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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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春秋”，其实本为“史记”之通称。《墨子·明鬼中》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语，即各国史记皆称“春秋”之证。据《吕氏春秋·当染》，墨子为史角弟子。史角当为尹佚之裔。尹佚为周武王时史官，故亦称史佚，其后裔遂以“史”为氏。《汉书·艺文志》于墨家下首列《尹佚》，正墨子学派源自尹佚之证。墨子之学既从史官出，其说当非无稽之谈。《慎子·遗文》：“《春秋》，往事也。”《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经世”，“编年”之意。“志”，古文“识”字，意同“记录”。所谓“经世先王之志”，就是“以往君王的编年史记”之意。《礼记·经解》：“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所谓“属辞比事”，就是记录言行之意。《慎子》、《庄子》、《礼记》所云，亦皆“春秋”本是“史记”之通称的旁证。

《左传·昭公二年》：“韩起聘鲁，见鲁《春秋》”。《国语·晋语》载司马侯对悼公曰：“羊舌肸习于《春秋》。”《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以上诸说，皆孔子之前各国已有《春秋》之证。

由此可见，《史记·儒林列传》所谓孔子“因史记而作《春秋》”，意思是“孔子根据以往的《春秋》而作孔子自己的《春秋》”。故所谓孔子“作《春秋》”之“作”，其实只是“改作”而并非“创作”。

即使视《左传》、《史记》、《国语》等等所云为古文家之言，不足信；视《论语》所记为孔子之诡辩，亦不足信；今文家派的论点依然不能成立。何以言之？先秦非儒家著作引用诗、书、礼等之例屡见不鲜。例如：

《管子·法禁》引《书·泰誓》：“纣有臣亿万，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引《诗·小雅·采菽》：“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又引《诗·大雅·瞻印》“载驂载驷，君子所诫”。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引《书·无佚》：“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田”。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

《墨子·明鬼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

《墨子·明鬼下》言及《夏书》、《商书》、《周书》，又引《书·禹誓》：“大戰于甘，…”。

《墨子·尚同下》引《书·泰誓》“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 。

《墨子·兼爱下》接连征引《书·泰誓》、《书·禹誓》、《书·汤誓》。

管仲早于孔子一百六十年有奇，晏婴亦早于孔子约二十年。虽然《管子》与《晏子》之内容并非尽出于管仲与晏婴之手，并无证据排斥其中所引《书》与《诗》确乎出自管仲与晏婴之口。墨翟虽然晚出，却是反对儒家的主要角色。编辑、扩充《管子》与《晏子春秋》者，皆管仲、晏婴之信徒，亦非儒家。倘若《诗》、《书》皆是出自孔子之手，则《管子》、《晏子春秋》、《墨子》断无可能多方征引之以证管、晏、墨家学说之理。

要言之，先孔子之时六经是否全部编次成册，流传至今的《易》、《诗》、《书》等是否经过孔子的删节与编辑而成，可以存疑、可以争论，六经绝非孔子创作或者说捏造，实无可质疑。

引起后人争论的第二点在于《乐》的存在与否。《庄子·天下》：“墨子……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作《武》。”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古文家大都据此而认为先秦本有《乐经》存在。

然而，汉武帝于建元五年设立五经博士。班固《白虎通》曰：“何谓五经？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 倘若先秦本有《乐经》，汉武帝设立经学博士之时，为何独缺？《汉书·艺文志》载《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皆悉，唯独于《乐》之下无有先秦文献而仅载汉人编撰之《乐记》、《王禹记》等六种。倘若先秦本有《乐经》，《汉书·艺文志》为何独缺？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有一种：《乐经》在汉代已经不复存在。因何而不复存在？沈约《宋书·乐志》：“及秦焚典籍，《乐经》佚亡。” 归咎于秦火之说于是不胫而走。沈约之生去秦之亡已近六百年，汉人不曾提及之事，除非得之于后世出土文物，沈约从何而得知？而史无出土文物证明沈约之说的记载。由此可见，沈约所云，实乃想当然之论耳，未足为据。

《汉书·武帝纪》：“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颜师古《汉书注》：“六经，谓《易》、《诗》、《书》、《春秋》、《礼》、《乐》也。”《汉书·王莽传》：“立《乐经》。” 或又据此而以为《乐经》在汉代尚存。其实，武帝纪赞所谓“表章六经”，只是套用一个习惯用语以泛指儒家经典，倘若汉武帝所表章者确实为六经而不是五经，为何仅仅设立五经博士而不曾设立六经博士？颜师古之注，仅就字面而言，与史实无涉。至于致力于复古的王莽新朝之设立《乐经》，语焉不详，内容无从考核，充其量只能说明王莽之时有《乐经》，不足以证王莽时之《乐经》即先秦《乐经》之遗留。

今文家派大都以为《乐经》本不存在。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论乐本无经》：“乐本无经也。…… 故曰：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 先儒惜《乐经》之亡，不知四术有乐，六经无乐。乐亡，非经亡也。” 邵氏之说，堪称本无《乐经》论之代表作。然而，邵氏所云，不仅言语有欠分明、逻辑有欠严谨，更不能解答为何先秦既有“六经”的通称，又有“乐经”的名目。

窃以为所谓《乐经》，本当有简册。不过，记录于简册者，乃是声谱而非文字。《汉书·艺文志》：礼乐“二者相与并存，周衰俱坏，乐尤微渺，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 颜师古《汉书注》：“渺，细也。言其道精微。节在音律，不可具于书。” 所谓“不可具于书”，正不得以文字形式记录之意。乐道之所以尤其微渺，当由声谱不普及，非专业乐师莫能知其奥妙所致。而早在孔子之先，专业乐师业已趋向郑卫之新声，遂令著于《乐经》之声谱失传。所谓“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者，此之谓也。

自汉武帝设立《易》、《诗》、《书》、《礼》、《春秋》等五经博士，尔后经学陆续增添《论语》、《孝经》、《尔雅》。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谷梁传》以及据说同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左传》也被视同经典。因三传皆包含《春秋》本文在内，故《春秋》不再另设。《礼》则由一增而为三，通称之为“三礼”，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于是而为十二经。降至宋末，又增入《孟子》而为十三经。经学内容的缘起与发展，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