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秋冬，我因是右派分子，畢業後留校工作考察，有幸與湯老同去京郊挖溝勞動，他與我等小青年同樣勞動了一天。那時，他的處境已不太妙了。以後，直至文革，以他的為人，其遭遇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卻能坦然面對。誠如，他在《自述》中所說的那樣：“從一九三三年回國以來的六十多年裡，我的曲折、坎坷的經歷還是十分豐富、美滿的，而且可能是在任何其他國土上不可能得到的經驗——無論是痛苦的或者是美滿的，痛苦有時更能襯托出美滿的佳境！”（摘自《中國科學院院士自述》（1997年））
儘管一年級時的每周三十六節課，不是把你脹死，就是使你累死，然而聽張宗炳先生講授的《生物學引論》卻是一種享受。張先生的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工整而流暢的印刷體拉丁文板書，講台上的有板有眼的台步與手勢，以及那抑揚頓挫的語調，更兼他對生物學原理的精闢分析與獨到見解，與其說，我在聽他講課，還不如說，我在欣賞一出舞台劇。離校二十多年後，我登上講台的那刻起，就立志要再現張先生的講課風格。終因我才疏學淺，未能如願以償。
遺憾的是在一九五五年的肅清反革命運動中，張宗炳因受代表第三條路線的、其父張東蓀之牽連及一些歷史原因而受衝擊，遂致停教。據說，在文革中又蒙受了不少的冤屈。一九七九年我因申訴去北大，在校園中見他正騎着小輪自行車過去。我沒有前去打擾他，但心中在默默地為他祝福：願他從此平安！
學部委員李繼侗教授所講述的植物生態學，內容豐富精彩，妙語如珠，娓娓動聽。美中不足的是他有時在講課過程中去廁所小便，引得一些調皮的男同學在背後打趣地說：“老頭子小便憋不住了！”同學們對李老的稱呼為老頭子，猶如紀曉嵐之呼乾隆帝為老頭子，絕無不尊之意。相反，他老人家的不顧年老體衰，對我等後生小子仍誨之不倦的精神，更加深了學生們對他的愛戴和敬仰。後來，李老調任內蒙古大學當校長，再也見不到他的親切的笑容。
生理學權威的趙以炳教授，是所有教授中講課排場最大的一位。他的每次講課，總是跟隨着一大批聽課的青年教師，並帶有不少的圖表、教具等。而他也是我有生以來遇到的唯一在講課時抽煙的老師。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據說趙老患有老年性痴呆症，可能與他抽煙太多太猛有關。
無獨有偶，我師湯佩松也是個煙迷，他的板煙斗的香氣撲人，使人不飲而醉。據說，他近來也有與趙老同樣的症狀。可見煙草對人的毒害！
四、 記分冊與畢業文憑的不同命運
我有一本珍藏的在北大學習的記分冊，上面記錄着每個學期各門功課考試的成績，並有主考教師的簽名。曾是我老師的、我國生物學界的權威如李繼侗、湯佩松、趙以炳等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即今天的院士）都是對我的主考教師而在記分冊上留下了他們的親筆簽名，當然，張景鉞先生也在我植物學考試成績“優”的下面簽了名。十分痛心的是，這本記分冊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隨我被捕入獄，被那些視知識為糞土的人強行搜去，我苦苦哀求，無濟於事，結果當作廢物處理。但，這些科學界老前輩的名字卻永遠銘刻在我這個學生的心坎上。
我的畢業文憑的命運比成績記分冊要好得多。畢業的次年（一九五八年）我因見報上通知而回校取文憑，得到的答覆是，凡右派的文憑一律緩發。之後於一九六Ｏ年我因反革命案被捕入獄，北大追補開除我早已畢業的學籍，這下也就徹底打消了我取回文憑的念頭。
有誰能想到，二十年後的一九七九年我被平反後的一天，在暫住的北大招待所內我接到了囑我去校教學行政科領取文憑的通知。保管文憑的那位老同志，從小鐵箱中取出了一疊已被陸續取走而剩下不多的被扣文憑。他富有哲理地、意味深長地說：
　　“你看，我都為你們保存得好好的。知道總有那麼一天，你們會來拿的！”其人之高瞻遠矚，非鼠目寸光之庸人所能及，令人敬佩！
　　我手捧着被封存在小鐵箱內，如同我本人被囚禁在鐵籠內長達二十個年頭的畢業文憑，像往年翻開紅寶書那樣小心翼翼地翻開那燙金封面，看到我自己早已失去的青春年華的像片和老校長馬寅初所蓋的最後的印章，久久地凝視沉思，心中起伏不平，所想之多、之深難以言表。
當年若把文憑按時發給了我，還不是難逃與成績記分冊相同的命運。真乃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失而復得的畢業文憑，校長馬寅初在文憑上的最後一次用印
五、 在旋渦中的民主與自由
如果說，北大的學術風範是如此根深蒂固；那麼，它的民主傳統則是那麼源遠流長。這座於一八九八年十二月由清皇朝公辦的“京師大學堂”，在校學生一律被稱為“老爺”的衙門式的學校，在它成立後的第十四年（一九一二年五月）改名為北京大學後，一反往常成為中國的民主搖籃。其功勳首先要歸於它的第一任校長嚴復和其後的蔡元培兩位先生。有着“五四”民主傳統的北大，在以後的“一二•九”運動、西南聯大時期、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運動以及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的大鳴大放運動等都顯示出由嚴復、蔡元培兩位校長創導的並由魯迅、陳獨秀、李大釗、馬寅初諸先生所發揚光大的民主風采。北大以其極為敏感的神經系統，感受着國內外民主潮流的每一點滴聲響與前進的每一步伐。可謂之，起得早、睡得晚——它喚醒了沉睡着的人們，孕育和鼓舞着為民主而奮鬥的一代。
我不能瞻仰到北大的民主先驅者的風采，但還是有幸聆悟到馬寅初校長的民主風度之一、二。
我在北大四年余，很少見到過馬老——所有北大人對馬寅初校長的尊稱。因為他很少來校，聽說也不參與校政。與其說是校長，倒不如說是個“名譽校長”。他的每天早上必洗冷水澡的健身方法，是人人皆知的事。為此，北大的學生對洗冷水澡情有獨鍾，竟有不能洗冷水澡者非北大學生之說。當然，我也受此感染，在校期間十分熱衷於洗冷水澡，並以此為傲。然而，令我最難忘的是馬老的兩次講話，充分地顯示出馬老身上的民主氣息——高度的平民化。
一次國慶節前夕開全校大會，在校東操場的臨時講台上，馬老只說了短短地一兩句話，那就是“兄弟祝大家節日快樂”。向全校師生員工稱兄道弟出自馬老之口，在像他那樣的高層人士中，恐怕是絕無僅有。
　　另一次是馬老陪外賓參觀，行至生物樓正欲上樓梯的時候，他被一群人圍住，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爭先恐後要求馬老談談他的新人口理論。除冷水澡外，同學們最有興趣的是馬老的人口理論。談的內容，我記不周全了。但對馬老不顧陪同的外賓（有別人陪同參觀），獨自一人倚着樓梯的扶手一一回答大家提問時的那種不拘小節、沒有架子、隨和而熱情的態度，使我再次深感一位大學者的民主風度。我想，嚴、蔡等老在世時也會是這樣的吧！
據說，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之際，由中文系學生張元勛與沈澤宜主編的、名噪一時的刊物“廣場”，馬老也曾應刊物編輯部的請求，捐贈過人民幣伍佰元。又據葉永烈著的《反右派始末》一書中的記述，當時的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在六月一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的發言結束時，馬老連連用英語稱讚說：“Very good! Very good!”這些都足以烘托出馬老的民主色彩。
反右運動之後不久，馬老就離開了北大。他的節制人口的理論是很不受主張“人多力量大，熱氣高”的領導人歡迎的。而當時的左傾思潮則乘機把他與馬爾薩斯扯在一起橫加指責。北大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末期、一九五八年春，批判的矛頭直指馬老，北大貼滿了批判馬老的大字報，責問“馬老，究競屬於哪個馬家？”
馬老從此被迫長期寓居，但逆境絲毫未能改變他對真理的執着探索。當他去世前一年，坐着輪椅返回久別的、為他慶祝百歲壽誕的北京大學時，歷史已經公正地作出了他——我們敬愛的校長馬老不是馬爾薩斯，而是馬寅初的結論。
　　人的最大優點之一，恐怕是懂得悔恨：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批了一個馬寅初，多了三億中國人。”此話可能有點過分，但也不可否認決策者的一時之錯，給國家與民族造成多大的災難。人口問題是如此，還有其它呢？……
　　縱觀歷史，無論在世界的哪一角落，還是在歷史的哪一時期，民主總是一個難產兒。它的降生，免不了要剖腹——民主往往是帶着鮮血來到人間的。北大的民主傳統無疑是經歷了好幾代北大人的浴血奮鬥的結果。我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入校伊始就強烈地感受到了這種民主的氣息。從緊挨着辦公大樓的那幢北大黨委所在地的大樓，其名為“民主樓”，就可以看出北大民主傳統之根深蒂固，民主風氣的基石深厚。
　　入校不久的一次全校大會上，有人嫌黨委崔副書記講話囉嗦，而遞上請他講話簡短一點的紙條。我這個新北大人對此很感驚訝，但這在老北大眼裡卻並不罕見。拿今天的時髦話說，這該是北大民主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時過境遷，在幾年後的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中，有人在這作為北大民主象徵的“民主樓”的牆上貼出了如此不恭的打油詩：
“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地空餘民主樓。
民主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作為仿黃鶴樓詩，是絕頂的風趣；作為有的放矢，則使人倍感淒涼。北大，幾十年中的幾代人的民主耕耘，難道就這樣付之東流？
　　社會上的階級鬥爭的烈火愈燒愈旺，校內的“溫度”也隨之而不斷升高。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的開展與深入，在校內演變成一場大批判，有一百四十餘名師生成為批判台上的羔羊。我系的姚仁傑老師（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為右派，並遭長期迫害，平反後返校任教。）在系內首當其衝。爾後，我的同年級同學袁植芬（一九六二年冤死獄中）也被全系批判。最後，於運動末期，我也在年級中被點名批判。……“酷暑”與“寒流”交替侵襲着北大校園內的亮麗風景線。民主與自由開始了它的沉淪。
　　在我的文稿中，差一點誤用了“批鬥”兩字。批判與批鬥，僅一字之差，卻有很大區別。在肅反與反右中，被衝擊對象受到的是批判；而在文革中，受到的卻往往是批鬥。判與斗，可謂之一文一武，對被批者實施的待遇卻大相徑庭。坐在大會、小會席上，輪番地聽別人對你的指責，這是批判。用橡皮包着的棍子抽你，頸上掛着一、二十斤重的大“鎖片”，上面寫着你的尊姓大名和“罪行”，怕你“感冒”給你戴上小丑般的高帽子讓你遊街，這是批鬥。批鬥，那是文革的產物，舍此，就無法顯示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堅定性與徹底性。當時我們這些人受到的只是批判，而決非批鬥。那時批鬥還沒被革命者創造、發掘出來呢！
　　袁植芬與我因同年級而頗有往來。他是一位道道地地的香港富商的公子，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曾在北大預科學習過。一九四九年，北平（國民政府時北京稱北平）被包圍時，他與同學（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孫科之子）共乘一架飛機離開北平。袁返港後，仍過着其公子哥兒的生活。因有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人民政府對海外僑胞的宣傳，他再次回大陸，並重返北大求學。隨後袁與歸僑、畫家司徒喬之女司徒園結婚。司徒園求學於北京師範大學俄語系。他們結婚後，每年生育，至四年級臨近畢業時，已是四個孩子的爸媽了。好在當時我們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在蘇聯多產母親被譽為光榮媽媽。袁過慣港式生活，平時言談隨便，更因北大的民主和自由，常流露出一些對現實的與眾不同的看法。他喜歡享受，習慣於今天的所謂高消費，譬如探親回港路過上海，要住人民幣六元一夜的國際飯店。在校時頗愛談論他以前在港的浪漫生活，如在自家的汽車內與女郎周旋等等。這些本是無足掛齒的私事、瑣事，可是卻受到了周圍進步群眾的非議，特別是他的任國家婦聯幹部、非常進步的紅色人士、岳母大人的檢舉揭發。災難也就對他不期而至了。
　　對他的在港私生活的揭露，無疑是對他的資產階級腐朽沒落思想與言論進行批判的有力武器；同時，也贏得了年級中不少潔白無瑕的女同學的憤慨，聲色俱厲的批判也就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我真不明白，這與肅清反革命有何關係？老袁與國民黨特務或帝國主義情報機關風牛馬不相干，真如俗話說的：“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
　　對我的批判，還有點道理。因為我對父親的死有過悲傷的痛哭；也因為我曾運用了我所理解的民主，在宿舍樓的一個什麼欄里貼過一張我寫的、反駁別人批判胡風先生的短文。當時全國正在開展着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胡風因上萬言書，後被關押，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平反。在我因此被開除共青團籍之後，對我再批判以加溫，還算師出有名。有其父必有其子，從血統論上說，那是合乎邏輯的。
　　至於那位虔誠的女天主教徒柏同學，因為同寢室同學的揭發而遭到突然批判，那就更有點玄了。批判什麼？是批判上帝？好在上帝是仁慈寬容的，不會計較無神論者的挑釁！
　　事後，大約相隔不到一年，系裡宣布：向這些被批的人（包括我在內）表示道歉！其它各系也是這樣。這是根據上面來的“有錯必糾”的政策而作的決定。想批就批，想糾就糾，人權何在？但是，事情還遠未結束，“好戲”還在後面！
　　本來沒有隔閡的同窗、師生關係，此後就蒙上了陰影。人們的頭腦，因為被教育得多出了一根階級鬥爭的弦，而變得沉重起來。北大的民主、自由亮麗風景線，連同它的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也仿佛在政治旋渦中時起時沉而縹緲不定。
六、大鳴大放與《春雷》小報　
一九五六年初春，北大在肅反中被批的一百四十餘人中的絕大多數均得到了“道歉”。隨着錢學森的回國，僑居國外的一批華人中的高級知識分子的相繼歸來，北大也來了一些新人。生物系就有李瓊華、梅鎮安等教授回國後出現在講台上。從各方面看，“氣候”有點轉暖，正如社會學家費孝通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中所描述的，中國的政治氣候出現了早春天氣。如果說，《早春》一文道出了當時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壓抑心情；那麼，它也同樣喚醒了沉睡中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北大又開始活躍起來，久別的、似曾相識的民主又回來了。一場大鳴大放在醞釀之中。
　　如果說，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是北大歷史上光輝燦爛的一天；那麼，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十九日則是北大歷史上令人難忘的一日。那天中午，在飯廳灰色的牆上出現的一群歷史系同學責問團委出席“三大”代表如何產生的紅色大字報，以及緊接着由龍英華貼出的“要求開闢民主牆”的第二張大字報，揭開了北大民主運動，確切地說是大鳴大放的序幕。
　　次日（二十日），張元勛、沈澤宜的“是時候了”，譚天榮的“一株毒草”，陳奉孝的“年青人，我們是北大的主人”，嚴仲強的“瘋子的話”，葉於泩的“改革制度”、“整風而外可以考慮的幾點建議”以及二十一日劉奇弟的“胡風絕不是反革命”，崔德甫的“替胡風喊冤”，王國鄉的“有頭腦的人不要這樣想”，沈迪克（筆名為談談）的“無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等等眾多學生的大字報絡繹不絕地出現在大飯廳等處的牆上。至二十日下午五時許已有大字報一百六十多張，而稍後的幾天裡，大字報則以鋪天蓋地之勢席捲北大。民主的熊熊烈火照亮了北大美麗的校園。
　　大字報固然便於眾人閱看，然而有被風吹雨淋、無法傳閱並易遭人破壞的缺陷。何不以小報的形式出現，可以起到大字報所無法起到的作用。於是，我所提出的出版小報並成立編委會的想法，在生物系內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十九日當天成立了由我任主編，嚴孝方任副主編，蔣興仁、宋炯、袁有銘、成朴、黎膏翔等七人組成的編委會，小報定名為《春雷》。在廣大同學的支持（投稿、謄寫、紙張、油印）下，《春雷》終於在三天后，即五月二十一日向全校發行，並得到了校圖書館的收藏。作為主編，我寫了《春雷》的創刊詞。由於年代久遠，記憶消失，小報也無從尋覓，我只能以尚能回憶的創刊詞的結尾追述於下：　　　
……
春雷在響，
雨將臨。
久旱的人們，
在爭待暢飲！
當時的費孝通的《早春》一文，引起了我的共鳴。我以為，早春既已來到，春雷正在作響，春雨必將滋潤祖國大地，它將給人們以新的生活的源泉。
　　無獨有偶，就在《春雷》出刊的二十一日，張元勛、沈澤宜、李亞白的《廣場》牆報，楊路、張景中等人的《自由論壇》，崔德甫的《百花壇》等小報相繼問世。在以後的日子裡，北大校內的此種小報約達八種之多。
有一本北京出版社於稍後出版的即興書籍《首都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的巨大勝利》，儘管其內容為對右派分子的批判文章，但透過批判內容也可挖掘出一些可貴的歷史資料。其中，第161頁上就提到了“……譚天榮的黑格爾－恩格斯學派，劉奇弟、崔德甫的“百花壇”，張強華、蔣興仁等人的“春雷”等反動小集團與反動刊物……”，為我個人的歷史作了佐證。而四十二年後的一九九九年，馬嘶著的回憶錄《負笈燕園》的第十一章“湖畔驚雷”中也提到了小報《春雷》。

一九五七年底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首都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的巨大勝利>>一書

該書述說有關“春雷”的內容

幾乎和它同時出版的英國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菲力普•肖特的著作《毛澤東傳》（英文版•1999年，中文版•2004年）中，作者在記述北京大學於1957年的那場著名的大鳴大放運動中所湧現出來的學生團體與刊物時，還是注意到了《春雷》的存在。（附：菲力普•肖特著《毛澤東傳》一書封面的照片及載有《春雷》的第374頁的複印件）


當時，我正忙於寫畢業論文。有關“植物體內硝酸還原酶的適應性”的實驗雖已結束，但論文還處於撰寫階段，無暇參與諸刊物大聯合——《廣場》的出版。可能就是這點，我未被劃入“極右分子”的等級。今天每當回憶此事，我還因為沒有像我的那些可敬的同輩為民主竭盡全力而深感內疚。
　　我還寫了一些雜文，如“公開學生人事檔案”等大字報，其中有的被收進了北大出版的《右派言論匯編》。這在一九五八年春，我行將離校去工廠接受工人的監督教育時，生物系黨總支書記陳守良向我出示的。其用意，是叫我知道自己問題的嚴重，勸我今後好好改造。這是我在北大，黨給我上的最後一課。謝謝他們的關心，但幾十年來，歷盡滄桑，我還是那個我。“人之初，性本善。”難道本善之性，也需改造嗎？
　　我也曾參與大約是五月二十三日在北大學生宿舍十七齋與十八齋連接處的空地上舉行的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的演講會。可惜，當時情況非常混亂，無法認真聽講。嗣後，二十五日下午，我應繳參加了西語系舉行的“三害”控訴會。發言者揭發的令人痛心的事實，引起了同學們極大憤慨。
　　這裡我仍要引用一九五七年底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首都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的巨大勝利》一書第一百六十頁上左派人士的批判文章：“……接着，二十三日，林希翎在辯論台前煽動性的演說以及再後兩天的由黃繼忠、賀詠增等右派分子幕後操縱的西語系的所謂控訴會，二十六日出現的由黃繼忠率領的二十九個豎掛校徽的人到清華的宣傳，一時鬧得滿城風雨、烏煙瘴氣。”左派人士的文字，也足以反映當時鳴放的熱烈場面。
　　總之一句話，北大當時的民主浪潮之高漲，仿佛使人感到又回到了老北大沙灘紅樓時的年代。
　　關於當時無論是全國各大報刊、北大的刊物，還是校園內的大字報、小報等，以及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二十多年中所出版的各種回憶錄、史料等編著，如葉永烈的《反右派始末》，牛漢、鄧九平主編的《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的三卷本，特別是其中的《原上草》等等都已有對往事的翔實記述，無需我再在這裡贅述。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風雲突變。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吹響了左派進攻的衝鋒號。緊接着的十日社論《工人說話了》，工人們射出了進攻的第一槍。“反擊右派的第一梯隊是工人，率先出動了。這與在文革中派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的做法，如出一轍。”（引自葉永烈《反右派始末》）
　　中國的工人階級是可敬的。無論在建國前，還是在建國後的歷次運動中，他們總是最堅決地聽共產黨的話，站在運動的最前沿；即使在不搞階級鬥爭的改革開放的今天，在調整產業結構的潮流中，他們也還是衝鋒在前。大批工人的下崗、待業，為實現“讓少數人先富起來”而心甘情願地、不吭不聲地作出了巨大犧牲。但願，這些工人兄弟能在改革開放的明天，隨着那些“少數先富起來”的人，也一同富起來。
　　我當然也逃脫不了歷史的“懲罰”。在北大開展的反右運動的聲浪中，六月下旬，北大西校門的辦公大樓二樓的大禮堂內，一個在主席台前上方的橫幅上寫着“批判春雷反動刊物”的大會在全校召開。
大會是奉命召開的，因此大禮堂的樓上、樓下的奉命出席者濟濟一堂。《春雷》的編委們被通知參加大會，進入會場才恍然大悟開會的內容。輪番的、無新意的、鸚鵡學舌的批判發言，沒留給我深刻的回憶；留在記憶中最深的要算是在大會進行到一半時，出於憤慨，我率領了在身旁附近就坐的《春雷》編委中的大部分人退席。
退席，即使在當時的那種情景下，被批判者依然能有權這樣做，充分地反映出北大的民主傳統是不會輕易喪失的。而退席一事，在我一生中留下了自傲的回味；也許，這是對兩年前的肅反中對我的批判，我未能作出退席的一個反思。人總是要有一點骨氣的，我這樣想，大部分編委也是這樣想的。好在，大會主持者的目的，不完全在針對我們這些編委，而在於鼓動數以千百的出席者，以便在更大程度上營造一個全校轟轟烈烈的反右氣氛。
以《春雷》的影響而言，雖如批判大會上所指出的，它與校內其它右派集團聯合起來猖狂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起着煽風點火的作用。《春雷》的創刊詞的結尾就是一個明證。其實，《春雷》是獨立的，與校內外右派集團並無多大聯繫。《春雷》僅出版了四期，第五期在一片反右聲中夭折，編輯部也自行解散。至於《春雷》中的雜文，除我署名的創刊詞外，大部分內容，在“右派”言論中還夠不上“頂級” ——當然，上綱上線還是大有可挖。
　　誠如我所說，創刊詞是我以原名所署，而其中大部分投稿者用的都是筆名，原名幾乎只有我主編一人知曉。這就在十多年後引出了一個故事：
　　一九七二年秋，那時全國還處於“文革”的黑暗之中。北大的什麼“井岡山”與“公社”等派別正鬥爭得不亦樂乎的時刻，我正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
一天上午，兩個穿便服的、操北京口音的一男一女由監獄管理員陪同前來監房提審我。在詢問了一些健康及生活情況之後，向我提出，要我交待葛明德參與《春雷》的情況。　
“葛明德與春雷有密切的關係，你要詳細交待他的情況。”
“葛明德是共產黨員，支部的幹部，怎可能與春雷有關？”我反駁說。
“他為春雷寫了不少文章，他積極支持你們。”
“這是不可能的，他怎麼會在春雷上投稿！”我表示十分驚訝。
“他在春雷上投稿時，用的都是化名，你要老實交代！難道你不想將功贖罪，爭取寬大？”那個男的聲音比起先高得多，似乎很惱火。
“我剛開過大刀，全身麻醉，記憶力嚴重受損，你們可向春雷其它編委打聽。”
“其它編委說，只有你主編一人知道化名者的原名。你難道要包庇葛明德？”
“時隔十多年了，我又病得如此，實在記不得了！”我一再推脫。
其實，我心裡很明白。葛明德是生物系的中共黨員、學生幹部，與我同級同學，又曾同一寢室。他在一次選拔留蘇生中因落選而憤憤不平。因此，在《春雷》中確有一篇他化名為“平民”的題為“靠祖墳吃飯”的雜文，藉以“攻擊”當時的選拔留蘇生的政策。
　　在那“將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文革”時代，我雖身陷囹圄，也深知一個“漏網右派”一旦被查證後，其下場將何等悲慘。在獄中的患肺結核、腰椎結核，幾乎使我喪命的經歷，對同窗多年的這位左派人士，多少起了一點惻隱之心。人之將亡其心也善，何況，我本來就是一個“性本善”的人。心想，爭取寬大，於我何用？將功贖罪，我又何罪可贖？倒不如做件善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又過了七年，即一九七九年，我因申訴，從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出走至北大上訪。那時葛明德是生物系黨總支委員，我捫心無愧地與他相見。看來，他是平安地渡過了當年的危機。
順便再說一句。我還記得葛明德在一九五七年時對我說過：“這次劃右派，決不會像上次肅反批判你那樣，在以後會向你們道歉！”是的，從此一場永無止境的劫難纏繞着我，使我永無寧日。但歷史的進程是如此的快，二十二年（對個人生命是黃金時代的全部，對歷史卻只是彈指一揮間）後的一九七九年的“撥亂反正”，又使我，不僅是我一個人再次聽到了確切的“歉意”之聲。歷史，不是又一次在重演嗎？歷史，似乎很喜歡開玩笑，然而這卻是它的無情的規律！
　批判《春雷》的大會已開，定為右派那是遲早的事。不出所料，七月中上旬，在畢業分配工作之前，我和蔣興仁、宋炯、成朴、袁有銘等《春雷》編委都列入全校第一批四百多名右派的名單中，也可謂是全國最早登上右派榜中的一批。有時，我對別的“右派”開玩笑說：“你們是後來硬擠進來的，我才是真正的右派，資格最老的右派。毛主席不是說過，一萬年以後還是有左、中、右，因此我一萬年以後還是右派。”當然這些話，是在錯劃改正以後說的。否則，豈非自找麻煩！
　可惜的是那份要我簽字畫押的僅有“張強華在大鳴大放期間，出版《春雷》小報，猖狂向党進攻……”的廖廖數十字，卻決定我一生命運的右派鑑定書，沒有給我一份。然而，一九六二年判處十五年徒刑的判決書，我一直保留至今，實乃一份不可多得的法律奇文與歷史見證。在本書的以後篇章中，我將奉獻給讀者欣賞！
七、袁植芬的自投羅網　
酷暑來臨了。同級同學都在收拾行李，打道回府，然後再去報到上任。北大又恢復了暫時的平靜，一切似乎都沒發生過，震耳欲聾的大鳴大放的音符所留下的最後一點餘音，在空曠的校園中迴旋蕩漾。人去樓空，年級中只有我與幾名留下來接受“工作考查”處分的右派畢業生還呆在空蕩蕩的廿二齋宿舍樓中，等待着那不可預測的命運……
　　一九五七年十月開始，我與蔣興仁、宋炯留校工作考查，一起考查的還有幾個與《春雷》無關的右派畢業生。我們這些人，不入學校編制，沒有教職工的紅校徽，仍掛着白色的學生校徽出入校門。在校中做着各種打雜：實驗室、圖書館乃至打掃衛生……。待遇是每月生活費二十九元，比當時北京的一級工少三元，但仍然比我刑滿釋放後在勞改農場的工資二十四元高些。一視同仁，考查的研究生右派也是從五十八元降至二十九元。我們是歸入另冊的人，不能與正冊上的人一樣拿工資，但飯還是要吃的，這就創造出一個“生活費”的名堂，這種待遇在以後的文革中，更是司空見慣。開學後，反右雖已近尾聲，但還在進行，忙於補挖右派和處理右派。秋冬之交，通知我等去參加一次全校大會，會上當場宣布逮捕十餘名罪行嚴重的極右分子。“廣場”主編張元勛和西語系“三害控訴會”的策劃者賀詠增等就在這次大會上被公安局帶走的。對此，真使我等誠惶誠恐，大有“兔死狐悲”之感！當時右派外逃出境的事，也時有所聞。我的心情，正如一左派人士批判右派時說的：“你們這些人，現在整天啃英語，莫非想Go to Capitalism（去資本主義）？”
　　記得，一九五七年七月畢業分配前夕，在天安門城牆下的一塊空地上，席地而坐，聆聽當時的北京市長彭真對全市高校畢業生的講話。在大都被遺忘的內容中，唯能記得的，是彭真在告誡畢業生中的右派時說過的話，其大意是只許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不許亂說亂動。你們要回家是可以的，可自謀生路，但賣花生是不允許的（當時花生屬統購物資不許私人販賣——作者注）。可見，在國內活下去，其形勢的嚴峻已不容置疑。更何況在耳際整天響着的是“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右派分子反也反不了……”的歌聲。君子能合則留，不能合則去。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出走香港已別無他擇。所遺憾的是，我終未能如願以償，只得任人宰割。就在此時，一個右派卻自投羅網，從香港返回北京。他就是袁植芬。
　　上文中提到的袁植芬同學，他在肅反中被批判並得到道歉之後，鑑於以前的教訓，並未在大鳴大放中有所動作，只是在他人的一張大字報上簽了個名，以示贊同。畢業分配前夕按慣例，他獲得簽證去香港探親。臨別時，曾給我留下在港地址，以備後用。俗話說，劫數難逃，僅憑事後才被劃為右派分子所寫的一張大字報上的一個簽名，在畢業鑑定時，他仍然逃不脫劃為右派的劫數，並得到了留校工作考查一年的處分。這些他在香港一無所知。
　　當時，同學丁新民也獲准去香港探親。因為我怕右派寫信去香港有被公安部門檢查之可能，一直未敢通知老袁。此時，丁去港，正好托他通風報信一下。
　　豈料，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底，寒意抖擻的一天，袁植芬突然返回北大。我驚呆了：“老袁，你怎麼自投羅網？難道老丁沒有告訴你？”這時，我才清楚老丁並未照辦所託之事。當時，我即陪伴他去海淀公安局，詢問用原簽證是否還可去香港。得到的回答，當然是否定的。要去，再申請。
　　袁之返京，不能完全歸咎於老丁的失託。其妻司徒園的一再催促他返京是一個重要原因。當時袁與其妻是同去香港，其妻因父母、孩子都在京，在港小住後就返京。而袁繼續留港，見港報所載有關大陸反右報導，在返京問題上不免顧慮重重。袁的父親袁勵民為殼牌石油香港代理，在香港是頗有實力的資本家。袁留港不返，生活是絕無問題。也許是他自以為在一張大字報上只簽了一個小小的名，不會惹出什麼禍害；也許是他拗不過他妻子的屢屢催歸；也許是他對愛妻與孩子的思念；也許是他的那種港人嚮往大陸、報效祖國的心切，他終於回到了祖國的北京。袁植芬從此再也回不了香港，見不到他的父親。三年後，因反革命冤案他被判處死緩二年，之後，病死獄中。行文之此，我暫停對他的回憶，有關他更多的故事留在後面再敘。
　　如果，袁植芬能在北大四年裡多學一點政治，以了解階級鬥爭的殘忍；如果，袁植芬能平時多讀一點歷史，知道劉邦為了爭霸天下可以不在乎吃自己父親的肉做的羹，還有朱元璋為了江山的千秋萬代而炮轟功臣樓的典故；如果……，那麼，他也許不會回來，也就完全避免了這場殺身之禍。真可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成百年身！”
　　相反，與此同時在波蘭學鋼琴的傅聰，在得到父親傅雷被劃為右派的消息後，自波蘭去了英國避難。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才返回大陸弔祭在“文革”中被迫雙雙自殺的父母（人民政府已為傅雷夫婦平反昭雪）。傅聰一再聲明，對父母之慘死，他不耿耿於懷！一個大音樂家的豁達，值得敬佩。
同樣地，與此同時的另一名右派，即在大鳴大放的五月中寫過一系列“頂級”大字報的談談（筆名）——物理系的沈迪克，在劃為右派後，卻搶先一步偷渡去了國外，而倖免於難。據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他曾以學者的身份回北大講學。沈迪克的膽大、智機與敏捷，真不愧為北大物理系高材生。我於他回北大稍後的一九七九年曾在北大小住，未能相見，深以為憾！
八、 同窗好友錢嘉亮之死
不是在圖書館整理舊書，就是在校內的什麼地方打掃衛生，或者在生物實驗室瞎混，就這樣熬過了一九五七年剩下的最後日子。有時去前門車站送別零零星星離開北京上任的畢業好友。記得，在一九五七年的一個寒風凜冽的黃昏，我在北京前門車站（今已拆除）送走了最後一批同屆知己，其中有分配去西寧民族學院的春雷編委成朴（他得了考查一年的處分），分配至蘭州大學的丁新民和至四川大學的錢嘉亮。分配至大西北的，可以說都有“問題”，不是輕量級右派，就是內定右派或中右分子。當時的階級路線是非常講究的。
在寒風凜冽的暮色中，無論是暫時留京的我，還是去西北的他們，都仿佛感到無邊無際的黑夜在等待着我們中的每一個人。此種心情，即使用最大的克制，也無法阻止它的流露。特別是去大西北的丁與成兩位不免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傷感。有家人前來送行的嘉亮，更是悲傷不已。保重、再見，上帝並沒有讓我們如願以償。汽笛一聲長鳴，彼此竟成永別！
成朴與丁新民（在一九五八年辭職回滬，後去香港他父母處）至今生死不明，杳無音訊。但願他們好好地活在這個美妙的人間。但錢嘉亮確確實實地死了，而且是死得那麼的慘！
錢嘉亮為人忠厚，有點靦腆，待人接物總是那麼謙遜、善良，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好先生。他略長我等同學幾歲，因為曾患關節炎在中學時代休過學。在北京城西石老娘胡同甲八號（如今恐已拆除）的他家，是同學們去城裡玩時的落腳點。我們很少見到他的留德的、在開灤煤礦當機電總工程師的父親。他的母親是典型的慈母良妻，十分和藹可親，對我們這些小朋友，可說是關懷備至。有一年國慶前夕，我和幾個同學住在他家，以便次日晨至沙灘老北大集合參加遊行。臨走時，她還特地在每人包里放上兩個月餅，以免我等途中飢餓。
一九五八年的一天，我去他家串門。只見正屋內放着嘉亮的遺像和靈台。他母親與姥姥哭着告訴我：“嘉亮去世了，在山上滾下來死的……”二位老人泣不成聲，悲痛之狀令人心碎。
之前，我也去過他家。他母親告訴我，嘉亮被四川大學下放到四川的江油縣的一個山溝中接受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教育。同住，不僅是住在一間屋，而且是與生產隊長同睡一張床，同蓋一床被。同吃，則是與農民同吃一鍋飯。生產隊長還可以，而他的母親——那個老太，經常把厚的粥先撈掉，剩下稀的給嘉亮吃，儘管嘉亮是付足了飯錢的。吃不飽，平時偷偷的到集上小店買些餅乾之類果腹，被農民知道了要挨批評，因為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同勞動，那就是什麼活都干。死的那天早上，嘉亮是背着一竹簍去山間小道拾糞的。
在他死之前，他母親還告訴我，幾次去信要嘉亮回京。但他就是不肯放棄教職。他說：“經過鍛煉後，是可以回校再搞生理學研究的。”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對事業的執着追求，或許又是一個“鑄成大錯”的原因。
本來就患有嚴重的腿足關節炎，平時行走就不太利索，餓着肚子在山間崎嶇不平的小道上行走，還要身背籮筐拾糞，從山上滾下來，一失足成千古恨，這難道是偶然的嗎？！“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發明者，肯定是個“一千年才出一個”的特大天才，如馬克思還活着的話，也會對他甘拜下風。
　　當時（一九五八年），我已被發配至北京製藥廠與工人同勞動，接受工人階級的監督教育。同吃，在一個食堂吃，與工人一樣買飯菜票。同住，在一個宿舍睡，但不是一張床，更非一個被窩。與嘉亮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工人老大哥，比起農民兄弟，顯得可愛得多。
他母親最後告訴我，從西安趕赴成都的他姐，沒能見到嘉亮最後一面，屍體被焚化了。惟一可告慰的是，得到了全鄉村民的三分鐘的默哀，並由四川大學黨委遵照死者生前意願，追認他為中共黨員。鳴乎哀哉！嘉亮好友，如在天有靈，保佑我們社會主義紅色江山千秋萬代。

前排：左起為：嚴孝方、袁有銘
後排：左起為：袁惠根、丁新民與張兆耕（研究員，退休於第
二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僅為了曾到製藥廠來探望過一
次筆者這個右派，使他受到了牽連，甚至被當時的單位從北京
趕至寧夏。）（1955年攝於北京）

唯一留存的可以喚起對錢嘉亮回憶的照片（1956年攝於明十三陵.長陵）
左起為：筆者、袁惠根、丁新民、宋炯、嚴孝方、錢嘉亮、徐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