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導論

1.2 (1)

所謂“經典”，在如今為“權威性著作”之意。在古代，其本意不過是書籍之通稱而已，既無權威性可言，亦不得為儒家所專有。先秦非儒家而稱“經”的子部著作屢見不鮮。比如，《管子》有“經言”九篇；《墨子》有“經上”、“經下”兩章；《老子》又稱《道德經》；《莊子》又稱《南華經》；《列子》又稱《沖虛經》，皆非儒家經典。但凡論及國家制度、地理沿革之作，亦例稱經。例如，李悝的《法經》，作者不明的《山海經》及《水經》等皆是。後代雜著而稱經者，例如假託師曠之名的《禽經》、假託伯樂之名的《相馬經》，以及論茶的《茶經》、說棋的《棋經》、品酒的《甘露經》、談貝的《相貝經》等等，不僅與儒家無關，與非儒諸子百家皆無瓜葛。

古代書籍之所以通稱為經，因書籍的製作過程使然。古時既無紙張，亦無印刷技術，文獻記錄皆通過手抄，書寫於竹木。《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如果視“百名” 為泛指，那麼，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長文書寫於策，短文書寫於方”。如果視“百名”為確指，則可見當時“策”與“方”的尺寸與字體的大小都已確立固定的標準。杜預《春秋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一般來說，敘述大事，文字偏長；記錄小事，文字偏短。故杜預所云，正是從不同的角度複述《儀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之意。

所謂“方”，指單片的木牘或者竹簡。“策”、“冊”二字，古時通用。所謂“策”，就是“冊”。而所謂“冊”，指編成系列的竹簡或木牘。冊既為簡的系列，勢必編次連綴，否則，次序混亂，無從閱讀。用什麼材料編次連綴？或者用韋繩，或者用絲線。史稱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韋，傳統的解釋指皮革。據此，則所謂韋編，就是編次簡冊的革繩。革繩堅韌耐用，孔子讀易何至於韋編三絕？除非是文學的誇張。按“葦”字本作“韋”，所謂韋編，未嘗不可釋之為用於編次簡冊的葦草繩。葦草易折，如此，則所謂韋編三絕方才可以為實指。荀勗《穆天子傳序》：“古文穆天子傳者，……盜發公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李善《文選注》引劉歆《七略》：“《尚書》有青絲編目錄。”劉向《別錄》：“《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 則皆用絲線編次簡冊之例。無論韋編為革繩抑或為葦草繩，絲線既出，想必取代韋編而為主要的編次材料。“編”字從“糹”而不從“革”，正絲雖晚出而更為普及之證。

《說文解字》：“經，織也。” 引申之，但凡編次而成之冊，無論用韋抑或用絲，皆可名之曰“經”。“典”字從“冊”、從“幾”，象形置於几案上之“冊”。《爾雅》：“典，經也。” 正“經”引申為“冊”之證。

自秦以降，儒家成為中國學術的主流，於是，標榜“經”為儒家聖人之言、永恆不易之理者，遂如汗牛充棟。比如，據《漢書·翼奉傳》，翼奉稱：“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王充《論衡·書解》：“聖人作其經。” 班固《白虎通》：“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言不變之常也。” 劉熙《釋名·典藝篇》：“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鄭玄《孝經注》：“經者，不易之稱。” 張華《博物志》：“聖人製作曰經。” 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長孫無忌《唐律疏議》：“聖人製作謂之為經，傳師所說則謂之為傳。”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論》稱：“世人以經為常，以傳為轉，以論為倫，此皆後儒訓說，非必睹其本真。案經者，編絲綴屬之稱，異於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屠書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為線，譯義為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用線聯貫也。此以竹簡成書，亦編絲綴屬也。” 章氏之論，不僅指明如此標榜實為後儒之陋見，更援引梵文“修多羅”一語之來歷，從比較文字學的角度推論中文“經”字之本意，其論斷，可謂獨具慧眼、入木三分。

後世儒家對“經”字的引申與曲解，無疑是令“經典”二字成為“權威性著作”的根源，最早用“經”字通稱先秦儒家著作的文獻，卻是非儒家的《莊子》。《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 孔子是否的確對老子說過這番？無從考核。與其信其有，不若視為莊子對孔子學術的總結。換言之，合稱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極可能始於非儒家之莊子。不過，無論“六經”之說出自孔子還是出自莊子，孔子致力於“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應當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為經學最早的內容，也應當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然而，所謂“應當”者，往往與實際不相吻合。事實上，後世儒家兩大流派今文家派與古文家派對這兩點都有爭議。爭議從何而出？首先出在“治”字之上。所謂“治”，究竟是撰寫？還是編輯？近代今文家派如康有為等認為六經不過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無孔子即無六經，從而神化孔子，尊之為“素王”。古文家派認為《易》、《書》、《詩》、《禮》、《樂》等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孔子只不過有所整理、刪節、修訂而已。考之以史冊的記載，今文家派的論點顯然是無稽之談。《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之時，……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義。……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論語·述而》稱：“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倘若先孔子之時無《書》，經孔子編次者為何物？倘若先孔子之時無《詩》，經孔子刪訂者為何物？倘若先孔子之時無《易》，“韋編三絕”者為何物？倘若先孔子之時文獻全無，經孔子所述者為何物？為孔子所好者又為何物？如此等等，皆《詩》、《書》、《易》等存在於孔子之前，並非孔子撰寫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