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媒体的“独立”与“发展”等同，又要让人笑话我的理想主义了！左右逢源，随波逐流，似乎才合生存之道。但我又疑惑，媒体如此生存，其意义何在？且能生存多久？
媒体作为社会的舆论平台，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谓不大，在美国有第三大党和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权之称。考察美国一些大的媒体，皆因以独立精神作为商业运营的灵魂，才有今日辉煌的发展成就。
华人的媒体从汉代诞生的“邸报”开始，新闻就一直受到当权者的控制。清末和民国时期一度兴起了私人办报的风潮，却仍然处于诸多的政治限制之中。许多新闻人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为中国新闻的自由与独立，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也留下了许多佳话。《京报》创始人邵飘萍秉持“铁肩辣手”的精神， 致力于社会正义，反对袁世凯卖国、反对各路军阀专制统治，拒绝张作霖30万元的收买，最终死于张氏父子之手，《京报》被后人称作“一张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 梦想“的报纸；面对蒋介石对新闻自由的威胁：“我有三百万军队”。《申报》的创办者史量才先生当即回敬道：“我有三百万读者”，其独立新闻人的风骨令人景 仰。也正由于各自对理想的追求和高贵的新闻精神，才赢得了读者和社会的信任，赢得了各自新闻事业的成功。
面对先贤创造的辉煌，中国新闻后来的发展是令人汗颜的，在新闻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主导下，新闻界对中国现代史上的各种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反右”、 “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新闻基本上扮演了一个愚弄社会和人民的角色。当然，也有许多良心记者、编辑为正义付出了很大代价。
如果说华文媒体缺乏独立在中国是因为政治阉割的话，在海外则由于经济的捆绑，同时也受着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海外华文媒体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中其实并不自 由，在传媒独立的社会也并不独立。而且比之早年海外华文媒体，当今的媒体精神意味淡了，商业色彩越来越浓了；报人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少了，自身利益的考 量却多了。在此大前提下，自然新闻的社会担当也就少了，而对利益集团的阿谀奉迎则多了------更造成致命弱点的是，新闻往往成了富人的“新闻”，记者 常常扮演着“精神WAITER”的角色。打开报纸我们更多得到的是令人生厌的“宴会新闻”，新闻角色也就那么几个“社会明星”，有深度的新闻调查、新闻分 析越来越少见，不是新闻的新闻却连篇累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几乎从新闻中消失。
笔者承认媒体是商业机构，但同时更认为媒体属于承载社会道义精神的文化机构，如果抽掉了基本精神层面的意义，媒体的社会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一个社会价值大 打折扣的商业机构，发展的支点自然也就会丢失，更直白一点地讲，这钱赚起来也难！其实，媒体独立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良性的，只是目标的实现有时候需要 一定的周期。只要媒体业者将新闻作为一种事业或理想来追求，或者当成一个大、长远发展的商业来运作，那么从媒体的独立做起，来求得媒体的发展，也就是自然 而然的事情了。
所以，媒体以独立而求得发展是一个媒体业主的境界问题，而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既如此，文章也就此打住，不用再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