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媒體的“獨立”與“發展”等同，又要讓人笑話我的理想主義了！左右逢源，隨波逐流，似乎才合生存之道。但我又疑惑，媒體如此生存，其意義何在？且能生存多久？
媒體作為社會的輿論平台，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不謂不大，在美國有第三大黨和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權之稱。考察美國一些大的媒體，皆因以獨立精神作為商業運營的靈魂，才有今日輝煌的發展成就。
華人的媒體從漢代誕生的“邸報”開始，新聞就一直受到當權者的控制。清末和民國時期一度興起了私人辦報的風潮，卻仍然處於諸多的政治限制之中。許多新聞人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為中國新聞的自由與獨立，闖出了一片新的天地，也留下了許多佳話。《京報》創始人邵飄萍秉持“鐵肩辣手”的精神， 致力於社會正義，反對袁世凱賣國、反對各路軍閥專制統治，拒絕張作霖30萬元的收買，最終死於張氏父子之手，《京報》被後人稱作“一張承載中國報人光榮與 夢想“的報紙；面對蔣介石對新聞自由的威脅：“我有三百萬軍隊”。《申報》的創辦者史量才先生當即回敬道：“我有三百萬讀者”，其獨立新聞人的風骨令人景 仰。也正由於各自對理想的追求和高貴的新聞精神，才贏得了讀者和社會的信任，贏得了各自新聞事業的成功。
面對先賢創造的輝煌，中國新聞後來的發展是令人汗顏的，在新聞為政治服務的思想主導下，新聞界對中國現代史上的各種災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反右”、 “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新聞基本上扮演了一個愚弄社會和人民的角色。當然，也有許多良心記者、編輯為正義付出了很大代價。
如果說華文媒體缺乏獨立在中國是因為政治閹割的話，在海外則由於經濟的捆綁，同時也受着各種政治因素的干擾。海外華文媒體在新聞自由的環境中其實並不自 由，在傳媒獨立的社會也並不獨立。而且比之早年海外華文媒體，當今的媒體精神意味淡了，商業色彩越來越濃了；報人的社會使命感、責任感少了，自身利益的考 量卻多了。在此大前提下，自然新聞的社會擔當也就少了，而對利益集團的阿諛奉迎則多了------更造成致命弱點的是，新聞往往成了富人的“新聞”，記者 常常扮演着“精神WAITER”的角色。打開報紙我們更多得到的是令人生厭的“宴會新聞”，新聞角色也就那麼幾個“社會明星”，有深度的新聞調查、新聞分 析越來越少見，不是新聞的新聞卻連篇累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幾乎從新聞中消失。
筆者承認媒體是商業機構，但同時更認為媒體屬於承載社會道義精神的文化機構，如果抽掉了基本精神層面的意義，媒體的社會價值也就大打折扣。一個社會價值大 打折扣的商業機構，發展的支點自然也就會丟失，更直白一點地講，這錢賺起來也難！其實，媒體獨立與發展之間的關係完全是良性的，只是目標的實現有時候需要 一定的周期。只要媒體業者將新聞作為一種事業或理想來追求，或者當成一個大、長遠發展的商業來運作，那麼從媒體的獨立做起，來求得媒體的發展，也就是自然 而然的事情了。
所以，媒體以獨立而求得發展是一個媒體業主的境界問題，而不是一個知識的問題！既如此，文章也就此打住，不用再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