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旧作两篇兼回令狐冲 |
| | 对于你在「润之，好样的！」一文中对我提出的问题，在此做简单回应。
首先要感谢你的关注。
关于我的「李娜賦予六四的意義」那篇文字，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对于六四，对于李娜夺冠，我都没有打算写什么，后来看到有记者就六四问题采访李娜，引起了我的注意。李娜经过２２年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历史，有些人活２２年依然在空喊，由此写下那些字。
关于「伪类」（Pseudo classes)，你没有听说过很正常，是一专业术语，我不过是借用一下。
老邓有没有自信、他留不留骨灰，不会影响我对六四的看法。老邓留不留骨灰，也与六四无关。
润之毛的「本人一贯认为，对六四杀戮的态度是测试一个人良知道德的底线。那些赞成杀戮的人，难道就因为你们的出身你们的既得利益，连起码的良知都没有吗？难怪人类文明要创造出“人渣”这个词！」这个跟帖，是在用道德良知来绑架政治，也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问题之一是，是拿一个没有定性的事物作为一个前提。什么是「六四杀戮」？六四是不是杀戮，已经讨论了２２年，很多谎言和广场组织者的用心早已被揭穿。知道柴玲和卡玛打官司的事吗？「六四杀戮」，作为个人看法没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判定的前提，是不成立的。
如果「六四杀戮」成立，那么该如何看待六四期间死的军人？军人为什么死？如果认为军人是该死的，道德良知又在哪里？六四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虽然关乎道德良知，但不能用道德良知的标准来解决，更不能用道德良知来绑架政治。不同意「六四杀戮」的说法，就没有道德良知？笑话！
从你与其他跟帖者的交流看，你还真把这博客当日子过了，什么武功、出招，摆出一副斗智斗勇的架势，你可真逗！对我而言，电脑一关，网络世界就消失了。希望你以后最好是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或是观点，不要口水太多，也不要臆想，更不要养成拉帮结伙的恶习。
下面的两篇旧文，是对解决六四问题的一些个人看法，供你参考。
一 『解决64问题：是恶当除 是罪当诛』
（2010-06-04 20:30:55）
去年64，吾尔开希到澳门『闯关』，未果；今年64，他又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闯关』，虽然结果与去年一样，但我认为这这很好。吾尔开希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无从而知，不过他说以要自首的方式引起世界对于64事件的关注，我认为这就足够了，因为这一行为所表现出的对于64事件承担历史责任的态度以及为解决64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远比什么『烛光』什么『推特』要实在太多了。
我在去年3月份写过，『虽然我认为距离有可能解决64问题的政治社会条件还有一段历史时间﹐但我仍想提出一点解决问题的建议。我认为﹐解决64问题的正确之道﹐是在中国国内推动成立64 真相调查委员会并争取人大对此立法﹐要坚持不懈的推动并做长期努力的打算。』
去年3月份我也建议，『当时被中国政府通缉的「要犯」要有舍身取义的精神﹑勇气去牺牲自我﹐能主动回国「投案自首」或是针对当年的通缉提出甄别的请求﹐以期让64问题立案﹐让64问题成为现实问题。』
吾尔开希的做法居然与我的建议基本一致，这倒是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解决64问题的前提，是64的真相也就是事实的认定；解决64问题的根本，在于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依法办理，在于对当时的旧案进行重新甄别。所以，解决64问题所追究的法律责任﹐一定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是恶当除，是罪当诛。
去年，戴晴提出64和解的问题，亚洲周刊的邱本立也撰文「和解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六四是民族历史的阴影」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我感到他们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想法不错﹐但是空想。
在南非﹐和解的对象是白人和黑人，因为种族隔离及种族歧视造成了种种不平等。白﹑黑双方的矛盾，制约着南非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解决，不行。而64是一个政治问题的事件，并没有造成制约中国发展的长期、尖锐的社会矛盾。
因为历史上的污点﹐南非白人向黑人写道歉书﹐一方谢罪﹐一方宽恕﹐这才有了社会和解。64问题的和解对象是谁﹖中共﹑中国政府和谁和解﹖64问题制约了中国社会发展吗﹖64问题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严重对立吗？中国社会的不和谐﹐是因为64问题没有解决吗﹖
无可否认，64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流血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当代进程的一个转折点。21年后我们在海外看64问题，应该习惯用法治观念再看64问题，摒弃什么平反之类具有专制社会色彩的陈腐观念，这才是借以解决64问题推动中国走向民主社会之根本所在。
当然，我应该再次重申，以法治的方式解决64问题的时间可能遥远，但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二 『「六四」定性的难点：解放军的痛』
（2008-06-03 17:01:58）
「六四」现在是鸡肋、是祭品。每到这个日子，有事没事的、有意无意的，都愿意啃上两口「六四」。而常拿「六四」说事的，就是把「六四」当成祭品了，案上的猪头、门上的钟馗、八仙桌上的灶王爷。
每一年，都会对「六四」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因为中国在变、时代在变，我本人也在变。整体上看，「六四」时期的政府，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弱的政府。最弱的政府，却做出了最强的事，开枪。开枪，很强很血腥，却是被逼迫的。「六四」被操纵了、被利用了，被操纵和利用的对象是政府和学生。
「六四」的可恨、可恶之处是，除了开枪外，就是竟然没有一个所谓的「精英」和「领袖」倒在血泊中。如果广场上的柴玲、王丹和吾尔凯希们手挽手、肩并肩地用胸膛挡住子弹，最后从容的倒在血泊中并在暝目之前脸上还有那么一丝淡然的微笑，以血证没有「黑手」，「六四」的历史定然会改写。可是，他们先跑了，因此，「六四」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同情那些在「六四」中无辜的死难者，也希望政府至少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进行善后处理及抚恤。
对于「六四」定性或善后的一个难点是，解放军。很多人大概都会记得，当时有一本书，书名大概是忠诚的共和卫士–首都平暴纪实，解放军为牺牲的官兵受勋，为表现突出官兵颁奖。「六四」平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六四」，也是解放军的痛。
很多人反思「六四」，但很少见到对为什么不遵守戒严令的反思。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