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人们提出过很多悖论，每个悖论都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出了人类的认知体系的一些缺陷，由两千来年前古希腊的Eubulides Miletus提出的沙丘悖论是我最喜欢的悖论之一。沙丘悖论可以这样来叙述： 一粒沙子不能叫做沙堆，地上的一些铺开的沙子也不是沙堆， 在还没有形成沙堆的一些沙子中再加入一粒沙子，并不能使原有的沙子成为一个沙堆， 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实验：在地上画一个不是很大的圆圈，然后往圆圈里面放沙子，但是每一次只能放一粒。在放了很多次（取决于那个圆圈有多大）之后，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或大或小的沙堆。但是在这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次的操作是将原有的沙子群变成沙堆的。 这里的逻辑悖论是既然没有一步可以产生沙堆，最后的沙堆是如何形成的呢？ 悖论的提出或往往会具有两种社会效应，一是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一是引起人们的好胜心。在一个悖论被提出后的若干千年里往往都会有一些哲人或科数学家或普通百姓煞费心机地试图去找出悖论中的玄机或对悖论进行解释。其实，对于悖论所揭示出的人类文明的社会意义的认识应该比把悖论作为一种逻辑游戏更有意义，可惜历史上在这方面的工作并不多见。 由Eubulides Miletus提出的说谎者悖论与沙丘悖论也是历史上引起人们热论的两个悖论，但是我更喜欢这个沙丘悖论，因为它所揭示的问题更加深刻。近代以来，人们通常用模糊数学的概念来解释沙丘悖论，也就是说由非沙丘到沙丘的转变是一个模糊的过程，不存在一个确定的转捩点。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本身还是不够深刻，因为它没有触及沙丘悖论所揭示出来的人类认知能力上的一个缺陷，而只是运用人类的认识的潜力来对问题进行了解释。（每个人都有不喜欢承认缺点的倾向，而人类整体通常也不很情愿承认人类的缺陷，因为对每个人来说承认人类的缺陷也就是承认自己的缺点。） 其实，沙丘悖论所揭示出的是人类在逻辑层面上认识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渐变的一种缺陷。这种缺陷其实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有着普遍的表现，这些表现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意义。人们对于未来的希望或对某种目标的追求恐怕是沙丘悖论所揭示的认知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因为人们对未来抱有希望或向着某个大目标努力的时候，通常并不知道甚至不在乎希望将会如何被实现或实现大目标的每一步应该如何走，只是抱着一种诸如“明天会更美好”或“早晚有一天，这一目标会实现”或“我们一定要实现人类的公平”这样的希望或目标。很显然，在这一点上，沙丘悖论所揭示出的缺陷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意义。对生活有希望或追求美好的目标当然有正面的意义，但是政客们也正可以因此而在选举等政治生活中给大家开空头支票以换取大家的支持，这又是有负面的意义。 沙丘悖论所揭示出的人们对于不同层次之间的渐变的认知缺陷也表现在人们对于不同的社会游戏的理解上。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出于生存的需要对实际的环境有不同的切身体会，可一旦谈论起社会的体制或国际的状态时，哪怕是资深的政客或享誉世界的学者也都很难跳出一些固有的思维框框，会将社会问题进行简单的模式化，然后象解说员评论棋局那样地按照粗线条的逻辑来对社会问题进行评论，或甚至提出一些对未来进行预言的理论。尽管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预言911，金融危机，欧洲债务，日本海啸，中东茉莉这样可以改变世界政经格局的事件，人们却仍然对于理论预言这一点乐此不疲。 今天在华人网站上所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西方的民主体制还是中国现有的集权体制能够救中国。沙丘悖论在这里的一个表现是讨论的双方都先将问题模式化到容易理解的程度，略去现实的复杂性，然后在简单的模式上进行讨论。现实生活中的体制相比起包括宗教哲学在内的文化的影响简单的多，所以谈西方民主时就拿体制说事而忽略文化的影响，现实生活中政府的作为相比起百姓的影响简单的多，所以谈中国近代及现状就拿政府的作为说事而略去百姓的影响，等等。 其实，不论是西方的民主还是中国的集权都只是游戏的规则，在游戏的每一环节的每一步都是由具体的当事人进行的，游戏的规则所起到的更主要的是宏观的调控。虽然美国的法律可以放OJ一马是夸张了一些，但每个国家的宏观游戏规则在实行的过程都不是象电脑执行程序时那样严格的却是毫不夸张的事实。比如，不论是哪个国家，以国家的名义为争取国家利益的谈判中从来都不是纯国家利益在决定一切，而是要受到谈判者本人的谈判艺术，智慧，个人在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利益，或个人在国际上的利益所左右；而国家利益的游戏规则只是要求谈判的结果能够被解释为对国家有利，而且限定了谈判者不可作出一些出格的事而已。在世界上的各种谈判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内，谈判的结果可以有很大的变数，而变数之一还甚至可能是游戏规则的本身都被改变。 认识到沙丘悖论所揭示出的人们对于不同逻辑层次之间的渐变的认知的弱点，而在宏观认识上加以一些有意识的克服，或许对于真正良性地认识社会问题，不论是中国的问题，还是西方或世界的问题，都会有所帮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