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的道德核心，被当作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据维基百科，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关心他人、扶危济困，追求平等、公正，视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它的最高境界是在义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以“义”为重，“先义后利”，提倡“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继承了这一传统道德伦理思想。据统计，孙中山题写的“天下为公”就达 32件。其中有赠冯玉祥的，有赠张学良的。从孔子开始，就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致忠而公”，弘扬“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算起来，“天下为公”被中国人提倡了几千年，但一天都没有实现过。可以预计，再过几千年也不会实现。这和中国人迷信共产主义有一拼，明知道实现不了，硬是要提倡。

不能说“天下为公”不是一种进步理念，尤其是对当时先秦的家天下而言。但是真正能够实现平等公正的，应当不是“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群私”。“群私”这个概念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提出过，简单解释就是每一个人的、群体的“私”，而不是一个人几个人或少数人的“私”。“群私”是不同意义的“公”，与传统意义的“公”比较，要求的是权力分散，不是权力集中。虽然和“为公” 同样有权力共享的内容，但实施主体不是“公”，不规定只有通过“公”这个媒介才能实现共享。和所有现代国家一样，这种共享通过带契约性的社会共识和政治制度，而非“大公”。

西方的思想家很早就提出过与“群私”相近的概念。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说明个人的也就是私人的天赋权利，并不是生来就要为公牺牲的。密尔的《自由论》被严复翻成中文叫《群己权界论》，表示社会和个人都有自己的“权”。不论“公权”或“私权”都不能随意超越对方边界。这样清楚的表达，在“天下为公”里是没有的。“天下为公”，只有“公权”侵占“私权”的原则，没有相互依存关系。

不妨这么说，“天下为公”只是一种几千年前的进步但是不完整的思想。继续不加反思地沿用和推崇一个不完整的思想，不仅仅表明这个民族精英的孱弱思维能力，缺乏创新精神，也注定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将在原地兜圈子。有人说过（林思云），中国不需要思想家，很可能不幸言中。孙中山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抄袭“天下为公”，没有产生任何思想推动作用。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这种说法只出于政治需要。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或“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有点像在搞笑。

中国人今天仍然迷信“天下为公”。说迷信，有两个含义，一是人们把这个理念当成不可超越的社会最高原则，二是在实践中不断重蹈覆辙而毫无反省。当一个信念被百分之十的社会精英相信，这还不一定算迷信。但是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大众都坚信一样东西，而这东西又是不存在的，就是迷信无疑了。迷信是鸦片，长期服用鸦片是要中毒的。

有与“私”相对立的“公”这样一种东西吗？没有。“公”从来就不是独立于“私”以外存在的概念。完整意义上的“公”，应该是“群私”，无数“私”的集合体。对任何一个具体的“私”的破坏，就等同于损坏“公”。“私”与“公”不是敌对的。“私”是“公”的存在条件和前提，其价值甚至高于“公”。“公”建立在“私”之上，没有“私”也就没有“公”。一个脱离了“私”的“公”，只不过是一个虚构，一种迷幻。而多数中国人相信的“公”，是与“私”水火不相容的。虽然可以举出无数“克己奉公”的个人行为，但事实证明，这种行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有限，到头来只不过帮助了极少数统治寡头巩固他们的权力地位。而且，近几十年来以雷锋为代表的一些“大公无私”典型，基本是假造的。

当“天下为公”被人迷信以后，历史的轨迹主要特征是两个，一个是虚假和欺骗盛行，而公众被蒙蔽狂热地奉献。另一个是贪腐和专制的蔓延，而公众对此无能为力、无可奈何。这种状况，近百年来到达极致。

由于社会公众意识一致要求“为公”，不论是对社会改进有责任感的志士还是有权力野心的政客，都无一例外地顺从这个要求。前者披肝沥胆，劳而无功，而且往往早逝。后者则通过虚伪，假造，欺骗，隐瞒，获得超乎寻常的权力和利益。贪腐和专制依靠的是公权力的扩张。 “为公”的民意越强烈，高度集权和贪污腐败就越顺畅。专制主义虽然靠武力做后盾，但没有盲从的民意，武装力量可能正是他的坟墓。一贯信奉“为公”的中国大众，宁可自己节衣缩食，忍辱负重，也要供养国家。好像一天不如此，太阳就不会升起来。一个庞大的政府和相关机构，成了千万个大小贪官永不缺粪肥的温床。即便身边有无数受到权力欺压的个案，中国人也不愤怒。他们相信“公”大于“私”，个人损失不算什么。或者，他们的愤怒只限于个别被抛出来的靶子，但从不指向整个体制，因为那是神圣的“公”。

百年中国革命就是一个迷信“天下为公”的缩影。没有忘我献身精神的人，是不会投入革命的。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牺牲了几千万条生命，那都是出于自愿，不是被迫。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胜利，就因为同“天下为公”一拍即合。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财产掠夺，并没有被视为强盗，因为有“为公”做招牌。最后，共产革命的胜者为王，这个王需要全中国的私人财产来肥己。只要号令一下，“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公私合营”，“合作化运动”，“三面红旗”，开展得势如破竹。哪怕连家里仅有的一口铁锅也要贡献掉，人们仍可以接受。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没有国，哪来的家？”中国人的思维顺序是逆向的。有没有顺向思维呢？即便有，也不敢，“人言可畏”。

总算发完革命的高热，要开始转制了，但民主又变成高不可攀的天梯。因为“天下为公”没有民主要求。民主既不是“为民做主”，也不是“以民生为主”，更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主体是一个一个有独立产权的私人。民主为“群私”服务。许多不同利益的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团体要实现各自的利益，相互产生了矛盾，为了协调克服矛盾，不发生暴力对抗，才追求民主。否则，一道命令就解决问题。是不是说，一切都归了公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不同利益，不产生矛盾，不需要民主呢？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应为国家主义社会）同样有不同的个人利益。为了缓解矛盾，以国家出面挤压大部分人的利益，可能暂时奏效。但是这种情况不长久持续。尽管中国人把“小我”看得很肮脏，不断地自我阉割，忍受还是有限度的。挤压一旦越过了承受极限，就是饥民暴动。

还有希望，有人以为，只要把利益挤压保持在承受极限之上就可以了。可惜这谁都做不到。没有民主监督，没有制度保障，人的贪婪是盲目和无限的。民主监督建立在大量的私权利而非公权力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就很容易限制少数特权的无限扩张。人们在思考如何制约贪婪的时候，不应忘记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想把贪婪对象限制在可约束的控制范围内，必须让它尽量小，千万别涨大。一旦成了“大公”，那就谁也奈何不得了。

2009-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