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為公”，千百年來一直是中國人的道德核心，被當作社會公德的最高原則。據維基百科，其主要內容是要求關心他人、扶危濟困，追求平等、公正，視公共利益高於一切。它的最高境界是在義利相矛盾、相衝突的情況下，以“義”為重，“先義後利”，提倡“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自我犧牲。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繼承了這一傳統道德倫理思想。據統計，孫中山題寫的“天下為公”就達 32件。其中有贈馮玉祥的，有贈張學良的。從孔子開始，就提倡“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致忠而公”，弘揚“天下為公”，“公而忘私”，算起來，“天下為公”被中國人提倡了幾千年，但一天都沒有實現過。可以預計，再過幾千年也不會實現。這和中國人迷信共產主義有一拼，明知道實現不了，硬是要提倡。

不能說“天下為公”不是一種進步理念，尤其是對當時先秦的家天下而言。但是真正能夠實現平等公正的，應當不是“天下為公”，而是“天下為群私”。“群私”這個概念中國現在還沒有人提出過，簡單解釋就是每一個人的、群體的“私”，而不是一個人幾個人或少數人的“私”。“群私”是不同意義的“公”，與傳統意義的“公”比較，要求的是權力分散，不是權力集中。雖然和“為公” 同樣有權力共享的內容，但實施主體不是“公”，不規定只有通過“公”這個媒介才能實現共享。和所有現代國家一樣，這種共享通過帶契約性的社會共識和政治制度，而非“大公”。

西方的思想家很早就提出過與“群私”相近的概念。比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說明個人的也就是私人的天賦權利，並不是生來就要為公犧牲的。密爾的《自由論》被嚴復翻成中文叫《群己權界論》，表示社會和個人都有自己的“權”。不論“公權”或“私權”都不能隨意超越對方邊界。這樣清楚的表達，在“天下為公”里是沒有的。“天下為公”，只有“公權”侵占“私權”的原則，沒有相互依存關係。

不妨這麼說，“天下為公”只是一種幾千年前的進步但是不完整的思想。繼續不加反思地沿用和推崇一個不完整的思想，不僅僅表明這個民族精英的孱弱思維能力，缺乏創新精神，也註定了這個民族的歷史將在原地兜圈子。有人說過（林思雲），中國不需要思想家，很可能不幸言中。孫中山不是一個思想家，他抄襲“天下為公”，沒有產生任何思想推動作用。魯迅是“偉大的思想家”，這種說法只出於政治需要。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或“為人民服務”？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的思想有點像在搞笑。

中國人今天仍然迷信“天下為公”。說迷信，有兩個含義，一是人們把這個理念當成不可超越的社會最高原則，二是在實踐中不斷重蹈覆轍而毫無反省。當一個信念被百分之十的社會精英相信，這還不一定算迷信。但是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大眾都堅信一樣東西，而這東西又是不存在的，就是迷信無疑了。迷信是鴉片，長期服用鴉片是要中毒的。

有與“私”相對立的“公”這樣一種東西嗎？沒有。“公”從來就不是獨立於“私”以外存在的概念。完整意義上的“公”，應該是“群私”，無數“私”的集合體。對任何一個具體的“私”的破壞，就等同於損壞“公”。“私”與“公”不是敵對的。“私”是“公”的存在條件和前提，其價值甚至高於“公”。“公”建立在“私”之上，沒有“私”也就沒有“公”。一個脫離了“私”的“公”，只不過是一個虛構，一種迷幻。而多數中國人相信的“公”，是與“私”水火不相容的。雖然可以舉出無數“克己奉公”的個人行為，但事實證明，這種行為對社會進步的推動有限，到頭來只不過幫助了極少數統治寡頭鞏固他們的權力地位。而且，近幾十年來以雷鋒為代表的一些“大公無私”典型，基本是假造的。

當“天下為公”被人迷信以後，歷史的軌跡主要特徵是兩個，一個是虛假和欺騙盛行，而公眾被蒙蔽狂熱地奉獻。另一個是貪腐和專制的蔓延，而公眾對此無能為力、無可奈何。這種狀況，近百年來到達極致。

由於社會公眾意識一致要求“為公”，不論是對社會改進有責任感的志士還是有權力野心的政客，都無一例外地順從這個要求。前者披肝瀝膽，勞而無功，而且往往早逝。後者則通過虛偽，假造，欺騙，隱瞞，獲得超乎尋常的權力和利益。貪腐和專制依靠的是公權力的擴張。 “為公”的民意越強烈，高度集權和貪污腐敗就越順暢。專制主義雖然靠武力做後盾，但沒有盲從的民意，武裝力量可能正是他的墳墓。一貫信奉“為公”的中國大眾，寧可自己節衣縮食，忍辱負重，也要供養國家。好像一天不如此，太陽就不會升起來。一個龐大的政府和相關機構，成了千萬個大小貪官永不缺糞肥的溫床。即便身邊有無數受到權力欺壓的個案，中國人也不憤怒。他們相信“公”大於“私”，個人損失不算什麼。或者，他們的憤怒只限於個別被拋出來的靶子，但從不指向整個體制，因為那是神聖的“公”。

百年中國革命就是一個迷信“天下為公”的縮影。沒有忘我獻身精神的人，是不會投入革命的。中國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犧牲了幾千萬條生命，那都是出於自願，不是被迫。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和勝利，就因為同“天下為公”一拍即合。中共在土地革命時期的財產掠奪，並沒有被視為強盜，因為有“為公”做招牌。最後，共產革命的勝者為王，這個王需要全中國的私人財產來肥己。只要號令一下，“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公私合營”，“合作化運動”，“三面紅旗”，開展得勢如破竹。哪怕連家裡僅有的一口鐵鍋也要貢獻掉，人們仍可以接受。犧牲小我，成全大我。“沒有國，哪來的家？”中國人的思維順序是逆向的。有沒有順向思維呢？即便有，也不敢，“人言可畏”。

總算發完革命的高熱，要開始轉制了，但民主又變成高不可攀的天梯。因為“天下為公”沒有民主要求。民主既不是“為民做主”，也不是“以民生為主”，更不是“人民當家作主”。民主的主體是一個一個有獨立產權的私人。民主為“群私”服務。許多不同利益的個人，以及由個人組成的團體要實現各自的利益，相互產生了矛盾，為了協調克服矛盾，不發生暴力對抗，才追求民主。否則，一道命令就解決問題。是不是說，一切都歸了公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不同利益，不產生矛盾，不需要民主呢？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為國家主義社會）同樣有不同的個人利益。為了緩解矛盾，以國家出面擠壓大部分人的利益，可能暫時奏效。但是這種情況不長久持續。儘管中國人把“小我”看得很骯髒，不斷地自我閹割，忍受還是有限度的。擠壓一旦越過了承受極限，就是饑民暴動。

還有希望，有人以為，只要把利益擠壓保持在承受極限之上就可以了。可惜這誰都做不到。沒有民主監督，沒有制度保障，人的貪婪是盲目和無限的。民主監督建立在大量的私權利而非公權力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就很容易限制少數特權的無限擴張。人們在思考如何制約貪婪的時候，不應忘記一個重要的原則：如果想把貪婪對象限制在可約束的控制範圍內，必須讓它儘量小，千萬別漲大。一旦成了“大公”，那就誰也奈何不得了。

2009-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