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秋冬，我因是右派分子，毕业后留校工作考察，有幸与汤老同去京郊挖沟劳动，他与我等小青年同样劳动了一天。那时，他的处境已不太妙了。以后，直至文革，以他的为人，其遭遇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却能坦然面对。诚如，他在《自述》中所说的那样：“从一九三三年回国以来的六十多年里，我的曲折、坎坷的经历还是十分丰富、美满的，而且可能是在任何其他国土上不可能得到的经验——无论是痛苦的或者是美满的，痛苦有时更能衬托出美满的佳境！”（摘自《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1997年））
尽管一年级时的每周三十六节课，不是把你胀死，就是使你累死，然而听张宗炳先生讲授的《生物学引论》却是一种享受。张先生的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工整而流畅的印刷体拉丁文板书，讲台上的有板有眼的台步与手势，以及那抑扬顿挫的语调，更兼他对生物学原理的精辟分析与独到见解，与其说，我在听他讲课，还不如说，我在欣赏一出舞台剧。离校二十多年后，我登上讲台的那刻起，就立志要再现张先生的讲课风格。终因我才疏学浅，未能如愿以偿。
遗憾的是在一九五五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张宗炳因受代表第三条路线的、其父张东荪之牵连及一些历史原因而受冲击，遂致停教。据说，在文革中又蒙受了不少的冤屈。一九七九年我因申诉去北大，在校园中见他正骑着小轮自行车过去。我没有前去打扰他，但心中在默默地为他祝福：愿他从此平安！
学部委员李继侗教授所讲述的植物生态学，内容丰富精彩，妙语如珠，娓娓动听。美中不足的是他有时在讲课过程中去厕所小便，引得一些调皮的男同学在背后打趣地说：“老头子小便憋不住了！”同学们对李老的称呼为老头子，犹如纪晓岚之呼乾隆帝为老头子，绝无不尊之意。相反，他老人家的不顾年老体衰，对我等后生小子仍诲之不倦的精神，更加深了学生们对他的爱戴和敬仰。后来，李老调任内蒙古大学当校长，再也见不到他的亲切的笑容。
生理学权威的赵以炳教授，是所有教授中讲课排场最大的一位。他的每次讲课，总是跟随着一大批听课的青年教师，并带有不少的图表、教具等。而他也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唯一在讲课时抽烟的老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据说赵老患有老年性痴呆症，可能与他抽烟太多太猛有关。
无独有偶，我师汤佩松也是个烟迷，他的板烟斗的香气扑人，使人不饮而醉。据说，他近来也有与赵老同样的症状。可见烟草对人的毒害！
四、 记分册与毕业文凭的不同命运
我有一本珍藏的在北大学习的记分册，上面记录着每个学期各门功课考试的成绩，并有主考教师的签名。曾是我老师的、我国生物学界的权威如李继侗、汤佩松、赵以炳等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都是对我的主考教师而在记分册上留下了他们的亲笔签名，当然，张景钺先生也在我植物学考试成绩“优”的下面签了名。十分痛心的是，这本记分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我被捕入狱，被那些视知识为粪土的人强行搜去，我苦苦哀求，无济于事，结果当作废物处理。但，这些科学界老前辈的名字却永远铭刻在我这个学生的心坎上。
我的毕业文凭的命运比成绩记分册要好得多。毕业的次年（一九五八年）我因见报上通知而回校取文凭，得到的答复是，凡右派的文凭一律缓发。之后于一九六Ｏ年我因反革命案被捕入狱，北大追补开除我早已毕业的学籍，这下也就彻底打消了我取回文凭的念头。
有谁能想到，二十年后的一九七九年我被平反后的一天，在暂住的北大招待所内我接到了嘱我去校教学行政科领取文凭的通知。保管文凭的那位老同志，从小铁箱中取出了一叠已被陆续取走而剩下不多的被扣文凭。他富有哲理地、意味深长地说：
　　“你看，我都为你们保存得好好的。知道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会来拿的！”其人之高瞻远瞩，非鼠目寸光之庸人所能及，令人敬佩！
　　我手捧着被封存在小铁箱内，如同我本人被囚禁在铁笼内长达二十个年头的毕业文凭，像往年翻开红宝书那样小心翼翼地翻开那烫金封面，看到我自己早已失去的青春年华的像片和老校长马寅初所盖的最后的印章，久久地凝视沉思，心中起伏不平，所想之多、之深难以言表。
当年若把文凭按时发给了我，还不是难逃与成绩记分册相同的命运。真乃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失而复得的毕业文凭，校长马寅初在文凭上的最后一次用印
五、 在旋涡中的民主与自由
如果说，北大的学术风范是如此根深蒂固；那么，它的民主传统则是那么源远流长。这座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由清皇朝公办的“京师大学堂”，在校学生一律被称为“老爷”的衙门式的学校，在它成立后的第十四年（一九一二年五月）改名为北京大学后，一反往常成为中国的民主摇篮。其功勋首先要归于它的第一任校长严复和其后的蔡元培两位先生。有着“五四”民主传统的北大，在以后的“一二•九”运动、西南联大时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以及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的大鸣大放运动等都显示出由严复、蔡元培两位校长创导的并由鲁迅、陈独秀、李大钊、马寅初诸先生所发扬光大的民主风采。北大以其极为敏感的神经系统，感受着国内外民主潮流的每一点滴声响与前进的每一步伐。可谓之，起得早、睡得晚——它唤醒了沉睡着的人们，孕育和鼓舞着为民主而奋斗的一代。
我不能瞻仰到北大的民主先驱者的风采，但还是有幸聆悟到马寅初校长的民主风度之一、二。
我在北大四年余，很少见到过马老——所有北大人对马寅初校长的尊称。因为他很少来校，听说也不参与校政。与其说是校长，倒不如说是个“名誉校长”。他的每天早上必洗冷水澡的健身方法，是人人皆知的事。为此，北大的学生对洗冷水澡情有独钟，竟有不能洗冷水澡者非北大学生之说。当然，我也受此感染，在校期间十分热衷于洗冷水澡，并以此为傲。然而，令我最难忘的是马老的两次讲话，充分地显示出马老身上的民主气息——高度的平民化。
一次国庆节前夕开全校大会，在校东操场的临时讲台上，马老只说了短短地一两句话，那就是“兄弟祝大家节日快乐”。向全校师生员工称兄道弟出自马老之口，在像他那样的高层人士中，恐怕是绝无仅有。
　　另一次是马老陪外宾参观，行至生物楼正欲上楼梯的时候，他被一群人围住，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争先恐后要求马老谈谈他的新人口理论。除冷水澡外，同学们最有兴趣的是马老的人口理论。谈的内容，我记不周全了。但对马老不顾陪同的外宾（有别人陪同参观），独自一人倚着楼梯的扶手一一回答大家提问时的那种不拘小节、没有架子、随和而热情的态度，使我再次深感一位大学者的民主风度。我想，严、蔡等老在世时也会是这样的吧！
据说，在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之际，由中文系学生张元勋与沈泽宜主编的、名噪一时的刊物“广场”，马老也曾应刊物编辑部的请求，捐赠过人民币伍佰元。又据叶永烈著的《反右派始末》一书中的记述，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六月一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结束时，马老连连用英语称赞说：“Very good! Very good!”这些都足以烘托出马老的民主色彩。
反右运动之后不久，马老就离开了北大。他的节制人口的理论是很不受主张“人多力量大，热气高”的领导人欢迎的。而当时的左倾思潮则乘机把他与马尔萨斯扯在一起横加指责。北大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末期、一九五八年春，批判的矛头直指马老，北大贴满了批判马老的大字报，责问“马老，究竞属于哪个马家？”
马老从此被迫长期寓居，但逆境丝毫未能改变他对真理的执着探索。当他去世前一年，坐着轮椅返回久别的、为他庆祝百岁寿诞的北京大学时，历史已经公正地作出了他——我们敬爱的校长马老不是马尔萨斯，而是马寅初的结论。
　　人的最大优点之一，恐怕是懂得悔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批了一个马寅初，多了三亿中国人。”此话可能有点过分，但也不可否认决策者的一时之错，给国家与民族造成多大的灾难。人口问题是如此，还有其它呢？……
　　纵观历史，无论在世界的哪一角落，还是在历史的哪一时期，民主总是一个难产儿。它的降生，免不了要剖腹——民主往往是带着鲜血来到人间的。北大的民主传统无疑是经历了好几代北大人的浴血奋斗的结果。我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入校伊始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民主的气息。从紧挨着办公大楼的那幢北大党委所在地的大楼，其名为“民主楼”，就可以看出北大民主传统之根深蒂固，民主风气的基石深厚。
　　入校不久的一次全校大会上，有人嫌党委崔副书记讲话啰嗦，而递上请他讲话简短一点的纸条。我这个新北大人对此很感惊讶，但这在老北大眼里却并不罕见。拿今天的时髦话说，这该是北大民主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时过境迁，在几年后的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中，有人在这作为北大民主象征的“民主楼”的墙上贴出了如此不恭的打油诗：
“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地空余民主楼。
民主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作为仿黄鹤楼诗，是绝顶的风趣；作为有的放矢，则使人倍感凄凉。北大，几十年中的几代人的民主耕耘，难道就这样付之东流？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烈火愈烧愈旺，校内的“温度”也随之而不断升高。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的开展与深入，在校内演变成一场大批判，有一百四十余名师生成为批判台上的羔羊。我系的姚仁杰老师（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并遭长期迫害，平反后返校任教。）在系内首当其冲。尔后，我的同年级同学袁植芬（一九六二年冤死狱中）也被全系批判。最后，于运动末期，我也在年级中被点名批判。……“酷暑”与“寒流”交替侵袭着北大校园内的亮丽风景线。民主与自由开始了它的沉沦。
　　在我的文稿中，差一点误用了“批斗”两字。批判与批斗，仅一字之差，却有很大区别。在肃反与反右中，被冲击对象受到的是批判；而在文革中，受到的却往往是批斗。判与斗，可谓之一文一武，对被批者实施的待遇却大相径庭。坐在大会、小会席上，轮番地听别人对你的指责，这是批判。用橡皮包着的棍子抽你，颈上挂着一、二十斤重的大“锁片”，上面写着你的尊姓大名和“罪行”，怕你“感冒”给你戴上小丑般的高帽子让你游街，这是批斗。批斗，那是文革的产物，舍此，就无法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性与彻底性。当时我们这些人受到的只是批判，而决非批斗。那时批斗还没被革命者创造、发掘出来呢！
　　袁植芬与我因同年级而颇有往来。他是一位道道地地的香港富商的公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曾在北大预科学习过。一九四九年，北平（国民政府时北京称北平）被包围时，他与同学（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之子）共乘一架飞机离开北平。袁返港后，仍过着其公子哥儿的生活。因有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人民政府对海外侨胞的宣传，他再次回大陆，并重返北大求学。随后袁与归侨、画家司徒乔之女司徒园结婚。司徒园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他们结婚后，每年生育，至四年级临近毕业时，已是四个孩子的爸妈了。好在当时我们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在苏联多产母亲被誉为光荣妈妈。袁过惯港式生活，平时言谈随便，更因北大的民主和自由，常流露出一些对现实的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喜欢享受，习惯于今天的所谓高消费，譬如探亲回港路过上海，要住人民币六元一夜的国际饭店。在校时颇爱谈论他以前在港的浪漫生活，如在自家的汽车内与女郎周旋等等。这些本是无足挂齿的私事、琐事，可是却受到了周围进步群众的非议，特别是他的任国家妇联干部、非常进步的红色人士、岳母大人的检举揭发。灾难也就对他不期而至了。
　　对他的在港私生活的揭露，无疑是对他的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与言论进行批判的有力武器；同时，也赢得了年级中不少洁白无瑕的女同学的愤慨，声色俱厉的批判也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我真不明白，这与肃清反革命有何关系？老袁与国民党特务或帝国主义情报机关风牛马不相干，真如俗话说的：“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对我的批判，还有点道理。因为我对父亲的死有过悲伤的痛哭；也因为我曾运用了我所理解的民主，在宿舍楼的一个什么栏里贴过一张我写的、反驳别人批判胡风先生的短文。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着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胡风因上万言书，后被关押，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平反。在我因此被开除共青团籍之后，对我再批判以加温，还算师出有名。有其父必有其子，从血统论上说，那是合乎逻辑的。
　　至于那位虔诚的女天主教徒柏同学，因为同寝室同学的揭发而遭到突然批判，那就更有点玄了。批判什么？是批判上帝？好在上帝是仁慈宽容的，不会计较无神论者的挑衅！
　　事后，大约相隔不到一年，系里宣布：向这些被批的人（包括我在内）表示道歉！其它各系也是这样。这是根据上面来的“有错必纠”的政策而作的决定。想批就批，想纠就纠，人权何在？但是，事情还远未结束，“好戏”还在后面！
　　本来没有隔阂的同窗、师生关系，此后就蒙上了阴影。人们的头脑，因为被教育得多出了一根阶级斗争的弦，而变得沉重起来。北大的民主、自由亮丽风景线，连同它的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也仿佛在政治旋涡中时起时沉而缥缈不定。
六、大鸣大放与《春雷》小报　
一九五六年初春，北大在肃反中被批的一百四十余人中的绝大多数均得到了“道歉”。随着钱学森的回国，侨居国外的一批华人中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相继归来，北大也来了一些新人。生物系就有李琼华、梅镇安等教授回国后出现在讲台上。从各方面看，“气候”有点转暖，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中所描述的，中国的政治气候出现了早春天气。如果说，《早春》一文道出了当时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压抑心情；那么，它也同样唤醒了沉睡中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北大又开始活跃起来，久别的、似曾相识的民主又回来了。一场大鸣大放在酝酿之中。
　　如果说，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是北大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天；那么，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十九日则是北大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日。那天中午，在饭厅灰色的墙上出现的一群历史系同学责问团委出席“三大”代表如何产生的红色大字报，以及紧接着由龙英华贴出的“要求开辟民主墙”的第二张大字报，揭开了北大民主运动，确切地说是大鸣大放的序幕。
　　次日（二十日），张元勋、沈泽宜的“是时候了”，谭天荣的“一株毒草”，陈奉孝的“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严仲强的“疯子的话”，叶于泩的“改革制度”、“整风而外可以考虑的几点建议”以及二十一日刘奇弟的“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崔德甫的“替胡风喊冤”，王国乡的“有头脑的人不要这样想”，沈迪克（笔名为谈谈）的“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等等众多学生的大字报络绎不绝地出现在大饭厅等处的墙上。至二十日下午五时许已有大字报一百六十多张，而稍后的几天里，大字报则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北大。民主的熊熊烈火照亮了北大美丽的校园。
　　大字报固然便于众人阅看，然而有被风吹雨淋、无法传阅并易遭人破坏的缺陷。何不以小报的形式出现，可以起到大字报所无法起到的作用。于是，我所提出的出版小报并成立编委会的想法，在生物系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十九日当天成立了由我任主编，严孝方任副主编，蒋兴仁、宋炯、袁有铭、成朴、黎膏翔等七人组成的编委会，小报定名为《春雷》。在广大同学的支持（投稿、誊写、纸张、油印）下，《春雷》终于在三天后，即五月二十一日向全校发行，并得到了校图书馆的收藏。作为主编，我写了《春雷》的创刊词。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消失，小报也无从寻觅，我只能以尚能回忆的创刊词的结尾追述于下：　　　
……
春雷在响，
雨将临。
久旱的人们，
在争待畅饮！
当时的费孝通的《早春》一文，引起了我的共鸣。我以为，早春既已来到，春雷正在作响，春雨必将滋润祖国大地，它将给人们以新的生活的源泉。
　　无独有偶，就在《春雷》出刊的二十一日，张元勋、沈泽宜、李亚白的《广场》墙报，杨路、张景中等人的《自由论坛》，崔德甫的《百花坛》等小报相继问世。在以后的日子里，北大校内的此种小报约达八种之多。
有一本北京出版社于稍后出版的即兴书籍《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尽管其内容为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文章，但透过批判内容也可挖掘出一些可贵的历史资料。其中，第161页上就提到了“……谭天荣的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刘奇弟、崔德甫的“百花坛”，张强华、蒋兴仁等人的“春雷”等反动小集团与反动刊物……”，为我个人的历史作了佐证。而四十二年后的一九九九年，马嘶著的回忆录《负笈燕园》的第十一章“湖畔惊雷”中也提到了小报《春雷》。

一九五七年底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一书

该书述说有关“春雷”的内容

几乎和它同时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菲力普•肖特的著作《毛泽东传》（英文版•1999年，中文版•2004年）中，作者在记述北京大学于1957年的那场著名的大鸣大放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学生团体与刊物时，还是注意到了《春雷》的存在。（附：菲力普•肖特著《毛泽东传》一书封面的照片及载有《春雷》的第374页的复印件）


当时，我正忙于写毕业论文。有关“植物体内硝酸还原酶的适应性”的实验虽已结束，但论文还处于撰写阶段，无暇参与诸刊物大联合——《广场》的出版。可能就是这点，我未被划入“极右分子”的等级。今天每当回忆此事，我还因为没有像我的那些可敬的同辈为民主竭尽全力而深感内疚。
　　我还写了一些杂文，如“公开学生人事档案”等大字报，其中有的被收进了北大出版的《右派言论汇编》。这在一九五八年春，我行将离校去工厂接受工人的监督教育时，生物系党总支书记陈守良向我出示的。其用意，是叫我知道自己问题的严重，劝我今后好好改造。这是我在北大，党给我上的最后一课。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几十年来，历尽沧桑，我还是那个我。“人之初，性本善。”难道本善之性，也需改造吗？
　　我也曾参与大约是五月二十三日在北大学生宿舍十七斋与十八斋连接处的空地上举行的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的演讲会。可惜，当时情况非常混乱，无法认真听讲。嗣后，二十五日下午，我应缴参加了西语系举行的“三害”控诉会。发言者揭发的令人痛心的事实，引起了同学们极大愤慨。
　　这里我仍要引用一九五七年底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一书第一百六十页上左派人士的批判文章：“……接着，二十三日，林希翎在辩论台前煽动性的演说以及再后两天的由黄继忠、贺咏增等右派分子幕后操纵的西语系的所谓控诉会，二十六日出现的由黄继忠率领的二十九个竖挂校徽的人到清华的宣传，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乌烟瘴气。”左派人士的文字，也足以反映当时鸣放的热烈场面。
　　总之一句话，北大当时的民主浪潮之高涨，仿佛使人感到又回到了老北大沙滩红楼时的年代。
　　关于当时无论是全国各大报刊、北大的刊物，还是校园内的大字报、小报等，以及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二十多年中所出版的各种回忆录、史料等编著，如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牛汉、邓九平主编的《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的三卷本，特别是其中的《原上草》等等都已有对往事的翔实记述，无需我再在这里赘述。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风云突变。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左派进攻的冲锋号。紧接着的十日社论《工人说话了》，工人们射出了进攻的第一枪。“反击右派的第一梯队是工人，率先出动了。这与在文革中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的做法，如出一辙。”（引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可敬的。无论在建国前，还是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们总是最坚决地听共产党的话，站在运动的最前沿；即使在不搞阶级斗争的改革开放的今天，在调整产业结构的潮流中，他们也还是冲锋在前。大批工人的下岗、待业，为实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而心甘情愿地、不吭不声地作出了巨大牺牲。但愿，这些工人兄弟能在改革开放的明天，随着那些“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也一同富起来。
　　我当然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在北大开展的反右运动的声浪中，六月下旬，北大西校门的办公大楼二楼的大礼堂内，一个在主席台前上方的横幅上写着“批判春雷反动刊物”的大会在全校召开。
大会是奉命召开的，因此大礼堂的楼上、楼下的奉命出席者济济一堂。《春雷》的编委们被通知参加大会，进入会场才恍然大悟开会的内容。轮番的、无新意的、鹦鹉学舌的批判发言，没留给我深刻的回忆；留在记忆中最深的要算是在大会进行到一半时，出于愤慨，我率领了在身旁附近就坐的《春雷》编委中的大部分人退席。
退席，即使在当时的那种情景下，被批判者依然能有权这样做，充分地反映出北大的民主传统是不会轻易丧失的。而退席一事，在我一生中留下了自傲的回味；也许，这是对两年前的肃反中对我的批判，我未能作出退席的一个反思。人总是要有一点骨气的，我这样想，大部分编委也是这样想的。好在，大会主持者的目的，不完全在针对我们这些编委，而在于鼓动数以千百的出席者，以便在更大程度上营造一个全校轰轰烈烈的反右气氛。
以《春雷》的影响而言，虽如批判大会上所指出的，它与校内其它右派集团联合起来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春雷》的创刊词的结尾就是一个明证。其实，《春雷》是独立的，与校内外右派集团并无多大联系。《春雷》仅出版了四期，第五期在一片反右声中夭折，编辑部也自行解散。至于《春雷》中的杂文，除我署名的创刊词外，大部分内容，在“右派”言论中还够不上“顶级” ——当然，上纲上线还是大有可挖。
　　诚如我所说，创刊词是我以原名所署，而其中大部分投稿者用的都是笔名，原名几乎只有我主编一人知晓。这就在十多年后引出了一个故事：
　　一九七二年秋，那时全国还处于“文革”的黑暗之中。北大的什么“井冈山”与“公社”等派别正斗争得不亦乐乎的时刻，我正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
一天上午，两个穿便服的、操北京口音的一男一女由监狱管理员陪同前来监房提审我。在询问了一些健康及生活情况之后，向我提出，要我交待葛明德参与《春雷》的情况。　
“葛明德与春雷有密切的关系，你要详细交待他的情况。”
“葛明德是共产党员，支部的干部，怎可能与春雷有关？”我反驳说。
“他为春雷写了不少文章，他积极支持你们。”
“这是不可能的，他怎么会在春雷上投稿！”我表示十分惊讶。
“他在春雷上投稿时，用的都是化名，你要老实交代！难道你不想将功赎罪，争取宽大？”那个男的声音比起先高得多，似乎很恼火。
“我刚开过大刀，全身麻醉，记忆力严重受损，你们可向春雷其它编委打听。”
“其它编委说，只有你主编一人知道化名者的原名。你难道要包庇葛明德？”
“时隔十多年了，我又病得如此，实在记不得了！”我一再推脱。
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葛明德是生物系的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与我同级同学，又曾同一寝室。他在一次选拔留苏生中因落选而愤愤不平。因此，在《春雷》中确有一篇他化名为“平民”的题为“靠祖坟吃饭”的杂文，藉以“攻击”当时的选拔留苏生的政策。
　　在那“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文革”时代，我虽身陷囹圄，也深知一个“漏网右派”一旦被查证后，其下场将何等悲惨。在狱中的患肺结核、腰椎结核，几乎使我丧命的经历，对同窗多年的这位左派人士，多少起了一点恻隐之心。人之将亡其心也善，何况，我本来就是一个“性本善”的人。心想，争取宽大，于我何用？将功赎罪，我又何罪可赎？倒不如做件善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又过了七年，即一九七九年，我因申诉，从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出走至北大上访。那时葛明德是生物系党总支委员，我扪心无愧地与他相见。看来，他是平安地渡过了当年的危机。
顺便再说一句。我还记得葛明德在一九五七年时对我说过：“这次划右派，决不会像上次肃反批判你那样，在以后会向你们道歉！”是的，从此一场永无止境的劫难缠绕着我，使我永无宁日。但历史的进程是如此的快，二十二年（对个人生命是黄金时代的全部，对历史却只是弹指一挥间）后的一九七九年的“拨乱反正”，又使我，不仅是我一个人再次听到了确切的“歉意”之声。历史，不是又一次在重演吗？历史，似乎很喜欢开玩笑，然而这却是它的无情的规律！
　批判《春雷》的大会已开，定为右派那是迟早的事。不出所料，七月中上旬，在毕业分配工作之前，我和蒋兴仁、宋炯、成朴、袁有铭等《春雷》编委都列入全校第一批四百多名右派的名单中，也可谓是全国最早登上右派榜中的一批。有时，我对别的“右派”开玩笑说：“你们是后来硬挤进来的，我才是真正的右派，资格最老的右派。毛主席不是说过，一万年以后还是有左、中、右，因此我一万年以后还是右派。”当然这些话，是在错划改正以后说的。否则，岂非自找麻烦！
　可惜的是那份要我签字画押的仅有“张强华在大鸣大放期间，出版《春雷》小报，猖狂向党进攻……”的廖廖数十字，却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右派鉴定书，没有给我一份。然而，一九六二年判处十五年徒刑的判决书，我一直保留至今，实乃一份不可多得的法律奇文与历史见证。在本书的以后篇章中，我将奉献给读者欣赏！
七、袁植芬的自投罗网　
酷暑来临了。同级同学都在收拾行李，打道回府，然后再去报到上任。北大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一切似乎都没发生过，震耳欲聋的大鸣大放的音符所留下的最后一点余音，在空旷的校园中回旋荡漾。人去楼空，年级中只有我与几名留下来接受“工作考查”处分的右派毕业生还呆在空荡荡的廿二斋宿舍楼中，等待着那不可预测的命运……
　　一九五七年十月开始，我与蒋兴仁、宋炯留校工作考查，一起考查的还有几个与《春雷》无关的右派毕业生。我们这些人，不入学校编制，没有教职工的红校徽，仍挂着白色的学生校徽出入校门。在校中做着各种打杂：实验室、图书馆乃至打扫卫生……。待遇是每月生活费二十九元，比当时北京的一级工少三元，但仍然比我刑满释放后在劳改农场的工资二十四元高些。一视同仁，考查的研究生右派也是从五十八元降至二十九元。我们是归入另册的人，不能与正册上的人一样拿工资，但饭还是要吃的，这就创造出一个“生活费”的名堂，这种待遇在以后的文革中，更是司空见惯。开学后，反右虽已近尾声，但还在进行，忙于补挖右派和处理右派。秋冬之交，通知我等去参加一次全校大会，会上当场宣布逮捕十余名罪行严重的极右分子。“广场”主编张元勋和西语系“三害控诉会”的策划者贺咏增等就在这次大会上被公安局带走的。对此，真使我等诚惶诚恐，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当时右派外逃出境的事，也时有所闻。我的心情，正如一左派人士批判右派时说的：“你们这些人，现在整天啃英语，莫非想Go to Capitalism（去资本主义）？”
　　记得，一九五七年七月毕业分配前夕，在天安门城墙下的一块空地上，席地而坐，聆听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对全市高校毕业生的讲话。在大都被遗忘的内容中，唯能记得的，是彭真在告诫毕业生中的右派时说过的话，其大意是只许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你们要回家是可以的，可自谋生路，但卖花生是不允许的（当时花生属统购物资不许私人贩卖——作者注）。可见，在国内活下去，其形势的严峻已不容置疑。更何况在耳际整天响着的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反也反不了……”的歌声。君子能合则留，不能合则去。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出走香港已别无他择。所遗憾的是，我终未能如愿以偿，只得任人宰割。就在此时，一个右派却自投罗网，从香港返回北京。他就是袁植芬。
　　上文中提到的袁植芬同学，他在肃反中被批判并得到道歉之后，鉴于以前的教训，并未在大鸣大放中有所动作，只是在他人的一张大字报上签了个名，以示赞同。毕业分配前夕按惯例，他获得签证去香港探亲。临别时，曾给我留下在港地址，以备后用。俗话说，劫数难逃，仅凭事后才被划为右派分子所写的一张大字报上的一个签名，在毕业鉴定时，他仍然逃不脱划为右派的劫数，并得到了留校工作考查一年的处分。这些他在香港一无所知。
　　当时，同学丁新民也获准去香港探亲。因为我怕右派写信去香港有被公安部门检查之可能，一直未敢通知老袁。此时，丁去港，正好托他通风报信一下。
　　岂料，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底，寒意抖擞的一天，袁植芬突然返回北大。我惊呆了：“老袁，你怎么自投罗网？难道老丁没有告诉你？”这时，我才清楚老丁并未照办所托之事。当时，我即陪伴他去海淀公安局，询问用原签证是否还可去香港。得到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要去，再申请。
　　袁之返京，不能完全归咎于老丁的失讬。其妻司徒园的一再催促他返京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袁与其妻是同去香港，其妻因父母、孩子都在京，在港小住后就返京。而袁继续留港，见港报所载有关大陆反右报导，在返京问题上不免顾虑重重。袁的父亲袁励民为壳牌石油香港代理，在香港是颇有实力的资本家。袁留港不返，生活是绝无问题。也许是他自以为在一张大字报上只签了一个小小的名，不会惹出什么祸害；也许是他拗不过他妻子的屡屡催归；也许是他对爱妻与孩子的思念；也许是他的那种港人向往大陆、报效祖国的心切，他终于回到了祖国的北京。袁植芬从此再也回不了香港，见不到他的父亲。三年后，因反革命冤案他被判处死缓二年，之后，病死狱中。行文之此，我暂停对他的回忆，有关他更多的故事留在后面再叙。
　　如果，袁植芬能在北大四年里多学一点政治，以了解阶级斗争的残忍；如果，袁植芬能平时多读一点历史，知道刘邦为了争霸天下可以不在乎吃自己父亲的肉做的羹，还有朱元璋为了江山的千秋万代而炮轰功臣楼的典故；如果……，那么，他也许不会回来，也就完全避免了这场杀身之祸。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成百年身！”
　　相反，与此同时在波兰学钢琴的傅聪，在得到父亲傅雷被划为右派的消息后，自波兰去了英国避难。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才返回大陆吊祭在“文革”中被迫双双自杀的父母（人民政府已为傅雷夫妇平反昭雪）。傅聪一再声明，对父母之惨死，他不耿耿于怀！一个大音乐家的豁达，值得敬佩。
同样地，与此同时的另一名右派，即在大鸣大放的五月中写过一系列“顶级”大字报的谈谈（笔名）——物理系的沈迪克，在划为右派后，却抢先一步偷渡去了国外，而幸免于难。据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曾以学者的身份回北大讲学。沈迪克的胆大、智机与敏捷，真不愧为北大物理系高材生。我于他回北大稍后的一九七九年曾在北大小住，未能相见，深以为憾！
八、 同窗好友钱嘉亮之死
不是在图书馆整理旧书，就是在校内的什么地方打扫卫生，或者在生物实验室瞎混，就这样熬过了一九五七年剩下的最后日子。有时去前门车站送别零零星星离开北京上任的毕业好友。记得，在一九五七年的一个寒风凛冽的黄昏，我在北京前门车站（今已拆除）送走了最后一批同届知己，其中有分配去西宁民族学院的春雷编委成朴（他得了考查一年的处分），分配至兰州大学的丁新民和至四川大学的钱嘉亮。分配至大西北的，可以说都有“问题”，不是轻量级右派，就是内定右派或中右分子。当时的阶级路线是非常讲究的。
在寒风凛冽的暮色中，无论是暂时留京的我，还是去西北的他们，都仿佛感到无边无际的黑夜在等待着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此种心情，即使用最大的克制，也无法阻止它的流露。特别是去大西北的丁与成两位不免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伤感。有家人前来送行的嘉亮，更是悲伤不已。保重、再见，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如愿以偿。汽笛一声长鸣，彼此竟成永别！
成朴与丁新民（在一九五八年辞职回沪，后去香港他父母处）至今生死不明，杳无音讯。但愿他们好好地活在这个美妙的人间。但钱嘉亮确确实实地死了，而且是死得那么的惨！
钱嘉亮为人忠厚，有点腼腆，待人接物总是那么谦逊、善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好先生。他略长我等同学几岁，因为曾患关节炎在中学时代休过学。在北京城西石老娘胡同甲八号（如今恐已拆除）的他家，是同学们去城里玩时的落脚点。我们很少见到他的留德的、在开滦煤矿当机电总工程师的父亲。他的母亲是典型的慈母良妻，十分和蔼可亲，对我们这些小朋友，可说是关怀备至。有一年国庆前夕，我和几个同学住在他家，以便次日晨至沙滩老北大集合参加游行。临走时，她还特地在每人包里放上两个月饼，以免我等途中饥饿。
一九五八年的一天，我去他家串门。只见正屋内放着嘉亮的遗像和灵台。他母亲与姥姥哭着告诉我：“嘉亮去世了，在山上滚下来死的……”二位老人泣不成声，悲痛之状令人心碎。
之前，我也去过他家。他母亲告诉我，嘉亮被四川大学下放到四川的江油县的一个山沟中接受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教育。同住，不仅是住在一间屋，而且是与生产队长同睡一张床，同盖一床被。同吃，则是与农民同吃一锅饭。生产队长还可以，而他的母亲——那个老太，经常把厚的粥先捞掉，剩下稀的给嘉亮吃，尽管嘉亮是付足了饭钱的。吃不饱，平时偷偷的到集上小店买些饼干之类果腹，被农民知道了要挨批评，因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同劳动，那就是什么活都干。死的那天早上，嘉亮是背着一竹篓去山间小道拾粪的。
在他死之前，他母亲还告诉我，几次去信要嘉亮回京。但他就是不肯放弃教职。他说：“经过锻炼后，是可以回校再搞生理学研究的。”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或许又是一个“铸成大错”的原因。
本来就患有严重的腿足关节炎，平时行走就不太利索，饿着肚子在山间崎岖不平的小道上行走，还要身背箩筐拾粪，从山上滚下来，一失足成千古恨，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发明者，肯定是个“一千年才出一个”的特大天才，如马克思还活着的话，也会对他甘拜下风。
　　当时（一九五八年），我已被发配至北京制药厂与工人同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监督教育。同吃，在一个食堂吃，与工人一样买饭菜票。同住，在一个宿舍睡，但不是一张床，更非一个被窝。与嘉亮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工人老大哥，比起农民兄弟，显得可爱得多。
他母亲最后告诉我，从西安赶赴成都的他姐，没能见到嘉亮最后一面，尸体被焚化了。惟一可告慰的是，得到了全乡村民的三分钟的默哀，并由四川大学党委遵照死者生前意愿，追认他为中共党员。鸣乎哀哉！嘉亮好友，如在天有灵，保佑我们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

前排：左起为：严孝方、袁有铭
后排：左起为：袁惠根、丁新民与张兆耕（研究员，退休于第
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仅为了曾到制药厂来探望过一
次笔者这个右派，使他受到了牵连，甚至被当时的单位从北京
赶至宁夏。）（1955年摄于北京）

唯一留存的可以唤起对钱嘉亮回忆的照片（1956年摄于明十三陵.长陵）
左起为：笔者、袁惠根、丁新民、宋炯、严孝方、钱嘉亮、徐励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