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人們提出過很多悖論，每個悖論都從不同的方面揭示出了人類的認知體系的一些缺陷，由兩千來年前古希臘的Eubulides Miletus提出的沙丘悖論是我最喜歡的悖論之一。沙丘悖論可以這樣來敘述： 一粒沙子不能叫做沙堆，地上的一些鋪開的沙子也不是沙堆， 在還沒有形成沙堆的一些沙子中再加入一粒沙子，並不能使原有的沙子成為一個沙堆， 我們來做這樣一個實驗：在地上畫一個不是很大的圓圈，然後往圓圈裡面放沙子，但是每一次只能放一粒。在放了很多次（取決於那個圓圈有多大）之後，我們一定會得到一個或大或小的沙堆。但是在這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次的操作是將原有的沙子群變成沙堆的。 這裡的邏輯悖論是既然沒有一步可以產生沙堆，最後的沙堆是如何形成的呢？ 悖論的提出或往往會具有兩種社會效應，一是引起人們的好奇心，一是引起人們的好勝心。在一個悖論被提出後的若干千年裡往往都會有一些哲人或科數學家或普通百姓煞費心機地試圖去找出悖論中的玄機或對悖論進行解釋。其實，對於悖論所揭示出的人類文明的社會意義的認識應該比把悖論作為一種邏輯遊戲更有意義，可惜歷史上在這方面的工作並不多見。 由Eubulides Miletus提出的說謊者悖論與沙丘悖論也是歷史上引起人們熱論的兩個悖論，但是我更喜歡這個沙丘悖論，因為它所揭示的問題更加深刻。近代以來，人們通常用模糊數學的概念來解釋沙丘悖論，也就是說由非沙丘到沙丘的轉變是一個模糊的過程，不存在一個確定的轉捩點。不過我覺得這樣的解釋本身還是不夠深刻，因為它沒有觸及沙丘悖論所揭示出來的人類認知能力上的一個缺陷，而只是運用人類的認識的潛力來對問題進行了解釋。（每個人都有不喜歡承認缺點的傾向，而人類整體通常也不很情願承認人類的缺陷，因為對每個人來說承認人類的缺陷也就是承認自己的缺點。） 其實，沙丘悖論所揭示出的是人類在邏輯層面上認識從一個層次到另一個層次的漸變的一種缺陷。這種缺陷其實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有着普遍的表現，這些表現既有正面的意義也有負面的意義。人們對於未來的希望或對某種目標的追求恐怕是沙丘悖論所揭示的認知缺陷在現實生活中最典型的一種表現，因為人們對未來抱有希望或向着某個大目標努力的時候，通常並不知道甚至不在乎希望將會如何被實現或實現大目標的每一步應該如何走，只是抱着一種諸如“明天會更美好”或“早晚有一天，這一目標會實現”或“我們一定要實現人類的公平”這樣的希望或目標。很顯然，在這一點上，沙丘悖論所揭示出的缺陷既有正面的意義也有負面的意義。對生活有希望或追求美好的目標當然有正面的意義，但是政客們也正可以因此而在選舉等政治生活中給大家開空頭支票以換取大家的支持，這又是有負面的意義。 沙丘悖論所揭示出的人們對於不同層次之間的漸變的認知缺陷也表現在人們對於不同的社會遊戲的理解上。儘管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出於生存的需要對實際的環境有不同的切身體會，可一旦談論起社會的體制或國際的狀態時，哪怕是資深的政客或享譽世界的學者也都很難跳出一些固有的思維框框，會將社會問題進行簡單的模式化，然後象解說員評論棋局那樣地按照粗線條的邏輯來對社會問題進行評論，或甚至提出一些對未來進行預言的理論。儘管沒有一個人能夠事先預言911，金融危機，歐洲債務，日本海嘯，中東茉莉這樣可以改變世界政經格局的事件，人們卻仍然對於理論預言這一點樂此不疲。 今天在華人網站上所熱議的一個話題就是到底西方的民主體制還是中國現有的集權體制能夠救中國。沙丘悖論在這裡的一個表現是討論的雙方都先將問題模式化到容易理解的程度，略去現實的複雜性，然後在簡單的模式上進行討論。現實生活中的體制相比起包括宗教哲學在內的文化的影響簡單的多，所以談西方民主時就拿體制說事而忽略文化的影響，現實生活中政府的作為相比起百姓的影響簡單的多，所以談中國近代及現狀就拿政府的作為說事而略去百姓的影響，等等。 其實，不論是西方的民主還是中國的集權都只是遊戲的規則，在遊戲的每一環節的每一步都是由具體的當事人進行的，遊戲的規則所起到的更主要的是宏觀的調控。雖然美國的法律可以放OJ一馬是誇張了一些，但每個國家的宏觀遊戲規則在實行的過程都不是象電腦執行程序時那樣嚴格的卻是毫不誇張的事實。比如，不論是哪個國家，以國家的名義為爭取國家利益的談判中從來都不是純國家利益在決定一切，而是要受到談判者本人的談判藝術，智慧，個人在本國內的政治經濟利益，或個人在國際上的利益所左右；而國家利益的遊戲規則只是要求談判的結果能夠被解釋為對國家有利，而且限定了談判者不可作出一些出格的事而已。在世界上的各種談判所遵循的遊戲規則內，談判的結果可以有很大的變數，而變數之一還甚至可能是遊戲規則的本身都被改變。 認識到沙丘悖論所揭示出的人們對於不同邏輯層次之間的漸變的認知的弱點，而在宏觀認識上加以一些有意識的克服，或許對於真正良性地認識社會問題，不論是中國的問題，還是西方或世界的問題，都會有所幫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