑猩猩和人。 根據考古學家斯蒂芬·勒伯蘭克 (Steven LeBlanc) ，“非複雜社會的人類戰爭，大部分與黑猩猩的攻擊相似。在那個社會水平，人類大屠殺其實是罕見的。由消耗戰而取得勝利，是可行戰略之一，另外有緩衝區域、突襲、收納女俘和刑辱敵人。黑猩猩和人類的行為，幾乎是徹底平行的。”(14) 其主要差異，只是人類更加致命，因為他們的武器更多樣，更犀利。 黑猩猩像人類群體一樣，保衛自己的的領土，但在其它方面又有甚多不同。雄性和雌性不會組成家庭，以撫養小孩，只是建立各自的等級組織。然而，等級組織中的統治權運作，又令人想起人類群體中的政治。黑猩猩群體中的雄性老大(Alpha Male) ，不是生來如此，像美拉尼西亞社會的大佬 (Big Man) 一樣，必須藉建立同盟來贏得。體力雖然要緊，但最終還得依靠與它人的合作。靈長學家弗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在荷蘭阿恩亨動物園，觀察被馴養的黑猩猩群體。他敍述兩隻年輕黑猩猩，如何聯手取代較年長的雄性老大。篡奪者之一，取得雄性老大地位後，即兇狠對待它曾經的同盟者，並最終將之殺害。(15) 雄性或雌性黑猩猩在等級組織中，取得各自的統治地位後，便行施權威——即解決衝突和設定等級規則的權力。黑猩猩透過卑順的招呼來承認權威：一系列短促的呼嚕聲，加上深鞠躬；向上級伸手，親吻上級的腳。(16) 德·瓦爾介紹一隻占統治地位的雌性黑猩猩，名叫媽媽，相當於西班牙或中國家庭中的老祖母。“群體中的緊張氣氛達到顛峰時，參戰者總是求救於她——甚至成年雄性。我多次看到，兩隻雄性之間的激烈衝突，卻告終於她的手臂。衝突升到頂點時，對手們沒有訴諸暴力，反而大聲尖叫，奔向媽媽。”(17) 在黑猩猩社會建立同盟，不是直接了當的，需要評判它人品質的能力。像人一樣，黑猩猩擅長欺騙，所以需要評估潛在同盟者的可信度。在阿恩亨動物園長期觀察黑猩猩行為的人注意到，每隻黑猩猩都有顯著個性，有的比其它的更可信賴。德·瓦爾描述一隻名叫普依斯特（Puist）的雌性黑猩猩，被觀察到常常出其不意地攻擊夥伴，或假裝和解，等其它黑猩猩放鬆警惕，再有所行動。由於這些行為，低等級的黑猩猩都學會離她遠遠的。(18) 黑猩猩似乎懂得，它們被企盼遵循社交規則，但不總是照辦。如違反群體規則，或違抗權威，它們會流露像是犯罪或困窘的感覺。德·瓦爾講起一件軼事，名叫伊馮的研究生，與名叫可可（Choco）的年輕黑猩猩同住： 可可變得益加淘氣，該管管了。一天，可可多次把電話聽筒擱起。伊馮一邊把可可的手臂攥得特緊，一邊給予嚴厲的責駡。這頓責駡似乎蠻有效果，伊馮便坐下沙發，開始讀書。她已把此事忘得一乾二淨，突然可可跳上她的膝蓋，伸出手臂摟她的脖子，並給她一個典型的黑猩猩親吻（嘴唇敞開）。（19） 德·瓦爾很清楚將動物人格化的危險，但貼近觀察黑猩猩的人們，絕對相信這些行為背後的情感潛流。 黑猩猩行為與人類政治發展的關係是很明顯的。人類和黑猩猩，都進化自同一的類人猿祖先。現代黑猩猩和人類，尤其是住在打獵採集或其它相對原始社會的人，表現出相似的社交行為。如霍布斯、洛克或盧梭對自然狀態的敍述是正確的，那我們必須假定，在進化為現代人類的過程中，我們的類人猿祖先短暫拋棄了自己的社交行為和情感，然後在較遲階段，重新開始第二次進化。較為可信的假定是：人類從沒作為隔離的個體而存在；現代人類出現之前，社交和融入親屬群體已成為人類行為的一部分。人類的社交性，不是因歷史或文化而取得的，而是人性中天生的。 唯獨人類 將人類與類人猿祖先分開的1%染色體，還含有什麽？ 我們的智力和認知力，總被認為是我們人類身份的關鍵。我們給人類的標籤是智人（Homo Sapiens)，即人屬（Homo)中“有智慧的”。人類自類人猿祖先分支出來，已有五百萬年。其間，人類的腦容量翻成三倍，這在進化史上是異常神速的進展。不斷增大的女人產嬰通道，勉強跟上人類嬰兒碩大頭顱的需求。那麽，這認知力又來自何方呢？ 乍看之下，人類似乎需要認知力，來適應和征服他們的自然環境。更高的智力，為狩獵、採集、製造工具、適應苛刻氣候等，提供優勢。但這解釋，並不令人信服。很多其它物種，也狩獵、採集和製造工具，卻沒能獲得類似人類認知的能力。 很多進化生物學家推測，人腦如此迅速增長的理由：是為了與人合作，是為了與人競爭。心理學家尼古拉·韓弗理（Nicolas Humphrey) 和生物學家理查德·亞歷山大 (Richard Alexander) 分別建議, 人類實際上走進一場相互的軍火競賽；運用新的認知力來理解彼此行為，以建立更複雜的社會組織，成為競賽中的優勝者。(20) 先前的博弈論建議，經常與人互動的個人，願意與誠實可靠人合作，而避開機會主義者。但要行之有效，他們必須記住彼此的過去，並揣測動機，以預測將來。這頗不容易，因為潛在合作者的標記，只是誠實外表，而不是誠實本身。譬如，依照經驗你似乎是誠實的，我願意與你攜手合作；你如在過去是故意積累信任，便能在將來從我這裡騙得更大好處。所以，私利推動了社會群體中的合作，也鼓勵了欺騙、行騙和其它破壞社會團結的行為。 黑猩猩能達到數十成員的社會團隊水平，因為它們擁有所要求的認知技術，來解答基本的“囚犯困境”遊戲。如阿恩亨動物園的普依斯特，因她不可靠的歷史，而被其它黑猩猩避開；媽媽取得領袖地位，因她調停糾紛時為人公正的聲譽。黑猩猩擁有足夠的記憶和溝通技巧，來解釋和預測可能的行為，領袖和合作遂得到發展。 但黑猩猩無法邁進更高水平的社會組織，因為它們沒有語言。早期人類中出現的語言，為改進合作和發展認知力，提供了大好機會。有了語言，誰誠實和誰欺詐，不再取決於直接經驗，而變成可傳送他人的社會信息。但語言又是說謊和欺騙的媒介。發展更好的認知力來使用和解釋語言，從而測出謊言，能這樣做的社會群體，對其競爭者就占有優勢。進化心理學家傑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 爭辯, 求偶對認知力的獨特需求，促進了大腦皮層的發展，因為男女不同的繁衍戰略，為欺騙和偵測生育能力，創立了巨大獎勵。 男性繁衍戰略是，尋求儘可能多的性夥伴，以取得最大成功。女性繁衍戰略是，為自己後代謀求最佳雄性的資源。這兩種戰略，其目的截然相反。所以有人爭論，這在進化方面激勵人類發展欺騙本領，其中語言扮演了重要角色。(21) 另一位進化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 爭辯，語言、社交能力和掌控環境在相互加強，為精益求精施加了進化壓力。(22) 這解釋了腦容量增加的必要，大腦皮層很大一部是用於語言的，它恰是行為上現代人類（Behaviorally modern humans) 所獨有的，而在黑猩猩或古人類身上，是找不到的。(23) 語言之發展，不僅允許短期的行動協調，還令抽象和理論成為可能。這就是人類所獨有的關鍵認知力。詞語可指具體物件，也可指物件的類別（狗們和樹叢）。甚至可指抽象的無形力量（宙斯和地心吸力）。綜合兩者，便使智力模型（Mental model）變得可行——那是指，因果關係的一般聲明（“因為太陽發光，所以變得溫暖”；“社會強迫女孩進入定型的性別角色”）。所有的人，都在製造抽象的智力模型。以此進行推論，給予我們巨大的生存優勢。儘管哲學家如大衛·休謨（David Hume)，還有無數一年級統計學教授一再告戒，關聯不表示因果關係，但人類經常觀察周遭事物的關聯，來推斷其間的因果關係。不要踩蛇，不吃上周殺死你表親的樹根，你將免遭同樣命運，並可迅速將此規矩告訴子孫。 製造智力模型的能力，將原因歸於冥冥中的抽象概念，是宗教出現的兩根基石。宗教——篤信一個無形的超自然秩序——存在於所有人類社會。很不幸，試圖重建早期人類血統的古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對其精神生活，只能提供甚少線索，因為他們依據的是化石和營地的物質記錄。但我們尚未發現沒有宗教的原始社會，並有考古蹟象表明，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s) 和其他原始人類群體，可能有宗教信仰。(24) 今天有人主張，宗教是暴力、衝突和社會不協調的主要來源。(25) 但在歷史上，宗教恰恰扮演相反角色，它是凝聚社會的源泉。經濟學家假設，人類是簡單、理性和自私的參與者。宗教則允許他們之間的合作，變得更廣泛更安全。據我們所知，彼此一起玩囚犯困境遊戲的參與者，應能取得一定的社會合作。但經濟學家曼柯·奧爾森（Mancur Olson)顯示，隨合作群體逐漸擴展，集體行動便開始瓦解。在龐大群體中，越來越難監察每個成員的貢獻，免費搭乘和其它機會主義行為會變得司空見慣。(26) 宗教得以解決這集體行動的難題，通過獎罰，大大增強了合作的好處，甚至在今天。如我認為，部落領袖只是像我一樣的自私傢伙，我就不一定服從他的權威。如我相信，部落領袖能調動已死老祖宗的靈魂來獎勵或處罰我，我可能更尊崇他。如我相信已死老祖宗在旁監視，比活人親戚更能看清我的真正動機，我的羞恥感可能更大。與宗教信徒和世俗者的見解恰恰相反，任何一種宗教信仰，都是很難得到證實或證偽的。即使我懷疑部落領袖與已死老祖宗的聯繫，我也不願承擔風險，萬一這是真的呢。根據巴斯卡打賭（Pascal’s wager),我們應該相信上帝，因為他可能存在。這在人類歷史中一直適用，雖然在早期，懷疑者可能很少。(27) 在加強規範和支撐社區方面，宗教的功能一直是公認的。(28) 針鋒相對（Tit-for-tat) ，即以牙還牙和報李投桃，是反覆互動的合理結果，也是聖經道德的基礎，更是人類社會幾乎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道德準則。你待他人，如他人之待你，這條黃金定律只是針鋒相對的異體。它強調善，不講惡。（由此看來，基督教以德報怨的原則是反常的。人們可能注意到，即使在基督教社會，它也很少付諸實施。沒有一個我所知道的社會，贊成以怨報德，作為其群體的道德準則。） 進化心理學家主張，凝聚社會所提供的生存優勢，是人類天生偏向宗教的理由。(29) 思想可增加集體的團結，宗教不是其唯一方式——今天，我們有民族主義，還有世俗意識形態，如馬克思主義——但在早期社會，宗教在社會組織走向複雜一事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沒有宗教，很難想像人類社會得以超越團隊的水平。(30) 從認知觀點出發，可把任何宗教信仰，稱作現實世界的智力模型。它們把因果關係，歸於日常世界之外的無形力量，歸於形而上王國。改造自然界的理論，由此而生。例如，上帝的憤怒造成乾旱，把嬰兒血灑入大地的犁溝，便可使之平息。之後，它又導向禮儀，即有關超自然秩序的重複表演。人類社會希望藉此，來獲得對環境的主導。 禮儀反過來又幫助區分群體，標記邊界，使之有別於其他群體。它促進社會團結，最終會脫節於導致其產生的認知理論。譬如當代世俗歐洲人，仍繼續慶祝聖誕節。禮儀本身和支持它的信念，會被賦予極大的固有值（Intrinsic value)。它不再代表智力模型，不再是遇上更好選擇時，可拋棄的普通理論，而變成目的本身。 紅臉頰野獸 促使人類合作和存活的智力模型和規範，產生時可能是理性的，恰似經濟學家所建議的。但宗教信仰在信徒眼中，從來不是可丟棄的簡單理論，即便證明有錯。它被視作無條件的真理，如指控其謬誤，會受到社會和心理的沉重懲罰。現代自然科學帶來的認知進步，為我們提供了檢驗理論的實驗模式，允許我們更好地改造環境（使用灌溉系統，而不是人的血祭，來提高農業生產力）。這裡有個疑問：人類為何忍受如此僵硬不改的理論構思？ 基本正確的答案是：人類之遵循規則，主要植根於情感，並不依靠理性過程。人腦培養了情緒反應，猶如自動導航裝置，以促進社會行為。餵奶母親看到嬰兒，便會分泌乳汁。不是因為她清楚想到，她自己的小孩需要食物，而是因為在不知不覺中，她大腦產生荷爾蒙，誘發了乳腺分泌。對陌生人的好意表示感激，對無緣無故遇害表示憤怒，這不是精心考慮的反應，也不一定是學來的情感（儘管通過實踐，這些感受會獲得加強，或受到抑制）。同樣，當有人表示不敬，在朋友前蔑視我們，或評論我們母親或姐妹的美德，我們不會核算評論的精確度，也不會考慮為未來交往而保護聲譽。我們只是感到憤怒，只想痛揍這不尊重他人的傢伙。這些行為——對親屬的利他主義，捍衛自己的聲譽——可用理性的私利加以解釋，但確是在激動中作出的。一般情況下，情緒化的反應卻是理性的正確答覆。為什麽？這是進化的安排。行動經常是情感的產品，而不是計算的產品。所以我們經常弄錯，打了更強壯和更會報復的人。 這種情緒化反應，使人類中規中矩，遵循規範。規範的獨特內容由文化決定，（“不吃豬肉”；“尊敬祖先”；“宴會上不點香煙”），遵循規範的能力卻是遺傳的。同樣的，語言因文化而異，但都植根於人類普遍的語言能力。例如，在違反規範和他人都遵守的規則時，被人看到，大家都會感到困窘。很明顯，困窘不是學來的舉止，因為小孩通常比父母，更易感到困窘，即使是小小過失。人類能將自己置於他人位置，並透過他人眼睛觀察自己行為。今天的小孩，如不能做到這一點，就會被診斷為具有自閉症的病理徵兆。 透過憤怒、可恥、有罪和驕傲的特殊情感，遵循規範的習慣得以嵌入人性。規範受到侵犯時，如陌生人費盡心思羞辱我們，或團體分享的宗教禮儀受到嘲笑或忽視，我們會感到憤怒。無法跟上規範時，我們會感到恥辱。達到大家讚許的目標，從而獲得群體的稱讚，我們會感到驕傲。人類在遵循規範中，投入這麽多情感，以至失去理性，危害自身的利益。幫派成員因受到侮辱（實際上的或想像的），向另外幫派的成員施以報復，但心裡很清楚，這將導致暴力的逐步升級。 人類也將情感投入後設規範（Metanorm) ，即如何恰當地闡述和執行規範。如沒有遵守妥善的後設規範，人類會發起生物學家羅伯特·特拉維斯 (Robert Trivers)所稱的“說教型進攻”。(31) 某案例的結局與自己的利益毫不相關，但人們仍想看到“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這解釋了犯罪影片和法庭戲劇的特受歡迎，還解釋了人們對大醜聞和罪行的執迷。 規範化行為植根於情感。它促進社會合作，明顯提供生存優勢，協助人類進化至今。經濟學家主張，盲目遵守規則在經濟上卻是理性的。如每一次都要計算得失，就會變得非常昂貴和適得其反。如必須跟夥伴不時談判新規則，我們會陷入癱瘓，無法從事例行的集體行動。我們把某些規則當作目標本身，而不再是達到目標的手段，這一事實大大增強了社會生活的穩定。宗教更加強這種穩定，並擴充潛在合作者的圈子。 這在政治上造成難題：很多案例中成效明顯的規則，遇上短期的特殊情況，卻變得蒼白無力，甚至功能失調，因為導致其產生的情形有了變化。機構規則是很“粘糊”的，抗拒改革，是政治衰敗的主要根源之一。 為獲認可的鬥爭 規範被賦予固有值後，便成為哲學家喬治·黑格爾（Georg Hegel）“為獲認可的鬥爭”的目標。(32) 為獲認可的欲望，與經濟行為中為獲物質的欲望，是截然不同的。認可不是可供消費的實物，而是一種相互的主觀意識。藉此，個人承認他人的價值和地位，或他人的上帝、習俗和信念的。作為鋼琴家或畫家，我可能很自信。如能獲獎或售出畫作，我會有更強的滿足感。自從人類把自己組織起來，進入社會等級制度後，認可往往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這使為獲認可的鬥爭，大大有別於經濟交易的鬥爭。它是零總和(Zero sum) ，而不是正總和 (Positive sum)。即某人獲得認可,必然犧牲他人的尊嚴，地位只是相對的。在地位比賽中，不存在貿易中的雙贏情形。(33) 為獲認可的欲望有其生物學緣由。黑猩猩和其它靈長目，在各自的團隊中，爭奪雄性老大和雌性老大的地位。黑猩猩群體的等級制度提供繁衍優勢，因為它控制群體內的暴力，凝聚成員一致對外。雄性老大獲得更多性夥伴，以保證繁衍成功。在包括人類的各式動物中，尋求地位的行為已成為遺傳，與尋求者大腦中的生化變化直接有關。當猴子或個人順利取得高級地位時，其血液中重要的神經傳遞物複合胺（Serotonin)，會獲得大幅提高。(34) 人類具有更為複雜的認知力，其尋求的認可不同於靈長目。黑猩猩雄性老大隻為自己尋求認可，而人類還為抽象概念尋求認可，如上帝、旗幟和聖地。當代政治的大部，以尋求認可為中心。對少數民族、女性、同性戀者、土著等來説，尤其如此。他們有歷史理由相信，自身價值從沒得到重視。這些尋求可能有經濟色彩，如同工同酬，但通常只是尊嚴的標記，並不是目標本身。(35) 我們今天把尋求認可，稱作“身分政治”。這類現象，主要出現於流動且多元的社會，其成員可具多重身分。(36) 甚至在現代世界出現之前，認可已是集體行為的重要動機。人類奮鬥，不僅為自身利益，而且代表群體，要求外人尊重他們的生活方式——習俗、上帝和傳統。所採取的形式，有時是統治外人，更多時候是相反。人類自由的基本涵義是自治，即避免隸屬於不值的外人。猶太人三千多年前逃離埃及的奴役後，每逢逾越節所慶祝的，即是此種自由。 認可現象的根本所在，是裁決他人的固有值、規範、思想和人為規則。強迫的認可毫無意義，自由人的讚美，遠遠勝過奴隸的卑從。群體欽佩某成員，因為他顯示彪悍、勇氣、智慧、或判決糾紛的公平，政治領袖遂得以產生。政治可説是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但也是追隨者的故事。大懈首韃渴簦父枇煨涓叩匚弧Ｔ諛矍頁曬Φ娜禾逯校獠渴艫匚皇切母是樵傅模諏煨漵腥ㄍ持握庖恍拍睢 隨政治制度的發展，認可自個人移至機構——轉移到持續的規則或行為模式，像英國君主制或美國憲法。在這兩個範例中，政治秩序都基於合法性，以及合法統治所帶來的權威。合法性意味，社會成員大體上承認制度是基本公正的，願意遵守其各項規則。我們相信，當代社會合法性，表現在民主選舉和尊重法治。但在歷史上，民主制不是唯一的合法政府。 政治力量最終以社會凝聚為基礎。凝聚可源自私利，但光是私利不足以誘使追隨者，為群體而犧牲自己的生命。政治力量不僅是社會可掌控的公民人數和資源，也是對領袖和機構合法性的認可程度。 政治發展的基礎 現在，我們有了一切重要和自然的構建部件，來興建政治發展的理論。人類是自私但理性的，如經濟學家所稱的，為私利而學會互相合作。此外，人性提供通向社交的既定途徑，為人類的政治披上下列特徵： * 包容適合性、親屬選擇和互惠利他，是人類交際性的預設模式。所有的人都傾向於照顧親屬和互換恩惠的朋友，除非遇上強烈的懲罰。 * 人享有抽象和理論的能力，以智力模型探究因果關係，又偏愛在無形或超越的力量中尋找因果關係。這是宗教信仰的基礎，而宗教又是凝聚社會的重要源泉。 * 人傾向於遵循規範，以情感為基礎，而不是理性。智力模型和其附屬的規則，常被賦予固有值。 * 人渴望獲得他人的主觀認可，或對本身的價值，或對自己的上帝、法律、習俗和生活方式。獲得的認可，成為合法的基礎。合法本身，則允許政治權力的實施。 這些自然特徵，是社會組織益加複雜的基礎。包容適合性和互惠利他，不僅屬於人類，也見於眾多動物，為（主要是）親屬小群體的合作，作出了解釋。人類初期的政治組織，很像在靈長目中看到的團隊社會，如黑猩猩的。這可被認作社會組織的首選。照顧家人和朋友的傾向，可通過新的規則和獎勵，加以克服。譬如，頒發規定，只能雇用合格者，而不是家人。某種意義上，較高水平的機構則顯得頗不自然，一旦崩潰，人類就會返回較早的社會形式。這就是我講的家族制（Patrimonialism)的基礎。 人類以其抽象理論的能力，很快建立征服環境和調節社會行為的新規則，遠遠超過黑猩猩中存在的。尤其是祖先、精神、上帝和其它無形力量的思想，訂下新規則和相應的獎勵。不同種類的宗教，大大提高人類社會的組織程度，並不斷開發社會動員的新形式。 與遵循規範有關的豐富情感確保，関於世界如何運作的智力模型，即使不再符合現實，也不是可丟棄的簡單理論。（甚至在現代自然科學領域，雖有測試假設的明確規則，科學家偏愛現存理論，而抵制相反的實驗證據。）智力的模型和理論易被賦予固有值，從而促進社會穩定，允許社會的大擴展。但這顯示，社會是高度保守的，將頑強抵制對其思想的挑戰。這在宗教思想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世俗的規則，以傳統、禮儀和習俗的名義，也被賦予極大的情感。 社會在規則上趨向保守，是政治衰敗的來源之一。因應環境而建立的規則或機構，在新的環境中變得功能失調，卻得不到更換，因為人類已賦予強烈情感。這表示，社會變化不會是直線的——隨時勢的變動，作頻繁的小型調整——而是延長的淤滯，繼之以劇烈變革的暴發。 由此說明，暴力對政治發展的重要性。霍布斯指出，對暴斃的恐懼，與獲益或經濟欲望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很難為自己的生命，或愛人的生命，標出一個價格。所以，害怕和不安全所激發人類的，往往是單純私利所激發不起的。政治出現，是為了控制暴力，但暴力又是政治變化的背景。社會可能陷於功能失調的機構平衡中，因為既得利益者否決任何必要的變革。為打破這一平衡，暴力或暴力的威脅，有時就變得不可或缺。 獲得認可的欲望，確保政治不會降成簡單的經濟私利。人類對他人或機構的固有值、價值和尊嚴，不斷作出裁決，再藉此建立等級制度。政治力量最終基於認可——領袖或機構被公認的合法程度，得以贏得追隨者的尊敬。追隨者可能以私利出發，但最強大的政治組織，其合法性是以廣受歡迎的思想為基礎的。 生物學為我們提供了政治發展的構建部件。橫跨不同社會的人性，是基本不變的。我們所看到政治形式上的巨大差異，不管是現在還是歷史上，首先是人類所處環境的產物。人類社會分支蔓延，遞補世界上多種的自然環境。他們在特別進化（Specific evolution)的過程中,開發出與眾不同的規範和思想。此外，各群體也在互動，在促進變化方面，其重要性與自然環境的不相上下。 分隔甚遠的社會，對政治秩序問題，卻提出異常相似的解決方案。幾乎每個社會，都曾組織於血緣關係，其規則逐漸變得複雜。多數社會，隨後發展了國家機構和非私人管理方式。中國、中東、歐洲和印度的的農業社會，都得以發展中央集權的君主制，以及益加官僚化的政府。甚少文化聯繫的社會，卻開發了相似的機構，如中國、歐洲和南亞政府所建立的鹽業專賣。近來，民主負責制和人民主權，成為普遍接受的規範思想，只在實施程度上，有高低之分。不同社會，經不同路徑而走到一起，這一重聚提示了人類群體在生物學上的相似。 進化與遷移 古人類學家得以追溯，從靈長目先驅到“行為上現代人類”的進化。人口遺傳學家所作的貢獻，則是追蹤人類朝地球不同地區的遷移。普遍認為，類人猿至人類的進化在非洲發生。人類離開非洲前往世界各地，經歷了二次大遷移。所謂的古人類——古直立人 (Homo Erectus) 和古匠人 (Homo Ergaster)——早在1.6—2百萬年前，就離開非洲，遷去亞洲北部。30—40萬年前，古匠人的後裔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自非洲抵達歐洲。他們的後裔就是歐洲後來的人類，如散居多處著名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37) 解剖上現代人類（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其尺寸和體格特徵，大致等同於現代人類的——出現於約20萬年前。行為上現代人類的出現，約在5萬年前；他們能用語言進行交流，並開始發展較為複雜的社會組織。 依據時下的理論，幾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為上現代人類某群體的後裔。其全部成員，可能僅150人。他們約在5萬年前，離開非洲，穿越阿拉伯半島的霍爾木茲海峽。即使缺乏書面材料，人口遺傳學的最新進展,使古人類學家得以跟蹤此一進程。人類的遺傳，包括Y染色體和含歷史線索的線粒體 (Mitochondria DNA)。Y染色體歸男性獨有，餘下的DNA，則由母親和父親的染色體重組，代代有別。Y染色體由父親單傳給兒子，基本上完好無損。相比之下，線粒體是陷於人類細胞的細菌痕跡。數百萬年前，它就為細胞活動提供能源等。線粒體有它自己的DNA，可與Y染色體媲美，由母親單傳給女兒，也基本上完好無損。Y染色體和線粒體都會積累基因突變（Mutation) ，然後由後代兒子或女兒所繼承。計算這些基因突變，弄清哪個在前，哪個在後，人口遺傳學家可重建世界上不同人類群體的血統。 於是有下列的假定：幾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為上現代人類某群體的後裔，因為在中國、新幾內亞、歐洲和南美洲，當地人口都可囘溯至同一的父母血統。（非洲本身有較多血統，因為現居非洲外的人口，只是當時非洲數個群體之一的後裔。）該群體在阿拉伯半島分道揚鑣，一個團隊沿阿拉伯半島和印度的海岸線，進入現已不存的孫達大陸（Sunda，連接現今的東南亞諸島）和薩浩爾大陸（Sahul，包括新幾內亞和澳洲）。他們的遷移，得益於當時出現的冰川期；地球的大部分水源，已凍成冰帽和冰川；與今日相比，當時海平面足足低了數百英尺。依據遺傳定時法，我們知道，目前居住於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澳洲的美拉尼西亞人和澳洲土著，已在那裡定居了將近4萬6千年。這表示，他們的祖先離開非洲後，僅花費不長時間，便抵達這一偏遠角落。 其它團隊離開阿拉伯半島後，朝西北和東北兩個方向遷移。前者經近東和中亞，最終抵達歐洲。那裡，他們遇上早先脫離非洲的古人類的後裔，如尼安德特人。後者則在中國和亞洲東北部定居繁衍，再穿越其時連接西伯利亞和北美洲的陸地橋梁，最終南下至中南美洲；約在公元前1萬2千年，已有人到達智利南部。(38) 巴別塔（Tower of Babel) 的聖經故事稱，上帝把統一聯合的人類，驅散去各地，令他們講不同語言。在比喻意義上，這確是真相。人類遷移去不同環境，隨遇而安，開發新的社會機構，開始退出自然狀態。我們將在之後的章節看到，開初的複雜社會組織，仍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其出現，全靠宗教思想的協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