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经学起源

2.1（2）

退一步说，即使今本《孔子家语》并非后人伪作而确为汉代真本，其有关孔子身世叙述的可信度也远不可与《史记》同日而语。何以言之？曰：其说有四：

其一，司马迁父子身为朝廷史官，不仅有机会阅读民间流传的文献，以及由民间献上朝廷、未曾在民间流传的古籍，而且有机会阅读不为外人所知的、藏于朝廷的秘笈。反之，《孔子家语》的作者不明，无从知其内容所从来。

其二，《史记》基本上是部信史。所谓信史，并非是说其中所记之一切皆准确无误。所记之一切皆准确无误的史册其实不可能存在，但凡无隐瞒、歪曲真相之动机，志在全面反映既往真相之作，皆当以信史目之。《史记》之足以当信史，早有定论，毋庸复赘。《孔子家语》的目的旨在鼓吹孔子其人及其学说，既有如此目的，就不能排除隐瞒与歪曲从而充分美化孔子及其学说之动机。

其三，与司马迁同时而稍早者，有孔安国其人。此人不仅是孔子十一世孙，而且是兼通今、古文两派的一代大儒，对于孔子身世之了解，在当时应当无出孔安国之右者，倘若《孔子家语》所记录者为真相，孔安国绝对不可能不知。司马迁曾师从孔安国，两人既有师生的关系，司马迁撰写《史记·孔子世家》之时，怎会不请教于孔安国？倘若《孔子家语》所记录者为真相，司马迁又如何能不闻诸孔安国而予以采用？伪作《孔子家语》之作者显然亦深明“对于孔子身世之了解，在当时应当无出孔安国之右者”之理，故假托孔安国之名，只是忽略了司马迁亦当知之的事实，或者以为可以无视这一事实。

其四，司马迁撰写《史记》之时，不仅撰写“孔子世家”，视同孔子于诸侯王，而且又为孔子弟子立传，更为传孔子学术者立儒林传。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孔子及其学术推崇备至、无以复加。既然如此，司马迁绝不可能故意歪曲或丑化孔子之出身。虽然野合与私生在先秦与汉初未必为丑闻，亦绝非值得炫耀之光彩。倘若孔子因野合而私生之说并非无可否认之事实，司马迁断然不会捏造孔子为野合之私生子之说。

时至近代，西方奴隶社会学说传入中国，于是而有人鼓吹孔子之时的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又从“野合”二字而断言孔子实因奴隶主强奸奴隶或贱民而生。孔子之世或者有奴，不过，有奴的社会并不等于奴隶社会。比如，美国畜奴的历史终止至今不足一百五十年，而美国社会的任何阶段皆从来不曾被鼓吹人类存在奴隶社会的任何学派视为奴隶社会。西方奴隶社会之说，以古罗马之奴隶社会为据，而古罗马之有奴隶社会，不等于古中国也必须有奴隶社会。从“野合”二字而推测出“强奸”，更为牵强。

要言之，唐代之不合礼说与近代之强奸说，皆为满足某种意识形态而曲为之说，断不可信。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与《论语》的记载推测，孔子的出身状况应当如是：

孔子因孔父与孔母野合而私生，孔子出生不久孔父即死，或者孔子生而为遗腹之子。孔子少时不曾被孔府接受，孔母死后方才得以回归孔氏。最终被孔府接受的原因，在于孔子之兄死而身后无男（《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弟子孔忠，具名而已，并无只字提及与孔子的关系，今本《孔子家语》称孔忠为“孔子兄之子”，亦为无稽之谈）。倘若孔府不接受孔子为其继承人，则会令孔氏无后。